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侃晚清四杰系列之二(原创)

                                                                        参见    假如左宗棠打甲午战争(1/6)

（接上篇）

 

一．左中堂PK李中堂

(2) 求强与求富 – 左李对国家时局的认识和作为

                    

                            “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 左公《与周荇农阁学书》

 

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之后，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时代课题，毫无疑问就是变法和自强。左李等人作为洋务运动的首领，堪称19世纪后期中国的弄潮儿，把他们对国家时局的认识和作为作一个系统深入的比较并不显得多余，但这对笔者来说确实是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谈到洋务运动，为数众多的历史学者们喜欢探究谁最先提出了学西的Concept and idea，谁设立了第一所学校和工厂，或造出了第一批枪炮，好像要以此证明曾左李等人谁更高明。这种做法，如纠缠于抗战前期谁最先提出了“持久抗战”战略的问题一样，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原因就是，当时的有识之士只要认真分析一下中日两国的特点和战略态势，都会比较容易地得出搞持久战的结论，这是共识，而非多么超凡无比的洞见。同样，明乎技不如人就要向人学习(搞洋务学西)的道理，这是10岁的孩子也能做到的，而即便是5岁的孩子也能看出来自己手里的玩具不如别人的好（在器物层面学西），但前提是这孩子要睁眼来看。

不幸的是，面对西学东渐，19世纪中叶的大部分中国人却好像是睁眼瞎子。

我们是怎样变成睁眼瞎子的？在本系列第一篇谈曾公时曾经提到，中国先秦文化本来是具有强烈的自省和求变气质的，在此我们还要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先秦文化究竟是否重视实学。这个问题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先秦甚至直到唐宋以前，中国文化也是相当重视实学的。在诸子之中，管子，申商，韩非等人的学说重视政治经济实学，韩非甚至将清谈阔论者归于“五蠹”之列，而墨家的重视科技实学则是众所周知，孙子的兵法学似乎也可以归入实学之列。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以大篇幅记载了经济活动和匠作工艺等事(货殖列传和天官书)。即便我们通常认为保守迂腐的儒学，本来就是一种企图改变天下的“入世”思想，它所推崇的君子本来是要“礼乐射弈书数”六艺兼备的。孔子一再说，“君子才能要全面”(君子不器)，他还对弟子说，“把《诗经》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办交涉；背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我们看到至少在宋代以前，大多数政治家既是文臣也是武将，很多更是博通百家杂学的大能人。但是，同样是这个儒学，也具有明显的轻视实学的倾向。《易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言外之意，道学高于器学。有人对子贡夸赞孔子说“你老师是圣人吧，他咋啥都会涅？”（夫子圣者乎，何其多能也？）孔子听到后却说，“俺是草根出身，所以学会了干这些低贱的粗活，”（吾少贱，故多能鄙事）。历史一再演绎一个尴尬的事实，即每当一门学问被定于一尊，它的负面因素就会被继承和强化，这就好比熊掌很好吃，但光吃熊掌不吃别的，也会吃出病来。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孔子思想的原貌被其崇拜者在阐释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尤其是宋朝程朱理学大谈天理、理欲、人性, 抽象化地把孔子倡导的经世意图演绎到空疏清谈，脱离了儒学经世的轨道。有清一代，虽然有一批知识分子继承顾炎武等人的经世思想，标榜复兴汉学（即汉代经学而非后来的理学）并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成就，但是清朝严酷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政策，又使得这些汉学家们钻进了故纸堆, 为考证而考证，“锢天下聪明智慧, 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与此同时，中国的专制制度走到清朝已经臻于完善，这个以低水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建立的社会，僵化保守而又自成一体，它不具备任何的以发展变化和竞争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特质。在其之上，还有中国过长的历史和由此积淀的具有酱缸特色的文化，成为中国人实现变革和自新的过程中要甩掉的沉重包袱。种种因素致使乾嘉之际中国的文人们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误入"万马齐喑"的泥潭而不能自拔①。

如果说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糟粕，我要说官方儒学就是一个，把它扔进废纸篓并不可惜。朱子理学就像精神鸦片，他的危害岂止在中国。它传到朝鲜半岛后被定于一尊，结果导致朝鲜在近代丧失追赶机遇，面临被日本征服的命运；它传到日本后被德川幕府奉为正统官学，并像模像样地发起了海禁(闭关锁国)和学禁(禁止异端学说)。不同的是，具有实力的日本西南诸藩，在接触了阳明学和兰学之后敢于同幕府分庭抗礼，发起以“王政复古”为旗号的倒幕运动，并另起炉灶建立了明治政府，使日本赶上了近代化的末班车。明治政府推行的是维新，但明治政府的建立过程却是货真价实的“革命”。与此类似，闽粤作为侨乡和通商口岸，多少接触到了外部世界，而明末兴起的经世之学在湖湘一代得以继承，两地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造就了一大批风流人物，正是他们从列强的虎狼之口挽救了中国不被亡国的命运。地方在思想上抗礼中央未必是什么坏事，如今被某些人骂做“汉奸媒体”的南方报系，难道不在扮演同样的角色么？

