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文革更為空前的民族浩劫──讀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荒》

給數千萬亡靈一個慰藉和公正

馮客教授的《毛澤東的大饑荒》英文版剛出版不到一年，該書的中文版便由新世紀出版社以驚人的速度和質量翻譯出版，對想要了解中國當代史真相的讀者們來說，真是一件幸事。書的作者在副標題中把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大躍進／大饑荒稱為“中國浩劫史”，該書的譯者在中文版的“出版前言”里更開宗明義地指出：相比較一般人都認同的“空前的”文革浩劫，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大躍進／大饑荒才是真正空前的民族浩劫──這些都充分表現了作、譯者的史識和學力。我想要補充的是：一般的讀者之所以把文革認同為空前的民族浩劫而忽視了大躍進和大饑荒的災難更為深重，和這兩場浩劫中的主要受害人群體的不同有關.文革中的受害者，包括了絕大部分的中國精英階層，如幹部、藝術家、中國知識分子等等。文革後他們自然地提筆來控訴揭發，一時充溢了所有的輿論管道。而大饑荒中的數千萬亡靈，絕大多數是沒有文化的中國農民，最大但又是最底層的沉默的群體，他們無法在劫後用“傷痕文學”等等的形式為自己伸冤訴苦。另外，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反襯了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大不足：他們對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中國農民的災難還是缺乏足夠的關注，因為海內外研究大饑荒的着作遠遠少於研究文革的文字。作這一如是觀，我們實在要感謝所有大饑荒的研究者和此書的作、譯者們，因為他們用他們的着作還了死在大饑荒中的數千萬中國農民的亡靈一個慰藉和公正。

對大饑荒全景式的歷史回溯

和已經出版的研究大躍進／大饑荒的中英文專着相比，馮着的過人之處並不在理論的創新和考據的嚴謹。但是，馮客顯然是一個傑出的作家，他以宏闊的佈局，生動的描述，對這一浩劫做了一個主線清晰、語言簡明並引人入勝的歷史回溯。其源頭，誠如作者在第一篇“追逐烏托邦”的八章中所一針見血地指出的：是毛澤東想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個人野心。

今天人們對於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歷史記憶，恐怕主要還是源於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經濟鬧劇。這樣的單一回溯其實掩蓋了更深層的原因。馮着告訴我們：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標”謊言背後，支配着人們荒誕行為的實際上是深植於內心的政治恐懼。這一恐怖的造成還不僅在於剛剛經歷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中國黨外知識分子的精英已蕩然無存；更在於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其實是毛澤東全面掃蕩黨內、軍內、政府內“反對派”的時期，同時也是社會上政治運動空前密集的一年。首先，在全國省、市一級搞出了近四十多個各種名目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比較着名的有河南以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書記處書記楊珏、副秘書長王庭棟等人為首的“右傾反黨集團”；浙江以省長沙文漢，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長楊思一為首；有甘肅以副省長孫殿才，前副省長陳成義，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梁大均為首；有青海以省委書記、省長孫作賓為首的“反黨集團”等等。在政府內，毛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大批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陳等人推行的一九五六年經濟政策的“反冒進”浪潮。這樣，毛在黨內軍內都造成了人人戰戰兢兢的局面。原來敢於講真話的各省市的高級幹部就基本被掃地出門，中央的周、陳、李、薄等人在政治壓力下不但一再檢討對“一九五六年建設躍進”的“方針性錯誤”，還主動為一九五八年“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過幾千年”的“大躍進”大唱讚歌了。如果瀏覽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報》和各地省報的報道便會發現，那時隔幾天就有“反黨集團”被揪出來。在這種政治高壓下，黨內的有識之士只能噤若寒蟬.以後大饑荒的史實證明，凡是當年打省級“反黨集團”最凶的省份，無一例外地成了“共產風”、“浮誇風”和“平調風”的橫行之地，也是大饑荒中餓死人最多的地區。

其次，就民間政治運動的密集度而言，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恐怕也大大超過了文革。早就有人統計，連同還沒有結束的“第二次反右”，“肅反大躍進”、“向黨交心”、“拔白旗運動”、“反壞運動”、“雙反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反瞞產運動”、“平叛、反封建運動”等林林總總共有二、三十種之多。而且，如同馮着指出的，這些運動都伴之以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暴力，而被暴力直接迫害致死者有“兩百五十萬”之巨。這樣，這些政治打擊運動無疑在社會各階層製造出深深的恐懼。恰恰是這種政治氣氛保證了荒唐的經濟“大躍進”毫無抵制地蔓延開來。繼而，又使人對餓死千百萬人的大饑荒的真相噤若寒蟬.

