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４月１日
   
    毛泽东不能让康生受到谴责，因为这会间接说明他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康生的报告从大会日程中删去了。毛颇为踌躇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为作这样一个报告，总结一下整风的成果，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彭真的报告也不明不白地从大会日程中删去了。难道报告中关于中共城市工作的材料不够？彭真原来打算讲的正是这个问题。
   
    大会发言人的名单中博古的名字同样被划掉了，原因也不清楚。原定博古要向大会报告党的新闻出版工作。毛泽东知道，要跟莫斯科搞好关系，博古肯定是个很有用的人，但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信任博古的。
   
    这些决定都是３月２４日作出的。
   
    建议从日程中删去这些问题的就是毛泽东本人。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些建议。
   
    大会日程中还删掉了邓发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这也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的。
   
    毛决定挡住对康生及其支持者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他对情报局局长那么同情。只需稍稍观察一下整风就可明白审干委员会的后台是谁，以及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运动的思想动机何在。
   
    毛坚决地认为：这次大会一定不能把莫斯科的注意力引到怀疑中共中央主席是否正直的那些问题上来。
   
    谢伟思吐露心曲决非偶然。他并没有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这样。他把中共领导看成是他的国家的潜在盟友，这才对他们“坦率”起来。他和戴维斯似乎已经领悟了中共领导政策的民族主义含义，他们认为中共是一支有前途的力量，如果美国想保住它在亚洲地区的阵地，必须与中共友好相处，而且也是能够做到的。据戴维斯看，中共领导采取的民族主义政策使中共的纲领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实际上还会使苏联在远东起不了什么作用。
   
    谢伟思坦率陈词的实质，史迪威的随员戴维斯、卢登、谢伟思和怀特迈耶的种种活动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这就是谢伟思有点控制不住他的感情的原因。赫尔利表现了美国整个远东战略的懦弱和近视。使得毛泽东发脾气的正是赫尔利对中共领导政策的这种“不理解”。
   
    直到最近，毛泽东还一直在同赫尔利满怀深情地互相通信，感谢这位具有崇高品质的将军所作的“出色的调解”。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日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乔治·塔塔雷斯库说，同苏联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持久合作的基础上，这种合作将标志着同这一东邻大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共党内滋生着的反苏思想具有一种相当独特的形式，从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破绽。凡提到苏联和联共时都很尊重。
   
    这是因为反苏思想披上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苏联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这类词句是报纸和政治工作者的口头禅。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际主义精髓被抛弃了。毛泽东派的利益高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所有其他的”利益。整风向全党灌输了讨厌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之成为一种本能），在一定情况下这种情绪可能排斥一切非中国的事物。这也就是毛泽东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基础。
   
    人人都相信这样的话：“王明卑鄙地想当党的统治者。他向蒋介石卑躬屈膝，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等等。这就是说，王明所主张的一切都已被弄得名誉扫地。这不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副嘴脸又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内的国际主义者因努力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受到诽谤，据说这些原则对中国是不适用的。共产党遇到了种种困难和麻烦，这都要怪“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
   
    经受整风冲击的群众学到了这些规矩，因而毛现在甚至用不着费力向谁去说明它们的正确性了。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在政治上诽谤王明。
   
    共产党内对王明及其支持者的鄙视首先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全世界劳动人民要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延安与这个原理背道而驰，事事都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
   
    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的党内斗争对每个人都有影响。谁都不怀疑整风的正确性了。另一方面，人人又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党员，一身清白。
   
    因此，对毛来说主要危险是：虽然人人懂得整风的正确性，同意整风，人人忠于中共中央主席，但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是无辜受害者，这种受伤的感情日积月累就会发展成愤愤不平的情绪和对运动及其罪恶作法的强烈不满。
   
    反康生的怒潮不断高涨，事实上威胁着毛泽东的整个党内政策。毛泽东本人为之担忧，很想扑灭他自己煽起来的火焰，而这种愿望又使他万分苦恼。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以及对康生的憎恨（因为康几乎使每个人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预示着中共中央主席会碰到麻烦事情，一种除了毛本人及其亲密伙伴以外谁都不清楚的麻烦事情。因此，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以及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必须全力以赴，制止大会代表的自发反抗，而他们都是些真诚地把毛当作党的化身的人，他们连做梦也不会去想要伤害任何人的自尊心或者怀疑毛这个领导人的权威和诚实，而是无限忠于他，并且准备为他而死。
   
    反康生的怒潮已经威胁着毛泽东，惟有毛看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感到难以平息这种不满情绪，是因为他不可能有啥说啥。在想要靠拢苏联的情况下，以争取使共产党具有民族性作借口来继续进行反“教条主义者”的斗争是危险的，莫斯科将来采取行动时可能要考虑中共领导的这些情绪。
   