扯远了。那一批风流人物的第一个就是林则徐。林公的“师夷长技以制之”的思想被看作洋务运动的滥觞。林公的好友魏源，利用林公收集到的外国资料编写了向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的巨著《海国图志》。该书传到日本后被奉为至宝,而同样对其推崇备至的中国人则是左公，他在1845年左右第一次读到该书，并写了大量的笔记。而将“师夷制夷”正式付诸实践，则是15年之后了。历史有时是非常奇妙的，两次鸦片战争把清庭打得找不到北，却没有把顽固派们打醒，倒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军最终把清朝拉上洋务运动的大船。满清的顽固派们排斥一切外来事物，否定了儒家道统的太平军却没这个心理负担，在1854年的湘潭战役中，左公和曾公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太平军的洋枪洋炮的威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英法走到一起的清庭对太平军“借师助剿”,成为曾左李等人接触西方文明的契机。1860年，左公替曾公撰写了一份给朝廷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首次提到对付洋人应该以其人之道，建议学习洋人的才智制造船炮，将来可图永久之利，此折被视为洋务运动的发端。

左公办洋务虽然时间很短，但也有福州船政局，马尾学堂，南洋水师和兰州机器局等斐然的成绩，不过由于他长期忙于西北军务，办洋务主将当属“在其位谋其事”的李公。李公是个典型的见到什么才学什么的人才，他1862年在上海同“常胜军”的接触使他体验到了洋玩艺的利害，在此之前却未见他留下任何关心洋务的言论，但是2年后他的一份奏折却写得非常精辟：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　1864年李公致总理衙门奏折

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自强和求富，方法就是引进“制器之器”，培养“制器之人”，为此，李公充分发挥他的“能吏”才华，建企业办工厂，造枪炮建陆军，购舰船建水师，修铁路架电报，兴教育搞翻译,行邮政办银行，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如果我们了解一下李公在修铁路和架电报，以及设立同文书局的过程中所受到的阻碍，就可以体会他为这些成绩所付出的艰辛②。此外李公幕府还聚集了一批洋顾问，李公自身对学习科技知识也很感兴趣③。

我时常发现，探讨曾左李三人在办洋务方面的共同点比探讨他们的不同点更有意义，他们的共同点即是洋务运动的局限性。第一个局限就是众所周知的“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近代中国的西化道路分三个层次，即洋务运动的器物学西，戊戌变法后开始的制度学西，以及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后开始的文化学西，百余年来这后两条路走得仍然是磕磕碰碰。上文已提到，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的问题并非是制度问题，而不过是技不如人。李公所说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很有历史感，但他的话却只指西洋船坚炮利的问题。左公的“中不如西，学西可也”虽然发人深省，所指的仍然是器物知识。李公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左公则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可见，左李的学西仍然是“中道西器。”岂止他们，当时的一大批洋务论者秉承的都是这一思想。学者王韬指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薛福成认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惮西人不敢蔑视中华。”郑观应则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种种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中体西用论。与此相对，成功通过倒幕运动而另起炉灶的日本明治政府所受的文化体制羁绊要小得多。明治维新的核心方针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前两者与洋务运动的求强求富并无二致，根本区别却是第三点的“文明开化”，中日等古老文明的近代化问题，根本的还是制度和文化问题。当中国留学生忙于学习各种工程知识的时候，日本留学生却在注重学习法律制度和政治经济，海权战略和商业规则，同样在英国学法律的伊藤博文和严复，一个成了日本首相和首部宪法的制定者，一个只是北洋水师学堂的一个英文教员。

曾左李等人有着好学的精神，有着改进的欲望，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谓深入，但是囤于长期的文化包袱所形成的成见，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实质始终缺乏深入的了解，有时也往往缺乏对于世界大势的判断。比如1896年李公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谈及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相对来说，同期日本政治家的知识结构和对西方的理解要开阔和新颖得多。比如伊藤本人，既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伊藤比李公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年。他在英国留学时系统学习了政治法律知识，后来又4次下西洋，4次来中国，在欧美考察的时间一共达5年半之久。因此伊藤对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等都比较熟悉，也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且形成了切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他在英国亲眼目睹了“统一”和“隆盛”，决意要走一条西方列强的强国路，并下定决心要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要比李公“文明开化”得多，在对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这使得他对于事物的看法，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胜一筹。

