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樹慶 文章來源：獨立中文筆會】

　　華僑直接參戰最典型的是加入空軍，駕機打擊日本空中強盜。在全面抗戰前，美國、加拿大、菲律賓等國的華僑就以戰略的眼光，“默審我國空防能力之薄弱，深悉今日抗敵之要圖”而創辦了一批航空學校，為祖國抗戰培養了一大批空勤人才。抗戰爆發後，一大批飛行員先後回到祖國加入空軍，僅從美國回國服務的華僑飛行員就有200人左右（不包括地勤人員），當時全國殲擊機飛行員中華僑占3/4，他們被譽為“保衛祖國領空的干城”，在對日空戰中勇猛殺敵、戰功卓著，在1937年8月的南京句容空戰中還取得了6：0的空前大捷，廣東空軍從隊長到飛行員幾乎全是華僑，在美國陳納德率領的飛虎隊中也有不少華僑隊員。

華僑對祖國抗戰的人力支援除直接上前線作戰外，還表現為救護傷員、從事戰地採訪和用自己的技術從事軍工建設，但他們的犧牲也同樣“均極慘烈”，最著名的事例是為搶運抗戰物資奔波在滇緬公路上的“南僑機工”。當時國內缺乏汽車司機和維修工人（簡稱機工），1939年2月，南僑總會應國民政府軍委會西南運輸處的請求，代雇機工(即汽車司機及修理工)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前往新開闢的滇緬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務。新馬、荷印及暹羅等地華僑青年踴躍應募，前後共有3200餘人回到祖國。當時，滇緬路是西南大後方惟一的國際運輸大動脈，擔負着繁重的軍運任務。他們冒着被敵機炸死炸傷的危險，工作在山高路險、雨滑、瘧疾、條件艱苦的滇緬公路上，以忘我的犧牲精神用鮮血和生命保證了滇緬公路的暢通，為祖國搶運戰需物資，平均每日輸入量達300噸以上，為此，有1000多人在滇緬公路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1942年5月滇緬路運輸中斷後，這些機工遭“遣散”處理，生活陷入絕境。儘管如此，許多人仍報國初衷不改，繼續參加力所能及的敵後抗日工作。

　　六、維護抗日團結，反對投降分裂

　　日本侵略者為滅亡中國，實行“以華制華”、“分而治之”的政策，大肆收羅漢奸，建立偽政權，並對國民政府進行誘降。於是華僑又展開了聲討漢奸賣國賊，反對妥協投降的鬥爭。當出現汪精衛叛國投降的逆流時，1938年10月，南僑總會陳嘉庚以華僑參政員身份，從新加坡特地拍電報給行將開幕的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提議“在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公務人員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提案後修改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獲得通過，雖只有寥寥十一個字，但字字千鈞，被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沉重打擊了投降派的囂張氣焰。

　　汪精衛投敵後，華僑即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討汪運動，一封封要求懲汪的函電飛向重慶國民政府。陳嘉庚先生斥之為“秦檜賣國求榮”，要求“宣布其罪，通緝歸案，”。這次討汪運動範圍極其廣泛，形式多種多樣，內容不斷深入。馬來亞檳榔嶼洪、江、翁、方、龔、汪六桂堂還召開六姓族親特別大會，宣布將汪逆及江亢虎、江朝宗驅逐出族。針對汪偽政府在海外進行的種種破壞華僑抗日救國工作的陰謀活動，各地僑團普遍採取了收繳、銷毀汪偽宣傳品等措施，如南僑總會即專門發出通告，號召僑胞“勿為漢奸利用”，“不為妖言所迷惑”，繼續為抗日“捐資救難，不達勝利不止”，使汪精衛一夥賣國賊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武漢會戰結束，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共兩黨不斷製造“磨擦”事件，為此，海外華僑憂心忡忡，1940年陳嘉庚率領南僑慰勞團回國之時，不辭辛勞往返於重慶、延安之間，為國共合作出力，並親筆寫信警告蔣介石和毛澤東，若他們挑起內戰，“南洋千萬華僑必不同情”、“愛國熱情必大降低，外匯金錢亦必減縮。”，陳嘉庚痛斥國共相爭是“自為鷸蚌，勢必利落漁人”。美國僑領司徒美堂、阮本萬、呂超然等分别致電毛澤東和蔣介石指出：大敵當前發生分裂事件，實是自壞長城，他們呼籲：“解決兩黨糾紛，放棄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攜手抗戰。”新加坡僑領陳開國指出：“任何各黨各派不能離開民族共同利益，如有黨派之爭，必為全體人民所唾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