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媒體不得不承認中國現階段中央集權制的好處

美媒：中國模式有4大勢

美國《華爾街日報》12月6日刊登世界銀行集團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亞太局局長凱聞的文章認為，與西方比較，中國模式有政府願意而且有能力計劃和干預經濟事務，系統內部的問責制、包括多種多樣的反饋機制，政府願意做局部試驗並從試驗中學習，適合中國經濟發展周期的長期視野等四個系統優勢。文章批評，西方“選舉原教旨主義”的極端結果就是“合法選舉出來的無為政府”。

文章說，中國政府的干預沒有任何思想包袱，相比之下，美國政府處理雷曼兄弟事件時，即使是在危機形勢下，鮑爾森（美國前財長）或伯南克（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要直接干預市場也是很困難的。在中國，政府干預時，大家有可能就某次特定干預的可取性或有效性進行辯論，但很少有人質疑政府干預本身的合法性。

除了意願和合法性，中國政府的干預能力很強，而且，決策模式既集中又靠共識驅動。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決策源自北京的黨的系統內。儘管說由25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或由9名成員組成的政治局常委做所有重大決定，未免過於簡單化，但中國的決策過程比任何一個典型的西方國家管理系統都要集中得多。在過去十年中，中國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極其重視且力求達到內部的共識。一旦做出決定，多年形成的執政黨組織機構具有強大的滲透力，可以確保即使在偏遠地區也能實施。中國政府有一系列廣泛的政策工具，可以從多個角度以高度協調的方式解決一個問題。

文章說，中國的政治生態系統中有着激烈的競爭。大多數決策者可能不會直接向選民負責，但他們總被他們的上級、同行、下屬、競爭對手、公共知識分子和當地媒體和許多其他的團體監督。雖然媒體仍普遍被審查，在某些情況下被嚴格控制，但媒體已經能夠公開地批評政府的某些政策。而中國共產黨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所謂的“組織部”，也努力地審查各級政府官員，他們通常有量化的關鍵績效指標來衡量各級官員的成敗。

在過去30年，認為中國政府官員不用面對選舉因此可以隨意決定政策的看法是完全有悖於事實的。相反，中國政府是一個利用多種反饋機制，對自己的政策負責的政府。

文章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本身就在農村地區開始試驗。其他著名的試驗還包括像深圳經濟特區，1982年從一個小漁村開始的市場經濟試驗造就了今天1200萬人口的大都市。重慶市長黃奇帆最近在新加坡列舉了重慶的幾個主要的政策試驗，包括給300萬在城市工作的農村勞動力發放城鎮戶口，這和中國極其嚴格的戶口制度大相徑庭，城鎮戶口將賦予這些勞動者獲得城鎮醫療和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權利。此外，還承諾給這300萬新城鎮居民提供可負擔的公租房。在土地所有權的領域，重慶還進行了“土地銀行”試驗，農村居民可以交易“土地使用權”，創造土地所有權的流通價值。北京表面上似乎同意這些試驗，甚至還不時鼓勵一下。

這些局部政策試驗可以讓北京嘗試不同的辦法，並在決定全國性的政策改變之前先評價什麼有效什麼無效，也從而加強了此前提到的反饋機制。

文章說，在政治上，北京的高層領導變動每十年只發生一次，省和地方政府的領導層變動也是在相對長周期地運作着。這就減少了短期機會主義行為，在短期選舉政治的國家做真正的長期決策打算幾乎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治理模式除了這四個長期的系統優勢外，在中國有幾個因素降低了重大的經濟危機或政治動盪的可能性或影響力。這些因素是：1.家庭關係和儒家社會的支持系統；2.執政黨通過“心理定格”使公眾普遍理解和期盼社會穩定；3.種種歷史和結構上的原因導致國家積累了大量財政資源；4.黨組織的廣泛政治構架。

文章說，相反，西方治理模式所依託的民主選舉，雖然保證了理想的過程，並不一定會導致理想的結果。如果布什做不好，讓他碌碌無為四年，再給奧巴馬選進白宮。如果奧巴馬也干不好，也給他四年，然後再投票選舉另一個人。如果經濟令人失望，領導人不能改變，這真的不是他們的錯，是選民把他選進了辦公室，選民是自作自受。“占據華爾街”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提醒。占領者沒有聲稱華爾街違反任何法律或政治領導人缺乏合法性，他們質疑為什麼一個以看似完美的以法治為基礎的程序會產生這種不公平的分配結果。

西方往往從民主選舉的道德制高點輕視中國的治理模式，稱中國政府只具有“政績合法性”，即其合法性只來自於它發展了經濟和給人民帶來了富裕。傳統自由民主主義的觀點認為，只有民主選舉是真正合法性的唯一基礎，姑且稱它為“選舉原教旨主義”。“選舉原教旨主義”極端的結果就是“合法選舉出來的無為政府”。再好不過的例子就是最近關於美國債務上限的辯論和此後國會債務超級委員會的失敗。如果西方過多地注意固定程序，而不是實質問題，將會有更多這樣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