李公对于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浅显的，是支离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决定实践水平。比如在马关谈判时，李公曾对伊藤说:“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很明显，他把日本实行的多党制等同于中国的“党争”，把议院制比附于中国的言官制度。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言官制度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议会制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李公将两者等同类比，说明他对西方议院制度根本就不理解。再比如说在“国家”以及“国民”的理解上，李公们显然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建立“国民国家”却是近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日本明治维新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国家由封建性转向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它的课题一分为二：一是创立日本国，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其他国家对峙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后者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为了利用人民的创造性和全体意见支持这个国家，从而实行改革以形成国民。日本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文明开化”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与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西方科技的引进与生产同步完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所进行的明治维新比李公等人所实行的洋务运动要高妙很多。因此使得比中国人办洋务晚了十年的明治维新短短20年即跑到了前面。当时的俾斯麦就预测将来的中日之争中，中国会吃亏。而李公本人呢，显然没有意识到“臣民”向“国民”的转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在洋务运动中，他只想埋头“就事论事”，“求强求富”只是变成物质甚至只是军事上的单骑突进，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洋务运动的短足，也造成洋务运动缺乏支撑的力量，从而遭受到四周各方的挤压，变得越来越逼仄。最终的结果是，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钻入了死胡同。体制之弊集中地体现在官办企业的官僚体制，军队的腐败和人才的匮乏，后文我们还要探讨。李公和实用主义和不争论是很务实的，但是一些根本性的体制问题，不是搞不争论就可以回避的。

然而，要说曾左李等人对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弊端一无察觉，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第一篇中我们提到，曾公至迟在1870年已经意识到从根本上改革清朝行政教育和军事体制的必要性，并极力主张向欧美派遣留学生。1880年代，从西北战场征战15年归来的左公，再次在福建筹办洋务时，对西方国家致富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奏折中说，“泰西各国均以经商为本务，而英吉利为之宗，所以雄视诸国者，该国之规模法度较西人本为整齐，又明避实击虚之略，故所向无前。”这表明他也意识到英国等国的富强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商业意识。而李公呢，早在1864年就萌发了效法日本进行变法的思想，他在给恭亲王奕訢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到了1880年代，李公开始认识到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某些长处，从整顿吏治进而提出“易官制”的主张，并把“易官制”放到变法度的首位。后人常常遗憾，为什么曾左李等人没有再上一个层次，从文化和制度着手对中国进行变革？除了上文所说的他们的教育经历和文化包袱使然，还有一个不常被注意到的地方，就是这三人自始至终的“忠君”思想。曾左李虽对朝廷的愚昧心存不满，并具备问鼎实力，却始终没有去想另起炉灶，取而代之。曾公在1860年代曾和幕僚赵烈文谈到对未来时局的悲观预测，曾公却是只求早死以免看到天下大乱的那一天。话说，左公从新疆战场凯旋归来，慈安太后几句嘘寒问暖的话，令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心理防线立马崩溃，感动地鼻涕一把泪一把。而李公虽然一直在经营他的淮系集团，却直至戊戌变法之前，始终对慈禧曲意迁就毫无二心。左李等人不是不想有大作为，但是他们的要服务的朝廷却是一群愚昧无知的既得利益团体，这使得他们的根本性变革总是无法施行。与此相对，明治政府的维新政治之所以能顺利推进并迅速成势，原因正是这个政府是通过倒幕革命另起炉灶建起来的。试想那些维新名臣的种种国策，到了保守腐朽的幕府那里能实行的了么？那种指望一种僵化的体制可以不经过阵痛就能主动推进革新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洋务运动的第二个局限则不常为大侠们注意，这就是洋务派的海军建军思想问题。19世纪欧美列强的外交主题，基本是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以争夺海洋和殖民霸权为手段的炮舰外交政策，他们把马汉的海权理论奉为圭臬，把海军作为维护商业秩序和全球影响力的工具。但是，曾左李等人建立水师的目的，一直是以防卫列强从海上发起侵略为目的，这种消极防御的建军思想，实际上是把海军当作一只岸防部队--“海上的陆军”来建设，缺乏没有走向远洋和保护海洋贸易的进取心。左李的建军思想表明了我们这个大陆民族的思维局限和海权意识的淡漠，后文我们将看到，这种海权意识的淡漠对甲午战争的战局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之，在洋务运动和对国家时局的认识上，我们看到了左李1%的不同点和99%的相同点。

 

