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大合唱”

严复用《天演论》引入了进化论，也引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二者都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进而又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路径的选择。严氏本人未曾信奉过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也所知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严氏在强烈的“越级进化”愿望的驱使下，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做出批判：“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郅盛极治，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来，西洋……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严复感慨说：幸好西方国家的政教“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但尚无强横奴役之风。

晚年的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将其区分为温和、激进二端，推崇改良的梁氏，对温和一派“绝对表同情”，而排斥激进一派，自是情理之中。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期间，梁启超曾在舆论上极力批判共产党在农村实施的激烈革命，视之为洪水猛兽。

孙中山不同意在中国马上实行共产主义，“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氏认为，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

中国首个社会主义政党党魁叫江亢虎。江亢虎早年进北京同文书院学日语。1901年去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聘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兼任北洋官报总编。同时得到袁世凯、端方资助，创立三所女学传习所，成为当时学界著名的佳话。1910年春，他获得一次环球之游的机会，以整整一年的时间游历了日、英、法、德和沙俄等国，回国后即宣导社会主义。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辛亥革命爆发后，11月5日他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改组社会”，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宣告成立。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

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1911年底，据该党自己宣布，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490余起”，拥有党员“52万3千余人”，如天津支部干事就是后来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该党党员中，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知识份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国社会党还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其规章中写道：“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它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

1913年9月，社会党因涉嫌参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政府取缔，江流亡美国。1920年回国，再度筹组中国社会党，参与政治。1921年6月，以中国社会党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即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晤了列宁。1922年创办上海南方大学，自任该校首任校长。

1925年8月，江亢虎因被新闻界披露两件丑闻而声名狼藉：一是江晋见清废帝溥仪；二是冯玉祥查获的江亢虎写给溥仪的恭维信。南方大学师生认为江亢虎参预“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案件”，掀起驱江亢虎风潮。江亢虎被迫卸去校长职务，并于1926年自行解散“中国新社会民主党”。1927年年夏，经美国辗转加拿大，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及汉学主任教授。 1933年返回中国，居上海。1937年抗战爆发，避居香港。1939年9月，应汪精卫邀请，由港到沪。曾担任汪精卫政权的国民政府国务委员，考试院副院长等职。1945年二战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起诉，被判无期徒刑，1945年死于南京狱中。

关于江氏在19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地位，刘师复曾如此评价：“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江氏在1924年曾坚决反对孙仲山联俄，称“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苏俄）国必亡”。

其实，在江亢虎的时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流行一时的时髦词汇。瞿秋白曾说过，国民党的“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戴季陶自己也曾如此说过：“讲到共产主义，便以为是马克思的独占，一讲到马克思，便以为是布尔什维克的独占，这一种浅薄而错误的观念，只有限于中国共产党中毫无学识经验的人们和中国的反共产主义者。”对当时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戴氏说：“我们要养成劳工的斗争劳力，要使他们团结起来，成为有力的民众组织，同时要避免阶级斗争的恶果”。连戴季陶这般人物，也是社会主义的热衷者，可见192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界覆盖范围之广。

民国学人、所谓“第43号战犯”张君劢，对社会主义有深入研究，曾极力批评俄式社会主义：“吾辈既言社会主义，自当承认社会主义之所谓幸福；而所谓幸也福也，自不能无决定之人，……如曰幸福决于民意，不决于一二人，则吾以为蓝宁（即列宁）之民意机关，不合于吾上举之二标准。彼之所谓幸福者，犹是蓝宁一二人之所谓幸福，而全俄民意之所谓幸福是否在此，吾未之敢信焉”。

1949年，胡适在去往美国的船上编辑早年好友陈独秀的文集，感慨系之写了一篇短文《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进而指出，“独秀最大的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民国初年，还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的胡适，面对袁世凯大权独揽登上总统宝座，在身边的庚子赔款留学生都在为之欢欣鼓舞时，胡适说：“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他当时就对民主阐发了这样的信念：“中国只不过是追随这个世界上澎湃的、不可抗拒的潮流。它在亚细亚大陆敲响了自由钟的第一声，我们预祝那悦耳的钟声响彻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愿那自由的圣光，永照我祖国大地’。”这种民主信念贯彻了他的一生，从未有丝毫之松动与懈怠。

