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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安徽无为一村庄的大饥荒实录 (2)
送交者: ByStander 2011年09月29日22:31:4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1959安徽无为一村庄的大饥荒实录 (2)

李蜀皖

第六章,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的人?

我老家所在的无为县,饿死20-30万,超过南京大屠杀

我们安徽无为饿死多少人?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中记载:“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 人,1960 年饿死126524 人。1957 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 人,1960 年底只有662557 人,减少了320422 人。再加上1961 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 万以上。”这个数字可能不包括新出生的人口(加上这个,就饿死更多的人)和逃亡外地的人口(减去这个,就没有饿死那么多)。谢贵平调查的结果是,全县饿死20 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死亡率在1/3-1/5之间,这个死亡数字和比例之疯狂,甚至超过了所谓的“南京大屠杀”。

我父亲不是专家,也无法掌握这些详细的资料,但是我们金河埂村180多人,饿死80多人(保守数字也是60多人),逃亡20多人,活下80多人的数字,大致误差是不大的。我们家当时4人,大伯饿死,大伯的童养媳后改嫁,我爸爸和叔叔在外地炼钢铁和修铁路,因而没死。从我们村死亡人数来看,杨金声的数据,是可信的。

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的人?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不理解,很多现在的人也不理解。有一些人说3年大饥荒饿死人是谎言,也有一些人说饿死没有那么多人,有一些人说是自然灾害,还有一些人说是苏修逼债,还有一些说这只是上面领导善意的政策失误、是下面领导素质不高的人执行太疯狂等等。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不但查阅了杨继绳的《墓碑》,曹树基、王维志、金辉、Kane Penny、Jasper Becker等人的相关著作,还直接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爸爸,于是得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粗线条。

第一点,虚报粮食产量,强行征收粮食。

1958年刮起大跃进风,赶英超美,到处放卫星,说各地亩产超万斤等等。那个年代,还没有杂交稻,虽然说我们那土地较肥沃,但是亩产一般就是三五百斤,现在也很难过千斤。说亩产超万斤,各个地方的官员必需完成这个上报指标,报少了要批评,甚至撤职,算是犯了错误。于是大家竞相浮夸,浮夸的结果,就是上缴征粮,按照老百姓的说法,上级吹牛得奖状,下级吹牛要交税。没有交那么多粮,就是被“瞒产私分”了,是很严重的罪行,轻则批评撤职,永不录用,重则批斗至死,株连一家。没有收获那么多粮食,却数倍地上报,于是公社里面的存粮、谷种、饲料都被迫上缴,公社仓库没粮食,大食堂也就没有,时间一久,自然就开始饿死人了。这个是大批饿死人的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瓦解农村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

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跑步迈入共产主义社会。先是要求取消单干,入“入初级社”,紧接着“入高级社”,后就实行大锅饭大食堂,成立人民公社,在我们安徽叫法是“大呼隆”,就是将所有的粮食、工具、牲畜、田地,几乎包括所有财产,全部上缴。 然后集体到公社大食堂统一吃饭,统一耕种。家里的锅碗瓢盆也砸掉大办钢铁,说留着也没什么用。大呼隆并不是自愿的,按照我爸爸的说法,一开始,也有很多人抵制,但是上面的人将建国后各种公共费用,例如打仗、修水利等钱,也算在老百姓头上,要农民偿还。这是天文数字,自然是不可能还得起的。1958年,我们那为了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大跃进、大锅饭、大呼隆,对不执行的地方干部,称呼为“社会主义的拌脚石”,实行大逮捕。政府逮捕邢修章(原生产队长),要求其他全部干部都要写入党。邢修章用我们那土话,说了一句“牛B套了头——不干不招(不行的意思)”,就这一句话,让他坐牢2月,生了大病回来。胡合胜、陆大成、单长发,严少生大概5个人,反对搞大呼隆,全部遭到坐牢和批斗。

借社会主义改造之名,行抢劫全社会财富之实,所有人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现在建立了《物权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反拆迁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但是在1956-1958年,那时候没收几乎全部私有财产,这些财产尤其是土地,甚至是百年几百年祖先的积累,就这样几乎没有任何补贴就被夺了去。在这之前,民国国民党时期的货币,几乎成为废纸,而共产党的中国,也经历了几次类似现在朝鲜的货币改革,就是将解放前的钱,按照100等高数字的兑1等方式,将民间的钱彻底洗干净了。就这样,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积蓄了,连续发生这些事情,将老百姓真正搞得一分不剩,一穷二白的,无论你曾经是富翁、还是贫穷,现在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大呼隆能够轻松征收一个人的全家财产和土地。共产主义不是打土豪分田地,也不是均贫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先打土豪分田地,随后就收回,然后是共同贫困,这就是至今也没反省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对乡绅资本家地主是灾难,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灾难,没有人从中得益,这才是真相。就是当时的各种政策,现在想起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农民家不仅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粮食、甚至没有了吃饭的锅碗瓢盆,公社大锅饭一旦没有粮食,大饥荒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点,政府拒绝开放粮仓救助,拒绝国际援助。

各个年代、各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储备粮,用于可能的灾荒,1959年政府也是有储备粮的,而且也不少。那时候,公社里面存粮很快就被吃完、浪费完,粮食调上去了,却没有再派下来,大饥荒开始了。大饥荒开始后,我们那各地都有饿死人的情况。各地百姓和干部纷纷向上求援,要求派粮。但是一方面上级认为下面有存粮,被瞒产私分了,拒绝放粮,另一方面,中层干部们邀功请赏,虚报自己的地方没有饿死人,将死亡案例当做“浮肿病”应对了事,导致下情不能上达。执意要求放粮的干部,遭到上纲上线的批斗。

拒绝国外援助,但是却铺张浪费地大笔援助外国,穷人接济富人,可笑可叹

实际情况是,各地国家粮库,仍旧存有余粮,如果真放出来,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这些粮食有些在粮库里面积压太久而霉烂掉;根据其他文章和现有资料显示,很多被转调无偿送给了其他国家,当做援外了,以显示中国的慷慨。连我爸爸都知道一个小道消息,就是周恩来将一个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粮食数字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觉得太少,直接在数字后面加几个0,他也不知道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的人口,比我们一个无为县差不多,他也不知道每加一个0,代表是多少的粮食,这样的人居然还是最高领袖,简直跟猪一样。而且直到现在,我到很多湘菜馆,和很多农村家里,还有很多中国人居然仍旧对这个人膜拜有加,甚至一些祖先曾经受到迫害致死的后代,依旧捧着那个罪恶根源人的画像名字吹捧尊敬,我不知道这是数典忘祖,还是认贼作父,网络上将这个人当神的,大有人在,实在是让人心寒。在中华大地遍地饿殍的时候,国家粮库拒绝放粮,恰恰这时候却掀起了大规模外援粮食。中国缺粮饿死人的消息传到西方,很多西方国家要求无偿援助中国,这包括我们的死敌苏联和美国,但是都被拒绝,甚至批评他们造谣惑众恶毒重伤,然后造人民安居乐业的假象给全球人民看。加拿大当时有和中国建交,将粮食运到中国,上级不让卸下来,直接转送给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根据我爸爸的说法,无为当地出了一个大官,在中央都有关系,曾经掌握兵权,当时强行要求放粮,冲击了粮库,最后被批斗。根据其他资料推断,可能是无为籍的省委书记张凯帆。

第四点,很多劳力修铁路,修水库,开矿,大办钢铁,导致劳力缺乏,土地荒芜歉收。

1958年开始大跃进。毛泽东认为,赶英超美的关键是钢铁产量,于是在全国掀起大办钢铁的运动,主要劳力调去炼钢,还有大办水利、修铁路等,于是农村很多地方抛荒。各地起来很多小高炉,炼不出钢,甚至将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和铁质农具拿去熔炼。大办钢铁的同时,还在全国超前地修建各种交通道路尤其是铁路,还有各种水利设施。很多现在看到的铁路和大型水库,加高堤坝,就是那时候建成的。由于缺乏工具和技术,炼铁成效很微,修建铁路和水利也很缓慢,不像现在这么快。农村的劳力被抽调后,农田的活没人干,田地大面积荒芜,造成这3年大幅减产。一方面大幅减产,一方面还虚报高产,一来一去,公社里面没了粮食,大饥荒就更加惨烈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调去修路开矿造水利的劳力又是幸运的,这部分人的粮食虽然也很少,但是还不至于饿死。我爸爸和我叔叔就是这样幸存下来的。

