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俄容共”，共产党附体国民党

“国共合作”辨名

共产党的说法是历史上有两次国共“合作”：一次是1924到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以“四一二”清党告终；一次是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6年因国民党开内战而破裂。1949年前的国家政体中，国共两党关系不对等，因此他们的共处关系不能以“合作”概论。其次，第二次两党共处事实上和形式上都随抗战胜利而结束，共产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段的划分，掩盖了历史上确有其事的第三次、即1945到1949年的国共合作与破裂，这一次才是最接近现代国家政党政治中政党合作意义的；之所以如此划分，恐怕是要遮掩共产党对内战的责任并回避其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民国期间国共两党的共处一般分为三段：第一段在国民革命期间，共产党附体国民党而发展壮大；第二阶段是联合抗日，1937年到1945年，共产党假抗日之名、行摩擦之实、得壮大之利；第三段以1945年“双十协定”始，以1946年底共产党拒绝立宪国民大会止，共产党逼蒋内战，夺取政权。

“联俄容共”是利益政治，不是孙文的“主义”也不是国民党的“宗旨”
北伐期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关系，或曰“联俄联共”或曰“联俄容共”，似乎已成定论，我于是求证这个说法。

遍寻当时国民党的种种文件—无论是号称开启“联俄容共”的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包括修改后的国民党党章，还是其前筹备国民党改组的文件包括1922年起草修订1923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找不到一处“联俄容共”的字眼。相反，“改进宣言”明确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国民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这样的论述见于国民党一切基本和重要的文件之中。

孙中山首开先例，1922年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自此国民党循例接受共产党个人加入国民党。而孙中山与苏俄的接触在一年以前就已开始。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曾与孙中山见面会谈。马林，荷兰人、曾参与主持中共一大，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时辛亥革命已经十年，中国陷于军阀混战之中。孙中山急望重整革命党，建立革命军，扫平军阀，统一中国。他向西方国家求助，没有回应。其时建国不久的苏俄，为它在远东的利益及其世界革命的“东方阵线”，试图利用中国彼此对抗的军事及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扶持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1922年8月抵京后先与北洋政府谈判建交，未果；后又寻求与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吴佩孚合作，又遭拒绝；这样才找到孙中山。1923年1月4日，联共政治局决议“全力支持国民党”，1月17日越飞与孙中山正式谈判，26日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要求俄国援助200万金卢布， 5月1日得越飞自东京转来苏俄政府电报，同意援助并许诺提供军事物资和帮助开办军校。

“联俄容共”孙中山当时的利益政治，毫不意味着他政治理念的改弦更张。恰恰相反，孙中山鲜明地对苏共的主义与制度保持距离并明确地见诸文字，《孙越宣言》第一条就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者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党内有党—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成长

国民党内本无左右，非要分别，不如说亲共及反共派更确切，因为这种分别因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内而起。

国民党反共并非1927年才从蒋介石开始。共产党人一进入国民党，就引起国民党内的反对。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1923年11月就有党员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1924年初一大之后，先有孙科等向中央党部提案要求“制裁”共产党；继而上海国民党员又致电孙中山请命共产党员退出；这一年各地弹劾共产党议案上百件，中央监委会提交执委会的十件议案中有四件反对容共；反共恐怕不止于一小撮“右派”吧。反对“容共”者结成一个派别是在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元老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超度诵经，集会通过议案要求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撤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会的职务、解雇顾问鲍罗廷等议案，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这就是“西山会议派”。

1922秋年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后，在国民党内迅速扩张。中共三大1923年6月特别提出国民党问题决议案，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保持和壮大自己的组织、努力使国民党接近苏俄，即扶持国民党内亲俄亲共势力。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共产党一举进入国民党最高机构中央执委会，四十一名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四分之一，总共三席的执委常委共产党占一席。两年后1926年国民党广州二大上，亲共派和共产党员代表已成优势，组织部长、外事部长、农民部长，宣传代理部长都是共产党，各部负责实际事务的秘书全是共产党员担任。共产国际指挥下苏联顾问鲍罗廷领导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迅速膨胀，俨然党内有党。

