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界的“社會主義大合唱”

嚴復用《天演論》引入了進化論，也引入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二者都徹底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和歷史觀，進而又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救亡路徑的選擇。嚴氏本人未曾信奉過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具體內容，也所知有限，但這並不妨礙嚴氏在強烈的“越級進化”願望的驅使下，對西方的資本主義做出批判：“夫自今日中國而視西洋，則西洋誠為強且富。顧謂郅盛極治，則又大謬不然之說也。……蓋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無甚富亦無甚貧，無甚貴亦無甚賤。假使貧富貴賤，過於相懸，則不平之鳴，爭心將作，大亂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來，西洋……壟斷既興，則民貧富貴賤之相懸滋益遠矣。”嚴復感慨說：幸好西方國家的政教“以平等自由為宗旨”，所以強豪雖盛，但尚無強橫奴役之風。

晚年的梁啓超，對社會主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將其區分為溫和、激進二端，推崇改良的梁氏，對溫和一派“絕對表同情”，而排斥激進一派，自是情理之中。1927年國共合作北伐期間，梁啓超曾在輿論上極力批判共產黨在農村實施的激烈革命，視之為洪水猛獸。

孫中山不同意在中國馬上實行共產主義，“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孫氏認為，中國實業尚未發達，“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無產專制便用不着。”

中國首個社會主義政黨黨魁叫江亢虎。江亢虎早年進北京同文書院學日語。1901年去日本考察政治，回國後聘為北洋編譯局總辦，兼任北洋官報總編。同時得到袁世凱、端方資助，創立三所女學傳習所，成為當時學界著名的佳話。1910年春，他獲得一次環球之游的機會，以整整一年的時間遊歷了日、英、法、德和沙俄等國，回國後即宣導社會主義。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發起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辛亥革命爆發後，11月5日他以社會主義研究會發起人名義召集特別會，提議“改組社會”，中國社會黨上海本部從此宣告成立。這不僅是中國第一個社會黨，也是中國第一個以“黨”命名的政治團體。

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以戀愛自由、教育平等、遺產歸公為初步，以“二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與“五非”（非私產、非家族、非宗教、非軍國、非祖國主義）為究竟，即個人自治、世界大同為依歸。1911年底，據該黨自己宣布，在全國各地建立起支部“490余起”，擁有黨員“52萬3千餘人”，如天津支部幹事就是後來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該黨黨員中，就職業和階級而言，占首位的是知識份子，其次是工商業者，再次就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群眾。中國社會黨還曾積極宣傳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參政。其規章中寫道：“黨員……無論男女，義務權利平等。”它是民國初年各黨派團體中最早“有女黨員，且其義務權利完全平等”的一個黨。

1913年9月，社會黨因涉嫌參加二次革命，被袁世凱政府取締，江流亡美國。1920年回國，再度籌組中國社會黨，參與政治。1921年6月，以中國社會黨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即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晤了列寧。1922年創辦上海南方大學，自任該校首任校長。

1925年8月，江亢虎因被新聞界披露兩件醜聞而聲名狼藉：一是江晉見清廢帝溥儀；二是馮玉祥查獲的江亢虎寫給溥儀的恭維信。南方大學師生認為江亢虎參預“甲子清室密謀復辟案件”，掀起驅江亢虎風潮。江亢虎被迫卸去校長職務，並於1926年自行解散“中國新社會民主黨”。1927年年夏，經美國輾轉加拿大，任加拿大大學中國文學院院長及漢學主任教授。 1933年返回中國，居上海。1937年抗戰爆發，避居香港。1939年9月，應汪精衛邀請，由港到滬。曾擔任汪精衛政權的國民政府國務委員，考試院副院長等職。1945年二戰後，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名起訴，被判無期徒刑，1945年死於南京獄中。

