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树庆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三、积极捐资捐物帮助国内抗战

　　经济支援是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最集中体现，包括捐款、捐物、购买救国公债、侨汇、投资等几大方面。

　　早在1931年“9.18”事变和1932“1.28”松沪战役中，华侨就纷纷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支持蔡廷楷将军领导的十九路军。1937年“7.7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更加激起海外华侨无比的愤怒，广大侨胞抱着“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止，则后方之急需一日不能停”的决心，纷纷为祖国送来捐款、武器、各种车辆、寒衣、药品、粮食等等，从财力、物力上援助祖国抗战，这是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方式，为当时生产落后、财源枯竭、外贸逆差严重的中国，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物质基础和经济保障。

　　抗战期间，海外侨胞千方百计地为祖国筹措战费，捐款名目十分繁多。有常月捐(月捐)，即逐月义捐一定数额的款项；有特别捐，即针对国内新发生某种灾难或急需某种捐助而发起专项捐献；有献金，即利用各种节日、纪念日发动侨众捐款，或以红白喜事、庆功、节约等名义自发捐献。捐款的方式也灵活多样，或摊派，或劝募，或举行文体活动筹款，或开展义卖活动，不一而足。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说，1939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台湾“侨务委员会”根据财政部移送的捐款资料，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华侨捐款总额为国币13亿多元，购买救国公债11亿多元，约占当时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数的1/3，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共内战及国民政府战败退守台湾，大陆中共当局又不认账，救国公债实际上也等同了无偿捐款，我们希望将来国家和平统一后，在国家财政许可的适当范围与方式组织偿还并予以嘉奖。例如：仅1937—1945年8月，美国华侨捐款达5，600万美元以上，加拿大500万美元以上，全美洲达69，156，115美元。新西兰华侨抗日捐款达3，209，020磅，澳大利亚仅1941年1——9月，寄回的捐款达1，911，766.37元。当时国民政府共发行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11.1亿元。新会旅美华侨认购救国公债和航空公债即达3，630万美元。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曾屡屡致意海外华侨，云：侨胞自“抗战以来，输财出力，贡献特多”；“在任何一种出钱的事，总是特别踊跃，自动输将，不但从无一次的推诿，而且从无一次冷淡过，每次捐集的数目都超政府预算”，“是一万分的对得起祖国”等等。

　　各地华侨团体和侨胞除了货币支持祖国抗战，广大华侨还捐物，包括飞机、汽车、药品、医疗器械、衣服、粮食等等，源源不断地捐献大宗物品也数目惊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抗战爆发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侨胞为祖国抗战捐献的各种物资总数达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其中包括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汽车、卡车数百辆，仅纽约一地华侨就捐献了100部汽车，飞机217架。“南侨总会”发动南洋华侨捐献棉衣棉被700万件，夏衣30万套，军用蚊帐8万顶；加拿大华侨捐献毛毯3000条；新西兰华侨捐毛织品30大箱；毛里求斯华侨捐衣50包4000件；印尼华侨捐献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丸1亿多粒，可够500万伤病员服用；美洲华侨（主要是美国华侨）捐献药品1600万个单位，每个单位有50多种药品，可供80万伤病员一个月之用；瑞士华侨捐献药品1146包及一批医疗器材；菲律宾华侨捐献防疫浆苗100万剂和大量救伤袋、防毒面具；印度和美国纽约侨胞纷纷为国内伤病员献血；暹罗（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捐献的大量大米等。以捐献飞机为例：1937年年底，广东省政府为加强空防，成立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募委员会，向美洲、澳洲等地粤籍侨胞募集购机款。短短年余间，即筹集资金约合国币800余万元。翌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动海外华侨献机，支持祖国空军建设。南洋华侨热烈响应，仅菲律宾即献有50架，缅甸19架(均以每架10万元国币计)。这些物资援助，大大增强了国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力量。此外，华侨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等渠道捐赠给中共方面的款项，也有一定的数额。

　　当时，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累计有400多万人，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华侨的家家户户。华侨捐款阶层极其广泛，有富商巨贾、工农大众、文化人士、甚至乞丐、舞女、妓女、囚犯等，上迄两鬓斑白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孩童都积极参加捐款。

