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树庆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华侨直接参战最典型的是加入空军，驾机打击日本空中强盗。在全面抗战前，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的华侨就以战略的眼光，“默审我国空防能力之薄弱，深悉今日抗敌之要图”而创办了一批航空学校，为祖国抗战培养了一大批空勤人才。抗战爆发后，一大批飞行员先后回到祖国加入空军，仅从美国回国服务的华侨飞行员就有200人左右（不包括地勤人员），当时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3/4，他们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干城”，在对日空战中勇猛杀敌、战功卓著，在1937年8月的南京句容空战中还取得了6：0的空前大捷，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是华侨，在美国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中也有不少华侨队员。

华侨对祖国抗战的人力支援除直接上前线作战外，还表现为救护伤员、从事战地采访和用自己的技术从事军工建设，但他们的牺牲也同样“均极惨烈”，最著名的事例是为抢运抗战物资奔波在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当时国内缺乏汽车司机和维修工人（简称机工），1939年2月，南侨总会应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请求，代雇机工(即汽车司机及修理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前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务。新马、荷印及暹罗等地华侨青年踊跃应募，前后共有3200余人回到祖国。当时，滇缅路是西南大后方惟一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担负着繁重的军运任务。他们冒着被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工作在山高路险、雨滑、疟疾、条件艰苦的滇缅公路上，以忘我的牺牲精神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为祖国抢运战需物资，平均每日输入量达300吨以上，为此，有1000多人在滇缅公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2年5月滇缅路运输中断后，这些机工遭“遣散”处理，生活陷入绝境。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报国初衷不改，继续参加力所能及的敌后抗日工作。

　　六、维护抗日团结，反对投降分裂

　　日本侵略者为灭亡中国，实行“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大肆收罗汉奸，建立伪政权，并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于是华侨又展开了声讨汉奸卖国贼，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当出现汪精卫叛国投降的逆流时，1938年10月，南侨总会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特地拍电报给行将开幕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提议“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提案后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获得通过，虽只有寥寥十一个字，但字字千钧，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

　　汪精卫投敌后，华侨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一封封要求惩汪的函电飞向重庆国民政府。陈嘉庚先生斥之为“秦桧卖国求荣”，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这次讨汪运动范围极其广泛，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不断深入。马来亚槟榔屿洪、江、翁、方、龚、汪六桂堂还召开六姓族亲特别大会，宣布将汪逆及江亢虎、江朝宗驱逐出族。针对汪伪政府在海外进行的种种破坏华侨抗日救国工作的阴谋活动，各地侨团普遍采取了收缴、销毁汪伪宣传品等措施，如南侨总会即专门发出通告，号召侨胞“勿为汉奸利用”，“不为妖言所迷惑”，继续为抗日“捐资救难，不达胜利不止”，使汪精卫一伙卖国贼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武汉会战结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两党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为此，海外华侨忧心忡忡，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之时，不辞辛劳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为国共合作出力，并亲笔写信警告蒋介石和毛泽东，若他们挑起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爱国热情必大降低，外汇金钱亦必减缩。”，陈嘉庚痛斥国共相争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美国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吕超然等分别致电毛泽东和蒋介石指出：大敌当前发生分裂事件，实是自坏长城，他们呼吁：“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新加坡侨领陈开国指出：“任何各党各派不能离开民族共同利益，如有党派之争，必为全体人民所唾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