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抗战策略虽为共产党打天下立下了功劳，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从来都不忧我们中华亡国，只恐怕他们中共亡党。因此他一直对中共集团灌输了他自己独特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正如芦笛所说，把他们教育得“不觉得不打日本人是耻辱，却为中共的迅速壮大心花怒放，倍感伟大领袖的英明正确。”（芦著，页293）根据芦著的揭发，1939年底，在回答斯诺的新闻采访时，毛甚至赞成苏联采取占领半个波兰的方式来帮助中共。这就是说，只要能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排除英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让中共在苏联的卵羽下幸存下去，哪怕由苏联和日本瓜分中国，中共也会欣然接受。因为那样做完全符合中共遵循的列宁主义原则。毛这样冒失吐露玄机的说法立即引起共产国际极度过敏的反应，因为他那一席谈话不啻预告了后来的日苏中立条约。该条约果然在1940年4月13日正式签署，苏方“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方“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就这样在背弃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了肮脏的交易。但对毛泽东来说，这一欺辱中国人民的事件则意味着他所期待的局面终于实现：让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从国民党政府的主权下“解放”出去，从而被无产阶级的祖国抓到手中。于是他代表中共发表声明欢呼说，“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那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不久的年月，毛泽东竟如此高调欢呼一个赞同日本侵占东北和苏联分割外蒙的条约，其用意之卑劣实在令人发指！我们完全可以说，此时的毛泽东已从红色山大王心态转化为红色石敬瑭心态了。

提起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军事摩擦，几十年以来，广大受众仅熟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所谓“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在中共的大力宣传下，蒋介石一直都背着发动反共高潮的黑锅。只是近年来随着中共内部不少“自我破解的叙述”吐露出某些不打自招的真相，再加上民间人士历史意识的逐渐觉醒，新四军抢占敌后根据地的行动，还有黄桥事件的实情，这才都通过网络文字和凤凰卫视的节目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根据广泛发掘的材料，芦著详述了陈毅、粟裕纵队如何挑起冲突，如何在黄桥围歼曾在台儿庄勇战日寇的韩德勤部队，而后又如何在攻打曹甸时失利，以及叶挺、项英纵队在不服从中央政府调令的情况下如何遭到歼灭的经过。在他还原历史真相的叙述中，芦笛特别点出了共军如何“效法跟在狮子后面的鬣狗，跟在日本人后面‘捡洋捞’，收编被日军击溃的国军，占领日军留在战线后方的广大地域。”（芦著，页283）。芦笛用鬣狗的猎食方式比喻共军的战术，准确形象之极，可谓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共军在毛泽东“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逆反思维指导下损尽了军人武德的卑劣行径。有趣的是，“鬣狗”这个比喻在网络作者周剑岐的博文《民国军人抗战卫国的武德与其凶残病变》（见“博讯网站”所载“周剑岐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zjq/ ）中也有所提及，且对共军的“鬣狗性”分析得更加透彻。可见在破解毛共军事神话的问题上，时至今日，一个“天下英雄所见略同”的局面已在初步形成之中。
   
   按照周文的叙述，1937年，国军在淞沪会战中挫伤了日军猖狂侵华的锐气，振作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精神。紧接着次年打响徐州会战，中央军统帅地方军，汇集了各地方派系的力量，军令政令的国家化得以初步实现。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配合支持第二战区的平型关等战役，江南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在巢湖一带配合徐州会战，后转入华东游击。按照1938年6月军委汉口会议的决议，要求敌后作战紧密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军令、军政由战区统率机关统一运作。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方针和政策，提出六大纲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王明的提议上符合莫斯科的指令，下有利于初步建立的国共和作，他说得有理有节，一时间在高层中占了上风。这情形自然让毛泽东很不舒服，他立即抓起“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向对方扣将过去。
   
