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近20年來，圍繞60年代初大饑荒與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關係已出版了若干論著，但學術界卻較少論四清運動與大饑荒的關係。本文依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其他相關資料，對這一問題作了初步研究，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四清運動雖然初興於1963年，但是早在大饑荒趨於頂點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繼出台，毛澤東認定造成大饑荒的主要原因是階級敵人破壞和民主革命不徹底，並着手部署反擊"資本主義復辟"。只是由於1961年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已陷於極度困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事實上將毛澤東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懸置起來，才未使之演變為大規模的政治運動。1962年下半年，經濟復甦已成定局，毛澤東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並迫使中央核心層接受了他的意見。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3年春夏之後，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

一、 毛澤東對大饑荒的反應

進入1960年，由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引發的國內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已經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現糧食緊張、人員外流、浮腫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數激增等現象。但是對於中央領導層而言，這些並非是1960年產生的新情況，從1958年始若干省份就已出現類似情況，並曾向北京匯報。毛澤東也曾就解決此類問題做過批示，［1］現在毛澤東要求全國各級黨組織注意解決此類問題，並研究了解決的辦法。

1960年3月，毛澤東針對糧食緊張的問題作出批示，要求全國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葉大制澱粉"。［2］毛澤東對"非正常死亡"現象也作出了反應。1960年3月，毛批閱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在山東的文件中有反映該省農村已出現"非正常死亡"的內容。毛批示："這些問題，各省、市、區都有，如不注意處理，定會脫離群眾。"毛指出，用召開六級幹部會議的方法處理此類問題較好。［3］同月，北京對甘肅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斷--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隴西、和政三縣出現大量餓死人現象，中央批轉甘肅省委解決通渭問題的意見稱：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機會主義分子與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從縣到基層都混進一批反、壞分子，幹部隊伍不純是發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4］在此前後，中央也向全國通報了寧夏自治區黨委處理中寧事件的意見，認為1959年冬到1960年春發生的中寧縣"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寧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5］

面對糧食緊張和"非正常死亡"等現象，毛澤東的態度是"現在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6］他要求解決某些缺點和錯誤，然而毛提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召開六級幹部會議一類--並不能真正舒緩農村的緊張情況，因為這些會議的主題是貫徹中央反右傾、鼓幹勁的精神，諸如堅持社會主義陣地公共食堂等，在"繼續躍進"的形勢下根本無從解決餓死人的問題。

但是在毛澤東看來，所有這類消極現象都是前進中的暫時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着手布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着，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在全國經濟正急劇惡化的形勢下，毛澤東的樂觀態度客觀上助長了省一級領導的新一輪浮誇風。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一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該省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7］在由舒同任第一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匯報，這就是，即便有缺點，也是在正確路線上，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8］由吳芝圃任第一書記的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則強調該省如何"深入學習毛著，系統總結大躍進豐富經驗"，以及如何提高領導水平云云。［9］吳芝圃向毛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辦得好的食堂占總數66%。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毛對河南報告大為讚賞，稱其"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和科學性的文件"，［10］並表揚三級書記搞食堂"試驗田"："這些辦法極好"。［11］1960年上半年，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由周林任第一書記的貴州省委卻向毛匯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占總數80%。毛又予以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的總結"。［12］

幾個大躍進紅旗省大辦食堂的先進經驗使毛澤東大為振奮，他甚至將黑龍江省的經驗寫成通俗易記的四言詩，詩云："加強領導，全民食堂，豬菜豐富，計劃用糧，指標到戶，糧食到堂，以人定量，憑票吃糧......"。［13］毛強調食堂問題"極端重要"，表揚豫、湘、川、雲、貴、滬、皖等省市做得最好，要求全國學貴州，學河南，"一律照此辦理"。［14］

各地的這類浮誇報告是否對毛澤東構成"誤導"？筆者認為即使有些影響，也不大，因為毛可以通過各種信息渠道了解全部情況。重要的是，他需要這類報告和經驗總結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毛的這種態度對各地影響甚巨，各省紛紛報來缺點、錯誤已被克服或戰勝的消息。由王任重任第一書記的湖北省浮腫和餓死人現象極為嚴重。1960年3月，黃岡浮腫人數5萬，卻宣布一周后即撲滅水腫1萬。襄陽竹山縣有5500人浮腫，一周后傳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撲滅"，只剩80人。［15］

1960年4月以後，毛澤東在繼續鼓動躍進的同時，對狂熱的宣傳已略有不安。4月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傳報道方面，"要善於藏一手"，"防止發生不切實際的浮誇風"。［16］毛的這個批示只是提到宣傳降溫的問題，並不涉及已大量出現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澤東似乎開始覺察到，或者是真正願意面對農村的嚴重問題，起因是陶鑄的一份報告。陶鑄認為，解決農村問題的方法是開展一場"三反運動"，即反官僚主義、鋪張浪費和形式主義。具體內容為糾正基層幹部的違法亂紀、強迫命令一類錯誤。應該指出，幹部違法亂紀確實是造成農村嚴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這些都是幹部在執行上級各種命令的情況下干的，犯下這類錯誤的幹部基本上都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積極分子，僅幾個月前，這些基層幹部還因有力地執行了上級指示而被表揚和重用。現在領導卻將自己責任遮去，而讓基層幹部"背黑鍋"。儘管陶鑄未嘗不明白造成農村危機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錯誤，但他的報告絲毫不敢涉及這個問題。

