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糧食部檢討說，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是3400億斤，可是徵購就拿了1200億斤，占三分之一強，農村傷了元氣。1960年本已出現全國大面積的饑荒，餓死人的情況已很嚴重。

　　七千人大會是“大躍進”和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大會。這次大會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教訓進行了初步總結，有限地糾正了一些“左”傾錯誤，是開得較為成功的一次大會。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黨和國家領導人最感頭痛的問題就是六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幾乎逢會必講糧食。甚至可以說，開會時除了講糧食還是講糧食。尤其是最困難的1960年、1961年，糧食告急的報告不斷送到周恩來、李先念等的辦公桌上。周恩來當時被人送了一個雅號——“糧食調度總指揮”。直接管糧食的李先念副總理更心急如焚，常向各地負責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滬”。為了使江西省同意外調三億斤糧食，周恩來在餐桌上連喝了江西省委分管農業的書記處書記劉俊秀所敬的三杯酒，一杯酒就是一億斤糧食!周恩來從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關於糧食的談話有記錄的就有70多次。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就是在這種糧食嚴重短缺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因此，它也必然與糧食問題息息相關。

　　七千人大會的出發點：糧食問題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更大“躍進”，使全國糧食全面緊張，並出現餓死人的現象，有的地方情況還相當嚴重。1961年開始按“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情況並未有太大的好轉，國庫已被挖空，城市和工礦區的糧食供應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險，且城市已發生請願事件。萬一城市斷糧，後果不堪設想。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從各地上調32億斤糧食，可到了11月中旬，時間過半，任務卻只完成20%多一點。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全面告急，斷糧的危險時刻都有可能發生，情況十分緊急。此外，轉眼就到年底，1962年的徵購任務也沒落實下來，各地過去對糧食以少報多，現在是以多報少，在落實中央的糧食徵購數和上調指標時，總是強調困難。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區負責糧食工作的同志開會，但未能解決問題。

　　1961年11月10日，中央開會向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專門落實糧食問題。鄧小平在會上直言闡明，1961年就靠這30天的工作，這30天如抓不到糧食，就嗚呼哀哉。關於1962年的糧食上調，他提了三個數字，120億斤、150億斤、180億斤。如是120億斤，就得大量進口，就無一點迴旋餘地，日子就很難過;如是150億斤，日子勉強過得去，但也要進口不少糧食;如是180億斤，就可以不進口，還有點調劑餘地。

　　聽了這三個數字，各中央局書記都在心裡叫苦不迭，他們本是願意接受中央任務的，但是這任務要分解到各省、市、自治區，再去層層落實，下面若是阻力太大怎麼辦?因為現在的問題是講徵購就牴觸。雖然大家都有畏難情緒，但還是勉強訂下了150億斤的目標。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華北局提出：下邊是有困難，但若把形勢講透，把方針搞明確，把思想搞透，還是可以的。為此，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個地委書記會議。明年1月開也可以，也可以考慮跟中央工作會議結合一塊開，打通思想。

　　兩天后，鄧小平將會議情況和陶鑄的建議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認為，召開地委書記會打通思想，有道理。如何打通思想，毛澤東覺得，中央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是應該總結一下，乾脆把縣委書記也都找來，要開就開個大會，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幹部會議(即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會議的開法是總結經驗，鼓足幹勁，好壞都要講清楚。毛澤東認為，這幾年各省只講自己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要用這次大會講清楚，不要怕鬼。毛澤東還表示他要在大會上講話，並要中央各同志也講一講，把會議當作小整風，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這樣，以150億斤上調糧食為發端，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的事情，就在毛澤東這裡定了下來。後來起草會議通知時，根據鄧力群的建議，又增加了全國重要廠礦的廠長、黨委書記，並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的同意。這樣，原本6000多人的大會，就變成了7000多人的規模。

　　可見，七千人大會的直接發端，是為了推動糧食徵購。會議的初始階段，中央強調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這也便於中央徵調糧食。但當會議改為以總結經驗為主，號召大家“開出氣會”後，會議不但沒有在糧食問題上大做文章，反而決定把工業發展速度再調低一些，把進口糧食的時間再延長一點，這就減少了糧食徵購任務，使地方領導都非常樂意，認為中央真正發揚了實事求是的作風。

　　七千人大會接待的難點：糧食問題

　　七千人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召開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大會。發出會議通知時已是1961年11月16日，通知要求所有出席會議者都要在1962年1月8日前到達北京。這就意味着元旦一過，實際的接待工作就要開始。籌備時間僅一個半月，談何容易!

