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从建党之始便办刊、办报，一批原来白色报人在不满蒋介石政府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红色报人。通过国统区的报纸宣传革命理论、鼓动起义，骂政府不够民主及政府腐败无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令这些人始料不及的是，共产党对舆论的极度钳制，远远在国民党之上，媒体丧失社会公器地位，沦为党的“喉舌”，媒体人丧失独立人格，成为“党狗”。严重的造假和服务政治，使新闻背离其本质，反覆无常的政治运动使不少媒体人，或成“替罪羊”被整治，如姚文元、戚本禹，或本身就是运动对象，如范长江、储安平，从反右、文化大革命大批媒体人自杀，到“六四”人民日报成“自由化黑窝”、上到社长钱李仁被解职，记者刘宾雁被通缉，中央电视台杜宪、薛飞被“下岗”，到今天，为人民发声的记者多人被判刑、被杀害。这在世界新闻史上从未有过。

本报聚焦中国大陆新闻人，让读者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真相，看中国新闻的迷失与觉醒，偏离与归正，为中国的新闻自由而呼。】

瞿秋白第一次把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状态报导到中国；主编《新青年》、《前锋》；创办主编中共第一张机关报《热血日报》；被俘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报总编，当之无愧的第一红色报人。

然而，这个宣传马、列、斯、毛，二度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遗书《多余的话》，深刻剖析了一个知识份子如何被共产主义终极理想所吸引走入共产党，之后在真实的现实中，面对共产党残酷的对外对内斗争，在党的忠诚、服从原则下灵魂分裂，直至成为放弃独立思想的“演员”，一边宣传着共产党的主张，一面怀疑着用阶级消灭阶级，用不美好到达美好的逻辑，厌倦阶级性否定人性，最终，反省自己的精神历程和生命轨迹，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否定自己是布尔甚维克，而自我认定为一个“文人”。期待“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历史的误会”登上政治舞台

瞿秋白认为自己卷入政治，完全“是历史的误会”。1917年，“为谋一碗饭”，瞿秋白学习俄文；1919年，对共产主义最终理想发生好奇心和研究兴趣而参加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作为《晨报》、《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而来到俄国，私下里想看一看那个“新国家”，尤其好好研究一下俄国文学；在俄国饿了几个月之后，瞿见到了演讲的列宁，为“应付报导”，很用心的看俄共的报纸，“并没有想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当俄国为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却找不到一个俄文翻译，于是瞿秋白变成了包括刘少奇、张太雷等人的老师和翻译，张介绍其加入共产党。为了教学，开始“不得不”研究马克思主义。1922年，陈独秀到俄觐见，瞿做翻译，受陈邀请回国。在国内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与斯大林，又在中国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讲马克思主义。起初尚有余暇研究文艺，后来越来越多的投入政治工作，对此，瞿秋白自述心情“怅然若失”。1927年7月至1928年5月，俄国特派员认定中国第一位总书记陈独秀“右倾”，被赶出党内，瞿秋白主持工作，他只管讲主张，具体军务、事务一概放手，这大概在全世界共产党领袖中独树一帜。1930年，他也因没看清李立三而被免除中央领导职务，1931年6月在最高领导出事后，再次成为“代头”，后再度赴俄，回国后在上海做了一段惬意的文人，1934年，受命来到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抓教育。他身上的文人特征，仍无法为共产党所容，终于，在红军长征时，高度近视、患肺病咳血的瞿秋白，被强留在江西“打游击”，没有悬念的落入国民党之手，拒绝劝降而从容赴死。

马克思主义和知识份子的对立

瞿秋白祖籍江苏宜兴，瞿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业，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母亲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由于家庭陷入经济困境，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农历正月初五，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瞿秋白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资助，西赴汉口，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1917年进京，在外交部学习俄文。

在他少年时，读的是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二十一、二岁，瞿秋白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文化中有大同社会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瞿秋白认为这同自己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最初，这“自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只是使瞿秋白觉得有趣，而现实中，共产党“杀人放火”的行径，与党内激烈的斗争，完全违背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正统文化的价值观。违背了瞿秋白心中的理想：“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在十五年后，瞿秋白清醒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与“凡是人，皆需爱”的儒道，慈悲为怀的佛家，与博爱宽容的基督精神是对立的；绝对服从的共产党组织原则与庄子的逍遥、西方的人权、自由精神，与传统文人的风骨、西方知识份子的独立思考是对立的。由此，共产党本能的把知识份子视为敌人。

抛下红色后的灵魂回归

瞿秋白深刻而坦白的剖析着自己，不为辩白，也不为求生，这没有任何现实目的的解析，只为灵魂——被共产党所否认的东西，最终安宁。

在精神的二元冲突中，瞿秋白万分疲惫，他曾以“放弃思想”消极对待，“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瞿秋白的知识份子精神“死了”。然而，历史的玩笑使成为囚徒的瞿秋白精神再度复活了。被捕后，瞿秋白看起诗词，也开始回看自我。　　

“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人生的最后，他没有推荐任何马、列、斯、毛的学说，而是推荐了包括《红楼梦》、《安娜‧卡里宁娜》的几本文学作品和中国白色的豆腐。

故事并没有在他身后完结，因为《多余的话》瞿秋白在死后曾被打成叛徒。被他称为“生命伴侣”的妻子杨之华——瞿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没死在国民党的枪下，而是在“文革”中被逮捕，1973年被迫害致死。女儿瞿独伊在新华社任记者，1968——1978年，蹲牛棚十年。

瞿秋白没有出卖任何人和情报，他只是在内心与共产党决裂了，历史证明这个决裂坦荡而清醒。

备注：文中引文均出自瞿秋白《多余的话》。

编者按：11月8日是中国大陆的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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