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反思之二：政治改良·暴力革命 /钱跃君
    
    鸦片战争后，在重重阻力下经历了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并没有挽救中国，一场场战败，一次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连洋务运动主将李鸿章都向清廷表示，必须进行更深刻的政治改革才能挽救中国。但如何改革？是朝廷的和平改良还是民众的暴力革命？其实，世界历史上并没有定则：英国是贵族发起、相对和平的光荣革命，法国是由下而上、比较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普鲁士是由上而下、逐步实现的法制改革。即使在东欧剧变中，波兰和匈牙利是政治改革，捷克和东德是和平革命，只有罗马尼亚才是流血革命——民众被专制者血腥镇压而被迫走向流血革命。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有突尼斯、埃及的和平革命，有利比亚的暴力革命，也有迄今没有成功的叙利亚和平革命。
    
    ◆政治改良与暴力革命◆
    
    社会是多元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永远存在激进与缓进的不同政见。1895年甲午战败后就有谭嗣同的激进（宫廷政变）与康有为的改良（戊戌变法），结果变法流产，谭嗣同被杀，康有为流亡，专制者永远不会轻易放弃手中权力和既得利益，都要将任何威胁其政权的改革绞杀在摇篮中。正因如此，激进与缓进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会互相转化或形成不同的规模，而这种转化不完全取决于革命者的意志，更多取决于当政者的理性程度，辛亥革命就是清廷非理性政治的结果。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甚至到辛亥革命前半年，只要清廷略存一点点理性，略微尊重民意，则即使有十位孙中山也不可能实现辛亥革命成功。而且实事上，由同盟会发起的十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仅有革命理念、没有革命土壤是不够的。而要在一个有“温良恭俭让”、“忠孝节义”文化传统的民族产生暴力革命，那不是靠几个三民主义理念，而真要逼得人走投无路、不暴动也是一死的份上，秦末农民不就是这样揭竿而起的？但有史以来中国专制者尽管也闲谈“水可载舟，水亦可覆舟”的哲理，但总体而言极端地罔顾民意，为所欲为，直到引火烧身、面临绝境时才能如梦方醒——这就是中国专制者与被专制者的民族特性。
    
    欧洲可没有“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传统，为了宗教就可以战争（17世纪三十年战争），为了自由就可以暴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更别说为了争夺饭碗（规模最大的日尔曼大移民）。正因如此，欧洲专制者更深切体会民众的力量，所以相对中国专制者更具有理性。何况欧洲有史以来就有双重政权并立：以国王为中心的世俗政权与以教皇为中心的精神政权。两者利益上相互冲突，达到政治上相互平衡，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中国那样唯有世俗政权独大、可以对平民百姓肆无忌惮的极端专制。欧洲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和约，所谓“和约”就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当政者不是靠镇压革命、而是靠削弱革命土壤来维持统治，因为靠屠杀来维持的政权是不可能长久的。
    
    欧洲从传统农耕社会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初期的原始资本主义残酷压榨下，工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十九世纪社会问题”。发生经济危机时大量失业，民不聊生，由此产生社会主义思潮和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潮中有马克思的激进政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专制政权）与拉萨勒的改良政治（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工人当家作主）。普鲁士政权颁布“（反）社会主义法”镇压社会主义风潮，效果恰恰相反，工人更加团结，以暴抗暴的马克思派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导，工会成员达到上百万，人数都超过普鲁士军队。政府一看形势不对，国王马上到议会演讲宣称要保障工人利益，亲手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宰相卑斯曼智慧地推出三大社会保险，其政治用意不是为了工人利益，而是抑制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众基础，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工人看到以和平方式也能实现利益保护，于是主张和平改良的拉萨勒派占上风，后来的欧洲社会就是走拉萨勒的道路。三大社会保险已成为今日世界各国社会政策的主项，人们将之归功于卑斯曼，其实应归功于马克思，是在马克思暴力革命的威慑下诞生的，尽管暴力革命其实并没有真正发生，这又要归功于卑斯曼的理性。由此可以想象，如果康、梁戊戌变法成功，或此后袁世凯君主立宪成功，今日中国或许还在延续君主立宪。但清廷没有这么理性，于是引火烧身把民众一步一步逼上暴力革命的火焰。
    
