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抗戰策略雖為共產黨打天下立下了功勞，卻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從來都不憂我們中華亡國，只恐怕他們中共亡黨。因此他一直對中共集團灌輸了他自己獨特的“愛國主義”價值觀，正如蘆笛所說，把他們教育得“不覺得不打日本人是恥辱，卻為中共的迅速壯大心花怒放，倍感偉大領袖的英明正確。”（蘆著，頁293）根據蘆著的揭發，1939年底，在回答斯諾的新聞採訪時，毛甚至贊成蘇聯採取占領半個波蘭的方式來幫助中共。這就是說，只要能打倒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和排除英美帝國主義的干涉，讓中共在蘇聯的卵羽下倖存下去，哪怕由蘇聯和日本瓜分中國，中共也會欣然接受。因為那樣做完全符合中共遵循的列寧主義原則。毛這樣冒失吐露玄機的說法立即引起共產國際極度過敏的反應，因為他那一席談話不啻預告了後來的日蘇中立條約。該條約果然在1940年4月13日正式簽署，蘇方“誓言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方“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聯就這樣在背棄中國政府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了骯髒的交易。但對毛澤東來說，這一欺辱中國人民的事件則意味着他所期待的局面終於實現：讓中國的一部分領土從國民黨政府的主權下“解放”出去，從而被無產階級的祖國抓到手中。於是他代表中共發表聲明歡呼說，“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那是在南京大屠殺之後不久的年月，毛澤東竟如此高調歡呼一個贊同日本侵占東北和蘇聯分割外蒙的條約，其用意之卑劣實在令人髮指！我們完全可以說，此時的毛澤東已從紅色山大王心態轉化為紅色石敬瑭心態了。

提起抗戰時期國共之間的軍事摩擦，幾十年以來，廣大受眾僅熟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所謂“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在中共的大力宣傳下，蔣介石一直都背着發動反共高潮的黑鍋。只是近年來隨着中共內部不少“自我破解的敘述”吐露出某些不打自招的真相，再加上民間人士歷史意識的逐漸覺醒，新四軍搶占敵後根據地的行動，還有黃橋事件的實情，這才都通過網絡文字和鳳凰衛視的節目進入了公眾的視野。根據廣泛發掘的材料，蘆著詳述了陳毅、粟裕縱隊如何挑起衝突，如何在黃橋圍殲曾在台兒莊勇戰日寇的韓德勤部隊，而後又如何在攻打曹甸時失利，以及葉挺、項英縱隊在不服從中央政府調令的情況下如何遭到殲滅的經過。在他還原歷史真相的敘述中，蘆笛特別點出了共軍如何“效法跟在獅子後面的鬣狗，跟在日本人後面‘撿洋撈’，收編被日軍擊潰的國軍，占領日軍留在戰線後方的廣大地域。”（蘆著，頁283）。蘆笛用鬣狗的獵食方式比喻共軍的戰術，準確形象之極，可謂入木三分地刻畫出共軍在毛澤東“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逆反思維指導下損盡了軍人武德的卑劣行徑。有趣的是，“鬣狗”這個比喻在網絡作者周劍岐的博文《民國軍人抗戰衛國的武德與其兇殘病變》（見“博訊網站”所載“周劍岐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zjq/ ）中也有所提及，且對共軍的“鬣狗性”分析得更加透徹。可見在破解毛共軍事神話的問題上，時至今日，一個“天下英雄所見略同”的局面已在初步形成之中。
   
   按照周文的敘述，1937年，國軍在淞滬會戰中挫傷了日軍猖狂侵華的銳氣，振作了全國軍民的抗日精神。緊接着次年打響徐州會戰，中央軍統帥地方軍，匯集了各地方派系的力量，軍令政令的國家化得以初步實現。八路軍改為第18集團軍，配合支持第二戰區的平型關等戰役，江南紅軍則改編為新四軍，在巢湖一帶配合徐州會戰，後轉入華東遊擊。按照1938年6月軍委漢口會議的決議，要求敵後作戰緊密配合正面主力作戰，軍令、軍政由戰區統率機關統一運作。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面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的專題報告，批評了中央洛川會議的方針和政策，提出六大綱領：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王明的提議上符合莫斯科的指令，下有利於初步建立的國共和作，他說得有理有節，一時間在高層中占了上風。這情形自然讓毛澤東很不舒服，他立即抓起“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帽子，向對方扣將過去。
   