意外的消息,制度的宿命,前苏联30年代也有大饥荒

根据我爸爸的描述,根据一些俄语翻译的转述,修铁路和开矿的一些技术指挥是苏联人,大饥荒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撤走。从农村到矿上探亲要饭吃的人,给他们看到了。一些人也将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也给点吃的,当然这是很危险的,是给社会主义中国和当前大好形势抹黑,但是这些还是让苏联人知道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那个苏联专家说,他本人就经历过苏联30年代的大饥荒,他说你们是从农村一个一个走过来的,当时他们国家的人逃荒,是几个人相互绑着搀扶着才能走,早就饿得不能走了,他还说你们饿得还不算厉害,和他们国家大面积饿死人还差很远,饿死人少,那不是社会主义,你们还会继续饿下去。我爸爸很早就知道苏联老大哥也不是那么光鲜,30年代竟然也有大饥荒,而且可能不会比中国好,这也是很诡异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被宣传的卫星上天的理想国家,中国学习的对象,甚至是仿效的模板,也饿死人,而且更严重,应该预示着中国难逃此劫。以此类推,那么之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70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现在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也一样大批饿死人,就很容易理解是为什么了。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由于1959年的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就开始饿死人,导致剩下的人体力虚脱,无法正常继续干农活,进一步造成之后连续2年种植面积下降,收割效率下降,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继续加重的大灾荒的烈度。

第五点,胡搞蛮干,不懂农业的人分管,误掉天时,甚至没有及时收割,晒干,造成极大的浪费。

很多农村的主劳力调去开矿、炼钢、修路、造水利了,那么很多农村的种田人就显得不够专业,尤其是一些政治思想浓厚的人,不懂农业,但是更喜欢蛮干,喜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自己种过田,深知种田要讲究天时。24节气和农历的划分,其实就是农业的基础。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时候收获,是很精密的,那时候没有大棚,要想一年水稻俩熟,小麦油菜一输,就要准时播种,准时插秧。早了,种子就被冻死,晚了,一年只有一季。双抢的抢收抢种,是老家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抢晚了,第二季的水稻就无法灌穗成熟,那就废了。一到双抢,我们老家人就和打仗一般,没日没夜的干,亲戚邻居朋友相互之间无偿帮忙,只是请吃一顿饭,双抢时候,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正是三伏天,中午也是不休息的,妇女小孩老人将饭送到田间地头。但是那些政治思想浓厚的大老粗,不讲究这些,政治思想挂帅,该播种时开会,该收获时开会,随便耽误几天,一年的收成就泡汤。很多第二季稻插完了,霜降就来了,于是颗粒无收。根据我爸爸的描述,一些稻晒在圩埂上,下雨也没人收,白白烂掉。政府的船等在河边,为了防止瞒产私分,有一些稻谷刚打上来,带水就被直接运走。而一些稻没有晒干,就放进仓库,造成霉烂。这批败类,也是加重我们那大饥荒饿死很多人的重要原因。

第六点,传统乡土情结浓厚,导致很多人不愿意逃荒,造成饿死人情况加剧。

大面积饿死人,在我们那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和大型战争的时候,也绝对没有这样惨烈的高死亡比例,这就造成了我们那的人较少出去逃荒,外地逃荒历史传统较少,这点和安徽阜阳、凤阳的相比有一些差异,和安徽绩溪人喜欢到外地做生意也不一样。后来我到广东潮汕地区,那里也是人多地少,人对老家的眷恋也很深,但是他们有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谋生的勇气,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偷渡,无论是翻山越岭还是浮游大海,都无所畏惧,让我好生敬佩。根据我爸爸的说法,我们安徽无为人具有浓重的传统乡土情结,很多人不愿、也怕到外地去。总觉得我们有这么多的水田,有米吃,有一定的优越感。出去干活,田稍微远一点,看不到自家的树头,就会伤心。解放前一些人在上海赚了大钱,迟早也要回到安徽老家。老家多数人的想法,就是在外面赚了钱,回家多找一门媳妇,多买点田地,然后就可以养老了,没多少人想一直在外混下去。这就是我们安徽无为人的真实想法。也有部分人,一辈子也没去过外地,就是到含山县的运漕镇上去过,县城都没去过,芜湖上海只是说的跟神梦一样,没有亲眼见过。饿死人了,但是多数人仍旧是逆来顺受,几乎是等死,也不愿意逃荒。

第七点,当地政府派人堵住人员外流,导致更多人死亡。

老家的人虽然多数不愿意逃荒,但是还是一部分胆大的,和曾经去过外地的,开始去逃荒。但是一旦逃荒,就带出去饿死人的消息,对地方上的政绩有影响。用现在的话,玷污党政机关光辉形象。于是,各地的“维稳”也就开始了。那时候没有维稳的说法,但是和现在堵截上访的是完全一样的。我想现在的“截访”,就是源自那时。堵截人去逃荒,加大了死亡的数字。按照其他一些书的说法,最后连堵截的人也饿死了,人口就大批逃亡,但是已经比较晚了。我们那里在1959年没有什么公路,但是道路却非常清晰,就是顺着河道走,或者直接上船,就能去芜湖,然后就可以去江西了。

感谢江西,华林胡氏兴盛之地,安徽等各地饥荒百姓避难逃荒之地

江西一直是安徽无为、含山、和县等地人主要的逃荒目的地,因为那地多人少,尤其是山地多,当地人不排斥外地人,政府也接收外地人。说到这,我真的好感谢江西人。我们华林胡氏先祖就起源于江西奉新(也有说是高安,在两县边界),大兴时期也是在江西,每次遭难,历史上每次逃难,躲避逃荒的地点也是江西,连现在我家,也是两度去江西,真是没有江西就没有我们胡家。1983年冬天,我10岁,随我哥哥在江西短暂讨饭,江西人多数比较慷慨,不像现在讨饭也很难,这里我再次感谢一下江西人,在全国各省人之中,江西整体民风要好得多。江西当时的宽松政策,不但是安徽人的避难逃荒之地,这里也收留了来自河南、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等地的饥民。

第八点,独特的圩区平原,冬天缺乏野菜等,导致生存更难。

很多对存在大饥荒饿死人事实提出异议的人这样问,为什么不吃各种野草,和其他东西,有饥饿,也不一定会饿死这么多人。我为此问过很多各省很多地区的人,各地饿死人的程度不尽相同。除了各地政策执行的差异之外,地形对饿死人的烈度也有一些影响。各地都觉得安徽讨饭的人比较多,这是因为安徽水灾确实比较多,山区人虽然不富裕,但是也饿不死,平原圩区平时是鱼米之乡,一旦水灾,就非常严重了。在山区,山比较大,人比较少,大饥荒来了,山上树木野草动物多,总是能找到代食品,所以饿死人的比例较低。而平原圩区就大不一样了,到了秋冬,田地里面的东西收干净,偷都很困难,水塘里面的水草都死了,草也不长,树皮也干枯了,就更容易饿死人。多数是夜晚去偷公社小麦的秧子,和韭菜的感觉差不多。平原地带,到了冬天,就是绝望。即使是偷,圩区平原,没有山区的地形树木掩护,也很容易被抓到,一眼就能看很远,躲都没地方躲。我们家乡独特的圩区平原环境,使各种“代食品”也很少,而且逃到山区的路也远,首先就要过河。所以导致饿死的人,比山区更多。

在其他一些书里,说山区比平原饿死人多,饿死人多人少我们且不论,究其更容易活命,我私下里认为山区还是容易些。说山区更容易饿死人,可能是哪里这个政策执行更久,或者是石头山和荒山,而不是平时见到的有绿化的山,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第九点,此前经历过若干酷烈的政治运动,导致各级领导和基层农民有深深的恐惧,不敢反抗,坐以待毙。

饿死人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之前已经经历了残酷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枪毙了很多民国时期的农村管理层和富有者,因为给他们套上了“国民党残余试图复辟”,“大地主恶霸”的大帽子,随之而来的还有划分成分和反右派,让知识分子和农民都深深恐惧,集体丧失了反抗的斗志。三反、五反,主要是借助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口号,划分成分和打成右派,就是借助人为地将社会割裂成各个阶级,激化矛盾,鼓励那些曾经的无所事事的懒汉暴民、现在说成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走到前台充当打手,将各种土匪、前国民党、民国时期的政府公职人员(包含更多的非国民党)、日伪军整体镇压,避免他们反抗。这个活动,现在官方承认扩大化了。其实,这个扩大化我看是有意的,是要借助这个托词,将独立的良心知识分子、和乡村自治的领袖士绅,这些原来社会建构的核心抽离掉,才能建立新的政权和他的威慑。