　　七千人大會通知發出的當天，1961年11月16日，劉少奇乘火車赴廣東從化療養。11月底，毛澤東也離開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視。大會的籌備工作由鄧小平負責。籌備工作的首要任務無疑是起草大會報告。具體的保衛工作、生活服務、接待安排等也絲毫馬虎不得。7000多位各級領導，加上秘書、工作人員等隨從，人數可是不少!

　　在陶鑄提議召開全國的地委書記會議時，鄧小平的第一反應就是，來那麼多人，吃飯怎麼辦?他順口丟下一句話：各人帶豬肉，帶青菜來。當然，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而現在要開到縣委書記一級，與會人員就要多出一二十倍。不言而喻，在那個年代，會議用餐就成了大問題。

　　由於當時正處於糧食嚴重短缺、經濟十分困難時期，這麼大的會議規模，安排吃飯很不容易，據當時參與接待、負責生活的一位同志回憶：

　　吃飯是十人一桌，大鍋菜，不管你是中央領導，還是一般工作人員，都一樣。即使是劉少奇同志去安徽組開會，吃飯時也和大家一樣，憑飯票吃飯，十人一桌，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

　　特別是安全保衛組為了保證會議供電、保證食品安全，有時會把供電局的工程師、負責人，還有負責食品供應的人找來開會，但每到快吃飯時就趕緊散會，不然就沒有辦法管人家的飯。有時實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飯票給人家，然後自己回家吃飯。做保衛工作的，每個駐地警衛組也就只一兩個人屬於在編人員，大會管吃管住。不在編的，大會不管飯。結果弄得內部同志也有意見。為什麼你在編，我就不在編，就不能在會上吃飯?其實，實在是編制有限。前門飯店來來往往的那麼多會議車輛，可就只有三個警察可以在會上吃飯，剩下的統統自己解決。大會規定的工作組就那麼多人，超過是不行的。每次吃飯，桌子上都吃得光光的。四菜一湯，為了節約，都是大鍋菜，大家連菜帶湯一起吃。

　　有的縣委書記回憶說，每次吃完飯，桌子上總是光光的，不論副食還是主食。好在經過工作人員的努力，還是做到了“兩干一稀，大家滿意”。

　　作為一次全國性會議來說，就餐問題本應是個完全不成問題的問題，在當時竟引起如此關注，足見當時糧食問題的艱難，也說明七千人大會的就餐都是與當時的糧食問題密切聯繫的。

　　書記和部長們檢討的重點：糧食問題

　　為了把話講透一點，使大家的氣更順一點，毛澤東決定延長會期，並留與會者在北京過春節。在1962年春節前後，會議進入毛澤東倡導的“出氣會”階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節前聽取意見，即由地委、縣委書記們“出氣”，春節後檢討。而檢討的集中點也大多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在糧食問題上。

　　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春節前就作了檢討。他說湖北這幾年自以為是、“五風”俱全。1958年大辦鋼鐵，大辦公社;1959年大辦水利，大搞治山、治土;1960年夏季大搞開荒。這都表現了“左”傾蠻幹。湖北在全國最先宣傳“水稻畝產36000多斤”，“糧食多得無處放”，“吃飯不要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王任重對《人民日報》的同志說，當時我們出了風頭，現在看來我們出了丑——浮誇風，我們在全國帶了頭。湖北1958年的糧食產量只有197億斤，卻向中央報了450億斤，因為多報了糧數，多上繳，致使形勢惡化，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廬山會議後繼續惡化，人死得更多。王任重的檢討，很大程度上是就糧食問題而作的。

　　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劉子厚在大年初二作檢討。河北在1958年自稱“創造了18萬畝千斤、雙千斤甚至5000斤以上的小麥‘衛星’田和大面積豐產典型”，同河南一起率先提出“1959年實現小麥千斤省”的宏偉目標。1959年更喊出“三年包天津，五年包北京”的口號。結果連自己的口糧也解決不了。1960年冬，人均一天只吃4兩糧食，日子過得很艱難。劉子厚分三個時間段就糧食等問題作了檢討。