   毛在黨內搞路線鬥爭由來已久，從本質上看這一問題，與其說是不同的路線導致了他與其他領導人的對立，不如說總是由他挑起的權力爭奪造就了針鋒相對的路線。人們通常論史或讀史，視野多為 “路線鬥爭”的框框所局限，深陷入政治說辭的迷陣，卻很少透過路線鬥爭的稜鏡觀察對立的雙方在人格、氣質和教養上有什麼不同，更未由此不同出發，進而分辨各人所處的價值階序。無論就天生的資質還是就後天的修養而言，人群中不同的個人在能力、氣質和品性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別，由此構成了或偏高、或偏低的品位之分，從古代的九品論人到今日的考核評級，人群中向來就存在着不容否認的高低優劣之分。在傳統社會各安其位的正常情況下，一個人有什麼能力就幹什麼事情，是何種資質，便遵從其被規定的價值，這就是社會公認的價值階序。但在不正常的情況下，價值階序上品位較低者很可能由於達不到品位較高者的層次而有所怨恨，共產黨所搞的階級鬥爭正好為這種低品位者的怨恨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根據，所謂“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致使怨恨者的個人情緒也具有了革命鬥爭的崇高性質及其正當理由。這種純個人的怨氣若發生在中共領導人之間，所謂的路線鬥爭——往往包裝上理論——就會被順手製造出來，作為策略來掩蓋那暗含的競爭欲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扭曲的情意狀態。就拿毛澤東其人來說吧，看看他那一身土窯洞的做派，你真要讓他像周恩來和王明那樣去武漢或重慶坐鎮，諒他也撐不起那種幹練的架子，更邁不出自己的故步。但心胸狹隘的毛總是不服氣別人出頭露面，於是，那滿肚子窩火的情緒就成了他尋釁找事的酵母。直到1956年召開八大預備會議，十幾年前的舊事還讓他耿耿於懷，忍不住在會上抱怨起來。他對大家說：“那時候，一個八路軍，一個新四軍，黨的兩支隊伍，可是不完全是聽指揮的，八路軍有時候冒進，新四軍有時候右傾，王明在長江局呼風喚雨，挾天子以令諸侯，共產國際就是放個屁都是香的，項英腦子裡只有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於一切，模糊主義嚴重。少奇同志還是很清醒的，在華中開展了新局面，陳毅、粟裕、譚老闆、張雲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陳毅同志的一些主張和中央保持了一致。”毛澤東為什麼在抱怨一通後又表揚起劉少奇等人呢？那時候他在和長江局的人馬爭風吃醋，要的就是抓緊軍隊的領導權，好貫徹他“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路線。因此他派鄧小平到太行山協助劉伯承，派彭真到晉察冀協助聶榮臻，派劉少奇在華中監督陳毅和粟裕。只有派出那些受他支配的黨代表去作監軍，不斷督促部隊在敵後打出占地盤的局面，他窩在窯洞裡揮筆發令，才顯得有事可干。要是讓武漢或重慶方面的同志把事情做大了，他在延安的運籌帷幄還有什麼出路！總而言之，對黨內那些穿着筆挺的軍裝或西服在媒體的聚光燈下出現的同志，毛始終懷有一言難盡的複雜心情。他不服氣他們在那邊做聯蔣抗日的工作，於是便鑽到窯洞內挑燈疾書，不斷向華北和華中發出搞摩擦的指令。
   
   1939年，聽到日軍掃蕩蘇北的消息，毛澤東認為共軍奪取蘇北的大好機會到了。於是他電令“葉飛部隊開返蘇北，在蘇北地區放手發展，在今年內至少擴大二萬人槍，韓德勤部如妨礙我發展，須堅決殲滅之。”正是在毛的一再督促下，粟裕那支打游擊的土共隊伍迅速壯大起來。他們對日軍游而不擊，對國軍則大打運動戰或殲滅戰，發揮“鬣狗戰術”，“打着國府的旗號，跟在日軍後面招降納叛，收編散兵散槍，吞併民眾自衛武裝乃至土匪武裝，組織民眾，建立政權，派捐收稅，建立國中之國。”（蘆著，頁290）這情形恰如《沙家浜》中胡傳奎所唱：“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鈎掛三方來闖蕩：老蔣、鬼子、青紅幫。”這齣樣板戲所唱的就是黃橋事件前後當地武裝力量的生態。現在我們回過頭仔細一看，若把那唱詞改為“鈎掛四方”，再加上個“共產黨”，才更為全面和恰當。在那個戰爭生態學的叢林群落中，正是靠了抗日的大環境總氛圍，在正規軍之外，才自發地催生出一批批在拼命中各討其生活，殺出血路來各壯聲勢的雜牌武裝力量。土共的日漸壯大即來自其間的拼殺、兼併與重組。這裡面不能說沒有各自的抗日業績，但抗日僅為他們的手段，壯大兵力和搶占地盤才是他們最終的目的。如上所述，共軍靠打劫維持糧草，賴繳獲補給軍需的生存方式時日已久，早就養成了“鬣狗戰術”的習性。粟裕帶領的縱隊更是如此，他們名為新四軍，戴的是國軍軍徽，吃的是國府軍糧，但在毛澤東“打頑”指令唆使下，直到抗戰勝利，卻從未配合國軍打過一場對日軍的硬仗。他們“對國軍只要有任何機會，伏擊、偷襲、攻堅、分化、掠奪人槍資源，從不放過。如鬣狗禿鷹，兇殘獵食，群攻死咬，受殘缺物化主子的精神奴役而不能自主。黃橋、曹甸後，自有孟良崮、碾莊。民國軍人抗戰衛國的武德，從此便籠罩在此惡靈屍腐之下。”（引自周劍岐文）
   
