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反思之二：政治改良·暴力革命 /錢躍君
    
    鴉片戰爭後，在重重阻力下經歷了洋務運動。但洋務運動並沒有挽救中國，一場場戰敗，一次次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連洋務運動主將李鴻章都向清廷表示，必須進行更深刻的政治改革才能挽救中國。但如何改革？是朝廷的和平改良還是民眾的暴力革命？其實，世界歷史上並沒有定則：英國是貴族發起、相對和平的光榮革命，法國是由下而上、比較血腥的法國大革命，普魯士是由上而下、逐步實現的法制改革。即使在東歐劇變中，波蘭和匈牙利是政治改革，捷克和東德是和平革命，只有羅馬尼亞才是流血革命——民眾被專制者血腥鎮壓而被迫走向流血革命。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有突尼斯、埃及的和平革命，有利比亞的暴力革命，也有迄今沒有成功的敘利亞和平革命。
    
    ◆政治改良與暴力革命◆
    
    社會是多元的，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永遠存在激進與緩進的不同政見。1895年甲午戰敗後就有譚嗣同的激進（宮廷政變）與康有為的改良（戊戌變法），結果變法流產，譚嗣同被殺，康有為流亡，專制者永遠不會輕易放棄手中權力和既得利益，都要將任何威脅其政權的改革絞殺在搖籃中。正因如此，激進與緩進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會互相轉化或形成不同的規模，而這種轉化不完全取決於革命者的意志，更多取決於當政者的理性程度，辛亥革命就是清廷非理性政治的結果。在20世紀的最初十年中，甚至到辛亥革命前半年，只要清廷略存一點點理性，略微尊重民意，則即使有十位孫中山也不可能實現辛亥革命成功。而且實事上，由同盟會發起的十次武裝起義都以失敗告終——僅有革命理念、沒有革命土壤是不夠的。而要在一個有“溫良恭儉讓”、“忠孝節義”文化傳統的民族產生暴力革命，那不是靠幾個三民主義理念，而真要逼得人走投無路、不暴動也是一死的份上，秦末農民不就是這樣揭竿而起的？但有史以來中國專制者儘管也閒談“水可載舟，水亦可覆舟”的哲理，但總體而言極端地罔顧民意，為所欲為，直到引火燒身、面臨絕境時才能如夢方醒——這就是中國專制者與被專制者的民族特性。
    
    歐洲可沒有“溫良恭儉讓”的文化傳統，為了宗教就可以戰爭（17世紀三十年戰爭），為了自由就可以暴動（18世紀法國大革命），更別說為了爭奪飯碗（規模最大的日爾曼大移民）。正因如此，歐洲專制者更深切體會民眾的力量，所以相對中國專制者更具有理性。何況歐洲有史以來就有雙重政權並立：以國王為中心的世俗政權與以教皇為中心的精神政權。兩者利益上相互衝突，達到政治上相互平衡，所以從來沒有出現過像中國那樣唯有世俗政權獨大、可以對平民百姓肆無忌憚的極端專制。歐洲歷史上出現了許多和約，所謂“和約”就是雙方妥協的結果，當政者不是靠鎮壓革命、而是靠削弱革命土壤來維持統治，因為靠屠殺來維持的政權是不可能長久的。
    
    歐洲從傳統農耕社會轉型到現代工業社會，在工業社會初期的原始資本主義殘酷壓榨下，工人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產生了歷史上著名的“十九世紀社會問題”。發生經濟危機時大量失業，民不聊生，由此產生社會主義思潮和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社會主義思潮中有馬克思的激進政治（通過暴力革命推翻專制政權）與拉薩勒的改良政治（通過議會道路實現工人當家作主）。普魯士政權頒布“（反）社會主義法”鎮壓社會主義風潮，效果恰恰相反，工人更加團結，以暴抗暴的馬克思派成為工人運動的主導，工會成員達到上百萬，人數都超過普魯士軍隊。政府一看形勢不對，國王馬上到議會演講宣稱要保障工人利益，親手推動社會主義政治，宰相卑斯曼智慧地推出三大社會保險，其政治用意不是為了工人利益，而是抑制社會民主黨人的民眾基礎，以維持自己的統治。工人看到以和平方式也能實現利益保護，於是主張和平改良的拉薩勒派占上風，後來的歐洲社會就是走拉薩勒的道路。三大社會保險已成為今日世界各國社會政策的主項，人們將之歸功於卑斯曼，其實應歸功於馬克思，是在馬克思暴力革命的威懾下誕生的，儘管暴力革命其實並沒有真正發生，這又要歸功於卑斯曼的理性。由此可以想象，如果康、梁戊戌變法成功，或此後袁世凱君主立憲成功，今日中國或許還在延續君主立憲。但清廷沒有這麼理性，於是引火燒身把民眾一步一步逼上暴力革命的火焰。
    