不忽略勞改營和軍隊兩個盲點

在一般的對大饑荒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統計中，因為材料的缺乏，勞改營和軍營常常是被忽略的兩個盲點.自從大陸作家楊顯惠的紀實文字《夾邊溝記事》問世以來，成千上萬在勞改營中被活活餓死的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引起了公眾的注意。馮着對此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作者利用查閱到的內部文件，指出一九六○年大約有一百八十萬勞改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大致死亡率是百分之五，但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卻是百分之十，大約共有七十萬人非正常死亡。馮客指出：這只是一種“保守的估計”。根據我所看到的公安部的內部文件，這恐怕真是一種“保守的估計”。例如，公安部一九六○年九月十四日轉發全國的有關廣東文昌縣馮家教養場有意餓死、打死勞教人員的通報中承認：建場僅一年的這一小小的勞教單位，勞教人員便從一千二百五十五人銳減到二百五十八人（當然其中也有一些正常減員）。由於餓死勞改犯情況的普遍和嚴重，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向全國勞改勞教單位發出一個“關於制止三類人員死亡問題的緊急指示”，這一指示要求地方“每十天一次”向公安部報告囚犯“每天的病亡變化情況”。要“大力搶救病號”，直至死亡。以倡導“階級鬥爭”聞名的公安部，在這一緊急通知的開篇卻令人意外地宣示：“目前應當把生活問題當作中心任務狠抓，不然不但今年的生產、改造不好辦，而且會增加社會阻力（殺父之仇），再犯錯誤”。如果不是勞改勞教人員極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的急速蔓延，公安部怎麼可能這麼有人情味？可惜的是，這一死亡趨勢愈演愈烈。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年底（十二月十九日）所發的一二四號文件中承認：“目前死亡的數字，比去冬今春已有很大下降，但絕對數字仍然很高……。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長一倍以上。而且去年死亡較少的十九個地區，今年就有十一個省、市比去年同期的死亡率增長.”換句話說，按公安部的統計，如果說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囚犯比率是百分之五，那麼一九六一年絕對在百分之十以上（可算作百分之十一）。而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則遠遠超過了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十一，可能是百分之十二──十五。僅按此計算，至少有九十萬人在勞改營中被餓死和折磨致死。 

馮客在他的書中還細心地提到了一般的統計“不包括軍隊人口”，因為檔案被封鎖.其實，也並非無跡可尋。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當時的總參謀長羅瑞卿批發了一個“總後勤部關於全軍浮腫病防治工作情況的報告”，他指出：“全軍浮腫病患者，比我們原來設想的要嚴重！”這一報告披露：自一九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僅三個月中，軍隊人口中新發生的浮腫病患者為“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人”。如以此推算，一年就可能有近十二萬軍人因為餓而得浮腫病。自然，因為軍隊是中共基本保證供應的“國家機器”單位，大多數人是可以通過黨國剝奪農民的口糧給他們治好的，但絕不是所有的人。如果有百分之零點五至百分一的人因為種種原因無法治好，數年內也就可能有萬餘人的非正常死亡。

難道毛澤東不知道餓死人嗎？

善良的人們常常疑惑：在胡搞“大躍進”當中基層大規模地餓死人，大概毛一定是不知情的吧？而馮着卻用他查到的內部文件告訴人們，毛澤東是基本知情而為之。例如雲南陸良縣和大躍進的“聖地”徐水縣，一九五八年就直接向毛上報過因為高徵購和暴力造成成百上千的人被餓死的實情。如果我們看一下同期的新華社《內部參考》等文件，更會發覺當時的內部秘密調查和基層干群的告御狀早已經如雪片直飛毛和中央。又如，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的河南“豫東事件”里，共死亡十多萬人。儘管河南省委掩蓋真相，只上報毛“死了五千餘人”，但五千餘人也絕不是一個小數字！毛卻無動於衷。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一苗頭在河南一出現，河南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就有不少群眾於十月二十日直接給毛寫信告狀，毛還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做了批閱。不久河南省委的正式調查也直接向毛肯定了這些規模不小的暴力和非正常死亡現象，但毛仍認為只是無礙大局的局部的現象，如馮着所說：“他無視人民死活”；“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六月期間，毛沒有放慢大躍進的步伐，而是堅定地繼續追求烏托邦。大躍進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天堂而部署，今天少數人的犧牲可以換來明天全體人民的好日子……運動一定要進行下去。”然而，一旦大躍進全面失控，惡果日益明顯時，又如同作者指出的：“毛澤東就轉過身來，把自己的賬算到別人頭上……不僅把混亂的責任轉嫁給地方幹部乃至他的親密戰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關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領導人。”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馮着的書名就是《毛澤東的大饑荒》，但作者並不主張只追究毛澤東一個人的歷史責任。他認為這是一個體制問題：“一個是一黨制，第二個是極端的集體化。”這無疑是正確的，也是目下學界的一種共識.但是讀完全書，卻覺得馮着對毛的個人責任，即他專橫暴戾的性格、翻雲覆雨的權術等等對大饑荒的影響的客觀描述，亦是不可多得的精采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