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人的心目中，袁世凯最遭非议之处有二：一是帝制自为；二是卖国。正因此，袁世凯不仅得有中世纪黑暗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的评价，而且被贴上了“乱世奸雄”、“窃国大盗”、“卖国贼”等多种标签。长期以来，我们心中的袁世凯形象往往被这些主流话语所遮蔽而显得单一和模糊。民初曾在袁世凯身边任职的一批外交官，如顾维钧、颜惠庆等人，与袁世凯都有过直接的接触和交往。这些人，不仅对中国的国情有一定的体认，而且长期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谙熟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之精髓；不仅都是颇有见识之士，而且又非袁氏的门生故旧。如果适当参考他们对袁世凯的亲身观察与评价，也许更能走近一个丰富而真实的袁世凯。所以，他们的日记或回忆录等是我们研究袁世凯时值得重视的历史资料。顾维钧的回忆录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种。

顾维钧1888年出生于上海，1905年远涉重洋，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国际外交。1912年二十四岁时，自美国留学归来，任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及国务总理唐绍仪的英文秘书，开始接触外交事务。一年多后，升任外交部参事，同时兼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此后一直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重要人物。顾氏晚年在美国写下一部巨幅回忆录，译成中文约有五百万字，记载了从民初之后五十年间中国的重大外交事件。其中中译本第1册较多地回忆了他当年与袁世凯共事的经历和对袁氏的观察与评价。其内容大体上可归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顾维钧描写了对袁世凯的总体印象。

顾维钧第一次见袁世凯，对他的感觉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这一印象与辛亥革命后任外务部左丞、后又任民初唐绍仪内阁外交部次长的颜惠庆对袁世凯的描述不谋而合。颜氏在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自传中说，袁世凯“主政有方、处事果断”，在朝中享有“不一般的威望”，他“身材不高，但长得较粗壮，令人感到他是一个果断、精力充沛的人”。

接着，顾氏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袁氏的总体看法：“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其次，顾氏披露了民初的一些政治内幕。

关于袁世凯与唐绍仪的友情与分歧，目前已有学者作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张华腾：《袁世凯与唐绍仪关系述论》，《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但对二人关系破裂的政治影响似乎还挖掘不够。顾氏作为一个亲历者，不仅见证了民初袁唐由“称兄道弟，颇为亲热”，到在直隶都督的任命上产生尖锐冲突的整个过程，还进一步分析了唐氏辞职对民初政局的深远影响，指出，“唐的辞职当然意味着袁世凯总统的胜利。国会在曾任唐内阁农商总长的宋教仁领导下继续发挥其影响，但唐的辞职在国民党和以袁世凯总统为首的北洋系之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鸿沟。这一破裂乃是宋教仁被暗杀、不幸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一破裂也导致了袁世凯总统所谓的国会造反。国会终于被解散，内战又起。整个这一段情节清楚地表明，袁世凯总统对国会缺乏信心，对国民党在北方的目的一直存在疑虑”。这一分析无疑是颇有见地的。

另外，顾氏还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袁世凯执政期间总统府与国会、内阁等三权之间的权力冲突，对我们研究袁世凯与民初政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再次，顾氏揭示了袁世凯对民主共和的认知水平，并分析了中国在1912—1928年间民主政治失败的原因。这一部分内容是回忆录第1册着力较多的地方。

据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在1912年秋曾问他“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共和的含义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通过这次谈话，顾氏作出的判断是：“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袁世凯对中国老百姓“是否能有足够的一心为公精神来建成真正的民国很感怀疑”，他对于民主的内容则是“一无所知的”。从这些判断中我们至少能获得三个信息：一是袁氏对民主共和是一无所知的；二是他对在中国能否实行民主共和是怀疑的；三是他主观上没有实行民主的要求。从袁氏的这种心理状态和认识水平来看，他开历史倒车走专制之路是必然的。

不可否认，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追求革命与民主的一个成果，但这一成果无论从它的内在构成，还是从它根植的社会土壤来看，都是很稚嫩的，新旧力量对比的格局并没有真正改观。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体认，顾氏并没有把考察的重点仅仅放在袁世凯本人身上，他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时代根源的分析上，也即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当时民众群体的民主素质。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顾氏指出，中国没有根深蒂固的代议政治传统是1912—1928年民主政治在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说，“就民主制度或代议政治而言，在中国是没有传统的，而传统在中国却至关重要”。孔孟的教导“民为邦本”、“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只是箴言、理论，从未完全实施过。中国“并没有代议政治的实践。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允许这样做，任何人民团体都很难正常地通过制度来施加其影响”。另一方面，虽然在中国农村“有着一定的民主精神，地方上修桥补路、慈善事业都在士绅领导下由百姓来办理，但其效果仅仅是地方性的，并没有我们看到的北美城镇会议中美国式民主的基础”。

不少学者尤其是现代新儒家认为，从儒家民本传统中能够开掘出现代民主政治新局面来。然而，封建时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概言之，中国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只是儒家知识分子借助于弘扬天道希冀能对皇权专制有所制约，而并非从根本上取消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因此，民本思想始终将立论的落脚点放在体察民情的好皇帝和清官身上，却未见对封建君主制度与官僚体制发出根本质疑。它与近代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观念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名为民本、实则君本的民本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它至少不是人民对自身权利的确认与追求，只是君主的术治符号。所以，顾氏所说的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

对于民众素质，顾氏说，袁世凯的思想状况“可以代表当时几乎所有中国领导人的态度，仅有的例外也不过是几个曾在国外学习、旅行和看过民主在西方如何实行的少数知识分子”。他还具体指出了当时国人缺乏法治观念和不能正确理解言论自由原则等种种现象。应该说，顾氏对当时民众民主素质的估计并不夸张。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就曾感叹地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