   這一“鬣狗行動”最終招致皖南事變，項英、葉挺部受到報復性懲罰，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從此公開破裂。那條依稀可見的歷史虛線隨之磨滅，國家在抗戰勝利不久便捲入了內戰。共軍雖在內戰中贏得勝利，卻敗壞了他們自身的武德。就共軍與國家的關係而言，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毛澤東為其一黨之利益，破壞抗日，所作所為有違民族大義，這本身便是共軍難以洗刷的恥辱。眾所周知，中文這“武”字一直號稱“止戈曰武”，抗戰的宗旨就是打敗侵略者，終止世界大戰，實現中華民國的和平建國綱領。但毛澤東領導的武裝鬥爭卻把國共兩黨拖入血腥的內戰，直到今天，海峽兩岸仍未結束軍事對峙的狀態。就共軍內部而言，自朱德帶領從國民革命軍中分化出來的隊伍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部會合，就一直存在着職業軍人的武德意識與毛澤東土共作風或多或少的衝突。比較而言，葉挺、項英帶領的正牌新四軍在執行毛、劉來電指令上便與陳毅、粟裕所率土共游擊隊配合較密切的做法有所不同，前者多少顧及抗日合作的大計，故受到毛澤東的指責和後來那近乎迫害性的誤導，後者則被逼得如鬣狗般撕咬浴血抗日的國軍，最終落了個自殘的下場。
   
   六
   
   根據蘆著所列毛澤東的指令、講話及中共的種種舉動，我們可以看出，得知蘇軍要出兵東北，抗戰勝利在望，毛隨即下令全黨布置軍力，做好了搶占地盤，迫日繳械，部署內線戰場的準備。毛一面準備打內戰，一面擺出自衛的姿態，在他的主使下，共軍以反內戰的姿態跳出來挑起內戰，正如他曾經以促蔣抗日的面貌出現，唆使共軍做盡了消極抗日的壞事。不巧的是，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打電報給中共，指示他們“不要反對蔣介石，說如果打內戰，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作為一個外國人，斯大林現在何以表現得比毛澤東都更關心中華民族的存亡問題呢？就毛不惜打一場內戰的蠢動而言，毛的缺乏國家民族關懷是顯而易見的，但斯大林的關懷卻另有其毛未必領悟的原因。1945年7月8日，蘇聯與國府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為了在外蒙古、長春鐵路和大連、旅順港的問題上求得國府讓步，蘇聯承諾支持國民黨一個中央政府、一支統一軍隊的主張，並表態不支持中共聯合政府的綱領。之所以很快就電令中共屈從蔣介石，當然是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中共這個共產國際支部的利益只能處於從屬的地位，至於對中華民族的存亡問題，自然談不上會有多麼真切的關懷。斯大林在關鍵時刻給毛潑了冷水，這同樣使他耿耿於懷，後來他便拿斯大林此舉作為“整他”的實例，抱怨斯“不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並把斯比成不許阿Q革命的趙太爺。由此可以想見，毛澤東被迫到重慶與蔣介石和談時，他心裡曾如何窩火。儘管如此，面對國共雙方軍事實力及其它情況的對比，重慶和談時的毛澤東和中共高層顯然並無打一場勝仗的把握。對他們來說，企圖武力奪權是一回事，能否打一場必勝的內戰又是另一回事。在那個邊打邊談的時刻，他們搶占地盤，插手去摘桃子，更多的是為了增加共軍在談判桌上的籌碼。毛在1943年給彭德懷的電訊中曾說過：“蔣在抗戰中有功勞，同時人民心理厭惡戰爭，故我們應爭取在抗戰後與國民黨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到適當時機，我準備出去見蔣，以期談判成功。”（見蘆著，頁377）可見隨着形勢的變化，即使在毛澤東左右搖擺的意念中，那條歷史的虛線也曾明滅閃現，觸動過他被迫作良性互動的意念。中國之命運並非完全沒有在國共和解的局面下走向民主共和的可能。然而靠“黨指揮槍”的原則攀上統帥高位的毛澤東深知，他個人的權力以及中共的勢力全都基於他們擁有的武力，因此他所謂的“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只不過在口頭上講講，而且更多地是針對國民黨的一黨專制講的，他們共產黨人才不會為民主的承諾而交出自己的武力呢。所以在和談中毛始終堅持保住共軍作為黨軍的底線，而且企圖把他們的解放區作為國中之國維持下去，結果使國共和談的進展陷入了僵局。 關於中華武德，古代的軍事典籍闡述得十分清楚。《孫子兵法》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臏兵法》更強調，“戰而無義，天下無能以固且強者。”還說：“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更強調，“惡戰者，兵之王器也。”（不好戰，是軍事上的最高原則。）不幸一直在惡性互動中的國共雙方均缺乏“惡戰”意識，高層一邊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地方上的部隊一邊在不自覺地製造摩擦，隨着摩擦越來越厲害，最後從上到下都捲入了“樂兵”和“利勝”的漩渦。特別是共軍，從創建到壯大，一路走過來，都是趨向“樂兵”和“利勝”的路線。
   