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上海登岸时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教育文化凋敝，遂下决心做一个将真理与光明传导给中国人的启蒙主义者，他认定只有从教育、思想与文化入手才可以为现代中国的新生奠定基石，于是决定“20年不谈政治”，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大倡中国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之类的文艺复兴，并提出重估一切价值。晚年胡适在台湾政论刊物《自由中国》以宋代士大夫范仲淹等为例，来探讨传统中国士人争言论自由的精神谱系，他在该文结尾的两段话无疑是胡适的知识分子风骨最有力的写照：“从中国向来智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抗战结束之后随着两党竞争的加剧，知识群体在政党力量的牵扯与撕裂之中左右摇摆，大多数最终因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对中共的期许，而转向左翼阵营，当时实行极权主义统治的苏联帝国更是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如日中天。在这样一个天地玄黄的时刻（1947年），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面对青年知识分子演讲时，仍旧如此掷地有声地说道：“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

是的，为了这个社会，也为了自己，是应该有一个高尚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立志改变这个社会。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应该团结起来，结己之社，立公之党。确立一个为全社会服务的理想与信仰，实现对社会的责任，实现人生的最高的价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了漫漫长夜的宁静；2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随风而倒。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揭开了中华民族自由共和的序幕。国人深深的盼望我们的祖国发展富足，实现共和。使拥有五千里广柔土地的祖国从今步步走向富强。每一个人心中满怀民族的强大，个人自由解放，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梦想。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给生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人带来了希望大曙光，安逸生活的向往。风云又变， 近40年的军阀混战，鬼子的蹂躏，从一个苦难又走向另一个苦难，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60年前天安门城楼传来毛泽东响亮的声音，共产主义民主共和国诞生了，每一个青年人，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欢呼雀跃，高唱赞歌。这一次，当政者开出了更加诱人的支票；“民主、自由、博爱 、共富 、公平”、消灭阶级、消灭官僚腐败、消灭恶霸黑社会……。但这是一张中国人迟迟没有收到的支票，已经 60 多年了。因为支票没有兑现，又有多少人蒙冤入狱。专制，恐怖，杀害，取代了民主、自由、博爱、共富、公平。30年前当邓小平、胡耀邦沉梦惊醒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病的太久了。但先祖说过的一句话在这个时候还是很有意义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然而，30年来人们又走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从一个不敢谈论万恶资本主义的共和国，转变到只要逮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经济从贫穷走向富裕，但精神，道德，品质又走向何方？有的人贪玩躲猫猫死；有的人不知道生命的珍贵在楼上引火自焚；有的人不想快乐的生活，坐在宝马里哭；有的人为了照顾女人工作养几十位情人；有的人不知道好歹在上访的路上被拘留，被强奸；有的人不知开发商的辛苦，拒不拆迁，逼的开发商，地方官爷拉黑帮出马；有的人害怕人民的资产流失，先占为己有开发利用。……。城市的高楼大厦、乡间的洋楼别墅……，有多少是属于普通劳动人民的呢？共和国的钟声不是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吗？我们消灭了阶级我们当家做主了吗？多少人在超时劳作，多少人无钱医病多少人老无所依，多少恶人横行乡里，多少贪官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共产主义理想，我社会主义社会，哪去了？！丑恶每天都在上演，但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青年人都应该在民不谈国事的沉梦中醒来。因为民主，自由，博爱。均富，公平的理想社会与我们每一个人基本生存权，发展权，分享社会资源的权利息息相关。

