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女婿江青秘書為什麼都喊冤？

林彪的女婿張清林，是“9.13”事件發生時就在北戴河現場的經歷者。現在他說：“如果說還有誰值得我崇拜的話，那就是林彪——可是我原來對林彪沒有什麼感情。”

張清林稱：“我首先辟一個謠。社會上有謠傳，剛才高記者也問我：和豆豆關係怎麼了？我和豆豆是生死之交，1974年我們被分別批鬥以後，第一天晚上我們就申請結婚了，沒過幾個小時我們就被押送到開封43師農場，就勞動改造了。這個生死之交不可能輕易說散了就散了；另外林彪願意託孤。這是我先辟的一個謠。”

張清林出身在一個普通的平民家庭，1949年之前住在一個鎮上。1950年的一天晚上，看見部隊從他家門口飛也似地跑過去，聽到槍聲和炮聲。後來才知道這是四野的部隊。20年後他到北京，認識了林豆豆後，才知道自己出身於國民党家庭，父親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黨的兵工廠做技術工作，伯父是國民黨的一個將領，“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一個山頭上；1980年後平反，承認伯父是抗日英雄，他在四野衡寶戰役中，沒有聽白崇禧的，聽了程潛的，把部隊解散了，自己就隱藏起來。“文革”中又被揪出來，慘死在野外。1971年3月份，張清林受廣州軍區衛生部委託，在31野戰醫院組織西南五省軍隊專家新醫療法經驗交流和論文整理，有一天，廣東軍區政委任時仲突然通知他，叫他到北京。從此，他便卷進了政治漩渦……

張清林說：“父親一直叫我不要介入政治，所以我業務技術意識很強。小學、初中、高中學習成績平平，但大學非常優秀，我來北京時是主治軍醫。我對林彪沒有像你們在座的當年那種軍人的對林彪的感情，我那時確實沒有。如果要說有一點的話，因為我被廣州軍區參謀部信任吧，參加了廣州270多場制止武鬥的搶救工作，在‘文革’當中，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是從屍堆里爬出來了，看見死了很多人。”

張清林坦承：“來到北京以後，我罵‘文化大革命’，甚至罵過林彪，是在剛認識林豆豆的時侯。”他之所以罵“文革”罵林彪，是因為“文革”初他受到衝擊，被批為“一把刀主義”、“單純技術觀點”、“新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等，他表示：“但是我對林豆豆罵林彪的時候，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兒，以為她只是《空軍報》的記者。開始只是送中藥，後來，總後勤部衛生部讓我跟着她一起採訪基辛格訪華後下邊的反應。到最後，我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兒。以後，我也不敢再罵了，其實，‘罵’就是議論。”

1971年8月8日，張清林進入了毛家灣，在毛家灣呆了整整一個月。在這段時間，他白天都在毛家灣，晚上就回到他自己的宿舍：“當時我和豆豆認識的時候，我沒有那種感覺，像現在一些書上寫我是被‘選美’選上來了。因為像我這樣的，選美不會選上我。普通話講得也不好，長得也那麼土裡土氣。豆豆願意接受我，估計一個是我敢說實話；另外一個她不是想找一個丈夫，而是想找一個大夫——找一個大夫的目的是弄清楚她父親得的什麼病，想了解一下他父親病到什麼程度了。”讓他感到震驚的是，林彪的保健大夫進毛家灣十年，都沒有給林彪看過病，林彪也沒有找過他。而且，他發現當時林彪的卡路里只有正常人的一半，有的時候一個月不大便，這是一般正常人都難以生存的！他對豆豆說了她爸爸的病，她感到很震驚。那麼多專家、那麼多人從來沒有人跟她說過這樣的話。她因此很信任張清林。

