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树庆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当时,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累计有400多万人,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华侨的家家户户。华侨捐款阶层极其广泛,有富商巨贾、工农大众、文化人士、甚至乞丐、舞女、妓女、囚犯等,上迄两鬓斑白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孩童都积极参加捐款。
其中,陈嘉庚、胡文虎、李清泉、丘元荣、侯西反、司徒美堂、谭訏、邝柄舜等一大批爱国侨领,在开展华侨筹赈运动中,积极带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了全身心投入抗日筹赈工作,常年住在总会办事处怡和轩内,不问家事。当时,其企业经营已然滑坡,资金有限,但仍认常月捐2000元至战争终止;每逢捐款购债事,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竭其所能,以为人先。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身患糖尿病,但仍“以领导救运为己任,为祖国的抗战事业鞠躬尽瘁”,致使病情恶化;弥留之际,犹系念祖国受难儿童,嘱将遗产取出10万美元捐作难童之用。美国侨领司徒美堂以七秩高龄之身,领导纽约全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开展工作,在该会一呆就是5年之久,他坚持每天早上10时上班,到深夜12时才下班,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并且他自己也成为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美国致公堂领袖、台山人阮本万募捐3,500万美元,其中本人捐了30.5万美元,侨领、台山人邝炳舜募捐500万美元,本人就捐款10万美元……。
爱国侨领能以身作则,中下层侨胞节衣缩食,慷慨解囊的动人事例更是层出不穷。在加拿大,两位青年华工遥闻推行航空救国捐,立即赶来各捐献1400元积蓄,并表示,因“远离祖国,勿能亲往杀敌,只此区区,实不足报国,但略尽国民天职耳”。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华侨听了航空救国的讲演后,则当场倾其囊中所有的1100美元捐给祖国,只留下10元路费回家。美国华侨农牧场主颜广礼,战前每日吸雪茄烟数十支,抗战爆发后始戒烟捐款,八年如一日,将节省的一笔吸烟款捐给祖国抗战。荷印坤甸华侨马细旦,“足废多年,不能工作”,平日靠在街坊乞讨度日。得知暴日侵华后,连日爬至市中心“痛陈祖国被难同胞颠连惨状”,“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然后将乞讨所得交给当地华侨慈善会,汇寄祖国支援抗战。缅甸仰光女侨胞叶秋莲,把自己一座两层楼房及全部财产变卖,将所得3万元全部捐给祖国抗战,而自己则削发为尼,过着清贫的生活,临进寺院前还留下这样一句感人至深的话:“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菲律宾马尼拉一位5岁儿童叶秀荫,也在祖母的陪同下走进华侨妇女慰劳会,将自己一年节省下的糖果钱约国币800元全部捐出。北婆罗洲华侨郑潮炯,一边将自己义卖瓜子所得的钱全部交给“南侨救总”,一边发动华侨捐款。1940年,其父在老家广东新会被敌机炸死,消息传来,郑潮炯悲愤莫名,抗日情绪益加昂奋,鉴于家贫如洗,助赈无力,乃将一亲生幼子卖给他人抚养,得礼金80元,悉数送交筹赈会。不久,又外出为祖国筹募赈款,走遍新马等地大小百余座城镇,得叻币5800余元。从1937——1942年,郑潮炯累计募捐18万元,写下“抗战史上侨胞救国之可歌可泣的一页”。……事实上,在抗日救国的崇高精神激励下,捐助祖国的巨额款项,有80%来自华侨的血汗钱,许多平素默默无闻的贩夫走卒、老弱妇孺,做出了种种感天地、泣鬼神的义捐壮举。
侨汇主要是指华侨汇寄回乡的家族赡养费,战时,海外侨胞在悉力献捐的同时,还把大量侨汇寄回祖国“增寄家费以益外汇”,侨汇数额由1936年的3.44386亿元国币猛增至1937年的4.73502亿元国币,此后连年居高不下。据统计仅1937~1940年,汇入国内的侨汇就达371.6359亿元国币。这对增加国家外汇、稳定政府货币、补偿外贸(大量采办军火、汽油、药品等军需物资)逆差、维持战时经济等,都起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另外,还有不少华侨移资国内尤其是西南大后方的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其中包括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总投资额达16亿元国币;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投资额约为2—3亿元,也是这是增强了祖国的经济实力、支持抗战的一股重要经济支柱。
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以及用血汗写就的数字,就是海外侨胞报效祖国母亲的拳拳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