5000年我们的祖国生生不息，是因为我们的祖辈有博大的胸怀，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所以才同化了一个又一个入侵的异族。今天我们有志的青年人，不管你是来自雄伟的青藏高原，不管你是来自波涛汹涌的天涯海角，还是来自白雪飘飘的北国，不管你是先生、还是女士，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走在一起为建设一个少有所教、老有所养、富人有德、消除暴力、无有黑帮，人人都有均等发展机会的理想社会而努力，而奋斗。但是我们要牢记住一个原则；我们绝对不使用暴力来达到我们的追求，更不能以暴易暴。如果我们使用了暴力，死亡或者伤害到每一位同胞，那都脱离了我们为大众谋幸福的初衷。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没有黑狱、废除了死刑，我们的兄弟生来并不是邪恶的，是社会家庭教育毁了他们，请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梦想有一天，官爷变得如同餐馆的服务员为我们服务。因为我们生来并不是雇人来压迫，奴役我们的。梦想有一天，这个美丽的神州大地上再没有强拆队，因为我们伟大而神圣宪法告诉我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兄弟姐妹，不管你是白皮肤、黄皮肤，不管你是维吾尔姑娘，还是藏族小伙，所有的人民医院都是免费为我们开放的，因为政府早已说过那是人民的卫生事业。梦想有一天，黑帮社会无处藏身，社会打击和人民素质的提高，让他们无地自容，自然消失。梦想有一天，我们百花盛放的九州大地上没有了贫穷、没有了贪官污吏，我们拥有了民主自由，我们拥有了言论自由，我们可以畅所欲言。……

所有的梦想，正奔驰在光明的大道上，只要我们永不言弃，只要我们有理想、有追求。希望与光明就在前方。为了让“自由、博爱、民主、均富 、公平”钟声早一天在祖国的每一个乡村，每一座城市，每一条大河，每一条山脉响起。我们每一位有志的青年担起我们应 负的社会责任，奔向我们的理想抱负。

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党？政党怎样生存?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讨论以上话题，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全社会造幸福，为我们个人基本利益，自由不受侵犯。因此，我们要觉醒。不能指望任何人，是自己的事情，要我们自己做，不要怕任何阻力，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全世界的人们也都会支持我们。我们要大声高呼，为自由，民主，博爱而奋斗；要推行真正民主，传播自由种子，爱自己，爱亲人，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们。

最近一本名为《首败》的书，说的是甲午海战，书编得图文并茂，引起了人们谈论甲午海战的兴趣。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士大夫的梦醒之战。此前，即使所谓开明人士，也以为中国只要固守纲常名教，在加上一点西洋器械或者制器之母机，就可以高枕无忧。对付西洋鬼子，也许还有点麻烦，但在东方做老大，料无问题。反正西洋鬼子，似乎也不大想一口吞掉我们，让我们做亡国奴。中日开战之前，举国上下，真正为中国担忧的，大概只有李鸿章一个人。其余的人，都相当乐观。在中国的士大夫看来，漫说日本的海军跟北洋水师比起来，不值一提，日本的陆军，也不够湘淮军打的。在更多的人眼里，日本不过是个住着众多小矮子的藩属，虽然曾经的倭寇给中国造成了一点麻烦，但基本上不值一哂。现在居然掀起“叛乱”，肯定天兵一到，寸草不生，要被荡平的。此时的国际舆论，居然也给中国国内的乐观情绪添油加醋。多数的媒体都认为，中日之战，中国多半能赢。

不错，无论从国家实力，还是军事装备，军舰的吨位，军队的数量，中国的确都占有优势。西方人打仗，战前的对比估量，就看这些玩意。此番中日战争，跟此前中国跟西方的战争不一样，武器方面的优势，实际上在中国这边。质量相差无几，数量上我们肯定比日本多。像北洋水师“定远”和“镇远”号这样的战列舰，日本连一艘都没有。我们的轻武器，枪炮什么的，也比日本多。……

但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其实，这也是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写照。

几天前看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关于南海问题。那帮军人和民族主义者，非常嚣张。很为中国担心，不知道胡温能否挺住。一个美国嘉宾估计是大学教授之类，直言不讳说，“中国像30年代的德国”……。

而德国那时，也是社会主义，名字叫“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特点是政治上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一体化，以追求种族、社会和文化的纯净，追求的是集权，用希特勒的话说：“一个人身兼党、国家、行政数职已成为迅速得以实现的民族社会主义统治原则。”希特勒说：“民族社会主义既不把个人也不把人类作为其考虑问题、发表意见和作出决定的出发点。它有意识地把民族当作它整个思想的中心。这个民族对它来说是一种由血缘决定的现象，它认为这是上帝授予的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个人是会消亡的，民族是永存的，自由主义世界崇拜个人，必然导致民族的毁灭。相反，民族社会主义则要求保护民族，必要时牺牲个人为代价。必须使每个人逐渐认识到，他的自我同整个民族的存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