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精英是怎么样被毛泽东毁灭的？【1】 |
| 送交者: 一片冰心 2012年04月26日16:59:5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第0篇 序言：中国精英是怎么样被毛泽东毁灭的？【1】
本书揭露了大量精英人物被毁灭的事实，善良的人们自然应该进一步追问：如此大规模地毁灭精英人物的根源何在？ 第一、出于极权制度的本性。极权制度（Totalitarianism）的发源地是意大利。首创人墨索里尼宣称：“我们是一个能控制一切能动力量的国家。我们控制了国家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道德力量……,总之，控制了一切。”可见极权制度实际就是集权制度，把一切权力集中于某一个政党，最后必然集中于某一个人。集什么权？首先当然是集个人行动自由权，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其次，还必须集言论自由权，不允许七嘴八舌，更不允许质疑、反对的言论存在。 为了维持以上两方面的集权，还必须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甚至一切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这样就可以做到：“不听话者不得食”，迫使每个人俯首帖耳、恭听圣裁。 最后还要集中每个人思考的权利。为此必须编造一套神话，把某个领袖人物神圣化。神化领袖就是让所有的老百姓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权利，集中到他手里，任他摆布、调配。因此，不允许任何异端思想，甚至是异端的苗头，都必须掐灭在萌芽状态。 对于集权制度来说，什么人最危险？普通老百姓不过是墙头草，随风倒。只有那些读了书、明白事理的文化人，或曰知识分子，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敢于思考，随时随地都可能构成对权威的挑战和对集权制度的撼动。这就是知识分子所谓‘原罪’的由来，知识分子之所以有罪，就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能思考。老子就明明白白地说过：“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孔子也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历朝历代的专制君王都对文化人千方百计地提防、戒备，以至于胁迫、监禁、消灭之。即使不得不使用时，也必须在使用中提防，在提防中使用。 到了毛泽东时代，集权专制制度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进一步打击文化人，从而维护这种集权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毛泽东发明了一个独特的理由：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从形式逻辑来分析就不通：知识的多与少，是文化水平问题，是事实判断；而反动与否则是政治倾向问题，是价值判断。前者有明确的标准，可以量化，后者则没有明确的标准，难以量化。因此也最容易被人从主观偏好出发随意定性。两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东西，何来因果关系？其实，这其中还应该有好几个‘中间环节’被故意省略了。完整的因果链条应该是这样：知识越多——辨别是非能力越强——盲目性越少——越难驾驭、摆弄、控制——对于统治者来说，危害越大——于是扣上‘反动’帽子。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把完整的因果链条明说出来呢？因为中间那几个环节是不可告人的，属于统治术的秘诀。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这句话背后的险恶用心了。正因为如此，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知识分子列入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势力。只是后来形势发展、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在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以至于面目全非了。虽然在文字上可以改动，但牢牢扎根在毛泽东思想深处、烙印在他脑海中、融化在他血液里、对知识分子敌对情结却没有、也不可能删去，始终伴随着毛的一生。第二、毛泽东变态、扭曲的报复心理，更加重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残酷性。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个发言。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是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 老毛承认在坑儒的数量上超过秦始皇100倍。其实，除了在数量上超越秦始皇（不是100倍，而是几千万倍）以外，在坑杀知识分子的技巧和手段上也多有创新，为历代暴君所望尘莫及。 创新之一是：先辱后杀。知识分子大都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条，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毛泽东则别开生面、大胆创新。他开始声称：‘大部分不杀’，让这些人先感恩戴德一番，然后进行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就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自诬、自污。经过多次、反复的自我羞辱和互相羞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早已荡然无存，成为一堆行尸走肉，只有向新政权乞怜了。再通过惩罚性的超负荷劳动，从肉体上折磨你，让你在“早日改造好，重新做人”的诱导下，大量透支体力和生命。多少人正是在这样长期的超强的劳动折磨下，加上恶劣的伙食，一点点地消耗掉自己的生命。毛泽东不承担‘杀人’或者说‘坑儒’的罪名，却收到了‘杀’与‘坑’的实际效果。 为什么要如此折磨别人呢？或者说：毛泽东这个发明创造的灵感来自何处？毛泽东终其一生，手不释卷，勤奋苦读。据说：那卷帙浩繁的24史就读了若干遍。对于历朝历代宫廷秘闻特别是权力争夺，比如父子相残、兄弟操戈、妻妾争风，乃至夫妻互斗等等血腥惨案，几乎全部了然于心。他不会不知道：2000多年前的吕雉曾有过一个发明创造。 话说当年汉高祖刘邦生前特别宠爱年轻貌美的戚夫人，身为皇后的吕雉早就恨入骨髓，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等待时机。一旦高祖驾崩，机会终于来了。她下令把戚夫人断其手足，挖去眼睛，令其服哑药，置之厕所中，名曰‘人彘’（即猪）。眼看着昔日的情敌求生不能，又不能痛痛快快地死；以至于人不人、鬼不鬼。这个虐杀情敌的残忍手段非常典型，故史书多有记载。流传至今，当然会引起电影界的关注。80年代末李翰祥执导的《火烧圆明园》就把这一情节移花接木地嫁接到慈禧太后的身上，由影星刘晓庆扮演慈禧。 毛泽东最善于借鉴古人，无疑是‘古为今用’的高手。对于吕雉那一幕血腥的虐杀场面，读后不会不动心。当他君临天下、面临如何处置昔日敌人这个新课题时，为了把文章做得更生动、更精彩，自然要借鉴、借用了。 据毛泽东自述，早年曾经受到过大知识分子的冷遇和轻慢，心理上长期压抑，愤愤不平。一朝权在手，当然要报复。采取什么手段呢？借用吕雉的手段自然成为毛的首选。原因在于：老毛和吕雉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如狂热的政治野心、强烈的报复心、从虐杀中获得无限快感的变态心理等等。面对着昔日的敌人今朝却匍匐在自己的脚下，痛苦地挣扎、呻吟，卑微地认错求饶、乞怜，以苟延残喘。他（她）们同样从中获得了无穷的快感和极大的心理满足，也算是报了昔日之仇，了却心头之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毛泽东的名言，也是他的人生哲学。看来毛泽东比秦始皇高明之处不仅仅是杀人数量远远超过之，更重要的是在杀人之前，先让对方扮演一个卑微可怜的角色，活受罪、受活罪，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耗其生命。如此虐杀敌人，远比秦始皇一坑了之高明多多、也恶毒多多。 区别在于：当年吕雉仅仅对特定的对象进行报复，而毛泽东则无限地扩大了报复的范围，殃及所有无辜的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男女老少，无一幸免。其残忍、凶狠、疯狂，都是吕雉当年所无法比拟的。 毛泽东第二个重大创新在于：物尽其用。把这些昔日的仇敌，在他们死亡之前，让他们从事那些高度危险、艰难、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不需要任何报酬而又特别听话、彻底驯顺的劳动力，是中共夺取政权后从事所有危险、艰苦建设工程的主要人力资源，既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逼迫敌人、消弭其斗志和思考能力。真是一举多得。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把这些人生命的使用价值挖掘、发挥、利用达到极致，古今中外，无人企及。 许多民族精英正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超负荷地透支体力和生命，最终魂归西天。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包括重大工程、粮食、…….既满足了建国初期物资极端匮乏时的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替换了许多危险作业中其它劳动力，避免了其它劳动者伤亡的代价。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精辟地论证了古代奴隶制度下奴隶劳动的伟大意义。他写道：“只有奴隶制……从而为古代的文化繁荣即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恩选集》3卷220页）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没有大批量的现代奴隶，就没有新中国建设的一切成就。几乎所有的重大工程建设中，都会有那些现代奴隶的足迹、血汗和尸骨。这些被无情地打入另册的现代奴隶，为了国家各项建设工程，既流汗、流泪，更流血；既奉献青春，更奉献生命。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共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宣扬的建设成就绝大多数正是建立在无数现代奴隶的累累白骨之上。 本书中所记录的正是这些民族精英在无助、无奈情况下，折磨致死的具体情况。他们的被毁灭，是中华民族人才宝库中无可挽回的恶性损耗，这个损耗需要几代人连续不间断地拨乱反正、改弦易辙、兢兢业业才有望弥补于万一。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惨剧。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把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立此存照。让世界人民、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些精英们的悲惨遭遇。更永远牢记那个处心积虑地毁灭他们的屠夫和凶手的血腥罪行。
出版人序言
读者们看完《精英是怎样被毁灭的?》后，相信一定会悲愤填膺，为文明的中国曾经历这样一个无法无天，人命如蚁的悲惨时代而悲哀。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荒唐残暴的事件，竟可以在一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大国中广泛发生。固然，毛泽东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残忍性格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编者希望能够从较深层次探讨这现象。 应该看到，精英被中共政权直接处死者为数不多，绝大多数精英是被广大的人群，在革命的口号下被当权者煽动，群起围攻，迫害致死的。那就应该问，为什么这种荒诞的政策得以在全国推行，广大的群众竟如同群氓，其中应该有其更深刻的因源。 首先，最根本的因源是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即党天下，它在本质上是中国几千年极权专制制度的延续。编者认为。中共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基本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如历代农民革命一样，胜利者的意识是以一个新皇权取代旧皇权。新政权尽管打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旗号，但专制王朝的思想依然不变。中共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为了争取群众，特别是争取民主知识分子，作为同盟军，在口头上承认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提出共同纲领，甚至为针对国民党而提出“一党专政遍地成灾”的口号。但在胜利后，这些先前同路人，便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彻底清除。只有这样，才能使极权专制制度在革命的外衣下得以延续。 为此中共在1949年推翻国民党后，便在全国范围推行彻底消灭反对势力的各项运动： 1950年首先在全国实施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富农阶级（农村精英） 1952年起在全国城镇（乡）先后推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消灭了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地方势力和宗教势力。（社会地方精英） 1953年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基本上消灭了民族工商业。（工商界精英） 1955年进行了肃清反革命运动，消灭了隐藏的反对势力。至此，在国内阻碍中共实行彻底一党专政的只有民主知识分子，特别是其精英分子了。 在建国后的首届政府机构中，安置有不少的民主党派人士，他们都曾在不同战线上和中共协同作战的民主精英，虽然这些人有职无权，只作花瓶摆设，但不免心怀不忿，有时亦指指点点，始终碍事。 在社会上，西方民主思想及其代表，民主知识分子，仍在社会思想上占重要地位，这些都成为共产党彻底实行一党专政，君临天下的障碍，于是中共发动以消灭西方民主思想为中心的反右运动，随后发动更大规模清剿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历程。 在清除异己的方法上，中共较历代皇朝高明，不是采取直接杀戮，而是广泛煽动群众，假群众之手，清除异己。 中共之所以能够运动群众，并非源自其精神号召力，而是依靠专政机器。以各种苛政迫使广大群众在人身和思想上沦为其奴隶。中共对人民的专政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压，二是骗，(就是毛泽东名言：枪杆子和笔杆子)： （一）消灭人民独立谋生的机会。中共在执政不久，便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消灭了民族工商业，在城市每个人都成为整个国家机器某个单位的一个小螺钉。受到中共的直接控制，离开单位，即离开了中共的控制，就没有谋生的机会。其人身依附性近乎奴隶，只差没有脚镣。所以人们为了生存，便必须成为所谓党指到那里，便打到那里的驯服工具。 （二）在革命的漂亮口号下，消灭中国几千年来的伦常道德，煽起群众最卑鄙的自私本能，驱使群众，为求自保，不分黑白是非，只按当权者指挥，围攻无辜者。甚至自己最亲近、最了解的夫妻，父子，师友。使受害者，孤立无援，精神崩溃。许多人以自残谋求解脱。而沦为打手的群众，则在大义灭亲的革命口号下自我安慰而不自咎。这种倒行逆施发展至今，导致国内道德沦丧，人欲横流。就是除了骗子，甚么都是假，并且祸延子孙后代。这是半个多世纪来执政者对中华民族犯下最严重的罪行。 今天回顾30多年前的历史，有人认为现时已经有很大进步了，甚至自诩为“盛世”。但编者认为，只要一党专政的理念不废，中共把自己视为人民的主宰而非人民的公仆的帝王思想不变，社会实质就不会改变。现时对国内出现的民主萌芽组织，仍然格杀勿论，扼杀在襁褓之中，绝不手软。对广泛的社会不满言论，虽未出现偶语弃市的大规模镇压，其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原因是近30年来，在经济面临崩溃的压力下实行的所谓改革开放(实质只是回到当政初期的政策)。为广大的民营工商业创造了发展生存空间，也为人民提供了不靠中共仍可生存的机会。执政者已经没有能力为所欲为地运动群众了。而现时的中国在歌舞升平的表面下，还有过亿人民陷于赤贫（温总语）。政制不公，吏治不振，红黑交媾，冤民到处，民怨沸腾，上访洪流，汹涌北京。执政者是坐在火山口上。人民革命只是迟早而已。 编者认为，民主革命潮流如大江东去，不可抗御。其进程取决于人民的觉悟。执政者正极力推行愚民政策，把这些民族惨痛历史列为禁区，不许回忆、不许讨论，企图掩盖历史，欺骗群众。以一切向钱看为利诱，使年轻一代忘记过去，安于现状。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真实历史记录下来，使年青一代知道前辈经历过的黑暗年代和现今政权的本质。要以史为鉴，以社会进步，人人有责的精神，反抗独裁统治，彻底改变政治制度，争取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为中华民族的民主进步做出贡献。
第00篇导言 及目录 仅以本书献给 所有被毁灭的精英们。 让逝者和生者一道，共同 追究罪责 追讨欠债 追求正义 追寻一个真正的、人民的 共和国！
献给 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 我的恩师 叶企荪教授 ——岑超南
叶企荪教授是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曾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系系主任和及北京大学教授，从他的门下走出了79位院士，当局曾隆重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绝大部分都曾就读于当年的‘西南联大’，都出自名师叶企荪的门下，他堪称为大师中的大师。他的学生、诺贝尔物理科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对叶企荪教授的评价是：叶老师才是真正的“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为纪念这一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清华大学在校园建立了叶企荪教授铜像，2010年12月7日纪念叶企荪的同名话剧在清华大学首演，这是科学家中鲜有的殊荣。
“我们想象：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五十名优秀物理学家、五十名优秀化学家、五十名优秀生理学家、五十名优秀数学家、五十名优秀诗人、五十名优秀画家、五十名优秀雕刻家、五十名优秀作家……，法国马上就要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 （被誉为“圣西门名言”）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1997年时任国家副总理兼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朱镕基如是说
【其实，朱总理的问题早就有人提出过，但由国家领导人亲口说出来，意义却非同凡响，更值得人们关注。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早就存在无数忧国忧民、有志之士的心中，只是由于环境的关系，他们大都明哲保身，‘欲说还休’罢了。如果还有人不明白的话，那么，在读了本书以后，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中国的数学尖子并不是自身欠缺什么，而是缺少机会，缺少一流数学家的指导和熏陶。” ——2000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 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恽之玮如是说 【中国的一流数学家到哪里去了呢？请读本书，答案自明】
目录 9、曾昭抡及俞大絪：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教授双双死于‘文革’
第1单元 党内精英【编者按：为了配合中共建党90周年活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面对上海交大5000师生发表长篇演说。演说一开始，俞先生说了一段‘黑色幽默’。他说：有位大学生去应聘，对方看了履历表后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还是个党员？岂料应聘者竟然这样说：党员怎么啦？党员也有好的嘛！这段‘黑色幽默’表明：就整体而言，中共党员没有好人；只是个别的例外，所以才是‘也有’。 好，现在我们就把共产党内那些极个别的好人摘出来，记述这些好人是如何被毁灭的。既然好人都不得好死，一个个被毁灭，这叫什么？叫做‘逆淘汰机制’。好人一个个被毁灭了，剩下的都是什么人呢？不言而喻】
1、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死因真相仍然扑朔迷离
【编者按：选择田家英作为第一个党内精英来记述，不是因为他在党内地位最高，而是因为他距离毛泽东最近、跟随时间最长。他对毛泽东的了解最深刻、最真实。因此，他的被毁灭当然具有更深刻的涵义。】
田家英(1922--1966年)原名曾正昌,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岁丧父,家境开始衰落；读到初中一年级时,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13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1937年奔赴延安，首先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同时还经常给《解放日报》写杂文,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1948年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毛的秘书。此后,深得毛的喜爱和信任。除担任主席秘书外,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 田家英的工作深得毛泽东的称赞,并日益器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逼近时,毛泽东要田家英另行起草。田家英写出来后,受到毛泽东的首肯；再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开幕词中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广为流传,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从此,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等方面,都做出很好的成绩。因此，毛泽东对他评价日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的。” 他们之间裂痕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田虽然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中。由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近距离地观察和思考，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及其内心,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楚、真切。从50年代后期始,他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行事更多有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田家英甚至说：将来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慧眼独具，不同凡响。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思想和言行,因而受到冲击。虽然毛泽东出面保护,得以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很难消除。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由于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必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比如：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奉毛泽东的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却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结论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作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毛对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好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也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从不涉及他人,更不推卸责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之邀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也标志着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日益公开化。从此，田家英与毛泽东的思路渐行渐远了。 其次，田家英的正直，也是他的书生气。这一点在对《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杭州谈话时,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艾思奇得知后，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能随便删掉。”田家英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删去。”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知道后，却抓住不放,给田家英扣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此其一。其二是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当即明确回答：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又增加了新的罪证。其三,就是陈伯达对田家英的诬陷。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难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心想摸到毛泽东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得风气之先,赶在别人前面。为此，陈伯达经常向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以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揣摩术’非常反感,公开抵制，并表示由衷的鄙视。陈伯达对他的仇视由此而更加深了。以上多种因素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田的命运就不可逆转了。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意气十足的人。