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侃晚清四傑系列之二(原創)

                                                                        參見    假如左宗棠打甲午戰爭(1/6)

（接上篇）

 

一．左中堂PK李中堂

(2) 求強與求富 – 左李對國家時局的認識和作為

                    

                            “中不如西，學西可也” -- 左公《與周荇農閣學書》

 

西學東漸和西力東侵之後，橫亙在中國人面前的時代課題，毫無疑問就是變法和自強。左李等人作為洋務運動的首領，堪稱19世紀後期中國的弄潮兒，把他們對國家時局的認識和作為作一個系統深入的比較並不顯得多餘，但這對筆者來說確實是個富有挑戰性的工作。談到洋務運動，為數眾多的歷史學者們喜歡探究誰最先提出了學西的Concept and idea，誰設立了第一所學校和工廠，或造出了第一批槍炮，好像要以此證明曾左李等人誰更高明。這種做法，如糾纏於抗戰前期誰最先提出了“持久抗戰”戰略的問題一樣，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原因就是，當時的有識之士只要認真分析一下中日兩國的特點和戰略態勢，都會比較容易地得出搞持久戰的結論，這是共識，而非多麼超凡無比的洞見。同樣，明乎技不如人就要向人學習(搞洋務學西)的道理，這是10歲的孩子也能做到的，而即便是5歲的孩子也能看出來自己手裡的玩具不如別人的好（在器物層面學西），但前提是這孩子要睜眼來看。

不幸的是，面對西學東漸，19世紀中葉的大部分中國人卻好像是睜眼瞎子。

我們是怎樣變成睜眼瞎子的？在本系列第一篇談曾公時曾經提到，中國先秦文化本來是具有強烈的自省和求變氣質的，在此我們還要談到另外一個問題，即中國先秦文化究竟是否重視實學。這個問題見仁見智，筆者認為，先秦甚至直到唐宋以前，中國文化也是相當重視實學的。在諸子之中，管子，申商，韓非等人的學說重視政治經濟實學，韓非甚至將清談闊論者歸於“五蠹”之列，而墨家的重視科技實學則是眾所周知，孫子的兵法學似乎也可以歸入實學之列。司馬遷在《史記》中也以大篇幅記載了經濟活動和匠作工藝等事(貨殖列傳和天官書)。即便我們通常認為保守迂腐的儒學，本來就是一種企圖改變天下的“入世”思想，它所推崇的君子本來是要“禮樂射弈書數”六藝兼備的。孔子一再說，“君子才能要全面”(君子不器)，他還對弟子說，“把《詩經》三百篇背得很熟，讓他處理政務，卻不會辦事；讓他當外交使節，不能獨立地辦交涉；背得再多又有什麼用處呢？”（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我們看到至少在宋代以前，大多數政治家既是文臣也是武將，很多更是博通百家雜學的大能人。但是，同樣是這個儒學，也具有明顯的輕視實學的傾向。《易傳》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言外之意，道學高於器學。有人對子貢誇讚孔子說“你老師是聖人吧，他咋啥都會涅？”（夫子聖者乎，何其多能也？）孔子聽到後卻說，“俺是草根出身，所以學會了幹這些低賤的粗活，”（吾少賤，故多能鄙事）。歷史一再演繹一個尷尬的事實，即每當一門學問被定於一尊，它的負面因素就會被繼承和強化，這就好比熊掌很好吃，但光吃熊掌不吃別的，也會吃出病來。漢代獨尊儒術之後，孔子思想的原貌被其崇拜者在闡釋過程中改變了原有的形態，尤其是宋朝程朱理學大談天理、理欲、人性, 抽象化地把孔子倡導的經世意圖演繹到空疏清談，脫離了儒學經世的軌道。有清一代，雖然有一批知識分子繼承顧炎武等人的經世思想，標榜復興漢學（即漢代經學而非後來的理學）並且在學術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成就，但是清朝嚴酷的文字獄和閉關鎖國政策，又使得這些漢學家們鑽進了故紙堆, 為考證而考證，“錮天下聰明智慧, 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與此同時，中國的專制制度走到清朝已經臻於完善，這個以低水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建立的社會，僵化保守而又自成一體，它不具備任何的以發展變化和競爭為主體的現代社會特質。在其之上，還有中國過長的歷史和由此積澱的具有醬缸特色的文化，成為中國人實現變革和自新的過程中要甩掉的沉重包袱。種種因素致使乾嘉之際中國的文人們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誤入"萬馬齊喑"的泥潭而不能自拔①。

如果說什麼是中國文化的糟粕，我要說官方儒學就是一個，把它扔進廢紙簍並不可惜。朱子理學就像精神鴉片，他的危害豈止在中國。它傳到朝鮮半島後被定於一尊，結果導致朝鮮在近代喪失追趕機遇，面臨被日本徵服的命運；它傳到日本後被德川幕府奉為正統官學，並像模像樣地發起了海禁(閉關鎖國)和學禁(禁止異端學說)。不同的是，具有實力的日本西南諸藩，在接觸了陽明學和蘭學之後敢於同幕府分庭抗禮，發起以“王政復古”為旗號的倒幕運動，並另起爐灶建立了明治政府，使日本趕上了近代化的末班車。明治政府推行的是維新，但明治政府的建立過程卻是貨真價實的“革命”。與此類似，閩粵作為僑鄉和通商口岸，多少接觸到了外部世界，而明末興起的經世之學在湖湘一代得以繼承，兩地為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造就了一大批風流人物，正是他們從列強的虎狼之口挽救了中國不被亡國的命運。地方在思想上抗禮中央未必是什麼壞事，如今被某些人罵做“漢奸媒體”的南方報系，難道不在扮演同樣的角色麼？