在毛家灣這段時間，他分析林彪患有精神憂鬱症。據豆豆講，林彪在家裡邊說“文化大革命”怎麼怎麼回事，在公開場合表態又是另外相反的觀點。也就是說在家裡是一個人，到外邊是另外一個人。豆豆跟他說什麼事的時候，有時候精神狀態好，有的時候精神狀態就不行，這些狀態一言難盡……。

他說：“之後通過我所見到的、聽到的，並且又親身經歷‘9.13’事件，在‘9.13’事件當中，我一直在豆豆身邊，沖在最前面，搶槍的是我，第三次報告也是我。”張清林承認，在“9.13”事件前後，他見過不少高級領導、高級人物，包括周恩來、汪東興、紀登奎等這些人，但是在他的印象當中，林彪是最慈祥、最善良、對物質和權力無欲到一個正常人都不如的狀態的這麼一個人。隨着後來看的書越多，思考得越多，對林彪的印象在他的內心當中就越深刻。他說：“如果說還有誰值得我崇拜的話，那就是林彪。”

1971年夏天，林豆豆布置一個題目，對中美的關係怎麼看，讓他到部隊採訪，他寫了一篇《以拉對拉、以打對打》。林豆豆把文章給林彪看。林彪說這文章寫得好。林彪還說：“中美之間好端端的一個大好外交形勢，被耽誤了20年。”豆豆問：“抗美援朝，美國說美國打贏了，中國說中國打贏了，到底是誰贏了？”林彪說：“誰也沒贏，斯大林贏了。中國上了斯大林的當。蘇聯通過朝鮮戰爭把中國推向了蘇聯的懷抱。現在中國跟美國接近，遠則近之，近則遠之，這是好事。”並且說：“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是中國的頭號敵人。”張清林稱，林彪從蘇聯回來以後，幾乎沒有說過斯大林半個好字。列寧他好像也不是太感興趣。

“9.13”事件中，林豆豆叫他跟林彪身邊警衛員保持聯繫。接到林彪內勤電話之後，他從56號樓，衝到8341大隊部，去做第三次報告。第三次報告以後，就和豆豆被隔離在大隊部。10月4日，就被8341部隊押送坐火車到北京，被謝靜宜帶到玉泉山。剛坐下來，謝靜宜就說：“這棟樓是汪東興在這養病住的樓，剛走。對面是朱德那個老傢伙住的。為了你們來，把他趕走了。”因此，在玉泉山這座院子裡，就只有他和林豆豆兩人。

張清林回憶稱，跟他們接觸的就一個人——謝靜宜，她是獨人單線，很神秘。還有一個8341部隊副團長叫李釗，他在生活上管他們，但是跟他們很少接觸，唯一能夠接觸，能說上話的，就一個謝靜宜。謝靜宜到底代表誰她也沒有說，只是她就是中央派來的。然後，她傳達了57號文件，讓他們組織上、政治上、思想上，跟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揭發批判林彪。這個環境顯然是一個搞“逼供信”的環境——不讓任何人接觸；第二點她告訴他們現在住的樓，是汪東興的樓，意思說你們一寫到任何事情，不能觸及到她的姓，這等於是暗示了；第三點你們要開始揭發批判，如果寫了“9.13”事件，你們不要加任何分析。……

張清林說：“謝靜宜逼我們揭發林彪的罪行，林豆豆只好寫了一些林彪對毛的一些不滿的議論。林這個人也是矛盾的。他對毛建國以來一系列的做法不滿意，另外一方面……他說主席這個旗幟還得舉。林彪的悲劇就在於這個愚忠。”他稱，另外一方面林彪又對抗美援朝，特別“反右”、“大躍進”以後，他對毛有很多不滿意，甚至說過：“左戴花，右戴花，左撇子、右先攻”，“只關心個人名利、權威，不顧國計民生。”這些話他們都揭發了。

彭德懷被打倒以後，林彪有一句話：“誰說老實話誰就完蛋。”可是，這句話後來被謝靜宜在梁效編的林彪的材料裡邊篡改成：“誰不說假話就辦不成大事。”他說：“謝靜宜篡改偽造我們寫的材料，這是一個鐵的證據。”

