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７年，农业税从１０％降到了４。５％。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农村，也就是绝大部分的中过，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为什么，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中国的农民有两到三千万人被饿死在自己的家园？

正史因为辟讳，总是折掩，不说数字，不讲来拢去脉，专心于维护或同情地解释某个人或某个政党或体制。野史，流于激愤者多，谴责多于梳理事实和可能的因果。我读一本哈佛史学家的书，感觉第一次清晰地了解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农民的口粮从何而来，如何被分配。

表一

下面是一个公式，描述农民口粮所得：

农业盈余 = 上报产量 －农业税 （上报产量的４。５％）－预留饲料 －预留种子 －口粮 (如果以生存最低标准定量)

实际分配的农民年口粮 = 实际产量 － 农业盈余 －农业税 （上报产量的４。５％）－预留饲料 －预留种子 

如果上报产量和实际产量没有区别，以生存最低标准定量的口粮和实际分配的口粮，就不会有区别。

来看看表一虚拟的数据，假设６０年有天灾，加上大量农民无偿支援水利和基建不种地，所以实际收成降低，那么可以看到，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委，到省委各级的虚报的收成，才是真正造成农民没粮吃才饿死的情况。

如果不虚报，不增加政府低价收购的数量，即使荒年，也不会饿死人的。

５８ 到６０年，生产队公社县委的干部，基本个个一颗红心，对于毛主席无比忠诚，他们都争着往上报告夸张到杀死人的收成数据。问题是，中央政府，以低价从农民那 里，或更精确一些，从公社那里－－因为个体的农民已经无权决定上报上缴多少了，收购多少＂农业盈余＂。因为农业盈余是基本由上报产量决定的，中央政府的收 购组，如果不调查的话，还以为农民留下了足够的口粮。这可能也是，后来许多拥毛拥党派的说法，主席和中央是好的，都是下面搞糟了。真是那样吗？彭与刘给毛 说，有人吃人的事，龙颜大怒呵。周公的虚伪，杀人般的虚伪，也就因此而体现了。

因为虚报收成，造假的人，在购粮组来时，就只能从农民口里抠。即使那样抠，也完不成任务的。购粮组，难道不追究吗？如果他们顺着线索查下去，不会发现真相吗？不得不说，这可能是一个阳谋。

当中国广大的农村到处饿死人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却扩张了两三倍。农村的粮食，被转移到了城市和军队，和今天的北韩差不多。

那 么，农民为什么不逃难？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当时的公社生产队制度。当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他们只能从生产队长那里领口粮时，每个想逃的人，必须算 算自己逃出村子的胜算。不仅是被抓回去的威胁和被打上反政府的危险，而且有实际的能否有力气走几十里，几百里路去讨饭的问题。

的确，有些地区的农民，不顾一切地逃难，被当地武装部和民兵抓回去，或枪杀。

当时的城市，虽然物资匮缺，但是，相比于农村，＂富＂得连没户口的的城乡交界处的许多黑人黑户都能养活。黑人黑户能活下去的原因是，当时，还有一个半遮半掩的农茂市场，基本的交换功能养活了一大批早年从农村逃出来的人。

当时的农民，是被真实的奇高的农业税，是被拴在生产队上的脚镣，害死的。

谈这样的事，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或许，对于热衷于现代物质生活的年轻人，有些意义。他们应该想想，为什么，所有的河流都在干枯，都被污染？城市的空气，正在变成毒气？为什么，关于毒水毒气的数据总是象５８０－６０年的收成数据一样？

被 饿死是前事，被毒死可能是后事。前事能否成师，和政治有着绝对的关系。当年的农民逃不出去，今天城市里的人，也逃不出去。但是，那些必须留在城市的人，或 许不需要冒类似那个得了什么奖的姓刘的人的危险，也可以开始改变这种政治。农民的脚镣，在脚上在心里，城市人的脚镣，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