扯遠了。那一批風流人物的第一個就是林則徐。林公的“師夷長技以制之”的思想被看作洋務運動的濫觴。林公的好友魏源，利用林公收集到的外國資料編寫了向國人介紹世界地理的巨著《海國圖志》。該書傳到日本後被奉為至寶,而同樣對其推崇備至的中國人則是左公，他在1845年左右第一次讀到該書，並寫了大量的筆記。而將“師夷制夷”正式付諸實踐，則是15年之後了。歷史有時是非常奇妙的，兩次鴉片戰爭把清庭打得找不到北，卻沒有把頑固派們打醒，倒是風起雲湧的太平軍最終把清朝拉上洋務運動的大船。滿清的頑固派們排斥一切外來事物，否定了儒家道統的太平軍卻沒這個心理負擔，在1854年的湘潭戰役中，左公和曾公幾乎同時注意到了太平軍的洋槍洋炮的威力。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與英法走到一起的清庭對太平軍“借師助剿”,成為曾左李等人接觸西方文明的契機。1860年，左公替曾公撰寫了一份給朝廷的《復陳洋人助剿及采米運津折》，首次提到對付洋人應該以其人之道，建議學習洋人的才智製造船炮，將來可圖永久之利，此折被視為洋務運動的發端。

左公辦洋務雖然時間很短，但也有福州船政局，馬尾學堂，南洋水師和蘭州機器局等斐然的成績，不過由於他長期忙於西北軍務，辦洋務主將當屬“在其位謀其事”的李公。李公是個典型的見到什麼才學什麼的人才，他1862年在上海同“常勝軍”的接觸使他體驗到了洋玩藝的利害，在此之前卻未見他留下任何關心洋務的言論，但是2年後他的一份奏摺卻寫得非常精闢：

中國士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　――　1864年李公致總理衙門奏摺

洋務運動的核心內容，就是自強和求富，方法就是引進“制器之器”，培養“制器之人”，為此，李公充分發揮他的“能吏”才華，建企業辦工廠，造槍炮建陸軍，購艦船建水師，修鐵路架電報，興教育搞翻譯,行郵政辦銀行，在文化交流、商務往來、科學技術上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如果我們了解一下李公在修鐵路和架電報，以及設立同文書局的過程中所受到的阻礙，就可以體會他為這些成績所付出的艱辛②。此外李公幕府還聚集了一批洋顧問，李公自身對學習科技知識也很感興趣③。

我時常發現，探討曾左李三人在辦洋務方面的共同點比探討他們的不同點更有意義，他們的共同點即是洋務運動的局限性。第一個局限就是眾所周知的“中體西用”的指導思想。近代中國的西化道路分三個層次，即洋務運動的器物學西，戊戌變法後開始的制度學西，以及辛亥革命及新文化運動後開始的文化學西，百餘年來這後兩條路走得仍然是磕磕碰碰。上文已提到，當時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中國的問題並非是制度問題，而不過是技不如人。李公所說的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很有歷史感，但他的話卻只指西洋船堅炮利的問題。左公的“中不如西，學西可也”雖然發人深省，所指的仍然是器物知識。李公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左公則說，“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可見，左李的學西仍然是“中道西器。”豈止他們，當時的一大批洋務論者秉承的都是這一思想。學者王韜指出：“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薛福成認為：“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憚西人不敢蔑視中華。”鄭觀應則說：“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種種諸如此類的說法都是換湯不換藥的中體西用論。與此相對，成功通過倒幕運動而另起爐灶的日本明治政府所受的文化體制羈絆要小得多。明治維新的核心方針是“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前兩者與洋務運動的求強求富並無二致，根本區別卻是第三點的“文明開化”，中日等古老文明的近代化問題，根本的還是制度和文化問題。當中國留學生忙於學習各種工程知識的時候，日本留學生卻在注重學習法律制度和政治經濟，海權戰略和商業規則，同樣在英國學法律的伊藤博文和嚴復，一個成了日本首相和首部憲法的制定者，一個只是北洋水師學堂的一個英文教員。

曾左李等人有着好學的精神，有着改進的欲望，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謂深入，但是囤於長期的文化包袱所形成的成見，他們對於西方文明的實質始終缺乏深入的了解，有時也往往缺乏對於世界大勢的判斷。比如1896年李公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談及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麼教育，也並不文明”。相對來說，同期日本政治家的知識結構和對西方的理解要開闊和新穎得多。比如伊藤本人，既學過漢語，受過儒學影響，在倒幕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伊藤比李公小18歲，但他第一次踏上歐洲國土卻比李早33年。他在英國留學時系統學習了政治法律知識，後來又4次下西洋，4次來中國，在歐美考察的時間一共達5年半之久。因此伊藤對西方政治、經濟、哲學、歷史、軍事等都比較熟悉，也有着深入的理解，並且形成了切合實際的看法和主張。豐富的西洋閱歷，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勢和各國的情形，他在英國親眼目睹了“統一”和“隆盛”，決意要走一條西方列強的強國路，並下定決心要從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廢封建制度不可”。顯然，按近代文化標準，伊藤要比李公“文明開化”得多，在對西方文化以及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這使得他對於事物的看法，對於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勝一籌。

李公對於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淺顯的，是支離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決定實踐水平。比如在馬關談判時，李公曾對伊藤說:“貴國之議院與中國之都察院等耳。”很明顯，他把日本實行的多黨制等同於中國的“黨爭”，把議院制比附於中國的言官制度。封建專制制度下的言官制度與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的議會制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李公將兩者等同類比，說明他對西方議院制度根本就不理解。再比如說在“國家”以及“國民”的理解上，李公們顯然就沒有這樣的意識，而建立“國民國家”卻是近代化過程中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相比較而言，日本明治維新就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國家由封建性轉向資本主義的同時，也完成了“臣民”向“國民”的轉化。它的課題一分為二：一是創立日本國，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課題，即建立與其他國家對峙的中央集權的國家，而後者則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課題，為了利用人民的創造性和全體意見支持這個國家，從而實行改革以形成國民。日本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文明開化”完成了“臣民”向“國民”的轉化。這種轉化是與近代生產力的發展和西方科技的引進與生產同步完成的。從這一點上來說，日本所進行的明治維新比李公等人所實行的洋務運動要高妙很多。因此使得比中國人辦洋務晚了十年的明治維新短短20年即跑到了前面。當時的俾斯麥就預測將來的中日之爭中，中國會吃虧。而李公本人呢，顯然沒有意識到“臣民”向“國民”的轉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過程，在洋務運動中，他只想埋頭“就事論事”，“求強求富”只是變成物質甚至只是軍事上的單騎突進，這樣的結果，勢必造成洋務運動的短足，也造成洋務運動缺乏支撐的力量，從而遭受到四周各方的擠壓，變得越來越逼仄。最終的結果是，洋務運動不可避免地鑽入了死胡同。體制之弊集中地體現在官辦企業的官僚體制，軍隊的腐敗和人才的匱乏，後文我們還要探討。李公和實用主義和不爭論是很務實的，但是一些根本性的體制問題，不是搞不爭論就可以迴避的。

