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人的心目中，袁世凱最遭非議之處有二：一是帝制自為；二是賣國。正因此，袁世凱不僅得有中世紀黑暗時代“東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國中極惡之極惡”、“最糟糕之統治者”的評價，而且被貼上了“亂世奸雄”、“竊國大盜”、“賣國賊”等多種標籤。長期以來，我們心中的袁世凱形象往往被這些主流話語所遮蔽而顯得單一和模糊。民初曾在袁世凱身邊任職的一批外交官，如顧維鈞、顏惠慶等人，與袁世凱都有過直接的接觸和交往。這些人，不僅對中國的國情有一定的體認，而且長期深受西方文化的薰陶，諳熟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之精髓；不僅都是頗有見識之士，而且又非袁氏的門生故舊。如果適當參考他們對袁世凱的親身觀察與評價，也許更能走近一個豐富而真實的袁世凱。所以，他們的日記或回憶錄等是我們研究袁世凱時值得重視的歷史資料。顧維鈞的回憶錄就是其中頗有代表性的一種。

顧維鈞1888年出生於上海，1905年遠涉重洋，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政治、國際外交。1912年二十四歲時，自美國留學歸來，任北洋政府總統袁世凱及國務總理唐紹儀的英文秘書，開始接觸外交事務。一年多後，升任外交部參事，同時兼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此後一直是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時期外交界的重要人物。顧氏晚年在美國寫下一部巨幅回憶錄，譯成中文約有五百萬字，記載了從民初之後五十年間中國的重大外交事件。其中中譯本第1冊較多地回憶了他當年與袁世凱共事的經歷和對袁氏的觀察與評價。其內容大體上可歸為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顧維鈞描寫了對袁世凱的總體印象。

顧維鈞第一次見袁世凱，對他的感覺是“堅強、有魄力，誰一見他也會覺得他是個野心勃勃、堅決果斷、天生的領袖人物”。以下凡引該書，只注頁碼。這一印象與辛亥革命後任外務部左丞、後又任民初唐紹儀內閣外交部次長的顏惠慶對袁世凱的描述不謀而合。顏氏在寫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自傳中說，袁世凱“主政有方、處事果斷”，在朝中享有“不一般的威望”，他“身材不高，但長得較粗壯，令人感到他是一個果斷、精力充沛的人”。

接着，顧氏又進一步闡述了自己對袁氏的總體看法：“袁世凱是軍人出身，曾任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總辦，僚屬中也有像唐紹儀先生那樣受過新式教育的秘書和顧問，但他完全屬於舊派。和頑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當維新，甚至有些自由主義的思想，但對事物的看法則是舊派人物那一套。他以創練新軍和任直隸總督知名。他是個實幹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領袖人物。但不知為何他卻不喜歡旅行，從未到過長江以南。他為人精明，長於應付各種人物，但從未想把才能應用在治理國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這一方面。”

其次，顧氏披露了民初的一些政治內幕。

關於袁世凱與唐紹儀的友情與分歧，目前已有學者作過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張華騰：《袁世凱與唐紹儀關係述論》，《歷史檔案》1998年第2期。，但對二人關係破裂的政治影響似乎還挖掘不夠。顧氏作為一個親歷者，不僅見證了民初袁唐由“稱兄道弟，頗為親熱”，到在直隸都督的任命上產生尖銳衝突的整個過程，還進一步分析了唐氏辭職對民初政局的深遠影響，指出，“唐的辭職當然意味着袁世凱總統的勝利。國會在曾任唐內閣農商總長的宋教仁領導下繼續發揮其影響，但唐的辭職在國民黨和以袁世凱總統為首的北洋系之間造成了無法彌補的鴻溝。這一破裂乃是宋教仁被暗殺、不幸死亡的主要原因；這一破裂也導致了袁世凱總統所謂的國會造反。國會終於被解散，內戰又起。整個這一段情節清楚地表明，袁世凱總統對國會缺乏信心，對國民黨在北方的目的一直存在疑慮”。這一分析無疑是頗有見地的。

另外，顧氏還較為詳細地敘述了袁世凱執政期間總統府與國會、內閣等三權之間的權力衝突，對我們研究袁世凱與民初政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

再次，顧氏揭示了袁世凱對民主共和的認知水平，並分析了中國在1912—1928年間民主政治失敗的原因。這一部分內容是回憶錄第1冊着力較多的地方。

據顧維鈞回憶，袁世凱在1912年秋曾問他“中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共和國，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共和意味着什麼”、“共和的含義是什麼”等一系列問題。通過這次談話，顧氏作出的判斷是：“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體優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來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袁世凱對中國老百姓“是否能有足夠的一心為公精神來建成真正的民國很感懷疑”，他對於民主的內容則是“一無所知的”。從這些判斷中我們至少能獲得三個信息：一是袁氏對民主共和是一無所知的；二是他對在中國能否實行民主共和是懷疑的；三是他主觀上沒有實行民主的要求。從袁氏的這種心理狀態和認識水平來看，他開歷史倒車走專制之路是必然的。