    
    【題圖】德國19世紀工人運動的兩位主將拉薩勒與馬克思（1895年明信片），分別代表政治改良與暴力革命兩條道路，但兩黨於1875年在哥德合併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
    
    至於後來在俄國發生的，那不是十月革命，而是十月政變：1917年3月8日（俄歷二月）俄國婦女抗議政府發動一次世界大戰（三八婦女節來源），由此引發和平的二月革命，國王自願退位，國王弟弟又拒絕繼承皇位，於是實現開創俄國新紀元的共和制，並定於11月全民大選。就在大選前夕，列寧乘過渡政府空虛之際發動軍事政變，竊取、也是葬送了二月革命成果。在如期的11月全國大選中布爾什維克慘敗，列寧便不顧民意而全面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此後沒有十年就由一黨專制而進入一人專制（斯大林）。“工人將從資本家的僱工變成國家封建主的僱工，農民將變成國家封建主的農奴。……所進行的剝奪是令人髮指的違法亂紀和踐踏文明行為，是沒有監督的掠奪”（普列漢諾夫），那不僅是對馬克思的背叛，而且就是馬克思要以暴力革命來推翻的專制政權。俄國二月革命與中國辛亥革命在時間上、起因上和結局上何其相似：都是因為外來戰爭而引發推翻帝制，剛展示一線民主曙光，就被政客斷送而進入新的專制；俄國的列寧就是中國的袁世凱，俄國的斯大林就是中國的毛澤東。
    
    ◆從政治維新到君主立憲◆
    
    晚清經歷了三次大型改革運動：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立憲運動。三者內容上層層遞進，但形式上都屬於體制內政治改良。政治家可以有改良與革命的不同觀點，但平民百姓只要有一線希望通過和平方式實現利益保護，就絕對不會鋌而走險暴力革命，所以早年孫中山的革命論應者寥寥，康有為、梁啓超的變法維新占社會主導。主張變法維新的還包括清廷中一大批重臣李鴻章、翁同和、張謇、張之洞、周馥、袁世凱等。戊戌變法後康有為、梁啓超逃亡，李鴻章拒絕追捕，還暗中致函他們在海外要抓緊學習，以後成為國家棟梁。甚至後來成為辛亥革命中堅的黃興、章太炎、蔡元培等都傾向改良，譚嗣同摯友唐才亮創建自立軍，想以軍事行動來營救光緒皇帝，希望實現的依舊是實現君主立憲的政治改良。
    
    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飛速發展，不僅在1895年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而且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又擊敗老牌帝國俄羅斯。俄羅斯痛定思痛，立即政治改革，設立議會，頒布民權保障，實現君主立憲。這些對中國社會是一大刺激，即不僅要變法維新以增強國力（行政改革），而且要君主立憲以保障民權（體制改革），才能真正挽救中國。原來的維新派進而轉為立憲派：要限制君權與官權，就必須明確民權（梁啓超）。這才是更根本地改變中國，而不在於中國形式上姓“清”還是姓“共和”。立憲派力爭以最低社會成本來實現民權保障，因為暴力革命必將導致一場社會災難，就如法國大革命的血腥，實乃不得已之舉。在當時中國，朝廷內外有兩位力主君主立憲的旗幟性人物：袁世凱與梁啓超。
    
    

    【題圖】袁世凱（中）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與部分政府官員和外國使節合影，他身着前清陸軍上將軍常服。
    