   關於內戰獲勝的軍事神話，有一個到處傳播的說法，就是讚揚解放軍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美式裝備的國軍。據蘆著的揭發，蘇聯紅軍出兵東北，固然在迅速打敗日軍的事情上幫了中國的大忙，但從中得利的並不是國府，而是中共。蘇軍在攻克東北後大肆搶劫，拆卸有價值的機械設備運往蘇聯，霸占中東鐵路，妨礙國府的接收工作，甚至殺害中央派去的接收官員。蘇軍的暴行一時間激起民間的反蘇情緒，招致英美的抗議，蘇聯控制東北經濟的企圖一時間受挫，最終導致中蘇關係的惡化。蘇聯的對華政策於是急劇轉向，莫斯科完全背棄了簽約時在政治立場上的承諾，對於中共挑起內戰的舉動，蘇方從斯大林原來一再限制的態度轉為撒手放縱，進而公開支持。在被迫撤軍之時，蘇軍不但把長春、哈爾濱及中東全線移交給共軍占領，而且打開日軍的武器庫把大量的槍炮彈藥，甚至坦克、飛機，都轉手給共軍。蘆著中詳列出共軍從蘇軍手中獲得的武器裝備和其它戰略物資，基於這些數據，蘆笛明確指出，“到了48年，共軍的火力已壓倒了國軍。”（蘆著，頁408）國軍的美式裝備其實僅限於個別部隊，而此時在東北的共軍已全面日式，甚至蘇式裝備了。毛澤東早在長征途中就企盼“接通蘇聯”後獲得其飛機大炮好打敗老蔣的夢想終於在1948年的東北得以實現。共軍若未能在蘇聯的幫助下搶先進入東北，或在進入東北後沒得到優勢的武器裝備，就靠毛澤東在西柏坡那被吹噓得神乎其神的指揮，絕對打不勝遼瀋戰役。
   
   1946年5月，國軍攻占長春，驅趕得林彪部隊向松花江以北撤退。蘇聯駐華外交官向美國駐華外交官發出警告，美國政府害怕在援華事務上與蘇聯發生衝突，硬是向蔣介石施加和談的壓力，致使國軍在攻占四平後停戰待命，讓本可以一舉殲滅的林彪部隊得到了整編後捲土重來的機會。蘆著特別強調了這一場大戰受國內外形勢陰差陽錯變化的影響而出現的種種隨機性情況。他反覆論證說，正是這些有利的因素助長了共軍的優勢，使共軍奪得先機。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和民心之所向，那都是共軍獲勝後自我神化的說辭，是黨史編寫者奉旨宣傳，對既成事實作合理化的追認罷了。蘆著從中共當年的電報稿和黨內文件中搜集出大量的證據，以無可辯駁的實例讓我們看到，是眾多的隨機性情況使共軍巧鑽空子，打了幾次險勝的戰役，那既不是毛澤東“用兵如神”的結果，也與所謂的歷史必然性無關。
   
   蘆著還進一步告訴我們，中共能打勝內戰，不但不是毛澤東“用兵如神”的功勞，恰恰相反，是眾多指戰員各自為戰，相機處事，在不同程度上對毛的瞎指揮打了折扣，甚或反其道而行之的結果。就拿東北戰場上的戰事來說吧，毛一開始就催促共軍占領大城市，妄圖一舉控制東北全境，率先在那個比鄰無產階級祖國的地方建立其獨立王國。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毛的決定完全錯誤。反而是劉少奇趁毛病倒之機，電令初入東北的共軍不要急於占領大城市，要分兵到廣大的鄉村發動群眾，清剿土匪，實行土改，建立鞏固根據地，維持縱深的戰略後方。正因劉作了如此詳密而具體的安排，才為後來共軍的取勝打下良好的基礎。然而毛澤東並沒有放棄他讓共軍死守四平，占據長春和哈爾濱的奢想，結果導致了東北戰場初期的大潰敗。若無美國插手促和談，害得國軍中途停戰，共軍敗績的罪責，毛大概是想甩也甩不掉了。
   