   毛在党内搞路线斗争由来已久，从本质上看这一问题，与其说是不同的路线导致了他与其他领导人的对立，不如说总是由他挑起的权力争夺造就了针锋相对的路线。人们通常论史或读史，视野多为 “路线斗争”的框框所局限，深陷入政治说辞的迷阵，却很少透过路线斗争的棱镜观察对立的双方在人格、气质和教养上有什么不同，更未由此不同出发，进而分辨各人所处的价值阶序。无论就天生的资质还是就后天的修养而言，人群中不同的个人在能力、气质和品性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别，由此构成了或偏高、或偏低的品位之分，从古代的九品论人到今日的考核评级，人群中向来就存在着不容否认的高低优劣之分。在传统社会各安其位的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有什么能力就干什么事情，是何种资质，便遵从其被规定的价值，这就是社会公认的价值阶序。但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价值阶序上品位较低者很可能由于达不到品位较高者的层次而有所怨恨，共产党所搞的阶级斗争正好为这种低品位者的怨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所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致使怨恨者的个人情绪也具有了革命斗争的崇高性质及其正当理由。这种纯个人的怨气若发生在中共领导人之间，所谓的路线斗争——往往包装上理论——就会被顺手制造出来，作为策略来掩盖那暗含的竞争欲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扭曲的情意状态。就拿毛泽东其人来说吧，看看他那一身土窑洞的做派，你真要让他像周恩来和王明那样去武汉或重庆坐镇，谅他也撑不起那种干练的架子，更迈不出自己的故步。但心胸狭隘的毛总是不服气别人出头露面，于是，那满肚子窝火的情绪就成了他寻衅找事的酵母。直到1956年召开八大预备会议，十几年前的旧事还让他耿耿于怀，忍不住在会上抱怨起来。他对大家说：“那时候，一个八路军，一个新四军，党的两支队伍，可是不完全是听指挥的，八路军有时候冒进，新四军有时候右倾，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少奇同志还是很清醒的，在华中开展了新局面，陈毅、粟裕、谭老板、张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毛泽东为什么在抱怨一通后又表扬起刘少奇等人呢？那时候他在和长江局的人马争风吃醋，要的就是抓紧军队的领导权，好贯彻他“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路线。因此他派邓小平到太行山协助刘伯承，派彭真到晋察冀协助聂荣臻，派刘少奇在华中监督陈毅和粟裕。只有派出那些受他支配的党代表去作监军，不断督促部队在敌后打出占地盘的局面，他窝在窑洞里挥笔发令，才显得有事可干。要是让武汉或重庆方面的同志把事情做大了，他在延安的运筹帷幄还有什么出路！总而言之，对党内那些穿着笔挺的军装或西服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出现的同志，毛始终怀有一言难尽的复杂心情。他不服气他们在那边做联蒋抗日的工作，于是便钻到窑洞内挑灯疾书，不断向华北和华中发出搞摩擦的指令。
   
   1939年，听到日军扫荡苏北的消息，毛泽东认为共军夺取苏北的大好机会到了。于是他电令“叶飞部队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二万人枪，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歼灭之。”正是在毛的一再督促下，粟裕那支打游击的土共队伍迅速壮大起来。他们对日军游而不击，对国军则大打运动战或歼灭战，发挥“鬣狗战术”，“打着国府的旗号，跟在日军后面招降纳叛，收编散兵散枪，吞并民众自卫武装乃至土匪武装，组织民众，建立政权，派捐收税，建立国中之国。”（芦著，页290）这情形恰如《沙家浜》中胡传奎所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钩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这出样板戏所唱的就是黄桥事件前后当地武装力量的生态。现在我们回过头仔细一看，若把那唱词改为“钩挂四方”，再加上个“共产党”，才更为全面和恰当。在那个战争生态学的丛林群落中，正是靠了抗日的大环境总氛围，在正规军之外，才自发地催生出一批批在拼命中各讨其生活，杀出血路来各壮声势的杂牌武装力量。土共的日渐壮大即来自其间的拼杀、兼并与重组。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各自的抗日业绩，但抗日仅为他们的手段，壮大兵力和抢占地盘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如上所述，共军靠打劫维持粮草，赖缴获补给军需的生存方式时日已久，早就养成了“鬣狗战术”的习性。粟裕带领的纵队更是如此，他们名为新四军，戴的是国军军徽，吃的是国府军粮，但在毛泽东“打顽”指令唆使下，直到抗战胜利，却从未配合国军打过一场对日军的硬仗。他们“对国军只要有任何机会，伏击、偷袭、攻坚、分化、掠夺人枪资源，从不放过。如鬣狗秃鹰，凶残猎食，群攻死咬，受残缺物化主子的精神奴役而不能自主。黄桥、曹甸后，自有孟良崮、碾庄。民国军人抗战卫国的武德，从此便笼罩在此恶灵尸腐之下。”（引自周剑岐文）
   
