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陽地區的領導積極跟進。1958年2月，信陽地委貫徹省委擴大會議精神，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制定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全面躍進規劃三十條（草案）》，按照省委的報告提出了國民經濟發展的高指標。3月，又作了加碼，提出的口號是：“千方百計，苦戰一年，超額完成十年規劃，為爭取實現千斤專區而奮鬥。”7月，信陽地委對全面躍進規劃作了第三次修正。提出：1958年糧食總產保證140億斤，爭取200億斤；1959年保證300億斤，爭取350億斤；到1962年保證600億斤，爭取800億斤。3月提出的工業發展規劃：1958年全區新建和擴建工廠33305個，到1960年建廠5萬餘個，1962年工業產值較1957年增長34倍。7月，響應全黨全民大力發展鋼鐵工業的號召，信陽地委提出：1958年完成80萬到100萬噸鐵、20~30萬噸鋼；規劃1959年產鐵300萬噸（爭取400萬噸），產鋼50萬噸（爭取60萬噸）；1962年產鐵800萬噸（爭取1000萬噸），產鋼300萬噸（爭取400萬噸）。要求1958年建3~28立方米高爐1030座，小土爐12000座，煉鋼爐2500座。

信陽地區也是全國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地區之一，1958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把小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適當地並為大社的意見，遂平縣的嵖岈山人民公社在當月就辦了起來。到7月，信陽全區農村已由原來的5376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建成180個大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9000余戶，偏遠山區最小的公社1000余戶，平原地區最大的公社達數萬戶（固始縣的“七一”人民公社為47880戶）。在中央北戴河會議通過成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前一個月，信陽全區就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因組織人民公社、建立公共食堂和大煉鋼鐵颳起的共產風，信陽全區平調群眾和生產隊物資達4億元，土地387638畝，房屋506391間，牲口32877頭，大中型農具485328件。

反“右傾”雪上加霜

1958年，河南全省的糧食產量實際上只有281億斤，而河南省委竟然吹估為702億斤，最後導致了全省性的高徵購。基層幹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一味地“反瞞產”。因向農民逼糧食而實行捆、綁、吊、打、捕等現象，屢見不鮮。1958年11月底，在河南的密縣，就已經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1959年春天，豫東黃泛區內，浮腫病的泛濫和死人的事態便蔓延開來。如：商城縣越美公社現廟、汪橋管理區6個生產隊78個食堂中，春節前後就有74個停伙斷炊，社員四出挖野菜、苎麻根、草籽，甚至樹皮充飢，先後餓死50餘人。

1959年1、2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內務部、糧食部連續收到群眾來信，反映河南東部地區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發生嚴重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於2月25日在署名為“夏邑縣劉堤圈車站南北的群眾”來信上批示：“此件送總理閱，是否國務院派人查一下。”2月27日，周恩來批示：“先電話告省人委後，由內務部、農業部、國務院派人限期查復。”3月3日國務院秘書廳派李錦堂、劉文亭、曹國瑞、武郁慶等到河南會同省委、省人委、開封地委組成聯合工作組前往豫東地區調查。據開封地區統計，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因缺糧患浮腫病、餓死人的情況是“浮腫病人136114人，因浮腫病死亡7232人，死亡總人數16640人。由於及時采極了相應措施，安排群眾生活，基本上控制了發生大規模非正常死亡的現象，但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並未就此接受教訓。

1959年8月中旬，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從廬山回到鄭州，立即召開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要求各縣市層層揪“小彭德懷”，在全省內又一次掀起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高潮。1959年，河南遭受水旱災害，糧食和經濟作物大幅度地減產，全年糧食的產量只有210億斤，但是吳芝圃一手高舉着高指標，硬是估產為450億斤；一手托着“右傾”大帽子，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黨內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泛濫。“共產風”再度颳起，夾帶着瘋狂的“反瞞產”。這一回可不比1958年，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像在土改時期鬥地主那樣挨斗；而哪個農民若是交不夠糧食，就會被捆起來，吊打追逼，關押拘留，拆毀房屋……一時間，全省上下都籠罩在陰霾的恐怖氣氛之中。

信陽地區糧食歉收，但各縣不敢據實上報，擔心被打成右傾。地委辦公室根據各縣上報的糧食產量匯總為72億斤，地委常委（九人）討論時，除專員張樹藩一人認為今年是歉收年，糧食總產量可能只有30多億斤，最多不超過40億斤；地委書記路憲文等其他八人堅持認為今年是豐收年。最後以50億斤產量上報省委（實際產量只有20多億斤）。據此，河南省委分配給信陽地區的徵購任務為9億斤，下面各級為超額完成任務，層層加碼，徵購數達到10億斤。高徵購任務下達以後，信陽地區各縣市馬上行動起來。1959年10月6日，在河南省委、省人委聯合召開的“反右傾，鼓幹勁，大規模地開展農產品徵購的群眾運動”的廣播大會上，省委書記宋致和表揚信陽地區進度最快，已完成徵購任務的60%以上。為完成餘下40%的 徵購任務，信陽地委主要負責人，不僅不承認現實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農民將糧食瞞藏了起來，決定由地委主要領導分片包幹，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地委書 記路憲文說，當前發生的糧食問題，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必須狠狠打擊不法分子。私分瞞產是普遍的，多數是在幹部有組織有領導下進行的。對右傾分子的鬥爭不要 手軟，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只有這樣才能把糧食挖出來。實際上信陽地區已將老百姓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都徵購了，致使很多食堂開不了伙，浮腫病人日益 增多，人們開始收藏紅薯葉、野菜；有的乾脆偷吃人肉。專員張樹藩分工到西平縣反瞞產，到公社調查，發現老百姓早已斷炊，遂決定開倉發糧，因此被地委常委決 定批鬥並停職檢查。

