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他做事綱舉目張的統籌和決斷能力。曾公多次說，凡做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他在複雜形勢里保持的清醒判斷力一再為人稱道。跟太平軍作戰時，他發現對方重搶掠輕生產的特點，相應制定穩紮穩打拔釘子(打盤踞的大城市)的總戰略，任憑對方如石達開，李秀成那樣的能將反覆誘敵，巋然不動，最後取得成功。他處理最為棘手的天津教案也拿捏到了最佳的方案。

其次是他調理君臣關係的得心應手。在專制皇權時代，如果對方是漢武帝那種使同時代的智者形同愚人的明主，臣下只要服從和勉行就可以了，但問題是多數的君主乃是西太后那樣見識一般而又不乏驕橫的平庸之輩，如何處理好這種上下級關係又要實現自己的治國理想，就要看大臣的見識了。總結起來，大約有四種方式。第一類是“如來佛型”，典型的如武則天和狄仁傑。作為歷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小姐將咱們臭男人的自尊心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作為臣下的狄仁傑也是非常順從，君臣關係顯得很融洽。但是具備遠見卓識的狄仁傑，背後卻在不動聲色地為他所忠於的唐王朝的復闢作籌劃。狄公對付驕橫的武小姐的功夫非常簡單，他知道武小姐再能折騰仍然擺脫不了兩個規律，一、人是要死的，二、她無法改變男權社會和父子繼承制。果然，當武則天行將就木時，狄公的接班人馬上逼其退還了大唐的江山。第二類是“金剛怒目型，”典型的是左公,這位強悍的“湖南騾子”發起脾氣來讓老佛爺也懼他三分。而很多耿直而好發脾氣的下屬，一旦形成習慣反而讓上司見怪不怪，有時倒也能堅持自己的原則。第三類是“唉聲嘆氣型。”甲午戰後，賦閒的李公訪問德國，與名相俾斯麥談起君臣關係，李公說，我想為朝廷盡力，可是滿朝群起掣肘，怎麼辦？俾公說，只要取得君主信任，何事不可為？李公又問，比如有一君主，無主見卻作威作福，挾持大局，怎麼辦？俾公默然良久才說，大臣要以誠憂國，不能揣度君心，只是要跟婦人孩子打交道，我也不知怎麼辦好。李公聽後，徒嘆奈何。李公的悲劇是他攤上見識短淺的慈禧，卻無法像狄公那樣用遠見卓識和大局謀劃來控制她。因此才有了梁公“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的感嘆。第四類是陽奉陰違型，典型的如袁世凱和林彪，表面畢恭畢敬，暗地裡搞自己的獨立王國。由於搞陰謀具有很強的風險性和道義不確定性，這種君臣關係需要具體分析。（其實還有一種叫“咔嚓型”，假如愚鈍的筆者去給老佛爺當差，不出三天就被咔嚓了。）曾公和慈禧的關係顯然屬於第一種，從同太平軍作戰後期開始，到洋務運動的開啟，慈禧對曾公已是言聽計從，曾公在取得慈禧信任的同時，已經在為他心目中的大清中興作全局謀劃。有意思的是，不管曾公主觀上是否願意，是他造成了漢人的崛起和軍閥體制的出現，“方州無主，人自為政，”並最終埋葬了清王朝。這也是曾公在格局上高於滿清皇族一籌的表現吧？

曾公的不凡之處還體現在他四拒稱帝時的清醒。太平軍被鎮壓時，曾公已經具備了問鼎實力，對此朝廷和世人也是洞若觀火。當時有位同僚來信赤裸裸地說，“江山半壁無主，曾公其有意乎？”更有好事之徒欲仿效姚廣孝搞投機。對上上下下熱鬧的勸進，曾公依據他的信仰和對客觀形勢的清醒分析[4]，做出了明智的判斷，並用“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表明心跡。曾公的對聯表明他還相信孔子的天命說，即他在冥冥之中能夠感覺到，自己的一生只能幹什麼，用句俗話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業。”應當說，在當時的條件下，曾公的決斷避免了中國的一次無謂的紛爭，也為後來的洋務運動的開啟奠定了安定局勢。不過，曾公其實對滿清的潰爛也心知肚明，至於曾公死後，慈禧和清廷成了扶不起的阿斗，這不是他能管得了的。

當然，所有這些都不如他對中國文化的反思來得重要。曾公和他的同僚成長在中國尚處於中世紀農村的閉關鎖國時代，這種生活和精神狀態數千年之間並沒有本質變化。在1850年，身居京城的曾公還在奏摺中讚美本朝制度的至善至美。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他們親眼目睹了西學東漸，堅船利炮和列強侵仍，這就好比他們的精神信仰和知識結構需要從孔子、釋迦牟尼、柏拉圖的時代一下子跨越到近代，其衝擊力可想而知。話說1861年的一天，胡公在長江沿岸與太平軍作戰時，本來意氣風發，突然看到江心兩條英國巨艦，宛如巨龍溯流而上，胡公呆呆地看了很久，突然大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沒過數月就死去了。這位偉大的湖南人的家國情懷令人動容，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到信仰對一個傑出人物的重要性。中國現代化要解決的眾多難題之一，就是擺脫文化心理羈絆，且至今如此。同樣，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兩種異質文化的碰撞，曾公也在對他所信仰的聖賢學說進行痛苦的反思。