    早在戊戌變法前夕康有為、梁啓超創立強學會時，袁世凱就捐銀入會。他不僅協助康有為呈書，而且自己都寫了1,3萬字變法方案呈給光緒皇帝，成為戊戌變法時朝中最重要支持者之一。李鴻章去世後他擔任直隸（河北）總督兼北洋大臣，開始實施他的改革理想：所有官員都必須了解西方歷史政治，必須赴日本考察三個月才能上任。以天津為試點，興建實業和暢通貿易，天津一舉成為華北地區的金融和商貿中心……各項新政大都由直隸創設，中央及各省紛紛效仿推廣。他同時試點政治改革（憲政）：分批培訓讀書人以經濟學、法學、選舉法、戶籍法等，培養改革人才，派員赴城鄉宣傳，讓改革之風家喻戶曉。籌備一年後於1907年在天津舉行中國歷史上首次全民普選，產生議事會即議會的雛形（附註）。
    
    1901年慈禧太后親自啟動政治改革，史稱清末新政，例如1905年取消科舉制度，1906年頒布《預備仿行憲政》。在慈禧支持下，袁世凱要將他的政治改革推向中央：設立責任內閣（總理、部長等），原來皇帝的行政權和任免官員權都歸內閣。皇帝旨令必須得到內閣副署，否則無效；改革行政體系，取消不合現代國家的吏部、禮部、都察院、軍機處等；勒令思想保守的大臣全部退休……他的改革受到極大阻力，醇親王載灃（宣統皇帝父親）竟拔出手槍對他大吼：“爾如此跋扈，我為主子除爾奸臣！”幸好被人拉開。甚至袁出朝時上百個太監圍過來要毆打袁世凱，實施袁的改革方案意味着太監們都要失業——現代國家哪用得上太監？皇帝宗室的立憲派代表、光緒皇帝的連襟載澤1906年考察五國後就密奏朝廷：君主立憲有助於“皇位永保，外患漸輕，內亂可彌”，“憲政既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自古迄今，專制政權的最大得利者是貪官污吏，所以體制改革的最大阻力還不是皇帝，而是這批既得利益集團——清朝的腐敗之風始於乾隆後期，乾隆寵臣和珅富可抵國，個人家產8億兩銀子，清皇的整個國庫只有0,8億兩銀子 ——皇親國戚、守舊派大臣們到慈禧處大哭大鬧，慈禧都無可奈何地說：改革如此之難，我還不如去跳河自殺。袁世凱成了眾矢之的，被削去軍權，悵然離京。慈禧逝世、宣統皇帝即位後，掌權者載灃決意殺掉袁世凱，被人勸止：皇帝新登基就殺重臣影響不好。袁世凱逃過一死，被勒令告老還鄉。但他在中國社會是眾望所歸的體制內改革人物，所以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和革命派都立即想到賦閒鄉下的袁世凱，雙方都去遊說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革命派明言希望他能成為“中國的華盛頓”——後來確實是重新出山的袁世凱促成了皇帝和平退位，但保證善待皇室。
    
    就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全國各地要求召開國會（君主立憲）的呼聲風起雲湧，先後經歷四次大規模請願：1月16日第一次請願；6月16日第二次請願遞交的十份請願書有30多萬人簽署；10月9日第三次請願時，許多人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手指為請願代表送行，導致雲貴總督、湖廣總督等致電各地總督要求召開國會，15位總督與將軍聯名上奏清廷要求立憲；12月4日第四次請願，5000多位遼寧學生遊行到總督府要求召開國會，兩天后2萬多人前往總督府請願，一位報社編輯斷指血書大旗，諮議局（清廷為君主立憲而預設的民選議會）議長等跪地痛哭，乞求總督代表民意上奏朝廷，總督也感動流淚——這就是和平善良的中國人，就在這樣激憤和哀聲遍野的氣氛下，遊行民眾依舊高呼“大清帝國萬歲”、“皇帝萬歲”，只是多加了一句“國會萬歲”。
    