   毛澤東指揮打仗最缺德的一點就是他自己“下定決心”要打，指令別人“不怕犧牲”去戰的一貫做法。他的“樂戰”—“利勝”心每每使共軍將士付出傷亡慘重的代價。就像後來搞政治運動，事先就定下殺多少人抓多少人的指標，毛澤東下達戰鬥命令，竟也給指戰員規定具體的傷亡人數。比如在1946年4月6日，他下令林彪在四平、本溪與國軍決戰，便明確開出傷亡許可證，指令林彪“必須準備數萬人傷亡，要決心付出此代價，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見蘆著，頁439）結果四平沒守住，共軍傷亡達五萬人之多，明顯已超出毛所下達的指標。後來林彪部隊攻陷錦州，粟裕的華野打豫南戰役（中原會戰）和圍殲黃百韜、黃維兵團，均以此付出大量傷亡的人海戰術攻堅奪勝。據戰爭的親歷者所描述，那是倒下一批，又接着撲上來一批的衝鋒，其勢如波濤洶湧，活人踏着死人前進，讓持續掃射的國軍機槍手面對屍體盈野，血流成河的現場而感到噁心和害怕。據一篇有關“中原會戰”的回憶記載，在一次共軍的攻堅戰結束後，國軍在陣地前的屍體堆中發現了一種奇怪的“裝備”，那是一條長約三尺的麻繩，一端縛在屍體的腳上，另一端則壓在束腰的皮帶之下，還結了一個繩圈。（參看東方綠《記國共內戰期間的“中原會戰”之役》，http://adfxtl.blog.hexun.com.tw/7732124_d.html）顯而易見，做這樣的裝備，就是戰死後供他人拖回屍體而用的。由此可見，繫繩的戰士早在衝鋒之前已被毛澤東的大筆批入他下達的“死亡指標”。毛曾有一聯詩曰：“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讀到如此革命浪漫主義的詩句，誰又能從那豪言壯語中讀出千百萬被斷送到“死亡指標”中的生命呢？*
   
   但毛澤東對他自己的及其中央領導的生命還是很珍惜的，對比以上所引張國燾回憶錄的片段，即可說明這一事實。毛在長征途中的會議上要求四方面軍“掩護中共中央和多數幹部安全到達寧夏地區”，而且公然說，“如果在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幹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他沒有提說那些被撇下來作掩護的四方面軍將士如何安排。如果他們不屬於毛要留下的“革命種子”，那就只可能就地拼命，全部填充他那“死亡指標”所規定的數字了。
   
   七
   
   蘆著還以大量的實例讓我們看到，毛澤東在行軍或作戰中很少積極策應友軍，但他卻常以中央的名義發令，隨意調遣部隊策應他和他所在的中央。早在長征途中，由於與張國燾草地鬧分裂，他私自決定，率中央機關和他的一方面軍潛逃北上，把四方面軍大批人馬撇在南邊，好吸引蔣介石派重兵圍剿，而他帶領的小股紅軍則得以乘隙在陝北落腳，有了喘息的機會。後來他又讓西路軍在河西走廊一帶出沒，再次誘國軍西行堵截，減輕了寧夏戰役失敗後河東紅軍的壓力。
   
   內戰打響後，毛澤東把他這種為自保而隨意調遣部隊的故技運用到顧頭不顧尾的地步。1947年3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後，毛澤東及其中央機關開始了山溝中亂鑽的逃竄，直至次年3月21日東渡黃河，他們一直都處於不斷轉移的狀態。在國軍的全面進攻下，當時的陝北赤地千里，人口銳減，部隊的補給困難，無論就毛澤東及其中央機關的安全而言，還是就部隊的生存條件而言，情況都十分危急，頗有些當年蘇區受到四面圍剿的狀況。正是在此一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刻，毛澤東構想出蘆笛稱之為“外線病”的進攻性戰略。7月間，胡宗南屬下劉戡部已逼近毛及中央機關暫住的小河村一帶，迫使他們在8月1日作遠距離轉移，向西北野戰軍總部所在地佳縣倉惶逃去。7月29日，鄧小平收到毛澤東發來的一封密電。據毛毛寫她父親的那本書所述，鄧讀完那封電報，立即焚毀，後來曾對她解釋說，“毛主席的電報很簡單，就是‘陝北情況很為困難’……”毛毛進而指明，“劉鄧打過黃河，一是實現戰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殲滅敵人，更主要的是要減輕陝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難處境。”（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頁500）蘆著中引用了該密電原文：
   
   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已面告陳賡），如陳謝及劉鄧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軍一部，協助陝北打開局面，致陝北不能支持，則兩個月後胡軍主力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將增加。（見蘆著，頁470）
   