借助一个口号,打掉消灭真正反对者,今昔相比,何其相似

那些走上前台的打手,就像现在农村的治安联防队员一样,就是社会混混和渣滓选出来的,就像现在城市里面粗暴执法蔑视人权的城管。借助一个口号,实行另外一个目的,是这个做法的核心,就像现在网络扫黄打非,我看那黄色网站基本没事,非法诈骗还是密密麻麻,电视购物和广告诈骗明目张胆,但是就是要用“扫黄打非”的名义,去封锁政治越界的网站,像谷歌、维基百科、牛博等,就在这些口号下,成为牺牲品。用传统的话,就是杀鸡骇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引蛇出洞。农村士绅和城市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甚至大批作为反动派镇压后,良心就消泯了,罪恶就再也没有反对派出现。这是形成大饥荒当时却很少反对消息和反对力量的原因,甚至这个极端灾难竟然延续三年之久。

第十点,制度之祸,执行错误政策的整体,每个人都怕自己担负责任,缺乏反省机制

执行一个政策,仅仅靠一个人发动,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一定是一个团体、一个执政党的共同政策,这是极权制度的必然,将所有人的责任推给毛泽东,那也是不对的。于是每个人都怕自己负责任,所以敢于推翻这个政策的人很少,导致延续3年,四川是5年多,最后导致死亡数字继续加剧扩大。共产党的体系,是层层向上的金字塔权力结构,在每个阶层,也是需要服从多数的,只是有时候多数人的意志,会被少数更强势的人的威胁所绑架。用我们家乡人的说法,“他们是一起的。”共产党人说“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这在体制内,前者很容易,后者不可能。很多干部本身就是种田的,那些亩产万斤谎言这么简单,路上到处都是饥民和死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极权制度导致他们不敢说,即使这个谎言被拆穿了,也要尽力减淡、转嫁,或者继续封锁。

制度之祸,本文主要诉求的核心,民主与专制的抉择

一句老话,民主也有不好的,但是民主有不断纠错进步的机制;专制也有好的,但是专制一个小失误,就能害死人,尤其是专制没有自己纠错的能力。如果不是中国文化中有人命大于天、民本思想,如果1959年不是离1949年很近,那么这个灾难可能更大。如果不形成民主机制,不彻底反省,这个不但导致饿死更多的人,也会导致后面各种灾难的接踵而来。后文我还要对此进行分析,这也是我写本文的主要原因。关于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如中国文化中的弊端,马列斯毛极权共产主义的本质等,我想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不加以深入阐述分析,留待其他人去挖掘探索了。

第七章,驳斥关于大饥荒的是自然灾害的谎言

官方对于饿死人的实情,是承认的,但是对于饿死人的原因,以及饿死人的数字,却一直在编织谎言,这个主要谎言,就是自然形成的灾害,苏联修正主义逼债,浮夸风导致的高征粮,饿死的是1600万,而不是3000万人等。

苏联逼债不是原因,明显借口,嫁祸他人,无稽之谈

苏联逼债根本不是原因,根据杨继绳《墓碑》中转述的周恩来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三年灾害期间,援助外国的费用数字,远远大于还苏联债的数字,说明苏联的债并不庞大,尤其是苏联债的数量,不及当时巨大军费开支的零头的零头的零头,也不足以影响到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浮夸风大跃进的确是导致灾害的主要原因,但仅仅是说浮夸风大跃进,似乎是有“好心办坏事”的借口嫌疑,虚饰的技巧真是高明,逃避了整个政策决策的重大渎职,逃脱了制造这个灾难的历史审判,并且试图继续保有权力,在历史上留下好的名声。

饿死数字和比例,我们无法考证,但是绝对巨大惊人

至于究竟饿死的是官方说(默认,没发布)的1600万和1700万,还是国内外非官方研究人员得出的2200万、2900万、3000万、3700万、4500万,甚至是6000万,我作为一个业余写文章的,自然无法亲自去检验。但是根据各种资料的对比,我认为3000万的主流说法,是有他的根据的,是比较真实可信的。数字的出入,我觉得主要是那几年该出生的人没有出生,这个数字比较大;逃亡的数字占一定比例,这个数字也比较大,故意漏报死亡人数以逃避政治责任、并且骗取多于计划的粮食,这个数字嫌疑是最大的。从我们金河梗村来看,1958年约180人左右,1962年大约80人,逃亡大约20人,饿死人应该在60-80人之间,这几年饭都没得吃,女人都绝经了,男人都饿软了,哪有生育的心和能力啊。这个死亡比例高的吓人。全国各地比例不一样,无法去类推,但是从我们金河埂的数字看,已经足够让人震撼了。

上面大数字和大政治我无法说清,在这里我主要讲讲气候,根据前面我们分析大饥荒的成因,结合我爸爸的说法,以及其他文章的说法,我再重复分析一次。

托词自然灾害,嫁祸于天,真相是老天怜悯,格外开恩,风调雨顺,好于常年

关于是不是那3年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金河埂村的答案肯定是没有。

“三年自然灾害”,这是官方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将巨大的人口死亡灾难推给老天爷。前面我们已经交代过我们安徽巢湖、芜湖、无为相关的情况。我们那基本不怕旱灾,只怕水灾,而水灾发生严重的年份,根据水文资料和我们的口头记忆,分别是1931、1954(特大)、1969、1983、1991等,在条件不好救灾不力的过去,一般每次因洪灾而死亡的人口,无为县约在600人左右,也无法和三年灾荒总人口饿死300000人左右相比。

按照我爸爸的说法,那三年不但不是自然灾害,恰恰那三年气候好于常年,可以说用风调雨顺来形容。水稻生长需要软涝的水田,还要有相应的株距。按照我爸爸最典型的说法,那年老天爷格外开恩,“一颗稻种撒在田埂上(本来应该在水田里),都能直直硬硬地长,还长得又粗又壮,稻穗满满的。”天可怜见,就是这样好的天时,竟然饿死了人。如果真有老天的话,老天已经足够仁慈帮忙了,你们这样诽谤老天,难道不怕遭到天谴吗???

荒诞低劣的谎言,而今朝鲜重复饿死人的灾难,就是照妖镜

连续三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一看就像谎言,而全国范围内连续三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谎言之卑劣低下,简直不值得去拆穿,但是在言论控制的岁月,竟然也让那么多人相信。朝鲜现在宣传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年年都有大的“自然灾害”,据说也饿死几百万人,因此每年向韩国、中国和国际社会求援,要求援助粮食,这肯定也是谎言。朝鲜的北边中国东北,朝鲜的南边韩国,没看到大的自然灾害,就朝鲜中间老有自然灾害,而且连续这么多年,是不是很荒诞?要知道,我们也曾经这样荒诞过,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没有揭开盖子。现在大家听我这样说,很容易理解是朝鲜的极端制度导致的。以此反推,就知道“三年大饥荒”主要因为“自然灾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就算有“自然灾害”,也无法造成如此巨大的人口死亡。按照农村传统说法,天不可欺,昭昭在日,胆敢得罪至高无上的老天爷,是要遭到雷劈的,那些撒谎将责任推给上天的人,真实胆大包天!

中国四大米市之首发生大饥荒,令人扼腕叹息

我们那农村有固有的应对粮荒机制,很少发生粮荒,除非大规模的战争。应该说,我们村会饿死人,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前面我们说过,我们虽然属于巢湖,但是离芜湖更近,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甚至居首。我们那是长江的古冲积平原,不同其他地质,算是非常肥沃,按照我爸爸的话,甚至不用化肥,只用一些农家肥,就能生长很好。土地平整,四四方方,极为适合耕种。一年两熟,主要的作物就是水稻,其次是小麦、油菜和棉花,大米、面食、油料、衣服能自给自足,没有种其他经济作物的传统。之后我用GOOGLE谷歌地球再看我们那地形,谷歌地球居然真的详细拍摄了我们的村庄,纵横的田地,交叉的灌溉沟渠,清晰的河道,各种船只,我老家的位置,甚至强悍到能依稀模糊看到我叔叔的坟头,真是让我很感动。谷歌图像显示我们那果然是笔直四方的,和我现在住的江西,田面积小而弯曲,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点有点像东北大平原,但是南方水乡,农业灌溉系统远远比东北发达。上游的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通过裕溪河(运漕河),带来足够的水源。根据爸爸的说法,我们那的普通老百姓,解放前经常将多余的粮食,贩卖到安徽的芜湖,江苏的扬州、苏州、无锡,甚至是上海等地。这个遗风,可以从传唱很久的划拳曲(就是喝酒猜拳,每次之前要先说唱一个段子作为开始)中,可以看出,这个曲词是这样的:“一根扁担晃悠悠,我挑大米到苏州,苏州爱我的好大米啊,我爱苏州的花妞妞,花妞妞啊花妞妞,魁五手啊花妞妞,哥俩好啊花妞妞……”,可见我们那稻米之充足,甚至需要经常外调。在我在安徽的最后几年,即1978年至1983年,我亲自看到含山县山区的人,经常开船顺水而下,将他们的红薯拉到我们村,易货交易大米,我们那大米的数量和质量名声之响,可见一斑。由于我们那盛产水稻,我们那的男人娶老婆总是相对抢手,山区的姑娘很愿意嫁到我们这。我的妈妈和婶婶来自四川,算是直接的例子。

