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不得不承认中国现阶段中央集权制的好处

美媒：中国模式有4大势

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6日刊登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亚太局局长凯闻的文章认为，与西方比较，中国模式有政府愿意而且有能力计划和干预经济事务，系统内部的问责制、包括多种多样的反馈机制，政府愿意做局部试验并从试验中学习，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长期视野等四个系统优势。文章批评，西方“选举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结果就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无为政府”。

文章说，中国政府的干预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处理雷曼兄弟事件时，即使是在危机形势下，鲍尔森（美国前财长）或伯南克（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要直接干预市场也是很困难的。在中国，政府干预时，大家有可能就某次特定干预的可取性或有效性进行辩论，但很少有人质疑政府干预本身的合法性。

除了意愿和合法性，中国政府的干预能力很强，而且，决策模式既集中又靠共识驱动。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源自北京的党的系统内。尽管说由2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或由9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做所有重大决定，未免过于简单化，但中国的决策过程比任何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管理系统都要集中得多。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极其重视且力求达到内部的共识。一旦做出决定，多年形成的执政党组织机构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可以确保即使在偏远地区也能实施。中国政府有一系列广泛的政策工具，可以从多个角度以高度协调的方式解决一个问题。

文章说，中国的政治生态系统中有着激烈的竞争。大多数决策者可能不会直接向选民负责，但他们总被他们的上级、同行、下属、竞争对手、公共知识分子和当地媒体和许多其他的团体监督。虽然媒体仍普遍被审查，在某些情况下被严格控制，但媒体已经能够公开地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而中国共产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所谓的“组织部”，也努力地审查各级政府官员，他们通常有量化的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各级官员的成败。

在过去30年，认为中国政府官员不用面对选举因此可以随意决定政策的看法是完全有悖于事实的。相反，中国政府是一个利用多种反馈机制，对自己的政策负责的政府。

文章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就在农村地区开始试验。其他著名的试验还包括像深圳经济特区，1982年从一个小渔村开始的市场经济试验造就了今天12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重庆市长黄奇帆最近在新加坡列举了重庆的几个主要的政策试验，包括给300万在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发放城镇户口，这和中国极其严格的户口制度大相径庭，城镇户口将赋予这些劳动者获得城镇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权利。此外，还承诺给这300万新城镇居民提供可负担的公租房。在土地所有权的领域，重庆还进行了“土地银行”试验，农村居民可以交易“土地使用权”，创造土地所有权的流通价值。北京表面上似乎同意这些试验，甚至还不时鼓励一下。

这些局部政策试验可以让北京尝试不同的办法，并在决定全国性的政策改变之前先评价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也从而加强了此前提到的反馈机制。

文章说，在政治上，北京的高层领导变动每十年只发生一次，省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层变动也是在相对长周期地运作着。这就减少了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在短期选举政治的国家做真正的长期决策打算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治理模式除了这四个长期的系统优势外，在中国有几个因素降低了重大的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的可能性或影响力。这些因素是：1.家庭关系和儒家社会的支持系统；2.执政党通过“心理定格”使公众普遍理解和期盼社会稳定；3.种种历史和结构上的原因导致国家积累了大量财政资源；4.党组织的广泛政治构架。

文章说，相反，西方治理模式所依托的民主选举，虽然保证了理想的过程，并不一定会导致理想的结果。如果布什做不好，让他碌碌无为四年，再给奥巴马选进白宫。如果奥巴马也干不好，也给他四年，然后再投票选举另一个人。如果经济令人失望，领导人不能改变，这真的不是他们的错，是选民把他选进了办公室，选民是自作自受。“占据华尔街”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提醒。占领者没有声称华尔街违反任何法律或政治领导人缺乏合法性，他们质疑为什么一个以看似完美的以法治为基础的程序会产生这种不公平的分配结果。

西方往往从民主选举的道德制高点轻视中国的治理模式，称中国政府只具有“政绩合法性”，即其合法性只来自于它发展了经济和给人民带来了富裕。传统自由民主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民主选举是真正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姑且称它为“选举原教旨主义”。“选举原教旨主义”极端的结果就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无为政府”。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最近关于美国债务上限的辩论和此后国会债务超级委员会的失败。如果西方过多地注意固定程序，而不是实质问题，将会有更多这样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