    
    【题图】德国19世纪工人运动的两位主将拉萨勒与马克思（1895年明信片），分别代表政治改良与暴力革命两条道路，但两党于1875年在哥德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至于后来在俄国发生的，那不是十月革命，而是十月政变：1917年3月8日（俄历二月）俄国妇女抗议政府发动一次世界大战（三八妇女节来源），由此引发和平的二月革命，国王自愿退位，国王弟弟又拒绝继承皇位，于是实现开创俄国新纪元的共和制，并定于11月全民大选。就在大选前夕，列宁乘过渡政府空虚之际发动军事政变，窃取、也是葬送了二月革命成果。在如期的11月全国大选中布尔什维克惨败，列宁便不顾民意而全面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此后没有十年就由一党专制而进入一人专制（斯大林）。“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法乱纪和践踏文明行为，是没有监督的掠夺”（普列汉诺夫），那不仅是对马克思的背叛，而且就是马克思要以暴力革命来推翻的专制政权。俄国二月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在时间上、起因上和结局上何其相似：都是因为外来战争而引发推翻帝制，刚展示一线民主曙光，就被政客断送而进入新的专制；俄国的列宁就是中国的袁世凯，俄国的斯大林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从政治维新到君主立宪◆
    
    晚清经历了三次大型改革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立宪运动。三者内容上层层递进，但形式上都属于体制内政治改良。政治家可以有改良与革命的不同观点，但平民百姓只要有一线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利益保护，就绝对不会铤而走险暴力革命，所以早年孙中山的革命论应者寥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占社会主导。主张变法维新的还包括清廷中一大批重臣李鸿章、翁同和、张謇、张之洞、周馥、袁世凯等。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李鸿章拒绝追捕，还暗中致函他们在海外要抓紧学习，以后成为国家栋梁。甚至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中坚的黄兴、章太炎、蔡元培等都倾向改良，谭嗣同挚友唐才亮创建自立军，想以军事行动来营救光绪皇帝，希望实现的依旧是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
    
    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飞速发展，不仅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而且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又击败老牌帝国俄罗斯。俄罗斯痛定思痛，立即政治改革，设立议会，颁布民权保障，实现君主立宪。这些对中国社会是一大刺激，即不仅要变法维新以增强国力（行政改革），而且要君主立宪以保障民权（体制改革），才能真正挽救中国。原来的维新派进而转为立宪派：要限制君权与官权，就必须明确民权（梁启超）。这才是更根本地改变中国，而不在于中国形式上姓“清”还是姓“共和”。立宪派力争以最低社会成本来实现民权保障，因为暴力革命必将导致一场社会灾难，就如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实乃不得已之举。在当时中国，朝廷内外有两位力主君主立宪的旗帜性人物：袁世凯与梁启超。
    
    

    【题图】袁世凯（中）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与部分政府官员和外国使节合影，他身着前清陆军上将军常服。
    
    早在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梁启超创立强学会时，袁世凯就捐银入会。他不仅协助康有为呈书，而且自己都写了1,3万字变法方案呈给光绪皇帝，成为戊戌变法时朝中最重要支持者之一。李鸿章去世后他担任直隶（河北）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实施他的改革理想：所有官员都必须了解西方历史政治，必须赴日本考察三个月才能上任。以天津为试点，兴建实业和畅通贸易，天津一举成为华北地区的金融和商贸中心……各项新政大都由直隶创设，中央及各省纷纷效仿推广。他同时试点政治改革（宪政）：分批培训读书人以经济学、法学、选举法、户籍法等，培养改革人才，派员赴城乡宣传，让改革之风家喻户晓。筹备一年后于1907年在天津举行中国历史上首次全民普选，产生议事会即议会的雏形（附注）。
    
    1901年慈禧太后亲自启动政治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例如1905年取消科举制度，1906年颁布《预备仿行宪政》。在慈禧支持下，袁世凯要将他的政治改革推向中央：设立责任内阁（总理、部长等），原来皇帝的行政权和任免官员权都归内阁。皇帝旨令必须得到内阁副署，否则无效；改革行政体系，取消不合现代国家的吏部、礼部、都察院、军机处等；勒令思想保守的大臣全部退休……他的改革受到极大阻力，醇亲王载沣（宣统皇帝父亲）竟拔出手枪对他大吼：“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好被人拉开。甚至袁出朝时上百个太监围过来要殴打袁世凯，实施袁的改革方案意味着太监们都要失业——现代国家哪用得上太监？皇帝宗室的立宪派代表、光绪皇帝的连襟载泽1906年考察五国后就密奏朝廷：君主立宪有助于“皇位永保，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宪政既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自古迄今，专制政权的最大得利者是贪官污吏，所以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还不是皇帝，而是这批既得利益集团——清朝的腐败之风始于乾隆后期，乾隆宠臣和珅富可抵国，个人家产8亿两银子，清皇的整个国库只有0,8亿两银子 ——皇亲国戚、守旧派大臣们到慈禧处大哭大闹，慈禧都无可奈何地说：改革如此之难，我还不如去跳河自杀。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被削去军权，怅然离京。慈禧逝世、宣统皇帝即位后，掌权者载沣决意杀掉袁世凯，被人劝止：皇帝新登基就杀重臣影响不好。袁世凯逃过一死，被勒令告老还乡。但他在中国社会是众望所归的体制内改革人物，所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和革命派都立即想到赋闲乡下的袁世凯，双方都去游说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革命派明言希望他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后来确实是重新出山的袁世凯促成了皇帝和平退位，但保证善待皇室。
    
