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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鳳陽縣1958—1962年災難實錄
送交者: LuZhiShen 2012年01月10日08:36:3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安徽省鳳陽縣1958—1962年災難實錄


作者:金輝

 

獻給━━我的多災多難的祖國和我們前途未卜的人類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

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既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嚴重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大的戰亂和嚴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但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災難卻鋪天蓋地地籠罩了全中國。它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筆 者按:鳳陽縣位於中國安徽省東北部,淮河中游南岸,地處北緯32°37′~33°03′和東經117°09′~117°57′之間。東西長74.64公 里,南北寬49.6公里,面積1920平方公里,其中崗地占63.7%,淺山區占22%,平原占11.2%,湖泊占3.1%。鳳陽地理條件優越,自然資源 相當豐富,年平均氣溫15℃,日照2248小時,年降雨量800—1000毫米,無霜期210天,氣候溫和,雨量適中,四季分明,適合農作物生長。糧食作 物以稻、麥為主。1958年有耕地143萬畝,人口402700人。

在中國歷史上,鳳陽是個有名的地方。14世紀這裡出過一位朱元璋先生,此人後來成為明王朝的開國皇帝。鳳陽花鼓也同樣名聞遐邇: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鳳陽縣誌》稱:人民“饑寒困苦,他處人所不能忍者,獨能忍之”。

鳳 陽縣在當代中國之有名,還因為它是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最主要之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通稱“大包幹”)的發源地。鳳陽人民為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農業闖 出了新的路子。大包幹,按鳳陽人的說法,是農民自發地起來造了共產黨的反(實際上是造了極“左”路線的反)。這一舉動發端於鳳陽決非偶然。鳳陽人對於刻骨 銘心的1959—1961年三年災難還記憶猶新,在那場災難中鳳陽人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巨大太悲慘。

一 個偶然的機會,筆者接觸到了一批鳳陽檔案史料的抄件。這些以鳳陽縣黨政機關文件為主的幾十萬字的原始材料,實實在在地錄下了1958—1962年間鳳陽農 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始軌跡。這些當年形成的原始材料,真實而具體地記錄了那個年代在鳳陽大地上所發生的事情──從大躍進的“奇蹟”到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歷史 性“實驗”,從“共產風”的狂瀾到人口大量死亡的悲慘世界……筆者謹將其中的部分內容摘錄於下,奉獻給讀者。小標題和按語為筆者所加。摘錄時對個別材料進 行了緊縮,筆者所加的連綴和說明文字均用【】括上。為節省篇幅,除幾個主要文件外,其他則沒有註明材料名稱。每段引文在右上角標明事件發生的時間,並在末 尾註明成文的時間。

這是一份每一個字都浸透着血浸透着淚的 真實記錄。筆者認為,這些材料的真實性是無可懷疑的。並且,我們有理由相信,對於實際發生的悲慘事情,這些當時的記錄只可能掩飾、縮小和不完全,而不可能 誇張或無中生有。僅從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來看,文件中提到1959和1960年兩年鳳陽共死去60245人。實際數字肯定更多。這從歷年人口發展變化的情況 中可以看出來。鳳陽縣50年代末的人口高點大約在41萬人左右,而經過三年災難,總人口再度恢復到這個水平,估計是在1971—1973年。也就是說,期 間經歷了10—12年。而整個中國,如果在三年災難中非正常死亡為4000萬人,即占原有總人口(67207萬)的59.52‰,那麼經過了不到兩年的自 然增長,總人口就恢復到原有水平。鳳陽的人口恢復時間卻是全國時間的6倍之多。由此,任何人也不難想象,災難中的鳳陽人口損失比例之高和程度之慘烈。

筆 者不知道鳳陽是不是三年災難時期中國大陸人口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縣份,但是,鳳陽卻由於很偶然的原因,留下了關於那場災難的不可再得的原始記錄。中國有着 世界上最完整最豐富的歷史文獻,據說占了人類文化遺產總和的一半以上。而我們將要看到的這類材料,一般都是官方避諱、史書不載的。於是,這些不論從什麼角 度和什麼意義上說都屬於絕對的罪惡的東西,就從歷史的長河中永遠消逝。而這個安徽省的鳳陽縣,在三年災難的後期,由上面派來了工作組進行整頓,因之災難中 的一部分真實情況才得以形諸於文字。而這些文字竟然能夠保存了下來。再後來又竟然能夠傳流出來,並且能夠正式出版(見《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 展實錄(1949—1983)》,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12月,北京)。對於有着浩如煙海的史籍的中國,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我們在此尤其應當 感謝為使這些珍稀材料能夠流轉於世而付出過艱辛努力的人們)。也許,中國在那場大災難中無聲無息消失了幾千萬人,只留下了這相對完整的唯一的原始記錄。

這 是一份我們的民族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代價才得到的沉重的歷史遺產。它不僅屬於政治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更屬於億萬蒼生屬於全人類。因之,這也是任 何人、任何力量都沒有權力沒有資格隱瞞的材料。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從多種角度去解讀那段災難的歷史,以更深切地了解人類與災難、災難中的人與人性,進而了 解人本身,明白應該怎樣與自然與同類相處,明白人類的自我控制是消除或減輕災難的根本。

這 些材料說明,我們的記憶往往並不準確,甚至極不可靠。耳聞目睹道聽途說的局限、媒體的灌輸與誤導,會使我們對即便親身經歷的歷史也發生偏見。“三年自然災 害”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即是一例。50年末到60年代初,在鳳陽大地上,既沒有發生戰亂,也沒有天災,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但是,一場完全人為的浩 劫,卻使鳳陽成了真正的人間地獄,其悲慘與黑暗,其暴虐與殘酷,其血淚斑斑,其觸目驚心和令人髮指,都是現代文明人類所難以想象的。然而,它卻是當代鳳陽 人的真實經歷(考慮到一般讀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有的過於恐怖和慘無人道的細節,這裡沒有摘錄)。筆者請求每一位尊敬的讀者,仔細閱讀反覆品嚼下面的原始材 料中的每一個字。常常是寥寥幾個字,就包含了一個悲慘的故事。

這些材料同時也是對肆虐中國大地20多年的極“左”路線的最好註解。極左路線在中國的社會基礎是什麼?人們對極左路線既然深惡痛絕又為什麼不能有效地去抵制它?我們在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後所得到的主要教訓是什麼?為什麼這些教訓不能被深刻地理解和記取?