關於江氏在1920年代社會主義思潮中的地位，劉師復曾如此評價：“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為中國言社會主義者有二人焉，即孫逸仙與江亢虎是也。”江氏在1924年曾堅決反對孫仲山聯俄，稱“利用國內已成之勢力者國必亂，其利用國外已成之勢力者（蘇俄）國必亡”。

其實，在江亢虎的時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都是流行一時的時髦詞彙。瞿秋白曾說過，國民黨的“戴季陶先生，胡漢民先生及朱執信先生，都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戴季陶自己也曾如此說過：“講到共產主義，便以為是馬克思的獨占，一講到馬克思，便以為是布爾什維克的獨占，這一種淺薄而錯誤的觀念，只有限於中國共產黨中毫無學識經驗的人們和中國的反共產主義者。”對當時風起雲湧的階級鬥爭，戴氏說：“我們要養成勞工的鬥爭勞力，要使他們團結起來，成為有力的民眾組織，同時要避免階級鬥爭的惡果”。連戴季陶這般人物，也是社會主義的熱衷者，可見1920年代社會主義在中國知識界覆蓋範圍之廣。

民國學人、所謂“第43號戰犯”張君勱，對社會主義有深入研究，曾極力批評俄式社會主義：“吾輩既言社會主義，自當承認社會主義之所謂幸福；而所謂幸也福也，自不能無決定之人，……如曰幸福決於民意，不決於一二人，則吾以為藍寧（即列寧）之民意機關，不合於吾上舉之二標準。彼之所謂幸福者，猶是藍寧一二人之所謂幸福，而全俄民意之所謂幸福是否在此，吾未之敢信焉”。

1949年，胡適在去往美國的船上編輯早年好友陳獨秀的文集，感慨系之寫了一篇短文《陳獨秀的最後見解》，進而指出，“獨秀最大的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霸而大眾所不需要的。”民國初年，還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求學的胡適，面對袁世凱大權獨攬登上總統寶座，在身邊的庚子賠款留學生都在為之歡欣鼓舞時，胡適說：“相傳袁世凱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他當時就對民主闡發了這樣的信念：“中國只不過是追隨這個世界上澎湃的、不可抗拒的潮流。它在亞細亞大陸敲響了自由鐘的第一聲，我們預祝那悅耳的鐘聲響徹大地的每一個角落。‘願那自由的聖光，永照我祖國大地’。”這種民主信念貫徹了他的一生，從未有絲毫之鬆動與懈怠。

1917年從美國留學歸來的胡適，在上海登岸時目睹祖國山河破碎，教育文化凋敝，遂下決心做一個將真理與光明傳導給中國人的啟蒙主義者，他認定只有從教育、思想與文化入手才可以為現代中國的新生奠定基石，於是決定“20年不談政治”，以《新青年》等刊物為陣地，大倡中國的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之類的文藝復興，並提出重估一切價值。晚年胡適在台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以宋代士大夫范仲淹等為例，來探討傳統中國士人爭言論自由的精神譜系，他在該文結尾的兩段話無疑是胡適的知識分子風骨最有力的寫照：“從中國向來智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昇平的濫調。”

抗戰結束之後隨着兩黨競爭的加劇，知識群體在政黨力量的牽扯與撕裂之中左右搖擺，大多數最終因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和對中共的期許，而轉向左翼陣營，當時實行極權主義統治的蘇聯帝國更是在二戰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如日中天。在這樣一個天地玄黃的時刻（1947年），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面對青年知識分子演講時，仍舊如此擲地有聲地說道：“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

是的，為了這個社會，也為了自己，是應該有一個高尚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立志改變這個社會。依靠個人的力量是不行的，應該團結起來，結己之社，立公之黨。確立一個為全社會服務的理想與信仰，實現對社會的責任，實現人生的最高的價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的槍聲劃破了漫漫長夜的寧靜；2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隨風而倒。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揭開了中華民族自由共和的序幕。國人深深的盼望我們的祖國發展富足，實現共和。使擁有五千里廣柔土地的祖國從今步步走向富強。每一個人心中滿懷民族的強大，個人自由解放，美好生活的嚮往的夢想。第一個共和國的誕生，給生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人帶來了希望大曙光，安逸生活的嚮往。風雲又變， 近40年的軍閥混戰，鬼子的蹂躪，從一個苦難又走向另一個苦難，水深火熱，民不聊生。