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帳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打擊範圍掌握在3%之內；通過運動，最後促使幹部參加勞動。［17］

陶鑄的報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開出了解決問題的藥方，果然獲毛澤東賞識，他稱讚廣東"提出來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18］

1960年6月後，毛澤東對大饑荒的解釋逐步清晰，他認為問題主要是由"五風"造成（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毛的上述判斷應該不錯，卻只涉及問題的現象層面，他所提出的解決問題之道仍是其一貫堅持的大搞階級鬥爭的一套。

毛澤東提出在農村立即開展整風、整社，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搞三反運動，同時繼續堅持農村食堂。其結果是"三反"與事無補，1960年9月的"八字方針"也不能立即緩解大饑荒，形勢進一步惡化，致使部分地區餓死人的現象在1960年下半年後已發展到"慘絕人寰"的地步。1960年6月後，河南信陽地區已餓死人達100萬。［19］10月21日，中組部、中監委4名幹部寫出有關"信陽事件"的報告，10月24日，李富春將報告上報毛。10月26日，毛批示劉少奇和周恩來"即看"此件，"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20］"信陽事件"給毛以大震動，次日毛批轉胡喬木有關推廣小球藻的報告，胡稱，"此舉可以保證，不餓死人，減少甚至消滅浮腫病。"［21］

面臨極端惡化的形勢，毛澤東終於同意加大調整政策的力度，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發緊急指示信（"12條"），提出全面反"五風"，允許農民保留小額自留地，允許農民經營小規模家庭副業。在當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上，毛雖提到"只有大集體，沒有小自由不行"，卻沒有將其變為中央的政策，現在終於明確為具體政策。但是"緊急指示信"仍然堅持農村食堂，此項規定在相當程度上沖淡了有關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澤東開始修正"形勢一片大好"的論斷，改口說"三分之一的地區的形勢不好"，同時毛又明確提出，調整政策後，幾個月形勢就會好轉。［22］毛要將基調先定下來，即解釋為何全國部分地區形勢不好。

現在毛澤東的解釋比6月份前進了一步。他說，這是因為這些地區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23］可是有無領導方面的責任和缺失呢？毛爭取主動，首先承認自己有錯誤。儘管1959年廬山會議後，中央層已沒有任何人敢於提出毛的錯誤的問題，毛卻知道黨內外都有一股指責、埋怨他本人的空氣，毛預感到自己要承受這股巨大的批評壓力，與其讓這股"陰風"不斷蔓延，不如公開將其挑明。1960年6月，毛在《十年總結》一文中第一次談自己的"錯誤"。毛說，他的"錯誤"在於將過渡時期估計太快，但馬上強調："錯誤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免的"。毛並沒有忘記將其他人捎上，他說，"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的"。［24］1960年11月，毛在一份為中央代擬的文件里，用第三人稱的方式，再次談自己的錯誤，言辭和態度都非常懇切。［25］

毛澤東已作"自我批評"，各省大員紛紛表態願承擔責任、為毛分憂。僅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各省的書記們還不肯檢討，他們非要等中央檢討後，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極為焦急，他耐心啟發華東各省的書記率先作出檢討，但是書記們就是不上鈎。［26］柯慶施無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說，"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對的，一個指頭的毛病是出在我們手上。"［27］

毛澤東既已下"罪己詔"，各省檢討報告如雪片般報向中南海，所有的檢討都是一個調門：中央的政策是正確的，地方在執行正確的政策過程中出了偏差。毛澤東心領神會，對這類報告一概嘉許。［28］

1960年11月後，毛澤東焦急地等待各地報來"好消息"，地方領導非常理解毛的這種焦灼心情，迅速報來的各種材料，皆是"12條"下達後農村一片新氣象的內容。安徽省委的報告稱，傳達"12條"緊急指示信後，全省"人人興高采烈，生產出現了一片嶄新氣象"。［29］黑龍江省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開展"紅思想運動"，居然偽托工人之口說，"現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面，有這麼多的糧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後我再也不吵糧食不夠吃了"。［30］

此時此刻，毛澤東太需要這類反映"大好形勢"的報告，毛更對"亂講"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見，禁止軍隊同志向地方領導反映對形勢問題的看法。［31］

1960年11月，毛澤東的心情較為沉重，反映在政策制定方面，也顯示出某種理性化色彩。11月29日，毛網開一面，批示免去資本家下放農村，改為下放城市企業。［32］如果沿着這條路繼續下去，加大"罪己詔"的份量，可能會加速扭轉危急局面，毛也不失為知錯即改的"賢君"。

但毛澤東鬥爭了一輩子，經歷了無數風浪，運思是獨特的。毛對自己領袖威望變得異常敏感起來，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發軍隊的一份文件中親筆寫道："特別是領導幹部，一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33］毛也將外國左派歌頌他的資料批轉給中央和省級負責幹部閱讀。［34］毛心細如髮，完全清楚黨內外早已怨氣衝天，如果聽之任之，極有可能會危及自己的領袖地位。1960年下半年後，毛退居二線在中央核心層早已明確，毛已處在相對超脫的二線。儘管一線、二線的界限極為模糊，毛仍象過去一樣直接給中央常委和省一級黨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決策仍需毛點頭，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只能採取進攻的姿態，大講階級鬥爭。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澤東兩次批示全國推廣遼寧、錦州以階級鬥爭解決群眾"鬧糧"的經驗，［35］毛在批轉河南信陽地委處理信陽事件的報告時，表揚該報告是"好文件"，［36］信陽地委的報告稱，造成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解決的方法是將整風（階級鬥爭）與救災結合起來，奪回被敵人篡奪的各級領導權，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補課。［37］

