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英国犹太裔思想家以赛亚 伯林的生平简评

常常有华人同胞对犹太人表示很大好奇心。如果说世界上有谁能够很好地保留三四千年来的民族文化传统，犹太人肯定是佼佼者。她在1948年复国之前，已经经历了两千余年的亡国后的颠沛流离史。犹太人口只有世界总人口的0.2%。可是这个民族对人类宗教，自然和社会科学，经济等领域的巨大影响，几乎难以估量。以赛亚伯林就是其中的一位思想巨人。读过山哥拙作《自由的真谛：我的一点感想》的博友，应该还记得正是由于伯林揭示自由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者概念，才使我们对真自由有更清晰的了解。伯林关于普世价值的定义也令人赞叹。《伯林传》伊格纳季耶夫，1997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传记著作。国内外文界权威陆建德（剑桥大学博士，社科院外文所所长）的这篇评论，也非常有学术价值。

以色列的以赛亚——伯林的犹太认同（上）

作者：陆建德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腭。

　　……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有福。

　　《旧约•诗篇》，第137首

　　一

　　英国当代最杰出的道德哲学家之一伯纳德•威廉斯在为以赛亚•伯林的文集《概念与范畴》一书所写的《序》（1978）中说，从日常交谈中认识伯林的人在读他的文章时会感到失去了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伯林以其独特的方式显示：“没有任何一种抽象的或分析的观念能够脱离同历史的及个人的思想的一切关系而独立存在。每一种思想都不仅仅属于某个环境，还属于某位个人，将它置于其他一些思想的脉络之中，它们显得息息相通……”伯纳德•威廉斯：《序言》，载伯林著、亨利•哈代编：《概念与范畴》（伦敦，1999），第14页。伯林的思想发展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要把握他的学术关怀的特点，了解他的生活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1979年，伯林获得以色列最负盛名的文学奖耶路撒冷奖，他为授奖仪式准备了他的学术自传《我生活中的三条主线》。他自称绞成他生活之绳的三股线分别来自俄国、英国和犹太文化，三者融为一体，构成他独特的身份《伯林传》伊格纳季耶夫，罗妍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作者祖父为末代沙皇的大臣，不知是不是沙俄驻华公使、逼迫中国政府签订《北京条约》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的后人。一书作者麦可•伊格纳季耶夫认可这一说法，说伯林将三种矛盾的身份——俄国人、英国人和犹太人——编结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部传记读下来却让人感到，那股俄罗斯之线可有可无。伊格纳季耶夫承认，伯林一直以灵活甚至狡诈的态度应付着忠于英国和忠于犹太种族之间的矛盾，“当他真的必须二者选择其一的时候，他是将对自己民族的忠诚置于对英国的忠心之上的。”同上，第157页。书中很多重要细节揭示，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关心确是伯林生命中的主线。

　　犹太教中的先知以赛亚曾预言以色列的复兴。作为以色列立国的功臣，以赛亚•伯林没有辜负他的名字，没有辜负慈母对他的期望。“以赛亚”是犹太血脉的象征，犹太复国的象征。伯林和他的牛津朋友莫里斯•鲍拉莫里斯•鲍拉（1898—1971），牛津人文学者，曾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副校长，著作丰富，包括《象征主义的遗产》、《浪漫主义想像》。一样，都是“以言语为琴弦的帕格尼尼”，一张嘴就展开智慧之翼。但他与“外邦人”（Gentile，非犹太人，非犹太教徒）鲍拉又有本质上的差异，他聊天的艺术来源于对耶路撒冷的思念，他如不把耶路撒冷看得高于一切，他就会如《旧约•诗篇》中的誓言所说，舌头粘在上腭，发不出声来。换句话说，他宁愿像传说中的犹太老人那样把舌头割了，也不愿否认自己的民族认同。

　　二

　　伯林1909年6月6日出生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犹太家庭，6岁时在拉脱维亚商业小镇安德里亚波尔一所希伯来学校首次接受宗教教育。教希伯来语字母表的老拉比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长大后就会明白，这些字母当中的每一个都浸透了犹太民族的血和泪。”伯林晚年回首往事，上课的场景如在眼前。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上帝在万民中拣选的子民数千年来饱受苦难，这部受难史也是引以为豪的殉教史（即“martyrdogy”）。伯林身上最深沉、最隐蔽的感情来自他的犹太认同。