這 些原始材料,不僅為後人留下了災難過程中令人毛骨竦然的恐怖細節和使人慾哭無淚的災難後果,而且具體而微地描繪出了災難的起因和完整過程。三年災難並不是 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鳳陽人及至中國人命中注定的。然而,巨災大難卻實實在在地發生了。從這些材料中,人們終於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那場史無前例的 大災難,到底是怎樣孕育和製造出來的,災難又是怎樣被推波助瀾、愈演愈烈的,而中國人又是怎樣被生生打入無邊苦海的。

這 是一份關於人類生存狀態的記錄,這是一份關於生命的脆弱的記錄,也是一份關於人性的脆弱的記錄。人們製造了災難也承受着災難,災難加速了人性的異化、扭曲 和淪落,同類相煎相殘又使災難登峰造極,生命於是更加脆弱。那大災難如同席捲千里的燎原烈火,孤弱無助的人們如同烈火中轉瞬即被無情吞噬的小草。星移斗 轉,千古暴虐並沒有貶值;歲月流逝,煉獄中人絕望的呼喊至今還在我們的耳際……

為了我們民族的巨額“學費”沒有白付,為了不讓這類大悲劇和大災難再次降臨,為了我們和後人能夠獲得真正的人的尊嚴,我們應該有勇氣正視昨日的血淚和昨日的悲辱。

請看人間怎樣變成地獄──
請看災難怎樣無中生有──
請看大恐怖中人性如何全面失控──
請看大災難中社會遊戲規則如何全面崩潰──
請看這就是我的祖國我們的同胞──

災難乍起: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組織軍事化、
放高產衛星、大煉鋼鐵、“文教戰線滿堂紅”

按:1958 年4月1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說:在中國這張“一窮二白”的白紙上,“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6月14日,劉少奇同中 國婦聯黨組談話時說:“毛主席講過兩次,家庭是要消滅的。他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8月13日,人民日報報道,毛澤東9日在視察山東省歷城縣時說: “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毛澤東的這一指示發表後,一個大辦人民公社的熱潮迅速在全國興起。

1958年8-9月

我 縣自8月17日開始,到9月25日,共48天,全縣已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在組織形式上,是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政 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結合。勞武合一,組成了1個師、15個團、96個營、619個連、2699個排、38600個班。(1958.9.25)
1958年8月
在組織軍事化方面,仍然發現有個別地方男女分開居住。(1958.8.24)
1958年9月
利民社紅心街在本月20日晚上就把200多戶男女實行分開居住。(1958.9)
1958年
在辦社過程中,據統計全縣共辯論和鬥爭722人,其中貧農96人,下中農58人,上中農438人,富農63人,地主32人,其他35人。(1958.9)

1957-1958年

自 9157年10月至1958年6月13日止,通過整社、鳴放、揭發檢舉,搜集整理了地、富、反、壞分子單人材料4196份。其中,經研究批捕1327人, 管制1406人,鬥爭批判和監督生產1025人,不予處理的127人,尚未研究決定的313份。此外,通過偵察破案、打擊現行反革命活動,逮捕366人, 內部肅反和搜捕外逃共捕45人,對國家機關、企業、學校清除出來的反、壞分子及城鎮反壞分子,集中勞教59人。

綜 上,地富反壞分子受到各種打擊的共4214人,占四類分子總數的89%,占全縣人口總數(400924人)的1%強。其中,依法逮捕1736人,占四類分 子總數的16%,占全縣人口總數的0.43%;依法管制1406人,占四類分子總數的13%,占全縣人口總數的0.35%。(1958.6.15)

1958年6月
縣 委副書記張秉堯在全縣有線廣播大會上提出:“我們要求夏季作物樣樣豐產,要培育畝產5000斤到10000斤到20000斤的水稻,畝產10000— 20000斤再到200000斤的山芋,畝產3000斤的烤煙,畝產2000斤的玉米,畝產1000斤的大豆,畝產雙千斤的黃豆,畝產千斤以上的皮棉,為 實現1958年全面大豐收的光榮任務而奮鬥!”(1958.6.14)

1958年9月
鳳陽煙草試驗站三顆巨星震動人心:預計,一號衛星田1.6畝,畝產20萬斤;二號衛星田1.5畝,畝產5萬斤;三號衛星田1.8畝,畝產3萬斤。力爭全國烤煙單產最高紀錄。(1958.9.17)

1958年9月
鳳陽縣太陽升社主任張士俊以自己計劃畝產7萬多斤的衛星煙田,大膽地提出與定遠縣八一社計劃畝產130萬斤的衛星煙田比高低。(1958.9.16)

1958年
鳳陽縣冶金部關於下達冶金任務的命令:

自10月1日起,全縣日產鐵任務300噸,全縣建爐任務1500座,並保證有700座0.5立方米以上的小高爐正常出鐵,同時應趕製大風箱,9月底突擊完成1200個。

為 保證完成任務,要:1、政治掛帥;2、發動群眾進行“抗旱”,號召群眾把舊磚、廢鋼鐵、木料獻出來,解決用材不足的困難;3、苦幹鑽研,取得經驗,召開爐 前會議就地推廣;4、各級對分配任務要嚴肅對待,無故不完成任務者要視情節輕重,給予處分;5、強調匯報制度,每日匯報一次,緊急情況隨時匯 報。(1958.9.19)

1958年

當9月份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大辦鋼鐵工業、大搞群眾運動的方針後,在全縣範圍內迅速掀起了全黨全民大辦鋼鐵運動,運動最高峰時,共有6萬3千餘人爭赴鋼鐵前線。

建成平爐3000餘座,1立方米高爐875座,1.5立方米高爐163座,6.5立方米洋高爐2座,沖天爐18座,紅爐129座,煉鋼爐3290座之多。現在臨淮、門台兩地的鋼鐵基地已初具規模。

在三四個月的時間裡,經過數萬鋼鐵大軍的日夜奮戰,以及全縣40萬人的熱情支持,10月份的鋼產量與5—9四個月鋼產量的總和相比,增加了31倍多。11月份的鋼產量與10月前產鋼總和相比,也增長了22倍多。(1958.)

1958年

因平時對廣大群眾安全教育不夠,加上我們的安全設備條件又較差,所以在工作中曾發生中煤毒、燒傷、打爛、壓死等傷亡事故,並在小溪河煉鐵營因失火造成燒死、燒傷22人的事件。(1958.)

1958年

臨淮鎮小學1000多名師生,煉鐵中擔任破碎任務,當他們認識到完成1070萬噸鋼的重大意義後,即向黨委提出:“不怕礦石硬,不怕流血汗,只要多出鐵,寧願手磨爛”的戰鬥口號,10多天就完成礦石96萬多斤。(1958.)

1958年10月

為 完成今年鋼鐵生產任務,於10月20日掀起了全民鋼鐵“抗旱”熱潮。縣裡提出了“家家挖潛力,人人獻鋼鐵”的口號,有的單位提出要求:“土裡挖,水裡撈, 室內搜,室外找,令廢鋼舊鐵升帳”。在縣直機關里全體職工提出“叫鋼鐵無處藏身”的口號,他們打開了保密室,找出舊保險柜、自行車架、鋼絲、煙囪、鍋、 鏟、棒、釘等1400多斤。(1958.)

1958年

社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了共產主義精神,根據6個鄉的統計,到目前為止,已平墳、遷墳37674個。(1958.8.24)

1958年

1958年受理案件情況

一年共受理刑、民事案件2612件,其中刑事案2371件,民事案241件。共審結邢民事案2734件,其中刑事案2443件,民事案291件。

在受理的2371件刑事案中,包括:反革命450、破壞農業社193、破壞統購統銷76、破壞森林2、貪污75、搶劫8、慣偷18、偷竊410、殺人29、過失致死9、傷害6、強姦21、姦淫幼女8、侵犯人權14、違法亂紀5、責任事故2、妨害婚姻家庭44。

判刑情況:死刑10、死緩12、無期徒刑11、15年以上28、10年以上不滿15年64、5年以上不滿10年386、3年以上不滿5年631、1年以上不滿3年773、不滿1年39、緩刑13、管制及剝奪政治權利502。(1959.1.15)

1958年

全縣共辦紅專大學154所,農業中學46所,小學509所,農業技術學校24所,俱樂部156個,文化宮44個,劇團105個。(1958.9.25)

