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大饑荒中的“糧食食用增量法”與代食品

[導讀]“先進燒飯法”或“糧食食用增量法”最先是由地方黨委和政府創造的。1959年5月，遼寧省黑山縣衛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區副業生產隊創造出將“玉米先蒸、後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

四、組織、意識形態與代食品推廣

代食品推廣運動是在各級組織的精心布置下全面展開的。1960年下半年後，解決群眾吃飯問題成為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頭等大事，在堅持人民公社制度和公社食堂的大框架下，各級黨委和政府運用常規的政治動員方式，全力貫徹中央關於瓜菜代的措施。

各級黨委紛紛制定採集代食品的指標，各省都向中央匯報了採集代食品的預期數目。1961年初，青海省提出兩項承諾，農民口糧全年人均不得少於180 斤；在1961年8月底生產人造肉、小球藻乾粉300萬斤，葉蛋白1500萬斤，人造精製澱粉2億斤。1960年底，中共中央東北局對1961年1至9月的全區農民生活作出安排，力爭每人口糧達到120斤，每天2兩干澱粉（代食品）。[39]湖北省崇陽縣發動群眾2.5萬人上山採集野果。中科院昆蟲所在短期內搞出可食昆蟲1200多斤，並將取得的經驗向全國推廣，即，“採食昆蟲是補充營養的一種途徑。”[40]

在各級政府的全力推動下，人造肉精的商業性生產取得很大進展。據輕工業部、商業部、化工部不完全統計，到1961年4月15日，已生產人造肉精乾粉 479噸，其中輕工部第一批試點廠濟南酒精廠、瀋陽啤酒廠等十個重點廠生產了446噸。從1961年3月起，天津全市已在17個二級飯館出售人造肉炒菜。雲南省用小球藻液70噸，生產冰棍、稀飯、湯供應市場。

黑龍江、吉林、遼寧十個市已供應195萬斤人造成型肉。四川省銅梁縣利用代食品生產糖果33萬斤、糕點19萬斤，還供應葉蛋白湯圓、小球藻羹湯、肉精水餃。[41]

為了推動代食品運動向縱深方向發展，各級黨委和政府還用召開“吃飯大會”或“節糧先進集體、先進個人表彰大會”的形式宣傳代食品的優越性，消除黨內外幹部在推廣代食品運動中的“模糊認識”。

推廣代食品的關鍵是幹部，然而不少幹部在推廣代食品問題上卻表現消極。他們先是對“綠水”（群眾稱小球藻為綠水）可以代替豬飼料表示懷疑，以後更不相信可為人食用。河北省隆化縣委遵照中共中央華北局和河北省委的布置，召開推廣代食品的“吃飯大會”，將榆樹葉、檞樹葉混入玉米麵做成窩頭，讓全縣五級幹部集體食用。[42]地處西南的四川省納溪縣也曾召開過“吃飯大會”。縣委書記要炊事員做了十幾樣代食品，讓全縣幹部品嘗，並大聲問道，“代食品好不好？” 參加吃飯大會的縣社幹部，只有少數人大聲稱“好”。[43]

在推廣代食品運動中，科研部門與宣傳部門發揮了重要作用。大躍進浮誇風重災區河南省，在宣傳代食品優越性方面走在全國前列。該省科研部門對玉米皮、紅薯秧的“營養成分”作出鑑定，其結果是：

玉米皮：含水分7.09%，蛋白質3.92%，澱粉33.36%，糖1.62%，粗脂肪0.44%

紅薯秧：含水分39%，灰粉1.84%，澱粉63.17%，

最後的結論是，玉米皮、紅薯秧質量很好，適於人體食用。[44]

湖南省電力學院發明了用稻草粉和麵粉各半製成的饅頭，聲稱“經過醫學院的化驗，營養價值超過北京標準面”。湖南、四川、廣西還將石灰水煮稻草再研製成粉，聲稱稻草的澱粉量達到30%至80%，並將這種澱粉起了一種學名，曰“稻草澱粉”。[45]在1960年11月後的一段時期內，意識形態宣傳部門將代食品的“優越性”推到了極致，“甚至說得比真糧的營養價值還高”。他們說，雙蒸飯易於消化，更易於發揮食物的營養價值，是對人類膳食結構改革的重大貢獻；小球藻、精製澱粉則不含膽固醇，有益於防止心血管疾病。

儘管宣傳媒介將代食品和雙蒸飯等的優越性吹得天花亂墜，但各地不時傳來群眾誤食代食品導致中毒的消息。1960年4月，中央衛生部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禁止宣傳蒼耳子。此前河南省蘭考縣群眾5900餘人誤食蒼耳子，致使1100餘人中毒，38人死亡。在此前後，各地農村因誤食有毒植物中毒死亡的事件接踵發生。5月，山西省3800人吃蒼耳中毒，54人死亡。

各地農民還因吃了腐變的蔬菜，患了青紫病。由於中毒現象較為普遍，1960年下半年後，全國各製藥廠紛紛趕製解毒劑“60號中藥”，隨即又開展了防治青紫病的宣傳活動。[46]