1960年10月，陳雲在河南省視察，該省已餓殍遍野，而省委領導人竟敢向陳雲吹牛說，該省糧食產量比去年增產一倍，不但不需調入糧食，還可調出糧食。［38］兩個月後，河南省委竟將責任推到子虛烏有的"階級敵人"身上，在這之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親赴信陽調查，結論是"幹這種事情的，通通是貧雇家（庭）出身的幹部"。［39］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對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斷，毛指出：地主階級復辟，各地出了亂子，才意識到這是地主階級復辟，我們對城市反革命比較有底，對農村多年未搞階級鬥爭，沒底。［40］在這裡，毛不願直接說"餓死人"，而是說"出了亂子"，且"亂子"是敵人破壞所造成。毛的這個思路，並非產生於1961年1月，早在一年前甘肅省委關於解決通渭事件給中央的報告中就如是說。在經過一個短時期的思想波動和震盪後，毛又恢復了從容，現在他要從理論的高度來分析這類問題，畢竟和平時期大面積餓死的人現象極其罕見，想繞過去也困難，唯一的辦法就是"硬着頭皮頂住"。

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將他對形勢的判斷加以進一步的系統化和理論化，毛指出，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復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紮根串聯的辦法，組織階級隊伍（貧協），開展對敵鬥爭。［41］階級鬥爭的對象有兩類：鑽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

毛澤東為什麼將階級敵人的破壞視為造成特大困難的主要原因？其一，毛不能接受工作錯誤是主要原因的分析，這將使自己無地自容，並證明彭德懷意見的正確。第二，毛的思維邏輯也使他相信，造成大量死亡一定是敵人破壞所致，因為他和黨是一心為人民謀利益的，干那種壞事的人一定是國民黨，或是混入黨內的國民黨分子。

然而問題還有另一面，儘管在毛澤東巨大的意志壁壘前，中央層無一人敢於站出來講話，但毛深知不滿的潛流正逐漸匯集，畢竟大量死人事是客觀存在，除非緊閉雙眼。毛知道現在已到了鬆動閥門的時候了。

1961年1月，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提出，1961年搞個實事求是年，他要求全黨各級負責幹部下鄉搞調查研究，毛且同意把給農民的自留地由原先占公社土地的5%上升為7%，同時開放農村的自由市場。

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期間及之後一段時期的決策包含互相矛盾的兩個方面。第一，毛明確將農村的危機歸結為階級敵人破壞，並着手布署反擊資本主義復辟。第二、毛也同意對農民作出若干讓步，毛在向農民讓步時，仍堅守住他的意識形態底線，不明確承認是讓步，而是稱之為"安排城鄉人民經濟生活"。

毛澤東在1961年初的判斷和接連出台的措施--既要搞階級鬥爭，又要對農民作出若干讓步，在實施中帶來極複雜的後果：在一段時間內，死人現象繼續蔓延，即使大抓階級鬥爭和幹部下鄉也無法予以制止，以至出現建國後最嚴重的危機。

八屆九中全會後，各地開始貫徹毛澤東有關反擊資本主義復辟，在農村整風、整社、整黨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書記下鄉，搞紮根串聯，組織貧下中農協會，調查的結果是：基層政權全為壞人當權，貧僱農出身的幹部全被地富收買，其根本原因在於土改不徹底。天津的經驗是：應對犯錯誤的幹部進行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河北省的經驗則認為，出現特大困難的原因之一乃是過去對地富反壞"摘帽"多了。[42]

在特大困難的形勢下大搞階級鬥爭，並不局限於京畿重地，而是遍及全國各省區。1961年1月，湖南省僅在一個短時期內，就有11人在運動中被打死和自殺，［43］廣東省則在1961年12月，全面展開"民主革命補課"，以至劉少奇需要出來強調，在整風整社中絕不能動用肉刑。［44］

問題在於，即使全國各地普遍開展了"民主革命補課"，也無法遏止大量農民餓死的現象，殘酷的現實是：貧下中農和地富一起因絕糧而死。

1961年，全國的危急形勢已趨頂點，城鄉人民普遍因缺少糧食和副食品而浮腫，大批農民自發流入城市討飯，農村地區賣兒鬻女和婦女棄家出逃現象極其普遍，"非正常死亡"比率急劇上升，據不完全資料反映：1961年6月之前，福建省龍巖地區病人已達13萬5千。流入陝西的甘肅婦女，與陝西男子"非法同居"者達3萬人以上。1961年夏情況進一步惡化，在大躍進重災區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萬6千7百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萬5千6百人，到10月，僅聊城一地外流討飯人數即高達10萬，賣兒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45］