    在這樣朝廷內外的呼聲下，清廷不是痛定思痛，而是壓制民眾聲音，鎮壓改革運動。全國赴京請願的人流絡繹不絕，清廷禁止和遣返上訪者：“立即將此項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清廷偵查和逮捕請願代表或組織者，“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請懲。”如逮捕遼寧請願同志會會長溫世霖，誣指他是“鄉里無賴”，“結眾斂錢”，“意圖煽動”，發配新疆。同時禁止學生問政：“學堂學生，歷練未深，本不准干預國家政治……倘再有前項情事，立即從嚴懲辦，並將辦學人員一併重處，以儆其餘。”
    
    另一方面，清廷敷衍民意，將立憲時間一拖再拖。1905年開始預備立憲，三年後總算推出《憲法大綱》，“謹按君主立憲政體，君主有統治國家之大權，凡立法、行政、司法，皆皆歸總攬”——皇帝集三權於一身，這樣“有中國特色”的君主立憲只是將君主專制憲法化，絲毫沒有“主權在民”、“人權至上”的憲法精神。甚至到辛亥年四月的廣州起義，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鮮血也沒喚醒專制政權，十天后清廷宣布首屆責任內閣——這是立憲派嚮往已久的時刻——總理為慶親王奕劻，13名內閣成員中7名皇族，漢人僅占4人……如此皇族內閣，只取了西方“內閣”的形式，墨守着皇權至上的實質。
    
    民眾、尤其是立憲派對清廷極度失望，年輕一代越來越沒有耐心，大批原來的立憲派成員紛紛投身到革命派。就如流亡日本的梁啓超寫信給康有為：清廷宣布準備立憲時，革命黨力量即減弱；而官制改革一出，革命黨勢力便迅速擴張。其實早在1903年拒俄義勇隊運動被鎮壓後，留日學生紛紛回本土籌建反清組織，黃興、陳天華的華興會，蔡元培、章太炎的光復會，1905年與孫中山的興中會合併而成立同盟會。所以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政治改良與暴力革命在賽跑。
    
    ◆從社會運動到軍事暴動◆
    
    革命派有暴動，維新派與立憲派也同樣有暴動，兩者的區別只是在：成功之後是實施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
    
    1898年戊戌變法時，慈禧太后密謀宮廷政變，光緒帝傳密詔給康有為設法相救，譚嗣同前往法華寺爭取朝中維新派袁世凱支援，殺榮祿，囚慈禧，不料袁世凱儘管希望維新，但不願以兵戎相見來實施維新，於是光緒被囚，譚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就義，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1899年底，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決定與梁啓超和孫中山合作舉兵勤王，即採取軍事行動救出軟禁中的光緒皇帝，孫中山甚至還想說動兩廣總督李鴻章（立憲派）舉行起義和兩廣獨立。康有為要救出光緒皇帝以實現君主立憲，孫中山要推翻滿清以建立民主共和，梁啓超只能折中兩者，即建立共和，但推光緒為首任總統。康、梁在上海成立自立會，梁的學生、譚嗣同生前好友唐才常於次年從日本返國建立自立軍，發展武裝，決定於1900年7月在長江沿岸五地同時起義，梁啓超親任總指揮。沒想到康有為擔心孫中山想推翻滿清而臨陣變卦，導致起義延誤和泄密，唐才常等十二位自立軍首領在漢口被湖廣總督張之洞（也是立憲派）逮捕而全部罹難——可見，同樣致力於君主立憲，譚嗣同、袁世凱、康有為、梁啓超、李鴻章、張之洞等都有各自的政見和分寸。
    
    當時的中國社會反清團體林立，處處爆發反清起義：1900年10月惠州起義（華興會），1903年1月大明順天國起義（興中會），1904年10月萍瀏醴起義（華興會）。1907年5月黃岡起義和七女湖起義（同盟會），7月安慶起義（光復會，徐錫麟、秋瑾遇難），8月欽州起義（同盟會），12月鎮南關起義（同盟會）。1908年2月欽廉起義（同盟會），4月河口起義（同盟會），11月馬炮營起義（岳王會）。1910年2月新軍起義（同盟會）……所有起義均告失敗，同盟會焦躁之下決定集同盟會所有精英和所有財力，籌備十個月，於1911年4月發起廣州起義，欲與清政府決一死戰！結果起義又以悲壯而告終，總指揮黃興身負重傷突圍而出，留下72具烈士遺骸（包括林覺民）合葬於廣州紅花岡，後因此改名黃花岡。
    