張清林表示：“在玉泉山她逼我們寫的，還有後來寫的揭發稿，我做一個說明，就是‘9.13’事件後，和‘四人幫’垮台前後，所有的揭發材料、批判材料，由於豆豆的身體不好，都是我代筆整理的。我因為是基層上來的，也沒有什麼經驗，她身體也不好，甚至包括給江青寫了一封信，豆豆是堅決不寫的，是我出的餿主意，是我寫的。當時為什麼寫？我非常擔心她有可能被害死，從北戴河我就開始擔心，所以我就一直守在她身邊……”

閻長貴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機要秘書，後被投入秦城監獄近8年。1979年被“平反”，次年調回中共黨刊紅旗雜誌社。

近日，閻長貴在中國共識網發表文章《究竟誰利用誰 ——對<決議>中關於文革定義的評析》表示，把文革說成是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只是政治的需要而已。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義，中共《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此，江青的第一任秘書閻長貴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而是毛澤東利用林彪、江青。閻長貴說，所謂文化大革命“由領導者錯誤發動”：這是敘述歷史事實。毛澤東在1966年10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所謂“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一般沒有爭議，但所謂“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其爭論就多了。閻長貴對《決議》中認為，文革是“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表示強烈反對。他認為，在文革中不是毛澤東“被反革命集團利用”，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利用了林彪、江青。

閻長貴在文章中引述文革研究者王年一教授的觀點：“‘文革’的‘偉大戰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無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所做的壞事，“都是在毛的‘偉大戰略部署’下作的。……江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做了不少手腳，但是打倒劉是毛下的決心，不能歸罪於江。”吳法憲在其回憶錄也認為：“‘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份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說我們幾個人（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內，對此都不是說了算的。”

閻長貴在文章中列舉文革中毛澤東對江青的利用以及兩人互相利用的事實。在文革中毛江的關係主要和基本是政治關係。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毛澤東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這件事實際上是毛背着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過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做的。這把火點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沒想到的抵制；毛澤東又出新招，利用江青懂點文藝的本領，叫她去找林彪，所謂“請尊神”，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把江青送上政壇的關鍵一步棋，這樣使江青在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為他所利用。

毛澤東對江青最大的利用是讓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組長。毛澤東為了發動和開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並任命江青為該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並一度任代組長），實際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組。

江青也不負毛澤東的“厚望”。江青作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先鋒——急先鋒，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終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每一個重大戰略部署，不論是如前面所說的組織批判《海瑞罷官》，還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還有打倒劉少奇、打擊林彪、“批林批孔”以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毛澤東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積極響應和千方百計地變着花樣去做，所以毛澤東稱讚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批判劉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而江青對毛澤東也是忠貞不二的。江青在特別法庭的辯護詞《我的一點看法》中對着廣大聽眾公開說：“……你們藉助國家名義，拚湊了一個特別法庭，給我羅織了一大堆罪名，這些罪名一條也不能成立。……現在你們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要醜化毛澤東主席……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們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不過，我是過了河的卒子……”

江青說“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雖不雅，卻是江青和毛澤東關係的真實寫照。

毛澤東對這條“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而江青作為毛澤東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勢”，在文革中江青利用毛澤東的身份來抬高她自己的地位。同時，她又以其特殊身份迫害文藝界和其他界的這個或那個人。