然而，要說曾左李等人對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弊端一無察覺，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在第一篇中我們提到，曾公至遲在1870年已經意識到從根本上改革清朝行政教育和軍事體制的必要性，並極力主張向歐美派遣留學生。1880年代，從西北戰場征戰15年歸來的左公，再次在福建籌辦洋務時，對西方國家致富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在奏摺中說，“泰西各國均以經商為本務，而英吉利為之宗，所以雄視諸國者，該國之規模法度較西人本為整齊，又明避實擊虛之略，故所向無前。”這表明他也意識到英國等國的富強是因為他們的制度和商業意識。而李公呢，早在1864年就萌發了效法日本進行變法的思想，他在給恭親王奕訢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區區小國，尚知及時改轍，我中國深惟窮極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變計。”到了1880年代，李公開始認識到中國封建政治體制的某些弊端和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的某些長處，從整頓吏治進而提出“易官制”的主張，並把“易官制”放到變法度的首位。後人常常遺憾，為什麼曾左李等人沒有再上一個層次，從文化和制度着手對中國進行變革？除了上文所說的他們的教育經歷和文化包袱使然，還有一個不常被注意到的地方，就是這三人自始至終的“忠君”思想。曾左李雖對朝廷的愚昧心存不滿，並具備問鼎實力，卻始終沒有去想另起爐灶，取而代之。曾公在1860年代曾和幕僚趙烈文談到對未來時局的悲觀預測，曾公卻是只求早死以免看到天下大亂的那一天。話說，左公從新疆戰場凱旋歸來，慈安太后幾句噓寒問暖的話，令這位鐵骨錚錚的漢子心理防線立馬崩潰，感動地鼻涕一把淚一把。而李公雖然一直在經營他的淮系集團，卻直至戊戌變法之前，始終對慈禧曲意遷就毫無二心。左李等人不是不想有大作為，但是他們的要服務的朝廷卻是一群愚昧無知的既得利益團體，這使得他們的根本性變革總是無法施行。與此相對，明治政府的維新政治之所以能順利推進並迅速成勢，原因正是這個政府是通過倒幕革命另起爐灶建起來的。試想那些維新名臣的種種國策，到了保守腐朽的幕府那裡能實行的了麼？那種指望一種僵化的體制可以不經過陣痛就能主動推進革新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洋務運動的第二個局限則不常為大俠們注意，這就是洋務派的海軍建軍思想問題。19世紀歐美列強的外交主題，基本是以謀取商業利益為目的，以爭奪海洋和殖民霸權為手段的炮艦外交政策，他們把馬漢的海權理論奉為圭臬，把海軍作為維護商業秩序和全球影響力的工具。但是，曾左李等人建立水師的目的，一直是以防衛列強從海上發起侵略為目的，這種消極防禦的建軍思想，實際上是把海軍當作一隻岸防部隊--“海上的陸軍”來建設，缺乏沒有走向遠洋和保護海洋貿易的進取心。左李的建軍思想表明了我們這個大陸民族的思維局限和海權意識的淡漠，後文我們將看到，這種海權意識的淡漠對甲午戰爭的戰局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總之，在洋務運動和對國家時局的認識上，我們看到了左李1%的不同點和99%的相同點。

 

(3) 斗與讓–左李奉行的鷹派和鴿派外交政策

                    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退讓求和平則和平亡–- 路人甲

但是，左李二公的外交國防政策的不同點卻遠大於相同點。相同點是他們維護國益和自主權的立場，對外交禮節，商務往來，僑民和傳教活動等等務實明智的認識，不同點則是他們對和戰兩個外交主題的態度。如果大俠們關注晚清政局，會隱隱發現在外交國防政策上存在着兩種不同的有明顯繼承關係的派別，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鴿派”和“鷹派”。前者包括曾公和他的老師穆彰阿，小六子奕訢及後來的李公及他的淮系集團，後者則以林則徐，陶澍，左宗棠和他們的追隨者為主。最有意思的是曾公的兒子，著名外交家小曾(曾紀澤)也是個鷹派，每當面臨外交國防政策爭議時，總是跟左公站在一起。 (順便提一句，還有慈禧屬下的一批清流派和盲流派，這批“義和團”式的鷹派不在討論之列。)。

在第一篇中曾經提到，曾公基於對時局的認識和中國文化的反思，拋棄了國人迂腐的夷夏觀及朝貢制度思維，主張與列強平等相處，卻又基於孔子的“以禮讓為國”的觀念，提出了以“和”和“信”為核心的外交原則，他的這一思想被李公所繼承。李公一生奉行的外交政策就是“外須和戍，內須變法”，用句時髦的話叫做“為經濟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他在大量的奏摺中反覆闡述了這種思想，比如他說對洋人就是要 “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內要自強，” 李公的和戍外交的着眼點當然還是尋機自強，一方面他認為和戰的選擇，必須以國家的最高利益為轉移，另一方面李公大約在上海協同“常勝軍”同太平軍作戰時成為一個軍事上的“唯武器論者”，因此他認為當時的中國憑實力絕無戰勝列強的可能，因此為達將來能戰的目的，即使暫時承認列強在華的既得利益，或擴大其一部分通商利益，也應該忍痛而為之。李公的和戍外交說到底就是19世紀版的“韜光養晦”。鑑於此種認識，李公在其半生的外交生涯中從不輕言戰爭，每遇中外衝突，總是設法尋求和平解決的途徑，息事寧人。更不因該的是，李公外交思想的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棄“藩邦”，保疆（本）土，構成中國屏藩的朝貢國，固然是防止外敵入侵的緩衝地帶，但在萬不得已之時，亦應忍痛割愛，不必為爭“宗主國”的虛名引火燒身，造成中外直接衝突，使國家陷於戰爭的深淵而不能自拔。