   鄧小平接到電報後二話沒說，很快就率劉鄧大軍從魯西南長途跋涉，進軍大別山區，去建立毛澤東構想的根據地。劉鄧大軍的南下果然吸引國軍二十多個旅向南尾隨追擊，其中就有西安綏靖署從陝北抽調的部隊。應該說，劉鄧大軍向大別山挺進，在一定的程度上確實緩解了陝北的壓力。（參看張憲文等，《中華民國史》，第四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202-203）但劉鄧大軍在此過程中卻損失慘重，據蘆著的描述，他們勞師遠征，不但沒建立起大別山根據地，反而一路上丟棄重型武器，以出征時12萬多人之眾的大軍，到次年3月被迫撤出大別山區為止，竟減員到不足6萬人的程度。這就是毛澤東私心自用，擅自命他方部隊策應己方的結果。
   
   對毛澤東這種“外線病”戰略，蘆笛的批評特別突出了毛好大喜功，企圖出奇制勝的一面，將毛的此類胡來描述為一種浪漫和冒險的風格，但對毛那些大肆張揚的浮誇之詞背後色厲內荏的一面，卻缺乏應有的剖析。其實，毛那些誇誇其談的陳述是與他迂迴周旋，近乎逃逸的作戰慣性相為表里的。應該看到，他催促別人去冒險的戰略多是他自己處境窘迫時謀劃出來的，不過是一時緊張中大放的厥詞，拿着雞毛當令箭，讀起來動聽而已。對劉鄧大軍所下的命令尤其如此。當時毛對內戰獲勝的前景尚持比較保守的估計，他準備用五年時間與蔣介石逐鹿中原，所以他那個“戰略進攻”的布局未免鋪展過大，對他和中央機關在陝北的困境，頗有遠水不解近渴之嫌。那就是他在《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電令中所作的布局，“進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226-227）等到他和中央機關渡河進入晉察冀一帶，更要把來自京津的威脅疏解到中原，把中原國軍的重兵引離到江南，以免共軍在國軍各路兵力的鉗制下遭到圍殲。這就是所謂“變江南為中原，變中原為華北”的戰略進攻之實質，其貌似反攻性的遠徙不無遁去的成分。在解放軍的兵力已經壯大的情況下，毛似乎還想發揮當年“打圈圈”的戰術，作聲東擊西的突破。他那種大膽，是把別人指派到遠處去冒險的大膽，等回到近在他身邊的情況，他又謹慎得有點膽小。也就是在這一形勢下，本來在山東打內線戰打得蠻好的華野部隊被電令渡江南下，去蔣占區另闢根據地。早在47年9月3日給粟裕的電文中，毛就指令粟裕放棄後方，仍然像抗戰時那樣從敵軍、敵區獲取糧食、彈藥等補給，甚至讓粟裕的部隊“準備在連續作戰之後縮編部隊，準備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個旅，”甚至叫他們“重炮不要帶去”，更要禁絕他們“怕犧牲，怕吃苦，要帶大部隊，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連天等等錯誤思想。”（同上，頁236）他一如既往，硬給指戰員下達“死亡指標”。

但粟裕不像鄧小平那樣聽話，他一拖再拖，最後迫不得已，只好硬着頭皮向毛上書直陳己見，講明南渡的種種不利因素，提出了華野與劉鄧、陳謝聯合作戰，在中原與國軍來一場大決戰的正確戰略。毛接受了粟裕的建議。大概是為防止毛在戰役打響後又趁着發電令大做文章，造成干擾，48年10月31日，粟裕更電致中央說：“此次戰役規模很大，請陳軍長、鄧政委統一指揮。”粟裕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要落實野戰軍將令在前線指揮打仗的主動權。當時那一觸即發的戰情迫使毛立即致電陳、鄧說，“具體攻擊任務，由你們按當面情況臨機決定。”（參看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頁886）粟裕最終獲得了他相機行動的大權。回到當時前線上各自為戰的實際情況中，我們便可以看出，毛澤東及其軍委多是在發揮協調的作用而已，來自前線指揮的建議則作為主要的補充，隨時在修改和糾正着軍委的計劃。至於後來描述內戰的電影中不時插入毛主席千里外指揮若定的那些畫面，全都是導演所玩的老套，不過以一閃而過的鏡頭在銀幕上來幾個渲染性的亮點罷了。
   