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却未能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地,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爱憎鲜明的性格,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冲击波中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给予田家英最后一击的是：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说话间,深夜里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成为这位善良书生的最终遗言。若干年后，作为知己和同事，也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写下一首悼亡诗。诗云： 中枢执笔十余年，善察风云好直言； 水暖先知犹在劫，只因佛法本无边。 至于田家英究竟是怎样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然是个谜团，扑朔迷离。最初的说法是：5月23日上午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他自己的寓所。后来又有两则更新的资料，其一是： 1980年4月1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的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话，给予如实交待的机会。并告知：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他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1980年4月4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待报告。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到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10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报告。 其二是： 另据中办（1980-5100797）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1978年7月，曾两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前后两则资料都肯定田家英属于‘他杀’，但究竟是谁开枪杀害了田家英？前者认为是内卫失控开的枪，后者则是汪东兴暗示下，内卫开枪。 看来田家英决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至于谁是凶手（内卫还是汪东兴？），困难在于：现场已不复存在，我们无法复原现场。再进一步说，最后也是最大的凶手是谁，不是昭然若揭吗？ 田家英死后，有人报告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毛竟然这样回答：“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毛的话有两层含义：第1、我不管；第2、他死得活该!（另据90年代移居香港的作家申渊先生最近经香港五七学社出版的《卧榻之侧──毛泽东宫闱轶闻》一书的记载：毛泽东在闻知田家英死讯后轻蔑地说：“死啦，小叛徒一个。”特录以备考） 冷酷无情，以至于此。一个在他身边服务了18年，并且屡屡受到表彰的大秘书死了，根本没当会事儿。普通人之常情，即使是宠物猫、宠物狗死了，也应该有点悲悯之心吧？可是毛泽东就是毛泽东，绝不！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那么就让我们找一个相似的例子来比较一下吧！当年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是自杀身亡。陈死后蒋介石闻之悲痛至极，两次亲赴陈宅吊唁，后又亲率国民党在京全体政要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事后并亲笔为其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祭文，另外还送上一幅挽幛，题曰“当代完人”，上书“布雷吾兄千古”，下书“蒋中正敬挽”。南京公祭结束后，陈的遗体被送往家乡杭州安葬。 同样是对待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同样是笔杆子，一个是悲痛至极，隆重祭奠；而另一个则冷酷无情、无动于衷。两者对比何等强烈、鲜明？看来毛泽东真是个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
【补白】 毛泽东论宪法：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 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甚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份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2、彭德怀等：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悲惨下场
1981年6月中共第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如下一段叙述：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虽然这段话对当年庐山会议的是非做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但是仍然有许多避讳之词。比如说‘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就纯是虚构的遁词。按照气象学家的调查，那几年风调雨顺，天气很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再一点当时苏联也没有逼债，相反，赫鲁晓夫甚至有意给中国人民部分粮食以救急，但被毛泽东拒绝了。因为饱了老百姓的肚子，却丢掉他毛泽东的面子。在毛泽东看来，自己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肚子更重要。在这个会议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其成员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简称‘彭、黄、张、周集团’。
彭德怀（1898—197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原名‘得华’，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15岁时参加饥民闹粜事件，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做‘堤工’。1916年入湘军当兵，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萌发富国强兵思想。1919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某恶霸而被捕，但在押解途中逃脱。 1922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1926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1月于所在的营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1928年1月升任团长，4月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中共；同年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交界处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第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4军会师。1935年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在一次率领红军勇猛打退敌军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大加赞扬：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 彭德怀失宠始于何时？说来话长。自从进了北京城，坐上了龙庭。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见到毛，都尊称“主席”；唯独这个老彭，大概自以为有救驾之功，仍然以“老毛”相称；50年代初期，中南海经常开舞会，把许多文工团的女孩子找来陪首长跳舞。高干中有的参与，有的回避，又是这个彭德怀，竟然怒斥为“选妃子”。再有一点非常重要：1956年中共八大时，老彭首先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马上得到刘少奇的同意，刘说：“还是划掉的好吧！”对此，老毛暂时没有发作，但肯定不会忘记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老毛又牺牲了自己的长子。后来在某次会议上，毛泽东借孔子的话自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见其伤心至极。追究起责任来，似乎和彭德怀毫无瓜葛，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关系。如果再往前追索的话，还有1935年5月在会理会议上林彪提出请彭德怀出来担任前敌总指挥，也就是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大权。其实，当时就受到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斥责。但在毛泽东的心里，总觉得是老彭在后面捣鬼，‘搞非组织活动’。有了以上陈年旧账，再加上庐山上那封信，好了，新账老账一齐算！ 在毛泽东倒行逆施造成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时，彭德怀忧心如焚。曾写下如此诗句： 谷撒地，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正是从这种对人民高度责任感出发，他向毛泽东写了那封虽然在当时惹祸，但却流芳千古的信。 惹祸以后的事情如何？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无情折磨。 先请看‘文革’中被批斗的一幕：毛泽东的爱将、红卫兵的小头头韩爱晶立刻扑上来，一拳打在彭德怀的下巴上，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一群红卫兵跟着围了上来，一阵拳打脚踢，一连七次，把这个年近70的老人，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一个穿皮鞋的坏家伙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哼了一声，昏迷过去。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一些女孩子吓得用手蒙住眼睛，当场哭泣起来)。次日，北京卫戍区向“中央文革”报告：“昨天北航召开有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内伤，彭的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能吃饭和起床……” 为掀起“批彭”高潮，7月26日下午，北航、地质学院联合召开七万人大会。接着，各兵种总部、国防科委、在京军事院校、人民日报、邮电学院等十单位，相继召开批斗大会，彭德怀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受尽肉体折磨和精神侮辱。张闻天和黄克诚、谭政、张爱萍、王尚荣、李志民等著名将领一次次陪斗。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也遭到北师大造反派的“喷气式”批斗。浦安修因为拒绝揭发彭德怀，扁担打在她的肩背上，头被揪着往墙上撞得咚咚响。大批斗的风暴刚过，又开始了更为残酷的秘密“审讯”。这种罪恶的审讯，从1967年6月21日到1971年末，据不完全统计，相继进行150多次，直到彭德怀一再昏迷，精神完全崩溃。 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使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监护点联系送到阜外医院，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收……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同样遭到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医治。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疼痛。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受尽病痛折磨。1974年7月21日，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我实在忍受不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 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党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 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它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它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 当医护人员将同意手术的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彭德怀顽强地挣扎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专案组自然不让他随便走动。彭德怀不屈地大声喊：“背了一身的黑锅，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伯伯，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他看着彭梅魁，顺从地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手术做完，彭德怀苏醒过来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彭德怀元帅，病故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的是，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彭德怀离世之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监0012690。” 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因此，他所有遗物都被焚烧，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张闻天（1900-1976年），原名“应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在中共的历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张闻天是江苏省南汇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途中出席遵义会议，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论家，其地位有些像苏共的布哈林，其人生的轨迹亦极为相似。 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1914年考入浦东中学，1916年，进入吴淞水产学校，1917年，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就读，受《新青年》影响倾向革命。五四运动爆发后，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后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共。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 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 1933年初，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5月，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 1951年4月出任驻苏联大使。1954年底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闻天在党内有过重大贡献。当张学良囚禁蒋介石的初期，中共党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一致主张杀老蒋、或“审蒋”，以谢天下，以报多年宿怨（参见12月15日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文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呼吁南京当局“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唯独张闻天力排众议。在发言中提出：“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把抗日为最高旗帜”，要“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最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方向性的总结。为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在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龙颜大怒时，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见风使舵，及时改变发言的内容。唯独张闻天大义凛然、仗义执言。他认为：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只有毛泽东自己站出来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即使“犯上”也要讲。在他发言之前，了解内情的田家英、胡乔木等相继来电话，劝他少讲。但是张闻天义无反顾地讲了整整一下午。这确实是一篇深刻剖析1958年“大跃进”以来错误的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亲历过那个难忘场面的李锐说：张闻天“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张闻天特别分析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对于自己的发言，张闻天充满了自信。万万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他竟然被定为“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才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文革”灾难来临，张闻天当然地被再一次批斗。这次批斗的强度和野蛮程度上，则大大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党内斗争。 1966年8月9日，张闻天被揪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台上，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旁边一起挨斗。那天天气闷热，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张闻天，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因体力不支一头栽倒。有个造反派骂他“装死”，又被拖了起来。在持续5个小时的拽来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肿的张闻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伤感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看到丈夫惨不忍睹的模样，刘英号啕大哭。 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怀，“每次看到他怀揣月票手提书包挤汽车去接受批斗，我一天的提心吊胆便开始了，担心他在扑面的风沙或当头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挤坏，更担心被人揪斗致死。黄昏降临，我便倚门而望，眼巴巴地等待亲人归来……”刘英凄惨地回忆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 张闻天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接受中直机关和来自全国的提审和外调，仅10个月就有219起。在调查中，张闻天忍受着辱骂、恫吓、拳打脚踢，坚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显示了他坚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让张闻天证明，企图通过“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干部，可是张闻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狱是经我签字同意的，此事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尽管如此，在印发的中央文件里还是用了“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字眼，并下令北京卫戍区派武装人员将张闻天夫妇分别“监护”了523天，直到1969年10月20日“紧急疏散”时，他们才被从小屋里领出来，在审讯室里再次相逢。 三天后，在专案组的“护送”下，张闻天夫妇带着10岁的养女小倩匆匆离京南下，来到广东省肇庆军分区大院内一个半山坡的平房瑞安家。在这里，张闻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化名“张普”，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边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凝思。 他是在进行深刻的反思，自己究竟什么地方做错了，得罪了毛泽东？早在1937年，党内十几位从事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如实反映江青的历史，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合。理由非常充分，他们抬出毛泽东自己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当时审查干部时对阶级成分极为重视。为什么你毛泽东却不遵守，不要贫农出身的老红军贺子珍，而要娶大地主出身的“明星”？那些清楚江青被捕脱党历史的老党员一致同意把信交给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总书记又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大家的意见。 向来特立独行的毛泽东顿时火起，马上决定立即结婚。次日便在合作社摆了几桌宴席，邀请各位同志光临。当然，客人的名单上不会有张闻天，张闻天也不会去赴宴。从此毛、张二人结下了芥蒂。后来再加上庐山会议的发言，好了，新账和老账一齐算。聪明如张闻天这样的脑袋，这点事情难道还想不明白吗？ 【编者按：按照共产党的纪律：普通党员或干部，要求结婚，必需向组织申请，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才行。否则就是违反纪律，要受处分。但毛泽东却可以例外。因为他是最高领导人，可以不受党纪的约束。由此可见：共产党经常宣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党员”云云，实在是是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 “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岁的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认为“文革”的形势和自己的命运将有所改变，应该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系统地写出来。他对刘英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忍着病痛，避开监管，开始秘密写作文稿。计有《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这些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可以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 1972年4月2日，张闻天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言辞甚为恳切。到6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和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除此之外，没有其它要求了。”这封信是托王震转呈的；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完来信，让身边工作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广东肇庆，来到江苏无锡汤巷45号定居。此时的张闻天已是百病缠身，曾几次送医院抢救。1976年4月的一天，张闻天自知不久于人世，让妻子写下他们的合约：“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张、刘，1976年4月。” 重病中的张闻天依然关心他的理论研究，曾请别人重抄在无锡修改的文稿，说：“如果能有一个懂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就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来。” 1976年7月1日下午7时30分，受尽磨难的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逝世。终年76岁。 江苏省委当夜急电中共中央，请示丧事如何安排。7月3日有关部门向中央提出一个方案：“遗体在无锡火化，并在无锡开个追悼会”，由江苏省委一位领导同志主持，无锡市委一位领导同志讲话。同时草拟了的讲话稿说：张闻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参加过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如此简约的仪式，如此低调的评价，‘上面’竟然不同意。在江苏省委一再催询下，仍然迟迟不予答复。直到7月8日下午，中央有关部门才电话指示江苏省委：不开追悼会，骨灰盒存放无锡，《新华日报》发一条消息，刘英由江苏安置。此前省委组织部干部曾向中央反映：遗体告别时如送花圈，写张闻天还是写张普？家属说：“人都死了，还保什么密!”答复却是：‘继续保密’。所以，7月9日下午向遗体告别，“张闻天”这个名字仍然不许出现。刘英献给几十年风雨同舟的伴侣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违背人伦和情理，以至于此! 张闻天遗体于10日下午火化，骨灰盒被锁在无锡公墓办公室的一个木箱里面。又过了3天，7月13日，才在南京的《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报道方式，注销张闻天逝世的消息。这则消息由‘上面’拟定，仅78个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76岁。”首都报纸一概保持缄默。呜呼!一代伟人，就这样无声息地殒落！他能安息吗?