    毛竭尽全力避免讨沦整风，要不就用几句话批评整风，含含糊糊敷衍过去，不让大家展开讨论，并且只有实在无法避开这个问题时他才出此下策。
   
    看来，毛泽东打算把康生抛出来作为搞镇压行为（“把好事办坏”）的惟一罪人。
   
    毛希望这样来使整风的思想不受玷污，因为整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了。
   
    代表大会这出滑稽戏，经过多年的精心排练，即将呜锣开场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３日
   
    中共中央主席千方百计避开讨论党内问题，不然，一讨论起来就可能揭露这些年来在他怂恿之下进行的斗争：对王明派的镇压、阉割国际主义精神的努力、秘密的反苏活动。因此，毛泽东打算集中精力解决当前的问题。他这样做将能防止代表大会上出现意见分歧，从而使大会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中结束，而这种一致就会使与会者相信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是一贯正确的。
   
    毛坚持不懈，毫不动摇，日复一日地努力推行他的计划。最后，各种报告的草稿终于分发到了中共中央委员手中。然后，党内同志都必须在中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把这些报告浏览了一遍。这也算是报告！对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三年来党内发生的事情的实质竟一字不提！
   
    必须悄悄地撇下一切棘手的问题——这是毛认为最重要的事。要尽一切可能防止代表们提出党内问题。
   
    因此，对报告中根本不提任何人的名字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１９４５年４月４日
   
    ４月２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帕特里克·赫尔利宣布，美国只打算同国民党合作，准备停止给特区供应任何武器装备。
   
    赫尔利曾经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签署了国共两党的协定草案。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力图挽回他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问题专家”的名声。然而，这都无济于事。他简直连他的同事有被驱逐出中国的危险也不顾了。
   
    赫尔利显然忘记了自己已不再是陆军部长而是外交官了，他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对延安领导人发出了强硬的威胁。他的调解人的假面具扯下来了。
   
    赫尔利作此表演当然主要是由于他的感情受了损伤。首先，他未能解决国共两党的冲突，反而加深了这一冲突。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他把中共谩骂了一遍。这位将军和政治家出了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大概忘记了中国并不是酒吧间，在这里靠挥舞拳头和进行咒骂是解决不了争端的。
   
    中共中央主席同帕特里克·赫尔利谈话时曾把他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他希望美国人理解他。在那些谈话中毛是那样卑躬屈膝。他往往冒着很大的风险，不惜把自己的名誉都赌上了。
   
    毛本来希望，盟国会对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只“铁拳”感兴趣。中共中央主席的保险柜里存放着他同赫尔利将军多次会谈的记录全文。这些文件中有的确实是珍品！恐怕没有哪一份会原封不动地公诸于世。在这些文件中一切都直言不讳。中共中央主席向美国人提议，他们组成联盟，组成神圣联盟。他保证延安在政治上不受莫斯科的影响，等等。
   
    主席给惹火了，对美国人破口大骂，因为他所建议的同盟没有实现，他的美梦破灭了。
   
    旧金山正召开国际会议，商讨建立联合国组织。这是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的巨大成就。延安草草讨论之后，便派伍修权、董必武和陈家康作为特区的代表去参加大会。
   
    毛泽东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草稿）中回顾了过去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中共中央主席强调指出，苏联提供了真诚的援助，而且随时准备奋起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毛泽东说，如果没有苏联这个太平洋大国参加，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主席的报告以很大篇幅谈到国民党对苏联的关系，说它具有惟利是图的特点，而且基本上是敌视莫斯科的。国民党只不过是以表面上的善意把它对莫斯科的仇恨掩盖起来罢了。
   
    伍修权过去赞同王明的观点，由于是个“教条主义者”而挨够了整。他被指定为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特区代表团的成员，是因为他精通俄语。他俄语的确讲得很地道，如果你闭上眼听，绝不会认为这是个中国人在讲话。真是连一点中国口音都不带！
   
    毛泽东派伍修权去有其一定的目的：第一，伍修权懂俄语；第二，他属于国际主义者之列，会受到苏联代表团的欢迎。
   
    现在毛泽东仍旧希望在苏联的帮助下，在旧金山解决他的政策的主要问题。
   
    陈家康是周恩来的人。
   
    陈大学毕业，过去积极从事青年运动。去年夏天以来他实际上成了周恩来的秘书。
   
    １９２７－１９３０年间伍修权曾在莫斯科留学。他是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
   
    董必武，１８８６年生，湖南人，是个老革命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参加过长征。在国共合作期间（到１９２７年）和目前抗日统一战线时期都担任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络工作，去年曾参加林伯渠、王若飞（代表中共）与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之间的会谈。同中国共产党会谈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几乎每次都有邵力子。他是中央政府前驻莫斯科大使（他还用过邵文泰、邵分寿和邵崇怀等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