传统的防粮荒机制失效,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是不可想象

由于水灾频繁,我们老家的人,对付水灾有常年的经验,那就是拼命的节省存粮。宁可吃陈粮,也绝不寅吃卯粮。家家户户都将存粮放在第一位。按照父亲的回忆,我们家那解放前多数人家都有水田,不像后来1958年划分成分,分为大地主、地主、中农、贫农、佃农,真实情况不是那么一回事。有一些人非常节省,买了一些田,有一些人比较懒惰,卖掉自己的田,土地兼并不是很严重,和解放后渲染的阶级仇恨不相干。我们那有部分人去了芜湖、江苏、上海,即使现在也是去这几个地方的人多,解放后很多女人去北京当小保姆,增添了我们村去外地务工的种类。解放前,每次遇到灾荒,亲戚、邻居、村庄之间的相互接济,是一个常态,而在芜湖、江苏、上海等地的接济,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灾荒饿死人,即使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三年大饥荒源自自然灾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毛泽东说的大跃进是“十个指头,九分成绩,一分失误”根本就是恶意造谣,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是扯蛋。根本就是100%的人祸,100%极端政策导致的人祸!

第八章,不会饿死的,是那些人?

那个疯狂时代,远不是纯洁的平等,存在生死存亡的腐败贪污

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说那个时代没有贪污,人人平等,极端民主,是不是这样的?让我们看看那个时代是那些人没有饿死,就知道这个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个时代,其实是比这个时代更加腐败的时代。只是这个时代的腐败,因为建立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因而显得数字巨大;而那个时代的腐败,是因为普遍贫困,因而显得数字规模较小。但是从腐败的烈度和落差来看,那个时代的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疯狂,危害更大,因为腐败导致的是直接饿死人!现在的腐败只对钱有兴趣,对人没兴趣。让我们具体看看那些人没有没饿死:

第一种人:干部和管理员。没饿死的原因,是贪污。

“一天一两,饿不死大队长,一餐一钱,饿不死炊事员”,这个是流传较广的说法。很多地方饿死人,但是很少见到队长、书记、干部、食堂炊事员、公社管理员等饿死。那时候,除了当大队长,那么就是管理员和炊事员的差事是最好的,自己饿不死,还可以顺便偷点给家人吃。我爸爸说,那些队长,扣饭很严重,然后将扣得的粮食,放在篮子里,盖上毛巾,带回家,夜晚偷偷吃,给自家人吃。本来就很少,分配的不均,导致死亡的人更多。不过由于那个时候是整体绝对贫困,他们也只能偷一点米饭、香油等少量的食物,而不是现在这样动辄贪污百万千万。如果说现在的贪污是贪污金钱,那么那时候的贪污,就是剥夺他人的吃饭权,就是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个贪污,其实才是最严重的,当然性质是相同的。为了达到扣别人口粮的目的,采取各种借口,甚至打人、直至打死人。没有被饿死的,当时贪污的基层干部,是第一位的。按照我爸爸的说法,那时候99%干部、甚至全部有罪,全部拉去枪毙,一个也不冤枉。正是因为这点,1959年大饥荒到现在也无法平反,责任无法追溯,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当时官员干部需要集体下台。

干部之间也相互倾轧,惨剧愈演愈烈,只为一点活命粮食

我们那也有干部饿死的案例,这个案例看起来比较悲哀,也比较讽刺。陆为森,是我们隔壁村张桥大队的书记,在县里开会开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在此期间,另一个干部老党员陆德耀扣书记的老婆和他爸爸的粮食,导致他家人也被饿死。回来之后陆为森开始报仇,将陆德耀全家人饿死,其实大家都是近亲本家。之后陆为森变得很厉害,变本加厉地打死多人,其中用扁担拦腰将金申全(陆德耀继子)打成终身残疾。金申全(同名人很多,我一个小学同学也是这名字)丧失劳动力,只能去收破烂,后来找了芜湖市的一个呆子做老婆,至今尚在。

第二种人:出去外地大办钢铁、修路开矿的。没饿死的原因,有最低保障。

当然,还有一些人没有被饿死。我爸爸和叔叔没有饿死,是因为去修路和开矿去了,修路开矿等,是有一定的粮食保障,爸爸对这个日期记得较清楚,就是1958年8月1日,大办钢铁,作为民工去挑铁路,在裕溪口,前后共3年。我叔叔14岁,我爸爸当时17岁,而我大伯20岁,我大伯有一个童养媳,所以没去挑铁路。还有初中以上的学生(非常少,那时候教育不普及),有固定配粮,这类人基本不会饿死,我妈妈就是这样的案例(关于我妈妈的情况,另文详细在说)。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修路和开矿的停止,这部分人也回去了,加入饿死人的行列。但是这些人出过外地,逃亡外地较有经验,饿死比例较低。

第三种人:放弃一切人类尊严道德生存底线的人。没饿死的原因,什么都能吃,兼偷抢。

另外一些人没有饿死,是发扬了大无畏的求生本能,就是什么都吃,草、树皮、观音土(四川有,我妈妈吃过,安徽老家没有)、生老鼠田鸡等,秧苗、小麦苗、稻草,稗子,什么都吃。一些人熬了下来,但是一些人吃这些久了,身体支撑不住,还是死了。在那个时候,偷公社的东西吃,是一个常态,也不算丑。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偷的,主要是偷池塘里面的藕和没收回的蚕豆,藕也要自己下去踩,很多人体力不支,部分人就栽进池塘死掉了。踩藕主要在冬天,又比较饿,比较冷,很多男人女人也不穿衣服,光个身子下去,那时候已经完全就有羞耻的观念,已经回到了原始社会。偷一些未成熟的作物,如秧苗、小麦苗等。这些人中,明确的有胡合金、金东至等。几乎在本村活下来的,基本都做过这些事情。我的二姥靠生吃土田鸡(蛤蟆)度过,很多人吃老鼠,其实老鼠也很少,也很难抓。

关于吃人肉,只有传说,讳莫如深,不如河南、广西的惨烈

我们那个地方民风没有河南那么彪悍,所以流传的吃人肉的较少,但是也有吃死人甚至吃活人的传言,但是究竟那些人吃了,我没有找到证据。可能吃人肉的人也觉得羞耻愧疚,后来都不敢说。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说过母子吃男人父亲的事情;还说过一个小女孩和手臂的故事。这个小女孩在父母都饿死后,根据父母的遗言,独自去芜湖找姑姑,路上晕倒在一户人家,这家人给这个小女孩喝了人肉汤,小女孩苏醒,这家人问小女孩去那,小女孩说去芜湖,这家人觉得芜湖那么远,小女孩走不到就会饿死,于是拽了一截熟的人手臂给她。小女孩不敢吃,也不敢丢,就放在袖子里。小女孩穿的是父母的衣服,袖子比较长,刚好能放下。后来,这个小女孩靠着河边飘来的城市垃圾度日,竟然神奇般地没被人吃掉,走到了芜湖,找到了姑姑,生存了下来。其后,她仍旧不敢丢掉了那个熟手臂,将那个手臂藏在床底下,时间久了,因为是煮熟的,竟然不烂,风化成类似牛皮带那样。小女孩后来回了老家,长成大人,那个风干熟手臂,据说有人看过。如果按照时间推算,这个小女孩现在不过60岁左右,应该还在。后来我追问父亲,父亲说没有这个事,是我们那很久以前流传的。我不知道究竟是真的,还是虚构,还是因为其他原因,父亲不敢说,或者是真的老了,忘记了这个事情。我是记得很清楚。

第四种人,偷偷逃荒外地的人。没饿死的原因,逃亡目的地江西大饥荒不厉害,山区有各种吃的。

还有一种人没有死,就是胆子特别大,即使没有介绍信,也敢于突破“截访”,外逃甚至携带他人外逃的。按照我爸爸的说法,这样逃命没饿死的,大约有20-40人。那些曾经在铁路上干过、大办钢铁过、开矿过,祖辈曾经外出远门上海、芜湖、苏州过的人,成为外逃主力。一般来说,家里已经饿死了人,剩下的人,往往绝望,尤其是成年人,开始逃跑。我爸爸和我叔叔看到我伯伯饿死了,就没有再回来,爸爸跑去江西,叔叔因为炼高炉烫伤,长期在淮南治病,后来滞留的修铁路上,因而没有饿死。江西北部山区,成为我们安徽人1959年最大的避难地,这里也汇聚了河南、湖南、四川各地逃荒的人,还有浙江新安江(千岛湖)水库移民。逃荒的人,尤其以河南、安徽、湖南人居多。