今天的人們已經對李公這種以弱國心態心態進行的，消極綏靖的韜光養晦外交的局限性和危害，認識得很清楚。李公的錯誤首先是他對列強的侵略本質缺乏認識，列強的侵華也是走一步看一步膽子越來越大的，他們攫取在華利益的欲望也是沒有止境的；第二個錯誤是他靜態地和片面地看待國家實力的消長，總是認為中國不足以承受跟列強進行任何程度的戰爭，認為只要假以時日等中國強大了，再強硬不遲，事實證明，中國實力雖在增長，列強的實力則增長得更快，機遇不是靠等就能來的；而為圖一時和平放棄越南，琉球和朝鮮等屏藩，無異於飲鴆止渴。李公的第三個錯誤是當時的中國外交人員包括他本人對國際外交規則和列強間的外交均勢遊戲規則並不十分了解，他天真地把“以夷制夷”的戰略用於跟各國玩戰略平衡，盲信國際法和條約的約束力，盲信各國公使的所謂 “友誼”或“誠意”，結果一個盟友也沒找到，屢屢被坑的總是大清自家。中法之戰，李公希望利用英德以製法，被證明不成功；中日之戰，李公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樣被證明不成功；德國強占膠州灣時，李公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結果還是沒有成功。

有大俠不以為然地說:“你小子站着說話不腰痛，紙上談兵而已，讓你干你行嗎？”沒等筆者回話，左公站了起來:“老夫可以！”左公的“鷹派”外交思維和其武將性格一樣與生俱來。早在鴉片戰爭中，他針對琦善在廣東的投降行徑，作詩寫道："和戎自昔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 後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得知英法聯軍侵至天津郊外，並聲言進攻京師，左公致信胡公說："為人臣子，當時局敗壞時，一心為國家計算，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夷務屈辱至極，將來空拍更難收拾…，不如給我一支勁旅保護天津，而後與其決一死戰，當可得志！" 在中外的一系列紛爭中，左公表明以身許國但求死戰的奏摺和信件數以百計，而李公卻沒有一次。當然，左公絕對不是那盲目硬幹的牛二，他對中外時局有着清醒的認識，他也認為大清在整體上實力仍不如列強，因此對不平等條約不要逾越，不要主動挑起事端，但他認為對事關領土主權的戰爭仍可通過集中力量和決戰勇氣達成局部的勝利。對此，左公有一個讓人拍案叫絕的精闢論述：“主戰固然是想急於自強，即使是主和也不等於向敵示弱而自取其辱啊。就像下圍棋，敗局中仍有勝着可下，如果你心有恐懼，舉棋不定，那就只能一敗塗地了。自從海上用兵以來，咱先是壞在不知己知彼，後來呢，又壞在某些人自以為很懂洋人，卻看不到大局，苟且圖存，最後越讓越壞，以至於成了無底洞。”(文言文原文見1877年《復陳李鴻章所奏各節折》，左文襄公全集，第55卷第41頁)。左公說這話的時代背景正是新疆收復後中俄談判收回伊犁的時候，某些人當然包括李公，清政府先派去的使臣崇厚對外交一竅不通，喪權辱國割讓了伊犁，李公竟然表示支持。左公一面要求嚴懲崇厚，一面派大軍分三路包圍伊犁俄軍，配合曾公的兒子小曾(曾紀澤)，上演了一幕精彩的外交雙簧，成功地收回伊犁，此舉成為晚清外交最大的亮點。左公的以斗求和的外交思想，也許可以用老毛的精闢論斷作註解：“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當然，咱只能對外啊，哈哈。

李公退讓外交的局限還不止這些，咱們以中法戰爭為例，將他們在一些關鍵的決策中所採取的態度和最終的結果做一對比。中法戰爭發生在1883年底到1885年4月，雙方爭奪的主體是越南以及中越邊界的主權。法國人自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開始侵入越南，並逐步通過《順化條約》等一系列步驟將其納為自己的殖民地。作為傳統的保護國，中國成為法國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礙，為了消除這一障礙，法國在外交和軍事上雙管齊下，一方面禁絕越南與中國的一切關係，強迫中國駐法軍事力量全部撤出，並派兵侵犯中越邊境，另一方面通過外交途徑要求中國承認法國對整個越南的保護權並承認法越簽訂的各項條約。鑑於中越兩國的特殊關係和法國侵越給中國造成的嚴重威脅，清廷內部以左公、小曾和張之洞為代表的主戰派，力促朝廷採取抗法方針；但掌握清政府外交、軍事實權的李公卻一意主和，慈禧等最高決策機構則舉棋不定，雙方談談打打，出現了一系列戲劇性的勝負較量。

 

表2 中法戰爭中左李的戰和決策對比

 
 
 
 
 

 
 
 
 
 

 
 
 
 
 

 
 
 
 
 

 
 
 
 
 

 
 
 
 

時間	議題，左公意見及作為	李公意見及作為	朝廷   決斷	結局
前期準備(1882-83年)	任兩江總督，採取各種措施購建南洋水師，加強岸防，表決心:“如能擊破敵人艦炮和陰謀，老命也不足惜，既可以出一口四十多年的惡氣，也可以使敵人凶威頓挫，不敢再動輒要挾我們。"	對被派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務的任命不滿：“要是我會打仗，派我來也就算了，朝廷調度如此輕率，使我寒心。”又稱："各省海防兵又少餉又缺，水師又未練成，怎能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	-	該打的躲不掉，當年12月法軍開釁
1884年3月，中方戰場失利，越南邊境失守	本因眼疾纏身休假，後帶病進京，分析形勢認為仍可挽回敗局，建議由前任浙江提督黃少春在湖南挑選強兵五營，馳赴廣西鎮南關外，為王德榜策應。建議調曾國荃守兩廣，並強烈要求願"親往視師"，表達了他誓與法國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勇氣概。	與法國代表福祿諾在天津簽訂了《中法簡明條約》，全數答應承認法國有權保護越南，將駐越清軍調回邊境，和法商可以從越南向中國自由運銷貨物等各項要求。	傾向於和談，但又沒有及時承認	條約草簽後僅40多天，法軍於6月23日在諒山觀音橋一帶挑起戰端，被清軍擊退。   史稱“觀音橋事件”— 流氓是不會講信用的
1884年8月，法國艦隊入侵台灣基隆，劉銘傳率軍抵抗，形勢緊迫	左正色站立，疾呼道："中國不能永遠屈服于洋人，與其賠款，不如拿賠款作戰費！"	乘機慫恿清廷接受法國提出的3000萬兩白銀賠款和議和條件，甚至以"戰後亦必賠償，為數更巨"來嚇唬清廷。	慈禧六神無主，亦訢主戰，最後下了決戰決心	取得基隆保衛戰勝利
1884年12月，	考試型“人才”張佩綸指揮馬尾海戰全軍覆沒，基隆棄守，台灣戰事岌岌可危。   左公任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請求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赴台支援	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皆以力量尚弱小為由拒絕支援	-	左公派王詩正統領民船載湘軍赴台，配合劉銘傳在淡水和彭湖擊敗法軍，主帥孤拔被擊傷，不久斃命！
1885年3月，   鎮南關-諒山大捷，四萬中國軍隊對河內形成包圍態勢	對清廷停戰、撤兵與議和的諭旨，左公痛感失望和憤懣不平。無力回天的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建議台灣設省，加強海防。3月後，左公去世，臨終前上奏朝廷，諄諄告誡加強海軍建設。	在天津與巴德諾簽訂《中法新約》，規定：中國承認越南歸法國保護；中國同意在兩廣、雲南的中越邊界開埠通商，法國享有減稅通商權；以後中國建造鐵路時，應向法國商辦。	同一李公議和條款	“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