周小舟（1912—1966年）原名周怀求，字符诚。湖南湘潭人。 1929年秋考入湖南大学预科，1931年秋结业后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4月，加入中共，不久担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同年11月底调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工作。1936年春奉中共中央指示赴南京，与国民党宋子文、陈立夫的代表秘密谈判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8月，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旋即担任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曾被派作毛泽东个人代表赴新疆、太原宣传团结抗日，进行统战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秋调任中共冀中区党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参与领导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1949年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兼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共湘西区党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1953年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任湖南省政府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并兼湖南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南军区党委常务委员等职务。1958年，被补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在“军事俱乐部”这个大案中，周小舟的职务最低，只是个省部级干部。他为什么被牵扯进去呢？说来话长。早在大跃进的年份，人们头脑过热，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却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始终持保留态度，主张公社规模“搞得小些”，对于“共产风”和大搞土法炼钢也非常担心，因此同省委书记周惠等研究决定：停止土法炼钢。从而使湖南多数土高炉没点火就下马了。对于口粮控制也比较紧，没有放开肚皮吃饭。同年11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全国农业会议，周小舟和周惠研究主张实报产量，结果在会上湖南被插了白旗，成了全国倒数第一。第二年，插红旗的湖北、广东、河南等省，反倒要向插白旗的湖南要猪肉、粮食、肥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及其危害，到1959年上半年逐步显露出来：基层问题与矛盾成堆，头绪纷繁，周小舟感到在机关听汇报、读文件，似雾里观花，有必要作一次深入的调查，从4月29日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湘西之行。他轻车简从，微服私访，由长沙出发，经宁乡、常德、永顺……5月12日，周小舟于慈利县给在长沙主持省委工作的周惠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进一步缩小生产单位，允许私人养猪和整顿大食堂。其办法一是只办农忙食堂，二是缩小食堂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周小舟一边检查工作，调查研究，一边着手解决实际问题，仅慈利县5天内就解散1336个食堂，占全县食堂的25%，退出食堂的农户占总数的38.4%。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彭德怀到湖南,他陪同视察了长沙、湘潭等县，并且向彭德怀反映了基层的实际情况。6月20日，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时，周惠问毛泽东：“这次下去，主席看形势怎样？”毛泽东脱口而出：“我看不错么！”随即他反问一句：“你看形势怎样？”周惠经过一番思考回答说：“要让我说，成绩很大，问题也真不少，前途还是光明的。”毛泽东一震，忽而笑道：“好，概括得好！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7月2日，周惠抵达庐山，此前周小舟已随毛泽东上了庐山。7月11日晚，毛泽东在住处找周小舟、周惠谈话，当时湖南的情况比其它省份好些，所以毛泽东对“二周”的意见颇为看重，但二周明白越是如此越要谨慎，可“二周”又总觉得去年憋一肚子气，不吐不快，并认为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是非曲直交锋才有好处。因此，周惠说：现在还是有人不喜欢讲缺点，小组讨论还是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李锐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几次被人顶住，讲不下去。毛泽东听了叫李锐也来参加座谈。当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可见当时气氛融洽。毛泽东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这使在座的既吃惊又感动，周小舟故而谈兴渐浓，口无遮拦，竟说起高指标，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显然这话是针对毛泽东的，说完顿觉不妥，但毛泽东仍很平静，不仅没有引起不快，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据御医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的说：“周是第一个挺身批评毛的地方首长”(见该书第274页)“二周”受到毛泽东的召见，在庐山立即“红”了起来，大概受毛泽东谈话的鼓舞，第二天，周惠鼓动周小舟去找彭德怀，要彭总出头向毛泽东进言。彭德怀上书后的7月23日，会议来了个急转弯，从开始“纠左”突然转向反右倾斗争。这种狂风暴雨式的党内斗争，周小舟从未经历过，自然有许多事想不通，心情十分沮丧和沉痛，因此他很想“挂冠”去搞个农场，甚至有“出家”的想法。 毛泽东最初是对原来与彭德怀有相同看法的人进行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尤高”，并送了一本古书《与陈伯之书》，想以古喻今，传递他心中对周小舟之期望，期望他“迷途知返”。随后，毛泽东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 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二周相抱而泣，他一再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忙照顾妻室儿女。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予‘甄别’。 8月17日,他被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保留中央候补委员,以观后效。9月上旬,他回到湖南接受批斗。后下放基层,任湖南省浏阳县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1962年6月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不参加党组，排最后一名。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了，周小舟首当其冲。广州梅花村他家的门上，贴满了大字报。接下来是夜以继日的批斗。1966年12月25日，周小舟受完不堪凌辱的批斗后，造反派又勒令他明天上午8时报到。这一天晚上，周小舟服用了大量安眠药。12月26日早上，人们才发现周小舟已身亡。这一天恰巧是毛泽东73岁生日。真没有想到：毛的老部下竟然用这种方式为毛“祝寿”。此时周小舟年仅54岁。 还应该提到一点：在疯狂批判周小舟的人物中，有一位他的老部下——华国锋。1959年周小舟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才是省委统战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后因批周有功，才进入了省委书记处任书记，八年后的1968年，华终于成为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揭批周小舟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问题。但是，周小舟在湖南的用人、行政是深得民心的，特别是在湖北等邻省大刮“共产风”之时，周小舟冷静处事，避免了湖南的重蹈覆辙，连陶铸都不能不承认周小舟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客观实际、实事求是的。所以，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时候，很有些阻力，新任书记张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华国锋亲笔写的一篇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此文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样的现实下也是难得的一支利箭。湖南省委因此布置下去，就华国锋的文章展开深入揭批。张平化进京后，把华国锋的文章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我们的干部中要是多几个华国锋这样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注意培养中层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现在看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张平化和华国锋的订交也在于此。而后，当华国锋青云直上时，他没有忘了张平化，提拔此公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并且许诺以后可以进入政治局。 据传后来有人问过大权旁落的华国锋，您怎样评价周小舟？华长叹一声：难得的一个好人。
黄克诚（1902—1986年）大将军衔，也是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位列彭德怀之后，张闻天之前，是第二号人物。也是该集团四大骨干当中的唯一幸存者。正是因为他的幸存，才有机会配合胡耀邦等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也是历史的眷顾。同时，因为黄将军寿终正寝，在‘文革’浩劫中摧而未残、毁而不灭，得以幸存。为了节约篇幅，本书就不详细介绍，仅录其名。
【补白】 美国前总统布什2004年国庆节的讲话： 在人类千万年历史中，最珍贵的成果不是令人目眩的科技，不是大师们那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统治者，只有把他们关进笼子里，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讲话。 这个笼子有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
3、李达：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未能幸免于难
李达（1890—1966年）出生于湖南永州。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代书记。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22年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应毛泽东之邀赴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仍然坚守马列主义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1961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李达来到庐山休养。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见面。上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同时毛泽东也直率地告诉李达：“你的文章没有从前那样有锋芒。”从那以后，李达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与血气”。 这一次毛泽东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之后，又建议他“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忘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接受任务后，李达雷厉风行：一边打电话给助手，要求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一边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毕业生中物色两位优秀者做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随后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该校是全国最早建立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高校。 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学者和政客之间的蜜月总是非常短暂的。很快就发生了关于“顶峰论”的意见分歧：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讨好毛泽东而大唱“顶峰论”的赞歌。说什么：“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还有一位领导人特地撰写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接着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人非常尴尬。 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但不可能阻止那个时代连篇累牍的“顶峰论”。相反，在林彪反复宣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影响下，“顶峰论”成为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给予严厉批评，他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是埋头学问。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死板？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倒能够出成绩？”李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人的不满。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毛泽东未置可否。在杭州会议上，又有人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并请示可否对其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个人再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毛泽东来了个‘顺水推舟’，轻描淡写地说：“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掀起高潮。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某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补充”，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个人。 从此，李达陷入了无休止的批斗中。最先被“勒令”停止写作，交待自己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的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掐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走。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艺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高校中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6月13日，武汉大学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媒体连续发表长篇累牍的“批判揭露”文章。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此时“批判”和“声讨”，虽然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但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越来越升级、越来越野蛮。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性格倔强的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但他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则更大，每一次批斗对其人身和精神的摧残也最重。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他无奈地叹息道：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到了这个时候，仍然念念不忘那个‘毛主席’，是固执，还是愚忠？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使李达身心备受摧残。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每况愈下。妻子石曼华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何其愚也！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那个‘润之’的杰作啊！】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李达的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毫无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一无所知。3天后，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精神为之一振，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强支病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只有19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第二天，李达小心翼翼地用信封把信牢牢封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尽快将这封信送毛泽东。 李达哪里知道，他心目中的‘大救星’已经离开武汉了。幻想不能改变他的病情。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厉害，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时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遭到拒绝。 到了最后，也许是有造反派中某些人“良心”发现，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无法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 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
【补白】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人民中间，特别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不是简单地要求有饭吃，还要求当主人翁，参与国家大事。……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
4、项与年：拯救过中央红军 却死在红色政权下
1934年，在50万国民党军队的堡垒战术进攻下，红一方面军八万多精兵在血战中基本打光，而中央苏区武器低劣的红军也节节败退，蜷缩在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几个小县的边界处，苟延残喘。为了最后解决红军残部，蒋介石根据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建议，秘密布置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步——“铁桶计划”。该计划确定以瑞金为中心，各部队在指定时间、地点，从四面八方向前推进，形成半径300华里的大包围圈。然后每天向前推进约8华里，6个月之内到达瑞金城下。那时，瑞金的8万6千红军，将在150万国军、300道铁丝网、30道碉堡火力网，加1000辆快速运送拦截部队的军用十轮大卡车严密封锁中，插翅难逃。这就是著名的“铁桶围剿计划”。 1934年10月，红都瑞金上空乌云密布，杀气弥漫，蒋介石按照绝密的“铁桶围剿计划”派出150万大军，准备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蒋介石此举就可消灭红军“毕其功于一役”了。可是，事情偏偏就出了意外：当围剿大军形成铁桶之时，竟然发现：红军早已远去，人走山空。消息报告到主帅处，蒋介石大惑不解：红军莫非上天了？入地了？ 他哪里知道：就在庐山他那个极其秘密的高级军事会议上，竟然有个中共的暗探。此人谁何？莫雄是也。 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是国民党左翼，曾要求加入共产党，与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李克农等有秘密交往。他请中共派人到德安司令部工作。中央特科迅速选派项与年、刘哑佛等前往执行秘密使命。为配合莫雄“剿共”，迷惑蒋介石，红军特地减少在德安地区的游击活动，佯装败退，给莫雄创造辉煌的“剿共战绩”。国民党曾嘉奖德安专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蒋介石也传令嘉奖，并破格邀请莫雄上庐山，出席高级军事会议。这个傻老蒋哪里知道：会议一结束，莫雄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向项与年、刘哑佛等中共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绝密作战方案交给中共地下组织。如何将这个关系八万多红军生命和革命前途、极其机密的情报及时送达苏区？难啊，难得很！国民党早已重重包围了整个苏区，连飞鸟都难以通过，何况人乎？ 中共方面立即决定派遣项与年务必把情报及时送进江西苏区。 说起项与年，绝非等闲之辈。
项与年（1896——1978年）原名项廷椿，又名梁明德,原籍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文地村的一个农家，1925年在浙江加入中共，成为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不久，由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的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的三马林达活动。1927年回国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科长，并在上海创办复炎学校，自任校长，这为以后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取得了公开合法的身份。此后，他在周恩来亲自创建和直接领导的上海中央联络局白区工作部（特科）担任上海与苏区的秘密交通员，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他曾和中央特科红队的战友相互配合，在市区击毙叛徒白鑫和三名国民党特务，一时震惊了上海滩；他还配合红队在枫林桥用武装拦劫囚车以营救彭湃，虽然营救失败，但这仍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传奇经历之一。当年陈云、潘汉年、李克农、曾希圣等都是他的战友。 接受任务后，才感到困难重重：谈何容易？ 为了使情报万无一失地送达中央苏区，他计上心来：何不扮成一个乞丐？但他那副文质彬彬的儒雅模样距离一个乞丐相差太远了。项与年在路旁找处隐蔽地方，毅然用砖头敲掉自己四颗门牙。巨大的疼痛使他顿时昏倒在路旁，过了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想到重任在肩，他不顾伤痛又继续赶路。连续的昼夜行走、极度的疲劳使他蓬头垢面，脸无人色；树枝和石头撕破了的衣服和鞋，加上缺了牙的血淋淋的嘴巴，没有人愿意再多看他一眼。在敌人设置的关卡处，凶神恶煞的哨兵瞪大眼睛问项与年：‘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他谎称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但没给，反而放出恶狗来咬他，他慌忙奔跑中跌倒时摔的。敌人信以为真，让他过去了。就这样，途经8个县市，混过十多道关卡，一路上风餐露宿，经过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将情报亲手送达苏区。（引自福建连城县委党史办黄明溪先生写的《英雄无语——记我党传奇人物项与年》） 正是这位传奇式人物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机智，才换来中央红军的及时转移，才有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际上是“一次带有惊慌失措色彩的搬家式大逃跑”深圳《百姓周刊》2003年6月23日厚朴文章如此评价）和此后的节节胜利。因此毛泽东才说：“搞情报的同志有功劳！” 全国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派人专程前往福州、广州，将项与年、莫雄接到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典礼。之后，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款待莫雄与项与年。叶剑英元帅也设宴招待了莫、项二人，热情地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既然有功劳，那就该论功行赏吧！ 当革命斗争火热进行时，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系于一线，必须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分彼此；方能够众志成城，方能坚无不摧、攻无不克。可是，当大功告成，稳坐天下时，问题就来了：如何分配胜利成果？谁的功劳更大？谁应该坐第几把交椅？换而言之就是：整块胜利的蛋糕如何切割、分配？ 这取决于谁来切蛋糕？即刀把子掌握在谁手中。 非常不幸的是，历史安排了毛泽东来切这块胜利的蛋糕。他掌控的党中央有个内部文件即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按照这个方针，不管原先有什么功劳，现在都要降一级。 【编者按：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合理吗？其次，‘逐步淘汰’？难道说这些人都是阶级敌人？应该被淘汰？真是岂有此理!可当时刀把子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他高兴怎样切就怎样切，没有人能够阻止或说一个不字。】 人们自然非常关心莫雄、项与年这二位大功臣在解放后的生活。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叶剑英亲自写信盛情邀请下，从香港回到大陆的莫雄，两年之后便被家乡地方政府当作“反动官僚地主恶霸”逮捕，并被陶铸批准“枪决”。虽经中共要员古大存仗义执言，才得以保命。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坐监、劳改、批斗、游街，一次一次审查交待，没有一次幸免。 本可为莫雄作证的有关共产党员，个个因自身难保而默不做声。有位高级干部古大存曾愤愤不平地说：“过去莫雄是用脑袋来保革命同志的，共产党人怎能过河拆桥？今天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几句公道话，竟然无人做声！”。 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位古大存自身也难保。当年古大存曾在莫雄手下当过参谋长，后来他又和冯白驹、云广英、尹林平一起被打成“严重右倾”和“地方主义”分子；在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古大存保莫雄”竟然成了一条重罪。以至于在文革开始，即遭受迫害，1966年11月4日含冤逝世。 古大存虽然保莫雄暂免一死，但此后的活罪也让他度日如年。文革时更升级为“江南第一大特务”。终于含冤去世。 项与年的情况又如何呢？解放初被安排到辽宁监察厅当个副厅长，已经是很重要的岗位了；退休前最后得到的正式职务是“省文史馆员”。——这就是曾经拯救过中央红军的大英雄仅有的回报！应该知足了吧？且慢高兴，还有磨难在等着他： 事情应该追忆到1937年，他同十几位地下党老同志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如实反映江青的历史，反对毛泽东娶江青做老婆。从此结下了宿怨。 项与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大叛徒、大特务”责令他交代一大串闻所未闻的“历史问题”。七十多岁的老人，被轮番游街、批斗、毒打，一次一次整得死去活来，甚至从七层桌椅垒起来的“高台”上滚下来，得了脑震荡，中风失语，以“大叛徒”、“特务”罪名开除党籍，送去农场劳改，1969年遣送回福建连城老家孤身生活。一生被“革命”折磨、损伤和迫害，使身体从孔武勇猛变为佝偻驼背，瘸拐失语，眼球混浊。身心备受摧残的项与年，文革结束后，经胡耀邦干预才被允许回北京治病。但还没来得及动身，便在龙岩病逝。斗来斗去，项与年最大的“罪行”其实只有一条： “当年为什么没有死？”这几乎是所有白区英雄和朝鲜战场遣返战俘无一例外的“罪行”。 一代传奇英雄，最终却活得如此窝囊，天理何在？