   这一“鬣狗行动”最终招致皖南事变，项英、叶挺部受到报复性惩罚，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公开破裂。那条依稀可见的历史虚线随之磨灭，国家在抗战胜利不久便卷入了内战。共军虽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却败坏了他们自身的武德。就共军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为其一党之利益，破坏抗日，所作所为有违民族大义，这本身便是共军难以洗刷的耻辱。众所周知，中文这“武”字一直号称“止戈曰武”，抗战的宗旨就是打败侵略者，终止世界大战，实现中华民国的和平建国纲领。但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却把国共两党拖入血腥的内战，直到今天，海峡两岸仍未结束军事对峙的状态。就共军内部而言，自朱德带领从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队伍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就一直存在着职业军人的武德意识与毛泽东土共作风或多或少的冲突。比较而言，叶挺、项英带领的正牌新四军在执行毛、刘来电指令上便与陈毅、粟裕所率土共游击队配合较密切的做法有所不同，前者多少顾及抗日合作的大计，故受到毛泽东的指责和后来那近乎迫害性的误导，后者则被逼得如鬣狗般撕咬浴血抗日的国军，最终落了个自残的下场。
   
   六
   
   根据芦著所列毛泽东的指令、讲话及中共的种种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得知苏军要出兵东北，抗战胜利在望，毛随即下令全党布置军力，做好了抢占地盘，迫日缴械，部署内线战场的准备。毛一面准备打内战，一面摆出自卫的姿态，在他的主使下，共军以反内战的姿态跳出来挑起内战，正如他曾经以促蒋抗日的面貌出现，唆使共军做尽了消极抗日的坏事。不巧的是，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指示他们“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作为一个外国人，斯大林现在何以表现得比毛泽东都更关心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呢？就毛不惜打一场内战的蠢动而言，毛的缺乏国家民族关怀是显而易见的，但斯大林的关怀却另有其毛未必领悟的原因。1945年7月8日，苏联与国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了在外蒙古、长春铁路和大连、旅顺港的问题上求得国府让步，苏联承诺支持国民党一个中央政府、一支统一军队的主张，并表态不支持中共联合政府的纲领。之所以很快就电令中共屈从蒋介石，当然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共这个共产国际支部的利益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至于对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自然谈不上会有多么真切的关怀。斯大林在关键时刻给毛泼了冷水，这同样使他耿耿于怀，后来他便拿斯大林此举作为“整他”的实例，抱怨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并把斯比成不许阿Q革命的赵太爷。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被迫到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时，他心里曾如何窝火。尽管如此，面对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及其它情况的对比，重庆和谈时的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显然并无打一场胜仗的把握。对他们来说，企图武力夺权是一回事，能否打一场必胜的内战又是另一回事。在那个边打边谈的时刻，他们抢占地盘，插手去摘桃子，更多的是为了增加共军在谈判桌上的筹码。毛在1943年给彭德怀的电讯中曾说过：“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战争，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见芦著，页377）可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即使在毛泽东左右摇摆的意念中，那条历史的虚线也曾明灭闪现，触动过他被迫作良性互动的意念。中国之命运并非完全没有在国共和解的局面下走向民主共和的可能。然而靠“党指挥枪”的原则攀上统帅高位的毛泽东深知，他个人的权力以及中共的势力全都基于他们拥有的武力，因此他所谓的“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只不过在口头上讲讲，而且更多地是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讲的，他们共产党人才不会为民主的承诺而交出自己的武力呢。所以在和谈中毛始终坚持保住共军作为党军的底线，而且企图把他们的解放区作为国中之国维持下去，结果使国共和谈的进展陷入了僵局。 关于中华武德，古代的军事典籍阐述得十分清楚。《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更强调，“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还说：“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更强调，“恶战者，兵之王器也。”（不好战，是军事上的最高原则。）不幸一直在恶性互动中的国共双方均缺乏“恶战”意识，高层一边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地方上的部队一边在不自觉地制造摩擦，随着摩擦越来越厉害，最后从上到下都卷入了“乐兵”和“利胜”的漩涡。特别是共军，从创建到壮大，一路走过来，都是趋向“乐兵”和“利胜”的路线。
   