 

《中法新約》的條文和戰爭一開始草訂的《中法簡明條約》實質內容並無二致，中國官兵浴血奮戰的實質結果等於零，左公氣憤至極，痛罵“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趕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得千古罵名！”可能有不少大俠認為左公罵得過分了，因為這個條約既沒有割地又沒有賠款，看起來很公平啊，事實上慈禧本人也覺得很有面子。但真是如此嗎？左公早就指出了此條約的實質危害，即越南是中國屏藩，無信的法國勢必得隴望蜀，以此為基地把勢力滲透到中國華南和西南地區。事實上正如左公所言，從此兩廣和雲南逐步淪為法國的勢力範圍。李公將越南毫不可惜地扔掉，恰如他幾年後在朝鮮半島猶豫退讓的預演，而導致整個國家崩盤的甲午戰爭恰好就因朝鮮問題而起。明乎這個道理，我們就知道為何後來的中國會給美國劃定北緯38度線和北緯17度線，也會理解為何肯尼迪要在古巴導彈危機中不惜打核大戰，為何北約一東擴俄國人就跳腳……。又有大俠會說，法國尚有實力扳回，英俄也不會坐視中國獨大。這恰好是李公的理論，但是我要說，當時的法國早已失去了拿破崙時代的威風，在此之前先後在英法7年戰爭和普法戰爭中被打得找不着北，基本是以一個癟三來亞洲找回面子的心態在作戰，英俄的威脅要是那麼管用，為何會讓日本在甲午戰後在亞洲呼風喚雨如此猖狂？不過，還是有人會堅持說，畢竟越南離北京遠在天邊，沒有越南這塊跳板，英法不是照樣可以從海上打過來麼？這或許是對的，但左公的罵也不全為中法新約，他還沒忘掉10年前那場關係國防決策和新疆領土主權的政策爭論。

(3) 塞防論與海防論– 左李的地緣戰略之爭

 

　　　　　　　　　　　　　　　　無新疆則無以保蒙部，無蒙部則無以固京師– 左公

 

這就是發生在1874-75年的那場著名的海防論與塞防論之爭。1865年以後，清國邊境狼煙四起——在西部邊境，沙俄以“代管”為名，進占伊犁。英國為了不讓新疆落入“北極熊”之口，對於從中亞入侵南疆的阿古柏政權予以外交承認，左公花了7年時間，平定了陝甘回亂，到了1873年，終於騰出手來，一邊派軍進駐河西走廊，一邊向朝廷報告，準備進軍新疆收復失地。這時，剛剛開始了明治維新的小日本也開始不安分了，1874年，日本為了轉移因改革維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灣土著殺害為由，入侵台灣。消息傳來，欽差大臣沈葆楨帶領中國生產的軍艦“安瀾”、“伏波”等前往台灣；李公也緊急調集駐紮在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並運去洋炮20門，清軍的到來，給日軍以強大震懾，日本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親自出馬來到北京，和大清進行談判，中國付給日本白銀50萬兩，日本從台灣撤軍。日本的狼子野心雖然被平息下來，但“蕞爾小國”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對清廷的震動很大，被迫再次正視海防問題。但大清的財力和精力是有限的，海防和塞防究竟誰優先發展，於是引起了一場涉及朝廷上下的政策大辯論。

實際上清廷的此次大討論的幕後操盤手正是李公，他先授意手下造勢，而後親自出馬上了一份洋洋萬言的《籌議海防折》，主張撤塞防而專重海防。湖南巡撫王文韶則針鋒相對，主張"以全力注重西征"，兩派偏執一端。左公批駁了這兩種觀點，提出了“海防塞防並重論”的主張，即“竊維時事之宜籌，謨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因此請大俠記住，李左之爭確切的說法應該是“專重海防論”與“並重論”之爭)。眾所周知左李是晚清官場的一對死對頭，有人從陰謀論的角度認為左李在借海防塞防搞派系之爭，這樣認識未免偏頗，左李的矛盾雖然有意氣成分，更主要的還是君子之爭 -- 政見分歧。應當說，這場爭論既是傳統的陸地國防觀與近代的海洋國防觀的一次交鋒，也有對國家時局兩種判斷的一次檢驗，在道義上沒有優劣之分，也沒有所謂愛國和賣國的區別。但不幸的是，李公在這場爭論中卻犯了一個低級的錯誤，即他不該為了節省所謂的經費主張放棄新疆。我們看李公和左公的幾個精彩辯論：

 

李公: 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煙稀少。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傾全國之力，徒然收數千里曠地，增加千百萬開支，實在得不償失。

左公: 天山南北兩路糧產豐富，瓜果纍纍，牛羊遍野，牧馬成群。煤、鐵、金、銀、玉石藏量極為豐富。所謂千里荒漠，實為聚寶之盆。（五大評：大俠們想想新疆天然氣和美國的阿拉斯加吧，嘿嘿！）

 