【补白】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77年5月： 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了；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 在思想政治或其它领域，到底是应该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还是应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流氓无产阶级？
5、潘汉年、扬帆：情报战线无名英雄的悲惨人生潘汉年（1906—1977年），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共，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等要职。
潘汉年是一位在秘密战线上有突出贡献的共产党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秘密使者。其经历丰富而历坎坷，颇具传奇色彩。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新中国成立，他长期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战斗在秘密战线上，依靠自己的大智大勇，凭借着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纵横捭阖，做出了在真枪实弹战场上所无法做到的辉煌业绩。例如1931年6月中共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并叛变投敌，势必危及当时活动在上海的党中央及各级组织。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女士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在第一时间转告了潘汉年，潘马上报告周恩来，周立刻决定让李富春、蔡畅等人及时转移。当敌人前来搜捕时，早已人去楼空。前后相差仅仅几个小时。多么惊险的一幕！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其坚持内战、坚决反共的顽固立场开始有所松动。1936年1月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试图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处发了一封信，表达了国民党方面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会谈的意向。为了摸清对方的真实意图，1月1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在胡秋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的寓所秘密会见邓文仪，由此拉开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的序幕。4月中旬，潘汉年与胡愈之扮成游客，带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的新密码，登上了西去法国的国际列车，途径巴黎、马赛回国。 从马赛乘船到香港后，潘汉年立刻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商量好的办法，给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立夫发信，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尽快取得联系。又派胡愈之去上海，通过鲁迅寻找地下党组织，了解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情况，准备把新密码送到陕北。为了找到去陕北的渠道，他立即到上海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说明了去陕北的意向。冯雪峰通过中共驻张学良处代表刘鼎为潘汉年具体安排去陕北的行程。这时，张学良也恰好在上海。刘鼎介绍潘汉年见到张学良，潘汉年向张学良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发展的形势和“八一宣言”，张学良听得很投入。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潘汉年于8月9日顺利地回到了陕北。 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当天晚上，潘汉年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与之彻夜长谈。第二天，潘汉年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将新密码交给了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 9月24日，潘汉年肩负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交付的与国民党谈判的重任，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以及毛泽东致宋庆龄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四人的亲笔信，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途径西安去上海，又赴南京。到南京后，把中共中央致南京方面的信件交给了张冲，让他代转陈立夫。 11月10日，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正式会谈。由于双方条件相差太悬殊，因此僵持不下。 第二天，潘汉年以“小K”的代号，将自己与陈立夫谈判的情况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请示下一步的方针。 11月19日，潘汉年与陈立夫进行了第二轮谈判，但进展不尽人意。 正当谈判陷入困境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给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带来了转机。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潘汉年的极力斡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最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的高级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杭州，宋美龄专程拜访了潘汉年，对潘汉年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努力表示非常感谢。 周恩来于3月30日返回陕北，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继续奔波于上海、南京和陕北之间，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同陈立夫、宋子文反复商谈。“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潘汉年完成了作为中共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的重要使命后，继续留在上海从事统战工作。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的战略总方针是什么呢？现已解密的资料铁证如山：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高喊抗日口号，但对内却另有一套。他曾制订了一条“抗战时期的总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要求各级严格遵守，并一再强调：“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这才是爱国，否则就是爱蒋介石的国了。我们共产党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祖国——苏联。”“我们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最有利。即使日本占领全中国也不要紧，可借助苏联收复失地嘛！” 对于毛泽东的总方针，有爱国心的彭德怀和林彪曾予以抵制。所以才打了平型关战役（歼灭日军三百多人）和“百团大战”(实际是百排小战)，却受到毛的多次严厉批评。而先后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和饶漱石则坚决执行毛的指示，新四军从未对日军打过一场稍大的战斗。毛曾指使刘和饶授意潘汉年去和汪伪、日方会谈。正是根据毛和刘、饶的指示，潘汉年才敢于大胆随汪伪政权江苏省主席李士群（特工头子）去会见汪精卫，并与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头子袁殊（潘的部下）去与日本军方商谈。商谈内容是：最好互相配合共同对付国民党的抗日力量，最低也要使日伪与中共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以便中共能放手大发展，扩大实力，以便将来打败国民党。这才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或者说是战略意图。结果如何？ 1．潘汉年与日方会谈虽未达成协议（原因是日寇看到毛泽东嘴上把抗日喊得震天响，怀疑毛心中有诈，不敢轻信），但仍有不少成果，双方都有默契：（1）日、伪军与新四军基本上处于停战状态，新四军才得以全力夺取国民党政府在苏北的地盘，并消灭国民党在苏北的十多万军队；而日寇也得以腾出兵力，向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势力范围大举进攻。（2）华东一带是日寇经济掠夺的主要地区，是汪伪政府首都所在，他们的统治解除了新四军的威胁。（3）江南沦陷区的战略物资和人员可以顺利通过日伪封锁线进入新四军统治区，很少阻碍。（这些内幕，当年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诺夫的回忆录有详细记载） 2．潘汉年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与日伪会谈，取得“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重大成果，使中共在抗战期间能大大扩张地盘、发展军事实力，潘汉年对中共无疑立了大功。但是，毛泽东深知在抗战中秘密和敌人会谈，是破坏抗战的犯罪行为；如果被彻底揭露出来（事实上，当时在重庆已有知情人揭露此事，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中共当局不得不发表声明加以否认），必将破坏他“抗日”的名声，会彻底剥掉他“抗日”的伪装，甚至会在他死后赐以“破坏抗战的民族罪人”和“汉奸”的谥号，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接受的。权衡再三，毛泽东决心来个‘李代桃僵’，把一切责任转嫁到潘汉年的头上。这才是潘汉年冤案的真相。为此首先要给潘汉年栽赃（说他瞒着党中央与日伪会谈），下一步就是灭口（终身监禁直到死亡），让潘汉年做他的替罪羊。 潘汉年被捕后，公安部预审给他认定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对于这三条指控，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认。但是，‘上面’给潘汉年做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因此，后来庭审时潘汉年只好违心地全部认罪。 其实不需要多么专业的法律知识，仅从常识出发，人们就不难看出这三条‘罪状’漏洞百出。比如对于所指控的第一条罪行，潘汉年屡次都解释：这是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回国，与国民党方面联络共同抗日。这也是他被派回国的主要任务。再比如第三条：给国民党提供情报“轰炸上海”的指控，上海大轰炸是1950年，那时候国民党撤离大陆不久，对上海的工业布局了如指掌，上海发电厂这么大的地方，他们会不知道在哪儿？难道还需要特务提供什么‘情报’吗？ 潘案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立即成立一个工作组，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对潘汉年的政治、历史、历年活动进行全面审查。专案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全面调查，反复核实，于1956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正式报告。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1、中央曾多次指示：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 2、潘汉年利用原国民党特务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人，事先都有正式报告。 3、他向党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其中包括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等。 4、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5、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仍然在起着绝密的作用，这是毛、周都知道的。 但是，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和毛泽东内心的如意算盘直接相悖，也为当时“极左路线”的环境所不容，所以根本不起作用。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不顾事实，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结论：“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据亲自参与审判该案成员之一的彭树华事后回忆，当具体办案人员和主持案件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正院长是谢觉哉，因年事已高，不做具体事务，由吴德峰实际主持工作）在不作记录的情况下自由交流时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现在照录如下： 吴老转头问我：‘小彭，也说说你的意见吧！’我就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全案认定的犯罪事实还存在很多疑点，唯一可以认定的是会见汪精卫的问题，但这是犯罪还是违纪，还值得研究。 吴老马上打断我的话说：‘潘汉年出问题就出在会见汪精卫上，一直瞒着党中央、毛主席，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替他担责任。你们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当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国民党大肆宣传，毛主席还亲自签署文电辟谣。过了十几年，潘汉年才交代这件事，即使他辩解的都是事实，但这种严重违纪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绝对不能允许的。 ‘像潘汉年这样长期在敌占区或大后方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的人必定非常复杂。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活动，常常得使用革命的两面手段，因此一旦领导不信任，不担责任，就很容易受冤枉。有人说做秘密工作的人，一只脚在监狱里面，一只脚在监狱外面，这话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但是潘汉年问题出来以后，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确实感到一种压力。’ 吴德峰虽然没有把话直接说透，但意思我们都明白：潘案是中央定的，中央交办的，我们照办手续就是了。 在一次谢老接见全体办案人员时也是这样交代：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更有意思的是：有次谢老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话：“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谢老话锋一转，又接着说：明朝有位叫文征明的书画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滨偶然发现一篇碑文，是宋高宗亲赐岳飞的御札，他当即填了一首《满江红》，这首词很能说明问题。文征明很有见识，后人都骂秦桧是谋害忠臣的罪魁祸首时，他却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 谢老还一字不差地为我们背了那首《满江红》，背完后，谢老又说：“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争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谢老又给我们讲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可能是想帮助我们理解此事。他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更为可笑的是，当时指导办案的主要文件，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而是毛泽东在潘汉年被抓后，于1956年4月，在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那篇讲话。该讲话中以较长的篇幅谈了潘汉年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因为它强调了”阶级斗争“，所以公安部内部编了一本书——我们叫它”黄皮书“，跟毛主席语录差不多，庭里人手一本，要重点学习，作为办案的主要依据。另外，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虽然庭审当天曾汉周宣布闭庭，另行宣判。其实判决书早就写好了，刑期也是中央早就定下来的——正如谢老此前所言，庭审和判决只是履行法律手续而已。 正像我们此前所听到的传闻那样：潘汉年‘认罪’、审判后马上就‘自由’了——一个月后，被假释出狱。妻子董慧在此前已被释放，两人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虽说头上仍戴着”反革命“帽子，但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每月还有200元的生活费，肉、蛋都有供应。妻子董慧每个月也有2斤鸡蛋，在生活上没受什么罪。包括饶漱石，因为在服刑期间患了精神分裂症，1965年9月23日被假释后，安置在一个农场里，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还有自己的厨师和服务员。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还听说他甚至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多么天真！他哪里知道：毛泽东早就定了调子：”此人从此不能信用。“谁还敢再用他？ 潘汉年一案的审判结束后，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告一段落。没想到”文革“一来，本已尘埃落定的‘潘案’再次被政治风浪高高地卷起。 最高人民法院的办公楼，原是一家银行的办公楼。楼下有一间地下室，原是银行金库，就被当成档案室的档案库。厚厚的水泥墙，几寸厚的铁门，封得严严实实的。造反派前来造反，首先需要掌握秘密材料，因此想打开这扇铁门，想了许多办法都打不开，就找来了一个开山大铁锤，几个学生轮番捶打，整整折腾了两天才把档案库的门砸开。这便是”文革“期间，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砸档案库“事件，这在当时轰动一时，也算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公检法系统遭到如此破坏，可见当时”无法无天“到了何种地步。 高法的档案库被砸，牵动了另一位特殊人物的神经——她便是江青。而这背后，又有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 潘汉年被逮捕后，被牵连进来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扬帆，原名石蕴华，也曾用名殷扬，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北大的学生领袖。1939年，扬帆到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当时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得知扬帆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做过文化工作，与江青前夫唐纳一起共过事，又对江青比较了解后，就找扬帆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期的情况。扬帆不知道江青已在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便无所顾忌地谈了自己对江青的看法，其中当然不乏贬斥之辞。 1939年5月，项英将扬帆所谈的情况，以电报形式发给了延安，一封以新四军军部的名义发给党中央，一封以东南局书记项英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泽东本人，对毛、江的结婚提出异议。项英在电报中特地注明材料的来源是由上海地下党做影剧界工作的殷扬提供的。这两封电报都被江青看到，她自然对这个”殷扬“牢记在心。 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正在西子湖畔研究起草新宪法草案的毛泽东。她突然收到一封从杭州交际处转来的从上海寄出的匿名信，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了材料交给中央组织部，你要向中央组织部交代等等。 江青看了非常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她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的背后是将矛头指向主席的。毛泽东当即把公安部长罗瑞卿找来，罗瑞卿不敢怠慢，迅速召来华东公安部长梁国斌到杭州一起研究”案情“。江青提供了一份”嫌疑人名单“，都是熟知她30年代在上海情况的人，其中首先列出的怀疑对象就是扬帆。 可是经过几年调查，证实了这封信与扬帆无关。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也没查出写信的人，成了一桩悬案。直到1961年林伯渠去世，他的夫人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这封信的笔迹与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地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 1954年，由于”高、饶事件“的影响，上海的政治空气愈发紧张。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提供情报，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当然也被牵连进去，被送京隔离审查。不久，潘汉年案又爆发，扬帆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潘、扬集团案件“。这个案子后来又和”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饶漱石挂钩，于是成为”潘汉年、饶漱石、扬帆反革命集团“，3个人被绑在一起。饶漱石被定为该集团的首犯。 潘汉年、扬帆都长期在上海工作，扬帆此前又因为”匿名信“事件接受过专案组调查，江青猜测案卷里会有不少她当年在上海的资料，听说高法的档案库被砸，担心这些材料会流落到社会上去。江青就找到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以政法学院学生砸了高法的档案库为由，称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涉及党和国家很多重要机密，如果卷宗丢失，后果不堪设想。谢富治于是派专人到最高人民法院收走了潘汉年案的全部卷宗材料，没有留下片纸只字。 虽然匿名信已证明与扬帆无关，但江青对扬帆依然不能放过。”文革“一起，公检法遭到冲击，正好给了她一个绝妙机会。1967年3月，江青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了一个条子给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江青把扬帆排在第一位，可见她对扬帆的怀恨之深。4月，江青又派人到上海”搜集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还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不久，江青指令专案组提审扬帆，追查他1939年给项英提供材料向中央发电报的事。 现在也有人把潘汉年案的发生同江青联系在一起。客观地说，江青虽然身份特殊，但她最初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制造这个冤案，只不过后来插手，让”潘案“进一步升级。江青最介意的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那段丑史。除了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方面之外，人们议论最多的是江青在上海被捕后，究竟有无自首变节问题。 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再次被抓进秦城监狱。1970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写了一份《关于内奸分子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政治权利。“从法治观点来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根本就没有对潘汉年判处所谓‘无期徒刑’的权力，最高人民法院也根本不知道此判决。但是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这样荒谬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最高层。 1982年1月，中纪委把《关于潘汉年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到高法，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批示：”我同意撤销潘汉年的原判15年有期徒刑。“本来要改判一个案件，按照法律程序，本应组成合议庭进行复审，但由于潘汉年这个案件的特殊性，经院领导同意就把复审的一套法律程序简化了。令人遗憾的是，当裁定书下达之时，潘汉年早已在5年前离开人世了。 1975年5月，潘汉年从秦城监狱转到湖南，与先期到达的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湘东南茶陵的米江茶场，继续劳动改造。 1976年10月，潘汉年得知”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欣喜若狂。可是1976年12月26日这一天，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83周年，《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重登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该文在论及潘汉年的地方仍然一字未改：”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些文字从心理上彻底击垮了潘汉年。 1977年3月，经请示公安部批准，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字住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月14日傍晚，71岁的潘汉年与世长辞。去世前，董慧获准来到病室，潘汉年睁大眼睛看着董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潘死后做了遗体解剖，发现他肝部已烂成了豆腐渣。他的骨灰被安葬在长沙金盆岭墓地，墓碑写着”萧叔安之墓“。 1979年，61岁的董慧也离开人世。董慧（原名董奉然）之父是香港的大银行家。她本人为了革命理想来到延安，1940年与潘汉年结婚。她曾经利用父亲银行家的背景帮助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动员父亲捐赠10万大洋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送到延安。这对于缺医少药的延安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之举。所以在董慧被捕后，潘汉年曾说她是”最冤枉的“。而无论环境多么险恶，董慧从未离开过潘汉年，想来令人叹息。因为潘汉年与董慧夫妇生前无子女，身后无亲人，裁定书除了送给中央有关部门外，已无处送达。 众所周知，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而直到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所以此案的很多疑问，我们现在也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当年，被潘汉年案牵扯到的共有46人，其中一位最冤枉。他叫蔡秉贤。参与审判此人的一位公安部的干部在看了案卷后，气愤不平，当即找到十三局领导说：”蔡秉贤怎么能判呢？他十几岁就参加党，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给组织提供了那么多情报。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破获过几起潜伏敌特的重要案件。是不是把这个案子改一改？“他希望十三局的领导能向中央反映一下。公安部的领导回答他：”不行，这是中央定了的。“他回来后又找王德茂说，王德茂批评他：”你真糊涂，这个案子，你改得了吗？“