就在形勢不斷惡化的同時，一股微微的暖流已開始在中國農村大地升騰、吹拂。隨着中央加速調整政策，特別是解散公社食堂，恢復農民自留地和開放集市貿易後，農村果真出現了轉機的跡象，瀕臨死亡的農民又有了一口活氣。在中央或省地調查組的默許下，不少地區的基層幹部更向前邁出一步，在自發解散公共食堂後（許多省區的農村食堂因斷糧絕糧，在中央下達指示前即自行解體），甚至搞起了"大包幹"。1961年10月，貴州這個一年前大辦食堂的紅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縣實行了包產到戶。短短數月，原先死氣沉沉的農村，又有了活力，以至於不少城市的工人要求返鄉種地。

毛澤東最先捕捉到這股經濟復甦的跡象，現在他的精神又開始振奮起來。1961年9月，毛在廬山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困難已到谷底，形勢一天天向上升。［46］

二、 懸置階級鬥爭：劉、周、鄧、陳的態度

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發出搞社教的指示，要求以階級鬥爭的精神，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劉少奇等不正面反對毛的意見，也在各地部署貫徹毛的指示，但總的說來，是將毛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懸置起來而把救災、調整經濟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

劉少奇原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積極支持者。在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上，劉少奇全力支持毛，雖有資料反映，劉對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有所保留。［47］但從廬山會議後至1960年上半年，劉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和毛澤東保持一致，進入1960年下半年，劉少奇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劉在繼續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原先與毛完全一致的調門，漸漸也夾雜了某種"雜音"。

劉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國家已陷入嚴重危機，他也了解問題癥結之所在，更知道自己作為中央第二號人物對此應負的責任。因此劉在1960年極為謹慎，說話、辦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顧、遷就毛澤東。

1960年6月，劉主持各大區、各省市負責人會議，指出半年以來問題嚴重，卻將"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的問題"放在一起講，［48］以減緩講話的衝擊力。1960年9月，中央雖然通過"八字方針"，但在落實、貫徹方面卻顯得遲緩、無力，"始終沒有擺脫'躍進'的架勢"，［49］以至數月後，仍看不出成效。劉少奇在談到"非正常死亡"時更是極為小心，他說"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裡面的人也餓飯"，［50］儘量使語言不那麼尖銳。

雖然劉少奇已為毛做了不少開脫的工作，但他作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卻不得不每天面對各地如雪片般報來的災情報告，在這種嚴峻的形勢前，劉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月10日，劉少奇首次針對毛的著名的"指頭論"（成績是9個指頭，缺點、錯誤僅為1個指頭）發表了看法，他說"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51］1961年3月，劉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一方面講"有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檢討起中央決策的失誤。劉說："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夠，決定以後，又沒有檢查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52］劉少奇這番話，帶有自我批評的含義，卻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為多年來，"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稱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劉，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們以中央的名義起草的各種文電，也須報毛批准後才可下發。因此，劉的這番言論，已構成對毛的"壓迫"。

形勢日趨困難，對劉的態度變化有決定性的影響。1961年4月，劉親赴家鄉蹲點，對形勢的嚴重性有了完全徹底的了解。八屆九中全會後，毛又去了南方，由劉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劉少奇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1、同意陳雲建議，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以舒緩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2、支持陳雲有關減少2000萬城鎮人口的建議，以減輕國家對城市的沉重負擔。3、主持罷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現象嚴重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1961年，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職，調作較次要的工作。劉甚至提出對一些罪行嚴重的地、縣負責幹部應加以逮捕法辦。

劉少奇的上述舉措十分有力，進口糧食和罷免浮誇官員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已被嚴重損害的共產黨的威信。劉在與毛共事的幾十年中，既有順從、畏懼毛的一面，也有提出並堅持自己看法的一面，這是劉少奇政治性格的特點。1959年4月，劉接任毛做了國家主席，1960年後，毛有所消沉，暫時做了"甩手掌柜"，默許劉少奇等對過往政策進行適當調整，又使劉的活動空間得到進一步的擴大。

劉少奇態度的變化對核心層其他領導人具有極重要的示範作用，周恩來受到很大的鼓舞。在歷史上，周與劉並非一路。1956年，周、劉聯手反冒進，引致毛震怒，兩年後，毛在領導層中批周恩來，卻放過了劉少奇，使周從此格外小心。周為國家經濟的總管，完全了解實情，1960年後更是為調糧、救災日夜辛勞，11月，周又擔任了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負責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複雜性和微妙性。在那幾年，周十分注意與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說：人民公社有缺點是難免的，是不到一個指頭的問題，而且毛主席已經糾正了。［53］1960年，安徽餓死人已經成了半公開的秘密，3月29日，周將反映安徽死人的群眾來信批轉給曾希聖："也許確有其事，也許誇大其辭"--面對毛的這位愛將，周儘量把話說得四平八穩，但周批語的主調仍是要曾希聖加強注意，派人前往調查，並要求曾將調查結果報周。［54］

在這之後，毛澤東有關對農村情況的判斷已經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徑。1960年12月6日，周帶中央草擬文電，針對山東、河南、甘肅、貴州等幾個餓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現的嚴重情況，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復"，周強調，"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最激烈表現"。［55］由於周對毛的認識太深，從內心深懼毛，因而周一般不會主動向毛提出任何有關涉及全局糾偏的建議。1960年8月，周對李富春提出的糾偏方針，"整頓、鞏固、提高"加以修潤，將"整頓"改為"調整"，增加"充實"一句，使其成為著名的"八字方針"。這一改動使"八字方針"顯得溫潤、委婉，照顧到了毛的情緒。