他的反思先從局部開始。在1860年代，他最先拋棄了傳統的夷夏思想，主張各國平等相處(大俠們可以想想其中的難度！)，卻又秉承了中國傳統的以禮讓為國的思想，主張以“信”和“和”處理外交關係。他看到了中國技不如人的現實，主張“師夷長技”，力主購買和製造船炮，成為洋務運動的開端，他在上海機器局添設翻譯局，大力傳播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但是，他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卻不忘堅持獨立自主，捍衛國家主權。眾所周知，曾公一直不同意借洋兵助剿太平軍。他對西方列強一直深懷戒心，贊成學習西方，但認為不能長期受制於人，把學習西方看作增強獨立自主力量的一個環節。比如，在購買西方輪船後，有人就說，咱用外國人來開吧，中國人開不好。曾公不以為然，“國藩愚見，既已購得輪船，即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舵、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

當然，對中國近代化的課題，曾公沒有那麼全面明確的認識，他主要是從過往的經驗教訓中體會到癥結所在，並用古老的語言表達出一些朦朧的現代意識。他和同僚的洋務運動與鄰國明治維新的本質區別也眾所周知。但是曾公高於李公的地方是，他總是用哲學家的眼光從制度和全局上分析問題。據黑爾博士[3]披露, 曾公在1870年給朝廷上過一道密折,針對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提出5項建議：遷都西安，建立新行政體系，改革軍事並創立中央指揮的海軍和陸軍，將財稅權收歸中央，改革科舉注重官員培訓。這些建議和戊戌變法時維新派提出的政策何其相似！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日本派出“岩倉使節團”的前半年(1871年)，曾公和李公向朝廷奏議，組織派遣大批學童赴美歐留學，可惜半年後曾公去世，愚昧的朝廷對這項政策並未認真執行。因此我們相信，如果歷史再給他10到20年時間，他的眼光和反思能力，必然使他站在“明治三傑”甚至更高的高度，提出全面革新的國策。當然，歷史不講如果。不願以開放心態面對世界的滿清，最終以一個“劣等民族”的面目被迫開放。

4．由曾國藩看中國文化的演進以及中國的憲政前途

有人說中國文化是封閉的僵死的體系，筆者要說，這位大俠您真是冤枉了我們的祖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成型於春秋戰國的大動盪時期，它本身就是為求變應運而生。誠然，以儒道為代表的部分學說具有保守和消極的成分，但這決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根植到我們民族文化里的，那種共同的自強自省的求變精神始終存在，只是由於後來的專制王權，和長期的閉關鎖國以及文字獄才被暫時窒息。

這就牽出一個常見的話題，什麼才是一個國家崛起或復興的內在動力？如果從物質的角度來看，進化論可以解釋生物界的演化發展，生產力理論可以概括性地解釋人類社會的進程，但是具體到某個國家或文明興衰更替的歷史，單純從唯物角度解釋就捉襟見肘。為什麼16世紀英國走在了世界前列並最終成為大帝國？一個普遍的解釋是新教的普及。為什麼在19世紀亞洲國家面臨同樣的機遇，卻只有日本成功推行了維新？答案是尊王思想的普及和陽明心學的催化。一個有了自覺意識的民族或國家，其內在的發展動力，根本上還是來自於精神上的“良知系統”。同樣，當近代國門洞開，中國人睜眼看世界時，是自強自省精神促成了民族覺醒，不甘人後的中國人發出了振興中華的吶喊，並為之赴湯蹈火，縱觀一個半世紀的近代史，中國為現代化所作出的種種嘗試，走過的種種彎路，不都是這種自強自省精神帶來的緊迫感和危機感導致的結果麼？因此儘管道路曲折，如果做橫向比較，中國在20世紀仍然是比較成功的國家。

激勵中國人實現復興的原動力，還來自於祖先創造的輝煌歷史。漢朝人在全面繼承齊魯之地的思想哲學，秦趙之地的軍事政治和湘楚之地的詞賦才情等多元文化的基礎上，用他們的自強自省精神，創造了燦爛的東方文明。不止一位歷史學者說過，帝國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形式，它是一個集思想宗教，道德倫理，制度行政，經濟財稅，軍事外交，藝術科技等等方方面面的集合體，它全面地對一個族群的組織能力，想象力和創造性形成挑戰，凡創造過大帝國的文化，肯定是複雜的，儘管會有點醬缸，但絕不是簡單的。它有時可能是落後的，但只要有自強自省的求變能力，又是可以自新的。

