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人用人高超絕妙的“惡魔”戴笠

被大陸描繪成“劊子手”、“惡魔”的戴笠，其實是一位事母至孝，待人至厚的血性漢子。與戴笠因共同主持“中美合作所”，而結為莫逆摯友的美國美軍中將梅樂斯，在回憶錄《另一種戰爭》中談到他在來華以前，在美國國務院與陸海軍情報署中，看到戴笠的資料皆為“秘密警察”、“暴力犯罪”，甚至有人言之鑿鑿地指證他意圖殺害自己母親兩次；然而當梅樂斯親眼見到戴笠將軍，深感其精明才幹、堅毅果決、和藹且重然諾的性格，又與之同往敵後家鄉，見到戴笠侍母恭謹有禮，家庭和樂，此一謠言就不攻自破。戴笠死時，72歲的母親猶在堂，三年後老人彌留之際仍頻頻呼愛子之名不絕。然而當時共產黨視戴笠為心頭大患，以為其對國忠誠乃在破壞共黨發展，因此惡毒造謠，無所不用其極。

在費雲文所著的《戴笠新傳》中，即曾記述梅樂斯在戴笠飽受中外流言攻訐，卻不辯一詞時，憤憤不平地說：“戴雨農和那些最密切的工作人員，是我在中國看到的最有事實表現的正當人；但卻反而被人基於一種正當法庭所絕不接受的偽證，施以廣泛的譴責；甚至被一些對事實表現不求甚解的人，要把他從政治上消滅！”

有許多不實的傳聞，至今仍流傳兩岸，將戴笠描述成一位由於掌控了豐厚的資源而揮金如土、販毒吸毒，甚至坐擁如雲美女。然而在良雄的《戴笠傳》中，即記載跟隨戴氏最久的副官郭斌所言：“戴先生是一最易侍候的人，他沒有官氣，能體恤部屬，不計較禮數，偶有差錯，亦不深責。但同時又是一最難侍候的人，他時刻都在動，沒有固定作息時間。有時已命備膳，忽然匆匆外出，無人知他將往何處。有時已經就寢，他又忽而披衣坐起，振筆疾書，亦無人能知他所寫何事。”

梅樂斯與戴笠密切共事，朝夕共處三年，對其私德推崇備至，認為他是一個“極好的人”，並曾嚴峻拒絕梅樂斯提議自他國販送毒品的建議，“因為有違我國法令，恕難從命。”也不願接受梅樂斯所言，自美國爭取頒發特務工作的獎金，“因為忠心不可以用錢買到。”據梅樂斯數年觀察，戴氏每晨六時即起，清晨二時始睡，又對人言緊要公文需在七時以後、夜二時以前送他批閱，可知極為認真，一位豪奢靡爛者，恐難如此規律盡責。至於外傳他因工作上調動公用資金而富可敵國，但身後外人卻發現，竟沒有任何一家銀行有其私人存款。寓居多年的公館中，雖有不少貴重物品，盡皆公務使用，後人整理其衣箱遺物，發現只有若干舊中山服，無一新制者，睹之令人鼻酸。

2011年年初，台灣軍情局退休19人，前往浙江省江山市戴笠故鄉參訪。這是兩岸開放以來情治界受邀正式訪問大陸的首例，雙方均極為低調，主要目的在討論戴笠南京墓園整修事宜。10月，國史館《戴笠先生與抗戰時期情報作戰》叢書與相關研討會的發表，皆顯示國人對於這位亂世英雄並未遺忘。戴笠其人其事，必將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提起中美合作所，大陸很多人想到的是《紅岩》裡軍統特務如何在白公館、渣滓洞酷刑折磨中共地下黨員“江姐”，其實這只是中共“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假宣傳。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成立於1943年4月，結束於1946年1月，目的只是為了二戰時共同打擊日本，跟國共之爭沒有關係。

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海軍很後悔忽視了戴笠事先提供的日軍突襲珍珠港的情報，於是主動提出開展情報合作。1943年4月15日在羅斯福和蔣介石的共同批准下，中美簽訂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協議中明確規定中方是主要負責人。於是中方派出戴笠、美方派出海軍中校梅樂斯負責。在中美合作所里，美軍人員一掃之前高傲白種人的態度，完全融入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特別是親眼看到中國人民抗日條件之艱苦，但抗日決心之頑強，無論日軍如何狂轟亂炸、肆意屠殺，中國軍隊仍然屹守在戰場上，誰還能對這樣的民族加以輕視呢？很快，這些美國軍人成了“戴笠將軍忠義救國軍的一部分”。人們常把這些勇敢的美國軍人稱作“稻田將軍”，他們廣泛地分布在中國各處十個大隊中。