   粟裕從前在黃橋一帶玩“鬣狗戰術”，是因為兵員很少，武器太差，只好跟在鬼子後面“撿洋撈”，趁機對國軍搞一些伏擊偷襲的行動。如今他麾下的縱隊遠比當年壯大，裝備也大大改善，已擁有大炮坦克武裝的特種縱隊。他們的“鬣狗戰術”於是隨之有所升級：那不再是吃腐屍般的零星偷襲，而是集中優勢兵力，將受堵截或被衝散而陷於孤立的國軍兵團團團圍住，以密集的火力和猛烈的硬攻一舉殲滅。所謂“吃一個，夾一個，看一個”的打法，硬是將毛澤東擔心的“一鍋夾生飯”“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這位既非井岡山出身，也未經過長征考驗的年輕司令具有頑強的鬣狗性，打了十幾年游擊，已磨練成一員驍將。如今，他正好在最利於他發揮將才的時勢下脫穎而出，踴躍擔負起領銜中原戰局的重任。在塵埃落定的今日回顧當年，我們完全可以說，淮海戰役（徐蚌會戰）前後，若沒有粟裕那支鬣狗隊伍投入戰鬥，若不是粟裕大膽抵制了毛澤東讓他南渡的指令，國共相爭的結局很可能就是另一種情況了。因此蘆笛堅持認為，“粟裕敦促毛澤東作出這一戰略思想的根本改變，才是中共奪權戰爭的轉折點，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他替毛撥正船頭，指引航向，使得革命從困境走向勝利。他才是比毛更稱職、更有眼光的戰略家，儘管他提出的也只不過是常識而已。”（蘆著，頁490）
   
   八
   
   共軍打勝淮海戰役尚有多種隨機因素，限於篇幅，難以在此詳述。總的來說，那是共軍全體指戰員拼命戰鬥，廣大民眾大力支援的結果，他們以各種方式付出的犧牲絕不是毛那個“用兵如神”的光環涵蓋得了的。陳毅說過，“淮海戰役勝利，是靠千千萬的獨輪車打的！”陳毅此話怎講呢？據中共公布的資料，這次戰役中，中共動員的民工多達五百萬人次，籌集的糧食有9.6億斤。“被動員的人，有推着獨輪車來的，有趕着牲口馱載來的，也有背負着米糧、抬着擔架徒步來的；其中又以青壯為主，正好當作補充兵來源。共軍在遭到重大傷亡之後，很快就能全額補充，來源正是這些被裹挾的青年。”（周明、王逸之，《徐蚌會戰》，台北：知兵堂出版社，2008，頁12）中共集團和迷信“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國人盡可以誇耀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得民心，更有能力組織和動員群眾。但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如此眾多的人力到底是如何動員起來的？大量的糧食又以什麼手段籌集？真要尋根究底，去再現當時的實情，恐怕就不是電影畫面上宣揚的那麼喜氣洋洋，那麼熱火朝天，更與所謂“民心所向”的大話大相徑庭了。古今中外，還從沒見過哪個武力集團把自己的後勤事務像中共這樣大規模強加在平民頭上，從窮鄉僻壤榨取了如此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作為解放區的軍事割據政權，中共集團任其一黨的軍事行動全面侵入民眾的生活，把整個社會拖入了他們點起的戰火，這種擾民行為和軍事化行政舉措本身就是對中華武德的敗壞。可悲的是，歷史後來竟和中國人開了一個不幸的玩笑：正因靠此一軍事動員方式打了勝仗，毛澤東緊接着將其運用於奪權後的經濟建設，從大躍進中大煉鋼鐵的鬧劇，到人民公社化以及“農業學大寨”的苦幹蠻幹，都堪稱內戰中後方動員模式在和平建設時期的翻版。對於曾付出過人力、物力和生命代價的中國農民來說，最有苦難言的諷刺乃是，他們的奉獻和犧牲換來的並不是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而是公社化過程中遭受的掠奪和奴役，是幾千萬人活活餓死的回報。
   
   從華野在碾莊圍殲黃百韜兵團，到中野在雙堆集圍殲黃維兵團，直到淮海戰場上各處發生的激戰，共軍的最終勝利均付出了傷亡慘重的代價獲。毛澤東的“雄才大略”一如既往，仍在他下達的“死亡指標”上耍盡了威風。48年11月14日，華野圍攻碾莊的第三天，由於國軍嚴陣以待，火力異常兇猛，共軍自身傷亡極大，向前推進緩慢。毛澤東來電督戰，向前線諸指揮和地方黨組織發令：“目前數日內必須集中精力，徹底解決黃兵團全部及宿蚌段敵人。……此戰役為我南線空間大戰役，時間可能要打兩個月左右，傷亡可能在十萬以上，彈藥、民工需要極巨，請華東局、中原局用全力組織支援工作。”（《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頁215-216）毛支出的人命預算着實充足，據淮海戰役結束後公布的統計數字，共軍在該戰中傷亡數字不多不少，正好上了十萬，共計124,772人，另有11,752人失蹤；國軍的傷亡數字則更大，達171,151人之多。（參看《徐蚌會戰》，頁237）毛澤東不只是一位傑出的倖存軍事家，也堪稱為大手筆的死亡軍事家。無論是對敵方或我方，對軍人或平民，他向來都持不吝犧牲其生命的態度，一律作視死如歸的處理。正因在武力奪權的歲月中慣於用高額的“死亡指標”屢獲全勝，後來搞經濟建設，他也採取了類似打仗的“死人戰略”。大躍進中，他對高層講，“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參看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頁383）毛這種動輒拿人命換取財富和繁榮的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以來更是被運用得變本加厲，惡貫滿盈：看一看頻頻發生的礦難中死於非命的民工，暴力拆遷中被逼死打死的冤主，各種偽劣食品害死的消費者，還有大面積環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死亡，中共武力奪權的勝利以及毛澤東的“死亡觀”在今日造成的惡果已嚴重地危及中華民族整體的生存。
   
