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彪事件知情人子女透露更多細節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2月26日16:40:5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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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那天晚上空軍情報部十個技偵團全部開機。林彪飛機出國境以後，我們的雷達跟蹤不到了，但是偵聽截取了很多情報，比較關鍵的是蒙古地面觀察哨用蒙語向其總部報告：“一個大型目標入侵”，“一個大型目標空中起火”，最後是“大型目標墜毀”，還通報了墜毀地點
老高按：前幾天我發了一個帖子，介紹林彪的女婿張清林眼中的岳父。我認為：研究歷史，不僅要聽“孫子們”講，也要聽“女婿”講。當然，還要聽“兒子們”講。這裡，我就想接着介紹在同一個研討會上，兩個“兒子”的敘述。 一個“兒子”，是原副總參謀長閆仲川的兒子閆明，他父親“九一三”之後被卷進了所謂林彪“一號命令”事件，被審查整肅，他也受到株連。這個“兒子”同時也是個“女婿”——他岳父許文益是當時駐蒙古大使，林彪摔死在蒙古，他父親參與處理現場，也扯上了瓜葛。近年來閆明寫了一本書《往事不忍成歷史》，在中國大陸的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頗為走紅，我也翻閱過這本書。 另一個“兒子”，是原空軍情報部部長賀德全的兒子賀鐵軍。他介紹的一個情況，雖然是轉述他父親所說，但引起了林彪問題研究專家的重視。 還有兩位人士，一位是當年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翻譯沈慶沂，曾經參與勘察林彪墜機現場；一位是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二秘孫一先的兒子孫戈——又是一位“兒子”。我讀過孫一先所寫的《在大漠那邊》（中國青年出版社），寫勘察林彪墜機現場的經過，十分詳細，曾有相當大的影響。孫戈這次只是插話，介紹了鑑定林彪座機殘骸的過程。 他們都是在9月4日於北京舉行的“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上發言。這次研討會有“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以及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多個單位的學者和獨立研究人員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真相，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 下面節錄他們的發言。 林彪一號命令毫無陰謀可言 閆明（前副總參謀長閆仲川之子）：我一點準備都沒有。今天這個會原來沒想參加，雲林（即林彪的女婿、林豆豆的丈夫張清林）叫我來聽會，我確實沒準備講話。我跟張雲林是戰友，是一個師的，他被選了林彪女婿，就走了，我一直在那個部隊呆著，呆到“九一三”以後，受到父親株連，回到地方，大概就是那麼個情況。 在我們那個部隊，上邊的這些子女有不少，黃永勝的老四在我們師，邱會作的老二，就是寫《心靈對話》的那個邱承光，跟我一個團的——這個承光寫本書也不送我一本，有點不夠朋友。