60年前天安門城樓傳來毛澤東響亮的聲音，共產主義民主共和國誕生了，每一個青年人，每一個學生，每一個工人，每一個農民，歡呼雀躍，高唱讚歌。這一次，當政者開出了更加誘人的支票；“民主、自由、博愛 、共富 、公平”、消滅階級、消滅官僚腐敗、消滅惡霸黑社會……。但這是一張中國人遲遲沒有收到的支票，已經 60 多年了。因為支票沒有兌現，又有多少人蒙冤入獄。專制，恐怖，殺害，取代了民主、自由、博愛、共富、公平。30年前當鄧小平、胡耀邦沉夢驚醒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病的太久了。但先祖說過的一句話在這個時候還是很有意義的：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然而，30年來人們又走過了一條不同尋常的路。從一個不敢談論萬惡資本主義的共和國，轉變到只要逮住老鼠的貓就是好貓。經濟從貧窮走向富裕，但精神，道德，品質又走向何方？有的人貪玩躲貓貓死；有的人不知道生命的珍貴在樓上引火自焚；有的人不想快樂的生活，坐在寶馬里哭；有的人為了照顧女人工作養幾十位情人；有的人不知道好歹在上訪的路上被拘留，被強姦；有的人不知開發商的辛苦，拒不拆遷，逼的開發商，地方官爺拉黑幫出馬；有的人害怕人民的資產流失，先占為己有開發利用。……。城市的高樓大廈、鄉間的洋樓別墅……，有多少是屬於普通勞動人民的呢？共和國的鐘聲不是告訴我們，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嗎？我們消滅了階級我們當家做主了嗎？多少人在超時勞作，多少人無錢醫病多少人老無所依，多少惡人橫行鄉里，多少貪官在人們頭上作威作福……！共產主義理想，我社會主義社會，哪去了？！醜惡每天都在上演，但是我們每個中國人，每一個中國青年人都應該在民不談國事的沉夢中醒來。因為民主，自由，博愛。均富，公平的理想社會與我們每一個人基本生存權，發展權，分享社會資源的權利息息相關。

5000年我們的祖國生生不息，是因為我們的祖輩有博大的胸懷，堅韌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所以才同化了一個又一個入侵的異族。今天我們有志的青年人，不管你是來自雄偉的青藏高原，不管你是來自波濤洶湧的天涯海角，還是來自白雪飄飄的北國，不管你是先生、還是女士，我們都應該團結起來，走在一起為建設一個少有所教、老有所養、富人有德、消除暴力、無有黑幫，人人都有均等發展機會的理想社會而努力，而奮鬥。但是我們要牢記住一個原則；我們絕對不使用暴力來達到我們的追求，更不能以暴易暴。如果我們使用了暴力，死亡或者傷害到每一位同胞，那都脫離了我們為大眾謀幸福的初衷。夢想有一天，我們的國家沒有黑獄、廢除了死刑，我們的兄弟生來並不是邪惡的，是社會家庭教育毀了他們，請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夢想有一天，官爺變得如同餐館的服務員為我們服務。因為我們生來並不是僱人來壓迫，奴役我們的。夢想有一天，這個美麗的神州大地上再沒有強拆隊，因為我們偉大而神聖憲法告訴我們“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夢想有一天，我們的兄弟姐妹，不管你是白皮膚、黃皮膚，不管你是維吾爾姑娘，還是藏族小伙，所有的人民醫院都是免費為我們開放的，因為政府早已說過那是人民的衛生事業。夢想有一天，黑幫社會無處藏身，社會打擊和人民素質的提高，讓他們無地自容，自然消失。夢想有一天，我們百花盛放的九州大地上沒有了貧窮、沒有了貪官污吏，我們擁有了民主自由，我們擁有了言論自由，我們可以暢所欲言。……