【编者按：】文中提到谢觉哉说的那首《满江红》全文如下：（括号里的字是另一版本，同时列出供读者比较、玩味、选择） 拂拭残碑、赦飞字,依稀堪读。 慨当初,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 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 最无辜（端）堪恨更堪怜（哀），风波狱。 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 念（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只）怕中原复。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注：圻：读qi,亦读yin,边界之谓。】
6、王稼祥：为纠正极左路线而牺牲
王稼祥（1906-1974年）安徽宣城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 1920年离开家乡赴南陵县乐育中学读初中，后转入芜湖圣雅各布中学读高中，不久去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附中，从此走向革命道路。1925年5月领导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8月进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9月加入共青团。同年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同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1931年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在敌人的空袭中被炸穿了肠子，然后又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即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因此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据陈毅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好比楚汉相争时的韩信，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过雪山草地时，由于伤情恶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王稼祥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下来。到达陕北后，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1937年夏，又转赴莫斯科治伤；并兼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9年1月，兼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1941年任中央研究组副组长。1942年6月，同陈云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直属系统的整风。 1944年伤病复发，脱离工作。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6年再次去苏联治病。1947年5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此后被任命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在对外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 王稼祥的外貌清瘦，经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由于留学苏联五年，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他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在国外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们那样依照苏联人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始终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在国际问题和外交事务中经常能提出真知灼见。他当年提出的那些见解，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其正确性。例如在各国共产党都称颂苏联是“老大哥”时，他就提出党际关系准则应该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1956年苏共20大会议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主要归咎于其个人品质。王稼祥则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尤其突出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积极的时期。1962年，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转机，经济衰退最先从农业开始，后来逐步扩展到轻工业、重工业，以至于全面衰退。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中苏关系的惊天大事，则是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境内；在东南沿海，蒋介石势力打算乘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为此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只是判断：“帝反修”联合进攻。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曾经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但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铺开，甚至穷乡僻壤的地方，瞬间都建立起来了；更为可笑的是：党的领导人竟然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当毛泽东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时，竟然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王稼祥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痛哭。”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者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国的矛头全部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王稼祥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提纲说：“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王稼祥等人的以上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并非无的放矢。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丝毫未减。据2008年11月最新一批解密资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钓鱼台宾馆，曾是“绝密”级别的会谈记录里，周恩来总理向阿尔巴尼亚贵宾介绍，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比较突出的例子是：1960年4月16日，我国驻几内亚使馆来函请示，说明几内亚目前粮食紧张。“兄弟国家使馆纷纷议论，希望中国能有所行动。”该请示报告表示，鉴于几内亚反帝较坚决，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还友好，建议我方主动赠几内亚3万至5万吨大米。半月后，外交部批复，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峻形势下，大批中国粮食却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据外交部业已开放的档案显示：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将我国援助老挝的两吨上好的南宁稻种火速发运，以满足老挝9月初播种的需要；半个多月后，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国再援助老挝15吨到20吨南宁稻种，作为10月中旬播种之用。最后我方决定再援助15吨。 什么叫“打肿脸充胖子”，此之谓也！ 王稼祥有鉴于此，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他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 促使王稼祥写建议还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但还是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啰啰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 即使如此谦恭的文字仍然没有被毛泽东原谅和宽容。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毛泽东如此概括是受到陈毅在小组会上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1960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这个“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别有用心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毛泽东当面认错，毛泽东叫他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谈谈。尽管一再检讨，“三和一少”还是和“三风”一起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在这个‘最高指导原则’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高。根据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中引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此后不久，王稼祥被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全家被迫搬出中南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王稼祥本人则被软禁，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三降一灭”制造厂。面对这一切，一介书生的王稼祥难以承受和应对；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他不断地高喊：“我没有罪！”朱仲丽记述说，“入夜，他仍不时地惊叫。” 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报》再次批判所谓“三和一少”“妖风”，给了王稼祥最后也是最沉重的一击。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这位智者的防“左”、纠“左”尝试终于失败了。整个中华民族注定要和王稼祥一起承受更多的苦难和灾祸。
7、闫宝航：情报战线大功臣之死
闫宝航（1895—1967年）生于辽宁海城小高力房村。1913年考人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1927年至1929年赴英国留学，并赴丹麦等国考察。 闫宝航受“五四”爱国反帝运动的影响，接触了革命思想。在沈阳组织创办了“星期三会”、“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启明学社”等组织，以极高的热情研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5年，闫宝航与中共中央派驻沈阳的共产党人合作，创办了以传播马列主义为内容的“奉天暑期大学”，同任校长。他是东北地区最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闫宝航是一位站在反日斗争最前列的先锋战士，是东北民众反日斗争的积极组织者与领导者。为了抵御外侮，捍卫主权，他邀集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等，先后组织了“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三个民众反日团体，动员、组织各界人士，不断举行游行示威，并曾三次查获日本人所贩卖的海洛因及烟土，价值近百万元，当众焚毁。 1929年秋，闫宝航被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中国代表团筹备主任。闫宝航当时从张学良那里获得了日本阴谋侵华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当即把这份秘密文件译成英文，借到日本西京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之机，将《田中奏折》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团，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田中奏折》被公诸于世，及时地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此举令日本朝野震惊，更激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亿万人民公愤。 闫宝航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同卢广绩等人从沈阳化装逃出虎口。到北平后，立即见到张学良将军，陈述了沈阳失陷的经过，谴责了不抵抗政策。之后，他积极联络东北各界人士，于9月27日，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此，闫宝航全力以赴地投人了抗日救国活动，为支持东北义勇军、支持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并从资金、军械物资、培养人才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早在20年代初，闫宝航便在政治上成为张学良所倚重的朋友与谋士。1936年东北军奉命调往西安对陕北红军作战后，连吃败仗，进退维谷。闫宝航等人几次到西安，劝说张学良转变态度，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团结抗日。1936年11月初，闫宝航又专程赴西安，看望张学良，并于当月14日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会同卢广绩、王化一等，与张学良进行了一次长谈。经他的劝说，张学良对形势有所认识，表示不再打内战。此间，中共也派人专门对东北军、西北军进行说服工作。张学良也曾秘密飞往延安，见到毛泽东、周恩来。不久．又到安塞，与周恩来长谈。促使张学良转变了思想，决心联共抗日。1936年12月12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2月26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便失去了自由。第三天，闫宝航第一个来到宋子文公馆，见到了被扣留的张学良。随后，闫宝航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和宋子文、宋美龄的承诺，飞抵西安，向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传达了张学良的消息。在西安，闫宝航还见到了周恩来。1937年1月3日，闫宝航受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托，飞返南京。多次找宋子文、宋美龄商谈，甚至四赴奉化，直接找蒋介石面陈，为营救张学良而全力奔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37年6月，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闫宝航被选为常务执行委员。“七·七”抗战后，“东总”总部迁往南京闫宝航家中办公。他积极组织东北军军官、东北流亡民众、爱国人士，开展促蒋抗日活动。 1937年9月，闫宝航经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参加中共。从此，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以民主人士身份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发挥其聪明才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重庆，闫宝航的家成为中共地下党和“东总”活动的重要据点。周恩来经常在闫家小客厅开会．布置工作。董必武、叶剑英也都在闫家召开过重要会议。闫宝航的家又是革命者的栖身之处和庇护所，一些同志遇到困难和危险，便转到闫家暂避。 闫宝航是一位卓有才干的社会活动家。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政府上层人物以及军政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并不断地获取重要情报。他为东北抗日救亡事业，竭尽了全力；他为沟通东北军与国民党的关系，为掩护和营救爱国人士、共产党员。 1939年，闫宝航根据周恩来的嘱托，在重庆家中设置了无线电台，建立了情报机构。同时，还设置了极为秘密的备用电台。 1941年5月初，闫宝航从国民党要人那里获得法西斯德国准备在6月20日前后一星期内，突袭苏联的重要情报后，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于6月14日把这一重要情报，及时的通报苏联，为苏联提早进入战备状态争取了时间。苏联对闫宝航提供的情报的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闫宝航同志是第一个知道德国进攻苏联日期的人。”斯大林还致电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及闫宝航本人表示谢意。半个世纪后，即1995年5月，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不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中国人民的儿子阎宝航“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以表彰其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特殊贡献。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国民党要人能够获得法西斯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呢？当时，尽管蒋介石与莫斯科交往频繁，但德国方面确信：从意识形态来分析，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与中共、苏共的阶级本质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柏林方面坚信，国共抗日联盟只是暂时的战略步骤而已。 此外，蒋介石本人也在竭力利用两个大国之间的对立，同时保持与莫斯科和柏林双方的联系。比如：蒋介石将亲生儿子蒋经国送往苏联学习，又将养子蒋纬国送往慕尼黑，接受慕尼黑军事学院的军事训练。在德国吞并奥地利时，他曾任德军的坦克指挥官，差点没参加入侵波兰的行动。蒋纬国还参加了德军高山射手支队的培训，并获得了佩戴“雪绒花”徽章的权利。有如此渊源，远离欧洲战场的重庆能够获悉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计划’当然就不足为奇了。下面的问题是：国民党方面获得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后，又是如何传到闫宝航手中呢？遥想当年，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重庆市开始扮演中国“第二首都”的角色，被称为“陪都”。战争期间民国政府机构以及外交代表机构都迁移至此。闫宝航奉中共指示在重庆工作，他在国民党上层有许多密友。再加之闫宝航本人曾在重庆军事政府委员会政治局任职，是蒋介石的顾问之一。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和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均在其接触范围内。他同著名政治家孙中山之子孙科保持联系。孙科是国民党“亲苏”派代表。闫宝航在西方外交官中也有很多熟人，尤其是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大使馆中。 闫宝航正是在出席德国使馆的聚会时，获悉了希特勒军队准备攻击苏联的准确日期。 闫宝航再次建立奇功是在半年以后。他从破译军统机构密码中，获得了日军将对夏威夷的瓦胡岛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日军调动的情报，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党中央马上转告苏联，由苏联通知美国。12月8日，果然爆发了“珍珠港事件”。 第三次奇功是在1944年夏季，他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中苏边境上部署的全部详情，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无一不备的书面材料。闫宝航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送达周恩来。周令驻重庆的南方局，立即拍照报送延安。中共迅速将情报转给苏联。苏军在1945年8月8日对日开战后，由于对日军军事部署了如指掌，只用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日本关东军经营十多年的防御体系，把日本号称的王牌军彻底摧毁。闫宝航的默默贡献，功不可没。 1945年，抗战胜利后，闫宝航又果敢地站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最前列，同国民党坚持内战、坚持独裁的反共政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闫宝航与宁武、卢广绩等东北各界人士一道，于1945年底，在重庆，成立了“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周恩来、叶剑英等亲自参加了成立大会。闫宝航等还与美国特使马歇尔面谈，力陈东北问题必须和平解决的主张。 闫宝航还是重庆“较场口事件”和南京“下关事件”的亲历者。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举行大会，闫宝航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打伤了李公朴、郭沫若等60多人。闫宝航与特务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立即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合议，坚持独裁内战的真相。同年6月23日，闫宝航在上海参加了以马叙伦先生为首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当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闫宝航不畏强暴，为掩护马叙伦等人，同暴徒英勇搏斗，身负重伤，住进医院。周恩来、董必武闻讯当夜赶到医院看望、慰问。郭沫若、沈钧儒等知名人士也都前往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于6月25日致电马叙伦、闫宝航等表示慰问。 1946年8月20日，闫宝航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9月，闫宝航由上海、经天津，辗转回东北。1947年2月1日。闫宝航任辽北省政府主席。 1949年5月，闫宝航调中央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筹备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 此后，闫宝航先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要职。1959年辞去外交部的职务，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以政协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主持征集、整理文史资料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经他征集的文史资料近2000件，1500余万字。 “文化大革命”中，像阎宝航这样的大功臣同样未能幸免，受到迫害，并于1967年11月6日晚被投入监狱。1968年5月22日，这位年过七旬的“犯人”，在审讯中被人从背后猛踹一脚倒地昏迷，送到复兴医院后，也无人理睬。在监狱的折磨和摧残下，终于含冤去世，终年73岁。死后监狱的批文写道：“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得留骨灰。” 1991年5月，当其女闫明光女士在美国纽约见到父亲昔日的老朋友张学良时，这位90高龄的智者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是怎么死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做女儿的竟然不敢据实以告。她害怕什么？原来在她的头上有一张无形的网，迫使她不得不保持缄默。悲乎！
【编者按：中国目前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人们不敢说话，不敢说真话，不敢说出真相。于是假话盛行，伪装风行。政客的骗术于是得逞，愚民伎俩，瞒和骗的手段越来越高明。】
【补白】 鲁迅：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就产生了瞒和骗的文艺，令全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
8、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 壮志未酬身先去