在座都是專家學者，我認為邱會作出的這兩本書，還是以《邱會作回憶錄》比較可靠一點，這個《心靈對話》，雖然可能邱會作跟承光說了一些事，但是承光個人東西比較多，還是應以《邱會作回憶錄》為準。 我就想哪說哪。剛才雲林說了他對林彪一些看法，我前一陣子寫了一本書《往事不忍成歷史》，是去年出的，半年賣了五萬多冊，還算可以，裡邊實際上也沒有什麼東西，第一篇寫我父親經歷和“一號號令”的過程。第二篇寫我岳父，我岳父許文益是當時駐蒙古大使，是處理林彪飛機去現場的，整個經過他比較了解。最後寫了一些我比較熟悉的人。 雲林剛才說，開始對林彪並沒有什麼認識，甚至還罵過林彪。但是我們的父親對林彪的看法跟他完全不一樣，我們父親跟林彪那是從戰爭年代過來的，那是從心底里真的佩服林彪的，不僅是因為他的指揮藝術，包括他的為人。甚至可以說，我們的父母對林彪佩服得是五體投地，這個一點不假。（張清林：我插一句話：後來我知道我罵錯了。） 我父親從冀中到了東北以後，東北非常困難，敵我力量非常的懸殊，沒有根據地。加上東北局當時有路線上的錯誤，就是彭真時期了。當時幻想“和平民主新階段”，幻想到國民黨政府當官，迷戀大城市，所以當時東北局的情況是一塌糊塗，林彪到東北局以後，很快就發現這個問題，他甚至在給中央的電報里提醒毛澤東：國民黨和談是一個陰謀，請中央務必要清醒之。當時林彪這個思路是非常清晰的。當時民主聯軍到什麼程度呢？被國民黨趕得到處跑，後來連哈爾濱都呆不住了，準備去蘇聯了，連林彪的作戰處長王繼方都叛變了。張正隆在他的《雪白血紅》裡邊曾經寫過那麼一段，提到我父親：三師在抗日中打了個勝仗，叫我父親去總結經驗，我父親帶了兩個騎兵通訊員過去，剛過去敵人增援上來了，三師撤退了，結果我父親帶了兩個通訊員在山裡轉了好幾天，找到總部，總部正在審查我父親的檔案，說又跑了一個。
閆仲川之子閆明。 王繼方叛逃以後，當時的副科長葉騰當科長了，我父親就當上副科長了。我父親的資歷不是很老，要是比資格，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那是差遠去了。但是他們通過自己親身經歷，確實是對林彪非常佩服的，因為他們是跟着林彪踏着勝利的步伐走過來的，不瞞各位，我現在正寫第二本書，也是這段往事的第二本，我採訪了所有的孩子，他們都是一個體會，就是說我們的父親跟着林彪，這一輩子不後悔，那真是從心底里佩服林彪的。 雲林剛才說了一些情況，因為我們倆熟，也經常見面，我們談了很多，“九一三”那天晚上他是親歷者，他這些年挺受罪的，40年一直跟着豆豆，什麼都沒有，沒有子女，靠自己奮鬥才有了目前這個事業，特別不容易，我很能理解。李文普那一槍，雲林反覆給我講了，李文普沒有講實話，絕對是“王連舉”（革命京劇《紅燈記》中的叛徒，曾自己開了自己一槍）式的人物。雲林在我們師醫院，是野戰外科的醫生，是“一把刀”。所以胳膊上中一槍怎麼回事，他看得清清楚楚。李文普坐在前邊駕駛員旁邊副座上，林立果怎麼可能用手從前頭伸到後邊再繞着彎給他來一槍？這絕對不可能的。從這個槍傷的基本常識來看，它從內側往外打，出口肯定要大的，所以憑着這一點，雲林一看就特別明白。這是一個情況。 再一個，叫我講“一號號令”，我覺得沒什麼好講的，因為我在書上寫得比較清楚了。我這本書出了以後，上海電視台《往事》欄目，叫我去做了一期節目，現在如果你點我的名字，或者點我父親的名字，再點這個“一號號令”，在網上就能看到視頻。那個節目做得不錯，感覺比較實事求是，加上他們電視台有大量的當時的影視材料，加進去以後，就顯得非常的豐滿，大家有時間可以看一看。總體上“一號號令”發生是跟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是有關係的。因為1969年我們在珍寶島打了一仗，當時情況非常緊張，蘇聯那時很可能要報復，所以軍委整個班子是按照戰時班子組織的。毛澤東、林彪也按照準備再打一次三大戰役這麼一個格局，所以調撥了很多四野的人——他們畢竟都是經歷過戰爭的，準備是非常充分的。