   更為恐怖的是，毛在世之日，一直沒放棄挑戰帝國主義，不惜打一場世界大戰的準備。1957年在莫斯科開會，他竟在蘇聯領導人面前拿中國人的生命許下巨額的 “死亡賭注”，揚言為世界革命的勝利而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的生命。毛的狂言一直鼓舞着大量的毛粉絲所謂“中國人死都不怕”的好戰狂熱。幾年前，解放軍中有個名叫朱成虎的少將，竟然在公開的講演中叫囂說，不惜毀滅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與美國打一場核戰。這樣看來，我們現今在此討論破解毛共軍事神話的問題，就不只是在做一種辨析真偽，訂正史實的純史學工作了，更不能只滿足於比較共軍將領與毛澤東軍事才能的優劣。我們還要進一步正本清源，深入解剖毛式軍事動員以及毛本人的低智能劣品質如何敗壞了傳統的武德，如何把現代中國的軍事建制導向了黨化武裝的歧途，如何在全國全民的範圍內造成了崇尚暴力和賤視人命的缺德現象。
   
   九
   
   評論某些被過分誇張的大人物，我贊成孟子“必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的態度。對毛澤東其人，直到今日，無論是讚揚者還是指斥者，還都習慣從仰視的角度出發，讓他那龐然大物的塑像蓋住了眼界。蘆笛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敢於從俯視的角度出發，從毛“巍巍然”的巨像下看出了他那卑劣的“小”。其實早在近二十年前，余英時在其《打天下的光棍》一文（見余著《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43-62）中就採取了類似的角度，就對毛澤東卑劣的“小”有所揭示。在該文中，他開宗明義，即坦誠宣布他那俯視的角度源於他對毛這種秦始皇加斯大林式的人物懷有牢不可破的成見。由於當時可能掌握的真實史料還十分有限，因而他同時也承認自己筆下的毛不可能十分“客觀”。儘管如此，作為史學家的余英時仍儘量採取一種歷史觀點的透視，就他所掌握的有限史料，為我們草草勾畫出毛那種集各種“邊緣”人之大成的半瓶子醋光棍形象。蘆笛在余英時層有所抱憾的“客觀”上可謂邁進了一步。近二十年來，中共曾篡改的、偽造的和掩蓋的歷史冰山已趨於崩塌，從黨內“自我破解的敘述”到民間四面楚歌的揭發，已為蘆笛之類的作者提供了大量有利於更加客觀地評說毛澤東的文獻材料。如上所述，蘆笛耗數年之力，窮搜中共官方公布的大量資料，終於以大量不可否認的事實和例證揭露出毛澤東私心自用，計拙而無能的一面，為我們深入解構毛共神話的工作做出了良好的開端。
   
   我國傳統史論一直以秉筆直書的客觀主義標準衡量治史者的史德，章學誠倡言“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以及梁啓超主張“鑒空衡平”的史家道德，基本上都偏重治史者個人的修養，強調了他們史識中所含的史德成分對治史的重要性。然而治史這項工作絕非為史而史，在傳統社會中，史的書寫和閱讀一直都起到揚善抑惡、廣德明志的作用。與章梁之偏重端正史家心術，更強調客觀的重要性不同，柳詒徵則更強調“史”為道德的緣起，他視治史為手段，將明德和畜德奉為終極的目的。中共的黨史化敘述完全顛覆了傳統的史德，通過官方的教科書和各種形式的宣傳性製作，把歷史的敘述扭曲為頌揚暴力、殘忍和狡詐的教材。六十多年來，史德的敗壞更導致了民德的衰微。在今日的中國和海外華人世界，乃至西方漢學界，還有眾多的群體和個人迷信毛共軍事神話，崇拜頌揚毛澤東的功績，面對這一令人氣餒的局面，竊以為，柳詒徵史德論述所強調的主觀性更值得我們重視。所以，就今日治史者撥亂反正的方向而言，我們從俯視角度破解毛共神話的出發點就成了一種必需強力驅動的矯枉性趨勢，這樣的“主觀”或“成見”正是返回客觀真實的一個強勢的動力，就像火箭要飛向太空必須增之以擺脫地球引力的加速度不可。所以，余英時牢不可破的成見和蘆笛對此成見的大力堅持，以及蘆在他的這本大書中力求客觀而做的實證工作，都是值得讚賞的，也是筆者撰寫此文，急起直追，努力去推進和擴展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