   关于内战获胜的军事神话，有一个到处传播的说法，就是赞扬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军。据芦著的揭发，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固然在迅速打败日军的事情上帮了中国的大忙，但从中得利的并不是国府，而是中共。苏军在攻克东北后大肆抢劫，拆卸有价值的机械设备运往苏联，霸占中东铁路，妨碍国府的接收工作，甚至杀害中央派去的接收官员。苏军的暴行一时间激起民间的反苏情绪，招致英美的抗议，苏联控制东北经济的企图一时间受挫，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的对华政策于是急剧转向，莫斯科完全背弃了签约时在政治立场上的承诺，对于中共挑起内战的举动，苏方从斯大林原来一再限制的态度转为撒手放纵，进而公开支持。在被迫撤军之时，苏军不但把长春、哈尔滨及中东全线移交给共军占领，而且打开日军的武器库把大量的枪炮弹药，甚至坦克、飞机，都转手给共军。芦著中详列出共军从苏军手中获得的武器装备和其它战略物资，基于这些数据，芦笛明确指出，“到了48年，共军的火力已压倒了国军。”（芦著，页408）国军的美式装备其实仅限于个别部队，而此时在东北的共军已全面日式，甚至苏式装备了。毛泽东早在长征途中就企盼“接通苏联”后获得其飞机大炮好打败老蒋的梦想终于在1948年的东北得以实现。共军若未能在苏联的帮助下抢先进入东北，或在进入东北后没得到优势的武器装备，就靠毛泽东在西柏坡那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指挥，绝对打不胜辽沈战役。
   
   1946年5月，国军攻占长春，驱赶得林彪部队向松花江以北撤退。苏联驻华外交官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美国政府害怕在援华事务上与苏联发生冲突，硬是向蒋介石施加和谈的压力，致使国军在攻占四平后停战待命，让本可以一举歼灭的林彪部队得到了整编后卷土重来的机会。芦著特别强调了这一场大战受国内外形势阴差阳错变化的影响而出现的种种随机性情况。他反复论证说，正是这些有利的因素助长了共军的优势，使共军夺得先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和民心之所向，那都是共军获胜后自我神化的说辞，是党史编写者奉旨宣传，对既成事实作合理化的追认罢了。芦著从中共当年的电报稿和党内文件中搜集出大量的证据，以无可辩驳的实例让我们看到，是众多的随机性情况使共军巧钻空子，打了几次险胜的战役，那既不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结果，也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无关。
   
   芦著还进一步告诉我们，中共能打胜内战，不但不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功劳，恰恰相反，是众多指战员各自为战，相机处事，在不同程度上对毛的瞎指挥打了折扣，甚或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就拿东北战场上的战事来说吧，毛一开始就催促共军占领大城市，妄图一举控制东北全境，率先在那个比邻无产阶级祖国的地方建立其独立王国。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的决定完全错误。反而是刘少奇趁毛病倒之机，电令初入东北的共军不要急于占领大城市，要分兵到广大的乡村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实行土改，建立巩固根据地，维持纵深的战略后方。正因刘作了如此详密而具体的安排，才为后来共军的取胜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让共军死守四平，占据长春和哈尔滨的奢想，结果导致了东北战场初期的大溃败。若无美国插手促和谈，害得国军中途停战，共军败绩的罪责，毛大概是想甩也甩不掉了。
   
