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４月１日
   
    毛澤東不能讓康生受到譴責，因為這會間接說明他的路線是錯誤的，所以康生的報告從大會日程中刪去了。毛頗為躊躇才採取了這一步驟，因為作這樣一個報告，總結一下整風的成果，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彭真的報告也不明不白地從大會日程中刪去了。難道報告中關於中共城市工作的材料不夠？彭真原來打算講的正是這個問題。
   
    大會發言人的名單中博古的名字同樣被劃掉了，原因也不清楚。原定博古要向大會報告黨的新聞出版工作。毛澤東知道，要跟莫斯科搞好關係，博古肯定是個很有用的人，但是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信任博古的。
   
    這些決定都是３月２４日作出的。
   
    建議從日程中刪去這些問題的就是毛澤東本人。中共中央全會擴大會議批准了這些建議。
   
    大會日程中還刪掉了鄧發關於工會工作的報告。這也是按毛澤東的指示辦的。
   
    毛決定擋住對康生及其支持者的打擊，並不是因為他對情報局局長那麼同情。只需稍稍觀察一下整風就可明白審幹委員會的後台是誰，以及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運動的思想動機何在。
   
    毛堅決地認為：這次大會一定不能把莫斯科的注意力引到懷疑中共中央主席是否正直的那些問題上來。
   
    謝偉思吐露心曲決非偶然。他並沒有出賣自己國家的利益，儘管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這樣。他把中共領導看成是他的國家的潛在盟友，這才對他們“坦率”起來。他和戴維斯似乎已經領悟了中共領導政策的民族主義含義，他們認為中共是一支有前途的力量，如果美國想保住它在亞洲地區的陣地，必須與中共友好相處，而且也是能夠做到的。據戴維斯看，中共領導採取的民族主義政策使中共的綱領不會損害美國的利益，實際上還會使蘇聯在遠東起不了什麼作用。
   
    謝偉思坦率陳詞的實質，史迪威的隨員戴維斯、盧登、謝偉思和懷特邁耶的種種活動的全部含義，就在於此。這就是謝偉思有點控制不住他的感情的原因。赫爾利表現了美國整個遠東戰略的懦弱和近視。使得毛澤東發脾氣的正是赫爾利對中共領導政策的這種“不理解”。
   
    直到最近，毛澤東還一直在同赫爾利滿懷深情地互相通信，感謝這位具有崇高品質的將軍所作的“出色的調解”。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日
   
    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喬治·塔塔雷斯庫說，同蘇聯的關係必須建立在持久合作的基礎上，這種合作將標誌着同這一東鄰大國的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共黨內滋生着的反蘇思想具有一種相當獨特的形式，從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破綻。凡提到蘇聯和聯共時都很尊重。
   
    這是因為反蘇思想披上了“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蘇聯是我們的朋友和兄弟”——這類詞句是報紙和政治工作者的口頭禪。
   
    然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國際主義精髓被拋棄了。毛澤東派的利益高於國際工人階級運動“所有其他的”利益。整風向全黨灌輸了討厭的民族主義情緒（使之成為一種本能），在一定情況下這種情緒可能排斥一切非中國的事物。這也就是毛澤東的“現實的馬克思主義”得以產生的基礎。
   
    人人都相信這樣的話：“王明卑鄙地想當黨的統治者。他向蔣介石卑躬屈膝，他是個機會主義者”，等等。這就是說，王明所主張的一切都已被弄得名譽掃地。這不是“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副嘴臉又是什麼呢？
   
    中國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者因努力介紹“西方馬克思主義”原則而受到誹謗，據說這些原則對中國是不適用的。共產黨遇到了種種困難和麻煩，這都要怪“教條主義者”，因為他們沒有考慮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特點。
   
    經受整風衝擊的群眾學到了這些規矩，因而毛現在甚至用不着費力向誰去說明它們的正確性了。毛澤東多年來一直在政治上誹謗王明。
   
    共產黨內對王明及其支持者的鄙視首先就是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拒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原理——全世界勞動人民要聯合起來共同鬥爭。延安與這個原理背道而馳，事事都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
   
    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的黨內鬥爭對每個人都有影響。誰都不懷疑整風的正確性了。另一方面，人人又都認為自己是正統的黨員，一身清白。
   
    因此，對毛來說主要危險是：雖然人人懂得整風的正確性，同意整風，人人忠於中共中央主席，但同時他們又認為自己是無辜受害者，這種受傷的感情日積月累就會發展成憤憤不平的情緒和對運動及其罪惡作法的強烈不滿。
   
    反康生的怒潮不斷高漲，事實上威脅着毛澤東的整個黨內政策。毛澤東本人為之擔憂，很想撲滅他自己煽起來的火焰，而這種願望又使他萬分苦惱。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以及對康生的憎恨（因為康幾乎使每個人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預示着中共中央主席會碰到麻煩事情，一種除了毛本人及其親密夥伴以外誰都不清楚的麻煩事情。因此，中共中央全會擴大會議以及將要召開的代表大會必須全力以赴，制止大會代表的自發反抗，而他們都是些真誠地把毛當作黨的化身的人，他們連做夢也不會去想要傷害任何人的自尊心或者懷疑毛這個領導人的權威和誠實，而是無限忠於他，並且準備為他而死。
   
    反康生的怒潮已經威脅着毛澤東，惟有毛看到了這一點。他之所以感到難以平息這種不滿情緒，是因為他不可能有啥說啥。在想要靠攏蘇聯的情況下，以爭取使共產黨具有民族性作藉口來繼續進行反“教條主義者”的鬥爭是危險的，莫斯科將來採取行動時可能要考慮中共領導的這些情緒。
   