面对国民党的“主义”和共产党的组织、制度、路线不相容这个明白的事实，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体内膨胀，再自然不过了。

中山舰事件—遏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膨胀

孙中山“联俄容共”事实政治的夭折始于他逝世一年后的“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下令广州全城戒严，扣押异动的中山舰，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和共产党机关，要求撤销苏俄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取消第一军党代表，扣押周恩来并免去其副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职务，驱逐第一军共产党员250余人，史称“中山舰事件”。

共产党斥之为蒋介石蓄谋策划、排斥中共、攫取权利，比较“开明”的说法渲染为蒋汪个人之争，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事实上事变对汪没有触及、事变后蒋对汪也全无留难，3.20的矛头明白地指向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倒是苏联方面的反应引人注目，他们满足蒋的要求立即撤职了季山嘉。1996年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 公布的资料证实，苏联顾问长时间以来一直疏远蒋介石，不让他染指国民政府事务。这一次迫不得已“吃一点亏，做出一定的牺牲”是“一个策略，以便赢得时间， 做好准备除掉这位蒋将军”。是时苏联访华使团团长、苏共中央书记布勃诺夫指示俄国顾问不得发号施令触怒中国将领，必须改变在国民党内强化共产党的做法，代 之以利用国民党左派做工作。

蒋介石的对抗产生了效果。中山舰事件两个月后1926年5月广州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一致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共产党对其加入国民党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等。“容共”的最终结束还要经过一年之后的清党，不仅是蒋介石，还有此前始终亲共的汪精卫。

二，假抗日之名，行摩擦之实，图一党之利

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发出抗日宣言

国共分裂后，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在南昌武装暴动， 9月毛泽东在湘赣秋收暴动，12月叶剑英在广州起义；武装对抗、土地革命、夺取政权—共产党的政治路线。1930年起，国民党开始围剿湘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几乎尽灭，共产党撤离江西北上。

共产党“抗日”始于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宣言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当时还在“长征”路上，《宣言》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奉联共之命从苏联发出的，一纸政治宣传而已。两个月后，1935年10月发表抗日宣言的党和“政府”才抵达陕北，“抗日”还远未列入日程。

共产党催生了“西安事变”

共产党一直说它和平调解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明白“抗日统一战线”下共产党的本相，就不能不了解 “西安事变”的始末、真实的始末。

1935年9月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带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1月直罗一战败给红军，损失惨重。根据第三国际统一战线保卫苏联的指示，共产党不失时机地于1936年1月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又释放了被俘的张学良爱将高福源，还予东北军柴粮道路之便。于是张学良开始和共产党秘密接触，4月9日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9月与共产党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结束双方敌对状态；又雪中送炭向红军提供食物、棉花等大量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之难。共产党联合张学良与杨虎城结成一个“统一战线”铁三角。

1936年11月红军山城堡战役击退胡宗南更增强了张学良联共的决心，从低调秘密合作转向高调公开联共。12月9日共产党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情激愤。12月12日凌晨5时，张 杨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共产党要杀掉蒋，但斯大林坚决要求释放蒋介石，“联蒋抗日”拖住日本，不使北上进犯苏联。压力之下，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的 要求派周恩去西安协商放蒋，借此向國民政府提出要求，除停止圍剿之外，还要解除对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并且提供经济援助。
“西安事变”前台张学良发动，幕后共产党怂恿；张学良尽得其咎，共产党尽取其利：虽未如愿除掉蒋介石，却也围剿解除，得离困境；披“联合抗战”虎皮，得发展扩张之实。“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开门揖盗，共产党的祸患就在后头。

“联合抗日”—共产党逼蒋就范

共产党从来趾高气扬，虽还在逃亡之中，“八一宣言”仍斥蒋为贼寇。“西安事变”后共产党摇身一变，主动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抗日统一战线立下四项保证，“七七事变”后《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度重申：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条条背离共产党的主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危及共产党的生存， 不禁令人疑窦丛生：共产党是别有所图，还是会言信行果？尽管一切疑虑，国民政府已别无选择，在共产党挥舞的“抗日统一战线”旗下，它只有联合共产党，接纳共产党，供养共产党。