閻長貴認為，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澤東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澤東。但從總體上和根本上講，說林彪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比如關於打倒羅瑞卿。這是文革還未正式開始時的事情。羅瑞卿是被拿來為文革祭旗的第一個高級幹部。中共史書上還是這樣說：是林彪的誣陷和誣告，是林彪要毛澤東除掉羅瑞卿，毛澤東答應和滿足了林彪的要求。閻長貴認為，事實是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林彪本來沒有出席會議，是毛澤東要求林彪上山出席會議，並安排林彪取代彭德懷任國防部長。林彪按毛的旨意上山，加入批判彭德懷之列。林彪擔任國防部長後，提名羅瑞卿擔任了解放軍總參謀長。本來毛澤東有些猶疑，但林彪堅持，又經過周恩來做工作，毛澤東才同意了。從1963年起，林彪因身體不好需要休養，毛澤東指定賀龍主持軍委工作，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就親近、密切了，加上羅瑞卿作風“霸道”，和其他元帥、大將的關係很緊張，他們紛紛向林彪報告（也向毛澤東報告），林彪對羅瑞卿確有不滿，批評過羅瑞卿，但羅瑞卿是他的手下愛將，是他提名擔任總參謀長的，同時他也知道羅瑞卿是毛澤東信任和重用的人，人稱是毛的“大警衛員”，因此林彪不會提出打倒羅瑞卿。要打倒羅瑞卿，只能是毛澤東的決策。

實際上，毛澤東打倒羅瑞卿是他利用軍隊的派系（或曰 “山頭”）矛盾，以及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老帥和羅瑞卿的矛盾，而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個前哨戰。

另外，現在中共黨史書上還在說，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在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召開的，最後形成了一個座談會《紀要》。這個座談會及其《紀要》是“江青與林彪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的產物。事實是毛澤東指示江青到蘇州去找林彪“請尊神”（“尊神”者，軍隊也），是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求林彪支持。江青打着毛澤東的旗號，林彪不能不支持。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給軍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確地說：“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

毛澤東為什麼指示江青去請“尊神”，正如江青所說，只有請了“尊神”，“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他們怕人民解放軍”。當時情況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沒有打響，沒有像毛澤東所想像的那樣“一呼百應”，而是受到許多學者的非議，特別是受到一些中央領導人（如彭真、陸定一等）的頑強抵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要江青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代表的軍隊拉上文革的戰車。毛澤東還在《紀要》的標題加上“林彪同志委託”六個字，拉林彪支持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紀要》的炮製和出籠，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步驟。

再一個例子是，是林彪要打倒劉少奇嗎？閻長貴認為，絕對不是，是毛澤東寫了打倒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這個過程中，是毛澤東主動利用林彪，依靠軍隊打倒劉少奇，而決不是相反。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上，林彪被捧上第二位，成為接班人。當年林彪本來是請假不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當時林彪不在北京，在大連休養，毛澤東一定要請林彪到會，讓人一次又一次地打電話，因為毛澤東要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法定程序”換接班人，他需要林彪的一票，來換下劉少奇。閻長貴認為，毛澤東就是要讓林彪在這個位置上為他所用。林彪也正是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從積極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到消極、到應付以致到準備“九大”時希望迅速結束文化大革命，再到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林彪講話批評文革的極左代表張春橋。張春橋等人“四面楚歌”，江青攜張春橋、姚文元到毛澤東處哭告“御狀”。毛澤東“龍顏大怒”，認為反對張春橋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

在“槍桿子”和“筆桿子”大鬥爭中，毛澤東堅定地站在“筆桿子”一邊，從此林彪和毛澤東分道揚鑣，最後釀成——或者說“逼出”震驚中外的“9.13事件”。

閻長貴列舉事實指，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澤東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澤東。連林彪之死都成了毛澤東利用的對象。李德生回憶，對林彪出逃摔死，毛澤東說：“這是最理想的結果！”邱會作也在回憶錄中稱，毛澤東曾說過林彪（出逃摔死）幫了他一個大忙。

閻長貴認為，縱觀從文革開始到林彪折戟沉沙的“9.13事件”，一樁樁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哪一樁不在毛澤東的掌控之中，林彪只不過是他所利用的工具罷了。“文革定義”說林彪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沒有什麼根據；而所以要這樣做，顯然是一種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