所有的夢想，正奔馳在光明的大道上，只要我們永不言棄，只要我們有理想、有追求。希望與光明就在前方。為了讓“自由、博愛、民主、均富 、公平”鐘聲早一天在祖國的每一個鄉村，每一座城市，每一條大河，每一條山脈響起。我們每一位有志的青年擔起我們應 負的社會責任，奔向我們的理想抱負。

當今社會需要什麼樣的政黨？政黨怎樣生存?最終的目標是什麼？討論以上話題，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全社會造幸福，為我們個人基本利益，自由不受侵犯。因此，我們要覺醒。不能指望任何人，是自己的事情，要我們自己做，不要怕任何阻力，只要我們問心無愧，全世界的人們也都會支持我們。我們要大聲高呼，為自由，民主，博愛而奮鬥；要推行真正民主，傳播自由種子，愛自己，愛親人，愛世界上所有的人們。

最近一本名為《首敗》的書，說的是甲午海戰，書編得圖文並茂，引起了人們談論甲午海戰的興趣。1894年的甲午戰爭，是中國士大夫的夢醒之戰。此前，即使所謂開明人士，也以為中國只要固守綱常名教，在加上一點西洋器械或者制器之母機，就可以高枕無憂。對付西洋鬼子，也許還有點麻煩，但在東方做老大，料無問題。反正西洋鬼子，似乎也不大想一口吞掉我們，讓我們做亡國奴。中日開戰之前，舉國上下，真正為中國擔憂的，大概只有李鴻章一個人。其餘的人，都相當樂觀。在中國的士大夫看來，漫說日本的海軍跟北洋水師比起來，不值一提，日本的陸軍，也不夠湘淮軍打的。在更多的人眼裡，日本不過是個住着眾多小矮子的藩屬，雖然曾經的倭寇給中國造成了一點麻煩，但基本上不值一哂。現在居然掀起“叛亂”，肯定天兵一到，寸草不生，要被蕩平的。此時的國際輿論，居然也給中國國內的樂觀情緒添油加醋。多數的媒體都認為，中日之戰，中國多半能贏。

不錯，無論從國家實力，還是軍事裝備，軍艦的噸位，軍隊的數量，中國的確都占有優勢。西方人打仗，戰前的對比估量，就看這些玩意。此番中日戰爭，跟此前中國跟西方的戰爭不一樣，武器方面的優勢，實際上在中國這邊。質量相差無幾，數量上我們肯定比日本多。像北洋水師“定遠”和“鎮遠”號這樣的戰列艦，日本連一艘都沒有。我們的輕武器，槍炮什麼的，也比日本多。……

但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其實，這也是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寫照。

幾天前看了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關於南海問題。那幫軍人和民族主義者，非常囂張。很為中國擔心，不知道胡溫能否挺住。一個美國嘉賓估計是大學教授之類，直言不諱說，“中國像30年代的德國”……。

而德國那時，也是社會主義，名字叫“國家社會主義”或“民族社會主義”。特點是政治上控制社會的一切方面——一體化，以追求種族、社會和文化的純淨，追求的是集權，用希特勒的話說：“一個人身兼黨、國家、行政數職已成為迅速得以實現的民族社會主義統治原則。”希特勒說：“民族社會主義既不把個人也不把人類作為其考慮問題、發表意見和作出決定的出發點。它有意識地把民族當作它整個思想的中心。這個民族對它來說是一種由血緣決定的現象，它認為這是上帝授予的人類社會的組成部分。個人是會消亡的，民族是永存的，自由主義世界崇拜個人，必然導致民族的毀滅。相反，民族社會主義則要求保護民族，必要時犧牲個人為代價。必須使每個人逐漸認識到，他的自我同整個民族的存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