   毛泽东指挥打仗最缺德的一点就是他自己“下定决心”要打，指令别人“不怕牺牲”去战的一贯做法。他的“乐战”—“利胜”心每每使共军将士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就像后来搞政治运动，事先就定下杀多少人抓多少人的指标，毛泽东下达战斗命令，竟也给指战员规定具体的伤亡人数。比如在1946年4月6日，他下令林彪在四平、本溪与国军决战，便明确开出伤亡许可证，指令林彪“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决心付出此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见芦著，页439）结果四平没守住，共军伤亡达五万人之多，明显已超出毛所下达的指标。后来林彪部队攻陷锦州，粟裕的华野打豫南战役（中原会战）和围歼黄百韬、黄维兵团，均以此付出大量伤亡的人海战术攻坚夺胜。据战争的亲历者所描述，那是倒下一批，又接着扑上来一批的冲锋，其势如波涛汹涌，活人踏着死人前进，让持续扫射的国军机枪手面对尸体盈野，血流成河的现场而感到恶心和害怕。据一篇有关“中原会战”的回憶记载，在一次共军的攻坚战结束后，国军在阵地前的尸体堆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装备”，那是一条长约三尺的麻绳，一端缚在尸体的脚上，另一端则压在束腰的皮带之下，还结了一个绳圈。（参看东方绿《记国共内战期间的“中原会战”之役》，http://adfxtl.blog.hexun.com.tw/7732124_d.html）显而易见，做这样的装备，就是战死后供他人拖回尸体而用的。由此可见，系绳的战士早在冲锋之前已被毛泽东的大笔批入他下达的“死亡指标”。毛曾有一联诗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读到如此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句，谁又能从那豪言壮语中读出千百万被断送到“死亡指标”中的生命呢？*
   
   但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及其中央领导的生命还是很珍惜的，对比以上所引张国焘回忆录的片段，即可说明这一事实。毛在长征途中的会议上要求四方面军“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而且公然说，“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他没有提说那些被撇下来作掩护的四方面军将士如何安排。如果他们不属于毛要留下的“革命种子”，那就只可能就地拼命，全部填充他那“死亡指标”所规定的数字了。
   
   七
   
   芦著还以大量的实例让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行军或作战中很少积极策应友军，但他却常以中央的名义发令，随意调遣部队策应他和他所在的中央。早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张国焘草地闹分裂，他私自决定，率中央机关和他的一方面军潜逃北上，把四方面军大批人马撇在南边，好吸引蒋介石派重兵围剿，而他带领的小股红军则得以乘隙在陕北落脚，有了喘息的机会。后来他又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带出没，再次诱国军西行堵截，减轻了宁夏战役失败后河东红军的压力。
   
   内战打响后，毛泽东把他这种为自保而随意调遣部队的故技运用到顾头不顾尾的地步。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后，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开始了山沟中乱钻的逃窜，直至次年3月21日东渡黄河，他们一直都处于不断转移的状态。在国军的全面进攻下，当时的陕北赤地千里，人口锐减，部队的补给困难，无论就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的安全而言，还是就部队的生存条件而言，情况都十分危急，颇有些当年苏区受到四面围剿的状况。正是在此一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毛泽东构想出芦笛称之为“外线病”的进攻性战略。7月间，胡宗南属下刘戡部已逼近毛及中央机关暂住的小河村一带，迫使他们在8月1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佳县仓惶逃去。7月29日，邓小平收到毛泽东发来的一封密电。据毛毛写她父亲的那本书所述，邓读完那封电报，立即焚毁，后来曾对她解释说，“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很为困难’……”毛毛进而指明，“刘邓打过黄河，一是实现战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歼灭敌人，更主要的是要减轻陕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难处境。”（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页500）芦著中引用了该密电原文：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见芦著，页470）
   
   邓小平接到电报后二话没说，很快就率刘邓大军从鲁西南长途跋涉，进军大别山区，去建立毛泽东构想的根据地。刘邓大军的南下果然吸引国军二十多个旅向南尾随追击，其中就有西安绥靖署从陕北抽调的部队。应该说，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缓解了陕北的压力。（参看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四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02-203）但刘邓大军在此过程中却损失惨重，据芦著的描述，他们劳师远征，不但没建立起大别山根据地，反而一路上丢弃重型武器，以出征时12万多人之众的大军，到次年3月被迫撤出大别山区为止，竟减员到不足6万人的程度。这就是毛泽东私心自用，擅自命他方部队策应己方的结果。
   