李公: 新疆遠在天邊，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為好。

左公: 我朝首都是北京，蒙古環衛北方，百數十年邊疆無事。……因此，如果新疆丟了，就無法保住蒙古，蒙古丟了，就無法保衛京師。……如果新疆不穩定，不但蒙古不平安，陝、甘、山西各地也會成為邊疆，屢遭侵犯，防不勝防，勢必耗費更多的銀兩，就是天天戰備值班，我們也沒有安眠的時候。況其今天俄國人嗜土如命，拼命東擴，如果為了節省一點軍費就自撤藩籬，則我退敵進，永無止境。所以得出結論，停兵撤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妨，利害攸分，應當深思熟慮。……一個人砍去手腳，還能活得很好嗎，除非他李少荃能如此。

 

李公: 趁早別打，打則必敗。（五大評：李公的失敗經再次念起來！）

左公:克復烏魯木齊是收復新疆的關鍵，占居烏魯木齊的是叛國逆匪白彥虎部，該部可戰之兵不過千人，不難一鼓殲滅，俄國若出兵助白彥虎，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爭此必不可得之地，是為下下策。阿古柏盤踞南疆，官軍可在克復烏魯木齊後，相機進兵，輔之剿撫兼顧，西征將勝算有數。（事實勝於雄辯）

 

路人甲:收復新疆耗費巨大，客觀上導致北洋艦隊建設滯後和甲午戰敗。

路人乙(五大):這種說法缺乏依據。首先時間上無衝突，收復新疆在1878年，而北洋艦隊的建設直至1884年中法戰爭之後才正式提上日程。日本海軍建設始於1882年，後來走到中國前面，是因為1891年後北洋艦隊的建設就陷入停滯狀態。其次，中國不缺錢，缺的是發展海軍的意願和決心，甲午辛丑之後賠款動輒數億白銀，清廷眉頭都不皺一下，何來缺少銀子？

 

沒想到一向比較糊塗的朝廷在這場大爭論中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明確支持左公“海防與塞防並重”的觀點，這才有了收復新疆的壯舉。撫今追昔，後人不禁無限感慨中華幸有左公，否則一旦聽了李公的主意，新疆就是另一個外蒙古。與左公相比，李公在事關國防安全和地緣戰略上的短視，一覽無餘。無怪乎有後人說，李公本質上就是個優秀的部長或公務員，如果一個國家的體制理順或有好的領導，兢兢業業的他也可以作出成績，但指望他宏圖遠略謀劃國家，則結果也是可以預料的了。說到此，筆者也對梁啓超所說幸好左公早死十年，所以罵名都讓李公擔了的說法，不以為然。

 

談了這麼多，那麼左公和李公的打仗才能孰高孰下？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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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讀李鴻章：體味改革者的遠見與彷徨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lihongzhang/

借鑑其“李鴻章外交思想論綱” 一文

2. (美)W.L.Bales著，王紀卿譯《左宗棠傳》，該書特點是軍人寫軍人，參考其軍事指揮部分

3. 孫占元著，左宗棠評傳，其思想評述部分最詳實, 褒左貶曾李，對李的洋務運動功績及豐富認識過於輕視

4.袁偉時論李鴻章,褒李貶左，對左在國家時局，外交國防戰略及洋務運動中的大量遠見卓識視而不見，http://www.qingchao.net/lishi/lhzl

5. 高陽著， 李鴻章, 歷史小說, 主要寫鎮壓太平軍部分

6．苑書義著，李鴻章傳，第2，3章，參考其軍事指揮部分
7．黃波著， 李鴻章傳，第4，5章，參考其洋務運動部分

8. 主要軼事出處: 夏東元著，洋務運動史 / 趙焰著，晚清有個李鴻章

9. 學術視野中的晚清海防與塞防之爭http://www.eywedu.com/henanshehuikexue/hnsh2007/hnsh20070129.html 

① 時代被摧殘得亂了方寸、尊顏盡失；國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於社會的中堅力量，那些舊知識分子，一個個自以為是，抱殘守缺。當一個社會的普遍思潮還停留在燒紙屋、紙錢、紙箔，雇道人巫人打唱等層面上的時候，又何以能指望科學精神和理性思維呢？

有兩個例子足以說明當時社會知識分子階層的迂腐和落後：

一個是蒙古族漢學家、曾擔任皇帝老師的倭仁。對於當時的“洋務運動”，這個舊知識分子幾乎憤慨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建立國家的途徑在於端莊和正義，而非武力和陰謀……在於人心而非技術……蠻人是我們的仇敵。”他又說，蠻人入侵北京，焚毀圓明園，殺我人民。“為什麼我們要去尋找雕蟲小技，尊蠻人為師呢？……如果才智之士都改變他們的正常學習，而追隨於蠻人之後，那就會驅使億萬中國人民去歸附蠻人……我們還要擴大他們的影響，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嗎？”

至於光緒時朝廷中最有學問的“徐太師”徐桐，明顯地，就是一個極端排斥外國的“傳統的典範”。徐桐，清朝末年著名的理學家，漢族，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由翰林升至體仁閣大學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徐桐“學富九車”，無所不通，被視為清廷學識最淵博的官員，慈禧太后對他也很尊敬。關於清廷大學士徐桐，正史野史記載頗多，其內容大多與他極端排外有關：徐桐絕不穿洋布製成的衣服，永遠是一身中國綢緞或者中國土布；他收禮不收銀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銀；他仇恨一切外國的東西，絕不使用進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歡看中國人戴西洋眼鏡，看見就罵。徐桐有一個在刑部做官的兒子，與他相反，兒子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徐桐每次從兒子門前走過時，都閉着眼睛捂着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有一天，徐桐看見兒子居然當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煙，便大聲呵斥：“我在爾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騎射做鬼奴矣！”“罰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後。”

這個如此痛恨洋人的清廷最有學問的人，還做了無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徐桐曾經對有人把美國翻譯成“美利堅”十分惱火，說中國什麼都是美的，美國還有什麼可“美”的？中國什麼事情都順利，美國還有什麼可“利”的？清國軍隊無所不堅，美國還有什麼可“堅”的？更令人感嘆的是，這個清國的大學士竟像鴕鳥一樣，拒不承認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堅持認為那些“亂七八糟的國名”是英國人胡編出來嚇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