　　1916年伯林一家迁往圣彼得堡，他没有正式上学，但有一位犹太女教师，继续上希伯来文课程和犹太法典。在他随父母于1921年年初移民英国前，他已阅读了大量俄国斯文学经典和海涅、歌德、凡尔纳等作家作品的俄译本。还有一本书与他有缘——圣彼得堡一位犹太银行家兼慈善家京茨堡男爵编写的《犹太百科全书》。1928年伯林进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就读，同年他父母搬到伦敦北部汉普斯泰德地区的荷里克罗夫特街。伯林父亲是精明的木材商，他眼里文明的定义就是英国。母亲玛丽是坚定的锡安主义者（Zionist，也译作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支持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不等于赞成犹太人在那里立国），是伦敦当地锡安主义组织的灵魂。到英国前他母亲就一再说，他们一家既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拉脱维亚人，而是犹太人：“否认这个事实或掩饰它都没有意义。这样做既有损尊严，又无济于事。”

　　玛丽这位个子不高但精力旺盛的犹太女子主宰了她独生子的情感生活。她在1907年产过一个死婴，当时被告知不能再生育，绝望中时时想到《旧约•撒母耳记》中哈拿的故事。哈拿因不育心里愁苦，她哭泣着向耶和华发誓，若有一子，必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耶和华垂顾哈拿的苦情，赐她一子，名为撒母耳。玛丽怀上了?林就像看到奇迹一般，伯林就是她的撒母耳。伯林的一点成就都使她无比快乐，她是儿子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见过他所有的好友，从不回避对他们作出评价。她的母爱像潮水般强大，浩浩荡荡，压倒一切。玛丽于1974年2月病逝，享年94岁。她的死早在意料之中，但已近65岁的伯林几乎被丧母之痛击倒。他说这是一生中所承受的最沉重的打击，为他遮风挡雨的屋顶被突然掀起，自己仿佛“被撕成了碎片”。在致友人信上他写道：随着母亲的逝世，支撑起他生活的柱子已出现裂痕，即使找来泥灰糊上，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坚固；他感到无比孤独，自身的存在似乎变成了一种偶然，猛可间意识到“她是他的赫尔德式信仰——对于犹太特性（Jewishness）、归属感以及根的必要的信仰——未经认可的真正来源”。在此伯林道出了他所忠诚的真正对象。与“犹太特性”、“归属感”和“根的必要”相比，伯林有关“消极自由”的学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那种世界公民式的对偏见的批判不是在自拆“赫尔德式信仰”的台脚吗？

　　伯林生为犹太人杰，死为犹太鬼雄。他1997年11月5日与世长辞，两天后下葬在牛津沃尔弗柯特墓地的犹太葬区。他的追思仪式于次年1月在汉普斯泰德的犹太教正统派教堂举行，英国学界耆宿如罗伊•詹金斯和尼尔•安南等在仪式上带上犹太男子专用的亚莫克帽（yarmulke）以示对死者犹太身份的尊重。见《伏尔泰的椰子》最后一章。这一章写的是伯林，作者布鲁马称他为“最后一个英国人”。

　　从宗教信仰上讲，伯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犹太教徒，但他遵守犹太人的宗教习惯。每到赎罪日，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他都会注意斋戒并上犹太教堂；母亲在世时，他每年到汉普斯泰德的家中庆祝逾越节，母亲辞世后，庆祝仪式在牛津海丁顿宅或犹太友人彼得•奥本海默家举行。伯林尊重宗教感情，称无神论者像石头一般冰冷，不明白人是靠什么活着的。

　　三

　　伯林的“赫尔德式信仰”是与他对母亲的眷恋相通的。他的个人生活是否因此受到影响？

在基督圣体学院伯林读的是古典文学、伟大人物（Greats）和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1932年10月，经过三天考试，23岁的伯林获选进入英国学术界的精英俱乐部万灵学院。牛津这所学院不招大学生和研究生，向以选拔杰出学者著称。伯林是首位被该院聘为院士（Fellow）的犹太人，他在英国的犹太社会顿时成为知名人物。

　　万灵学院这位年轻的院士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其他学院的女生不断前来请教，与他不免有点感情上的牵缠。伊格纳季耶夫在这部传记中说，伯林与女弟子的关系就像某位“机智迷人但没有性别可言的乡村牧师与他那些年轻美丽的女教民之间的关系”。罗素在美国教书时，很多家长生怕女儿被他自由主义的言行玷污了，伯林则是一位无比安全可靠的角色，即使面对诱惑也像石佛一样。这位矮胖的犹太奇才是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参与者。也许是局外人不经意的亲密误导了哲学学生蕾切尔•沃克。蕾切尔1934年从牛津毕业，数次去巴黎游学。伯林与她书信往还频繁，1935年10月还只身专程去巴黎看她。在巴黎动物园蕾切尔提出要和他结婚，传记作者转述伯林的话：“我不可能和她结婚。她却以为我可以。……最后我强迫自己做个明智的普通人，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形势，然后对她说我必须到此为止，那一幕之可怕简直无法形容。”