　　山西在1958年也是不斷放糧食高產“衛星”。山西農業專家預計一畝小麥可產2萬斤，說山西實現了玉米千斤省。這些都通過《人民日報》的報道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對此，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檢討自己有過兩次頭腦發熱。他還檢討自己在一次向毛澤東匯報石樓縣的糧食產量時報了畝產千斤，而實際只有170斤。陶魯笳的檢討也沒離開糧食問題。

　　吉林在當時一片高產“衛星”的浮誇聲中，能較冷靜地保持低調，當千斤省的報道接二連三時，吉林報道的產量只是平均畝產237斤;而且吉林省還沒出現餓死人的現象。但儘管如此，省委第一書記吳德還是檢討了“大躍進”時期，省委提出的農業“一年翻身、糧食過關”的口號，搞高產田、“衛星”田，計劃大量縮減耕地面積，宣傳兩三年內實現吃的方面按需分配等。廬山會議後搞十幾個大辦，搞高指標，加上天災，農業大量減產。可見，儘管吉林糧食情況較好，但吳德的檢討也還是沒離開糧食問題。

　　廣東檢討了1958年11月向中央報喜，全年糧食平均畝產1650斤，和由此體現的丟掉了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的問題。浙江檢討了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提出糾“左”的六條指示後仍在不切實際地提出“把早稻雙千斤的鑼鼓敲起來”等錯誤。上海也檢討了對糾“左”沒解決思想問題，仍然制定較高增產計劃的問題……

　　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評時，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也圍繞糧食等問題作了自我檢討。

　　糧食部檢討說，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是3400億斤，可是徵購就拿了1200億斤，占三分之一強，這是農村傷了元氣的一個重要原因。糧食部為此感到非常痛心。他們還檢討說：1960年本已出現全國大面積的饑荒，餓死人的情況已很嚴重，可是糧食部還自以為天下太平，可見糧食部見事太遲。全國出現大饑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糧食徵購過頭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冶金部對一再抬高鋼鐵指標，造成9000萬人上陣全民大煉鋼鐵，從而直接導致農業減產的情況負有重要責任，他們對此作了積極而較深刻的檢討。外貿部對在全國出現饑荒的情況下，還於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幾十億斤糧食的問題作了檢討。水電部對全國上了過多的大中型水庫因而擠占了大量農村勞力，影響了農業生產的問題作了檢討。

　　《人民日報》、新華社更是全面檢討了他們對“大躍進”中浮誇風、瞎指揮等問題所起的推波助瀾的壞作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至今人們耳熟能詳的話語，就是出自於當年的《人民日報》社論。一些天文數字的高產“衛星”，也多來自於《人民日報》或新華社，如河南的早稻畝產48925斤，廣東的中稻畝產60400斤，北方水稻畝產124329斤……放高產“衛星”導致了盲目樂觀的估產，導致高徵購(即購過頭糧)，導致農民手中無糧而餓死人。所以《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沉痛地檢討了一句很經典的話：當年“沒有《人民日報》比有《人民日報》還要好一些”。這應該是一種深刻的反省。毛澤東當年也批評過《人民日報》、新華社，說他們吹得太兇、太多、太大，如不改正缺點錯誤，“《人民日報》就有可能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告誡他們“頭腦要清醒”。吳冷西還就其他方面的宣傳錯誤作了深刻檢討。

　　從上述幾位省部級主要領導的檢討可見，“出氣會”階段，領導同志所檢討的內容相當多地集中在糧食或與糧食直接有關的問題上。

　　大會評判和處理幹部的着眼點：糧食問題

　　安徽省在“大躍進”時糧食問題嚴重，餓死人較多，與河南、四川等省一起同為最嚴重的省份之一。但安徽的同志對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沒有認真檢討很不滿意。劉少奇三次去安徽組，嚴厲批評了曾希聖。毛澤東在大會的講話中提到“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所指之一便有曾希聖。對於安徽餓死人的問題，劉少奇深惡痛絕。但安徽省委未向中央報告，捂蓋子。劉少奇此前就同曾希聖提過，希望他主動檢討。但曾希聖未檢討。會上，劉少奇氣憤地說，這是個歷史事實，過了十年八年，還可以總結的，五十年以後還要講的。死了這樣多的人，生產力有這樣大的破壞，受了這樣一個挫折，歷史上不寫，省志上不寫，不可能的。