這樣一個傳統的大學問家，在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後，對義和團所玩的“刀槍不入”、“靈魂不死”的江湖把戲卻篤信無疑。常識的缺乏，使得徐桐以一種自欺欺人方式勸說決策者讓整個國家加入一場亂鬨鬨的鬧劇，把本來就岌岌可危的清朝送入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八國聯軍攻下北京之後，80多歲的徐桐再也沒有氣力跟着太后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梁上系了兩根繩索，一根是給自己的，另一根，則是為他第三個兒子、刑部侍郎徐承煜準備的。父子倆同時上了板凳，徐桐希望能夠看到兒子大義凜然的場面，然而兒子一直盯着他，不肯先死。兩人僵持了一會，徐承煜突然大哭道：“兒子如果先死，就無法為父親盡孝了，請允許我為父親殮葬之後再死。”這一回徐桐無法堅持了，只好嘆了口氣，說：“記住，教導子孫，勞動讀書，就是別當官！”說完，把腳一蹬，板凳倒了，清朝“最有學問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輕若鴻毛。徐承煜在院子裡挖了個坑，把父親的屍體拖進去草草埋了，隨後溜之大吉。

像徐桐、倭仁這樣的舊知識分子，哪裡值得依靠呢？對於徐桐、倭仁之流來說，他們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國子監，畢身去研究生僻學問。一個跟不上形勢抱殘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一個政治英才的。一切都是陰差陽錯。但他們偏偏處於政治的中心地位，掌握着社會發展的動脈。在當時，像徐桐這樣的腐儒，遍布清朝上上下下。這樣的人把持着國家的大權，怎能不貽誤國家命運呢！

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不足以依靠，那麼，同時代的民眾們，又是怎樣的情況呢？這些世代在貧瘠大地上從事着最勞苦的耕作者，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容易滿足的人，他們溫順勤勞，幽默詼諧，對物質生活很少苛求；他們熱愛生活，熱愛戲劇，沉湎幻想；他們思維簡單，黑白分明，疾惡如仇；他們善於用小小的詭計贏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關照和朋友的仗義；他們幽默風趣，能說一口滑稽的話語，能用最優雅的俚語小調來吟唱太陽和月亮，歌唱愛情和姑娘——他們看不起異族，對異族入侵充滿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們的信念堅定而純潔；他們有時善良，有時又麻木不仁；他們經常地欺騙和自我欺騙，自我膨脹然後自我踐踏；他們缺少理性的思索習慣，容易衝動也容易排斥——當西方民眾普遍有着濃郁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意識的時候，龐大清朝的民眾仍在心裡蕩漾着《水滸》般的快意恩仇。

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想像的是，李鴻章等幾個人所從事的洋務運動和現代化就像是一場獨角戲，在舞台上，李鴻章一直自拉自唱，那個時代遠遠地看着他，漠然而不屑。(摘自趙焰著《晚清有個李鴻章》)

 

②鐵路 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軍打仗的李鴻章就收到上海27家英法洋行老闆的聯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蘇州之間修建鐵路，洋人們說，如果修成這段鐵路，清軍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軍。李鴻章把這個建議報告給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覆。此時的大清，從皇帝到農民，其觀點都是驚人的一致：中國不需要這個東西，中國的牛車儘管很慢，但是很穩，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車上的清閒感覺是無與倫比的，“車轔轔，馬蕭蕭”，“青山轉，綠水還”，這樣的感覺多富有詩意啊。為什麼要花費那麼多的人力物力去建設那種醜陋的龐然大物呢？更何況，修鐵路會破壞風水，會讓地下的祖先之靈不得安寧。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大逆不道，當然不予批准。但李鴻章一直鍥而不捨，1874年清廷組織著名的海防大討論時，李鴻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鐵路，那本著名的《籌議海防折》中，李鴻章就曾闡述了應該修鐵路的理由。朝廷對於此事，根本沒有表態，事情就這樣拖了下來。李鴻章等得千辛萬苦，見朝廷一直無聲無息，只好陽奉陰違，準備在唐山的煤礦區修一條10來里長的鐵路。就這條短短的鐵路，也費了李鴻章九牛二虎之力。為了避免朝廷的非議，李鴻章特意聲明，這條鐵路不設火車機頭，而以驢馬拖載，這才得到了朝廷的恩准。

1881年6月9日，這條10多里長的鐵路終於完工了。這一天，也是英國火車發明人喬治·史蒂芬的百歲誕辰。李鴻章特地選定這一天來剪彩，真是用心良苦。通車的那一天，李鴻章在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車，並與大家合影留念。很快，流言蜚語來了，說火車行駛震動東陵，而且噴出的黑煙有傷莊稼。結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車頭，運煤的車皮再次被驢馬替代——中國第一條鐵軌上出現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驢拉着重重的車廂在鐵軌上奔跑。(姜文電影的《讓子彈飛》)

鐵路之事還是耽誤下來，這一耽誤，又是好幾年過去了。1880年，李鴻章的老部下劉銘傳就任台灣第一任巡撫。在任上，劉銘傳上了一道《請籌造鐵路折》，要求在台灣以及國內大興鐵路。劉銘傳的奏摺，跟丁日昌的要求建水師的奏摺一樣，同樣是李鴻章的授意。這是李鴻章習慣的“挺經”方式，正面“強攻”不成，就採取迂迴戰術。劉銘傳的奏摺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軒然大波——贊成修鐵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鴻章、劉坤一、左宗棠等；反對勢力主要來自朝中官員，尤其是滿族官員。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鴻章來到了京城，面見慈禧時，李鴻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條小小的鐵路，由法國商人全額贊助。李鴻章真是用心良苦，這樣的行為，實際上是對於朝廷決策者的一次鐵路交通的啟蒙教育。不久，一條長1500米的微型鐵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節車廂的小火車，火車晃晃悠悠地在園內繞了一個大圈，比乘馬車坐轎子更穩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現代化的車輪滾滾。經過這一次切身體驗，慈禧的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她再也不反對修建鐵路了。5個月之後，清廷終於發布第一個關於興辦鐵路的正式文件。

這一年，距李鴻章首次上書倡導修建鐵路，整整過了14年。在這14年中，李鴻章鍥而不捨，力促鐵路在中國的實施。這樣的耐心和執著不由讓人嘆息。對李鴻章而言，認識上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由認識差距所造成的阻力，才是李鴻章平生感到最耗精力的一件事。