1958-1959年

1958 年以來,城鄉群眾性體育運動更廣泛而深入地開展起來。到1959年底,全縣參加體育活動的達16萬人,湧現出國家級運動員578人,國家級裁判136人。 通過勞衛制各級標準的13642人,組織籃球隊1563個,鍛煉隊2684個,青少年業餘體校172所。參加乒乓球隊的15681人,參加射擊活動的 147200人,參加軍事野營、航模、無線電活動的達20000人。(1960.7.5)

1958-1959年

1958年成立鳳陽文聯,文藝創作組織經過整頓,並成57個。1959年底,全縣擁有文藝創作隊伍43000餘人,目前正在掀起“萬人編、萬人寫、萬人歌、萬人舞”的高潮,為建國10周年獻禮。

1958 年根據安徽省委“關於搜集和編選民歌”的通知,掀起創作和搜集民歌高潮。全年共寫出民歌200萬首,1959年又寫出300萬首,1958年創作整理各種 戲曲節目2400個,挖掘編寫小說、特寫、散文、故事3400篇,1959年更達5700篇。(1960.7.5)

1958-1959年

1958 —1959年,本縣掃盲工作出現了一個“掃識字盲,掃文化盲,掃科學盲”的原子爆炸。口號是:“千人教,萬人學;萬人教,全民學;夫妻同學,三世同窗;男 女老少學文化,漫山遍野讀書聲”。這一年發動111741人入學,突擊掃盲97791人,並對脫產學員組織44775人參加業餘高小學習,1970人參加 業餘初中學習。(1960.7.5)

1958年

掃 盲工作,任務數102092人,已組織入學103335人,占任務數的101.2%。今春以來,我縣掃盲工作在各級黨委的直接領導下,和農業一起捲入“一 天等於20年”的新時代。經過10天動員,原有農民市民文盲半文盲102092人已全部組織入學,入學率達100%。在各鄉文教衛生、宣傳委員、中心小學 校長參加的文教會上,提出:“解放思想,攻開千年文化碉堡”,“生產忙,工作忙,就在忙中掃文盲”,“集中學,分散學,15天學1500字”的戰鬥口號和 措施要求。掃盲工作聲勢浩大,在抗旱保苗最緊張的同時,用革命的辦法掀起掃盲大高潮,經過10天苦戰,全縣農民有97791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職工有 817人摘掉了帽子,做了文化的主人。基本上實現了無盲縣,並得到了專區的好評。(1958年底)

1959-1960年

在 1958年取得輝煌成績的基礎上,1959年冬又掀起了掃除文盲和文化學習高潮。至1960年春節,全縣共組織青壯年95759人參加掃盲和業餘文化學 習。其中掃盲班57284人,高小班38223人,初中班462人。不但將1958年底掃除的文盲因未及時鞏固復盲的52254人又回熱以外,同時還掃除 了剩餘的文盲半文盲1342人。(1960)

1960年

總的奮鬥目標:大戰1960年,實現文教戰線滿堂紅,力爭全省第一,全國聞名。我們的行動口號是:“汗可淌,血可流,不奪全省第一誓不休!”(1959.12)

1958年7月

全 縣衛生人員幹勁十足,僅從7月28日至7月31日短短4天內,就將原有的5個公立衛生所、2個大社門診部和12個聯合診所,分別擴建為5個地區中心醫院、 23個鄉醫院,83所社衛生所,地區保健站5所,社產院117所,病床332張,產床370張。目前已基本做到鄉鄉有醫院,社社有產院,院院有床。產院的 設備一般都是本着多快好省、以原有設備因地制宜、因陋就簡,適合於農村的要求。(1958.8.16)

1958年

1958年冬,將全縣原有的醫療機構調整為14個公社醫院,126個大隊醫院,7個婦幼衛生站,23個中心醫院,111個產院分院。(1960.7.5)

金 輝曰:這是一個“一天等於20年”的時代。這是一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時代。這是一個“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的時代。欣逢盛世,做了幾千年小康 和溫飽之夢而不得的中國人毫不懷疑,“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共產主義”就在眼前。人們縱情高歌:“人民公社是金橋,通向天堂路一條!”

在如夢的狂熱之中,充滿了莊嚴的荒誕和真誠的謊言,充滿了偉大的胡鬧和美麗的畫餅。只是,當噩夢醒來之後,人們才明白自己距離“天堂”到底是更近了呢還是更遠了;只是,一個民族即使再“勤勞勇敢智慧偉大”,又能經得起幾次這樣的“實驗”呢?

“反右傾,鼓幹勁”

──1958年的災難本應到此結束,然而廬山會議卻使那成為一場真正災難的小小序幕

按:1959 年7月26日,廬山會議上印發毛澤東《對於一封信的評論》中說:“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 進攻之勢。”7月31日,毛澤東在遼寧省委的報告上批語:“反右傾,鼓幹勁,現在是時候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看不到這一點,是瞎子。在廬山會議上提出 反冒進,大潑其冷水,簡直是罪惡。”會議結束之前毛澤東又寫道:“我們現在必須作戰,從三方面打敗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 面。”

8月10日,毛澤東在關於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 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之事的報告上作了極為嚴厲的批語:“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 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 別,散步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明顯證據之一。……高崗集 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 惑,……要挽救他們,要在廣大幹部中進行徹底的揭發,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

廬山會議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都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全國有三百幾十萬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959年11月

《中共鳳陽縣委關於整風整黨工作計劃》:

在 黨和幹部中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右傾思想和右傾情緒,覺悟不高,對當前形勢缺乏正確認識,對人民公社、大躍進存在模糊認識。特別是在部分黨員和幹部中存在着代 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大辦鋼鐵,反對糧食統購統銷,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挑撥工農關 系,惡毒誣衊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千方百計地把人民公社搞垮,把公共食堂搞垮,阻撓和破壞大躍進。 很顯然,他們所堅持的是一條反動的資本主義道路。(1959.11.5)

1959年

【中共鳳陽縣委《趙從華的反黨罪惡材料》(趙從華,1942年參加工作,同年入黨,1954年任鳳陽縣委書記處書記,1958年兼任縣長)摘錄:】

一、反對人民公社:

1、他認為人民公社辦早了,辦快了,中央未搞試點。他說:“辦人民公社,中央應當先辦試點,取得經驗後再逐步推廣,這樣就不會出這麼多問題”。

2、反對集體所有制,主張包產到戶宣揚單幹的優越性。主張把小隊的地分給社員自由耕種,並進行試驗。

3、勒令解散食堂,他打電話批評殷澗鄉黨委書記:“你們鄉食堂為什麼散得這麼慢?就是你們幹部思想有問題”,又說:“不想退食堂,一是想多吃,二是想貪污,三是想搞鬼”,表揚食堂散得快的。

4、到處搜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點滴缺點加以擴大宣揚,並無中生有捏造事實,衝擊人民公社。

二、反對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大辦鋼鐵……(1959.10.30)

1959年3月

【縣委四級幹部擴大會議】肯定了大豐收,這就充分顯示了去年大躍進的偉大成就,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的巨大優越性,充分顯示了總路線的偉大勝利。使懷疑派、算帳派找不到藉口,使階級敵人無空子可鑽。(1959.3.8)