然而周恩來的現實主義畢竟占主導，只要劉少奇、鄧小平願意領頭，周馬上響應。1960年3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會上，鄧發言批評報刊上對毛思想的宣傳庸俗化，周當即表示贊成鄧的意見。［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調整時極為謹慎，一定要等毛願意轉彎或核心層已取得一致意見後，才表明自己的態度。據《江渭清回憶錄》披露，1961年2月，毛在杭州開往紹興的專列上，與幾個大局書記和華東幾省的第一書記敘談，柯慶施順從毛意，大談公社食堂的幾大好處，毛聽的"眉飛色舞"。毛轉而徵詢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實反映農民急盼解散食堂。毛當即要在座的周恩來表態，周答曰：渭清同志講的有道理。於是毛髮話，要江渭清先把江蘇的食堂解散。［57］但周畢竟十分了解毛的個性，毛完全可能轉眼間不認帳，因此周在解散食堂問題上並沒有自行採取措施。1961年3月後，中央核心層領導紛紛下鄉調查，基本都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鄲調研一周，5月7日，親自就食堂問題向毛電話匯報，建議解散食堂。但毛卻不在周的電話匯報記錄上明確表態，只是批示轉發下去，供各地同志參考，以後由於劉少奇等強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月-6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同意，是否參加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

與周恩來的小心翼翼相比，鄧小平因受毛信任而顯得敢說敢為。鄧在核心層中處於重要地位，周恩來一向對鄧小平十分尊重，不僅表現在對鄧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對鄧的黨內地位的肯定和強調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談話中提到"整理毛澤東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這樣黨的領導人來總結"。［58］1960年後，鄧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蘇兩黨談判，但他仍將很大的精力放在國內工作方面，鄧深知國內問題的嚴重性質，全力支持劉少奇，1961年鄧批評八字方針貫徹不力，主張"退夠"。鄧雖表態支持毛搞"三反"，同時又提出開展三反應放農閒進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陳雲一直是一位"老右傾"，60年代初，柯慶施因知毛澤東對陳雲的冷淡態度，竟也敢在華東散布陳雲是"老右傾"的議論，［60］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陳雲因遭毛批評而告病休息。一年後，陳雲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見，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廬山開會前，陳雲在大連休養，他已有所預感，因而沒有參加會議，他勸正在大連休養的鄧子恢也不要去，事後，鄧子恢十分感激陳雲的提醒。［61］1960年後的特大困難全在陳雲的估計之中，但他並沒有顯出任何事前諸葛亮的態度，而是埋頭做具體工作。1960年的調整方針得到陳雲的全力擁護，同年底，陳雲提議，動用外匯進口糧食，周恩來原準備進口150萬噸，陳雲要求增加進口量，經中央同意改為進口250萬噸。在劉、周、陳、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從澳洲進口的第一批糧食抵達天津港。3月，周又給毛寫信，請求批准進口500萬噸糧食。1961年8－9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陳雲復向毛建議，可否通過法國轉口購買美國糧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饑饉遍地的非常時期，這些從國外進口的糧食拯救了許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層中，朱德的政治影響力最為虛弱，朱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毛的批評。10月，毛將朱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檢討批轉給全國縣團級黨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儀隴與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飯"，"難過得許久說不出話來"。［62］在大饑荒期間，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對國內的災情憂心如焚。儘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層，"對中央內部的事情卻知道甚少，他也不打聽"。［63］

朱德身為政治局常委，許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卻了解全部情況。1960年後，北京作為首善之區，也出現了極嚴重的困難局面。彭真作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對大躍進的不滿逐漸明顯，1962年1月，甚至在小範圍內講話，徑直要求毛做檢討，他說，"如果毛主席的錯誤的1%、1‰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國家已進入非常時期，但他們只能聽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陳毅對華東熟悉，華東幾省的領導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難時期，江浙情況尚非特別嚴重，還可接待外賓參觀南京、蘇州、杭州等少數城市，陳毅陪外賓來華東，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詢問災情，卻無人敢於向陳毅反映真實情況。［65］

幾個中央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東北局）、劉瀾濤（西北局）、陶鑄（中南局）、李雪峰（華北局）直接面對基層，承受壓力很大，在那幾年，都全力救災。只有華東的柯慶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顧我。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極為活躍，與長江下游的柯慶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後川北大量餓死人，四川還多運糧食支援外地。［66］柯慶施則比李井泉幸運的多，他的直接領地上海，郊縣雖有農業人口，但因依託上海，不致出現"非正常死亡"，所以柯慶施可以繼續歡唱躍進曲。

劉、周、鄧、陳為中央決策的錯誤而導致百姓無謂犧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劉犯忤向毛進言，要求放寬政策，劉甚至對毛直言："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67］據鄧力群回憶，1962年春，劉在與他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其時，劉"情不自禁，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68］劉少奇等都是務實的領導人，一旦毛澤東稍稍鬆手，他們的務實精神馬上就解放出來。劉、周、鄧、陳的態度完全表達了全黨絕大多數幹部的意願。1960年後，許多高幹目睹人民受難，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前往信陽調查，返京後與妻抱頭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1960年後眼見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無限愧疚，遂支持包產到戶。在這幾年，省、地、縣一級的幹部普遍患上了浮腫病、肝腫大，一些幹部的家屬甚至也在大饑荒中餓斃。一些地委書記、專員"每每為災民號啕大哭"，"機關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鄉救災了"。江蘇省長惠浴宇為救災"心力交瘁"，自陳已成了"災官"、"賑官"。［70］