邓拓（1912——966年）从小酷爱文学艺术，1926年就读于福建省立第一高中。两年后和傅衣凌等人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翌年冬，加入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并参加中共。翌年秋，转学到上海法政学院，曾任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法南区委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1932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到上海，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1937年6月，出版专着《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月，进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 内战期间，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在纪念中共成立21周年时，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该文在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论述毛泽东思想。1944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北平和平解放后，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1949年秋，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本来一帆风顺的邓拓开始有些跟不上毛泽东的步伐了，终于在1957年4月，毛泽东当面斥责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1958年3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批评“反冒进”社论为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邓拓。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受到严重的挑战，从南宁回到北京，邓拓立即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 早在1958年8月，邓拓就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但交接工作却是到1959年2月才完成。全体同仁为邓拓送别，邓拓当场吟咏了自己充满激情的七律：《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1949年7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到1959年2月离职，10年风雨同舟，他和《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 对邓拓的境遇，老领导彭真很了解，也很同情，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 从1961年起，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做法。对此邓拓积极拥护。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 听到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邓拓答应在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并于1961年3月19日刊登了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导读书之风。 《燕山夜话》受到了读者欢迎，使得《前线》杂志编辑不甘落后，他们多次提出，请他在《前线》开设专栏。邓拓觉得靠一个人写稿恐误了编辑截稿期，就提出请人合作，结果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拉着一起上马了。 1961年9月20日，邓拓、吴晗、廖沫沙一起吃饭商议为《前线》写稿事宜。邓拓提议，3个人合开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的名字。 前后共计发表杂文稿件153篇。他的短文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因为文笔生动，内容更是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深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后来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 正当邓拓努力开拓新局面的时候，毛泽东又开始折腾了。‘文革’前夜，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牺牲品。5月18日，邓拓含冤自尽，成了‘文革’期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后同意第二天转载。可是，次日《北京日报》竟然没有转载，郑天翔向范瑾电话询问，答复是：“邓拓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这样的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但是北京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合适；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现在公开点名，至少也应向中央文革五人领导小组或中宣部报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迹象证明是经过批准的。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段。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1965年11月10日到1966年1月5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只有55天。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邓拓已尽力而为，力图为一场新动乱断然刹车，不至于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方向发展。其间他发表演说，组织人员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用“向阳生”的笔名写文章。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授人以柄，都被当作邓拓、彭真的新罪行。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邓拓意想不到的事情：过去与邓拓并不熟悉的关锋突然夜访邓拓，作了交谈。第二天邓拓告诉李筠，此前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关锋随即就来了，对邓拓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吴晗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邓拓对关锋说：《北京日报》不归我管，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原来曾想在文章中作些检查。邓拓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是谈了的。 接着，事态迅速恶化：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作了三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他还宣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暗指彭真)。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就为邓拓定下了大罪，在当时是无法解脱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等单位，对邓拓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它文章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天起，邓拓停止工作，专事检查。 对邓拓的批判急速升温：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亲自组织、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大报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 邓拓完全失去了争辩的权利，只能默默接受屈辱。 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被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闹剧正式开锣。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从此身陷囹圄。 就在这一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的文章实际上为邓拓的问题定了可怕调子。读到戚本禹的文章，邓拓终于下定决心，告别人间，告别即将扑向自身的灾难。 5月17日晚上，支走了妻子和孩子，邓拓伏案疾书直到深夜。第一封信，写给彭真、刘仁和市委同事： （我的）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以较长篇幅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他申诉说：因此，我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 邓拓在这封篇幅相当长的遗书中最后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邓拓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编者按：和几乎所有的自杀者一样，即使是在最无奈的情况下，在被迫自杀时，仍然要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什么万岁之类的无聊口号，用意在于求得最高当局的谅解以避免追究妻儿老小。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和皇权专制制度下临死之前仍然要叩谢皇恩，皇恩浩荡等等陈词滥调相比，有何区别？】 邓拓于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自杀，以死来做最后的抗争。写完给彭真、刘仁的长篇遗书，时间可能已经进入5月18日的凌晨。天亮后，用这最后的短暂时间，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短信诀别。 最后，他用服毒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54年短促的生命。一代书生，就这样被政治所裹胁、所扭曲、所戕害，最后被政治所埋葬。悲夫！如果不是‘玩政治’，以他的才华本来可能成为很有成就的文学家、作家。像他这样被政治所裹胁和埋葬的，岂只一个邓拓？
【补白】 海伦·托马斯40多年来曾当众质问9位美国总统（从肯尼迪到小布什）。他在《白宫前沿》一书中写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记者才被允许质问国家领导人”“我们的职责不是去敬仰领导人多么德高望重，而是把他们搁到聚光灯下，看看他们是否有负民众的信赖？”
9、杨刚：一代女杰自杀之谜
杨刚(1905-1957年)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她出生在湖北一个豪门望族,父亲曾是军阀时代的湖北省代省长。杨刚自幼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的燕京大学英文系。1930年加入中共。不久因病治疗期间退党,但一直坚持左翼文化活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曾帮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刚于1938年重新入党,主编过《大公报》副刊《文艺》版。 这时,她的婚姻破裂,与丈夫郑侃离异。郑侃后来在福建时死于侵华日军的轰炸。此后,杨刚和女儿郑光迪一起生活。1944年至1948年,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员,在美国从事新闻采访,并根据中共的安排做国际统战工作。20世纪40年代，她的“美国札记”通讯曾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她和浦熙修、彭子冈、戈扬等人一起成为新闻史上少有的几位女记者。1948年11月,杨刚奉命归国,经香港到西柏坡,在平津战役中参加接收天津,担任天津《大公报》副总编辑、党委书记。同年5月上海解放,杨刚南下,任上海《大公报》军代表。次年,杨刚调回北京,担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同年10月调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1953年,出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55年春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报道。她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总体来说,她的工作经历大致上比较顺利。仅在1955年秋天,在北京机场路上遭遇车祸,头部受到重创，受脑震荡影响而病休半年。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后扩大版面,杨刚仍积极参与,并全天工作,因此，可以说基本恢复健康。也可以看出杨刚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 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开始时杨刚积极投入。1957年5月6日,报社成立“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共7人：邓拓、胡绩伟、杨刚、王揖、黄操良、陈浚、萧风。杨刚位列第三名，是唯一的女性。进入6月,“整风”转为反右,原整风领导小组即转变为“反右领导小组”,还加上了新来的总编辑吴冷西。 反右风暴使杨刚看到了她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当年和杨刚一起奔走采访的新闻记者们,特别是《大公报》的记者、编辑们,纷纷陷入“阳谋”的陷阱，被批判的声浪所包围。老党员徐盈要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妻子、名记者彭子冈也未能幸免。就在9月里,杨刚参加了《北京日报》社举行的批判会,还发言严厉批判过去《大公报》同事、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彭子冈。一年多未看见杨刚的当年《大公报》同事吴永良(后来也被“划右”)发现,杨刚的头发花白了。刚刚50岁出头的杨刚本不该有那许多白发。他由此深深地怀疑：杨刚批判彭子冈的发言是言不由衷的敷衍行为？还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表态？另外，在风暴来临的时候,杨刚和原《大公报》社长王芸生有过一次长谈。谈什么？未见披露。 杨刚多次参加文化界批判右派的活动。自杀的前一天,她还参加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大会。这次会议上,丁玲那些早已有过结论的“历史错误”又被拎出来反复清算。杨刚熟悉丁玲,她们都是早年投身革命的优秀女性。杨刚所熟知的、即将被打成右派的朋友多着哩！她在《人民日报》的同事,当年《大公报》的同事高集,曾向胡乔木提过一些意见,在运动中险些被扫入“右派”行列,侥幸过关。但其妻子,也是《大公报》记者的地下党员高汾却未能幸免。据叶遥后来回忆说：“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公之于众,其中有她(杨刚)多年共处的老同事和相知的朋友,难道对她没有触动?”更为直接的刺激恐怕是来自于：由杨刚点名,于1955年4月从新华社调来《人民日报》担任国际问题评论员的蒋元椿。在对右派大反击前夕的1957年5月20日,蒋元椿响应负责国际部工作的报社副总编黄操良的号召,在办公室走廊墙报上贴出若干页小字报《论圣旨口》,认为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编辑事务管得过于琐碎,没有抓住大环节等等。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蒋元椿很快成为运动的活靶子,无可避免地掉入右派的深渊。眼看蒋元椿落入陷阱,杨刚在报社决策层面也曾多方保护,力图使他免被“划右”。也许杨刚的救助曾经起过一点作用，在1957年10月前,蒋元椿的名字总在“疑右”和“右倾”的帽子之间徘徊。但到9月底,形势进一步发展，蒋元椿终于在劫难逃,杨刚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果然,在杨刚辞世23天后,蒋元椿被正式划为右派。后来蒋元椿回忆说,自从惹下文字大祸,时时有被划为右派分子之虞。有时在报社见到杨刚,但是杨只是朝他看看,什么话也不说。蒋元椿说：“我有一种预感,像她这样为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革命知识分子,恐怕难以理解、也不能接受眼前这个严酷的现实。像她的名字一样,在敌人面前,她一生刚强。可是当自己的同志被当成敌人对待的时候,她越是刚强,痛苦也就越大,她承受得了吗?”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仅蒋元椿一个人，运动以来,各种斗争场面十分骇人,到9月中旬,编委会讨论,拟将11人划为右派,另有‘疑右’10人、“未定”6人。更可怕的是,将被“划右”的远远不止于此数(最后达32人,另有一工人不够右派的资格，就给他戴上了“坏分子”帽子)。而且,杨刚先后负责的两个部——国际部和文艺部成为运动的重点(后来地方记者部又“挖”出了更多的党员右派,成为报社中出右派最多的部门)。和杨刚关系更为直接的是,1955年春,她向新华社点名要求调来的“骨干”蒋元椿、李慎之眼睁睁地看着成为“大右派”,同时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日报》的黄操良和部主任胡骑也命运不济,后来都成了右派。杨刚和他们的工作往来密切。事实上,这把火不断地烧下去,距离杨刚本人是越来越近了。 在残酷的运动威逼下,报社内部相继出现自杀事件。8月14日上午,自“三反运动”后一直担任图书馆团支部委员的林安干不堪批判和侮辱,吞服毒药“六六六”自杀。但因药粉的强烈气味,林安干在服后即大部分吐出,被同事发现后马上送医院洗胃抢救,林活了过来(在“文革”中,林不堪忍受折磨,在安徽农场投湖自尽)。更令人震惊的是,就在杨刚辞世的前一天,报社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位部门副主任也因面临严酷的反右批判,于10月5日吞服安眠药自杀。因发现及时,这位抗战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救了过来。（他和林安干一样,在“文革”中不堪凌辱,最终还是服毒自尽）。报社内的反右运动正从党外延伸到党内,更惨烈的悲剧即将发生,在蒋元椿等相当一批党员干部必将被戴上“帽子”的时候,杨刚选择了离去，这可以说是她的明智；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杨刚没有离去,随后的政治生活中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杨刚辞世的第二天下午,社长邓拓在报社五楼大会议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杨刚去世。他含糊地猜测杨刚的死因,说大约在10月初,她偶然丢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心情不好,前几年车祸造成的严重脑震荡使她很痛苦。说到这里,邓拓立刻打住。【也许是如辛弃疾的《采桑子》里所说‘欲说还休’吧】最后邓拓还告诫大家，不要随便猜疑。但他同时又宣布：不开追悼会。 杨刚从此长眠在北京八宝山的山坡上。她的离去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发多大的政治涟漪。但是,此后人们的猜测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仔细思考那些经常被人提起的原因：比如“丢失笔记本”、“1955年遭遇车祸导致头痛”、“女儿远在苏联学习,她一个人生活缺乏家庭温暖”等等。按蒋元椿及许多熟悉杨刚者的说法,只要熟悉杨刚,读过她较多作品,都感觉到,以她豪爽硬朗的男性化的性格,这些原因都不足以解释她的自尽。倒是胡乔木1983年6月为《杨刚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有一句话似乎更接近真实。他写道：杨刚的死“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还应该提及：张宝林先生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具生花笔一枝——高集与高汾》一书中说：杨刚辞世时留有遗书,最先来到现场者赶紧将遗书交给社长邓拓。邓拓又马上将遗书报送周恩来总理了。直至今日,未见对遗书文字的披露。如果有遗书,当是能够解释杨刚为何离去的重要文件。张宝林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言必有据,他的论述值得重视。那么，她究竟为什么会选择自尽？至今仍然是个谜。有人这样说：“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自从燕京大学入党以来，她献身理想已三十年，哪怕是站在党外的岁月里，她的信念也没有改变过，她始终如一团燃烧的火焰。1957年那个躁热的夏季以后，她理想的火焰终于渐渐熄灭了。”人是要靠理想支持才能活下去的；理想破灭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此说颇有道理。 更有人认为：如果她活着，即使逃过了反右，也逃不过“文革”。只要看看在她身后，新闻界那一长串自杀者的名单，就一切了然（其实何止是新闻界），和杨刚一同出身《大公报》的人中就有范长江、孟秋江、刘克林、蒋荫恩等相继以自缢、投井、坠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杨刚之死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
【编者按：死者已矣，真相难觅。但只要看看在她之后那众多被迫害而死者的种种惨状就不难理解。如果说某个人自杀有其个人独特的性格因素，但大批量地自杀现象显然无法用个人的原因来解释，只能归因于政治迫害。】
10、李立三：‘毛泽东半个朋友’服毒自杀
李立三（1899—1967年）湖南醴陵人。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早年经罗章龙介绍，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声明，同毛泽东会见。广益中学毕业后，到护国军当兵。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在克鲁梭的史乃德钢铁厂当翻砂工，并积极参加留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春,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坚等酝酿建立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成立华工组合书记部,为华工谋福利。同年10月,参与领导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12月中旬,在上海加入中共,随即被派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1月,在安源创办平民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安源支部,任书记。5月1日,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当选为主任。9月14日,和刘少奇等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当选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参与创建汉冶萍公司总工会。1923年3月,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4月,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地区工人运动。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在小沙渡、杨树浦、吴淞等地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进德会。1925年2月,和邓中夏等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5月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斗争中,担任现场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后,被公推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一直坚持在斗争第一线。10月,与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总工会组织部长。同年9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代理全国总工会领导武汉的工人运动。1927年1月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改组,成为5名常委之一。 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曾经从事过破译电码的研究，并懂得编制密电码。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江西中央苏区的秘密通信联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由张沈川、李强负责，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西路(今焚皇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 中共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于1929年冬天由李强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共产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年1月上海与香港开始通讯。1930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相继回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与谭平山、邓中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动南昌起义的建议。南昌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同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赴香港重建广东省委,恢复党的工作,曾提出在广大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然后夺取广州的战略思想。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央农委书记。1930年6月至9月,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他很快认识并检查了错误。1930年12月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交代自己的错误,羁旅莫斯科15年,受王明的陷害和苏联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影响,曾坐牢一年多,甚至被共产国际停止党籍。他多次申请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均遭苏联内务部拒绝。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1月回国,任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东北3人小组中共方面成员、首席代表,同美、蒋势力进行斗争。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城工部部长等要职,争取了滇军六十三军、九十三军起义,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8年8月,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49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发言,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总清算”,诚恳坦率地解剖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受到好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初,率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分干部下工厂调查研究,召开部分省市工交部部长会议,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思想,撰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立三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但也正由于他曾经有过那么一次虽然短暂（前后不超过4个月）却有广泛影响的失误，使他被当作“错误路线的代表”、一个党内的“另类”，长期未能得到合理的介绍和科学评价，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李立三，几乎就是党史教科书中的一个特定的“反面教员”。 和其它共产党人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有一段非常浪漫的跨国恋情。在苏联期间，认识了比自己小15岁的俄罗斯人莉莎·基什金娜。并于1936年正式结婚。这段跨国婚姻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的终结，成为令人羡慕的佳话，但却成为他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一大由头。理由竟然是那样可笑而又可悲，说李立三是外国特务派遣来华的间谍。在那个疯狂年代，这个罪名足以让所有的善良人们闻之不寒而栗。 果然，在狂飙压顶的1967年，造反派肆无忌惮地批斗无辜的干部、群众。李立三当然在劫难逃。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并同时通知他：必须参加下午的批斗会。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早已挤满了人，但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与此同时，造反组织的几个“常委”们正处于万分焦急中，他们来往于华北局机关、二机部宿舍和北京医院之间，红色保密电话正与周恩来办公室、谢富治办公室和公安部门频频联系……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遗书上云：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华北局机关干部对李立三之死，议论纷纷，纷纷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种种解释都让人疑窦丛生。其中最重要的疑点是：李立三服毒自杀的“毒品”，也就是大剂量的安眠药，究竟从何而来？ 一位资深的工人运动领袖就这样被‘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无情地葬送了。
【补白】 朝代纷纷排成行，开国明君皆流氓； 如果有人不相信，请看刘邦朱元璋。 ——著名学者季羡林
11、陶铸：党内第四号人物 也未免灭顶之灾