    就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全国各地要求召开国会（君主立宪）的呼声风起云涌，先后经历四次大规模请愿：1月16日第一次请愿；6月16日第二次请愿递交的十份请愿书有30多万人签署；10月9日第三次请愿时，许多人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手指为请愿代表送行，导致云贵总督、湖广总督等致电各地总督要求召开国会，15位总督与将军联名上奏清廷要求立宪；12月4日第四次请愿，5000多位辽宁学生游行到总督府要求召开国会，两天后2万多人前往总督府请愿，一位报社编辑断指血书大旗，谘议局（清廷为君主立宪而预设的民选议会）议长等跪地痛哭，乞求总督代表民意上奏朝廷，总督也感动流泪——这就是和平善良的中国人，就在这样激愤和哀声遍野的气氛下，游行民众依旧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只是多加了一句“国会万岁”。
    
    在这样朝廷内外的呼声下，清廷不是痛定思痛，而是压制民众声音，镇压改革运动。全国赴京请愿的人流络绎不绝，清廷禁止和遣返上访者：“立即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清廷侦查和逮捕请愿代表或组织者，“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如逮捕辽宁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诬指他是“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意图煽动”，发配新疆。同时禁止学生问政：“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
    
    另一方面，清廷敷衍民意，将立宪时间一拖再拖。1905年开始预备立宪，三年后总算推出《宪法大纲》，“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主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皆归总揽”——皇帝集三权于一身，这样“有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只是将君主专制宪法化，丝毫没有“主权在民”、“人权至上”的宪法精神。甚至到辛亥年四月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鲜血也没唤醒专制政权，十天后清廷宣布首届责任内阁——这是立宪派向往已久的时刻——总理为庆亲王奕劻，13名内阁成员中7名皇族，汉人仅占4人……如此皇族内阁，只取了西方“内阁”的形式，墨守着皇权至上的实质。
    
    民众、尤其是立宪派对清廷极度失望，年轻一代越来越没有耐心，大批原来的立宪派成员纷纷投身到革命派。就如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清廷宣布准备立宪时，革命党力量即减弱；而官制改革一出，革命党势力便迅速扩张。其实早在1903年拒俄义勇队运动被镇压后，留日学生纷纷回本土筹建反清组织，黄兴、陈天华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的光复会，1905年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而成立同盟会。所以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政治改良与暴力革命在赛跑。
    
    ◆从社会运动到军事暴动◆
    
    革命派有暴动，维新派与立宪派也同样有暴动，两者的区别只是在：成功之后是实施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
    
    1898年戊戌变法时，慈禧太后密谋宫廷政变，光绪帝传密诏给康有为设法相救，譚嗣同前往法华寺争取朝中维新派袁世凱支援，殺榮祿，囚慈禧，不料袁世凱尽管希望维新，但不愿以兵戎相见来实施维新，于是光绪被囚，譚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就义，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1899年底，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决定与梁启超和孙中山合作举兵勤王，即采取军事行动救出软禁中的光绪皇帝，孙中山甚至还想说动两广总督李鸿章（立宪派）举行起义和两广独立。康有为要救出光绪皇帝以实现君主立宪，孙中山要推翻满清以建立民主共和，梁启超只能折中两者，即建立共和，但推光绪为首任总统。康、梁在上海成立自立会，梁的学生、谭嗣同生前好友唐才常于次年从日本返国建立自立军，发展武装，决定于1900年7月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起义，梁启超亲任总指挥。没想到康有为担心孙中山想推翻满清而临阵变卦，导致起义延误和泄密，唐才常等十二位自立军首领在汉口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是立宪派）逮捕而全部罹难——可见，同样致力于君主立宪，谭嗣同、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有各自的政见和分寸。
    