中共歷史上長期戰鬥在農村，許多高級幹部都有"民本"情結，1960-61年對他們的刺激極深，"一想起來就膽戰心驚，夜不能寐"，因為"災區人民的悽慘，付出的犧牲，竟比戰爭年代還要多"，而他們都清楚，"這完全是無謂的犧牲啊"，［71］以至陳雲慨嘆，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72］

六十年代初，劉、周、鄧、陳的一系列舉措證明，他們與那些高蹈的"理想主義者"和"革命巨子"（魯迅語）並非一類，他們對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懷不忍之心，由此，劉少奇等才能從過去對毛的無條件服從中解脫出來，回歸到常識理性。劉少奇在這一階段總攬全局，地位舉足輕重，是他在建國後對國家、民族、百姓貢獻最大、出力最多的時期。然而正因為如此，毛對劉的不滿也在急劇增長。

三、 重新回到階級鬥爭

毛澤東認定"12條"、"60條"等糾偏文件下發後，農村情況肯定好轉，從這點講，毛的判斷不錯，但是饑荒太大，恢復極緩慢，從1961年廬山會議後至1962年春，各地餓死人現象仍未完全中止。與此同時，許多基層幹部的極左已積重難返，對中央糾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難以全面落實。毛對這些明顯估計不足，陳雲在其家鄉上海青浦調查即發現，當地幹部遲遲不願執行中央給農民放寬自留地的政策。［73］

從毛澤東的角度講，他已作出相當的讓步，凡所能退讓的，他都讓了。這對自尊意識極強的毛，已誠屬不易。1960年後，毛在若干文件上刪去"毛澤東思想"，他也解散了過去一向堅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從國外進口糧食，對包產到戶，在一段時間裡，毛也沒明確表示反對。

毛知道自己闖了大禍，在1961年沒太具體過問劉等的糾偏，毛不吃肉也在這個時期。但是從內心深處，毛不認為自己有何大錯。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事是經常發生的"。在這一點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數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來南京，江蘇省委領導向其匯報已出現群眾餓死的嚴重情況，林彪開導他們，"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什麼"。［74］

可是餓死人畢竟不是好事，正是因為餓死人現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猶如避鬼神。在他看來，所有有關"黑暗"面的報道都像一把利劍指向自己，毛用堅強的意志為全黨定下調子，不許亂講，凡亂言餓死人事，一律以攻擊三面紅旗論處。1961年3月23日，毛親筆修改文件："中央認為最近幾年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只是在"具體工作"方面發生一些缺點和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75］所以當陳毅南下時，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言。徐子榮雖親眼目睹信陽慘狀，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場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澤東認為，在嚴重的困難面前，黨內普遍已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動搖"。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當面叱責劉少奇，"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76］毛認為"修正主義，被打倒的階級復辟或企圖復辟，特大的天災，以及一段工作和鬥爭中的困難，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瀾。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着頭皮頂住"。其具體內容有五：

1、堅持對形勢的樂觀估計。毛告訴全黨："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形勢正在好轉，問題正在解決。［78］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轉錢昌照等歌頌農村五穀豐登的詩，以說明農村出現的一片繁榮景象。［79］1961年，毛將"紙老虎"的論斷再次搬出來，以鼓舞全黨、全民戰勝困難的意志。

2、毛知道劉等在內心中已對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調查研究一事，向劉等反擊。1961年3月13日，毛給劉、周、鄧、陳、彭真寫信，他先爭取主動，表示"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隨即批評劉等對公社內部的關係"至今還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嗎？我說錯了嗎？"［80］

3、毛看到劉的影響力正在不斷擴大，不僅毛劉領袖像已並列，有關方面還在編輯"馬恩列斯毛劉論述"，"一國二公"幾成定局。毛加緊批轉各類文件，以維持自己在黨機關的領導權威和影響力， 1961年，毛給李井泉寫信，要求各省市第一書記"發善心"給他寫信，他許諾自己一定給他們回信。［81］

4、關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劉少奇等。

5、強調階級鬥爭。毛從另一個角度來談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對階級鬥爭抓的不緊，"見事遲，抓的慢。"［83］

然而全黨上下埋怨，批評的壓力太大，毛澤東在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講了幾句帶自我批評的話，他甚至在講話中稱讚陳雲搞經濟內行（正式稿中刪去）。七千人大會後，毛離京南下，對劉少奇等的不滿已越積越深。

毛澤東敏銳地發現，由劉少奇主持的糾偏已愈走愈遠，不僅涉及經濟、文教、外交、統戰，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領域，在這種大氣候下，對毛不滿的潛流已在全黨上下廣泛蔓延。