    同盟會發起的十次起義均告失敗，究其原因：一、沒有清軍響應：最慘烈的廣州起義僅180名起義者，儘管都是社會精英（留學生，華僑等），怎麼可能抵擋成千上萬的職業軍人？二、缺乏社會基礎：僅靠“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能激起民情，但無法真正喚起民眾，普通民眾不可能為某個理念而獻身，更多為維護自身權利而抗爭。廣州起義後同盟會人心渙散，宋教仁、譚人鳳回到上海另創“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利用獨立於同盟會、由留日學生創建的共進會與文學社，在長江流域的清軍中倡導革命，後來兩湖新軍中居然有1/3官兵加入兩學社，武昌起義就是由共進會與文學社發起並獲成功，由立憲派推舉的首任總督黎元洪也不是同盟會員。當然，決定辛亥革命成功更關鍵的是清廷的社會基礎，辛亥年清廷非法剝奪人民財產，爆發震動全國的保路運動，點燃了清廷自焚的最後一根干稻草。
    
    洋務運動時李鴻章要造鐵路以富國強兵，清廷百般刁難；幾十年後發現鐵路是當時中國的一個暴利行業，該行業已被洋商把持。於是全國各地掀起收回鐵路主權運動，以贖買政策強行從洋人手中將鐵路收為國有，成為官辦企業。1904年前後又將鐵路轉為私營，這就形成最有“中國特色”的雙軌制：官商結合。沒有法制保障的雙軌制必然腐敗成災。1909年中國最大的川漢鐵路公司查帳發現，年前耗資50多萬金居然寸路未修。六年中應集資1200萬兩，事實只剩900萬兩。一年後在官商勾結下上海發生錢莊倒閉潮，該公司存在上海的350萬兩僅剩65萬兩。如此腐敗引起民怨沸騰。而清廷不顧當時的《公司律》，又於1911年5月9日單方面宣布將鐵路重新收為國有（皇家所有），對股民的經濟補償討論不得股民參與，於是引發股民抗議，要求皇帝收回聖旨。清廷不予理睬，於8月8日任命李稷勛為國家鐵路駐宜昌總理，這等於強行接管公司財產。8月24日四川爆發罷市、罷課、罷工、罷耕，9月1日公司股東大會布告全國，即日起不再納稅，全國紛紛響應。清廷封鎖新聞，禁止電報，開始鎮壓：9月7日四川總督邀請保路同志會和民意領袖前來開會，這些人一到場就被逮捕，這下引發四川民眾大規模遊行，當局槍殺手無寸鐵的抗議者32人。於是民眾從和平抗議轉為暴力抵抗，揭竿而起。
    
    

    【題圖】1911年，四川紳商及立憲派在成都組織“四川保路同志會”，圖為《四川保路同志會簡章》
    
    就在清廷調兵赴重慶鎮壓抗議民眾、從而武漢三鎮兵力空虛之際，10月10日共進會與文學社發起武昌起義，以新軍官兵為主體，幾乎沒有傷亡就獲得成功。三天后清廷匆匆推出《憲法十九信條》，立即實行君主立憲，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但太晚了，民眾沒有興趣再聽專制者的謊言。11月22日重慶獨立，11月27日整個四川獨立……全國13省先後獨立，大清帝國土崩瓦解。
    
    從政治改良轉向暴力革命，這不是政治家的一廂情願，更不是民眾的自願選擇，而是專制者逼迫善良的中國人民走向暴力的流血之路。
    
    附註：如將今日政壇與清末相比，則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不如李鴻章，政治改革不如袁世凱，鄧占據“皇位”後更不如清末新政時期的慈禧太后，更何況鄧還有八九劣跡——慈禧都沒敢有。國人居然還在學什麼“鄧小平理論”，以鄧的才學、思想和人格，做立憲派梁啓超的學生都不夠資格。經歷辛亥百年，中國社會到底在進化還是在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