我覺得那段歷史按理說是應該可以說清楚的。但是為什麼後邊就是叫人家說成故事了？審查過程中，還有很多事，就攪到一塊了，比方說這個南線的部隊調動問題，那個時候確實總部是有意向，為了加強北部，調動了一些兵力。因為珍寶島事件以後，蘇聯人曾經想利用蔣介石搞我們一下，當時他們做得非常具體了：在對中國發生突然襲擊的時候，第一波是由蘇聯進行，對我們的航空兵、我們的導彈基地進行第一波襲擊；而後就是給蔣介石提供武器彈藥，蔣介石派他們的部隊進入大陸。當時我還在部隊，這些事我們都知道，而且實戰部署演練我都參加過，跟“反革命政變”我覺得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個部署是由周恩來親自布置的，在北京開的會，就是熟悉一下地形、操練一些部隊攜同作戰，當時我都參加了。 再一個就是關於林彪南逃在南邊給他修別墅的事，這個事更是子虛烏有，南邊確實修別墅了，在廣州的老虎洞，但別墅裡邊就沒有林彪的別墅——有毛澤東的，有周恩來的，有江青的，汪東興後來自己也弄了一個。我們部隊兩個團去搞施工，甚至還累死過兩個戰士，一天三班倒，累得那個小戰士吐血。是按照最高標準的防空級別修的，下邊有加固的防空洞、加固的車庫。跟林彪一點關係沒有——那幾套別墅里就修在水邊，林彪是怕水的，他不會去住的。 我當時身邊有個同學是林彪的親戚，曾經跟我講過一件事，他管葉群叫姑姑，“文革”的時候，姑姑叫去她那裡，那是他第一次去毛家灣，去了以後第一頓飯是什麼呢？一人一碗米飯，一盤清水煮油菜，一盤剁成一節一節的老玉米，因為他去了是客人，葉群專門給他一小盤切了幾片的腸。他說我吃完飯，葉群看我都沒吃飽，把自己的飯和菜全都放在他碗裡了，林彪就是這麼一個很清苦的人。 今天這個會挺好，本來是沒準備講話的，40年了，有很多東西值得回顧一下。前幾天8月21號，雲林召集我們這些孩子也座談了一次。黃永勝家去了兩個，巴璀（吳法憲的女兒）你哥哥新潮和嫂子去了，李冰天（李作鵬之子）去了，還有路光（邱會作長子）去了，還去了一些人，像原來海軍的王宏坤（海軍第二政委）、羅順初（海軍副司令員，中將）家去了一些孩子，大家聊了聊，因為最近我在寫這些東西，就跟他們接觸比較多。這個李冰天跟我說了一件事，他說我父親十年以後才想明白了那天晚上的事。“九一三”那天晚上周恩來給他打過幾次電話，但一點提示性東西都沒有，讓他父親感覺就是工作上的一些查詢，“山海關機場有沒有飛機呀？查一查”；查完以後周就說“只有我們四個人同意才能放飛”。他說他父親一直搞不明白，按理說周恩來應該知道很多事，但是他絲毫沒有提醒李作鵬。李作鵬說哪怕你有一點暗示，我都不會輕易就讓林彪的飛機跑了。 張清林（林彪的女婿）：“九一三”這個事情，是真要採取措施，怕林彪跑，還是通過殺、追、逼，就怕他不跑？ 閆明：其實當時的時間是非常充分的，一個就是林彪在北戴河別墅，要從山上下來，那條水泥路非常窄，按路光說，兩輛車會車都壓到旁邊的土地上，非常窄，如果在那兒橫一個大卡車，林彪的車根本跑不出來，這是第一；第二，從北戴河到山海關機場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在路上如果是採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第三，李作鵬說，哪怕給我一點提示，我在山海關機場跑道上隨便停點東西你的飛機就起不來。李作鵬說，我並不是一點措施沒有採取，起碼山海關機場塔台就沒有人指揮吧，這是一點；第二點，跑道的燈都沒有打開吧。按照冰天說法，他父親想了十年終於想明白了：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林彪不跑——他給我說了那麼一個深刻的話。 