電報 19世紀60年代，英、美、法等國數次要求在中國建立電報線，大清國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衝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清政府便一次次加以拒絕。到了70年代，清廷對列強的設線要求，無論如何也招架不住了，只得同意他們設線，但做了個“電線沉於海底，其線端不得牽引上岸”的啼笑皆非的規定。深謀遠慮的李鴻章早已看到了電報的價值。第一條電報線，他選擇了自己的衙門。清光緒三年(1877)，當時在天津就任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首先在天津機器局(今東局子)到北洋大臣衙門(今金鋼橋北)之間試架了一條電報線路。據當時《申報》的記載，1877年6月27日這條線路正式完工，進而在1880年，天津成立了全國第一個電報總局，1881年，我國自主建設的第一條長途公眾電報線也在天津和上海同時開工。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蘊藏着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

同文書館 適應形勢需要而設立的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學館，首推北京的京師同文館，繼之而設的是上海廣方言館和廣州方言館。然而，在把西學視為異端的頑固守舊勢力占統治地位的當時，居然要招收有高級學銜甚至有五品以下官銜的人，來京師聖地學習“奇技淫巧”之學，這簡直是“大逆不道”。因此，一時遭到了很多的非議和攻擊。“非議”和“攻擊”主要有以下三點：（1）此舉為不急之務。認為輪船租賃，洋炮購買，既便且省，“何必為此勞績”？（2）“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3）“師法西人為恥”。其他還有“製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為之”等謬論。

以山東監察御史張盛藻打頭陣，大學士倭仁為首的一批高層官僚也赤膊上陣。他們集中攻擊招收正途有功名者入館學習科技知識一項。張盛藻說：“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為其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若令正途科甲人員習為機巧之事，又藉升途、銀兩以誘之，是重名利而輕氣節，無氣節安望其有事功哉！”他認為天文算學館“止宜責成欽天監衙門考取少年穎悟之天文生、算學生送館學習”。①張盛藻這種頑因守舊觀點，在一片辦洋務的熱潮中，很自然地遭到清廷“着無庸議”的否定上諭。倭仁不甘心失敗，他除申述張盛藻“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那些陳詞濫調之外，着重渲染“師事夷人”的危害。他說：用“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它將於“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而且“夷人吾仇也”，“師事夷人”即為“事仇”，其罪大矣！

 

③ 李鴻章曾經與日本駐北京公使森有禮有一次對話，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禮到河北保定直隸總督府拜會直隸總督李鴻章，主題是就朝鮮局勢問題交換意見。席間二人談起日本明治維新，談及了各自國家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李鴻章與森有禮有這樣的對話：

森有禮直言不諱地說：“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

李：“日本西學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沒有。”

李：“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

鄭有寧（日本使館代辦）代為回答：“這是外貌，其實本領尚未會。”

李鴻章對日本改變服裝一事不以為然：“對於近來貴國所舉，很為讚賞。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森：“其實

原因很簡單，只需稍加解釋。我國舊有的服制，誠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適於無事安逸之人，但對於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適，所以它能適應過去的情況，而於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今改舊制為新式，對我國裨益不少。”

李：“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宗遺志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們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採用。不論何事，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

李：“貴國祖先採用我們服裝是最賢明的。我們的服裝織造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製作。現今模仿歐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費。”

森：“雖然如此，依我等觀之，要比貴國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貴國頭髮長垂，鞋大且粗，不太適合我們人民，其他還有很多事不能適應。關於歐服，從不了解經濟常識的人看來，雖費一點，但勤勞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貧枯之原。正如閣下所知，我國舊服寬大但不方便，適應怠慢而不適應勤勞。然而我國不願意怠慢致貧，而想要勤勞致富，所以舍舊就新。現在所費，將來可期得到無限報償。”

李：“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嗎？”

森：“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絕不是受外力強迫的，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們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

李：“我們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採之外國。”

森：“凡是將來之事，誰也不能確定其好壞，正如貴國四百年前（指清軍入關前）也沒有人喜歡這種服制。”

李：“這是我國國內的變革，絕不是用歐俗。”

李鴻章與森有禮的對話，從服裝入手，談到了古今之變的根本。李鴻章的思想在對話中暴露無遺。就李鴻章而言，他所承認的西方的進步只限定在軍器、鐵路、電信以及其他器械上，這是他處心積慮想學習和拿來的。至於西方其他的東西，包括服裝，李鴻章似乎一點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落後，也不想去改變。一個人往往就是這樣，思想容易改變，習慣卻難根除，而在很多時候，習慣和思想又聯繫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鴻章的習慣和思想中，還是潛伏“唯我獨尊”意識的。或者說，在李鴻章看來，西洋的文化與槍炮之間是沒有關聯的，它們完全可以割裂開來。洋務派們為洋務運動定位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的口號從一開始就有着不徹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機意味。所謂“體”，就是他們不承認自己的政體已經落伍，根本不想在這一方面改變，在他們眼中，似乎這個落後的、呆板的、腐朽的政體與近代化所創造的“器用”並不矛盾。殊不知，在一個腐朽、專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麼會有健康發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樓閣，煙雨水榭。　(摘自趙焰著《晚清有個李鴻章》)

 

④ 李公學科技趣事

有一次，李公幕下的某海歸講述拋物線原理，講了半天仍是一頭霧水，該海歸突然靈機一動說，“中堂大人您撒尿吧，撒尿就是拋物線。”李公恍然大悟，然後幽默地說，“大家明白了吧，莊子說‘道在屎溺’，就是這個道理啊。”

李公在給朝廷上的奏摺中曾描述蒸汽機原理：鏇木、打眼、絞鏍旋、鑄彈諸機器，皆綰於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拔動鐵輪，輪綰皮帶，系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 

⑤ 左公的臨終奏摺,實際上是中國即將面臨重大危機的一記警鐘，是左宗棠臨終前留給自己祖國的一個忠告，全文如下：

“臣以一介書生，蒙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屢奉三朝，累承重寄，內參樞密，外總師干，雖馬革裹屍，亦復何恨！而越事和戰，中國強弱一大關鍵也。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懷恨生平，不能瞑目！
  方今西域初安，東洋思逞，環視眈眈。若不併力補牢，先期求艾，再有釁隙，愈弱愈甚，振奮愈難，雖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願皇太后、皇上於諸臣中海軍之議，速賜乾斷。凡鐵路、礦務、船炮各政，及早舉行，以策富強之效。

然居心為萬事之本，臣尤願皇上益勤典學，無怠萬機；日近正人，廣納讜論；移不急之費以充軍食，節有用之財以濟時艱；上下一心，實事求是。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