當然，東西方文明又有本質的區別。根本區別之一就是，西方文化信奉個人主義，它以信奉上帝求得心緒的安寧和道德的淨化，並由對信仰的追求產生對世界本原進行探究的動力。東方文化信奉的是集體主義，個人因為明確了對家庭，群體和國家的責任而變得高尚，人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規範可以來自於人本身， 而不需要來自於神的啟示以至於其他別的系統。在一個包容自信清明進取的時代，成功的人生也是多樣化的，於是富有自強自省意識的中國人，產生了為思考學問三年不見人的董仲舒，為探險奔波一生的張騫，為求佛法正義走遍西域的玄奘，為究天人之際而發奮著述的太史公，一個人捨得用一生做一件事，他們追求真理的精神，真的比信奉上帝的西人差麼？

不過，這不是說傳統文明就無可挑剔。恰恰相反的是，中國文化除了這些合理性的內核外，包含了太多的糟粕，而以先秦宗法觀念和農業社會為基礎的中國文明只能抽象地繼承，因它沒有“平等自由博愛”的精神，沒有嚴密的科學思辨精神，沒有發展進化的觀點，沒有契約精神和制度精神，也沒有分權制衡和政黨競爭的理念，而後者正是構建現代社會體系的基礎。模仿張之洞的說法，我們就是要做到“西學為體，中學為魂，”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拿來屬於凱撒的東西，而不一定需要他們的上帝。而新儒家的一項任務，大概就是如何在現代社會實現西體中魂兩者的結合。沒有上帝的國家就實現不了憲政麼？看看日本，韓國或中國台灣吧，他們的議會裡難道沒有大批盡職盡責的議員們麼？這些人因為對社會對家庭的責任，對國家的熱愛和對道德廉恥的敬畏而認真工作着，在他們心裡，上帝又占據多大的位置？

激勵中國人奮進的還有一個共同的社會理想。大把花錢的權貴們為中國贏不來面子，幼童被碾而路人側目的國度永遠不會被人尊重。中國人不是特殊的人種，造物主沒有剝奪我們擁抱主流文明和享受民主尊嚴以及幸福的權利。素有自強自省求變精神的中國人，一定可以勇敢地打破“五不搞”這一現代文字獄的精神枷鎖，通過理性系統的探討，走出民主憲政的第一步。

我對中國的憲政前途充滿樂觀。

5．後記 -- Hail W.J.博士和他的《曾國藩傳》

國外研究曾公最權威的著作據說是Hail W.J.博士的《曾國藩傳》，最近漢譯本已出版。黑爾博士是美國耶魯大學博士，1906年來華講學，任湖南長沙雅禮學院院長兼歷史學教授20多年。他的《曾傳》寫於在華期間。對於太平天國運動，書中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內情。據說，運動興起時，列強因為宗教的本能好感起初想承認這個政權，後來發現拜上帝教與基督教有本質的不同。作者還提到一個叫朱九濤的明太祖後裔，他和馮雲山是運動發起的主要領導人，且宗教色彩較少，不巧二人在早期即被俘和戰死，運動在洪楊手裡逐漸變為宗教狂熱。書中記載太平軍重搶掠而不重生產，所到之處對中國傳統文化，生命財產以及古蹟進行大破壞。

該書最後對曾公的歷史地位預測也很有意思。作者寫此書時，中國的辛亥革命發生不久，當時的國人基於排滿情緒普遍對曾公評價不高，一些革命黨人甚至說他“開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遺臭萬年的漢奸。作者寫道，“如果太平天國運動成功了，也許中國就會分裂為兩個國家，或者帶來更多的戰爭，因為北方絕不會像南方一樣集合在太平天國的旗幟之下。儘管1911年的革命勝利了，這個國家如今還是毫無希望地四分五裂，主要是由地理的界限來劃分。這種分裂是一個災難…，曾國藩保衛了國家的完整，哪怕是在大清統治之下…。當一個較為幸福的中國意識到了這些因素，也許她會再次把榮譽給予軍人曾國藩和政治家曾國藩，並承認他是忠誠於服務對象的僕人曾國藩，實踐孔子理想的巨人曾國藩。”

這句話，或許也可以用來評價曾公的同事們。

2011年9月末選題，10月9-10日，16-17日初稿，21日修改。

主要參考資料

[1]《曾國藩文集》/ [2]《曾國藩家書》/ [3]Hail W.J.著《曾國藩傳》/ [4] 唐浩明著《曾國藩三部曲》第三部 / [5] 帝國の落日(Jan Morris著，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第三部，日譯本) / [6] 孫隆基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7] 部分網文，例如http://www.gf08.com/，http://www.lishi5.com/view/04/his12576.shtml，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zgfsxmmg1.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219/23/9205_370369.shtml

[此為原創作品，轉載請註明 作者 五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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