不可否認，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追求革命與民主的一個成果，但這一成果無論從它的內在構成，還是從它根植的社會土壤來看，都是很稚嫩的，新舊力量對比的格局並沒有真正改觀。也許正是出於這種體認，顧氏並沒有把考察的重點僅僅放在袁世凱本人身上，他同時把目光投向了對袁世凱帝制運動的時代根源的分析上，也即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當時民眾群體的民主素質。

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來看，顧氏指出，中國沒有根深蒂固的代議政治傳統是1912—1928年民主政治在中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他說，“就民主制度或代議政治而言，在中國是沒有傳統的，而傳統在中國卻至關重要”。孔孟的教導“民為邦本”、“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等只是箴言、理論，從未完全實施過。中國“並沒有代議政治的實踐。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允許這樣做，任何人民團體都很難正常地通過制度來施加其影響”。另一方面，雖然在中國農村“有着一定的民主精神，地方上修橋補路、慈善事業都在士紳領導下由百姓來辦理，但其效果僅僅是地方性的，並沒有我們看到的北美城鎮會議中美國式民主的基礎”。

不少學者尤其是現代新儒家認為，從儒家民本傳統中能夠開掘出現代民主政治新局面來。然而，封建時代的民本思想與近代民主思想是有着本質區別的。概言之，中國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只是儒家知識分子藉助於弘揚天道希冀能對皇權專制有所制約，而並非從根本上取消皇權專制的合法性。因此，民本思想始終將立論的落腳點放在體察民情的好皇帝和清官身上，卻未見對封建君主制度與官僚體製發出根本質疑。它與近代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觀念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名為民本、實則君本的民本是為君主專制服務的，它至少不是人民對自身權利的確認與追求，只是君主的術治符號。所以，顧氏所說的中國缺乏民主傳統是有充分理論依據的。

對於民眾素質，顧氏說，袁世凱的思想狀況“可以代表當時幾乎所有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僅有的例外也不過是幾個曾在國外學習、旅行和看過民主在西方如何實行的少數知識分子”。他還具體指出了當時國人缺乏法治觀念和不能正確理解言論自由原則等種種現象。應該說，顧氏對當時民眾民主素質的估計並不誇張。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就曾感嘆地說：“今中國國民四萬萬，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義，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謂多。”

在缺乏民主意識的政治文化土壤中，復辟帝制就具有了強大的外在動力。袁世凱與帝制派正是因為自身與民眾的民主意識和革新觀念的極端脆弱而得以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翻雲覆雨、縱橫捭闔。誠如顏惠慶所說，“人們不應忘記，他（指袁世凱——引者）完全是一個出自舊中國歷史背景、並且受其支配的人，況且，聚集在他周圍的是一群專事諂媚的食客。他恢復帝制，當起了封建王朝的皇帝，成為歷史的罪人，對於這些愚蠢的妄為，那些食客應該說難辭其咎”。這也正如陳獨秀所指出的，“袁世凱之廢共和復帝制，乃惡果非惡因；乃枝葉之罪惡，非根本之罪惡。若夫別尊卑，重階級，主張人治，反對民權之思想之學說，實為製造專制帝王之根本惡因”。

尚需提及的是，顧氏還談到了袁世凱在帝制運動期間對輿論和外交的錯誤估計。他說，在帝制運動期間，唯一刊登人們反對意見的報紙是日本人主辦的《順天時報》。袁世凱懷疑中國報紙不可信，一向多依靠《順天時報》。不過帝制運動的首領們竟在有不利的評論時，精心複製新版，以擁護帝制的假報道替換。因此，當袁世凱想了解輿論如何看待恢復帝制，尤其是日本輿論如何時，他看到《順天時報》表示贊同，即認為日本方面不會有問題。顏惠慶在自傳中對此事也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已為野心驅使的袁世凱誤以為輿論與外交支持帝制實際上也成了他推行帝制的一個原因。

最後，顧維鈞對袁世凱的外交工作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顧維鈞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其大部分工作都與外交有關，所以他得以觀察袁世凱處理外交問題的態度與方法。顧氏在書中回憶了中國因西藏問題與英國的談判、因外蒙古問題與俄國的談判、關於山東問題和《二十一條》與日本的談判的過程。他從袁世凱對這些重大外交事件的處理中得出了對袁世凱辦外交的看法：

第一，袁氏極為重視外交工作。顧維鈞認為，從對外交關系所表示的關心程度和對中國駐外使節的觀點所給予的重視的程度來看，袁世凱都與民國其他總統不同，他本人極其關注外交事務。