在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文化土壤中，复辟帝制就具有了强大的外在动力。袁世凯与帝制派正是因为自身与民众的民主意识和革新观念的极端脆弱而得以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纵横捭阖。诚如颜惠庆所说，“人们不应忘记，他（指袁世凯——引者）完全是一个出自旧中国历史背景、并且受其支配的人，况且，聚集在他周围的是一群专事谄媚的食客。他恢复帝制，当起了封建王朝的皇帝，成为历史的罪人，对于这些愚蠢的妄为，那些食客应该说难辞其咎”。这也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

尚需提及的是，顾氏还谈到了袁世凯在帝制运动期间对舆论和外交的错误估计。他说，在帝制运动期间，唯一刊登人们反对意见的报纸是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袁世凯怀疑中国报纸不可信，一向多依靠《顺天时报》。不过帝制运动的首领们竟在有不利的评论时，精心复制新版，以拥护帝制的假报道替换。因此，当袁世凯想了解舆论如何看待恢复帝制，尤其是日本舆论如何时，他看到《顺天时报》表示赞同，即认为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颜惠庆在自传中对此事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已为野心驱使的袁世凯误以为舆论与外交支持帝制实际上也成了他推行帝制的一个原因。

最后，顾维钧对袁世凯的外交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顾维钧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其大部分工作都与外交有关，所以他得以观察袁世凯处理外交问题的态度与方法。顾氏在书中回忆了中国因西藏问题与英国的谈判、因外蒙古问题与俄国的谈判、关于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与日本的谈判的过程。他从袁世凯对这些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中得出了对袁世凯办外交的看法：

第一，袁氏极为重视外交工作。顾维钧认为，从对外交关系所表示的关心程度和对中国驻外使节的观点所给予的重视的程度来看，袁世凯都与民国其他总统不同，他本人极其关注外交事务。

第二，袁氏处理外交事务很有经验。顾氏说，袁世凯对人对事有数十年的经验，担任直隶总督以及以后当政务处政务大臣时，除了握有军权以外，还插手外交事务，所以他“虽然没出过洋，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一个外国字也不识，他还是知道怎样对付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事”。他还指出，“在民国的各位元首中，袁世凯可谓是例外，此人对处理对外关系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不论是有关帝俄对外蒙的要求，或因西藏涉及与大不列颠的关系，或是关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总统都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在中日交涉中，不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应拒绝等原则问题由他决定，他而且还规定了对付日本公使的战略”。

第三，袁世凯是个“爱国者”。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他认为，“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他“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顾氏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不仅是卖国的，而且其卖国是为推行帝制服务的。而顾维钧作为一个既有实践经验，又有较为系统的外交理论和国际法知识的外交官，不但不这样认为，反而说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颇值得人们深思。

以上简单梳理了顾氏在回忆录中涉及袁世凯的内容，着重考察了他对袁世凯的亲身观察，并从顾氏晚年作为一个外交家的视角来认知和评价袁世凯的帝制行为与外交工作。应当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外交折冲和政治风雨，顾氏晚年所持态度是冷静的。比较梁启超当年发动护国战争时所写的政论文章《袁世凯之解剖》，可知二者的心态迥然相异。对袁世凯由希望而失望的梁启超，怀抱的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他所列举的袁氏“识想性格”方面的七大缺点，包括缺乏现代国家观念；骄慢自大，不能容人；以经验治国，凡事临时对付；法律观念薄弱；专制成癖；不能用正人君子及有用之才；功揽诸己，过推诸人，万事不负责任等等，出于政治煽动与宣传的需要而显得绝对化。他的文章强调的是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把专制的责任由袁氏个人承担。比较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评价，可以看出，顾维钧对袁氏称帝的历史必然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他的评说尽管不能让我们据以否认袁世凯存在着极大的个人私欲，或为他的这种私欲辩护，也并不能使我们对民初袁世凯的思想行为有全面的认识，但顾氏更能把袁置于中国的社会背景中，考虑较多的是其所受的时代和国情的局限，这至少可补充或加深我们的认识。他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化地认识袁世凯，而应同时关注袁氏帝制行为的时代根源，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集团、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拓宽思维空间，通过层层解剖，认真清理袁氏内心深处的真实理路，透视袁氏思想与行为的真貌。　

近代民主思想并非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在中国推行民主制度面临着多重困境，诸如与中国文化传统本质上相冲突，与民众素质相脱离，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民族救亡的紧迫局势也有相抵牾之处。由此，我们不难窥见文化传统、民众素质与时代条件对政治人物所起到的难以逾越的制约作用。这些困境，凝聚着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时代矛盾和文化冲突，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以往说到袁世凯称帝，往往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野心，此说尽管不无道理，但却显得笼统与武断。笔者在此无意为袁世凯的过错辩解，只是希望从顾维钧的体认中得到一些启示，以俟更多的学者从学理上来探讨造成袁氏过错的更深层的原因。顾氏晚年对袁氏行为与思想的阐释无疑引发我们对有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例如就理论层面而言，袁世凯本人对民主政治的自身认同究竟如何？广大民众的民主素养又是怎样？就实践层面而言，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都有哪些？其有利条件可否转化为现实条件？能否离开创建民族国家的话题来谈近代中国的民主？这些是看待袁世凯帝制行为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回眸二十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民主政治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今天，在距袁世凯时代近一个世纪的时空中，我们应该能够更加平静更加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重读顾氏的分析，也许能使我们对前人多一份同情的了解，对中国早期步履蹒跚的民主化进程多一层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