(3) 斗与让–左李奉行的鹰派和鸽派外交政策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 路人甲

但是，左李二公的外交国防政策的不同点却远大于相同点。相同点是他们维护国益和自主权的立场，对外交礼节，商务往来，侨民和传教活动等等务实明智的认识，不同点则是他们对和战两个外交主题的态度。如果大侠们关注晚清政局，会隐隐发现在外交国防政策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有明显继承关系的派别，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鸽派”和“鹰派”。前者包括曾公和他的老师穆彰阿，小六子奕訢及后来的李公及他的淮系集团，后者则以林则徐，陶澍，左宗棠和他们的追随者为主。最有意思的是曾公的儿子，著名外交家小曾(曾纪泽)也是个鹰派，每当面临外交国防政策争议时，总是跟左公站在一起。 (顺便提一句，还有慈禧属下的一批清流派和盲流派，这批“义和团”式的鹰派不在讨论之列。)。

在第一篇中曾经提到，曾公基于对时局的认识和中国文化的反思，抛弃了国人迂腐的夷夏观及朝贡制度思维，主张与列强平等相处，却又基于孔子的“以礼让为国”的观念，提出了以“和”和“信”为核心的外交原则，他的这一思想被李公所继承。李公一生奉行的外交政策就是“外须和戍，内须变法”，用句时髦的话叫做“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在大量的奏折中反复阐述了这种思想，比如他说对洋人就是要 “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李公的和戍外交的着眼点当然还是寻机自强，一方面他认为和战的选择，必须以国家的最高利益为转移，另一方面李公大约在上海协同“常胜军”同太平军作战时成为一个军事上的“唯武器论者”，因此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凭实力绝无战胜列强的可能，因此为达将来能战的目的，即使暂时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或扩大其一部分通商利益，也应该忍痛而为之。李公的和戍外交说到底就是19世纪版的“韬光养晦”。鉴于此种认识，李公在其半生的外交生涯中从不轻言战争，每遇中外冲突，总是设法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息事宁人。更不因该的是，李公外交思想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弃“藩邦”，保疆（本）土，构成中国屏藩的朝贡国，固然是防止外敌入侵的缓冲地带，但在万不得已之时，亦应忍痛割爱，不必为争“宗主国”的虚名引火烧身，造成中外直接冲突，使国家陷于战争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今天的人们已经对李公这种以弱国心态心态进行的，消极绥靖的韬光养晦外交的局限性和危害，认识得很清楚。李公的错误首先是他对列强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列强的侵华也是走一步看一步胆子越来越大的，他们攫取在华利益的欲望也是没有止境的；第二个错误是他静态地和片面地看待国家实力的消长，总是认为中国不足以承受跟列强进行任何程度的战争，认为只要假以时日等中国强大了，再强硬不迟，事实证明，中国实力虽在增长，列强的实力则增长得更快，机遇不是靠等就能来的；而为图一时和平放弃越南，琉球和朝鲜等屏藩，无异于饮鸩止渴。李公的第三个错误是当时的中国外交人员包括他本人对国际外交规则和列强间的外交均势游戏规则并不十分了解，他天真地把“以夷制夷”的战略用于跟各国玩战略平衡，盲信国际法和条约的约束力，盲信各国公使的所谓 “友谊”或“诚意”，结果一个盟友也没找到，屡屡被坑的总是大清自家。中法之战，李公希望利用英德以制法，被证明不成功；中日之战，李公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样被证明不成功；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公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结果还是没有成功。

有大侠不以为然地说:“你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痛，纸上谈兵而已，让你干你行吗？”没等笔者回话，左公站了起来:“老夫可以！”左公的“鹰派”外交思维和其武将性格一样与生俱来。早在鸦片战争中，他针对琦善在广东的投降行径，作诗写道："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得知英法联军侵至天津郊外，并声言进攻京师，左公致信胡公说："为人臣子，当时局败坏时，一心为国家计算，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夷务屈辱至极，将来空拍更难收拾…，不如给我一支劲旅保护天津，而后与其决一死战，当可得志！" 在中外的一系列纷争中，左公表明以身许国但求死战的奏折和信件数以百计，而李公却没有一次。当然，左公绝对不是那盲目硬干的牛二，他对中外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也认为大清在整体上实力仍不如列强，因此对不平等条约不要逾越，不要主动挑起事端，但他认为对事关领土主权的战争仍可通过集中力量和决战勇气达成局部的胜利。对此，左公有一个让人拍案叫绝的精辟论述：“主战固然是想急于自强，即使是主和也不等于向敌示弱而自取其辱啊。就像下围棋，败局中仍有胜着可下，如果你心有恐惧，举棋不定，那就只能一败涂地了。自从海上用兵以来，咱先是坏在不知己知彼，后来呢，又坏在某些人自以为很懂洋人，却看不到大局，苟且图存，最后越让越坏，以至于成了无底洞。”(文言文原文见1877年《复陈李鸿章所奏各节折》，左文襄公全集，第55卷第41页)。左公说这话的时代背景正是新疆收复后中俄谈判收回伊犁的时候，某些人当然包括李公，清政府先派去的使臣崇厚对外交一窍不通，丧权辱国割让了伊犁，李公竟然表示支持。左公一面要求严惩崇厚，一面派大军分三路包围伊犁俄军，配合曾公的儿子小曾(曾纪泽)，上演了一幕精彩的外交双簧，成功地收回伊犁，此举成为晚清外交最大的亮点。左公的以斗求和的外交思想，也许可以用老毛的精辟论断作注解：“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当然，咱只能对外啊，哈哈。