據梅樂斯透露，至少有7萬1千日軍是被中美合作所的武力所殲滅。據統計，中美合作所在中國各地舉辦了22個特工訓練班，教授如何破壞日軍設施，美軍還為軍統提供了9000余噸特工器材、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裝備了10 萬餘名軍統人員，大大加強了中方對日作戰能力，美方還捐助了上千張床位的大型醫院。為了破壞日偽地區的經濟，由美國出技術，軍統印製了大量汪偽政權的偽鈔，最早甚至是在美國印刷的。另一方面，中美合作所也給美軍帶來很大的幫助；戴笠把破譯日軍密碼的技術無保留地傳授給美軍，令美軍得以取得中途島勝利，並炸死日本海軍司令山本五十六。二戰後，美國的一份報告評價中美合作所提供的軍事及氣象資訊，“成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潛艇攻擊敵海軍的唯一情報來源”。合作中，梅樂斯也成了戴笠的朋友。戴笠死時，由於美國政府在國共之間的微妙關係，蔣介石一直把戴笠的正式葬禮延後到一年後當梅樂斯以非官方名義回到中國時。

讓梅樂斯欣慰的是，“中美合作所訓練出的忠義救國軍，平均每死一人，便殺死敵人三人。曾在戴笠部下服務過的人，投奔敵人的，簡直少之又少。”這，得歸功於戴笠看人識人的高超洞察力。早期，每個特工他都要親自考核面談，把其用在合適的地方。比如來自戴笠家鄉的姜毅英，通過簡單問話後戴笠發現她具有男人和女人的雙重性格，於是重點培養她，她成了破譯日本偷襲珍珠港密碼電文的奇才；最後她成為當時國民黨唯一的女少將。再比如被譽為軍統“四大金剛”之一的沈醉，第一次見到戴笠時還只是一個18歲的孩子，不過戴笠從他強健的體魄和精神抖擻的眼神中看出他是個特工好料，19歲就把他提拔為少校行動組長。沈醉殺的第一個人就是自己手下一個叛徒。當戰戰兢兢的沈醉想到戴笠所說“這是為國鋤奸，為民除害”時，終於用一把帶有劇毒的尖竹刀，在叛徒屁股上扎了一下，那人就“莫名其妙”的死了。沈醉努力鑽研，很快成為“軍統第一名探”，他隨手三槍就能打死三隻老鼠，在擒拿、格鬥、綁架等方面也都是能手。在一次追捕共產黨時，沈醉中彈受傷，但依然咬牙堅持，事後戴笠問起，沈醉說：“我如果倒下了，後面的人肯定來救我，那共黨就會乘機跑掉！”1949年由於龍雲投靠中共，沈醉在雲南被抓，在監獄苦熬了十年之後被放出。被洗腦後的沈醉，寫書罵了很多國民黨高官，但他從來不罵戴笠，而且每年還祭奠戴笠。

有“藍色007”之稱的國民黨第二代諜王沈之岳，也是戴笠發現的奇才；沈學識淵博，會英語和俄語，戴笠親自說服他加入軍統。1938年他被派到延安刺殺毛澤東未果，後來成功地顛覆了新四軍軍部。1939年當上海軍統遭受重創時，戴笠找來從來沒有做過特工的小學同學姜紹謨，在短短幾小時的談話中，無師自通搞諜報的戴笠把自己的心得體會傳授給他，結果姜在上海的情報活動非常成功。1940年太行山作為抗日根據地作用很大，戴笠決定把喬家才（後任軍統督察長）派去，加強對日寇的打擊力度。不過，戴笠知道喬的性格比較嚴厲，為人處世往往聲色俱厲，於是戴笠藉餞行酒會以輕鬆的談吐對他加以匡正，告訴他不要只看局部、只看人一時的缺點，在糾正問題時，往往有比嚴厲批評更好的方式，那就是包容：“一個人也需有天地之大無所不包的度量；我們對於一個人，不能求其全。只要取其所長，去其所短就夠了。”結果，喬到山西後真的遇到很多需要妥協包容的地方，最後順利完成任務。谷正文，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致力於反攻大陸的保密局偵防組組長，2007年97歲去世的他，至死也不後悔自己走過的路。當年他是北大的進步學生，曾在林彪的115師擔任偵察大隊隊長。被國民黨抓去後，戴笠跟他密談了幾小時後，他就變成了一個堅定的軍統特工，還在中共山東根據地擔任過不小的職位。後來戴笠派他擔任軍統北平特工組長，對中共在北平的地下活動打擊很大。他曾收服一個叫“草上飛”的小偷，發現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號院的地下電台。利用女傭幫台長夫人發求援電報，然後利用心理戰術，談中共理論的虛幻和現實的反差，最後讓台長李政宣供出了一份上百人的中共在華北和上海的組織名單。……

戴笠死後，接任中華民國軍統局長的毛人鳳在戴笠日記里發現“郭同震（谷正文的真名）讀書甚多，才堪大用”的評語，於是開始重用他。一次谷正文抓獲一個共諜，從他走路姿勢上就認定這人經歷過長征，一審問果真如此。“因為經歷過長征的人具有不同的氣質”。由此可見其觀察力非同一般。後來谷正文策劃了“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差點把周恩來炸死在飛機上。所有這些，都說明戴笠識人的和用人的高超。戴笠的識人用人，可謂一絕。