在代食品推廣運動中，同時進行防治青紫病的衛生防疫工作，顯示了意識形態在解釋現實問題上所面臨的巨大困境。這種矛盾性也充分體現在各地領導幹部的公開與私下言論中。

作為黨政首長，他們在公開場合動員大搞代食品，但常識理性又使他們自己也不相信意識形態對代食品的宣傳。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就指責過負責代食品生產的北京市商業局副局長：“淨出么蛾子（北京土話，指壞主意），叫人吃這個行嗎？”他也不滿“雙蒸飯”，說“一兩糧食蒸來蒸去不還是一兩糧食嗎？”[47] 劉仁講這些話時，已是1961年。在這年年初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中央重又提倡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的精神。與此相連，有關代食品優越性的宣傳開始逐漸降溫。科研部門對代食品的“營養價值”又作出了新的測定。四川省測試出40種代食品的有毒成分。中科院生理所對橡子粉、稻草的“營養成分”作出檢驗，結論是基本沒有任何營養價值。中科院有機化學研究所、生物化學研究所和中國醫學科學院的最新研究證明，稻草、玉米根、玉米芯、玉米秸營養價值很低，“不能產生熱量，不能消化吸收，不適合大量摻食”；而所謂“粗澱粉”的真正澱粉含量只有0.8%至2.96%，蛋白質0.27%-0.6%，將其餵小白鼠，三天內體重下降31%，解剖後發現胃擴大和胃壁變薄。[48]

在劉仁等作出不公開批評及科研部門在內部重新對代食品作出營養評估時，一般的普羅大眾則更直接、更明確地表達了他們對代食品和相關政策的不滿。

學生：瀋陽醫專有學生說，“勤儉建國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太原市五中、三中、十中的幹部子弟拒絕吃野菜，說“那是給豬吃的”。廣州大學生“發牢騷”：“形勢好得很，為什麼天天吃無縫鋼管（通心菜）？”他們還“攻擊”國家的援外政策是“打腫臉充胖子，瘦狗拉硬屎。”[49]

工人：在1960年下半年降低口糧標準時，撫順發電廠工人的主食是用杏條面做的窩頭，工人說：“這東西餵雞，雞都不吃，可為了裝飽肚子，不吃又怎麼辦呢？”[50]鞍鋼有些工人說，“過去給地主扛活還管飽不限量呢！”“舊社會不好，魚蝦酒肉都能吃着；新社會好，什麼都買不到。還不如從前給地主當僱工，也比不上過去的豬狗。”[51]

農民：上海市青浦縣農民說，“蔣介石手下受苦，吃飯；毛主席手下享福，吃粥。”安徽省宣城縣農民不滿道，“什麼毛主席，比茅缸板還臭！害得我們飯都沒得吃。”[52]江蘇省海安縣農村兒童傳唱一首歌謠：“毛主席，大胖臉，社員餓死他不管！”[53]

高級知識分子：經歷過1957年反右運動，絕大多數高知都做到了謹言慎行，但在1960-1961年，中科院仍有一些科學家，因糧食和副食品短缺，向組織上提出了出國探親的申請。[54]

在社會各階層的普遍不滿中，城市低收入群眾的不滿最為突出。從1961年11月15日起，全國各省會城市率先執行陳雲有關大量生產高級點心和高級糖果，以回籠貨幣的指示。當天北京售出高級點心12.2萬斤，高級餅乾1.9萬斤，高級糖果12.1萬斤。高級糕點最高價格為7.6元一斤，最低3元一斤，但數量很少；高級糖果5元一斤，最高16元一斤；高級餅乾分4元一斤和5元一斤兩種。這類高級食品的購買者雖有一般市民，但大多為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 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後，國家將1960年11月制定的優惠享受副食品供應的範圍從高級幹部、民主人士頭面人物、有突出貢獻的科學家一下擴大到17級以上中級幹部。規定：17級以上幹部每人每月補助供應糖一斤、豆一斤；13級以上高幹，每人每月增加供應肉2斤、蛋2斤。此舉雖然得到中高級幹部的普遍擁護，卻極大地挫傷了一般幹部和廣大群眾。北京市的一般幹部諷刺道，“高薪人員豬肉炒雞蛋，低薪人員一鍋菜葉熬稀飯”，“現在幹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湯的”。[55]一時間，各種“牢騷怪話”如潮水般涌了出來。

