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樹慶 文章來源：獨立中文筆會】

　　三、積極捐資捐物幫助國內抗戰

　　經濟支援是華僑對祖國抗戰作出巨大貢獻的最集中體現，包括捐款、捐物、購買救國公債、僑匯、投資等幾大方面。

　　早在1931年“9.18”事變和1932“1.28”松滬戰役中，華僑就紛紛捐款支援東北義勇軍和抗日聯軍，支持蔡廷楷將軍領導的十九路軍。1937年“7.7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更加激起海外華僑無比的憤怒，廣大僑胞抱着“蓋國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則國民之大責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止，則後方之急需一日不能停”的決心，紛紛為祖國送來捐款、武器、各種車輛、寒衣、藥品、糧食等等，從財力、物力上援助祖國抗戰，這是華僑抗日救亡運動的主要方式，為當時生產落後、財源枯竭、外貿逆差嚴重的中國，堅持抗戰並取得最後勝利提供了極其重要物質基礎和經濟保障。

　　抗戰期間，海外僑胞千方百計地為祖國籌措戰費，捐款名目十分繁多。有常月捐(月捐)，即逐月義捐一定數額的款項；有特別捐，即針對國內新發生某種災難或急需某種捐助而發起專項捐獻；有獻金，即利用各種節日、紀念日發動僑眾捐款，或以紅白喜事、慶功、節約等名義自發捐獻。捐款的方式也靈活多樣，或攤派，或勸募，或舉行文體活動籌款，或開展義賣活動，不一而足。何應欽在國民參政會上報告說，1939年全年戰費，共開國幣18億元，而華僑義捐可當三分之一。台灣“僑務委員會”根據財政部移送的捐款資料，從“九一八”事變發生到抗戰勝利的14年中，華僑捐款總額為國幣13億多元，購買救國公債11億多元，約占當時國民政府發行公債總數的1/3，抗戰勝利後由於國共內戰及國民政府戰敗退守台灣，大陸中共當局又不認賬，救國公債實際上也等同了無償捐款，我們希望將來國家和平統一後，在國家財政許可的適當範圍與方式組織償還並予以嘉獎。例如：僅1937—1945年8月，美國華僑捐款達5，600萬美元以上，加拿大500萬美元以上，全美洲達69，156，115美元。新西蘭華僑抗日捐款達3，209，020磅，澳大利亞僅1941年1——9月，寄回的捐款達1，911，766.37元。當時國民政府共發行6期救國公債，總額達30億元，海外華僑認購了，11.1億元。新會旅美華僑認購救國公債和航空公債即達3，630萬美元。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曾屢屢致意海外華僑，云：僑胞自“抗戰以來，輸財出力，貢獻特多”；“在任何一種出錢的事，總是特別踴躍，自動輸將，不但從無一次的推諉，而且從無一次冷淡過，每次捐集的數目都超政府預算”，“是一萬分的對得起祖國”等等。

　　各地華僑團體和僑胞除了貨幣支持祖國抗戰，廣大華僑還捐物，包括飛機、汽車、藥品、醫療器械、衣服、糧食等等，源源不斷地捐獻大宗物品也數目驚人。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抗戰爆發後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海外僑胞為祖國抗戰捐獻的各種物資總數達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其中包括坦克27輛，救護車1000多輛，汽車、卡車數百輛，僅紐約一地華僑就捐獻了100部汽車，飛機217架。“南僑總會”發動南洋華僑捐獻棉衣棉被700萬件，夏衣30萬套，軍用蚊帳8萬頂；加拿大華僑捐獻毛毯3000條；新西蘭華僑捐毛織品30大箱；毛里求斯華僑捐衣50包4000件；印尼華僑捐獻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奎寧丸1億多粒，可夠500萬傷病員服用；美洲華僑（主要是美國華僑）捐獻藥品1600萬個單位，每個單位有50多種藥品，可供80萬傷病員一個月之用；瑞士華僑捐獻藥品1146包及一批醫療器材；菲律賓華僑捐獻防疫漿苗100萬劑和大量救傷袋、防毒面具；印度和美國紐約僑胞紛紛為國內傷病員獻血；暹羅（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國捐獻的大量大米等。以捐獻飛機為例：1937年年底，廣東省政府為加強空防，成立廣東人民購機抗敵籌募委員會，向美洲、澳洲等地粵籍僑胞募集購機款。短短年余間，即籌集資金約合國幣800余萬元。翌年，中國航空建設協會發動海外華僑獻機，支持祖國空軍建設。南洋華僑熱烈響應，僅菲律賓即獻有50架，緬甸19架(均以每架10萬元國幣計)。這些物資援助，大大增強了國內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物質力量。此外，華僑通過香港八路軍辦事處、保衛中國同盟等渠道捐贈給中共方面的款項，也有一定的數額。