陶铸（1908-1969年）又名陶际华，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平津战役中，他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元帅）的全权代表，参与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1955年7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广东省省长。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共领导人中，相对来说，陶铸比较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他多次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因为这个称呼太伤感情。今后“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指示制定一个副教授以上级别知识分子的名单，共计2000人，每人每月补助食油1斤，粮食10斤；从这些人当中再选出200人的名单，享受厅局级干部的待遇。在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民都处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煎熬时，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食品供应，无疑起到了雪里送炭的作用。 1965年1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 最高当局所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坚持认为刘少奇不是叛徒。这种政治表态显然与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相背离。于是，假手江青的策动下，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在各种指责和迫害下，心力交瘁的陶铸病倒了。1969年10月，陶铸病情开始恶化，到11月15日获准施行手术，结果发现，癌细胞已广泛扩散，腹腔内血管焦脆，根本无法进行手术。重病的陶铸，被从北京中南海转移到安徽合肥的“秘密病房”。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一种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对“四人帮”恶行的愤怒，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陶铸举起一只手，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然向墙上一击，“砰”一声过后，那白色的墙壁上，被汗湿的手掌沾去了一层墙皮，竟然留下了一个清晰的手印！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含冤病逝。其后，以烈性传染病为借口，深夜用白被单裹尸一烧了之。在此前后没有任何亲人获准探望；死后也未告知亲人前来料理后事。陶铸被火化之后，骨灰随意放置。此后9年间无人知道其人行踪。 粉碎“四人帮”后，陶铸的骨灰由曾志母女护送到陶铸生前曾工作多年的广东，埋入广州白云山松树下。“松风”二字出自书画家吴作人手书。当年广州市委老领导林西，得知陶铸逝世前的情况，派人到合肥，要求务必找到当年囚禁陶铸的那间屋子，看看墙上那个手印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一定把它拓印回来。那个手印居然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而且清晰、完好如初！ 陶铸的手印被拓回来，被镌刻在巨石上的“松风”二字的下面。 陶铸是党内的高官，但入选本书的最重要理由是：在那个是非颠倒、人妖颠倒的年代，他对待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宽容和关怀。仅举数例如下： 1、容庚担任过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教授，是文字学家、书画（法）家、收藏家、文物鉴赏家。日寇侵略我国时，大量的珍贵古物外流。容庚变卖家当，耗尽工资，购回了许多珍贵古（文）物。但此人口无遮拦，秉性刚直、口无遮拦。 然而，在陶铸的保护下，容庚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并未遭受大难。中山大学还专门腾出一间教室，存放容庚购置和收集的青铜器、古字画等藏品。在陶铸个人魅力的感染下，容庚竟然将所藏珍稀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筹备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批判中共政权。会议拟请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作重点发言。周恩来得知后，嘱咐陶铸找人给钱穆做工作。熟知容庚的陶铸立刻想到钱穆和容庚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同事，便请容庚出面。1956年秋，容庚赴香港和钱穆叙旧话新。后来，钱穆虽然参加了那次“国际学术会议”，却没有发言。 1957年“反右”，容庚没被打成“右派”，但于1958年下放农村，去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陶铸专程到东莞看望容庚。省委主要负责人屈身茅舍，探望被称为“野马”、“鬼锁”的容庚，使得容庚的恶劣处境一度有所改善。 2、陈寅恪学贯中西，又精通多种文字，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他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信条，全国政协拟请他担任委员，他毫无兴趣；1954年中国科学院请他担任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提的任职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这显然是对当局及其权威的严重挑战。 陶铸对这位“国宝”级的学者，并不介意，却处处袒护、照顾。1954年，中山大学某负责人在会上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陈旧腐朽”。陶铸知道后，严肃批评了此人，并要他向陈寅恪赔礼道歉。陶铸看到陈寅恪住房小，书籍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当即通知学校全部给他妥善解决。 1956年，陶铸在广东省高教工作会议上，公开为陈寅恪“说话”：“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也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的知识分子。我看，他是我们的朋友！” 由于陶铸的“过问”，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山大学对陈寅恪的生活给予重点照顾。听说陈寅恪睡眠欠佳，陶铸设法为他从香港买来进口安眠药；陈寅恪视力差，陶铸指示中山大学在陈寅恪的院子里修筑一条白色水泥路，好让他在上面行走安全；陈寅恪爱听京剧，1962年4月，陶铸参观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时，买下落地式收音、电唱两用机，送给陈寅恪。最动人的要数1962年7月，72岁的陈寅恪意外右腿胫骨折断，陶铸特批三名护士，24小时轮流护理和照顾陈寅恪的生活。 如果没有陶铸的关照，目盲腿瘸的陈寅恪很难完成辉煌著述，甚至日常生活也难以自理。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后来对朋友说：“只有陶铸，才真正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3、章士钊曾任北洋政府高官，梁漱溟称：“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多才他就多欲，欲望多，所以他的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但陶铸仍然以礼相待。章士钊也做过好事。譬如1920年毛泽东等人组织湖南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章士钊发动社会名流捐款，将两万银元交毛泽东作为经费。毛泽东后来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 1957年，76岁的章士钊抵达广州。陶铸请章士钊到“大同酒家”吃饭。他俩都是湖南人，乡音亲切，口味相似。加上陶铸曾在湖南省立师范学习，又上过黄埔军校，文史方面堪称章士钊的“知音”。在餐桌上，章士钊兴致盎然地讲起窃国者袁世凯、洋务派张之洞；从古到今，由北到南，指点江山，纵论天下。 由于年事已高，不胜酒力。几杯之后章士钊居然伏在桌上，发出鼾声！陶铸则轻轻脱下衣服，盖在章士钊身上。从提包中拿出文件批阅，等待章士钊醒来。章士钊事后大为感动，当即吟诗相赠。
【编者按：据《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周相唐文章“追忆章士钊先生”披露：章先生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但毛获此巨款后，仅拿出一千银元给了赴法留学的湖南同学，余款全部带回湖南自己处理。当时毛向章士钊求援的由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按理应该如数交给这些留学的人，才算是名正言顺，用得其所。但老毛却只转交了5%。其余都贪污归己。这纯粹是利用当时社会名流们对去欧洲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的同情心和做慈善事业的心愿，大肆敛钱，中饱私囊。因此，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贪污犯、诈骗犯。】
【补白】 奥巴马在竞选获胜后的演说中说： “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二○○九年六月四日（恰好是中国八九六四的二十周年） 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著名演说，阐述美国中东政策的性质与原则，表明支持中东民主，支持人民有表达的自由，有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不仅是美国的想法，而是普遍的人权。他还说： “镇压思想的方法绝不会让思想消失” “有些人不掌权的时候鼓吹民主，一旦上台就毫不留情地镇压别人的权利”
12、陈琏：陈布雷之女从高楼飞跃而下
在介绍陈琏之前，先应该介绍一下其父陈布雷。陈布雷在国民党上层大名鼎鼎,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国策顾问”、侍从室二处主任,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要职。就是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由于目睹国民党败局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自感一介书生，回天无力。乃于1948年11月13日，服安眠药自杀。蒋介石闻之悲痛至极，两次到陈公馆吊丧，后又亲率国民党在京全体政要参加公祭仪式。 南京公祭结束后，陈布雷遗体被送往家乡杭州安葬，护灵车队经过上海时，其二女儿即中共地下党员陈琏及丈夫、中共北京学生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在上海方面举行的公祭仪式上披麻戴孝，跪拜迎灵。陈琏哭得几近昏厥，父女情深可见。 历史竟然如此相似!仅仅19年后，女儿也被迫走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道路——自杀。 陈琏（1919－1967年），浙江慈溪人。其母杨氏在她出生时获产妇热病亡，故原名为‘怜儿’，1939年改名为陈琏。她年轻时很激进，她不顾父亲的反对，考入杭州高等学堂。由于她对国民党对日政策不满逐渐接触共产党。1939年7月瞒着父亲参加了中共。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并在那里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袁永熙。1942年转入重庆中央大学，于1946年毕业，赴北平贝满女中做教师。1947年8月10日与袁永熙结婚。同年9月24日两人因涉嫌为共产党间谍被捕，解赴南京。在其父亲的帮助下，蒋介石亲自过问后，两人才被释放。 中共胜利后，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官至共青团少年儿童部长。但其丈夫、时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的袁永熙却屡遭打击，并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压迫下，在各级官员不断地对其劝说，劝告她千万要站稳立场。有位领导人还帮她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感情总是带有阶级性的。你过去曾经坚决与反动父亲决裂,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非凡勇气,赢得了同志们的钦佩。现在革命深入了,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你应该比过去更成熟。我相信你不会长期被温情所困扰,党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还有一次,儿子在幼儿园受到小朋友们的欺侮,说他是“大右派、大坏蛋的儿子”。儿子回到家问妈妈：“爸爸是右派吗?右派和地主、特务一样坏吗?”陈琏一下把孩子紧紧抱起,让他紧伏在自己的肩上,不让他看见妈妈眼睛里潸然流出来的泪水。但是孩子从妈妈胸部不停地颤抖中体验到妈妈在伤心流泪……从此,陈琏与袁永熙不断地进行彻夜深谈。在又一次彻夜深谈中,袁永熙提出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除了离婚,别无选择。陈琏最后只得应声道：“为了我们的神圣事业,只好再做一次自我牺牲吧!”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陈琏在重庆中央大学时的同室好友陶琴熏,这时候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几年中工作认真、小心翼翼,也突然被定为“右派”。总工会国际部负责人认为她不该划为“右派”,但是上级领导人说：“陶希圣(注：抗战胜利后,陶希圣做过《中央日报》总主笔和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女儿,单凭这一点,也够了!” 当陈琏得知此事后，不能不产生如下的联想：“那么我这陈布雷的女儿,又会怎么样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在华东局机关首先拿夏征农开刀。他几次到华东局宣传部煽风点火,亲自督战。多次揭批夏征农的大会,尽管很多人都气势汹汹,陈琏总是作沉思状,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会前会后,她也不贴一张大字报。处里的同事们问她对批斗夏征农有什么看法,她说：“我觉得夏征农这个人不错,很民主,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搞!” 的确,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她不能理解;对于发生在全国的一片混乱和灾难,她更感到不安。她想：这就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进行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期间,她有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她原来非常熟悉的团中央所在地。没想到这里也变了——大院里一片混乱,原先整洁的院墙糊满了大字报。她一向十分敬重的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等人,脖子上都挂着黑牌子,被红卫兵抓着脊梁上的衣服,从窗户里拎出来,强行按头示众。她赶紧闭目转身,不愿多看,并含着热泪,带着无穷的困惑和忧虑,匆匆离开,离开同样乱糟糟的北京城。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往全国,各地立即刮起“抓叛徒”的狂风。4月,华东局就在“一月风暴”的余威下,把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上海的造反派们在《中央日报》上查到陈琏1948年为“反动父亲”披麻带孝的新闻照片，同时又在查抄陈琏继母王允默老太太家产过程中，找到了陈布雷日记。日记中有关于陈琏夫妇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动乱嫌疑”拘捕，后由蒋介石下令释放出狱的经过，也有一些陈布雷与女儿私人谈话的记录，于是，这一切都成了陈琏“叛变”的铁证。 1967年11月17日,华东局宣传部召开全体大会,勒令陈琏交待“历史问题”,一切污言秽语向她劈头盖脸地泼来。会后,她被押送回家。一到家,押送者就动手抄家,翻箱倒柜,从箱底翻出陈琏一直珍藏着的她和袁永熙的合影。“好大的胆子,她竟敢保存和右派老公的合影!”陈琏沉默不语。押送者走后,陈琏放声痛哭,哭声极其凄惨。第二天,她来到已待过六七年的办公室,就像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和她说一句话,都远远地躲着她……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用“革命”的姿态来包装自己。这一天,陈琏在令人窒息的压力和孤独中度过。19日是星期天,她起床后,就忙于收拾房间,清点孩子们的衣物。午睡后,她洗澡换衣,还把脏衣服洗净晾好,像平常一样丝毫不麻烦保姆。家里静悄悄的,只有小儿子和保姆两人在休息。她悄悄地问保姆,星期天了,大儿子怎么没有回来?这说明她很想和大儿子再见一面,而忘记了是她自己让大儿子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晚饭后,她问保姆还有多少布票,请她给女儿和小儿子添置衣服,又把两张银行存折交给保姆保管。保姆和小儿子睡后,她走进自己的卧室。深夜,她从所住的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破窗而下,一声巨响,惨死在地。 杨刚之后又一个党内女杰惨死。悲夫！ 1979年陈琏被平反时，胡耀邦誉之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补白】 梁启超： “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一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
13、范长江：杰出报人投井自杀
范长江（1909—1970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自幼即跟着祖父学习文史知识，也时常模仿祖父的神态和腔调，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朗诵先祖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句。后来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随贺龙转赴南昌。有幸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随后在转战途中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与部队失去联系。
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机构，蒋介石兼任校长。范长江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里，范长江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范长江的梦想。范长江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救国才是出路，而国民党培养所谓人才的地方，并非他的理想归宿。于是，他脱下学校的制服，秘密离开南京。同时宣布脱离国民党。 1932年秋天，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北大期间，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方面。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社领导的注意。《大公报》社总经理胡政之还亲自出马，请范长江专为《大公报》撰稿。《大公报》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报纸，知名度很高，范长江欣然答应下来。这年年底，经过调查研究，范长江先后写出《佛学在北大》、《陶希圣与“食货”》、《顾颉刚与“禹贡”》、《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等数篇通讯，在《大公报》、《晨报》上发表。 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全民抗战难以避免。范长江从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这次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显然倾注了对红军的同情，甚至怀有敬意。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公报》的发行量突增。不久，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该书被誉为“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各界争购，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特赶印再版数千部，出书未及，复又售罄，而来函订购者尚多，当赶印3版，出售未及登广告，又经售罄，此书行销之广，前所未有。”《中国的西北角》在几个月内连出9版，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西南联大抗战时期在昆明为学生选定的20种课外读物中，范长江的这本书被列为首选。受其影响，当时有的报馆也派出旅行记者，不少青年学生积极投入新闻事业。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赴兰州。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长的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前往西安。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长江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来到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采访后，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大公报》发表。一时轰动朝野，人们争相购买阅读。与此同时，被张、杨释放回到南京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会后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社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下令严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1937年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晚上，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范长江以笔作枪，写出了大量的战地通讯。这些文字一经《大公报》刊载，不胫而走，许多报纸纷纷转载。从此，他的通讯成为《大公报》的一大亮色，使《大公报》名声大振。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接连写出了《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著名的通讯。 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率先打开国民党新闻封锁大门的范长江一鼓作气，连续在上海《大公报》上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这些通讯为中共做了很多宣传。1937年11月1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就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 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介绍，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共，并指定与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和平谈判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范长江被周恩来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成为中共的主要喉舌。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任新华总社总编辑的范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范长江因此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长。 此后他还担任过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要职。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已成为全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长江受到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 1970年10月23日，在范长江被关押的地方——河南省确山县的一个农村的机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虽然多数媒体都用“自杀”二字来表述范长江之死，但事实真相如何？几十年来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根据《新周报》周末版的两位记者郭丽萍、刘仁忠的文章“范长江之死”介绍如下：（该文还刊发了当年毛泽东接待范长江的照片以及毛泽东致范长江信的影印件。耐人寻味的是：该信的落款竟然是：‘弟毛泽东’。谦恭之态，尽在一个‘弟’字。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位于河南省确山县的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 与众不同的是，其它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群众接触，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也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9年8月份，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年已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继续搬送砖头。 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且又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也不好，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然命令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在确山五七干校，范长江不但天天干苦活、脏活、累活，就是生活上也受到虐待和歧视。 范长江除了干苦活、脏活、累活外，更重要的是行动不自由，处处有人跟着，有空就受批斗。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其它人可以买肉吃，范长江不能。当时，五七干校的饭菜经常不够吃，如果有剩的，就给范长江一点饭菜吃，没有剩的就让他饿肚子。有时范长江即使排队排在前面，也会被监管人员拽到最后面，同时还少不了挨骂、挨巴掌和拳头。 每到夏季，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但范长江不允许任何自由活动。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教材。他站在那里，其它人围坐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以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范长江实在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终于投井自杀。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 1970年10月23日早晨，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今年75岁的李长俊，当年是芦庄五七干校的一名看山人员，曾和范长江吃住在一起。他回忆说：“干校的领导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 呜呼！曾经笔走龙蛇、万众倾倒的一代才俊，竟然如此悲惨地、卑贱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哀其不幸，更怒其不幸之源！仰首天外，我们不能不悲愤地发问：究竟罪魁祸首是谁？
14、华岗：山东大学校长悲剧性的一生
华岗（1903年－1972年）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