    当时的中国社会反清团体林立，处处爆发反清起义：1900年10月惠州起义（华兴会），1903年1月大明顺天国起义（兴中会），1904年10月萍浏醴起义（华兴会）。1907年5月黄冈起义和七女湖起义（同盟会），7月安庆起义（光复会，徐锡麟、秋瑾遇难），8月钦州起义（同盟会），12月镇南关起义（同盟会）。1908年2月钦廉起义（同盟会），4月河口起义（同盟会），11月马炮营起义（岳王会）。1910年2月新军起义（同盟会）……所有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焦躁之下决定集同盟会所有精英和所有财力，筹备十个月，于1911年4月发起广州起义，欲与清政府决一死战！结果起义又以悲壮而告终，总指挥黄兴身负重伤突围而出，留下72具烈士遗骸（包括林觉民）合葬于广州红花冈，后因此改名黄花冈。
    
    同盟会发起的十次起义均告失败，究其原因：一、没有清军响应：最惨烈的广州起义仅180名起义者，尽管都是社会精英（留学生，华侨等），怎么可能抵挡成千上万的职业军人？二、缺乏社会基础：仅靠“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能激起民情，但无法真正唤起民众，普通民众不可能为某个理念而献身，更多为维护自身权利而抗争。广州起义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谭人凤回到上海另创“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利用独立于同盟会、由留日学生创建的共进会与文学社，在长江流域的清军中倡导革命，后来两湖新军中居然有1/3官兵加入两学社，武昌起义就是由共进会与文学社发起并获成功，由立宪派推举的首任总督黎元洪也不是同盟会员。当然，决定辛亥革命成功更关键的是清廷的社会基础，辛亥年清廷非法剥夺人民财产，爆发震动全国的保路运动，点燃了清廷自焚的最后一根干稻草。
    
    洋务运动时李鸿章要造铁路以富国强兵，清廷百般刁难；几十年后发现铁路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暴利行业，该行业已被洋商把持。于是全国各地掀起收回铁路主权运动，以赎买政策强行从洋人手中将铁路收为国有，成为官办企业。1904年前后又将铁路转为私营，这就形成最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官商结合。没有法制保障的双轨制必然腐败成灾。1909年中国最大的川汉铁路公司查帐发现，年前耗资50多万金居然寸路未修。六年中应集资1200万两，事实只剩900万两。一年后在官商勾结下上海发生钱庄倒闭潮，该公司存在上海的350万两仅剩65万两。如此腐败引起民怨沸腾。而清廷不顾当时的《公司律》，又于1911年5月9日单方面宣布将铁路重新收为国有（皇家所有），对股民的经济补偿讨论不得股民参与，于是引发股民抗议，要求皇帝收回圣旨。清廷不予理睬，于8月8日任命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这等于强行接管公司财产。8月24日四川爆发罢市、罢课、罢工、罢耕，9月1日公司股东大会布告全国，即日起不再纳税，全国纷纷响应。清廷封锁新闻，禁止电报，开始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邀请保路同志会和民意领袖前来开会，这些人一到场就被逮捕，这下引发四川民众大规模游行，当局枪杀手无寸铁的抗议者32人。于是民众从和平抗议转为暴力抵抗，揭竿而起。
    
    

    【题图】1911年，四川绅商及立宪派在成都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图为《四川保路同志会简章》
    
    就在清廷调兵赴重庆镇压抗议民众、从而武汉三镇兵力空虚之际，10月10日共进会与文学社发起武昌起义，以新军官兵为主体，几乎没有伤亡就获得成功。三天后清廷匆匆推出《宪法十九信条》，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但太晚了，民众没有兴趣再听专制者的谎言。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整个四川独立……全国13省先后独立，大清帝国土崩瓦解。
    
    从政治改良转向暴力革命，这不是政治家的一厢情愿，更不是民众的自愿选择，而是专制者逼迫善良的中国人民走向暴力的流血之路。
    
    附注：如将今日政坛与清末相比，则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不如李鸿章，政治改革不如袁世凯，邓占据“皇位”后更不如清末新政时期的慈禧太后，更何况邓还有八九劣迹——慈禧都没敢有。国人居然还在学什么“邓小平理论”，以邓的才学、思想和人格，做立宪派梁启超的学生都不够资格。经历辛亥百年，中国社会到底在进化还是在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