金家国,一个因逃荒成性而演化的流浪乞讨传奇

逃荒典型的人就是金家国。金家国可以说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我也认识他,是他在1983年将我家再度带到江西的,当时我爸爸、我哥哥、我,随着他,还有一个单身汉(后来他有折返安徽了),一起来到江西,他不走大河,抄小水沟近道,居然也穿过运漕河和三岔河,从二坝,到达了芜湖,然后乘船到江西九江,坐火车到德安县,而不是我们现在的永修县。然后不乘坐公共汽车,而是再走近道,穿越几个小山,就到了现在的老家。他在江西有家,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他不喜欢在家里,而是喜欢免费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就是强行上,那时候火车查票不严,他采取小站上小站下的手法,到大城市前一个站下,然后走到),到各地讨饭。他的生存技能极强,身体魁梧而强健,上海、广州、汕头、江苏、浙江等,很多地方都有他的足迹。相信现在那些什么驴友见到他,都要认为鼻祖,因为他是免费旅行,到达很多的地方,对各地的风土人情非常了解,有说不完的话。1959年他多次往返江西安徽,先将2个妹妹带到江西,因而她们也没有饿死,好像也带出了其他几个人。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长大,觉得老父亲经常出去讨饭很丢脸,在一个冬天强行将他留在家里,结果恰恰是哪个冬天,一直身体强健的他得了病,轰然倒下,就此离世。他的一个孙子从目前看比较有出息,在中考、高考中,连续在全县位居前几名,现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算是告慰这个祖先。

我所知道的广东汕头、中山、东莞的血腥逃港风潮,成是英雄,败成死鬼

我后来在广东做事,一些当地的朋友,尤其是汕头的、中山的、东莞的,他们说1959年他们那也有少量饿死人的情况。他们在这个时间,很多人疯狂逃往香港,开始的时候地方上也不怎么控制,而香港是经济大发展时期,非常缺人,有点像国内改革开放后的民工潮。香港人甚至准备好馒头干粮等,在罗湖那边等待,一见有人冲过来,首先是吃饱,吃完就去工厂做工。后来太严重了,人越来越多,国际影响不好,就开始堵截,很多人被打死在罗湖关口的那个山上。也有一些从蛇口坐小船过海,很多人淹死在海上。后来这些逃港者,在改革开放后荣归故里,成为最早投资的华侨。关于这点,香港著名的财经小说作家梁凤仪的《我要活下去》,详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小说我看过,说的是一个近代中国烟草买办家族的遭遇,最后到香港的经历。但是我对那个莫名其妙、有点讨好民族主义、甚至褒贬选举制度的大结局,很是鄙夷,不知道我看的是不是和谐版或者是盗版。

第五种人,是外地尤其是城市中有亲戚的。有亲戚接济的,这部分人少饿死。

有个别人,在芜湖、合肥、江苏等地有亲戚,亲戚们偶尔接济点粮食粮票,让他们在关键的时候有的吃,得以延续生命。我们安徽无为是1959年饿死人的重灾区,政策酷烈,但是江苏据说好一些(苏南好一些,苏北也饿死很多人),虽然也很紧,但是多数还有的吃。我们那解放前很多人去江苏和上海做事,也有很多女人嫁了过去,个别人参加过新四兵,在政府当干部,这批人成为接济亲戚的主力。家中有亲戚,当然也要亲戚愿意帮忙。一些有亲戚但是不愿帮忙的,也饿死了。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王开胜的姑姑王瑞芳,抛开男人和孩子,回来养育接济全家死绝的孤儿王开胜,并因此终身守寡,就是很典型的案例。

从没有饿死的人之中,我们看到了所谓廉洁公平时代的特权腐败,也看到了中华民族顽强的求生本能,也看到了亲人友人之间的原始崇高之爱,人性和制度在这个生死存亡关头,被照射的通彻,无论什么鬼神,都显出原形。

第九章:我所了解的其他地方饿死人情况

在这篇文章要收尾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我到楼下吃点夜宵,顺便到熟悉的专治灰指甲的店洗了个脚。与身边几个同时洗脚、修脚店的老板们、以及员工们聊了这个问题,有一些意外的信息。在这之前,我在江西老家,那个地方有很多省的人逃荒到这,我和个别人聊到这些,才发现这不是个案,一并也收录在这。由于敏感,他们不愿透露其名,这里也就不具。

河南、安徽死亡严重,江西甚至有河南、安徽逃荒聚居的村庄

我的一个同学,老家原来是河南罗山人,也是逃荒到江西。根据他的描述,他们现在那个村,很多人来自河南罗山、光山,多数家里都有饿死人,于是逃到江西。从地图上看,我们安徽无为逃到江西,现在高速公路里程是约480多公里,相对较近,步行兼爬火车、坐轮船,在当时比较困难,因为没钱买票,尤其是没有介绍信,只能偷跑。而河南人到江西,要穿越整个湖北,难度可想而知。

我的另外一个女同学,老家也是安徽无为的,离我老家较近,现在在浙江义乌做生意,。她说她老家饿死很多,应该是超过1/3,她的舅舅、姨娘(妈妈的姐妹),当时都是小孩子,都是饿死的。她爸爸的伯伯,带着家里很多人逃到了江西。本来她家的灾难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她的奶奶爷爷非常惦记着老家,第二年又返回去了,结果病死了。按照她的推算,应该是因为饥饿导致的抵抗力差,或者直接就是饿死的。

确实有“瞒产私分”,这样的事情应该正面看

隔壁那个快餐店的老板,是湖南常德人,他说他们那也有饿死人,但是不很多。原因是他们那地方民风比较彪悍,认为吃饱饭总是天经地义,对什么社会主义不是很感冒。一方面他们就是不愿意报高产,也就上缴粮食不多;二是他们在交公粮之前,私下就分掉一些,保证大家不容易饿死,就是真正的“瞒产私分”;三是他们那是丘陵地带,到处都有荒山,他们在山旮旯里偷偷地种点苞谷、红薯、南瓜、蚕豆等,然后收回来藏在地窖里,饿的时候就吃一点;四是发扬偷公社不无耻的精神,人人都偷,个个都偷,偷的时候相互碰到了,也都装作看不见,反正都一样;五是他们家是供销社(类似)搬运兼管理,没什么名头的职务,经常拿点东西回家吃。不过最后他爸爸因为“瞒产私分”,被人告发,戴着大帽子挂着大牌子游行被批斗。但是没饿死,总归是好事。

广西是重灾区,一个家族的血泪控诉

一起洗脚的一个女客人,她来自浙江,50多岁,上个世纪50年代生。我原来以为她们那不会饿死人,因为根据各种资料,浙江相对较好。但是她突然插话,说她的2个姑姑就是饿死的。

还有那个修脚店的老板娘,她嫁给了河南人,她本人是广西人,壮族。她说她们老家更严重,甚至厉害过我们安徽。她的爷爷被划分为地主,解放前有几个老婆,也就是说她有几个奶奶。她说她剩下的2个奶奶,几个伯伯,几个姑姑,好几个饿死的,一大家人死了好多个,具体太多了说不清。她说她们那有小规模的抢粮,和造反起义差不多,但是很快就被扑灭了,她的一个亲戚,解放前就兼职干土匪,参与了抢粮,被开枪打死了。根据她的说法,广西壮族少数民族地区较为特殊,不像我们安徽,民间没有聚集的基础,但是壮族地区直到1959年,民间仍然有少量的枪支。她说她爸爸平时从来不讲各个亲戚是怎么饿死的,但是一旦喝了一点酒,就又哭又唱的,将家里饿死的人反反复复地讲,非常难受。她的几个姑姑,也就是他爸爸的妹妹们,当时只有1-3岁左右,奶奶们都饿的要死,没有奶水,小孩子就哭。奶奶们人忍不住,每天就用针扎手指,给小孩子吸血度日。最后仍旧不保,奶奶和姑姑们全部饿死。她爸爸和一些男壮力,上山吃各种东西,一种叫什么树,她说不清楚,好像树根下面有类似红薯那样的根茎。他爸爸主要靠这个度过来。

 