　　这位英国姑娘从此情绪低落，直至神经错乱，继电休克疗法后又接受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当时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手术，现已不用），变为半植物人状态，在医院度过残生，1992年去世。

　　伯林承认对她一生的不幸负有责任。蕾切尔的遭遇使人想到诗人艾略特的第一任夫人维芬，不过对蕾切尔我们还知道得太少。为什么她对伯林如此失望、气愤？仅仅是因为伯林不爱她吗？动物园里两人交谈的内容不可复得，伊格纳季耶夫的叙述躲躲闪闪，也许他避讳一个不那么开明自由的话题？

　　伯林另一次情感经历发生在40年代。

　　二战时伯林像许多优秀的英国人文学者一样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劳。用吉卜林小说《吉姆》（1901）里的话来说，从事秘密工作是参与“最了不起的游戏”。战争期间他在美国结识各种关键人物；不时给英国有关部门撰写形势估计报告。1942年冬，他在华盛顿的一次社交活动中遇到24岁的帕特里夏•德•本德恩伯爵夫人。她是第10任昆斯伯里侯爵的女儿，王尔德的密友道格拉斯勋爵的侄女。本德恩伯爵在北非被德军俘虏，她则远渡大西洋到坎布里奇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注册读书。帕特里夏聪明过人，极富幽默感，她除了听著名学者麦蒂森论亨利•詹姆斯和学大提琴之外，还在自己寓所招待哈佛教授。这位情感世界的女冒险家在一次次令人目眩的罗曼史中进进出出，被她捕获的大都为成熟机智的男子。伯林想必是用他的口才搭上了这位声名狼藉的荡妇，但仅靠谈吐和学识难以使她满足，于是“她订下约会，然后又取消；她声称自己是属于他的，然后却一连几个月不见踪影，不知在跟谁秘密恋爱”。1944年她在丈夫获释后回英国，但婚姻很快破裂。1945年7月伯林?英与帕特里夏共度周末，她提出结婚，遭到婉拒。两个月后伯林由英国外交部派往苏联收集情报。至于他在列宁格勒与女诗人阿赫?托娃的彻夜长谈，近年来经常有人提及，伯林本人似乎也津津乐道，无需笔者再浪费笔墨。并无爱情的波澜，只有迟暮美人充满诗情的意淫。

　　1950年夏天的一次感冒打开了伯林情欲的闸门。一位同事的夫人去照顾躺在床上的伯林，结果病人把她拉上了床。那位同事是“富有才华、心不在焉的专注于精神世界的牛津学者”，他夫人与伯林无所顾忌地在牛津周围的草地上或教堂墓园里寻求人类原始的欢乐。这次经历使伯林更尊重情感的力量，并消除了他身上的道学气，不再迅速对别人作出评价，加以责难。《马太福音》第7章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旧约》的风格要严峻得多。伯林也许是半开玩笑地告诉那位形而上的同事，自己爱上了他夫人，不料同事回家说：“以赛亚在发神经。”

　　读者不知道伯林是否明确表示要娶那位英国女子。如果他真想这样做，那也不是什么难以想像之事，因为后来成为伯林夫人的艾琳也是有夫之妇，且有三个儿子。与伯林其他几位女友不同的是，艾琳是犹太人。她从小在巴黎的犹太社区长大，她的祖父就是圣彼得堡的银行家、《犹太百科全书》编者京茨堡男爵。

　　伯林二战时就在纽约的犹太巨富罗斯柴尔德家见过这位高挑优雅的犹太女子。战后艾琳随丈夫、奥地利裔物理学家汉斯•哈尔本到牛津，时常与伯林见面。她在1953年协助伯林完成《刺猬与狐狸》的法文翻译，第二年早春伯林在搭她的车去伦敦途上碰了碰她的手，表示了爱意。她一言不发，心里想的是：“该死。”不久哈尔本到巴黎领导一个新成立的核物理实验室，他与艾琳的婚姻到此结束。1956年2月7日，伯林与艾琳到汉普斯泰德地区的犹太教堂照犹太习俗结婚，艾琳数年前购置的乔治国王时代风格的海丁顿宅成了伯林在牛津新的住处。伯林父亲已于1953年年底死于白血病，她母亲看到孝子与同族女子结婚，想必感到莫大的安慰。