1960年

去 年春節時,福建空軍後勤部副部長潘康同志,回到家鄉小溪河公社新華大隊,看到人口大量死亡,他家裡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見以繆堅為首的公社幹部大吃大喝, 極為不滿,與繆堅進行了一次爭吵。潘回部隊後,繆堅等發動大隊、小隊幹部連去三封檢舉信,說潘康“思想右傾”“立場不穩”,回家“攻擊人民公社、大躍 進”,使潘康同志在部隊遭受鬥爭。當部隊第一次派人來鳳陽了解情況時,小溪河公社黨委還以欺騙手段,供給假材料,繼續掩蓋真象,使潘康又遭受第二次鬥爭。 在潘再次要求領導到鳳陽調查時,雖弄清了真相,但縣裡還多方尋找死人原因。(1961.2.1,【1】)

1959-1960年

整風運動自1959年10月開始,於今年3月全面勝利結束。

反右整風運動首先在縣直機關、中等以上學校、縣管以上廠礦進行。然後,逐步推廣到公社、社直機關、財貿基層單位、小學、城鎮居民、工商界、中等以上的學生中。

整風運動的收穫:

1、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猖狂進攻,保衛了三面紅旗,保衛了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使黨員幹部受到了一次階級教育,分清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界限。

2、反透了右傾,鼓足了幹勁,促進了工農業生產和各項工作的大躍進。

3、反透了右傾,樹立了敢想、敢做、敢為的社會主義風格。

4、克服了右傾思想,轉變了工作作風。(1960.3.20)

金 輝曰:我們的記憶往往並不準確。對於那個年代,人們大都記住了忘我投入的獻身狂熱,而忘記了創造和維繫這種狂熱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一系列的政治高壓和思 想強制。經過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和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任何獨立思考都成了大逆不道。被全面剝奪之後的中國人,於是沒有了思想,只剩下“黨性”; 沒有了良知,只剩下欲望。人於是形同行屍走肉。而行屍走肉的行為,也就不是用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了。記住這一點,是我們“理解”下面材料中所敘述的一切的 關鍵

共產風──一平二調,扒房並莊,砸鍋砍樹,雞犬不寧,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

按: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說: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各省參加會議的人,回去還傳達了毛澤東在非正式場合講的一些話: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全國就是一個大公社;馬克思與秦始皇要結合起來;東西調不出來,要點強迫命令,等等。

1958 年10月28日,山東范縣召開萬人大會,縣委書記宣布:“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畝產兩萬斤糧食,“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 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11月6日,毛澤東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 可行的,時間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緊嘛,三年不成,順延也可以嘛。”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動力,多付了一點錢,刮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

1958-1960年

地委並報省委:

11 月19日我們組成一個59人的工作隊,由陳振亞同志率領,到小溪河公社進行貫徹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的試點工作。20日召開了公社、大隊、小隊、小組四級干 部和社員代表大會。從會議揭發的情況來看,這個公社自1958年冬季以來,由於沒有認真執行和違反黨的方針政策,因而發生了一些十分嚴重的問題,使生產關 系和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給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帶來了很大困難。

一、 “共產風”刮的特別大,始終沒有平息。1958年冬季,初辦人民公社時就颳起了一陣共產風。去年春季以來,共產風更是層層挪刮,一級大一級,一陣緊一陣, 到今年春季,形成第二次高潮,由上到下,層層共產,相互共產,集體共個人的產,有些人昏頭轉向,說什麼:“人民公社化,不分你我他”。

共產風的範圍無所不包,大的有勞力、耕畜、土地、機器,小的有鍋、碗、瓢、勺。在高潮時期,少數嚴重的地區,竟發展到拉牛拖耙、扛犁子、調糧、集中家禽家畜、扣款扒房、並莊,你揩我,我揩你,亂來一通。據九個大隊不完全統計,一平二調的財務有:

土地9224畝,機器9台,農具711件,勞力2022個,耕畜400頭,

烤煙2321擔,糧食756825斤,資金201770元,馬車6輛,木船1隻,

家禽805隻,豬羊991頭,木料5130根,房屋1054間,柴草4766擔,

果樹334棵,瓜菜419950斤,其他車輛49台。

公 社為了發展社有經濟,就不擇手段,大量集中下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辦農場,就占長塘大隊最好的地3200畝,社員說:“我們這塊肥肉讓公社吃掉了”; 辦畜牧場,就抽調大小牲畜227頭;辦豬場,不僅趕來大隊、小隊的種豬、母豬、小豬、肥豬339頭,並打了一個電話把長塘大隊的先進豬場劃規公社;辦砂場 搞運輸,就抽勞力398個,拉來平車33部,馬車6輛,船1隻,騾馬11匹;成立農具廠,就抬大隊機器9部。生活困難就亂調糧食336800斤。需要用 錢,就揩大隊賣糧賣煙錢182500元。房子不夠住就攆人搬家,侵占民房197間。去年秋季,國家修鐵路補償小溪河大隊河路改道費10398元,被公社全 部扣去,造成河未挖,水路不通,每逢中雨,不僅淹沒莊稼,還淹得幾十戶群眾搬家。鐵路賠償山河大隊社員房屋拆遷費2633元,公社只付給群眾105元,其 余都被挪用了。以上共折款672404元,每人平均17.93元。僅長塘一個大隊被公社侵占的就有土地3200畝,勞力74個,牛52頭,馬車1輛,騾馬 三匹,手車五部,平車四部,木船1隻,大小豬336頭,烤煙900擔,糧食14萬斤,民房145間;山河大隊三關廟生產隊共有12頭耕牛,被公社砂場一夜 拉走11頭。

大隊也藉口個人服從集體,小集體服從大集體,大揩生產隊和群眾之油。燃燈大隊強行收購社員的洋蔥,只給30%的價錢。小溪河、山河、燃燈的社員到信用部提取存款,也要經大隊批准,有的社員就氣的把存摺撕掉。

社 員的自留地多次被沒收,沒收又還,還了又收,收了不種,大部分荒蕪。石馬大隊還把社員私人的南瓜秧拔到隊的地里栽,一棵未活。山藥、毛芋、生薑是小溪河地 區有名的價值高、產量大的土產品,去年今年兩年沒叫種,拔掉苗不准社員生產。李武大隊總支書記郭金山居然規定:“三年內見苗都是犯法”。以至造成全社 108個小隊429個小組中,就有46個小隊、218個小組沒有山藥,70個小隊240個小組沒有毛芋,62個小隊214個小組沒有生薑。…… (1960.11.24,【2】)

1958-1960年

地委:

根據地委指示,我們派一個8人組成的工作組,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五風”情況進行了調查,現將情況報告於後:

山河大隊是由原山林、山河兩個高級社合併而成的,現有11個生產小隊,土地25692.7畝,2970人,耕畜341頭。解放以來,由於黨的領導,產量連年提高,樹木成林,牛羊成群,因此有“小江南”之稱。

自 1958年冬季起,這個大隊的共產風就開始刮了起來,不僅始終沒有得到糾正,還越刮越大,到去年春天和今年春天達到了最高峰,直到今年秋初,還在陸續地刮 着。公社刮,大隊刮,小隊刮,小組刮,食堂也刮,其中以大隊刮得風最大最凶。刮的範圍無所不包,大自土地、耕畜、糧食、房屋、農具,小到桌椅板凳、鍋碗瓢 勺、雞鴨豬鵝。據統計,公社侵占去的土地有3512畝,耕畜58頭,糧食2548斤,房屋120間,大型家具5件。大隊刮生產隊和社員的耕畜28頭,木料 119根,勞動日11471個,資金208元,房屋114間,豬羊93頭,家具7件,家具48件,大隊調個人的糧食5316斤,大隊所在地的任莊子的房子 20餘間,全被大隊占去。