第十章,当前人对大饥荒了解的程度

1959大饥荒,是中国5000年历史、世界人类历史和平时期最重大的人祸饥荒

一个如此重大的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其造成的灾难是明末清初大混乱之后前所未有的。中国历史上人口死亡较大的事件分别是:战国末期秦国统一战争和紧接着的楚汉争霸、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及之后的三国混战、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唐朝的黄巢起义、蒙古人进中国、明末清初张献忠李自成清军混战、太平天国战争、抗日战争等。这些都是战争时期,而1959大饥荒是在和平年代,没有战争,没有天灾。从死亡的数量来看,1959年死亡的人数,也和那些战争有一比,甚至超越了很多大战争。从死亡的烈度来看,仅仅3年就死亡3000万,夺得了中国人口死亡速度和死亡数量的综合第一!震惊啊,心痛啊!而且这个大饥荒至今也只有50年,和70年前的日本侵华,110多年前的八国联军进北京,160年前的鸦片战争相比,前者显然危害更大。但是这个大饥荒,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按照历史学家说,不反省历史,我们就会再吃一次亏。

我不是专业的社会调查专家,但是我也大致问过100多人,这些人主要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客户、我生活圈周边的各色人等,和很多人交谈过关于大饥荒的事情。很可悲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事;或者是知道一点,但是语焉不详;或者是对这个有很多错位了认识,我简单地将我调查的结果和大家分析一下:

多数人,尤其是80、90后,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大饥荒

有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大饥荒,这些主要是80、90后。他们对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大饥荒丝毫不了解。他们的反应有以下几类。第一是漠不关心,他们只关注自己的生活、享受,学习、工作等压力,对不是和他们直接有关系的,丝毫没有兴趣,交谈难以继续。第二,他们认为我可能是美日五毛,或者是民运轮子之类的,反而怀疑我为什么关注这个事,有什么居心。这些反应让我心寒。

父辈深惧运动的厉害,怕影响孩子,有意隐瞒大饥荒历史

还有一些人不知道,这些是60、70后的。他们不知道的原因,部分是因为父辈深知各种运动的可怕,怕孩子知道这些后心理产生反应,最后导致孩子成长的麻烦。说穿了就是故意隐瞒,让孩子不知道这个,和当政者不和谐、思想不统一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忘记或者不知道,就可以融入社会主流,这个动机也是很可怕的,可以说是主动的投降,甚至是帮凶。曾经过饥荒关,部分人自己因为多吃了,没有顾及自己的亲人,也有深深的负疚感,这也是长辈隐瞒的原因之一。

更多的人一知半解,全盘接受那些谎言的解释,现在干脆屏蔽,连解释也免了

有一部分人知道,但是不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解释,成为他们的标准口径。我记得原来的初中课文曾经有类似的文章,就是彭德怀亲自种实验田。我不知道这个文章是否被删除了。这个文章主要说彭德怀不相信亩产万斤的神话,亲自种试验田,最好的办法,也没过亩产千斤,顶天也不行,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实事求是。我问他们知道大饥荒这个事情吗,这一部分人说知道一些啊,饿死一些人,但是不很多吧,不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浮夸风和苏联逼债吗。

应试教育的灌输,导致直线思维,丧失自己独立分析的能力

我不得不佩服中国的教育,一是教的好,借口找的非常好,二是学的好,回答我的完全一样,而且都是三个原因一个不漏,实际上他们只答对一个,但是对其他深层的都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说出了“饿死人也值得,不鸟苏联,要造原子弹,否则就被苏联和美国欺负”的话,也有一部分人说那是“好心办坏事”。这一部分人是主要是50、60、70后,而80、90后基本连这个也不知道了,我觉得可能是删除了相关文章。50-70后的人,尤其是50-60后,教育少,或者是接受的文革一元化教育,对党非常的信任,信息的来源非常单一,思维方式也很直线,不会自己分析这3点的明显缺陷,由于没有切身体验,也就关注度不高,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可以说,知道一点,但是真实情况不了解,是当前最多的人群。

部分大饥荒亲历者寄望于明君,部分产生强奸综合症

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一些亲身经历过大饥荒的人,也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是下面人隐瞒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知道了就好了,毛主席为此不吃猪肉,成为很多人补充必说的,这个一直让我很费解。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天天说毛主席万岁,重复1万遍,说上30年,你就会以为他真的是万岁了。只能这样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强奸综合症,被强奸久了,反而对施暴者产生依赖,我看是这种。

我爸爸的分析比较直接。当我说毛泽东知道饿死人后,也不吃肉。我爸爸骂我呆种,说这个话你也相信,他说不吃肉去偷着吃肉你晓得啊?他不吃肉不会去吃鱼啊。看了毛泽东厨司的回忆录,我才知道老爸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知道真相的为数不多,敢于讲出、秉持良心甚至写下真相的人,凤毛麟角

有一部分人知道有这件事,且知道真相。这部分人主要是2种,一是亲身经历的,主要是20、30、40、50后,这是老的一批人,经历了各种运动,看到了各种灾难,尤其是20、30、40后的,有一定的自我对比分析能力。我问他们,他们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和他们说话,我非常小心,因为说不好,掌握不好分寸,他们就会情绪失控,泪如雨下,语无伦次。很多人痛骂当时的领导人,甚至恨不得生啖其肉,例如我爸爸说到当时安徽省委的曾希圣和无为的姚奎甲,这2个人就是典型。而对邓小平、刘少奇、彭德怀等,以及为民请命的安徽省委无为籍的张凯帆等感恩有加。还有一种是60、70年代人,在80年代接受教育的这些,他们处在思想相对开放甚至是解放的80年代,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相当于高等教育,通过父母的解说,以及各种资料的对比分析,尤其是海外的、一些无法公开但是坊间网络流传的资料,了解到了真相。

很多人对厘清事实非常悲观,采取回避和向前看的态度

对于知道真相的,其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虽然一样,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做法却有很大差异。多数人虽然是表示惋惜痛心,但是无意追究清算。他们认为,任何力量都不足够大,都无法去挑战这个既成事实的说法,不如放下不表,也向前看,只是需要保持足够的戒心,避免这样的灾难再来。于是,一些人学会了低调做人,隐瞒自己,一些人反而成为深谙这个社会潜规则的行家,一样活的非常滋润。他们的一些精英人物,无论是当官的、经商的、做学问的,都对移民非常情有独钟,他们也知道历史包袱很重,无法丢掉,也承载不起,所以对这个国家觉得绝望,随时准备逃之夭夭。

极少数良心研究者,不惧风险,在孤独地奋斗,令人感动

很遗憾的是,知道真相,并且努力向社会和他人传播这个真相,要求重新厘清历史,正本清源,给国家、民族、人民重新培植元气的人,少之又少,杨继绳们就是这样的典型,所以我极为敬佩,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做少数派是很有风险的,除了智慧,更需要勇气、道德和责任。这样的人太少,这真是一个最大的悲哀。历史的真相需要还原,但不是要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要让正气重新回来,让希望重新回来,让和解重新回来、让和平重新回来。我很愤怒,但是我知道仅仅愤怒是没有用的,要继续挖掘,传播真相,找出根源,才能还死者公道,避免中国周期性地向极左震荡,为未来铺平道路。

前面所说的饿死很多人广西家族,现在有好几个哥哥和姐姐,堂哥堂姐,另外的伯伯姑姑等,现在是老师,甚至教语文。我问她那些亲戚知不知道、有没有记述这些事情,她说都知道,但是都没记述,一个字,怕啊。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头的时候,特别尊崇杨继绳等人的原因,国内人写了这些,可能危险,也可能就此受到一些报复,丧失平等的发展机会。或者是即使个人没事,但是耗尽多年心血写的文章,却成为禁书,甚至遭到很多人的辱骂,这是需要勇气的。当然我也不是要责骂那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只有经历过恐惧,才条件反射地回避这些问题。

我不知道那些曾经被饿死亲戚父母祖先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述要爱戴毛主席时,是什么心理状态。我一直很纳闷,那些家里饿死人的,现在被饿死的祖先的头像,和这个政策的源头毛泽东的头像并排挂在一起,不知道祖先的魂灵是否满意子孙这样的安排?你见过将杀父仇人和父亲放在一起供奉的吗?我不知道这些人心中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我要跪拜杨继绳?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我给杨继绳的留言里面有“跪拜”的内容。我个人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从我的很多文字中可以看出,对各种权威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男儿膝下有黄金,除了父母长辈,不会轻易跪下去。为什么特别对杨继绳等学者要用文字去跪拜,我认为是非常合理、非常恰当的。甚至跪拜都不足以表达我尊崇感激的心情。在我们家乡,自己的长辈死了,我们晚辈是要给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人实行跪拜的,以示感谢之情。我的潮汕客户朋友的长辈死了,我去吊唁,他们也对我实行大行跪拜,他们多是老板,年龄也比我稍大,但是都非常感谢我去吊唁,非常规范真诚地给我下跪,感谢我去吊唁。杨继绳用文字给我们每一个1959大饥荒饿死的祖先亲人立下不朽的墓碑,比真实的墓碑更有意义,告慰我们祖先的在天之灵。他个人耗费如此巨大的心力,走过那么多地方,从地点来看,甚至是几万公里的路途,计算那么多数据,写下浩大的百万之言,虽然也有为了他的父亲个人原因,但是更多是为了全部1959死难者,其中包含我的伯父。我向他跪拜,就是向我的祖先跪拜,是真心真意,万分虔诚的!

