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樹慶 文章來源：獨立中文筆會】

　　當時，為祖國抗戰捐款的華僑累計有400多萬人，約占當時全世界華僑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亞洲、南北美洲、歐洲、大洋洲和非洲華僑的家家戶戶。華僑捐款階層極其廣泛，有富商巨賈、工農大眾、文化人士、甚至乞丐、舞女、妓女、囚犯等，上迄兩鬢斑白的老人，下至剛剛懂事的孩童都積極參加捐款。

　　其中，陳嘉庚、胡文虎、李清泉、丘元榮、侯西反、司徒美堂、譚訏、鄺柄舜等一大批愛國僑領，在開展華僑籌賑運動中，積極帶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為了全身心投入抗日籌賑工作，常年住在總會辦事處怡和軒內，不問家事。當時，其企業經營已然滑坡，資金有限，但仍認常月捐2000元至戰爭終止；每逢捐款購債事，他還是毫不猶豫地竭其所能，以為人先。南僑總會副主席李清泉身患糖尿病，但仍“以領導救運為己任，為祖國的抗戰事業鞠躬盡瘁”，致使病情惡化；彌留之際，猶繫念祖國受難兒童，囑將遺產取出10萬美元捐作難童之用。美國僑領司徒美堂以七秩高齡之身,領導紐約全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開展工作，在該會一呆就是5年之久，他堅持每天早上10時上班，到深夜12時才下班，風雨無阻，從未間斷，並且他自己也成為紐約地區捐款最多的17位華僑之一。美國致公堂領袖、台山人阮本萬募捐3，500萬美元，其中本人捐了30.5萬美元，僑領、台山人鄺炳舜募捐500萬美元，本人就捐款10萬美元……。

　　愛國僑領能以身作則，中下層僑胞節衣縮食，慷慨解囊的動人事例更是層出不窮。在加拿大，兩位青年華工遙聞推行航空救國捐，立即趕來各捐獻1400元積蓄，並表示，因“遠離祖國，勿能親往殺敵，只此區區，實不足報國，但略盡國民天職耳”。一位衣着樸素的老華僑聽了航空救國的講演後，則當場傾其囊中所有的1100美元捐給祖國，只留下10元路費回家。美國華僑農牧場主顏廣禮，戰前每日吸雪茄煙數十支，抗戰爆發後始戒煙捐款，八年如一日，將節省的一筆吸煙款捐給祖國抗戰。荷印坤甸華僑馬細旦，“足廢多年，不能工作”，平日靠在街坊乞討度日。得知暴日侵華後，連日爬至市中心“痛陳祖國被難同胞顛連慘狀”，“乞錢為祖國難民請命”，然後將乞討所得交給當地華僑慈善會，匯寄祖國支援抗戰。緬甸仰光女僑胞葉秋蓮，把自己一座兩層樓房及全部財產變賣，將所得3萬元全部捐給祖國抗戰，而自己則削髮為尼，過着清貧的生活，臨進寺院前還留下這樣一句感人至深的話：“只要祖國戰勝，我自己餓死是不妨的。”。菲律賓馬尼拉一位5歲兒童葉秀蔭，也在祖母的陪同下走進華僑婦女慰勞會，將自己一年節省下的糖果錢約國幣800元全部捐出。北婆羅洲華僑鄭潮炯，一邊將自己義賣瓜子所得的錢全部交給“南僑救總”，一邊發動華僑捐款。1940年，其父在老家廣東新會被敵機炸死，消息傳來，鄭潮炯悲憤莫名，抗日情緒益加昂奮，鑑於家貧如洗，助賑無力，乃將一親生幼子賣給他人撫養，得禮金80元，悉數送交籌賑會。不久，又外出為祖國籌募賑款，走遍新馬等地大小百餘座城鎮，得叻幣5800余元。從1937——1942年，鄭潮炯累計募捐18萬元，寫下“抗戰史上僑胞救國之可歌可泣的一頁”。……事實上，在抗日救國的崇高精神激勵下，捐助祖國的巨額款項，有80%來自華僑的血汗錢，許多平素默默無聞的販夫走卒、老弱婦孺，做出了種種感天地、泣鬼神的義捐壯舉。

　　僑匯主要是指華僑匯寄回鄉的家族贍養費，戰時，海外僑胞在悉力獻捐的同時，還把大量僑匯寄回祖國“增寄家費以益外匯”，僑匯數額由1936年的3.44386億元國幣猛增至1937年的4.73502億元國幣，此後連年居高不下。據統計僅1937～1940年，匯入國內的僑匯就達371.6359億元國幣。這對增加國家外匯、穩定政府貨幣、補償外貿（大量採辦軍火、汽油、藥品等軍需物資）逆差、維持戰時經濟等，都起了十分明顯的作用。

　　另外，還有不少華僑移資國內尤其是西南大後方的工礦、墾殖、金融等行業發展生產、穩定民生，其中包括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的僑資企業。據統計，從“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華僑總投資額達16億元國幣；此後直至抗戰勝利，投資額約為2—3億元，也是這是增強了祖國的經濟實力、支持抗戰的一股重要經濟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