　　1960年下半年起，曾希聖在安徽倡導“責任田”、包產到戶，受到農民熱烈歡迎。這一點曾希聖本來是對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曾希聖本人除了以困難形勢為理由為自己辯護外，也拿不出有力的理論武器。當別人指責他對集體經濟喪失信心時，他便只有檢討。這就將他做得正確的、極有意義的嘗試，與他的錯誤混在一起批判了。但劉少奇在幾次對曾希聖的批評中，並未揪住“責任田”問題不放。

　　由於安徽糧食問題嚴重、餓死人多、破壞性大，而曾希聖檢討又不主動、不深刻，所以對於身兼華東局第二書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聖，中央也只好同意了他的調離安徽的請求，實質上是將他免了職，由李葆華接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儘管曾希聖並未被免去在華東局的職務，但大會之後他一直賦閒在家。他自己非常痛苦也十分痛心，感到對不起安徽人民。曾希聖賦閒在家時，還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提高糧食產量。為了不誤農時，加快農民的插秧進度，他親自動手研製插秧機，並用家裡的花盆、面盆、洗澡盆做育秧試驗……一切的一切都沒有離開糧食的增產問題。

　　四川也是一個重災省。從全國人口來看，1960年和1961年連續兩年呈下降趨勢，而四川卻是1958年至1961年連續四年下降。全國兩年淨減人口1350萬，四川四年則淨減人口622萬。但在大會上，四川未被列入重災省名單。大會收到一封來自四川的匿名信。信中揭露了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大躍進”中的錯誤和壓制批評等問題，受到大會的重視。中央派鄧小平來四川組，又有了毛澤東的“開出氣會”、解決上下通氣問題的指示，四川的同志很高興，李井泉卻有些緊張了。他明白這幾年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餓死人)很多，上下怨聲載道。作為第一書記，他自知責任重大。然而李井泉還是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努力作檢討，爭取過關。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檢討，說到動情處，還流下了眼淚。但因種種原因，人們還是不滿意，還是批評他，不肯放過他。

　　大概有鄧小平過問的原因，會議後期還是由集中批評李井泉轉為大家作自我批評。說到自己的責任，想到逝去的鄉親，有的同志泣不成聲。但李井泉後來並未被追究責任，未像曾希聖那樣被免去職務。原因何在?還在於糧食!這主要是李井泉在完成國家糧食徵購任務方面顧全大局。在中央天天為糧食心焦的日子裡，他對中央派給四川的任務基本都能完成。對此，中央很是讚賞。在這次大會上，周恩來還表揚四川“是上調糧食表現得最積極的”。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在於上調糧食太多，但從另一角度來說這又是對國家作出的貢獻。換言之，李井泉對黨中央作了雪中送炭的貢獻，那麼再追究李井泉的責任甚至給以處分，對李井泉本人來說就顯得有些冤枉和委屈了。對四川給國家的糧食貢獻，毛澤東也沒忘記。1965年，當李井泉匯報四川糧食產量並談到向中央調撥糧食時，毛澤東就善意地批評他“只懂得大公無私，不懂得大公有私”，意即要李井泉也要照顧好四川的糧食需要和群眾生活。

　　對於糧食問題上的浮誇風，當時分管農業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也是負有重要責任的。他在“大躍進”期間，多次召開會議，併到處視察。對已出現的浮誇現象，他還在鼓勁。如他在安徽省委三級幹部會上宣傳說，汕頭、醴陵幾個縣是搞畝產1500斤的，你們來個全縣畝產2000斤，蓋過他們。這不是自滿，是打擂台。接着，他進一步說：“第一個‘衛星’放出去，第二個也就出來了。我看麥子畝產5000斤的‘衛星’可能出在你們安徽的阜陽。會不會出現畝產萬斤，我看有可能。”杭州的同志也批評譚震林“亂壓人，逼着我們在杭州搞畝產萬斤田，搞一個畝產萬斤的專區，完全脫離實際”。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也是在譚震林的文章中首先引用的。他還宣傳“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對“馬上就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口號他也表示贊成，按毛澤東的話說：譚老闆“放大炮也相當多”。在這次七千人大會上，譚震林也作了檢討，強調自己的錯誤是嚴重的。與會同志一方面認為他能檢討很好，另一方面又認為他檢討得很不夠，也不深刻。對錯誤屬於什麼性質，錯誤的思想根源等挖得不深，也沒說清楚自己是負什麼責任，所以有人要將他的錯誤定為路線錯誤。