毛澤東同意調整，但不容對三面紅旗有任何涉及。毛長期以來就一直對劉少奇有怨氣，1956年中共八大通過的新黨章刪去"毛澤東思想"一詞給毛造成"極大不愉快"，劉等從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場，劉舊錯未改，又添新錯，且都是錯在重大原則問題上。1961年7月17日，劉在瀋陽說，"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85］7月19日，劉在哈爾濱又說"有人懷疑三面紅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當時的形勢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讓，但對劉的不滿已形之於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標事講話，他說，降就降，"無非是外國人罵我們不行"。［87］

劉少奇等主持罷免浮誇幹部一事，也給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義表示，"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88］劉少奇當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為了整肅綱紀，還是罷免了幾個毛的愛將的職務：吳芝圃先降為河南省長，繼而轉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的閒職；舒同也調任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實際上在家賦閒。劉極注意分寸，1962年前對曾希聖毫無動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們的原職，但還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儘管同意懲處某些地、縣級幹部（柯慶施下令逮捕死人較多的江蘇寶應縣委書記），［89］但不願對他們太動真格。1961年1月中央擬定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條文，原有"保護人民安全，打人要法辦，打死人要償命"、"保護人民自由，隨便罰人、抓人、關人、搜查要法辦"等內容，被毛批評為"太複雜......有幾條執行起來可能起反作用"，結果被改成"同勞動同食堂"，"辦事公道"等一團和氣的文字。［90］

使毛最不能容忍的是劉少奇講話中流露出的那股"算帳"的意味。劉的許多話在毛聽來，句句猶如赫魯曉夫的"黑報告"。1962年3月，劉召見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談話，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91］劉的這番話已涉及毛統治最敏感的部分，事後，劉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他說"將來會出毛病的"。［92］1962年冬春劉少奇加大了對大躍進以來錯誤的批評，劉的態度有廣泛的黨內基礎，七千人大會精神傳達後，許多基層黨組織成員對七千人大會不承認犯了路線錯誤極為不滿，江蘇省參加省委擴大會議的一些代表甚至呼籲中央為彭德懷平反。［93］江蘇省常務書記劉順元也不同意所謂錯誤在於"天災"和"民主革命不徹底"，他說："復辟那有這麼大的面，硬是五風嚴重，那裡是什麼天災，是什麼民主革命不徹底呀！"［94］劉順元放言：根本問題是出在"君臣相見"。［95］所有這些在毛眼裡都被認為是"尖銳的指向"他個人的。

劉少奇在1962年上半年不斷談形勢的嚴重性，也使毛愈來愈相信，劉是心懷叵測。對於形勢問題，早在1961年9月廬山會議上，毛就下過明確的判斷，然而劉少奇卻自說自話。廬山會議前，劉在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第一次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5月24日，劉試探性地提出"現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號"，［96］劉雖然迫於毛的壓力，未能公開提出反"左"，但劉的語言愈來愈尖銳。1961年8月28日，劉在廬山會議上插話，提到"整個國家要破產、垮台，國民經濟要崩潰"。［97］劉更談到，"如果搞不好，我們要跌下台"一類的話。［98］從七千人大會到1962年上半年，劉幾乎逢會必講困難形勢，在2月的西樓會議上，竟出言不慎，自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99］直到5月，還認為"國民經濟要崩潰"。［100］儘管劉所述的困難皆是事實：1962年初，國內情況仍極其嚴峻，僅河南省6個專區統計，外流人口就達32萬人。貴州省的斷炊戶達1萬多戶。［101］四川省直到1962年3月底，還有1千多高爐，占用9萬多職工。［102］但以毛的敏感觀之，則會得出另一種判斷："非常大總統"已不安於份，無非是以講困難為由，逼毛徹底交權！

毛澤東可以接受劉少奇"形而下"的糾偏，他本人在1960年下半年後也親自做了一些調整政策的工作，但絕不容許糾偏涉及"形而上"，因為"形而上"已與毛水乳交融，稍一觸及，就有可能導向對毛權威的懷疑。1962年上半年，劉主持的糾偏，已逼近"形而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口頭報告提到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陳雲在七千人大會陝西代表團會上有關黨內缺乏民主的講話--陳雲說，這幾年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103］周恩來、陳毅3月在廣州會議上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種種跡象表明，劉等已開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來的路線。

毛澤東已看到經濟形勢全面趨向好轉，他心中有數，雖然還有"非正常死亡"，但最危急的時期已經過去。蔣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陸"，但蔣的"底線"毛完全掌握，毛、周急電參加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中方代錶王炳南飛京，再返華沙向美國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所以當陳雲以對付蔣反攻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戶（劉、周、鄧均同意陳雲的意見），毛根本不能接受。［104］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開始將其態度逐漸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即使周多次請毛表態，他就是不答覆。毛得到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支持，陸雖然私下對大躍進有異議，但在人民公社和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上與毛基本一致。［105］2、毛不同意實行包產到戶，雖然劉、周、鄧、陳都傾向於支持鄧子恢的意見，但陶鑄、胡耀邦等黨內許多高幹都對包產到戶持反對意見，甚至連彭德懷也反對。3、在毛的影響下，黨內刊物大量刊載歌頌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視着劉等的一舉一動，他守住底線，準備反擊。