在反右傾的旗幟下反瞞產，這就慫恿了各級幹部採用非法手段開始逼糧，慘劇就此釀成。為追逼糧食，可以隨意批鬥，濫用酷刑：拳打腳踢、揪耳朵、拔頭髮、牛抵頭、背壓磨、蛤蟆架、燕子飛等等幾十種。[3]其 中光山縣尤為惡劣，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縣委書記張福洪的“右傾”，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活活地將張整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 彩，到一個公社去主持“反瞞產”運動，由於農民無糧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一個體弱多病，身體骨瘦如柴的農民，被他當場活活地 踢死；另有三位農民，儘管身體稍好，也被當場活活地打死。據有關資料說明，整個光山縣的公社一級幹部，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的竟占93%。從1959年11月至l960年7月，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短期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4]

活着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人員外流，勢必導致大批死人消息傳開。於是，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設崗攔堵，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設卡，攔截外逃群眾，還專門設有收容所、監獄，隨意拘捕外逃人員，除被沒收錢財、衣物外還要遭到毒打。[5]就在農民大量餓死或外逃之時，地委書記路憲文還在叱喝：“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為思想問題。”1959年11月 間，當他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到倒斃在公路旁邊的死人，攔車要糧的群眾，被父母遺棄的孩子時，他不僅置若罔聞，還下令要地區的公安部門，“限 期消滅人員的外流”；指示社隊的幹部民兵，封鎖村莊，不准群眾外出逃荒；指示城鎮機關、工廠、企業單位一律不准收留農村來人；還要求各個縣委做到“街頭、 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等等。

上述一系列惡劣做法，導致了信陽地區餓死百萬人的慘劇。據資料反映，1959年10月下旬，商城縣有692個食堂停伙，發病16686人，外流1766人，死亡4656人；固始縣有7個公社289個大隊發病33832人，死亡8177人。隨後，潢川|、信陽、光山、羅山、息縣、新蔡、平輿、上蔡等縣相繼出現大批浮腫病人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現象。據1961年1月13日信陽地區最後一次呈報中央的數字是：全區總人口808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數1070321人，占總人口13.2‰。死亡人數超過100‰的有7個縣：光山縣235‰，商城縣209‰，息縣204‰，正陽縣196‰，新蔡縣183‰，潢川縣168‰，固始縣147‰。

東窗事發中央嚴厲查處

儘管信陽地區各縣極力封鎖消息，採取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分頭布置，縣城四門持槍把守，公路要道設崗，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派民警，並派黨員隊長駕駛，來往信件進行檢查，郵電局不准有發往北京和鄭州的信件，[6]然而，還是有一些信息傳到了北京。1960年3月，內務部派一位處長來信陽檢查災情，路憲文讓早被停職的張樹藩陪同到息縣和淮濱兩縣察看，所到之處，舉目淒涼，哀鴻遍野。這位處長向張樹藩詢問，災情如此嚴重，到底餓死人沒有，張答：有，而且還不會少。只是由於自己從1959年9月以後一直被批鬥，對全區情況也不了解，估計餓死在二十到三十萬人之間。這位處長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回京向部領導匯報。在此同時，衛生部也收到河南固始縣委和省醫療隊聯合發來的關於固始縣發生的病情和已經死亡五萬多人的電報。

內務部領導聽取匯報後，立即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報告，習隨即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匯報。這時，衛生部也將固始縣委和省醫療隊發來的電報轉報中央監委。信陽事件的黑幕由此初步揭開。但吳芝圃仍企圖捂住蓋子，不過願向中央報告實情。4月，吳芝圃對路憲文說，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一下經基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決定在雞公山召開信陽地委擴大會議，由路憲文作檢討；對罪惡特大的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實行逮捕法辦，以向中央交代。

正 當河南省委極力捂蓋子的時候，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派人到信陽調查了三個月，查有實據的餓死人數字為七十多萬。調 查組回到北京，向中央監委、中央組織部主要 領導匯報了信陽地區的嚴重情況。當晚，中央組織部副長安子文將情況報告了周恩來；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則向周恩來呈送了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周恩來召 集國務院緊急會議進行討論，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由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為副組長，深入信陽地區，進 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匯報。工作組幾十人來到信陽，親眼看到許多村子已絕人跡，以及人吃人的慘狀，僅光山一縣就餓死二十萬人，見者無不掉淚。