   对毛泽东这种“外线病”战略，芦笛的批评特别突出了毛好大喜功，企图出奇制胜的一面，将毛的此类胡来描述为一种浪漫和冒险的风格，但对毛那些大肆张扬的浮夸之词背后色厉内荏的一面，却缺乏应有的剖析。其实，毛那些夸夸其谈的陈述是与他迂回周旋，近乎逃逸的作战惯性相为表里的。应该看到，他催促别人去冒险的战略多是他自己处境窘迫时谋划出来的，不过是一时紧张中大放的厥词，拿着鸡毛当令箭，读起来动听而已。对刘邓大军所下的命令尤其如此。当时毛对内战获胜的前景尚持比较保守的估计，他准备用五年时间与蒋介石逐鹿中原，所以他那个“战略进攻”的布局未免铺展过大，对他和中央机关在陕北的困境，颇有远水不解近渴之嫌。那就是他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电令中所作的布局，“进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226-227）等到他和中央机关渡河进入晋察冀一带，更要把来自京津的威胁疏解到中原，把中原国军的重兵引离到江南，以免共军在国军各路兵力的钳制下遭到围歼。这就是所谓“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的战略进攻之实质，其貌似反攻性的远徙不无遁去的成分。在解放军的兵力已经壮大的情况下，毛似乎还想发挥当年“打圈圈”的战术，作声东击西的突破。他那种大胆，是把别人指派到远处去冒险的大胆，等回到近在他身边的情况，他又谨慎得有点胆小。也就是在这一形势下，本来在山东打内线战打得蛮好的华野部队被电令渡江南下，去蒋占区另辟根据地。早在47年9月3日给粟裕的电文中，毛就指令粟裕放弃后方，仍然像抗战时那样从敌军、敌区获取粮食、弹药等补给，甚至让粟裕的部队“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甚至叫他们“重炮不要带去”，更要禁绝他们“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同上，页236）他一如既往，硬给指战员下达“死亡指标”。

但粟裕不像邓小平那样听话，他一拖再拖，最后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向毛上书直陈己见，讲明南渡的种种不利因素，提出了华野与刘邓、陈谢联合作战，在中原与国军来一场大决战的正确战略。毛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大概是为防止毛在战役打响后又趁着发电令大做文章，造成干扰，48年10月31日，粟裕更电致中央说：“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粟裕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落实野战军将令在前线指挥打仗的主动权。当时那一触即发的战情迫使毛立即致电陈、邓说，“具体攻击任务，由你们按当面情况临机决定。”（参看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页886）粟裕最终获得了他相机行动的大权。回到当时前线上各自为战的实际情况中，我们便可以看出，毛泽东及其军委多是在发挥协调的作用而已，来自前线指挥的建议则作为主要的补充，随时在修改和纠正着军委的计划。至于后来描述内战的电影中不时插入毛主席千里外指挥若定的那些画面，全都是导演所玩的老套，不过以一闪而过的镜头在银幕上来几个渲染性的亮点罢了。
   
   粟裕从前在黄桥一带玩“鬣狗战术”，是因为兵员很少，武器太差，只好跟在鬼子后面“捡洋捞”，趁机对国军搞一些伏击偷袭的行动。如今他麾下的纵队远比当年壮大，装备也大大改善，已拥有大炮坦克武装的特种纵队。他们的“鬣狗战术”于是随之有所升级：那不再是吃腐尸般的零星偷袭，而是集中优势兵力，将受堵截或被冲散而陷于孤立的国军兵团团团围住，以密集的火力和猛烈的硬攻一举歼灭。所谓“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打法，硬是将毛泽东担心的“一锅夹生饭”“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这位既非井冈山出身，也未经过长征考验的年轻司令具有顽强的鬣狗性，打了十几年游击，已磨练成一员骁将。如今，他正好在最利于他发挥将才的时势下脱颖而出，踊跃担负起领衔中原战局的重任。在尘埃落定的今日回顾当年，我们完全可以说，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前后，若没有粟裕那支鬣狗队伍投入战斗，若不是粟裕大胆抵制了毛泽东让他南渡的指令，国共相争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因此芦笛坚持认为，“粟裕敦促毛泽东作出这一战略思想的根本改变，才是中共夺权战争的转折点，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替毛拨正船头，指引航向，使得革命从困境走向胜利。他才是比毛更称职、更有眼光的战略家，尽管他提出的也只不过是常识而已。”（芦著，页490）
   