1961-62年，劉少奇因力主實事求是，正視困難，其個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儘管劉具事實正確，卻因毛獨享"解釋權"，而不具意識形態的"正確性"。劉在1962年春之後，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釋，劉只能默認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卻師出有名，名正言順，因為從1961年以來，黨內的主流意見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劉自己長期也是持這種觀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其議題之一即是批評"三自一包"，會後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單幹"。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在省常委會議講話，轉達劉少奇對安徽責任田的意見，劉認為責任田"要走回頭路，這是很明確的"。［106］3月，北京已在內部批評湖南五縣"刮分田黑風"。［107］劉少奇已將自己置放於一個尷尬的境地。

劉主持對過往政策的全面調整，但八屆九中全會要求，"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對劉有着很大的約束力。1961-62年，雖然劉主要抓經濟調整，但黨內也一直在講"民主革命不徹底"，劉少奇已被毛和自己雙重封住嘴。

1962年8月1日，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再版，他試圖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釋，但是馬上遭到毛的還擊。8月6日，毛開始談"階級、矛盾、形勢"，一旦毛反擊，劉除了接受毛，別無其他選擇。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劉少奇言語不多（姚依林稱"劉一言不發"，"周恩來則被攻擊嚴重"），［108］毛既已開口，劉、周、鄧、陳還能說什麼呢？除非順着毛的話說，劉平靜地接受毛大搞階級鬥爭的決策，僅向毛進言，搞階級鬥爭勿影響經濟調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再次躍入前台，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應激流勇退。1962年8月，陳雲告病休息，1963年胡喬木稱病，開始長期休養。同年，曾被毛欽定的"老右傾"，江蘇省委常務書記劉順元經其老友，中央委員鄭位三的點撥也主動隱退，［109］以後他們皆渡過文革劫難。

1962年10月後，各省都已調整好姿態，紛紛按照毛澤東的新調門，向北京提供各地階級鬥爭尖銳，資本主義嚴重複辟的材料，四川、山東甚至已將困難時期出現的"反動兒歌"的資料搜集完畢，［110］下一步就是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的經驗問世，4月，河北邢臺經驗上報--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平地掀起，是為"四清運動"，其主調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民主革命不徹底"，其方法就是"紮根串聯"，只是距毛首先提出這些口號已推遲了兩年。

（刪節本原載《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總第60期）

注釋

［1］1959年部分省區就有餓死人的報告。1959年初，南京遠郊的句容縣寶華公社兩個大隊就有餓死人現象，高淳縣在1959年餓死1529人。見丁群：《劉順元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312；另有資料反映：該縣在1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六千人。參見錢剛、耿慶國《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580、582。江蘇寶應縣從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絕大部分為缺糧而死。1960年春，中央糧食部門和江蘇省委曾分別派工作組前往該縣調查。見《70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448。

［2］［3］［6］［7］［8］［9］［10］［11］［12］［13］［14］［16］［17］［18］［20］［21］［22］［23］［24］［25］[28] ［29］［31］［32］［33］［34］［35］［36］［37］［46］［59］［75］［77］［78］［79］［80］［81］［82］［83］［88］［90］［10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71；98；40；64－65注釋1；100－101注釋2、3；59注釋1；58；72、74－75注釋3；44、45注釋2；68；69、71；161；207－208注釋1；207；326；327；349－50、352－53；349；215；364－65；364、366注釋2、368－69注釋1；頁334－35注釋1；356及注釋4；374；384；14、262、264；402、419－20及注釋1；406－407；408－409注釋3；頁555注釋1；頁129注釋1；頁458；425；517；619注釋1；440－41；484；487；465；364；418－19；436注釋4。

［4］［15］［27］［30］［40］［41］［42］［43］［45］［101］［107］［110］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史料。

［5］李樹傑：《談"中寧事件"》，載《寧夏文史資料》，第21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頁110。

［19］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載《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8年8月號，總第48期，頁45－46。

［26］［74］［89］［93］［94］［95］［109］《劉順元傳》，頁329；315；321；343；335；344；352。

[38］［49］［72］［73］［87］［103］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92；232；224；224；219；233。

［39］［68］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107－108；121。

［44］［48］［50］［51］［52］［85］［86］［91］［92］［96］［97］［98］［10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10；488；525；489；509；530；531；551；552；524；538；530；555。以下簡稱《劉年譜》。

［47］《劉年譜》，下卷，頁458。另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5；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頁103、105。

［53］［54］［55］［56］［10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69；299；377；296；468。

［57］《70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頁454－56。

［58］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4冊，頁1537。

［60］顧復生：《紅旗十月滿天飛》，孫頷序，載《江蘇文史資料》，第100輯，（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7），頁5。

［61］《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535。

［62］［63］朱敏：《我的父親朱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頁304、401－402。

［64］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026。

［65］［70］［71］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記錄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215－16；213；212－13。

［66］姚錦：《姚依林百夕談》，（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頁160。另見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13。

［67］《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劉源、何家棟對一段歷史公案的回憶、考證》，見《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

［69］陶駟駒主編：《徐子榮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7），頁253。

［76］《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劉源、何家棟對一段歷史公案的回憶、考證》，見《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另見鄧立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頁133。

［84］［104］［108］姚錦：《姚依林百夕談》，頁153；165－67；167。

［99］姚錦：《姚依林百夕談》，頁165；另見《劉年譜》，下卷，頁549。

［106］劉以順：《毛澤東在安徽推廣責任田的前前後後》，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54輯，（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5），頁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