李公退让外交的局限还不止这些，咱们以中法战争为例，将他们在一些关键的决策中所采取的态度和最终的结果做一对比。中法战争发生在1883年底到1885年4月，双方争夺的主体是越南以及中越边界的主权。法国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开始侵入越南，并逐步通过《顺化条约》等一系列步骤将其纳为自己的殖民地。作为传统的保护国，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法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双管齐下，一方面禁绝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强迫中国驻法军事力量全部撤出，并派兵侵犯中越边境，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保护权并承认法越签订的各项条约。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廷内部以左公、小曾和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公却一意主和，慈禧等最高决策机构则举棋不定，双方谈谈打打，出现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胜负较量。

 

表2 中法战争中左李的战和决策对比

 
 
 
 
 

 
 
 
 
 

 
 
 
 
 

 
 
 
 
 

 
 
 
 
 

 
 
 
 

时间	议题，左公意见及作为	李公意见及作为	朝廷   决断	结局
前期准备(1882-83年)	任两江总督，采取各种措施购建南洋水师，加强岸防，表决心:“如能击破敌人舰炮和阴谋，老命也不足惜，既可以出一口四十多年的恶气，也可以使敌人凶威顿挫，不敢再动辄要挟我们。"	对被派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务的任命不满：“要是我会打仗，派我来也就算了，朝廷调度如此轻率，使我寒心。”又称："各省海防兵又少饷又缺，水师又未练成，怎能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	该打的躲不掉，当年12月法军开衅
1884年3月，中方战场失利，越南边境失守	本因眼疾缠身休假，后带病进京，分析形势认为仍可挽回败局，建议由前任浙江提督黄少春在湖南挑选强兵五营，驰赴广西镇南关外，为王德榜策应。建议调曾国荃守两广，并强烈要求愿"亲往视师"，表达了他誓与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	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全数答应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将驻越清军调回边境，和法商可以从越南向中国自由运销货物等各项要求。	倾向于和谈，但又没有及时承认	条约草签后仅40多天，法军于6月23日在谅山观音桥一带挑起战端，被清军击退。   史称“观音桥事件”— 流氓是不会讲信用的
1884年8月，法国舰队入侵台湾基隆，刘铭传率军抵抗，形势紧迫	左正色站立，疾呼道："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	乘机怂恿清廷接受法国提出的3000万两白银赔款和议和条件，甚至以"战后亦必赔偿，为数更巨"来吓唬清廷。	慈禧六神无主，亦訢主战，最后下了决战决心	取得基隆保卫战胜利
1884年12月，	考试型“人才”张佩纶指挥马尾海战全军覆没，基隆弃守，台湾战事岌岌可危。   左公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请求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赴台支援	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皆以力量尚弱小为由拒绝支援	-	左公派王诗正统领民船载湘军赴台，配合刘铭传在淡水和彭湖击败法军，主帅孤拔被击伤，不久毙命！
1885年3月，   镇南关-谅山大捷，四万中国军队对河内形成包围态势	对清廷停战、撤兵与议和的谕旨，左公痛感失望和愤懑不平。无力回天的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建议台湾设省，加强海防。3月后，左公去世，临终前上奏朝廷，谆谆告诫加强海军建设。	在天津与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规定：中国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中国同意在两广、云南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享有减税通商权；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商办。	同一李公议和条款	“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中法新约》的条文和战争一开始草订的《中法简明条约》实质内容并无二致，中国官兵浴血奋战的实质结果等于零，左公气愤至极，痛骂“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赶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得千古骂名！”可能有不少大侠认为左公骂得过分了，因为这个条约既没有割地又没有赔款，看起来很公平啊，事实上慈禧本人也觉得很有面子。但真是如此吗？左公早就指出了此条约的实质危害，即越南是中国屏藩，无信的法国势必得陇望蜀，以此为基地把势力渗透到中国华南和西南地区。事实上正如左公所言，从此两广和云南逐步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李公将越南毫不可惜地扔掉，恰如他几年后在朝鲜半岛犹豫退让的预演，而导致整个国家崩盘的甲午战争恰好就因朝鲜问题而起。明乎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为何后来的中国会给美国划定北纬38度线和北纬17度线，也会理解为何肯尼迪要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不惜打核大战，为何北约一东扩俄国人就跳脚……。又有大侠会说，法国尚有实力扳回，英俄也不会坐视中国独大。这恰好是李公的理论，但是我要说，当时的法国早已失去了拿破仑时代的威风，在此之前先后在英法7年战争和普法战争中被打得找不着北，基本是以一个瘪三来亚洲找回面子的心态在作战，英俄的威胁要是那么管用，为何会让日本在甲午战后在亚洲呼风唤雨如此猖狂？不过，还是有人会坚持说，毕竟越南离北京远在天边，没有越南这块跳板，英法不是照样可以从海上打过来么？这或许是对的，但左公的骂也不全为中法新约，他还没忘掉10年前那场关系国防决策和新疆领土主权的政策争论。