三關廟生產隊先後被大隊調走了耕 牛14頭,母豬12頭,木料27根,現金60元,勞動力48個,占全隊整半勞力總數的30%。由於耕畜少,勞力弱,105畝秧苗只栽了45畝,其餘40畝 秧老掉了,少栽水稻600畝。今年春種的作物,除20畝穀子收了83斤外,100畝高梁、53畝玉米、23畝棉花,因一次未鋤,顆粒無收。

前廟生產隊共有土地3296畝,被公社調走320畝,公社各單位占去360畝,修鐵路占去240畝,占耕地總面積的37%。牛被調走21頭,每頭牛由原來負擔40畝增加到100畝。

生 產隊、生產小組和食堂的共產風更是一陣緊一陣,需要房子就要社員搬家,沒有辦公用具和炊具,就刮社員家裡的東西,沒有草燒,就扒社員的房子,沒有菜吃,就 沒收社員的小園地和提社員家的鹹菜罈子,就端社員家的醬豆缸。全大隊33個食堂,光是今年春天扒拆社員的房子就有526間,沒收了社員的小種糧5316 斤。

這個大隊刮共產風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五花八門,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 在“小集體服從大集體”的藉口下,大量集中小隊和社員的家畜家禽和生活資料。大隊實行了五個“集中”:1、豬集中。去年大隊為了辦“萬頭豬場”,集中了小 隊和社員的豬125頭,由於管理不善死掉一大部分,剩下的被大隊幾個幹部分掉了。2、雞集中。他們規定,每戶社員或每個勞力,必須交2隻雞,辦“萬雞 山”,並規定每戶只准養雞3隻,雞翅膀上標上名字,“無名充公”,違者沒收或者鬥爭。3、鴨子集中。去年秋天,大隊在一天早上趁人不備,統一行動,突然出 擊,從各村各戶抓去群眾的鴨子350隻,搞到山上集中餵養,由於天熱缺水,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死、跑、偷、吃349隻,只剩下一隻鴨子還被幹部偷吃掉。 4、廁所集中。他們把社員的私人小廁所全部扒掉,集中起來一個莊子蓋一個大廁所,有的離村較近的還能積到一些糞便,有的離莊子遠的,半年都沒有人去拉屎。 5、山芋母子集中。今年春天,各個生產隊已經開始育山芋苗了,大隊下追命令,把小隊已育出的山芋種全部集中到大隊育苗,結果很大一部分爛掉,因苗少只栽了 919畝,代圩生產隊200多人,只栽山芋60畝,其中50畝栽遲了,每畝只收幾十斤。

二、 強調一切歸公,限制社員發展正當的副業和小生產。這個大隊的幹部,張嘴這樣也是資本主義道路,閉嘴那樣也是資本主義道路,他們規定:每戶只能餵一頭豬、三 只雞,多了就要沒收。1958年,全大隊共養豬995頭,今年僅有138頭。大趙生產隊幾十戶人家到現在雞子絕了種;代圩生產隊在1958年100多戶社 員家家有豬,而今年全隊只餵了3頭糙子豬。

生薑和毛芋是山 河大隊的特產,群眾依靠這兩項收入來調濟自己的生活,可是今年這裡連種也絕掉了。幹部的理論是:因為生薑賺錢,社員的錢多了,會發展資本主義。為了防止生 姜“長出資本主義”,他們在1958年和1959年兩年的秋天大滅生薑,一方面搜社員家裡的生薑種,一方面去挖人家的生薑地。全大隊僅漏掉了兩棵生薑秧, 被他們看見後,今年春天也給拔掉了。

社員自留地1959年春天收了一次,今年春天又收了一次。這樣收了又還,還了又收,把社員搞得心神不定,無心安種,種後不管,收後不種,大部荒蕪,草長半人深,社員諷刺說:“燒鍋可方便了,出門就是草。”(1960.11.24,【6】)

金輝曰:僅剩的兩棵生薑秧也要斬草除根,剩下的最後一隻鴨子也被他們偷吃掉,這個大隊的幹部們可謂認真徹底。不僅如此,他們在執行上級指示中還非常富於創造性,這種創造性把“小江南”搞得地里不長糧,村里無家禽。稍後,這種創造性還有更驚人的表演。

1958-1959年

全 縣統計了一筆大賬,在小隊與小隊、小隊與大隊、大隊或小隊與公社之間無償調撥的有現金2157365元,糧食3038188斤,煙葉3732647斤,棉 花32584斤,勞力348200個,耕畜2391頭,農具2486件,肥料1958049擔,種籽2858682斤,禾苗917704畝,生豬2889 頭,山芋4499648斤,胡蘿蔔8727089斤,草308000斤。(1959.3.30)

1958-1960年

縣 委黨群、政法、財貿、工交、農業、文教六個口及所屬的基層單位共刮各公社土地8220畝,房子364間,木料39根,耕畜29頭,拖拉機1台,車輛1部, 葦子500捆,資金2500元。初步統計,全縣一平二調的財務就有土地63399畝,房子111450間,糧食2414000斤,木材32129根,耕畜 1537頭,豬羊2767頭,家禽5431隻,農具6368件,機器8台,木船46隻,車輛428部,柴草92萬擔,瓜菜15萬擔,資金18.8萬元,以 上共折款732萬元,平均每人27.1元。有的情況相當嚴重。強占民房,攆人搬家,不搬就把人家的東西往外扔。有的人家被逼得東逃西竄,有的一家大小十幾 口人擠在一間小房子裡。縣委要求,幾天之內實現車子化,下邊沒有木料,只好扒社員的房子,用社員私人的木料,搞房前屋後的樹木。共產風把人家的小鍋子都刮 走了,老年人要求留下一口鍋燒開水都不准留,有的幹部當社員的面就把鍋給砸爛了。

主要歸納為有六不分:1、刮調糧食窮富隊不分;2、報酬一樣,勞力強弱不分;3、積極勞動與不積極勞動同樣吃飯拿工資,生產好壞不分;4、不問大人小孩,吃飯糧標準不分;5、集中社員生產資料不給錢,公私不分;6、包產拉平,土質水利條件不分。

兩不高:社員生產情緒不高;幹部工作責任心不高。

四不清:收的不清;打的不清;揚的不清;掃的不清。

七不干:人不到齊不干;報酬不一樣不干;吃的不一樣不干;牲畜農具不一樣不干;幹部不到不干;輕重活不平均不干;土地遠近不一樣不干。

十多:糧食糟蹋浪費多;曬飯干、芋頭干的多;倉庫損耗多;不幹活的多;投機取巧的多;私分瞞產的多;農具隨便丟失的多;牲畜不注意愛護的多;窮富隊鬧意見的多;窩工浪費時間的多。(1961.1,【3】)

1958-1960年

門 台公社宏光大隊共產風颳得也較普遍。上自公社下至小隊,層層都調,大有房層、土地、耕畜、樹木,小到鍬、鐮、鋤、杈,還有桌、椅、板凳等,計有百餘種,共 調金額31000多元,一直刮到去年秋後還在沒收社員的園地上收的菜種和蒜頭。甚至規定三四戶人家只留一口水缸合用,其餘的水缸統統調出作糞缸,全隊共調 出200多口。(1961.3.14)

1959年

1959年,縣委書記趙玉書親自到府城公社紅旗大隊布置,把社員的口糧、菜、柴草集中到食堂,掀起了新的共產風。結果有些隊不准社員家冒煙,把社員的小鐵鍋也集中了,“三集中”變成了“四集中”。(1961)