阳奉阴违—共产党抗“敌”不抗日

1937年10月，广东、江西、两湖、安徽等八省的红军及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苏北、皖南地区抗日作战，由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指挥。但新四军只听延安共产党的命令，毛泽东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 立根据地，……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 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 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新四军弃抗日作战于不顾，攻城掠地，招兵买马，自由扩编，只要中央照数发饷；少和日军作战，常与国军摩擦，甚至擅调八路军南下攻打“顽固派”国军；以至于1940年10月黄桥一役大败台儿庄会战抗日将领、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主力部队，进占海安、东台等地。10月19日蒋介石等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致电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和彭德怀与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和项英，命令新四军迅即全部撤回黄河以北。一个月之后，毛泽东才以受令者名义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再次宽限北移期限到12月31日。此后尽管蒋介石、顾祝同多次命令，新四军仍然按兵不动并继续频频南进攻击国军，1月4日又南下茂林袭击抗日国军40师；顾祝同下令反击，新四军几近覆灭，此即 “皖南事变”。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中共中央军委随后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不过是共产党骗人的空话。周恩来在重庆共产党《新华日报》上致哀新四军“死国难者”，再次欺骗国人 。

毛泽东给东南局的指示与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两相对照，其阳奉阴违之相昭然若揭，抗日的旗号下共产党 到底在干什么，由此可见一斑。共产党一手贪抗日之功据为己有，漫画重庆政府“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眉山”：另一手明目张胆地把这个“指示”辑入《毛泽东 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公诸于众，全不掩饰它假名抗日摩擦肥己的本相，可谓无耻之尤；强奸历史、愚弄民众；其奸恶在 中国历史上无出其右。

而这是在大陆上成长的几代人一直所不了解的。当谎言开始破产的时候，历史改变的时刻也就不远了。

三，共产党一定要把内战进行到底

阅读记录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和国共内战的资料，共产党“将内战进行到底”的用心、“边谈边打”的手段，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不受任何约束的乱象，超出了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犹如一场梦魇，一场真实的梦魇，六十年来一直压在神州大陆的梦魇。

共产党决意内战

抗战胜利之时，共产党已经拥兵130万、民兵260万，它的正规军力八年时间增长25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命令国军推进接受日军投降，中共中央同时连发七道命令要求部队全速推进受降，抢占地盘。8月12日毛泽东就已下令中共军队迅速扩大解放区，“准备内战战场”。共产党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

抗战一矣结束，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便于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周、王若飞25日飞抵重庆。政府方面未提预设方案被共产党视为缺乏和谈诚意，但根据国民政府谈判代表邵力子先生，不预设方案是因为政府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不以任何先入之见妨碍会谈。重庆谈判结果的《双十协定》中，双方表达了避免内战、长期合作的意愿，同意以对话方式解决争端，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具体问题。一纸意向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力。这是一次政府对政党的谈判，共产党承认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背后利用共产党南方局电台秘令刘邓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上党一役歼灭受降的国军阎锡山部队11个师，攻占了长治地区。这是抗战结束后国共首次军事冲突，和谈中共产党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

“南防北进”—共产党全面推进内战

抗战尚未结束，共产党就确定了内战方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向南防御即攻击政府军阻止其北上受降接收，向北发展即全面抢占东北，巩固和扩张华北“根据地”。为此，共产党坚持不允国军接收固守华北与东进辽宁的要地多伦赤峰两城；国民政府让步放弃后才达成1月10日的停战令，得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抗战胜利苏军占领东北，共产党即派出10名中央委员（含4名政治局委员），两万干部，十一万大军挺进东北；“双十协定”之后第二天，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即确立全面占领东北的战略，“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1946年3月马歇尔召集停战三人小组会议，提出赴东北执行小组命令草案，有 “政府部队有权占领恢复中国东北主权必要之地区”和“政府军队为重建主权所必须占领之地区（包括煤矿）需要共军撤退，苏军所撤退之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 占领”两条。周恩来拒激烈反对，中美两方又作让步，删掉这两条改为日后协商。于是，日后国民政府只能束手坐视共产党抢占东北。

