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气毛泽东提前还债，困难时期雪上加霜

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那时候还是困难时期，没有精力做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对死亡人数的统计，大都是后来学者的估算。

这三年饥荒，给中国人留下了最惨痛的灾害记忆。饥荒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按照过去的说法，我们一般把账算在苏联人身上，要不是“苏修”很不地道地逼咱们还债，我们咋能饿死那么多人！

苏联人逼债的说法已经流行了几十年，可当我们遍查史料，希望找到苏联逼债的“罪证”时，却发现压根儿没这么回事。中国欠苏联债是事实，勒紧裤腰带还债也是事实，偏就这个“逼”字不是事实。

中国欠了苏联多少钱

虽说中国后来跟苏联闹掰了，但甭管怎么说，他们确实是帮了咱不少忙。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苏联不管是军事上、经济上都给了中国很多的援助。

先说斯大林时期。1950年2月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在朝鲜战争中，苏联交付中国使用的装 备，总共装备了64个陆军师与22个空军师，其中除22个陆军师的装备和375架米格15，是苏联无偿提供外，其他都是中国向苏联贷款购买的。

斯大林死后，轮到了赫鲁晓夫掌权，这个被我们视为“逼债”的罪魁，恰恰是对华提供援助最多的。在他当政时后，苏联对中国开始了全面援助。到1955 年前，中国接受苏联援助的贷款一共12.74亿卢布。按照苏联官方的汇率计算，这笔钱大概合3.24亿美元，要分2到10年还清。1956年，中国和苏联 又续签了若干援助协定，苏联包括设备、工程设计和其它援助，总共为25亿卢布，约合6.36亿美元。苏联对中国援助总值约为9.6亿美元。

除了援助，苏联还派遣了11000名专家来华援建。专家不能白来，为安置这些专家，中国政府得支付搬迁补偿费，总计381万美元到509万美元。这些人的工资也得由中国政府出，而且是他们在苏联工资的5倍。

到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还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卢布，折合人民币52.9亿元（数据来自周恩来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毛泽东为“争气”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中苏关系破裂。那时，饥荒的状况就已经出现，一时间，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烟酒糖茶酱油醋，凡是跟吃有关的东西都没有了。此时的苏联，并没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落井下石，逼中国还债。

在1961年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我们能发现，苏联在撤走专家后，并未提出过还债的问题，反而体谅中国的农业状况，提出1960年当年的贸易业务中，中国对苏联的欠账可在5年内分期偿还，而且不计利息。

还有，在1961年中国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那 时中苏已经不再友好，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在当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中，还对苏联的帮助表示了感谢：“由于我国遭 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 重大的帮助和支持。”

既然苏联没逼中国还钱，毛泽东为何要冒着饿死人的代价偿还贷款？据吴冷西回忆，就在苏联召回全部专家两天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开始大谈自力更生问题，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最快也得十年。

十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

这样看来，不是苏联要求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想想也对，既然跟苏联翻脸吵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毛泽东就是要争这口气，哪怕再困难，就算饿肚子当裤子也要将债还清。

就这样，周恩来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 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元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元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元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 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到1965年10月，中国又还清了苏联的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完全还清。这年底，外交部长陈毅在接见日本记者时，骄傲地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谁该为三年大饥荒“买单”

在1964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报告，在总结三年饥荒时明确指出，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属不可抗力，但人祸显然指的不是苏联。

在1958年，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大跃进”。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 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仅河南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 办公共食堂，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

“大跃进”最要命的是放“卫星”——各地开始吹牛虚报粮食产量，最高的居然亩产有13万斤。地方上吹牛，中央可真信，既然产量高，那就多上交点吧， 于是开始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基层干部只能从农民碗里夺粮。

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 限。1959年征购又高了，达1348亿斤，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1959年 11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就笼罩了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