(3) 塞防论与海防论– 左李的地缘战略之争

 

　　　　　　　　　　　　　　　　无新疆则无以保蒙部，无蒙部则无以固京师– 左公

 

这就是发生在1874-75年的那场著名的海防论与塞防论之争。1865年以后，清国边境狼烟四起——在西部边境，沙俄以“代管”为名，进占伊犁。英国为了不让新疆落入“北极熊”之口，对于从中亚入侵南疆的阿古柏政权予以外交承认，左公花了7年时间，平定了陕甘回乱，到了1873年，终于腾出手来，一边派军进驻河西走廊，一边向朝廷报告，准备进军新疆收复失地。这时，刚刚开始了明治维新的小日本也开始不安分了，1874年，日本为了转移因改革维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入侵台湾。消息传来，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军舰“安澜”、“伏波”等前往台湾；李公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清军的到来，给日军以强大震慑，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自出马来到北京，和大清进行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日本的狼子野心虽然被平息下来，但“蕞尔小国”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对清廷的震动很大，被迫再次正视海防问题。但大清的财力和精力是有限的，海防和塞防究竟谁优先发展，于是引起了一场涉及朝廷上下的政策大辩论。

实际上清廷的此次大讨论的幕后操盘手正是李公，他先授意手下造势，而后亲自出马上了一份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主张撤塞防而专重海防。湖南巡抚王文韶则针锋相对，主张"以全力注重西征"，两派偏执一端。左公批驳了这两种观点，提出了“海防塞防并重论”的主张，即“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因此请大侠记住，李左之争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专重海防论”与“并重论”之争)。众所周知左李是晚清官场的一对死对头，有人从阴谋论的角度认为左李在借海防塞防搞派系之争，这样认识未免偏颇，左李的矛盾虽然有意气成分，更主要的还是君子之争 -- 政见分歧。应当说，这场争论既是传统的陆地国防观与近代的海洋国防观的一次交锋，也有对国家时局两种判断的一次检验，在道义上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所谓爱国和卖国的区别。但不幸的是，李公在这场争论中却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即他不该为了节省所谓的经费主张放弃新疆。我们看李公和左公的几个精彩辩论：

 

李公: 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

左公: 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五大评：大侠们想想新疆天然气和美国的阿拉斯加吧，嘿嘿！）

 

李公: 新疆远在天边，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左公: 我朝首都是北京，蒙古环卫北方，百数十年边疆无事。……因此，如果新疆丢了，就无法保住蒙古，蒙古丢了，就无法保卫京师。……如果新疆不稳定，不但蒙古不平安，陕、甘、山西各地也会成为边疆，屡遭侵犯，防不胜防，势必耗费更多的银两，就是天天战备值班，我们也没有安眠的时候。况其今天俄国人嗜土如命，拼命东扩，如果为了节省一点军费就自撤藩篱，则我退敌进，永无止境。所以得出结论，停兵撤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应当深思熟虑。……一个人砍去手脚，还能活得很好吗，除非他李少荃能如此。

 

李公: 趁早别打，打则必败。（五大评：李公的失败经再次念起来！）

左公:克复乌鲁木齐是收复新疆的关键，占居乌鲁木齐的是叛国逆匪白彦虎部，该部可战之兵不过千人，不难一鼓歼灭，俄国若出兵助白彦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争此必不可得之地，是为下下策。阿古柏盘踞南疆，官军可在克复乌鲁木齐后，相机进兵，辅之剿抚兼顾，西征将胜算有数。（事实胜于雄辩）

 

路人甲:收复新疆耗费巨大，客观上导致北洋舰队建设滞后和甲午战败。

路人乙(五大):这种说法缺乏依据。首先时间上无冲突，收复新疆在1878年，而北洋舰队的建设直至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才正式提上日程。日本海军建设始于1882年，后来走到中国前面，是因为1891年后北洋舰队的建设就陷入停滞状态。其次，中国不缺钱，缺的是发展海军的意愿和决心，甲午辛丑之后赔款动辄数亿白银，清廷眉头都不皱一下，何来缺少银子？

 