對17級以上高中級幹部予以副食品補助反映了中央對幹部階層的體恤關心，正式的說法是：“幹部是國家寶貴的財產”。[56]1962年初，對幹部階層的照顧，除了供應糖豆、肉蛋等副食品，還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黨中央決定舉辦17級以上黨員幹部學習班”，主要目的，一是“為了統一黨內思想”，二是為了讓幹部得到營養補充。這種學習班帶有“保養性質”，“每期兩個月”，每天的飯食有“富強麵粉的饅頭、花卷，有大米飯，還有市場上少見的豬肉、雞蛋和香腸等犖菜”，“每天的伙食標準一元錢”。[57]（當時，省會城市一般家庭成員一月的最低生活標準是8-10元；在全國工資類別最高地區的上海，收入較高的紡織廠工人的月工資一般僅為40多元。）[58]遼寧省委照顧幹部的方法是，安排他們輪流“住在賓館，看看馬列主義的書，同時改善伙食。”[59]對農村縣社基層幹部的補助水平，則遠遜於大城市。一些省地市縣經常以開會為由，讓縣社一級幹部在縣食堂補餐，“進城開會期間，三兩天有一頓豬肉，開四五天會，可吃兩次肉……幾天不吃藥，腫就消了”，因而許多農村基層幹部“最盼的就是到縣上開會”。[60]由於幹部進城開會，吃住在縣城，農民根本不知幹部進城開會補養身體的事。

以常理觀之，領導層用制度的方式對17級以上幹部實施照顧，是希望他們努力工作，更好地“帶領群眾抗災救災，恢復生產”。但部分地區卻更熱衷於借着 “照顧17級”的東風，將這個門縫越擠越大。據有關資料反映，1962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個專區，大大突破“照顧17級”的範圍，規定17級以上幹部，每人每月供應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雞蛋0.5-2斤，紙煙2條，下水2-3斤，水產3-5斤，粉條 3-5斤，豆腐3-5斤。豐南縣還別出心裁地將該縣200餘名負責幹部分劃為“三等九級”。縣委書記處書記一級，平均每月吃掉雞、鴨、豬羊肉40多斤，而縣委第一書記一個月則分到了70多斤肉。[61]

17級以上幹部雖然較群眾先吃了一步，或多吃了一些，但畢竟表明現在已經有了可吃的食物。1961年底，國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糧食定量標準。第二年初，雖然還有消極現象——僅河南商丘、開封、新鄉、安陽、信陽6個專區外流饑民就達到了32萬，[62]但全國經濟形勢已出現好轉跡象。以浮腫病現象為例，1962年初江蘇省浮腫病人達到39.3萬人，雖比1961年底增加了8萬多人，但比上一年同期仍減少了許多[63].伴隨經濟的逐步恢復，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應也相應得到改善，代食品逐步退出人民生活領域。

促使糧食供應好轉的關鍵因素並不是“糧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而是中共中央分別於1960年11月和1961年6月作出的恢復農民自留地和解散公社食堂的決定，以及從1961年初從國外大量進口的糧食。據統計，僅1961年就從國外買進糧食500萬噸，1962年又進口300萬噸。增量法和代食品在緩解糧食危機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2年的國慶節，全國各大城市的節日供應已明顯好轉。從9月25日至10月2日，僅北京市場就銷售了脫銷兩年多的雞鴨30萬隻。在此期間，北京市民每人供應鮮肉3兩（平時每人每月肉票限量供應2兩，多為凍肉），全市居民共購買了160萬斤鮮肉。[64]北京市一些冷清了多年的著名飯莊又重新紅火了起來。“沙鍋居”恢復了燒、燎、白煮等32個品種。門框胡同的爆肚腸、豆腐腦白，菜市口的羊頭肉，“金生隆”的豆腐腦、炸丸頭都恢復了供應。高收入者喜愛光顧的“月生齋”的醬牛肉，“普天樓”的扒雞、叉燒、燒肉，“福玉樓”的醬豬肉也已敞開供應。

然而，美食雖好，卻非人人都能享用，在高收入者大快朵頤之時，北京市的一些底層群眾卻買不起節日計劃憑票供應的副食品，致使某些平時難得一見的副食品滯銷。9月25月至10月5日，北京市向市場投放了80萬隻雞鴨，可保證每戶居民購買一隻，但到了10月2日，僅銷售了30萬隻。[65]

但不管如何，幾年特大經濟困難，終於“盡力設法混過去了”，[66]領導層最擔心的情況總算沒有發生：幾年間，儘管“糧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沒有出大問題，沒有出‘皇帝’”（宋任窮語）。[67]全國城市的代食品的噩夢也在1962年上半年大致結束。

綜上所述，在大饑荒降臨之際，發起“糧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推廣運動實乃迫不得已之舉。中國歷代政府對於饑荒問題都有一套應對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報災、勘災制度，朝庭通過放糧、免徵、出貸、移民就粟、以工代賑等減輕百姓痛苦。[68]建國後，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在勘災、救災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績，但1958年的大躍進和接踵發動的反右傾運動破壞了報災、救災機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後果。

1960年下半年後，當國者逐漸面對現實，卻苦於已無糧食可用於賑災，遂運用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全面發起代食品運動，顯示出了巨大的功效。在這艱難的幾年裡，絕大多數幹部也能做到與群眾同甘共苦，只是百姓尤其是廣大農民的克制和犧牲，並沒有使最高當國者有所愧疚或改弦易轍，在其戮力堅持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農民依然長期缺衣少食。農民的吃飯問題，一直要到1980年代初鄧小平啟動農村改革才得以真正解決，其間的教訓值得世人永遠銘記於心。

本文的基本資料來自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資料，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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