我的伯伯死了,金河埂七八十位乡亲死了,中国3000多万人饿死了。终有一天,我也会死去,所有当政者和阅读这个文章的人也会死去,但是我的文字和杨继绳的文字不会死去。正义精神不死。

推荐阅读杨继绳著作《墓碑-1959-1962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具有罕见的毅力和坚持,天生才能也是拔萃顶尖的,加上他个人直接经历了那个岁月,加上他本人学识丰富,阅历广博,所以他自己可以写下如此详尽的鸿篇巨制。《墓碑》走出了那些伤感文学的路线,别别扭扭,顾影自怜。走出了单独的歇斯底里对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而是去分析根源,庞大的数据,极为辛苦,令人信服,庞大的文字量,年轻人也难以应付。对中国文化形成,和极权制度的分析,非常深刻精准。

我1973年生,相当于他的晚辈,我父亲当时17岁,应该和他差不多,父亲文化很差,无法写下这些经历,而我没有亲历,写得自然比杨继绳差很远。但是我写这篇小文章的精神和主旨,我希望偿还父亲、伯父、金河埂村人、以及全中国饿死人的怨意,希望防止这样灾难重演的精神希望,是和杨继绳完全一样的。他是我的楷模,是我的精神导师,虽然从来没有谋面,但是通过他的著作,传达出了这样的精神。如果你觉我我的文章写得不好,那就请你再去看杨继绳的《墓碑-1959-1962大饥荒纪实》;如果你觉得我的文章写得还可以,那就请你再去看杨继绳的《墓碑-1959-1962大饥荒纪实》。这才是一本真正值得阅读的书籍,甚至是应该被当做每一个中国学子的参阅选读课文。

 

第十一章,为什么大饥荒的真相被掩盖了这么多年?

刘少奇曾经对毛泽东说:“人相食,饿死了人,历史书上要记你我一笔的!”但是直到现在,官方正史里面没有记述。为什么大饥荒的真相被掩盖了这么多年?我个人觉得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大饥荒形成的原因,当时的各级党政部门都有责任,难逃干系。

众所周知的制度原因,导致几乎全部的干部都有责任,于是就将这个真相百般掩盖,避免对统治形成不良影响。当时各级政府出于逃脱责任,就已经在各种资料和宣传上做了手脚,掩盖饿死人的事情。这个事情被捅破后,又刻意将这个事情简单,大事化小,直至化了。现在很多研究这个的专家,无法找到第一手资料,就是直接的人口统计,而是通过前些年和后些年的比较,计算人口的增减比例来推算死亡的人口。这种做法虽然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准确率是很难精确的。我认为这个原因比较重要。

第二个原因,农村知识分子少,写作的人少。

大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城市虽然也饥饿,但是还是有定额配给,不至于饿死。农村由于历史原因,有写作能力的本身就少,因而鲜见这类文章。

第三个原因就是经历大饥荒的人,将这段历史当做自己的人生污点,而羞于说起。

饿死了自己的亲戚家人,而自己活了下来,有一些事情是无法说明的。曾经丧失人格、屈辱地吃过各种不堪的东西,部分人甚至吃过人肉。他们自己一方面被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各种运动吓怕了,于是也不敢和后代们详细说起,出于保护自己和保护亲人后代,怕他们口无遮拦,祸从口出,因言论文字而获罪。

第四个原因,就是一些饥饿最严重的人,已经整家死绝户,没有人代为记载了。

中国当前,还是一个私心很重的社会,缺乏为他人服务的思想,自然给他人代笔,将他人的事情当做自己事情的人,少之又少。尤其是这种事情是吃力不讨好,而且有危险,自然是乏人问津了。

第五个重要原因,就是右派文人的软骨病,有造作的伤痕文学,无血剑的饥荒纪实。

我用毛泽东的话放在这里,就是要打击这一部分人。建国、大跃进、文革、改革中,右派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所以右派搞出那些伤痕文学,主要出自有知识的右派。这些右派们确实有毛泽东说的几个特点,一是软骨病,关键时候多数成了郭沫若;二是自怨自艾,最后成了茅盾等。而农村的大饥荒,他们是不放在眼里的。即使“放在眼里,放在心里,而不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他们自私、懦弱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反抗的不彻底性。他们学习的中庸做人、以及隐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纵容。从另外一个层面,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成就了那个时代的暴政。掌握话语权的那些曾经被压迫的右派,尤其是很多知识分子,已经被恐怖吓到了,丧失了骨头,即使改革开放后有了一定的宽松,但是这些人已经吓破胆了,再也不能有类似鲁迅、闻一多那样的风骨,绝大多数缄默不语,只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奴颜婢膝地祈求,忘记了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士”的社会责任。他们只含蓄地写自己曾遭受的苦难,却对最大灾难的发生地——农村,出奇地保持安静。

第六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大饥荒的始作俑者,很多后来尚在为官。

只清理反思文化大革命,却没有反思1959年的灾难,因为1978年之后的很多当权者,和1959年大饥荒灾难的形成,也难逃干系,当时都是在位的,甚至是主政的。这些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即使是之后的改革派,当年很多也是积极参与的,不过他们后来很多人做了有限的反省。这充分体现了人的两面性,可以干好事,也可以干坏事,于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这些人根据精密的计算,将属于他们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最典型的就是上个世纪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清算不干净,直接导致了之后的左右的来回大动荡和摇摆,直接导致了现在的道德和法律不彰。权力继承自那个政权,也就无法深度反省,只能是不痛不痒、轻描淡写的反省,不能深入骨髓。他们不是不知道,是因为利益,不敢反省,怕祸及自身。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主要有罪的人在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中执政,但是在1949-1958、1962-1966、1976-1978、1978-今执政的人,很多也是当时政策的协助者、执行者甚至是决策人,按照现代法律,至少也有“不作为”的过错,这是简单的常识。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缺乏彻底反省的精神和动力,投鼠忌器,只顾自己曾经受到的伤害,但是忘记了其他的人和阶层受到了更大的伤害,一旦好了伤疤就忘了痛。

第十二章,总结大饥荒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大饥荒让中国饿死了3000多万人口,对不对?

这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看,那就大错特错了。让我们分析一下大饥荒对中国乃至世界造成的巨大危害。这个危害比3000万生命的消失,更令人震撼!让我们将各种危害罗列如下:

第一大危害,饿死3000多万,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是一个难以偿还的生命债。

这是一个政权的污点,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悲剧。这样一个制度、这样一个政权,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有什么理由得到他国的尊重?有什么理由让后代纪念?如果真有魂灵,这3000多万冤魂,如何让他们平息不灭的怨气?

第二大危害,经历过那场大饥荒的,身体和精神也造成了永久性伤害。

即使没有饿死的,凡是经历过那场大饥荒的,因为饥饿,身体和精神也造成了永久性伤害,难以回复。经历大饥荒的人,不但会造成身材矮小,身体瘦弱,整体寿命低于正常人水平,各种疾病甚至是心理疾病,抗疾病和抗衰老的能力也都差,发病率较常人高。。这个不但可以直接推断,也可以从现在的人口样本中直接看出来。中国人应该和日本人一样能活,80-90岁应该不在话下,中央领导人、台湾人,个个都能活到八九十,但是我们那经历大饥荒的人,很多到了六七十岁就显得非常衰老,我的父亲就是。因为大饥荒,一部分人甚至对食物产生了崇拜,认为食物具有的神圣感,产生很严重的依赖感觉,以致造成错误的饮食观念。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浪费食物是一种犯罪”这句话,当做至理名言。但是这句话在老一辈农村,被极端理解,广泛地被认为饭菜不能剩下,压也要吃下去,导致间接的饮食过度,肥胖病和高血压较高。小时候吃饭是不敢剩下的,否则父母就会帮忙吃下去。

很多人从那个时代过来,精神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在那个年代,没有饿死的人,多数都负有重大的心理阴影。他们目睹了亲戚朋友乡亲的大批死亡,难以释怀。部分人觉得对死者怀疑负罪,认为没有救助,或者是自己吃的比家人多,这样的人更加自责。