　　《旧约•申命记》记载了古代犹太人的诫命与律例。第7章有这样的文字：耶和华将赫人、革迦撒人等七国之民交给犹太人击杀，规定“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怜恤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她］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事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不与外族通婚——这是几千年来犹太民族抵制同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尽管思想自由的犹太裔知识分子会说这是保护血统纯洁性的陋俗。在伯林生长的环境里，长大必须与犹太女子结婚对于他就和过逾越节一样自然，不然就是对父母不忠不孝，就是背叛耶路撒冷，就是犹太民族的顽梗悖逆之子。伊格纳季耶夫曾说伯林不宜结婚，是否暗示他母亲对他的关爱阻碍了他的成长？在一个真正崇尚“消极自由”的地方，人们或许会用另一种语言（如“控制狂”，control freak）来形容伯林母亲的性格。传记作者有意略去伯林婚恋史与伯林自由观之间的矛盾不谈，这不仅是“为尊者讳”，也许那方面的探讨会牵扯出一些更难解的问题（如种族与血缘）来。伊格纳季耶夫是媒体知识分子，曾主持过不错的电视节（BBC的“大声地思想”），也写过几部有关20世纪政治与民族冲突的著作，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卡尔（讲座名）教授，他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何处该繁，何处该简，但是这种政治家的分寸感是传记作者的致命弱点。

　　比伯林大两岁的英籍犹太姑娘奎妮•多萝西•罗思于1929年与“外邦人”、剑桥批评家弗•雷•利维斯结婚，为此被逐出家门，据说她母亲把女儿的外嫁视为她的死亡，守丧七日（Shiva）。伯林的苦衷无法用自由主义的观念来解释，他令人尊敬，甚至感动，但却使蕾切尔愤怒、绝望。

　　四

　　伯林爱说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美国著名电机工程师、发明家施泰因梅茨是犹太人，而且是驼背。有一次他与有犹太血统但已彻底变成美国人的金融家奥托•卡恩一起走过纽约第五大街上的犹太教堂，卡恩抬头看着这所教堂说：“我以前曾经在那里做过礼拜。”施泰因梅茨回他一句：“而我以前曾经是个驼背。”

　　伯林在《犹太人的奴役和解放》（1951年发表于《犹太纪事》）一文里将犹太人的身份比为驼背，并分析了驼背心理的几种表现形式。曾在撒切尔内阁担任要职的牛津犹太裔学者基斯•约瑟夫因伯林用这比喻而责备他，他认为把犹太人这种想法说出来就是对宗族的背叛。伯林大为尴尬，生前不许这篇文章再版，但伯林作品的编辑、牛津大学沃夫森学院的亨利•哈代博士已将此文稍加修删收入伯林文集《观念的力量》（2000）。

　　这则笑话妙在哪里？笔者以为可以这样理解施泰因梅茨的反击或讽刺：卡恩相信他自己同化后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实际上他背弃了犹太教，是精神上真正的驼背；施泰因梅茨在卡恩面前倒可以挺直腰杆，虽有残疾还高卡恩一等。这位犹太天才并不是为驼背而骄傲，他为自己的犹太文化传统骄傲，为自己对这传统的忠诚骄傲。他不在乎身体的畸形，犹太精神赐予他力量与自信。施泰因梅茨的骄傲也是伯林的骄傲。

　　伯林是锡安主义者，他对那些重个人选择或认同所在国文化的犹太人不免会流露出讥嘲之意。英籍犹太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埃曾把底气不足、想归化所在国的犹太人笑骂为“战战兢兢的业余外邦人”。伯林和他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犹太朋友查尔斯•博伦佩服内米埃的骨气，将那骂人的绰号稍加改动组成首字母缩略词OTAG（Order of Trembling Amateur Gentiles）。《伯林传》，第139页。“Order”在此意为“兄弟会”、“骑士团”、“品级”。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在1945年见到伯林时不知道来访者的复杂背景，他是犹太裔，但在伯林面前表示想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真正的俄罗斯爱国者，与斯拉夫主义者打成一片。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动荡，他和不少苏联作家一样，拒绝移民国外，拒绝流亡之路（如阿赫玛托娃说她将永远与俄语和说俄语的人呆在一起）。帕斯捷尔纳克赞成犹太人同化，引起伯林不快。伯林奚落说，这位小说家“宁愿自己生为一个长着亚麻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农民的儿子”。伯林心里已把他打入OTAG的类别了。他颇带优越感的评论使帕斯捷尔纳克深感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