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歷史問題的爭論，有的是關於同一歷史事件不同事實認定的爭論，有的是關於同一歷史事件不同觀點的爭論。前一種爭論的內容涉及客觀存在和發展過程，而後一種爭論則是對同一歷史事件不同意見的表達。後一種爭論很難取得共識，因為它涉及到爭論雙方的不同立場和意識形態。而前一種爭論，則是比較容易，也更應該達到共識，因為歷史事實是客觀的，它發生了，留下歷史記錄，可以發現，可以找到，是怎麼樣就怎麼樣，不可以不應該隨人們的主觀意志而改變。歷史學家們的最大責任，就是發掘所有的歷史事實，把它們完整地呈現出來。

長期以來，一直以為九一八事變導致的東北丟失，是蔣介石中央政權不抵抗政策的結果，但下面這篇這篇轉載自《行者阿真-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2e0160102drw9.html

的文章說，東北的丟失，根據張學良的多次自述，恰恰是一直被大家認為積極主張抗日的少帥負有最大責任。在這個歷史事實上，我比較相信張的說法，因為當年的東北軍和蔣介石中央政權的關係，絕不是今天瀋陽軍區和中共中央軍委的高度隸屬關係。蔣介石對東北軍基本沒有指揮權。不抵抗的責任恐怕主要還在東北軍本身。我在想，如果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從東北軍開始，中國軍隊就像以後的台兒莊戰役那樣，和日軍拼死打幾戰，後面的抗日戰爭進程會不會就有所不同呢？

轉載：張學良晚年自述：九一八後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張學良與蔣介石

有關九一八事變東北軍為何不抵抗，多年來流傳甚廣的說法是：蔣介石下令讓張學良不抵抗，但後來又把不抵抗的責任推卸到張學良頭上。張學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現在史學界正在對此進行澄清。這裡專門介紹張學良晚年對此問題的說法。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覆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政府中央。張學良作為當事人對史學界和媒體談及這一問題時，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已離世，他本人也已完全獲得人身自由。他的表態應該不存在任何外力脅迫。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但日本廣播協會的採訪錄認為：“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做如是說。”意指張學良身居台灣，出於處境，不能不這樣說，上述不能代表張的真實思想。 
其實不然。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會屈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完全獲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灣政要張群等人和張學良的親友在台北圓山飯店公開為張九十歲生日慶壽，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一個標誌。日本廣播協會採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游。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他應該可以暢所欲言了。正因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美籍華裔華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為他的回憶錄捉刀”。1991年，張學良在紐約期間，還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達成了哥大與張學良合作，負責記錄他的口述歷史。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其間有人詢問張學良：“大陸拍攝電影《西安事變》中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他都是這樣說的。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10余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張學良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他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後來，其夫人于鳳至讓張學良赴歐考察時，特地將這些電函保存在倫敦滙豐銀行保險柜中。因為有這些函電，西安事變後，張夫人于鳳至以此威脅蔣介石，使國民政府中央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但也有學者指出：閻寶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學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於滙豐銀行這樣的大事。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就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于鳳至手中，是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 

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應張學良之邀，為他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張學良與唐德剛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裡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占整個東北——引者注），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德剛教授曾探詢地着對張學良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着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很嚴肅地回答道：“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張學良晚年在不同場合的多次自述，是對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抵抗主義”責任最有力的澄清。作為歷史人物，這份誠實和勇氣難能可貴。

少帥張學良

晚年張學良，趙四夫婦在台北家中

張學良在美國度過過百歲壽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