當年駐蒙使館人員回憶勘察墜機地點 高瑜：下邊我們請外交部兩位同志講一下當時情況，沈慶沂先生當年是駐蒙古大使館的翻譯，退休之前是駐蒙古國的參贊。 沈慶沂（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翻譯）：我們也成立了一個小的寫作小組，當時手裡什麼材料都沒有，一些材料放在中央檔案館，我們就到中央檔案館去把材料要出來，寫了一個東西，這是1987年《世界知識》分兩期登出來的，第一次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九一三”事件現場調查。其中許大使寫得比較詳細，整個過程都寫了，我們一些同志寫了後頭具體的一些東西。 我們去的時候根本不知道這一架飛機是林彪的座機，只知道這是我們一架飛機在執行任務中在蒙古墜毀了。我們在現場看到，九個同志就這樣犧牲在蒙古。我們到什麼時候才知道呢，一直到11月初，中央文件來了，才知道了這是林彪座機。我們是9月15號到那個地方的，調查了以後，17號回來，17號夜裡給中央寫報告，18號中央57號文件下發了。我們使館是到11月才知道的，很晚。 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在大漠那邊》我想大家都看過吧，《世界知識年鑑》裡邊也有。我想講一下最近讀到《林彪元帥之死》，我們的作家舒雲寫的，登在九月號的《文史參考》上。這是我昨天收到的《文史參考》，關於“九一三”，一個是“十大謎團”，一個是蒙古一位學者的有關文章，這一部分東西是蒙古的，這裡頭有一些照片，有一些是我們沒有的，沒有公開過的。蒙古人關於這件事，跟我們所了解的，差別並不是太大，他們當時也不知道是誰，他們調查說，飛機由於不明原因迫降了，翅膀插在地里了，肚皮擦地了。他們的調查結果認為這個飛機不是因為要迫降而降落的。我們到後來認為，由於油料不足了，飛到赤塔飛不過去了，所以選擇在溫都爾汗附近這個地方降落。蒙古的調查，蘇聯也參加了，他們（1971年）11月20號作出結論：“這個有民航標記的256號飛機，是中國用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需要，多數座位被拆除。中國256號飛機，由於飛行員犯下了飛行駕駛錯誤而墜毀，不是因為某種迫降原因而降落的。”蘇方認為這個飛機油還多，可以再往北飛。我們的調查認為是油不夠了。 這裡頭還提到“軍民之爭”：這飛機到底是軍用飛機還是民用飛機？我們一直強調是民航的，因為上面寫著“中國民航”；而蒙古方面說，一看裡面的人全是軍服，還有武器。這屬於爭執的關鍵：承認不承認這是一架軍用飛機？蒙古認為是軍用飛機，一定要我們承認這是軍事人員或者軍用飛機。所以最後我們沒有簽字。許大使說，我們要國慶了，我作為大使必須要回去準備國慶。其他人員留下可以繼續談判。蒙古想，你大使不在，談不了；大使在，也談不了，那就算了，還是一塊回烏蘭巴托吧。 在離開現場往西一公里的地方選擇了一個墓地，這個墓地當時是怎麼選的呢？蒙古人風俗習慣，墓地要設在能看到太陽升起的地方，飛機墜毀的地方是丘陵西部，看不見太陽升起，就選了離失事地一公里的地方。可能有一些同事去看過，這個地方現在什麼都看不見。蘇聯來挖過兩次，第一次挖，把林彪、葉群的頭顱取走了；第二次來，是調查林彪身上有沒有肺結核的病灶。蒙古一個學者寫的文章里都提到了，的確是這樣，林彪和葉群的頭骨沒有了。當時蘇聯人取下來以後，到蒙古公安部的院裡煮，煮了顱骨就帶到莫斯科去了。所以現在要去看的話，什麼痕跡都沒有了，連地上的碎片都看不到了。還好，我們當時留心，叫蒙古給我們一個經緯度，所以他們最後墓地提供了經緯度，那很準確的，即使成了平地也能找到。  右：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翻譯沈慶沂，左：中國駐蒙古大使館二秘孫一先之子孫戈。 