没想到一向比较糊涂的朝廷在这场大争论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明确支持左公“海防与塞防并重”的观点，这才有了收复新疆的壮举。抚今追昔，后人不禁无限感慨中华幸有左公，否则一旦听了李公的主意，新疆就是另一个外蒙古。与左公相比，李公在事关国防安全和地缘战略上的短视，一览无余。无怪乎有后人说，李公本质上就是个优秀的部长或公务员，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理顺或有好的领导，兢兢业业的他也可以作出成绩，但指望他宏图远略谋划国家，则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了。说到此，笔者也对梁启超所说幸好左公早死十年，所以骂名都让李公担了的说法，不以为然。

 

谈了这么多，那么左公和李公的打仗才能孰高孰下？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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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读李鸿章：体味改革者的远见与彷徨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lihongzhang/

借鉴其“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 一文

2. (美)W.L.Bales著，王纪卿译《左宗棠传》，该书特点是军人写军人，参考其军事指挥部分

3. 孙占元著，左宗棠评传，其思想评述部分最详实, 褒左贬曾李，对李的洋务运动功绩及丰富认识过于轻视

4.袁伟时论李鸿章,褒李贬左，对左在国家时局，外交国防战略及洋务运动中的大量远见卓识视而不见，http://www.qingchao.net/lishi/lhzl

5. 高阳著， 李鸿章, 历史小说, 主要写镇压太平军部分

6．苑书义著，李鸿章传，第2，3章，参考其军事指挥部分
7．黄波著， 李鸿章传，第4，5章，参考其洋务运动部分

8. 主要轶事出处: 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 / 赵焰著，晚清有个李鸿章

9. 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http://www.eywedu.com/henanshehuikexue/hnsh2007/hnsh20070129.html 

① 时代被摧残得乱了方寸、尊颜尽失；国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于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旧知识分子，一个个自以为是，抱残守缺。当一个社会的普遍思潮还停留在烧纸屋、纸钱、纸箔，雇道人巫人打唱等层面上的时候，又何以能指望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呢？

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迂腐和落后：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这个旧知识分子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如果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至于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明显地，就是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徐桐，清朝末年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由翰林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徐桐“学富九车”，无所不通，被视为清廷学识最渊博的官员，慈禧太后对他也很尊敬。关于清廷大学士徐桐，正史野史记载颇多，其内容大多与他极端排外有关：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有一个在刑部做官的儿子，与他相反，儿子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徐桐每次从儿子门前走过时，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有一天，徐桐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便大声呵斥：“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做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清廷最有学问的人，还做了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徐桐曾经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更令人感叹的是，这个清国的大学士竟像鸵鸟一样，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学问家，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对义和团所玩的“刀枪不入”、“灵魂不死”的江湖把戏却笃信无疑。常识的缺乏，使得徐桐以一种自欺欺人方式劝说决策者让整个国家加入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把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清朝送入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之后，80多岁的徐桐再也没有气力跟着太后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梁上系了两根绳索，一根是给自己的，另一根，则是为他第三个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准备的。父子俩同时上了板凳，徐桐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然而儿子一直盯着他，不肯先死。两人僵持了一会，徐承煜突然大哭道：“儿子如果先死，就无法为父亲尽孝了，请允许我为父亲殓葬之后再死。”这一回徐桐无法坚持了，只好叹了口气，说：“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把脚一蹬，板凳倒了，清朝“最有学问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轻若鸿毛。徐承煜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随后溜之大吉。

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哪里值得依靠呢？对于徐桐、倭仁之流来说，他们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国子监，毕身去研究生僻学问。一个跟不上形势抱残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英才的。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但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掌握着社会发展的动脉。在当时，像徐桐这样的腐儒，遍布清朝上上下下。这样的人把持着国家的大权，怎能不贻误国家命运呢！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足以依靠，那么，同时代的民众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世代在贫瘠大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对物质生活很少苛求；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戏剧，沉湎幻想；他们思维简单，黑白分明，疾恶如仇；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幽默风趣，能说一口滑稽的话语，能用最优雅的俚语小调来吟唱太阳和月亮，歌唱爱情和姑娘——他们看不起异族，对异族入侵充满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们的信念坚定而纯洁；他们有时善良，有时又麻木不仁；他们经常地欺骗和自我欺骗，自我膨胀然后自我践踏；他们缺少理性的思索习惯，容易冲动也容易排斥——当西方民众普遍有着浓郁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意识的时候，庞大清朝的民众仍在心里荡漾着《水浒》般的快意恩仇。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像的是，李鸿章等几个人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和现代化就像是一场独角戏，在舞台上，李鸿章一直自拉自唱，那个时代远远地看着他，漠然而不屑。(摘自赵焰著《晚清有个李鸿章》)

 