1933年5月7日上午，一個打扮闊氣的商人帶着年輕隨從住進了北平六國飯店。兩人要了三樓的一個房間，入住後不時朝對面房間張望。中午12點當他們看到一個五十多歲的留長鬚的高個男子和一個年輕女子出現在衛生間時，商人下樓安排車，年輕人端起手槍“砰！砰！”對準那男的後心就是兩槍。在女人撕心裂肺的叫喊聲和聽到槍聲趕來的人群中，年輕人舉着手槍咬着牙喊道：“閃開！我在殺漢奸，沒你們事！”乘人們發愣之時，他已經上車一溜煙跑了。死者是投靠滿洲國的皖系軍閥張敬堯，中年商人是軍統四大金剛之一的王天木。一個月後的6月18日，上海又發生了左派文人楊杏佛被亂槍打死案，這些都是戴笠早年在力行社特務處安排的刺殺行動。等到1937年抗日正式開始後，類似這樣的大暗殺頻頻發生，在抗戰最初三年間，僅在上海一地被各種狙擊暗殺的死傷人數就達數百人之多，被害者主要是漢奸，其中影響最大的除中華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被殺外，還有上海青幫頭領張嘯林被冒充保鏢的特工槍殺、汪精衛偽政權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被僕人菜刀砍死案。

戴笠曾給軍統提出“以不變應萬變”的三大主要特工任務：“情報、行動和電訊”，前面那些暗殺都是行動科的任務。汪精衛偽政府很快的發動利用漢奸李士群、丁默村在極司非而路76號對軍統的圍剿，雙方發生激烈的間諜戰，雙方特別是圍繞上海銀行業的火拚達到高潮，多起震驚國內外的大血案，直殺得雙方銀行職員膽戰心驚，無法正常工作。後來在重慶財政部門的質詢下，戴笠也意識到這樣下去勢必兩敗俱傷，於是主動通過杜月笙斡旋，最後與李士群達成默契，上海大暗殺就此甘休。

在電訊方面，戴笠堅信“破譯是勝利女神”這句軍事諜報名言，從一開始就不惜在破譯密碼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當時國民黨有好幾個密碼破譯機構，軍統的力量還算薄弱的。1936年戴笠手下的密電專家魏大銘破譯出一份日本外交密電，首開紀錄。1938年戴笠以1萬美元的年薪，從美國請來具有破譯天才的赫伯特·亞德利，從而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1939年戴笠從日本俘虜口中得知日軍使用的密碼由日文50個字母組成。1940年，在亞德利與中國女孩徐貞的幫助下，軍統破譯了日本間諜“獨臂大盜”的“書籍密碼”，該間諜把中國高射炮的最高射距1.2萬英尺用密碼告訴了日軍。1941年亞德利將其中國之行寫成《中國密室》一書，但由於涉及機密，直到1983年該書才得以付印發行。

為了交換成果、集中管理，1940年4月1日，在戴笠的建議下，蔣介石批准成立了“特種技術研究室”的全國密碼中心，溫毓慶為主任，魏大銘和蔣介石的機要秘書毛慶祥做副手。溫去香港後，魏主要負責。從1941年起，這個密碼中心就不斷傳出好消息，先後破譯了“日方以橡膠交換蘇聯的木材”的經濟資訊，以及日本將不惜代價與美國“和談”的政治密電，當然最著名的是1941年12月初破譯的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密電。可惜美軍認為，中國的密碼技術還是從美國學去的，怎麼可能一兩年後破譯美國人都無法破譯的最高密碼呢？他們哪裡知道，軍統電訊業務的工作人員達4000多人，電台數百部，早年魏大銘還發明設計了一種小型電台，而且日文很多是從中文演變過去的，有很多內在聯繫，中國人在這方面得天獨厚。

在戴笠看來，做好情報業務除了必須掌握《孫子兵法》〈用間〉篇、《三十六計》等應變技能外，主要是學會如何與人交往，投其所好地了解對方心理，取得信任後學會駕馭人的辦法。如何洞察人情世故，戴笠把自己的經驗歸納為“五字訣”：“裙、辦、師、財、干”。“裙”就是中國人玩政治離不了裙帶關係；“辦”指對外交往離不了蘇秦、張儀那樣的說客和公關人物；“師”就是軍師、機要秘書、參謀長、智囊團等人。關於財和干，戴笠說：“我之將財字排在後面來談，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壓陣腳的東西。當五字訣同時都抓到手是沒有的，破竹過關，要一節一節因勢利導地去干。”

不過這些，對共產黨員不太適合，戴笠常用現實來破除其理想夢幻。

在諜報工作中，戴笠總是用鼓勵、指點，而不是命令的方式強迫部下去干危險的事。戴笠自己就是個不怕死的人。在淞滬大戰時，戴笠白天在上海指揮部署，晚上還冒險開車到南京匯報。一天他被大雨淋得濕透了，高燒了三天三夜，當別動隊培訓班的人來匯報工作時，戴笠糊裡糊塗地抓起枕頭下的一大把錢，要這人去做套中山裝好上戰場。

當來者問他還有什麼要吩咐的，戴笠好像明白了點，掙扎着爬起來搖搖晃晃地抓起筆，吃力地寫了三個字：“不怕死”。這，也算是戴笠一生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