1960年

小 溪河公社扒房並莊的現象也是嚴重至極,因此曾有7個大隊的25個村莊無人居住。石馬大隊大郢生產隊將5個村莊並成1個,男、女、老、少分四處居住。喬山大 隊31個村莊,今年6月份,總支書記梅樹華強迫群眾在半天之內並成6個莊子,扒掉房子300多間,黨員不干開除黨籍,團員不干開除團籍,社員不干不給飯 吃。社員無家可歸,外流100多人集中以後,有14戶40人住在3間通連的房子裡,晚上大門上鎖,民兵持棍把門,尿尿拉屎都在一 起。(1960.11.24,【2】)

金輝曰:一個大隊總 支書記以黨籍團籍相威脅,半天強行扒掉民房300多間,人們從中看到了他那堅強無比的“黨性”,可是他老人家的人性呢?許多參與製造災難的人過後都以“奉 命行事”的藉口為自己開脫,就算如此吧,假如人們的“黨性”少一點而人性多一點的話,災難的程度也許會多少減輕一點吧。

1959年

小莊並大莊像跑鬼子反一樣,造成田地荒蕪,草苗叢生,群眾流離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婦同住一室,連撒尿都聽得到。有的婦女只要一提並莊子的事就哭。(1959.10)

1959年

大通橋大隊為了辦農場,採取硬性的辦法,乘社員下地生產之機,將大通橋東頭一個小莊子的社員家的東西全部拋了出來,房屋大隊占領。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1961.3.3)

金輝曰:短短幾行字,包含了多少個家庭的悲慘故事。家裡的東西被全部扔出來,轉眼之間,他們就成了無家可歸者。在祖祖輩輩居住的家的門前,他們卻不敢進去,而只能在門外“痛哭流涕”。這些同胞的悽慘境遇,幾十年之下仍令人垂淚。

如 果說反右傾是對中國人的一次思想剝奪的話,那麼共產風則是對中國農民的一次徹底的物質剝奪。通過強制入社,土地、牲畜、大農具等都充了公,農民的生產資料 已經被剝奪了;而這一次,農民的生活資料也被剝奪了:從房子到個人財產,從家禽到水缸、飯鍋……。“老年人要求留下一口鍋燒開水都不准留,有的幹部當社員 的面就把鍋給砸爛了。”這是一個嚴酷的象徵:理論上“當家做主”的人民群眾,到這時真正是“一無所有”了。


民以食為天之一──大辦食堂。

控制食物來源是控制百姓的最為直接有效的辦法

按:1958 年9月,毛澤東視察安徽時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錢。10月,人民日報連 續發表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提出“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據報道,廣東從11月起,已在全省普遍實行“吃飯不要錢”和“一天三餐大米乾飯” 的制度,廣州市實行了“糧食無限量供應”。

在廬山會議上, 毛澤東說: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如果能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三分之一人口對5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 天闢地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些,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

1958-1959年

在生活上實行了集體化。全縣已辦公共食堂2641個,參加吃飯的86360戶,393481人,占總人口的97.8%,達到了隊隊有食堂。其中8個小隊,12個食堂,1946戶,4313人,實行了吃飯不要錢。(1959.9.25)

1958年

少部分食堂仍然過大,社員吃飯不方便。有的食堂吃一頓飯要花費一個多小時。如黃灣梨園的食堂400戶,1600人,有的大半里路吃一頓飯,吃飯時擁擠現象嚴重。(1958.)

1958年

食堂規定:凡社員來直系親屬的,事先報告,領取飯證;並且青壯年在第二天、老年在第三天要參加勞動,否則無飯。(1958.11.13)

1959年

思想緊張混亂,許多人對食堂到底有多少糧表示擔心,怕不夠吃,思想恐慌。食堂會計賈庭立說:“人看沒多少糧食了,指望挖潛力,連熬湯也不夠!”有的社員說:“我們生產的糧食都被調去,多收了也不夠吃,反正是吃大鍋飯。”

食堂無制度,秩序混亂,年輕的有力氣,吃的快,吃的稠,年老體弱的吃的慢,吃的少,吃的稀,年逾50的徐懷英說:“年輕人吃得快,人家兩碗下肚了,我還沒摸着碗呢!”(1959)

1958年

門台鄉宏光第七生產隊,由於隊長呂懷璧貪污挪用600多元,還睡懶覺,影響社員積極性,去秋有500多畝花生未收上來,社員說:收上來也是被幹部貪污了,收它管什麼用!

梨園大隊去年按收入每個勞動日可分0.9元,由於53個幹部貪污挪用11000元,只按一個勞動日0.6元分配。社員說:“冬天吃芋頭,夏天吃南瓜,省幾個錢給幹部花。”(1959.5)

1959年3月

這次會議是在省委、地委明確指示糧食問題就是思想問題之後,……同時也是在我縣糧食問題上可是暴露出很多問題的時候召開的。在下面出現了一股西北風,較為普遍地叫喊缺糧,許多地方、許多同志把糧食隱藏起來,不安排生活,因而有些食堂發生了問題。(1959.3.8)

1960年3月

全 縣30個有災的大隊共有799個食堂,103221人。安排較好的有421個食堂,55874人,占54.1%,其中口糧標準1斤以上的45378 人,1.2斤以上的10496人;一般的325個食堂,39906人,占38.6%,其中口糧標準1.2斤以上的3041人,半斤以上的8975人,半斤 以下的701人;安排較差的53個食堂,7441人,占7.3%,標準均在6兩左右。(1960.3.17.)

金輝曰:請注意這個時間──1960年3月,這正是災難最嚴重,鳳陽人因飢餓而大量死亡的悲慘時期,而在縣政府的材料中連對“有災”的農民生活的“安排”都竟然是如此之“好”。

1961年1月

武 店公社1961年1月16日統計:共有食堂214個,供應10736戶,35677人,從1961年1—6月,共需糧食3211708斤,而1960年底 庫存糧食627914斤,僅為需要量的19.55%,計缺糧627914斤,平均每月需供糧43萬多斤。(1961.1.16)

1960年12月

從 1960年12月份,城鎮居民每月在24.5斤的口糧標準中,搭配6斤代食品,其餘18.5斤供應主糧。可是府城鎮糧站在上半個月全部供應主糧(全部是豆 餅),下半個月才開始供應代食品(山芋秸粉和山芋秸)。這樣,群眾上半月主糧吃的多,下半月主糧就很少了。有的到20日以後,就光吃代食品。如安東居委會 所屬的4個食堂1016人,從12月22日開始,就先後斷了主糧,群眾只好吃代食品。另外,縣委雖然規定群眾6斤代食品和18.5斤主糧,但群眾吃不到 18.5斤。據我們的檢查,有不少幹部和食堂管理員、炊事員不吃或很少吃代食品,而多吃主糧。這樣,群眾吃的主糧就相應少了。群眾郭金山,光吃了一些天山 芋秸粉,由於年齡大消化力弱,七天解不下大便,便死了。(1961.2.23)

金 輝曰:人類馴服動物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通過控制食物使它們學乖聽話。對要馴化的動物,人們用食物做獎懲,經過反覆刺激,最後形成條件反射,終於能夠按人 的旨意行動。人於是滿意道:這廝“通人性”了。看來,這種辦法用於人本身,也同樣見效。幾億中國人進了大食堂,果然就被高度馴化……