②铁路 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收到上海27家英法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复。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是惊人的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中国的牛车尽管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青山转，绿水还”，这样的感觉多富有诗意啊。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建设那种丑陋的庞然大物呢？更何况，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但李鸿章一直锲而不舍，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铁路，那本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就曾阐述了应该修铁路的理由。朝廷对于此事，根本没有表态，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李鸿章等得千辛万苦，见朝廷一直无声无息，只好阳奉阴违，准备在唐山的煤矿区修一条10来里长的铁路。就这条短短的铁路，也费了李鸿章九牛二虎之力。为了避免朝廷的非议，李鸿章特意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机头，而以驴马拖载，这才得到了朝廷的恩准。

1881年6月9日，这条10多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真是用心良苦。通车的那一天，李鸿章在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很快，流言蜚语来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替代——中国第一条铁轨上出现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驴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奔跑。(姜文电影的《让子弹飞》)

铁路之事还是耽误下来，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年过去了。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国内大兴铁路。刘铭传的奏折，跟丁日昌的要求建水师的奏折一样，同样是李鸿章的授意。这是李鸿章习惯的“挺经”方式，正面“强攻”不成，就采取迂回战术。刘铭传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京城，面见慈禧时，李鸿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现代化的车轮滚滚。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5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这一年，距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整整过了14年。在这14年中，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这样的耐心和执著不由让人叹息。对李鸿章而言，认识上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由认识差距所造成的阻力，才是李鸿章平生感到最耗精力的一件事。

电报 19世纪60年代，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清政府便一次次加以拒绝。到了70年代，清廷对列强的设线要求，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了，只得同意他们设线，但做了个“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的啼笑皆非的规定。深谋远虑的李鸿章早已看到了电报的价值。第一条电报线，他选择了自己的衙门。清光绪三年(1877)，当时在天津就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首先在天津机器局(今东局子)到北洋大臣衙门(今金钢桥北)之间试架了一条电报线路。据当时《申报》的记载，1877年6月27日这条线路正式完工，进而在1880年，天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电报总局，1881年，我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也在天津和上海同时开工。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

同文书馆 适应形势需要而设立的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馆，首推北京的京师同文馆，继之而设的是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方言馆。然而，在把西学视为异端的顽固守旧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当时，居然要招收有高级学衔甚至有五品以下官衔的人，来京师圣地学习“奇技淫巧”之学，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一时遭到了很多的非议和攻击。“非议”和“攻击”主要有以下三点：（1）此举为不急之务。认为轮船租赁，洋炮购买，既便且省，“何必为此劳绩”？（2）“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3）“师法西人为耻”。其他还有“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等谬论。

以山东监察御史张盛藻打头阵，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一批高层官僚也赤膊上阵。他们集中攻击招收正途有功名者入馆学习科技知识一项。张盛藻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他认为天文算学馆“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少年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①张盛藻这种顽因守旧观点，在一片办洋务的热潮中，很自然地遭到清廷“着无庸议”的否定上谕。倭仁不甘心失败，他除申述张盛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那些陈词滥调之外，着重渲染“师事夷人”的危害。他说：用“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它将于“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而且“夷人吾仇也”，“师事夷人”即为“事仇”，其罪大矣！

 

③ 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其实

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们服装是最贤明的。我们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合我们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对话，从服装入手，谈到了古今之变的根本。李鸿章的思想在对话中暴露无遗。就李鸿章而言，他所承认的西方的进步只限定在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上，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学习和拿来的。至于西方其他的东西，包括服装，李鸿章似乎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也不想去改变。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思想容易改变，习惯却难根除，而在很多时候，习惯和思想又联系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鸿章的习惯和思想中，还是潜伏“唯我独尊”意识的。或者说，在李鸿章看来，西洋的文化与枪炮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它们完全可以割裂开来。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彻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机意味。所谓“体”，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政体已经落伍，根本不想在这一方面改变，在他们眼中，似乎这个落后的、呆板的、腐朽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并不矛盾。殊不知，在一个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么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水榭。　(摘自赵焰著《晚清有个李鸿章》)

 

④ 李公学科技趣事

有一次，李公幕下的某海归讲述抛物线原理，讲了半天仍是一头雾水，该海归突然灵机一动说，“中堂大人您撒尿吧，撒尿就是抛物线。”李公恍然大悟，然后幽默地说，“大家明白了吧，庄子说‘道在屎溺’，就是这个道理啊。”

李公在给朝廷上的奏折中曾描述蒸汽机原理：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⑤ 左公的临终奏折,实际上是中国即将面临重大危机的一记警钟，是左宗棠临终前留给自己祖国的一个忠告，全文如下：

“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屡奉三朝，累承重寄，内参枢密，外总师干，虽马革裹尸，亦复何恨！而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
  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尤愿皇上益勤典学，无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