   八
   
   共军打胜淮海战役尚有多种随机因素，限于篇幅，难以在此详述。总的来说，那是共军全体指战员拼命战斗，广大民众大力支援的结果，他们以各种方式付出的牺牲绝不是毛那个“用兵如神”的光环涵盖得了的。陈毅说过，“淮海战役胜利，是靠千千万的独轮车打的！”陈毅此话怎讲呢？据中共公布的资料，这次战役中，中共动员的民工多达五百万人次，筹集的粮食有9.6亿斤。“被动员的人，有推着独轮车来的，有赶着牲口驮载来的，也有背负着米粮、抬着担架徒步来的；其中又以青壮为主，正好当作补充兵来源。共军在遭到重大伤亡之后，很快就能全额补充，来源正是这些被裹挟的青年。”（周明、王逸之，《徐蚌会战》，台北：知兵堂出版社，2008，页12）中共集团和迷信“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国人尽可以夸耀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得民心，更有能力组织和动员群众。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此众多的人力到底是如何动员起来的？大量的粮食又以什么手段筹集？真要寻根究底，去再现当时的实情，恐怕就不是电影画面上宣扬的那么喜气洋洋，那么热火朝天，更与所谓“民心所向”的大话大相径庭了。古今中外，还从没见过哪个武力集团把自己的后勤事务像中共这样大规模强加在平民头上，从穷乡僻壤榨取了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作为解放区的军事割据政权，中共集团任其一党的军事行动全面侵入民众的生活，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他们点起的战火，这种扰民行为和军事化行政举措本身就是对中华武德的败坏。可悲的是，历史后来竟和中国人开了一个不幸的玩笑：正因靠此一军事动员方式打了胜仗，毛泽东紧接着将其运用于夺权后的经济建设，从大跃进中大炼钢铁的闹剧，到人民公社化以及“农业学大寨”的苦干蛮干，都堪称内战中后方动员模式在和平建设时期的翻版。对于曾付出过人力、物力和生命代价的中国农民来说，最有苦难言的讽刺乃是，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换来的并不是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而是公社化过程中遭受的掠夺和奴役，是几千万人活活饿死的回报。
   
   从华野在碾庄围歼黄百韬兵团，到中野在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直到淮海战场上各处发生的激战，共军的最终胜利均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获。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一如既往，仍在他下达的“死亡指标”上耍尽了威风。48年11月14日，华野围攻碾庄的第三天，由于国军严阵以待，火力异常凶猛，共军自身伤亡极大，向前推进缓慢。毛泽东来电督战，向前线诸指挥和地方党组织发令：“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兵团全部及宿蚌段敌人。……此战役为我南线空间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亡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页215-216）毛支出的人命预算着实充足，据淮海战役结束后公布的统计数字，共军在该战中伤亡数字不多不少，正好上了十万，共计124,772人，另有11,752人失踪；国军的伤亡数字则更大，达171,151人之多。（参看《徐蚌会战》，页237）毛泽东不只是一位杰出的幸存军事家，也堪称为大手笔的死亡军事家。无论是对敌方或我方，对军人或平民，他向来都持不吝牺牲其生命的态度，一律作视死如归的处理。正因在武力夺权的岁月中惯于用高额的“死亡指标”屡获全胜，后来搞经济建设，他也采取了类似打仗的“死人战略”。大跃进中，他对高层讲，“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参看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页383）毛这种动辄拿人命换取财富和繁荣的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被运用得变本加厉，恶贯满盈：看一看频频发生的矿难中死于非命的民工，暴力拆迁中被逼死打死的冤主，各种伪劣食品害死的消费者，还有大面积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死亡，中共武力夺权的胜利以及毛泽东的“死亡观”在今日造成的恶果已严重地危及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
   