　　其中，陈嘉庚、胡文虎、李清泉、丘元荣、侯西反、司徒美堂、谭訏、邝柄舜等一大批爱国侨领，在开展华侨筹赈运动中，积极带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了全身心投入抗日筹赈工作，常年住在总会办事处怡和轩内，不问家事。当时，其企业经营已然滑坡，资金有限，但仍认常月捐2000元至战争终止；每逢捐款购债事，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竭其所能，以为人先。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身患糖尿病，但仍“以领导救运为己任，为祖国的抗战事业鞠躬尽瘁”，致使病情恶化；弥留之际，犹系念祖国受难儿童，嘱将遗产取出10万美元捐作难童之用。美国侨领司徒美堂以七秩高龄之身,领导纽约全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开展工作，在该会一呆就是5年之久，他坚持每天早上10时上班，到深夜12时才下班，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并且他自己也成为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美国致公堂领袖、台山人阮本万募捐3，500万美元，其中本人捐了30.5万美元，侨领、台山人邝炳舜募捐500万美元，本人就捐款10万美元……。

　　爱国侨领能以身作则，中下层侨胞节衣缩食，慷慨解囊的动人事例更是层出不穷。在加拿大，两位青年华工遥闻推行航空救国捐，立即赶来各捐献1400元积蓄，并表示，因“远离祖国，勿能亲往杀敌，只此区区，实不足报国，但略尽国民天职耳”。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华侨听了航空救国的讲演后，则当场倾其囊中所有的1100美元捐给祖国，只留下10元路费回家。美国华侨农牧场主颜广礼，战前每日吸雪茄烟数十支，抗战爆发后始戒烟捐款，八年如一日，将节省的一笔吸烟款捐给祖国抗战。荷印坤甸华侨马细旦，“足废多年，不能工作”，平日靠在街坊乞讨度日。得知暴日侵华后，连日爬至市中心“痛陈祖国被难同胞颠连惨状”，“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然后将乞讨所得交给当地华侨慈善会，汇寄祖国支援抗战。缅甸仰光女侨胞叶秋莲，把自己一座两层楼房及全部财产变卖，将所得3万元全部捐给祖国抗战，而自己则削发为尼，过着清贫的生活，临进寺院前还留下这样一句感人至深的话：“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菲律宾马尼拉一位5岁儿童叶秀荫，也在祖母的陪同下走进华侨妇女慰劳会，将自己一年节省下的糖果钱约国币800元全部捐出。北婆罗洲华侨郑潮炯，一边将自己义卖瓜子所得的钱全部交给“南侨救总”，一边发动华侨捐款。1940年，其父在老家广东新会被敌机炸死，消息传来，郑潮炯悲愤莫名，抗日情绪益加昂奋，鉴于家贫如洗，助赈无力，乃将一亲生幼子卖给他人抚养，得礼金80元，悉数送交筹赈会。不久，又外出为祖国筹募赈款，走遍新马等地大小百余座城镇，得叻币5800余元。从1937——1942年，郑潮炯累计募捐18万元，写下“抗战史上侨胞救国之可歌可泣的一页”。……事实上，在抗日救国的崇高精神激励下，捐助祖国的巨额款项，有80%来自华侨的血汗钱，许多平素默默无闻的贩夫走卒、老弱妇孺，做出了种种感天地、泣鬼神的义捐壮举。

　　侨汇主要是指华侨汇寄回乡的家族赡养费，战时，海外侨胞在悉力献捐的同时，还把大量侨汇寄回祖国“增寄家费以益外汇”，侨汇数额由1936年的3.44386亿元国币猛增至1937年的4.73502亿元国币，此后连年居高不下。据统计仅1937～1940年，汇入国内的侨汇就达371.6359亿元国币。这对增加国家外汇、稳定政府货币、补偿外贸（大量采办军火、汽油、药品等军需物资）逆差、维持战时经济等，都起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另外，还有不少华侨移资国内尤其是西南大后方的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其中包括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总投资额达16亿元国币；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投资额约为2—3亿元，也是这是增强了祖国的经济实力、支持抗战的一股重要经济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