一千美元購回三件林彪飛機殘骸 沈慶沂：1997年，一個蒙古朋友說他手頭有幾塊林彪飛機的殘骸，問我們要不要，我就給國內文物局寫了函，文物局和革命博物館認為是文物，現在我們手裡什麼東西都沒有，就支持要這個。蒙古人當時開價要一萬美元，我們認為多了一點。蒙古人又去找英國人、日本人，人家都不要。最後他又來找我們，說你給一千美元就行了。我們一想，一千美元是應該的，從肯特省拉到烏蘭巴托，光運費就不少呢，那東西挺沉的，這個人還是蒙中友協溫都省一個分會的會長。我們在院子裡放了好幾個月，找機會運回來。我們一家運輸公司正好有集裝箱，運回了三大件，一個噴氣筒、一個起落架，還有一個什麼，三件東西都挺沉的，把它運到革命博物館，革命博物館後來沒有展出。 孫戈（中國駐蒙古大使館二秘孫一先之子）：沒展出，收藏了。 沈慶沂：收藏起來了，就那一年，1997年，我調回國內，我們去了10個同志看了一下。 會議參加者：這三件有多大？ 沈慶沂：這不是發動機那個大件，這個是飛機的起落架。 會議參加者：是比較完整的，還是只有一小塊？ 沈慶沂：不是一小塊，那個起落架就比較長，要好幾個小伙子抬才能抬得動。還有一個是噴氣的一個筒叫什麼？ 會議參加者：發動機？ 沈慶沂：發動機一個進氣的。 孫戈：不是進氣道，是後邊的那個出氣道尾椎的那個尾噴口的一部分，不是渦輪，是尾噴口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蒙皮。 我這裡補充一下：沈慶沂參贊把這個要回來，還墊了1000美元。當時中國革命博物館為了鑑定這個東西是不是“256號”上的，要求鑑定。當時是我去請的空軍——現在叫裝備部了——航空裝備部一個叫金華的同志。“九一三”之後，中央委託空軍，由王海同志主持一個事故分析組，他是這個組裡的，目前就是維護過三叉戟的唯一地勤人員，其他都是空勤人員。因為我原來是空軍作戰部的，後來也做過機務維護，我當時請了幾個同志，有沈慶沂參贊、有我父親孫一先，還有一些人吧，空軍就是金華同志去的，對那三件東西做了鑑定，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當時叫中國革命博物館）鑑定書上簽了字，他們作為文物就收藏了，但是一直沒有展出。據說內部有領導去看過，對那個東西是肯定的，因為它上邊有一個三叉戟的標牌，金華可以看出來，他原來是維護三叉機的，鑑定這個沒有問題。雖然沒有256的痕跡了，但是這個東西就是從蒙古的現場拉過來，由沈慶沂參贊當時在蒙古使館購得，然後帶回國內，就這一切，都做了一個詳述，因此這三件都作為革命文物收藏。 沈慶沂：蒙古也有意思，到83年末蒙古官方從來沒有承認過這個飛機上有林彪，蒙古是不承認的。最典型的是84年搞中蒙邊界年檢，我也參加這個工作，陪着蒙古代表團到杭州參觀，其中正好有兩個人是參加256號調查的，一個叫桑佳，一個叫郭石。我說1971年我們曾經一塊去現場，一說到林彪，那兩個蒙古人說：“不，不，那裡頭沒有林彪、沒有林彪。”他們說：“你們林彪在你們紅場裡頭。”意思就是在中南海裡頭被打死了。 蘇聯人到現場把林彪挖出來調查，肯定這是林彪，蘇聯就是四個人知道，去了兩個中將，還有一個是勃烈日涅夫，一個是安德羅波夫，對吧？ 孫戈：對，安德羅波夫，克格勃頭子。 沈慶沂：蘇聯的領導層裡頭都沒有散布，這蒙古人更不會告訴你這是什麼人了。 “九一三”之夜，空軍偵聽到“空中起火” 高瑜：非常感謝你們介紹這麼多一手資料。下邊我們請原空軍情報部部長賀德全的兒子賀鐵軍先生介紹一下對256三叉戟航跡的跟蹤。 賀鐵軍：資料沒有公開過，最近跟我父親聊天，他透露出來了。 就說256號飛機墜毀這件事。那天晚上空軍司令部情報部有十個技偵團全部開機，其中六個是老團了，新成立的——1968年我父親上台以後，親自組建了四個技偵團，開展對蘇聯的技術偵聽工作。