　　從上述情況可見，人們當時對幹部錯誤的輕重，檢討的好壞，職務的去留，一個主要評判標準就是在糧食問題上影響的大小。由此推開，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當時一切工作都離不開糧食，糧食對當時的中國實在太重要了。

　　大會成就之亮點：糧食問題

　　七千人大會雖然未能從指導思想上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因而其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但它確實取得了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成就，對於繼續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調整國民經濟，有着好的促進作用。如它較好地使全黨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實事求是的傳統，對過去存在的問題和經驗教訓作了較系統的總結。對如何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今後經濟建設要注意哪些問題，有了較一致的認識。特別是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缺乏民主”的局面，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也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所有這些，都可能對中國糧食生產的發展及糧食狀況的改善，起到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大會還在糧食問題上直接取得了一些成果。這也可以說是這次大會取得成就的亮點之一。

　　原計劃徵購150億斤糧食的打算取消了。會上，黨中央帶頭髮揚民主，反覆聽取地方同志的意見，體諒農民的困難，決定再把工業發展的速度調低一些，擠出工業用外匯，多進口一些糧食，以緩解地方的徵購壓力。中央的這一舉動，受到各級領導幹部的歡迎，也促進了中央與地方的相互認同。王任重當時的心理狀態就是與會同志心理反應的縮影。他當時在日記中寫道：“這個問題一解決，這次大會就可以圓滿結束了。從‘壓力’下解放出來，才真正心情舒暢。馬列主義實事求是的作風終於得到完全勝利。”

　　會議決定大量精簡城市人口，1962年一年再精簡2000萬(1962年實際精簡了1700萬)。這一措施的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減少了城市人口的糧食供應，減輕了糧食壓力，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農業生產，促進了糧食產量的增加。這一減一加，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糧食全面緊張的局面。

　　會議對糧食問題上的教訓作了集中總結。如對高指標、嚴重的糧食浮誇，導致高徵購、搶空了農民的糧食，使不少農村人口患病、死亡，對這一慘痛教訓作了認真總結。還對在農業生產上因為不懂經濟、不懂科學技術而造成的巨大損失，如亂改耕作制度，不恰當地深翻改土，造成大面積減產，以及修了不少不僅無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等教訓都作了總結。歷史證明，這些教訓的總結，對以後的糧食問題、農業生產的增產增收問題，都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七千人大會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黨內有一種精神解放的氛圍，使人們也能有限地探索一些較為敏感的問題，如農業生產的經營管理方式問題。由於集體生產不僅未出現預期的效果，反而餓死了人。這促使一些人在相對寬鬆的氛圍下探討適合實際情況的生產方式。這樣，曾被批判的在安徽試行過的包產到戶，在1962年春夏期間，又受到來自第一線的領導同志如鄧子恢、陳雲、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的支持和贊成，這使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地方明顯增多。只是好景不長，不久又受到批判和壓制而被迫再度取消。然而即使是短暫的休養生息，對增加糧食產量，也起了積極作用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也在會議講話中充分論述了糧食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討解決的措施和辦法。這也為解決糧食問題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如周恩來在大會報告中強調：當前經濟生活中最嚴重的問題，還是糧食問題。他提出，堅決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人數，減少糧食供應，“是克服當前困難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他還就全國糧食危機狀況向到會的各級幹部算了細賬、交了實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勢的嚴重和中央的困難，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難的具體辦法，從而使他提出的調整措施後來能順利落實。到1963年底，糧食形勢就出現根本好轉。

　　總之，由於當時那個年代的特殊性，中國尚未走出糧食饑荒，未能解決吃飯問題，所以當時召開的黨史上規模空前的七千人大會，從會議的起因到會議產生的效果，自始至終都與糧食問題緊密相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