    毛竭盡全力避免討淪整風，要不就用幾句話批評整風，含含糊糊敷衍過去，不讓大家展開討論，並且只有實在無法避開這個問題時他才出此下策。
   
    看來，毛澤東打算把康生拋出來作為搞鎮壓行為（“把好事辦壞”）的惟一罪人。
   
    毛希望這樣來使整風的思想不受玷污，因為整風已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光輝的里程碑了。
   
    代表大會這齣滑稽戲，經過多年的精心排練，即將嗚鑼開場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３日
   
    中共中央主席千方百計避開討論黨內問題，不然，一討論起來就可能揭露這些年來在他慫恿之下進行的鬥爭：對王明派的鎮壓、閹割國際主義精神的努力、秘密的反蘇活動。因此，毛澤東打算集中精力解決當前的問題。他這樣做將能防止代表大會上出現意見分歧，從而使大會在團結一致的氣氛中結束，而這種一致就會使與會者相信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是一貫正確的。
   
    毛堅持不懈，毫不動搖，日復一日地努力推行他的計劃。最後，各種報告的草稿終於分發到了中共中央委員手中。然後，黨內同志都必須在中共中央全會上提出自己的意見。
   
    我把這些報告瀏覽了一遍。這也算是報告！對過去十年，特別是過去三年來黨內發生的事情的實質竟一字不提！
   
    必須悄悄地撇下一切棘手的問題——這是毛認為最重要的事。要盡一切可能防止代表們提出黨內問題。
   
    因此，對報告中根本不提任何人的名字只能作這樣的解釋。
   
    　
   
    １９４５年４月４日
   
    ４月２日，在華盛頓召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帕特里克·赫爾利宣布，美國只打算同國民黨合作，準備停止給特區供應任何武器裝備。
   
    赫爾利曾經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於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簽署了國共兩黨的協定草案。他一直在想方設法力圖挽回他的“民主主義者”和“中國問題專家”的名聲。然而，這都無濟於事。他簡直連他的同事有被驅逐出中國的危險也不顧了。
   
    赫爾利顯然忘記了自己已不再是陸軍部長而是外交官了，他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對延安領導人發出了強硬的威脅。他的調解人的假面具扯下來了。
   
    赫爾利作此表演當然主要是由於他的感情受了損傷。首先，他未能解決國共兩黨的衝突，反而加深了這一衝突。為了掩蓋自己的失敗，他把中共謾罵了一遍。這位將軍和政治家出了丑，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大概忘記了中國並不是酒吧間，在這裡靠揮舞拳頭和進行咒罵是解決不了爭端的。
   
    中共中央主席同帕特里克·赫爾利談話時曾把他的真實意圖和盤托出。他希望美國人理解他。在那些談話中毛是那樣卑躬屈膝。他往往冒着很大的風險，不惜把自己的名譽都賭上了。
   
    毛本來希望，盟國會對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這兩隻“鐵拳”感興趣。中共中央主席的保險柜裡存放着他同赫爾利將軍多次會談的記錄全文。這些文件中有的確實是珍品！恐怕沒有哪一份會原封不動地公諸於世。在這些文件中一切都直言不諱。中共中央主席向美國人提議，他們組成聯盟，組成神聖聯盟。他保證延安在政治上不受莫斯科的影響，等等。
   
    主席給惹火了，對美國人破口大罵，因為他所建議的同盟沒有實現，他的美夢破滅了。
   
    舊金山正召開國際會議，商討建立聯合國組織。這是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的巨大成就。延安草草討論之後，便派伍修權、董必武和陳家康作為特區的代表去參加大會。
   
    毛澤東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草稿）中回顧了過去蘇聯和中國人民的關係。中共中央主席強調指出，蘇聯提供了真誠的援助，而且隨時準備奮起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利益。毛澤東說，如果沒有蘇聯這個太平洋大國參加，太平洋地區的問題不可能、也不應該進行討論。
   
    中共中央主席的報告以很大篇幅談到國民黨對蘇聯的關係，說它具有惟利是圖的特點，而且基本上是敵視莫斯科的。國民黨只不過是以表面上的善意把它對莫斯科的仇恨掩蓋起來罷了。
   
    伍修權過去贊同王明的觀點，由於是個“教條主義者”而挨夠了整。他被指定為赴舊金山參加聯合國大會的特區代表團的成員，是因為他精通俄語。他俄語的確講得很地道，如果你閉上眼聽，絕不會認為這是個中國人在講話。真是連一點中國口音都不帶！
   
    毛澤東派伍修權去有其一定的目的：第一，伍修權懂俄語；第二，他屬於國際主義者之列，會受到蘇聯代表團的歡迎。
   
    現在毛澤東仍舊希望在蘇聯的幫助下，在舊金山解決他的政策的主要問題。
   
    陳家康是周恩來的人。
   
    陳大學畢業，過去積極從事青年運動。去年夏天以來他實際上成了周恩來的秘書。
   
    １９２７－１９３０年間伍修權曾在莫斯科留學。他是個文化修養很高的人，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學。
   
    董必武，１８８６年生，湖南人，是個老革命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還參加過長征。在國共合作期間（到１９２７年）和目前抗日統一戰線時期都擔任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聯絡工作，去年曾參加林伯渠、王若飛（代表中共）與王世傑、邵力子、張治中（代表國民黨）之間的會談。同中國共產黨會談時，國民黨方面的代表幾乎每次都有邵力子。他是中央政府前駐莫斯科大使（他還用過邵文泰、邵分壽和邵崇懷等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