當時這個技術偵聽工作歸總參三部，外交部是不批的，怕影響對蘇關係，不允許讓蘇聯看上去有偵聽。後來在吳（法憲）司令的支持下，決定空軍上。通過民航買的設備，通過邱會作批的錢，組建了四個團，而其中技偵八團全部駐太原，它的偵聽對象主要是蘇蒙。有一台車潛伏到離蘇蒙邊境100多公里的地方，當時很緊張，總參三部要求把這一台車撤出來，就怕蘇聯突襲把個東西弄走了，以後損失太大。因為當時對蘇搞情報工作是秘密進行的，怕引起外交誤會，恰恰這個團在9月13號晚上，立了功了。 當時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全部都開機，256號出國境以後，我們的雷達跟蹤不到了，但是我們的偵聽工作截取了很多情報，比較關鍵的是蒙古的地面觀察哨用蒙語向他們總部報告：“有一個大型目標入侵”，然後“一個大型目標空中起火”，最後是通報“大型目標墜毀”，而且通報了墜毀的地點。當時情報部把這個八團偵聽到的這些消息，及時就反饋到西山的翻譯中心，第一時間就把這個情報傳送到了空軍地下指揮所了，當時在地下指揮所值班的是情報部情報處處長王宇平，還有我父親，還有王飛副參謀長，當時王宇平拿著這個值班參謀傳遞過來情報以後，就交給我父親了，我父親看完了以後，交給王飛，王飛給壓下來了，沒告訴李德生這個事。 等接到這個大型目標空中起火這條情報以後，王飛就告訴李德生了，李德生當時不信，隨口問了一句：“這個飛機有可能空中起火嗎？”——舒雲的材料里說過，當時白雲副參謀長說：“不可能，不可能空中起火。”一直到最後到目標墜毀，李德生拿到這個情報以後半信半疑。
原空軍情報部部長賀德全的兒子賀鐵軍。 空軍的情報，按照過去程序，都通過總參三部匯總，轉到軍委。三部情報一直沒到，馬上，李德生在地下指揮所拿起電話問三部，三部的情報是什麼呢？就是截獲的情報：“一個大型目標沿邊界移動”。李德生很生氣，罵人了吧，說了一句粗話：空軍的情報一條一條往上遞，但是總參的情報上不來。 具體的過程我不清楚，最後周恩來向老毛匯報，就提到空軍有一條情報說這個飛機已經墜毀了。因為這不是三部提交上的，所以當時李德生也好，周恩來也好，都半信半疑。但第二天蒙古的情報來了，這個飛機確實墜毀了，而且墜毀的地點和空軍情報上報的方位一模一樣，所以李德生很高興，第二天在走廊里，看見我父親，說：“你們空軍的情報搞得真准！”當時就表揚空軍情報部的工作，後來八團為這個事立過一等功。 1995年我父親到北京來的時候，還到王飛副參謀長家，兩個老頭當時還互相比對當時的情況。一開始我父親不敢說，為什麼呢？因為我父親看了57號文件以後，就不敢再說了，怕跟中央口徑不一致。一直到最近我才陸陸續續給他看一些文件，他說“胡說八道”，他說這個飛機是空中起火。兩個月之前，有報道說“發動機起火了”，是當時蒙古人觀察到了發動機起火，被我們截獲了。我就問老爺子是不是導彈打的？他說：“不可能！當時我們和三部反覆地查，這一條飛行航線附近沒有蘇蒙的導彈基地。”那麼是不是飛機打的呢？老爺子不敢說了，主要因為沒有截獲這方面的情報。 梁璞當時也在地下指揮所，他是空軍參謀長，作為空軍調查組成員之一，他為什麼不敢說這個事？我們想，一個可能是上邊打招呼了，不讓講真實的情況；另一個因為當時對蘇的技術偵聽還處於保密狀態，不好明說——你說這個256號空中起火、發動機起火，人家問你這個情報怎麼來的？考慮到這個外交上的因素，就不好明說了。因此這一重大事情就隱瞞了，官方說法就是稀里糊塗的“迫降”、“油量不夠”。 （《新史記》第4期，更多內容請看明鏡歷史網：http://www.mingjinglish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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