1960年10月24日，李富春將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4名幹部10月21日報來的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呈送毛澤東。毛於26日批道：“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7]據王任重日記記載，26日，在毛澤東召集的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會議上，討論了問題嚴重的而暴露比較早的山東、河南兩省的問題。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匯報了信陽事件，大家十分震驚。會議對他進行批評，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8] 1960年12月，信陽地委向中央的報告中說，根據初步揭發：

正 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一萬八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八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在增加到近十萬人。過去認為較好的社隊，現在揭發出來的問題 很嚴重。西平縣原來只發現二郎廟公社問題嚴重，現在全縣十三個公社，除城關公社問題較輕外，其餘十二個社問題都很嚴重。遂平縣嵖岈山 人民公社，過去只報死六百餘人，現在揭發死人近四千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隊人口死亡達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種慘絕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個縣、社幾乎都 有，從初步揭發的材料看，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光山縣十二個中學，有八個中學校長有人命血債，城關的高中和初 中兩個學校，初步揭發，被打死、逼死的教員和學生即達二十八人，不論淮南、淮北廣大群眾在經濟上都遭受到了極大的摧殘，生活異常困難，真正是十室九空，家 貧如洗。

11月6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安子文匯報河南問題。[9]據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談及工作組了解的情況：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區人畜大量死亡，生產力大破壞，黨與群眾關係受到很大損害。信陽地區的光山、固始、潢川等縣遭到了毀滅性的摧殘。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沒有了，一個小隊九十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人了。[10]

毛澤東看了調查報告後，認為這是壞人當權的結果。他提出，信陽地區需要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要徹底清除國民黨、地主階級的殘餘勢力。[11](真是無恥之極！似乎地主富農還沒殺絕？似乎當時信陽不是你共產黨當權？) 毛在召集各中央局負責人的會議上對信陽事件定性說：信陽事件是打着共產黨的招牌的國民黨實行階級報復。他推論全國到處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只是程度不同。這一回發現有百分之幾、百分之十幾的地區階級敵人報復，就可以預見到若干年內還會有這樣的問題，這叫馬克思主義。

隨後，中央再派王從吾、徐子榮及中南局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到河南傳達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示。河南省委遂決定改組信陽地委的領導班子，並在信陽地區全面開展清查漏網地富和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進行奪權鬥爭。信陽地委1960年12月22日向河南省委、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報告說：

全 區16個縣、市的整風運動都已經開展，187個公社，開展整風156個，占83%；4497個大隊，開展整風2948個，占62.9%。投入整風的工作隊 中，有區級以上幹部兩千餘人，參加整風學習的各級幹部十三萬餘人（其中地專直兩千餘人，縣直一萬餘人，公社一萬三千餘人，大隊、生產隊近十一萬人）。對於 一部分有罪行和有嚴重錯誤的人，已集訓八千餘人，特別集訓五千餘人，鬥爭和批判一萬餘人。有些罪大惡極民憤重大的已作了初步處理，其中撤職查辦管教反省的 983人，逮捕法辦的275人。已經有1327個大隊的領導權被奪了過來，正在進行奪取領導權鬥爭的有1621個大隊，其餘大隊正在積極進行準備，不久即 可展開鬥爭。[12]

根據中央1961年1月1日的批示精神，信陽地區開展“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對生產隊以上幹部分別採取整風、集訓、特訓的方法進行整頓清理，共集訓50672人，特訓26433人，逮捕4220人。截止1962年底，全區幹部的組織處理結果是：受各種紀律處分的幹部3845人，占幹部總數的1.33%；被作為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以及刑事犯罪分子受到刑事處理的688人，占幹部總數的0.23%。原地委常委、書記處書記以上的幹部受刑事處理的一人（判刑三年），黨紀處分一人（撤銷黨內職務）；縣委第一書記判刑的七人（判死刑緩期執行的一人，判二至三年徒刑的六人），受到黨紀處分的八人（開除黨籍二人，撤銷職務二人，嚴重警告四人）。

關於信陽事件對幹部的處理情況，李銳先生在《“信陽事件”及其教訓——〈信陽事件〉序言》中寫道：

由 於信陽事件當年中央定性為“階級報復”、“違法亂紀”的“反革命復辟”，有關人員的定罪最初都較為嚴重。從1960年9月到12月，信陽地區的16個縣 （市）委書記與縣長都被抓了起來，“其個人與家庭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厄運”。原來還準備大開殺戒，以平民憤。最後決定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處死刑， 由毛澤東改為死緩。後來陸續發現餓死人是全國各地普遍的現象，信陽事件只是暴露較早，在信陽遭到逮捕法辦的縣領導幹部減為十二名。[14]

至此，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總是有了一個結果。作為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的吳芝圃，在作了幾次檢討以後，於1962年5月調離河南，改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

歷史地看，把信陽事件定性為“階級報復”、“違法亂紀”的“反革命復辟”是不正確的，當年曾因此受到嚴重處理的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在1985年申訴說：“‘信陽事件’性質根本不是反革命復辟，責任也不都在下邊，省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縣委有責任，中央同樣有責任。”[15]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當年其他各省普遍發生餓死人的現象就可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