   更为恐怖的是，毛在世之日，一直没放弃挑战帝国主义，不惜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准备。1957年在莫斯科开会，他竟在苏联领导人面前拿中国人的生命许下巨额的 “死亡赌注”，扬言为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的生命。毛的狂言一直鼓舞着大量的毛粉丝所谓“中国人死都不怕”的好战狂热。几年前，解放军中有个名叫朱成虎的少将，竟然在公开的讲演中叫嚣说，不惜毁灭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与美国打一场核战。这样看来，我们现今在此讨论破解毛共军事神话的问题，就不只是在做一种辨析真伪，订正史实的纯史学工作了，更不能只满足于比较共军将领与毛泽东军事才能的优劣。我们还要进一步正本清源，深入解剖毛式军事动员以及毛本人的低智能劣品质如何败坏了传统的武德，如何把现代中国的军事建制导向了党化武装的歧途，如何在全国全民的范围内造成了崇尚暴力和贱视人命的缺德现象。
   
   九
   
   评论某些被过分夸张的大人物，我赞成孟子“必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态度。对毛泽东其人，直到今日，无论是赞扬者还是指斥者，还都习惯从仰视的角度出发，让他那庞然大物的塑像盖住了眼界。芦笛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敢于从俯视的角度出发，从毛“巍巍然”的巨像下看出了他那卑劣的“小”。其实早在近二十年前，余英时在其《打天下的光棍》一文（见余著《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页43-62）中就采取了类似的角度，就对毛泽东卑劣的“小”有所揭示。在该文中，他开宗明义，即坦诚宣布他那俯视的角度源于他对毛这种秦始皇加斯大林式的人物怀有牢不可破的成见。由于当时可能掌握的真实史料还十分有限，因而他同时也承认自己笔下的毛不可能十分“客观”。尽管如此，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仍尽量采取一种历史观点的透视，就他所掌握的有限史料，为我们草草勾画出毛那种集各种“边缘”人之大成的半瓶子醋光棍形象。芦笛在余英时层有所抱憾的“客观”上可谓迈进了一步。近二十年来，中共曾篡改的、伪造的和掩盖的历史冰山已趋于崩塌，从党内“自我破解的叙述”到民间四面楚歌的揭发，已为芦笛之类的作者提供了大量有利于更加客观地评说毛泽东的文献材料。如上所述，芦笛耗数年之力，穷搜中共官方公布的大量资料，终于以大量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例证揭露出毛泽东私心自用，计拙而无能的一面，为我们深入解构毛共神话的工作做出了良好的开端。
   
   我国传统史论一直以秉笔直书的客观主义标准衡量治史者的史德，章学诚倡言“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以及梁启超主张“鉴空衡平”的史家道德，基本上都偏重治史者个人的修养，强调了他们史识中所含的史德成分对治史的重要性。然而治史这项工作绝非为史而史，在传统社会中，史的书写和阅读一直都起到扬善抑恶、广德明志的作用。与章梁之偏重端正史家心术，更强调客观的重要性不同，柳诒征则更强调“史”为道德的缘起，他视治史为手段，将明德和畜德奉为终极的目的。中共的党史化叙述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史德，通过官方的教科书和各种形式的宣传性制作，把历史的叙述扭曲为颂扬暴力、残忍和狡诈的教材。六十多年来，史德的败坏更导致了民德的衰微。在今日的中国和海外华人世界，乃至西方汉学界，还有众多的群体和个人迷信毛共军事神话，崇拜颂扬毛泽东的功绩，面对这一令人气馁的局面，窃以为，柳诒征史德论述所强调的主观性更值得我们重视。所以，就今日治史者拨乱反正的方向而言，我们从俯视角度破解毛共神话的出发点就成了一种必需强力驱动的矫枉性趋势，这样的“主观”或“成见”正是返回客观真实的一个强势的动力，就像火箭要飞向太空必须增之以摆脱地球引力的加速度不可。所以，余英时牢不可破的成见和芦笛对此成见的大力坚持，以及芦在他的这本大书中力求客观而做的实证工作，都是值得赞赏的，也是笔者撰写此文，急起直追，努力去推进和扩展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