第二，袁氏處理外交事務很有經驗。顧氏說，袁世凱對人對事有數十年的經驗，擔任直隸總督以及以後當政務處政務大臣時，除了握有軍權以外，還插手外交事務，所以他“雖然沒出過洋，一句外國話也不會說，一個外國字也不識，他還是知道怎樣對付和外國人打交道的事”。他還指出，“在民國的各位元首中，袁世凱可謂是例外，此人對處理對外關係頗有經驗；當他任總統時，實際上同時又是外交總長。不論是有關帝俄對外蒙的要求，或因西藏涉及與大不列顛的關係，或是關於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總統都是幕後的真正談判者。在中日交涉中，不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應拒絕等原則問題由他決定，他而且還規定了對付日本公使的戰略”。

第三，袁世凱是個“愛國者”。顧維鈞通過自己在外交談判中的親身經歷以及對袁世凱的觀察，他認為，“袁總統在對外關係上是煞費苦心的，對政府所做的一切親自承擔了責任”；他“是個老練的政治家。他不僅深知中國的貧弱，也洞悉日本帝國的擴張政策”。顧氏得出的結論是，袁世凱“是一個愛國者，即他在處理對外關係中，特別是對日關係中，唯恐喪失中國的主權”。

傳統觀點認為，袁世凱不僅是賣國的，而且其賣國是為推行帝制服務的。而顧維鈞作為一個既有實踐經驗，又有較為系統的外交理論和國際法知識的外交官，不但不這樣認為，反而說袁世凱是一個愛國者，頗值得人們深思。

以上簡單梳理了顧氏在回憶錄中涉及袁世凱的內容，着重考察了他對袁世凱的親身觀察，並從顧氏晚年作為一個外交家的視角來認知和評價袁世凱的帝制行為與外交工作。應當說，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外交折衝和政治風雨，顧氏晚年所持態度是冷靜的。比較梁啓超當年發動護國戰爭時所寫的政論文章《袁世凱之解剖》，可知二者的心態迥然相異。對袁世凱由希望而失望的梁啓超，懷抱的是恨鐵不成鋼的心態。他所列舉的袁氏“識想性格”方面的七大缺點，包括缺乏現代國家觀念；驕慢自大，不能容人；以經驗治國，凡事臨時對付；法律觀念薄弱；專製成癖；不能用正人君子及有用之才；功攬諸己，過推諸人，萬事不負責任等等，出於政治煽動與宣傳的需要而顯得絕對化。他的文章強調的是世界大勢和時代潮流，把專制的責任由袁氏個人承擔。比較梁啓超對袁世凱的評價，可以看出，顧維鈞對袁氏稱帝的歷史必然性有着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反省。他的評說儘管不能讓我們據以否認袁世凱存在着極大的個人私慾，或為他的這種私慾辯護，也並不能使我們對民初袁世凱的思想行為有全面的認識，但顧氏更能把袁置於中國的社會背景中，考慮較多的是其所受的時代和國情的局限，這至少可補充或加深我們的認識。他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化地認識袁世凱，而應同時關注袁氏帝制行為的時代根源，從當時的社會環境、社會集團、社會心理等各個層面拓寬思維空間，通過層層解剖，認真清理袁氏內心深處的真實理路，透視袁氏思想與行為的真貌。　

近代民主思想並非中國社會演變的必然產物，在中國推行民主制度面臨着多重困境，諸如與中國文化傳統本質上相衝突，與民眾素質相脫離，與當時中國所處的民族救亡的緊迫局勢也有相牴牾之處。由此，我們不難窺見文化傳統、民眾素質與時代條件對政治人物所起到的難以逾越的制約作用。這些困境，凝聚着近代中國錯綜複雜的時代矛盾和文化衝突，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艱難歷程。以往說到袁世凱稱帝，往往簡單地歸結為個人的野心，此說儘管不無道理，但卻顯得籠統與武斷。筆者在此無意為袁世凱的過錯辯解，只是希望從顧維鈞的體認中得到一些啟示，以俟更多的學者從學理上來探討造成袁氏過錯的更深層的原因。顧氏晚年對袁氏行為與思想的闡釋無疑引發我們對有關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問題的思考，例如就理論層面而言，袁世凱本人對民主政治的自身認同究竟如何？廣大民眾的民主素養又是怎樣？就實踐層面而言，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有利條件與不利條件都有哪些？其有利條件可否轉化為現實條件？能否離開創建民族國家的話題來談近代中國的民主？這些是看待袁世凱帝制行為時不可迴避的問題。回眸二十世紀中國走過的道路，民主政治一直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今天，在距袁世凱時代近一個世紀的時空中，我們應該能夠更加平靜更加客觀地看待這段歷史。重讀顧氏的分析，也許能使我們對前人多一份同情的了解，對中國早期步履蹣跚的民主化進程多一層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