　　當時，為祖國抗戰捐款的華僑累計有400多萬人，約占當時全世界華僑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亞洲、南北美洲、歐洲、大洋洲和非洲華僑的家家戶戶。華僑捐款階層極其廣泛，有富商巨賈、工農大眾、文化人士、甚至乞丐、舞女、妓女、囚犯等，上迄兩鬢斑白的老人，下至剛剛懂事的孩童都積極參加捐款。

　　其中，陳嘉庚、胡文虎、李清泉、丘元榮、侯西反、司徒美堂、譚訏、鄺柄舜等一大批愛國僑領，在開展華僑籌賑運動中，積極帶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為了全身心投入抗日籌賑工作，常年住在總會辦事處怡和軒內，不問家事。當時，其企業經營已然滑坡，資金有限，但仍認常月捐2000元至戰爭終止；每逢捐款購債事，他還是毫不猶豫地竭其所能，以為人先。南僑總會副主席李清泉身患糖尿病，但仍“以領導救運為己任，為祖國的抗戰事業鞠躬盡瘁”，致使病情惡化；彌留之際，猶繫念祖國受難兒童，囑將遺產取出10萬美元捐作難童之用。美國僑領司徒美堂以七秩高齡之身,領導紐約全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開展工作，在該會一呆就是5年之久，他堅持每天早上10時上班，到深夜12時才下班，風雨無阻，從未間斷，並且他自己也成為紐約地區捐款最多的17位華僑之一。美國致公堂領袖、台山人阮本萬募捐3，500萬美元，其中本人捐了30.5萬美元，僑領、台山人鄺炳舜募捐500萬美元，本人就捐款10萬美元……。

　　愛國僑領能以身作則，中下層僑胞節衣縮食，慷慨解囊的動人事例更是層出不窮。在加拿大，兩位青年華工遙聞推行航空救國捐，立即趕來各捐獻1400元積蓄，並表示，因“遠離祖國，勿能親往殺敵，只此區區，實不足報國，但略盡國民天職耳”。一位衣着樸素的老華僑聽了航空救國的講演後，則當場傾其囊中所有的1100美元捐給祖國，只留下10元路費回家。美國華僑農牧場主顏廣禮，戰前每日吸雪茄煙數十支，抗戰爆發後始戒煙捐款，八年如一日，將節省的一筆吸煙款捐給祖國抗戰。荷印坤甸華僑馬細旦，“足廢多年，不能工作”，平日靠在街坊乞討度日。得知暴日侵華後，連日爬至市中心“痛陳祖國被難同胞顛連慘狀”，“乞錢為祖國難民請命”，然後將乞討所得交給當地華僑慈善會，匯寄祖國支援抗戰。緬甸仰光女僑胞葉秋蓮，把自己一座兩層樓房及全部財產變賣，將所得3萬元全部捐給祖國抗戰，而自己則削髮為尼，過着清貧的生活，臨進寺院前還留下這樣一句感人至深的話：“只要祖國戰勝，我自己餓死是不妨的。”。菲律賓馬尼拉一位5歲兒童葉秀蔭，也在祖母的陪同下走進華僑婦女慰勞會，將自己一年節省下的糖果錢約國幣800元全部捐出。北婆羅洲華僑鄭潮炯，一邊將自己義賣瓜子所得的錢全部交給“南僑救總”，一邊發動華僑捐款。1940年，其父在老家廣東新會被敵機炸死，消息傳來，鄭潮炯悲憤莫名，抗日情緒益加昂奮，鑑於家貧如洗，助賑無力，乃將一親生幼子賣給他人撫養，得禮金80元，悉數送交籌賑會。不久，又外出為祖國籌募賑款，走遍新馬等地大小百餘座城鎮，得叻幣5800余元。從1937——1942年，鄭潮炯累計募捐18萬元，寫下“抗戰史上僑胞救國之可歌可泣的一頁”。……事實上，在抗日救國的崇高精神激勵下，捐助祖國的巨額款項，有80%來自華僑的血汗錢，許多平素默默無聞的販夫走卒、老弱婦孺，做出了種種感天地、泣鬼神的義捐壯舉。

　　僑匯主要是指華僑匯寄回鄉的家族贍養費，戰時，海外僑胞在悉力獻捐的同時，還把大量僑匯寄回祖國“增寄家費以益外匯”，僑匯數額由1936年的3.44386億元國幣猛增至1937年的4.73502億元國幣，此後連年居高不下。據統計僅1937～1940年，匯入國內的僑匯就達371.6359億元國幣。這對增加國家外匯、穩定政府貨幣、補償外貿（大量採辦軍火、汽油、藥品等軍需物資）逆差、維持戰時經濟等，都起了十分明顯的作用。

　　另外，還有不少華僑移資國內尤其是西南大後方的工礦、墾殖、金融等行業發展生產、穩定民生，其中包括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的僑資企業。據統計，從“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華僑總投資額達16億元國幣；此後直至抗戰勝利，投資額約為2—3億元，也是這是增強了祖國的經濟實力、支持抗戰的一股重要經濟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