“吃 飯不要錢”,是那個時代的又一個神話。自從貨幣出現以後,吃飯掏錢便是一種天經地義。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竟然實現了開天闢地從未有過 的“吃飯不要錢”。人們進了食堂就吃,吃完了就走,真可謂“天堂不如新樂園”。不僅如此,“吃飯不要錢”這種說法,還造成一種印象,仿佛這是政府對民眾的 無償恩賜,仿佛中國農民占了天大的便宜。既然是這樣,那麼政府後來有所失誤,老百姓後來吃了一些苦頭,似乎也就無可非議。但是,“吃飯不要錢”這種說法, 卻掩蓋和歪曲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生產和分配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農民仍然要參加勞動,而且這種勞動必須要有所收穫,農民才可能有飯吃。這一點和以前並 無區別。糧食仍然是農民自己種出來的,收不到糧食就仍然沒有飯吃。這一點和以前也沒有區別。所不同的是,糧食收穫後,不再分配給個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 家各戶不再起伙做飯,而是到食堂吃飯。農民付出了勞動,也就不存在“不要錢”即“白吃”的問題。正像有的學者指出的:第一,這僅僅是改變了一下消費形式而 已,但同時又會帶來一系列後果,如可以敞開肚皮、不負責任地吃,進而引起對勞動的熱情、責任感的嚴重降低;第二、吃食堂使農民的自主權進一步受到限制,是 對農民個人人身自由、正當生活權利的一種剝奪;第三、公共食堂加速了大饑荒的到來,也加重了那場大饑荒的程度。

瞎指揮和瞎折騰──

生產力是怎樣被破壞的,減產和災情又是怎樣造成的

按: 據《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鳳陽所在的蚌埠站1958年和1959年均為偏旱(1度),1960年和1961年均為不旱不澇或旱澇相當(0度), 總的來說年景較好,或者說很好,確實是風調雨順,沒有什麼“自然災害”。但是,鳳陽的糧食總產量卻連年驟減,驟跌了一大半,“災情”可以說是十分嚴重。到 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下面的材料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災禍到底緣何而起從何而來又因何而烈。如此窮折騰,如此瞎胡鬧,如此“逆天 行事”,倘若還會有什麼“大躍進”、“大豐收”,那可真是天理難容了。胡作非為終於招致了自然法則的無情報復。然而,這報復卻最終降臨到了原本無辜的鳳陽 百姓頭上──他們原本就已經是那些胡作非為的受害者了。鳳陽人民於是雪上加霜禍不單行再三塗炭。天哪(如果真有“老天爺”、“天理”和“天意”的話),你 為什麼也是這樣的不公平?

1958年

為了迎接檢查團,小溪河鄉黨委副書記帶領480個社員,130面紅旗,就地紮營,一天就種麥78畝,整修畦田385畝。(1958.)

1958年

利民公社實行露天紮營,田頭睡覺,白天生產,晚上討論。據統計,全社有4575人吃睡、戰鬥在田頭,幹勁沖天,事跡驚人。(1958.)

1960年3月

地委吳秘書長指示:專區建兩個萬頭豬場,鳳陽縣攤一個。豬圈建成後,曾(希聖)政委要親臨檢查,並有7個專區前來檢查。

具體要求:

一、豬圈蓋的要有氣魄,要用磚或石頭打牆基,用磚鋪地。【金輝曰:那邊廂百姓的房子被拆被扒被占,他們無家可歸;而這邊廂“豬圈蓋的要有氣魄”!人竟然不如豬。一嘆。】

二、豬場建成後,要有種豬共1000頭。

三、要建豬圈1500間;要建7個廠房:粉房、槽房、糖坊、糧食加工廠;要建辦公室6間、伙房3間、餐廳兼會議室5間,職工住地1500平方米,14間。

四、3月8日動工,月底完成。(1960.3.7)

1960-1961年

全 縣只有141.2萬畝耕地,1960年春種就上報播種面積184.4萬畝,超過總田畝40多萬畝。糧食產量1958年實產1.5億斤,上報4.05億斤, 多報2億多斤。1961年烤煙實際栽57388畝,上報137400畝,多報1倍以上。生豬實有43000頭,上報166000頭,多報12萬頭。開荒地 上報137400畝,實際開得很少,而且沒有拋荒的多。在水利戰線上,3年全縣實作土方5000萬立方,上報2.1億立方。在造林方面為了搞表面化,就把 社員的私人大樹移栽到公路兩旁,有不少這邊沒活,那邊也搞掉了,勞民傷財。在淮南線上栽了一點果樹,而且果子很小,就上報實現了園林化。3年來全縣栽樹 13.2萬畝,上報綠化荒山隙地72萬畝。

縣委要求各公社 當天下午4點鐘匯報,不報不行。公社4點以前向大隊要生產進度表,大隊下午就向小隊要生產進度。生產隊的社員下地還沒有幹完活,哪來的數字彙報呢?不匯報 就要受到批評,只有假報估吹。有的想先報後補,而勞力只有那麼多,天天多報怎麼能補上呢?所以數字越報越假,越吹越大。(1961.1,【3】)

1960年

小 溪河公社向上匯報數字與情況,都是層層估,級級糊,以孬報好,以少報多,沒有報有,弄虛作假,欺上壓下。今年公社糧食實種127765畝,上報 270622畝,油料實種497畝,上報1666畝,烤煙實種3820畝,上報21778畝,生豬實有3058頭,上報26919頭。報實受批評,假報受 表揚,也大大助長了假報瞎吹。萬保大隊小姚生產隊上報3條牛一個晚上犁地36畝,公社不分真假,黨委書記當晚電話表揚。李武大隊烏雲山生產隊上報3條牛一 個晚上犁地45畝,大隊在那裡召開了現場會。山河大隊什廟生產隊1畝油菜未種,向大隊報種120畝,大隊認為進度不快,向公社報了210畝。石馬大隊報 “十里菜花香,千畝山芋嶺,萬畝千斤稻”,結果是,“十里菜花香”收的菜籽一罈子裝,“千畝山芋嶺”變成荒草崗,“萬畝千斤稻”變成蛤蟆翻身都看得到。新 田大隊為了搪塞地委檢查,發動300個勞力,180犋牲畜,由燃燈到總鋪國光的沿途12里,光做畦田不撒種,造成大片良田荒蕪,今年顆粒無 收。(1960.11.24,【2】)

1959-1960年

山 河大隊去年午收面積只有7700畝,而上報給公社17000畝。今年早稻只栽900畝,上報8900畝。任廟小隊去年一畝油菜沒栽,小隊卻上報150畝, 而大隊又按分配給小隊的日進度指標上報為300畝。魯滴生產隊一次上報栽秧日進度是30畝,大隊會計不同意,說小隊會計思想右傾,調到大隊檢查,硬逼報為 150畝。(1960.11.24,【6】)

1959-1960年

鳳淮大隊距公社駐地20多華里,幹部不常到,去年荒了7000多畝地沒人知道,一直到午收後才發現。全心大隊1959年冬季報秋種面積5420畝,到午季一核實只有2710畝,占總耕地的28%。

淮安大隊水利條件差,只能種500畝水稻,公社卻分配給這個大隊2300畝水稻的種植任務。結果一畝秧田下500—600斤稻種,秧卻一棵未出。這一年全大隊並栽1400多畝水稻,因為缺水,大部乾死,實收面積只有325畝,平均單產42.5斤。(1961年)