3月末东北苏军告知中共即将撤离，要中共随后接占。苏联希望以此使东北主权问题悬而不决、使中国无从恢复主权。4月14日共军袭击降落长春机场的国军，次日攻下长春市；24日接占哈尔滨，28日接占齐齐哈尔。倚仗苏联的支持，半个月内长春以北整个北满尽入共产党手中；三年后整个中国大陆沦陷于共产党的治下。

边谈边打—共产党渔利停战与和谈

1946年1月10日第一次停战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而具体实施则要依其停战办法第二条：政府与中共代表各一人与马歇尔将军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于是停战令空成令行不能禁止的纸上文章，实施不力责任又在国府与国军。

5月份国军攻打长春，共产党被迫撤出长春，又失守吉林，东北战局急转直下。打不赢就谈，周恩來向马歇尔告急，请求停战。6月6日蒋下令东北休战—此即第二次停战令，直至6月30日，对结束冲突未停战小组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虽然如此，停战却阻止了国军的进攻、缓解了共军的困境,共产党又是一举两得。

为争取共产党最终参与制宪国大作最后努力，11月8日国民政府宣布无条件、无限期停战，同时保留共产党和民盟出席制宪国大13名代表席位，此即第三次停战令。因为争不到具有否决权的14个代表名额，共产党裹挟民盟抵制立宪国大；同时又称国府单方面“停战令”未经协商，他们不受约束。共产党又是徒获停战之利。

国民政府不肯放弃和平的希望，主动停战，主动和谈，主动退让；共产党不承诺，不守约，边谈边打。国民政府总是 作茧自缚，共产党一直渔利和谈。人们总以为共产党也爱中国，相信和他们总有协商的可能；却不料党权之下共产党不讲任何信义，不受任何约束；民族、国家、和 平无一不可为党权而蹂躏。

共产党不讲fair play（公平游戏）

从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一开始，共产党就坚持要把地方自治和省宪自订的条款写进宪法。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共产党不关心、也不真正要地方自治，而是想用国家大法的形式把它军事割据的“解放区”政府合法化。

更有甚者，中共代表秦邦宪硬要将“地方法官民选”列入宪法，显然是想通过共产党操纵的地方选举直接控制司法，其野心不止于它已割据的“解放区”。无奈死守司法独立的底线，受托起草宪法的张君劢不肯退让。

立场各异的双方所以能够谈判，是出于共同的诉求。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共产党根本不存“和” 的意愿，政府也罢、国民党也罢，都是它必欲消灭之敌人。立场各异的双方所以能够谈判而协议，是因为信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共产党则从不守信用、不重承诺、不 受约束。共产党不讲 fair play。

要抵制制宪国民大会，周恩来就讲“第三方面人士要团结”；青年党和民社党 退出民盟出席国大，共产党就要把他们当作反动派驱逐出政治协商；翻手阳谋、覆手阴谋，共产党历来如此。它也曾放下身段求联合抗日，那是因为当时不如此不能 解除围剿以求生存、假抗战以图发展；倚仗苏联军援为后盾自恃大势已成，共产党就对谈判伙伴以战犯论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共产党没有原则。1948年12月27日 《人民日报》公布四十三名战犯名单，令国民政府予以抓捕。民国总统、副总统高中头榜，虽然《双十协定》共产党声明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宪草上不肯让步、 抵制国大不与为伍，一介书生张君劢惹恼了共产党，也上了战犯黑名单。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历史上，共产党无出其右。

一个民主、和平、战后复兴的机遇就断送在共产党手里，从此开始了对中国民生、社会、文化、历史、国家、民族前所未有的劫难。只有当历史恢复了它本来面目的时候，一切苦难才不完全是徒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