第三大危害,对中国人口政策造成直接影响,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作用。

大饥荒不仅造成3000多万的非正常死亡,还导致了至少1000多万人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由于大饥荒造成了人口的重大损失,随之从俩个方面造成人口的恢复性增长,甚至有人口爆炸的样子。从农村来说,人口大量饿死,幸存下来的人恐怕后代断绝,于是一量取胜,报复性生育,60年代后高出生率,就是在这个条件下形成的。而政府也因此倡导“人多力量大”的思想,制定各种政策鼓励生育,这个也间接地导致后来实行严酷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荒谬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没有那个大饥荒,中国人口的变化会非常平稳,不会大起大落,人口结构也不合理。以前生女孩子,也是不会丢弃,多了一般是送人做童养媳,计划生育后,由于经历过大饥荒,人性受到摧残,大批女婴被直接淹死、抛弃,后来B超强行流产,比比皆是。我小时候上学,走过的圩埂,河边经常有丢弃的女婴,被河水泡的白白的,非常可怕。一些女婴被草草埋得很浅,被狗挖出来,一片狼藉。大饥荒造成的人性堕落,和计划生育造成的残酷事实,这个伤害,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洗刷的。

第四大危害,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和人文生态造成重大破坏,民风从此堕落。

人们目睹了政治的残酷,人情的冷暖,政策承诺的反复无常,极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会对社会产生失望,就会认为社会原本就是这样,因而丧失道德感,漠视公平原则和法律。政府尚且如此,百姓有样学样。曾经为了一点食物就做出一切,甚至为了活着而丧失人的尊严,甚至吃人肉,那么他们什么也不会相信,什么事情都敢做下的。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和人文生态造成重大破坏,民风从此堕落,这个损失是难以估量、难以弥补的。当时兄弟姐妹都多不相顾。我村一些邻居,是亲兄弟姐妹,相互不亲不让,互相骂着“日你妈”,难道他们不是一个妈?我亲眼看了,真教人羞耻。在大饥荒中,闪光的人性非常微弱,人性善良的部分遭到了重大的打击,传统的农村人文自治结构遭到彻底摧残,家庭价值受到重大挑战。这个从现在高犯罪率可以看出来。一个曾经圣人教化的礼仪之邦,现在看看还有多少善良的痕迹。这些都与1959年的那场大饥荒息息相关,不仅仅是经济商业社会的金钱之错。

第五大危害,中国人由此变得虚伪,对上顺从,对下暴力,丧失了高贵情操和希望精神。

很多中国人都是双面人,那就是对上是奴隶,对下是暴君。相信这个形象,很多人都熟悉,很多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上演这个角色,包括我本人,都经常不经意地流露出这一点,我一直都在和自己心中的魔鬼做斗争。是什么将这个魔鬼种在心中,当然有中国传统君臣文化的毒素,但是我认为,中国封建君臣思想,和当代极权制度的相互作用,才是形成中国人普遍病的真正症结。

中国很多人经历了1959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一种对暴力、暴政的天然恐惧,让国民丧失了反抗的斗志,甚至是怀疑的勇气。他们甚至已经习惯性地规避这个思想,并且这样教育和恐吓子女。逆来顺受,每个人都会说假话。我偶尔业余写点小时事文章,抨击一下现状,马上就有很多朋友也来善意劝阻我,一些客户知道我有这方面的文章,也来劝我,甚至以不合作相威胁,因为他们觉得我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也达不到目的,还无心于他们的委托。不过,从心理上、精神上支持我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都说我这样做毫无意义,完全是没用的,还影响了工作,搞得自己很纠结,也没有幸福感。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劝我不要写什么文章,政府很厉害,什么都能抓到。妈妈为了劝我别写文章,说如果我再因为写文章被抓,她就会死了。

相信我妈妈这样的教育,我朋友的规劝,我客户的威胁,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如果不彻底平反1959大饥荒,中国人就一直很压抑,我们的后代就一直在这个阴影中。

 

第十三章:彻底平反大饥荒根源的重要性

忘记大饥荒的历史,是错误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有一个观点,似乎成为主流,就是不要老是纠缠历史,这样做自己活的很累,不洒脱,也没有实质意义。不如忘记过去,放开怀抱,好好活在现在,面向未来。于是伪佛教、伪道教、伪基督教在中国流行,而真正的反思精神,宗教爱人度人救人的精神,被曲解,被埋葬。试图蒙上眼睛,就当做看不到,这个观点是错的,而且是很危险的。不彻底厘清这个问题,彻底平反大饥荒,就会继续延续上个章节中的各种危害。

彻底平反大饥荒,抚慰受害者,才能修复道德裂痕,重建社会正义

彻底平反大饥荒,以及之前之后的各种政治悲剧,才能修复道德裂痕,给社会一个复原的机会,重建社会正义,这不仅仅是给死难者一个公道,也给幸存者、以及间接受害者一个心理上的抚慰。台湾和香港,由于人口少、面积小,不足以单独承担起中华文化和中华复兴这样的大旗,只能是过度转承延续一下,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发展,也有一个瓶颈。只有整个大陆地区清算历史问题,建立良好的社会机制,才能真正复兴中华文化,让每个中国人受益。彻底平反大饥荒,才能构建新的信仰体系,保存中华美德,吸收西方优秀人文精神。

彻底平反大饥荒,重新树立中国新的信仰体系,才能防止悲剧重演

彻底平反大饥荒,以及之前之后的各种政治悲剧,才能重新树立中国新的信仰体系,结合西方民主,结合中华传统的美德。现在中国人口更多,尤其是结构更脆弱,一旦出现像朝鲜那样的倒退,后果难以想象,死亡的人将更多。现在的既得利益者将成为过去的右派,打击是首当其冲的。没有信仰的中国,正在剧烈地摇摆,各种政治势力正在蠢蠢欲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派的势力,极具破坏性。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政治就是要防微杜渐,将这些意图恢复到毛时代的势力,直接扼杀在萌芽状态。

我要正告现在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我们这些老百姓的伤害得不到彻底追溯和厘清,你们的伤害就有可能重来,你们现在的既得利益也很难得到保证。三反五反过头,1958年灾难就来;1962年没有彻底反思罪恶,1966年灾难重来;1976年的没有彻底反思,现在大家始终活在不安与寒风中。那些曾经风光的执政右派后来重新锒铛入狱,就是前例,说一句极具争议的话,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人,其实正是1959年罪恶的同案犯,1962年后的不作为渎职者。1976、1978、1983、1992这些关键年份,没有将之前的错误彻底厘清,那么撒旦就会随时借尸还魂,再度威胁既得利益者和小老百姓。现在极左毛派仍旧呼风唤雨,蠢蠢欲动,借助无知愤青和红色后代,拉起极端民族主义大旗和马列毛原教旨主义这2杆大旗,还是很有号召力的。这是需要时时提防的。

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根本,改革是遏制破坏性革命的最好途径

制度不改,想靠极权主义的力量,靠经济上的腐化,就能克制住这2个魔鬼,就能克制住民主潮流,是非常危险的,无异于饮鸩止渴。随便一个激发出能量,就是巨大的火苗,很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温家宝说的很对,如果不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就可能失败,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如若不信,拭目以待!

附结尾悼诗:

1959,民有伤,国之殇



1959,多少儿女

失去爹娘



1959,多少人家

死绝死光



1959,多少热血

变得冰凉



1959,多少故事

成为绝唱



1959,多少饥民

没有食粮



1959,多少眼神

一片迷茫



1959,多少尸体

无人埋葬



1959,多少梦想

化为绝望

————————————————————

只要有的吃

那管那食物有多肮脏



只要有的吃

那管这稀饭如浪打浪



只要有的吃

那管这是猪都不吃的粗糠



只要有的吃

那管这是没营养的野菜汤



只要有的吃

那管这是干巴巴的观音土壤



只要有的吃

那管这肉正来自同类的身上



只要有的吃

那管这是偷还是抢



只要有的吃

那管吃下去也会毒发身亡

————————————————————

为什么铁铸的事实

却还要去撒谎



为什么遮掩的时间

这样的漫长



为什么漫长的时间

还不能给出真相



为什么悲惨的故事

大家都不敢讲



为什么故事的声音

翻过不了比长城还厚的围墙



为什么那些恶人

到现在也没有悔罪的迹象



为什么至亲的离去

后人这么容易就将悲伤遗忘



为什么这么久时间过去

一颗心还是无法安放



为什么918的警报

不能为大饥荒的死难者拉响



为什么大饥荒的纪念碑

不能立在中国心脏的天安门广场

————————————————————

悲悯的上苍

请给人民存活下去的力量



仁慈的上苍

请给中华存续不绝的信仰



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

心中魂幡兮,漫天飞扬



饥饿亲人兮,饮我一觞

度尽苦厄兮,升入天堂



1959

民有伤



1959

国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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