1958-1960年

門 台公社宏光大隊3年來不因地制宜,強制推行旱改水,造成減產,一年不如一年。全大隊1958年旱改水1600畝,畝產50多斤,1959年改850畝,畝 產31斤,1960年改900畝,畝產只有2—3斤。為了栽水稻,因本地無水下秧,派了48人,25條牛,運了3萬斤稻種跑到60里開外去泡種育秧,結果 幹了29天,連種籽都丟給了人家。犁掉黃豆栽晚山芋,得不償失。1959年秋,第四生產隊有500畝黃豆,已有半尺高,大隊硬叫犁掉改種山芋,犁了480 畝,抗旱栽山芋。立秋以後還叫栽,由於天干地旱,只活50畝,其餘400多畝都荒了。活的50畝,每畝只收300斤山芋,而未犁掉的20畝黃豆每畝收 200多斤。1960年午季,本隊麥子一片金黃,正當收割之際,卻被調出500多勞力去黃灣支援,走了兩天,在那裡安家一天,找工具一天,口糧未運到餓着 肚子睡了一天,下地找田頭轉了半天,收割了半天,回來又跑了兩天。往返共8天,只幹了半天活。結果是支援沒支援好,自己的麥子因遇雨損失很 大。(1961.3.14)

1960年

小 溪河公社13個大隊,今年春季以來,參加大兵團作戰的有86個小隊,284個小組,3395個勞力。從“開秧門”起連續40天,有的持續達3個月之久。有 的大隊,犁田搞大兵團作戰,收麥子搞大兵團作戰,栽秧搞大兵團作戰,甚至連鏟草皮也都搞大兵團作戰。大兵團作戰打破了生產隊、生產小隊和生產小組的界限, 取消了評工記分、按勞分配、勞動定額和生產責任制。新華大隊900個勞力,參加大呼隆的就有700人。平趙生產隊有一天社員正在田裡起秧,大隊來了一道命 令,把勞力都調到大韓家去栽秧,到大韓家後,地沒整,秧苗小,被逼把小秧栽到秧田的草棵里。代圩生產隊有一天幹部帶領100多個社員,抬着2000把秧, 到大韓家莊,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劉園,劉園也毫無準備,又擁到前廟。到了前廟,天色已黑,無法栽秧。一天行程12里,空跑4個莊,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 光。勞力大量亂調,打亂了各隊的生產計劃,層層出現手忙腳亂,東調西,西調東,亂成一團。新田大隊無償從河塘調6條牛支援斗塘,6里路社員走轉了3天,消 極對抗。有的社員說:“大兵團作戰像吳三桂不見了草帽子,亂了營了。”實際上確實窩工浪費,勞民傷財。(1960.11.24,【2】)

1960年

樣樣實行大兵團作戰,任意亂調勞力。在公社幹部的影響下,山河大隊的大兵團作戰特別嚴重。從夏收夏種以來,他們組織的大兵團作戰達10次之多。

大韓小組秧苗只有四指高,地又沒有整出來,可是大隊卻硬把大趙生產隊的勞力全部調來突擊栽秧,結果只好把小秧起出來,栽到僅耙一交而沒有犁的草棵里。今年200畝地只有90畝每畝收十幾斤稻子,其餘全部被草欺掉了。

夏種中,代圩生產隊有8畝地已經撒上黃豆種了,剛要犁田時,大隊來了一道命令,把勞力畜力全部調走。因為黃豆撒了種未犁,結果被公社的老鵝吃掉了。

大兵團作戰不僅是支援單位勞力被調走,家裡生產無人搞,而且被支援單位也遭到極大破壞。社員說:“大兵團來了我們愁,走了我們也是愁。大兵團來了沒有燒草,要扒我們的房子,田沒有整好,就把秧給我們栽到草棵里;大兵團一走我們的勞力也被調走,家裡活沒人干。”

在 搞大兵團作戰中,他們出了不少花樣。例如在栽秧時為了顯示有幹勁,規定每人都要打號子,誰不打號子就說誰沒幹勁,就得吃批評。鍾莊有兩個小姑娘栽秧很快, 就是因為不會打號子,而被清洗回家了。又搞什麼標兵賽,田裡一人栽秧,埂上九人喝采,等等。社員對大兵團作戰的結論是:“磕一個頭,放三個屁,行善沒有作 惡多。”(1960.11.24,【6】)

1960年

小 溪河公社生產上的主觀主義,已經發展到瞎胡鬧的程度。喬山大隊8畝大麥已經盤根,幹部硬叫犁掉,種豌豆,每畝下種200斤,一粒未收。這個大隊的澗西生產 隊,春天撒播花生80畝,用種1200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有的是逆天行事,新田大隊秦塘小隊今年三月還種麥子7畝,然後又採取拔苗助長的辦法,每畝施化 肥100斤,不僅燒死麥子,連草也不生。光明大隊的住點幹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麥,晴天栽秧。長塘大隊為了擴大面積,竟把3萬多斤稻種撒在花園湖一尺多深的 水裡,並且還強迫社員在水田栽煙250畝,片葉未收。萬保大隊張莊生產隊幹部,大雨剛過,就叫社員在滿田是水的稻田裡栽煙32畝;石馬大隊在水裡播黃豆 120畝,結果顆粒無收。李武大隊社員鍾萬祥每畝下麥種25斤,大隊卻說下種少了,叫犁掉重種,社員胡廣才一畝六分地下種一石二斗,大隊卻表揚他敢想敢 干。錢圩生產隊組織40人,大幹了5天,把4畝出穗的並成一畝,畝施豆餅1000餘斤,秋苗全部被燒死。新華大隊把全部土地劃成三個作業區,規定作業區的 其他作物一律廢除,光是今年一次就犁掉已種上的莊稼近千畝。小溪河大隊街西小隊,田裡麥子未運完,勞力就被調去抗旱栽菸,結果因苗小天旱,栽得全部死光, 地里的麥子也損失7000多斤。(1960.11.24,【2】)

金 輝曰:這是一組使人困惑的材料。筆者實在弄不明白,那些農村基層幹部這麼幹的動力到底來自何方。刮共產風的動力好理解,是它能夠使公社、大隊幹部的權力更 大,有利可圖;辦食堂的動力也顯而易見,幹部們吃喝貪占都更方便了。可是這種瞎指揮、瞎折騰呢?像光做畦田不撒種、犁掉黃豆種山芋、把小秧栽到沒有犁的草 棵里、每畝施化肥100斤或豆餅1000斤、雨天割麥晴天栽秧、水田栽煙和水裡撒黃豆,等等,這已經不同於大躍進時期的大煉鋼鐵或是文化“原子爆炸”之 類,因為那樣干的結果頂多是“勞民傷財”,而這麼“逆天行事”必然要導致顆粒無收。並且,指揮農民這麼幹的公社、大隊的幹部們,他們本身都無一例外的是農 民,是祖祖輩輩的農民,他們肯定非常清楚這麼幹的後果──顆粒無收;同時也肯定非常清楚顆粒無收的後果──人會餓死。正因為如此,這些行為才格外使我們困 惑。僅僅為了圖表揚或所謂政績,就能使最講實際的中國農民做出這樣的事情來麼?筆者甚至覺得,那些層層加碼的官員們,仿佛都與這個政權有着刻骨仇恨似的, 他們在創造性地執行上級指示的過程中,同時也就是在致命地破壞着這個政權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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