1930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出版的《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结尾处第一次准确译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931年在鲁迅帮助下出版《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 1932年初，被派往北方，以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的身份先到北平，后去唐山，视察指导工作。此时，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回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满洲特委，任命华岗担任特委书记。当年9月，途径青岛时，因叛徒告密，华岗与交通员张永祥一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华岗化名刘少陵，并未暴露身份。虽然查无确证，但国民党当局仍对华岗、张永祥判刑5年。他们不服，提出上诉。11月初，高等法院批复维持原判。11月底，华岗便被送第5监狱服刑。1937年2月16日夜，华岗等几十人又被送进山东省反省院，次日黎明，他们被押上火车，19日抵达汉口，他们被送进武昌反省院。1937年9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到达汉口，找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华岗、任作民。迫于当时的形势，反省院于10月16日，通知二人出院。出狱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筹办武汉《新华日报》，任总编辑兼《群众》周刊编辑。 1943年初，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派赴云南做统战工作，试图争取当时的云南王龙云。华岗化名林少侯，应聘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参加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团结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著名人士开展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8月，国共谈判时任中共代表团顾问。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华岗奉命从香港乘船北上，计划途经上海，再赴北平，到中央某部担任领导工作。当轮船驶临上海港时，正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停靠，只好继续北上，开往青岛。适逢华岗肠溃疡发作，经请示中央，暂留青岛养病。从1950年1月起，华岗以教授身份为山东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还定期为山大师生做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1950年11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准备合并，周恩来用电话与华岗商谈，征得他同意后，中央任命华岗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哲学研究》编委，创办《文史哲》杂志并任社长。 华岗在山东大学担任校长期间，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史专家；教务长、总务长和各院院长，也都是知名教授，富有办学经验。凡是学校的重大兴革事项，都与两位副校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等共同商量后决定。因此，学校呈现一派生气蓬勃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被称为山东大学建校以来又一个“黄金时代”。 华岗在山东大学的业绩概括起来有：（一）认真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他强调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提出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时，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二）主动抓教学工作。深入院系，与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还为文科学生讲授哲学课和专业课。（三）发扬学术民主。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同文科教师一起，创办《文史哲》杂志，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该杂志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仍然位于“核心期刊”的前列。此外，他还从事研究工作。比较重要的成果有：《辩证唯物论大纲》、《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和《辩证唯物论与物理学》等。 华岗正值人生中年富力强、精神充沛的时段，本来可以运用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做更多工作，却意外地遭受诬陷。以强加罪名被关进‘自己的’监狱。罪名大得可怕：“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1955年8月，华岗的夫人谈滨若先被隔离在单位，不准回家，后因“包庇华岗”的罪名，被开除党籍，行政连降四级。 1957年秋，华岗被转押北京秦城监狱，在狱中仍然坚持写作并完成了《美学论要》和《规律论》。 1962年中共自己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向明反党集团”的成员到1963年均已先后甄别，向明也获释放。“胡风反革命集团”早已定案，华岗与此案所谓“反党活动”更是毫无关系。从1955年到1965年，整整审查了10年，始终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证”。按理应该恢复名誉和自由了吧？可是不行。1965年3月19日，当局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华岗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7年。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62岁的华岗被押往济南山东省监狱服刑，这个地方恰恰是他30多年前被国民党关押的同一座监狱。 更为离奇的是：1968年8月24日华岗13年刑期届满、按理应予释放，但却被继续关押。直到1970年，军管会才于3月5日签发了释放令，给他办理了刑满释放手续，但又不许离开监狱，而是被安排到监狱里的‘就业队’监督劳动。世上竟有如此无视法制、践踏法律的国度！ 长达15年的狱中生活，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身患多种疾病，又缺乏起码的医疗和营养，终于病倒在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1971年1月，他终于被送往青岛家中，责令家人负责看护。 1972年初，临近春节，华岗的病情恶化，但在青岛被当局限制不得就医，只得返回济南以就地求医。不料到了济南，仍被拒绝入院治疗。3月，其夫人不顾一切地请假到济南看望他，继续要求送他住院治疗，仍然不准。其夫人日夜守护着，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反复地说：“我一生无愧于党……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历史将证明我无罪！”4月，华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才被送进医院，但不允许家属陪护，夫人被迫返回青岛。 1972年5月17日，这位曾经为中共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卖力宣传、鼓吹的忠实信徒，终于在‘自己的’政权无情迫害下，凄惨地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是他留下的唯一遗言；可是他却始终无法理解：自己的冤案是如何造成的？这，该说是他的最大悲剧：死得糊里糊涂、不明不白。
【编者按：死得糊里糊涂、不明不白的人多着哩，岂只是华岗一人乎？】
【补白】 20世纪最著名的学者胡适语录：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5、顾准：倡导市场经济第一人的惨死
顾准是谁？他曾是官员，也是学者。而更重要的，他是一名思想者。
顾准（1915—1974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姓陈，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在职业学校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1930年（15岁）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纪30年代，已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成为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学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兼任教授。 此外，他还热心参与社会活动：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后，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加入中共。“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上海市的财税工作及经济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已从国民党手里的烂摊子，转变成支撑新政权最大的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受到冲击，并以所谓“思想恶劣、阻碍三反”的罪名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3年后，又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以后，顾准表示不愿从政，希望钻研学术，于是被调去经济研究所（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在研究中，顾准发现，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弊端从生，其农业、轻工业在革命后近40年里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此基础上，于1957年发表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废除市场制度。所以，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经济应通过价格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这个在今天看来属于常识范畴的理论，在当时却是一声惊世骇俗的呐喊。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那超前的经济观点和抵制前苏联在两国合作项目中对我国利益的粗暴侵害，因而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出党。1959年3月，顾准被遣送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劳动改造，这段经历对他反思和认识极左路线的巨大危害有重要作用。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诞生在这里。1959年秋冬间仅4个月内，这里饿死近百万农民。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哀鸿遍野”的字眼，记录了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甚至全家饿死的情况。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他下决心潜心研究，找出悲剧发生的原因。1962年，结束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经济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糊口经济”即当务之急是解决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他认为这是“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这个观点到了‘文革’后期则发展为“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的理论。看来顾准的远见卓识实在太超前了，所以才背负着‘十字架’成为殉难者。同时他还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组织“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反动小团体”。顾准因此而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然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所倡言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但他还研究过不受制约的权力所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比较、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蕴涵等等诸多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所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仍然有待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大力推进的迫切任务。 顾准失去官位后，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在当时是非常大胆和超前的预见，因此成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人。他的观点启发了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孙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价值规律问题）顾准的观点还影响了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他们在30年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所作的论证，为改革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失去了一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官员，却换来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其思想光芒至今仍然在熠熠闪烁，令后人敬佩。 顾准逝世前，不顾巨大的病痛、险恶的政治局势和低劣的物质条件，研究中国和外国历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思考中国的现实，力图弄清为什么革命胜利后，逐渐演变为与革命的初衷相反，得出了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走向英国式经验主义，从一元论走向多元论的结论。顾准的思想探索和研究成果以文章、笔记、通信等形式保留下来，在“文革”结束和他本人于1980年获得平反以后得以陆续出版：1982年，他的“希腊史笔记”以《希腊城邦制度》为名出版；1989年，他与弟弟陈敏之通信写下的思想笔记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名发表；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1995年，在北京举行顾准80诞辰纪念会。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还有：《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顾准传》、《顾准全传》、《顾准笔记》、《顾准文稿》等。顾准的思想得到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从此，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 王元化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潮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李锐说：“1959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 吴敬琏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中说：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顾准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包括：革命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革命成功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等等。 李慎之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中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李慎之并说：“有人说，自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著名学者易中天则认为：“鲁迅和顾准是上个世纪两位非常伟大的民间思想家。他们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娜拉走后怎么办？但鲁迅是‘预知’，顾准则是‘反思’。”
【补白】 鲁迅：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16、周居正：“红岩”革命志士竟被枪杀
一部叫《红岩》的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话剧、歌剧、京剧、电视连续剧，反复放映，反复上演，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经典剧目。在白公馆、渣滓洞被杀害的人被称为“革命烈士”；从中九死一生有幸逃出来的人则被称为“脱险革命志士”，其名单陈列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让后人凭吊和怀念。然而有个名字排在罗广斌后面叫周居正的脱险革命志士，没有死在国民党刽子手的屠刀之下，却死在他为之奋斗而建立起来的中共政权的枪口下，这是一段被刻意隐瞒了几十年、因而鲜为人知的惨史。 周居正（1930—1964年）四川合川人，大学文化程度。1945年在武胜县就读师专时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当时还不足十六岁，后失去组织关系，孤军奋战于重庆。1948年参与和领导“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反蒋独裁斗争和“组织民变武装”时被捕，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共产党员杜文博（仍健在，中共重庆市委机关离休干部）等同囚一室。1949年9月他们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时，立即撕下被面欢欣鼓舞地同罗广斌等人一起，在狱中绣制五星红旗（此事迹后来却被张冠李戴、移植到电影《烈火中永生》的“江姐”的身上）。 【编者按：在中共党史里，像这样张冠李戴的事情多着哩!例如：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是谁领导的？中老年人都知道是李立三和刘少奇。可是到了‘文革’期间，却变成了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毛泽东。‘毛主席去安源’纪念邮票发行了，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风靡一时。其目的就是要让青年们和娃娃们都以为：所有的功劳都是这个‘神’创造的。难怪有位学者直言：整部党史，尽是谎言！信然！】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们又对监狱看守人员做策反工作。（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写的《歌乐忠魂》和白公馆脱险革命志士付伯雍等人所著《狱中斗争纪实》、《浩气长存》等，均有记述。）在这枪林弹雨，命悬一丝的越狱脱险中，他不顾自己身体瘦弱，冒着生命危险，仍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一个4岁男孩（此男孩现已是总工程师，在天津工作），表现非常英勇，品德十分高尚。 当年白公馆脱险志士，原重庆广播电台播音部主任、离休干部、共产党员郭德贤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机关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监狱。常看到一个学生模样比较活跃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白公馆未遭杀害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带着两个孩子仍被关押在楼上。平时受狱中革命志士教育的看守员杨钦典和李育生，经罗广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正义一边。他打开牢房叫大家赶快冲出去，并告诉罗广斌楼上还有郭德贤和两个孩子。罗广斌便派李荫枫和周居正到楼上帮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周居正背着闯出封锁线的……” 就是这么一位曾经为中共夺取政权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赤胆忠心的革命志士，1964年春，竟被中共以“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杀害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0年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岩忠魂》，在幸存者人员的名单中，仍称“周居正志士”，仍有上面那一段越狱脱脸的如实记载。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周居正被分配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工作，后又调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后改为中央第七中级党校）任教。1957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居正对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坚信不疑，在课堂上不断地向中下层干部大讲特讲马列主义原理。他仍然视毛泽东为“伟大领袖”，并且相信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谎言，所以在“大鸣大放”中向党倾诉心曲，结果被划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415”劳教筑路支队劳改，经过近5年漫长岁月饥饿劳累的折腾，终于1962年初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劳教，但仍不能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做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是作为“三类人员”（即劳改、劳教、就业）强行安排到位于四川永川县的新胜茶场（简称“劳改营”）“就业”。他性格内向，喜欢写作。不但研究马列主义著作，还研究汉字改革。在劳教期间曾写过数万字的“汉字改革方案”建议，寄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他若不是“阶级敌人”的话，估计此书早已出版问世。 就在解除劳教前夕的1962年1月，四川省劳教筑路支队留下几名解教人员在广（元）旺（苍）铁路沿线处理善后赔退事务，他是其中之一。他和职工三队留队就业的魏昭等5人派到薛家桥维修筑路损坏的民房。中间休息，大家在一起烤火，抽烟，闲聊，各自畅谈自己被错划为右派后的不幸遭遇，也谈了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以及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灾害”、饿死人等问题的看法。 谁知这些毫无戒备之心的人，随意闲聊，经人举报后，竟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的人越来越多，竟成为全省以至全国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先后被捕者达数百人。 冤案的发生地——四川省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当时更是一片“赤色恐怖”，队队戒严，人人过关，抓人逮人时有发生。在强大“无产阶级专政”淫威的胁迫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诱导下，被关押的“右派”分子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与思维，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69名难友送进了监狱，周居正也从新胜劳改茶场被捕，还被臆断为‘首犯’。 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离休干部向案件的当事人魏昭和周居正亲属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吴某讲：所谓周居正反革命集团案是沿袭反右派扩大化错误，强加于周居正、魏昭等人的。原判认定周居正、魏昭等人的‘犯罪事实’多属刑讯逼供、诱供的结果。全案查获的惟一“铁证”，就是周居正笔记本上的一篇题为《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的文字。这篇被当作“反革命纲领”的文章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先觉分子、工人阶级中的先觉分子和农民中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即：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独立；发展工农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建立民主、富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全案就是根据这个所谓“反革命纲领”，根据长时间“刑讯逼供”所得到的“供词”强行判决的。 这位律师认为：周居正所写文字，虽然有对毛泽东攻击的言词，但是针对当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提出“三个坚持”和“三大目标”，提出依靠工、农、知识分子的先觉分子，建设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无不当。周居正所写文章，并非以反革命为目的，因而不构成犯罪。 筑路支队的狱官们不少人为此而立了“大功”，加官进爵，封妻荫子。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审讯，最后按照逼供信的潜规则结案，对‘供认’或是‘基本供认’的定为“反革命”成员。其中周居正、杨应森（右派，原沪洲军区中尉教官，共产党员）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分别杀害于永川和灌县；魏昭（南下干部，中共党员，曾任重庆市九龙区政府卫生科科长）、陈仲伟（右派，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技术员）、廖廉康（右派，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三人，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刑；彭恢荣（右派原某县粮食局会计）、杨全松（右派，南下干部原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朱文安（右派，原四川什邡县，单位职务不详）冉茂涵（右派，长寿县小学教师）等四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其它彭福志（右派，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长）等14名人经中共四川省政法委党组批准，由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分别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另外46名“案犯”由各地公检法机关处理判决。此亘古奇冤大案，至今未获得“平反”，成为千古悬案。 据目击者事后说：周居正听到执行死刑时，好像在喊什么，但行刑的公安人员马上用毛巾堵住他的嘴。 【编者按：用毛巾堵嘴，比较张志新被割断喉管，还算比较仁慈。目的都是不许被害人申诉冤情。经常看到共产党拍的电影里，革命烈士临刑前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侩子手要等到烈士喊完了才开枪。令人怀疑：如果这样的场面是真实的，那就说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残忍、更野蛮。如此宣传的效果，岂不是适得其反吗？反之，如果是虚构的，那又说明：共产党的宣传是多么虚伪、纯属欺骗。二者必居其一。】 周居正个人的不幸，也给家庭，给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周居正被划右派劳教后，其长子周复生，次女周复苏受株连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当知青。周复生受不了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煎熬，用镰刀割喉身亡。文化大革命中，周居正的妻子曾昭英（教师）也被戴反革命帽子遭批斗……留在身边伴她的小儿子，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投江自杀。现在年逾古稀的曾昭英老师，在惟一的女儿周复苏的伴护下，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但仍然坚信历史会还她丈夫以公正。 值得庆幸的是：曾参与复查周居正一案的部分法院审判员、副庭长、庭长，检察院检察员，从不同角度分析，均认为该案不论原判认定周居正等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事实是否成立，都不构成反革命罪。（按：所谓“政治纲领”不具有反革命目的，因此不构成反革命罪）。 另外，周居正当年蹲监狱的战友、老党员孙钢、杜文博、刘德彬、郭德贤、傅伯雍等也联名给最高人民法院写信，为之呼吁复查。但此案至今仍未平反。
【补白】 106岁的老寿星、著名学者周有光语录： 一个国家不怕骂才有希望；不许讲缺点是缺点当中的缺点。 科学不需要信仰，科学与信仰的区别在于，信仰不许批评否定的，科学天天希望你否定它。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你可以天天批评它，哪天你能创造一个推翻它的理论，那你就了不起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是谁发动的？大家都说是德国发动的，但并非如此。是希特勒与斯大林共同发动的，他们定了密约瓜分波兰、瓜分欧洲。一个国家发动和两个国家发动是完全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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