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英國猶太裔思想家以賽亞 伯林的生平簡評

常常有華人同胞對猶太人表示很大好奇心。如果說世界上有誰能夠很好地保留三四千年來的民族文化傳統，猶太人肯定是佼佼者。她在1948年復國之前，已經經歷了兩千餘年的亡國後的顛沛流離史。猶太人口只有世界總人口的0.2%。可是這個民族對人類宗教，自然和社會科學，經濟等領域的巨大影響，幾乎難以估量。以賽亞伯林就是其中的一位思想巨人。讀過山哥拙作《自由的真諦：我的一點感想》的博友，應該還記得正是由於伯林揭示自由有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兩者概念，才使我們對真自由有更清晰的了解。伯林關於普世價值的定義也令人讚嘆。《伯林傳》伊格納季耶夫，1997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傳記著作。國內外文界權威陸建德（劍橋大學博士，社科院外文所所長）的這篇評論，也非常有學術價值。

以色列的以賽亞——伯林的猶太認同（上）

作者：陸建德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我若不紀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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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報復你，像你待我們的，那人便有福。

　　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有福。

　　《舊約•詩篇》，第137首

　　一

　　英國當代最傑出的道德哲學家之一伯納德•威廉斯在為以賽亞•伯林的文集《概念與範疇》一書所寫的《序》（1978）中說，從日常交談中認識伯林的人在讀他的文章時會感到失去了某種難以言說的東西，伯林以其獨特的方式顯示：“沒有任何一種抽象的或分析的觀念能夠脫離同歷史的及個人的思想的一切關係而獨立存在。每一種思想都不僅僅屬於某個環境，還屬於某位個人，將它置於其他一些思想的脈絡之中，它們顯得息息相通……”伯納德•威廉斯：《序言》，載伯林著、亨利•哈代編：《概念與範疇》（倫敦，1999），第14頁。伯林的思想發展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要把握他的學術關懷的特點，了解他的生活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1979年，伯林獲得以色列最負盛名的文學獎耶路撒冷獎，他為授獎儀式準備了他的學術自傳《我生活中的三條主線》。他自稱絞成他生活之繩的三股線分別來自俄國、英國和猶太文化，三者融為一體，構成他獨特的身份《伯林傳》伊格納季耶夫，羅妍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作者祖父為末代沙皇的大臣，不知是不是沙俄駐華公使、逼迫中國政府簽訂《北京條約》的尼古拉•巴甫洛維奇•伊格納季耶夫的後人。一書作者麥可•伊格納季耶夫認可這一說法，說伯林將三種矛盾的身份——俄國人、英國人和猶太人——編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這部傳記讀下來卻讓人感到，那股俄羅斯之線可有可無。伊格納季耶夫承認，伯林一直以靈活甚至狡詐的態度應付着忠於英國和忠於猶太種族之間的矛盾，“當他真的必須二者選擇其一的時候，他是將對自己民族的忠誠置於對英國的忠心之上的。”同上，第157頁。書中很多重要細節揭示，對猶太民族命運的關心確是伯林生命中的主線。

　　猶太教中的先知以賽亞曾預言以色列的復興。作為以色列立國的功臣，以賽亞•伯林沒有辜負他的名字，沒有辜負慈母對他的期望。“以賽亞”是猶太血脈的象徵，猶太復國的象徵。伯林和他的牛津朋友莫里斯•鮑拉莫里斯•鮑拉（1898—1971），牛津人文學者，曾任牛津大學詩歌教授、副校長，著作豐富，包括《象徵主義的遺產》、《浪漫主義想像》。一樣，都是“以言語為琴弦的帕格尼尼”，一張嘴就展開智慧之翼。但他與“外邦人”（Gentile，非猶太人，非猶太教徒）鮑拉又有本質上的差異，他聊天的藝術來源於對耶路撒冷的思念，他如不把耶路撒冷看得高於一切，他就會如《舊約•詩篇》中的誓言所說，舌頭粘在上齶，發不出聲來。換句話說，他寧願像傳說中的猶太老人那樣把舌頭割了，也不願否認自己的民族認同。

　　二

　　伯林1909年6月6日出生在拉脫維亞首府里加一個猶太家庭，6歲時在拉脫維亞商業小鎮安德里亞波爾一所希伯來學校首次接受宗教教育。教希伯來語字母表的老拉比說：“親愛的孩子們，你們長大後就會明白，這些字母當中的每一個都浸透了猶太民族的血和淚。”伯林晚年回首往事，上課的場景如在眼前。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上帝在萬民中揀選的子民數千年來飽受苦難，這部受難史也是引以為豪的殉教史（即“martyrdogy”）。伯林身上最深沉、最隱蔽的感情來自他的猶太認同。

　　1916年伯林一家遷往聖彼得堡，他沒有正式上學，但有一位猶太女教師，繼續上希伯來文課程和猶太法典。在他隨父母於1921年年初移民英國前，他已閱讀了大量俄國斯文學經典和海涅、歌德、凡爾納等作家作品的俄譯本。還有一本書與他有緣——聖彼得堡一位猶太銀行家兼慈善家京茨堡男爵編寫的《猶太百科全書》。1928年伯林進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就讀，同年他父母搬到倫敦北部漢普斯泰德地區的荷里克羅夫特街。伯林父親是精明的木材商，他眼裡文明的定義就是英國。母親瑪麗是堅定的錫安主義者（Zionist，也譯作猶太復國主義者，但支持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不等於贊成猶太人在那裡立國），是倫敦當地錫安主義組織的靈魂。到英國前他母親就一再說，他們一家既不是俄羅斯人，也不是拉脫維亞人，而是猶太人：“否認這個事實或掩飾它都沒有意義。這樣做既有損尊嚴，又無濟於事。”

　　瑪麗這位個子不高但精力旺盛的猶太女子主宰了她獨生子的情感生活。她在1907年產過一個死嬰，當時被告知不能再生育，絕望中時時想到《舊約•撒母耳記》中哈拿的故事。哈拿因不育心裡愁苦，她哭泣着向耶和華發誓，若有一子，必使他終生歸於耶和華。耶和華垂顧哈拿的苦情，賜她一子，名為撒母耳。瑪麗懷上了?林就像看到奇蹟一般，伯林就是她的撒母耳。伯林的一點成就都使她無比快樂，她是兒子生活的積極參與者，見過他所有的好友，從不迴避對他們作出評價。她的母愛像潮水般強大，浩浩蕩蕩，壓倒一切。瑪麗於1974年2月病逝，享年94歲。她的死早在意料之中，但已近65歲的伯林幾乎被喪母之痛擊倒。他說這是一生中所承受的最沉重的打擊，為他遮風擋雨的屋頂被突然掀起，自己仿佛“被撕成了碎片”。在致友人信上他寫道：隨着母親的逝世，支撐起他生活的柱子已出現裂痕，即使找來泥灰糊上，再也不像以往那樣堅固；他感到無比孤獨，自身的存在似乎變成了一種偶然，猛可間意識到“她是他的赫爾德式信仰——對於猶太特性（Jewishness）、歸屬感以及根的必要的信仰——未經認可的真正來源”。在此伯林道出了他所忠誠的真正對象。與“猶太特性”、“歸屬感”和“根的必要”相比，伯林有關“消極自由”的學說又算得了什麼呢？他那種世界公民式的對偏見的批判不是在自拆“赫爾德式信仰”的台腳嗎？

　　伯林生為猶太人傑，死為猶太鬼雄。他1997年11月5日與世長辭，兩天后下葬在牛津沃爾弗柯特墓地的猶太葬區。他的追思儀式於次年1月在漢普斯泰德的猶太教正統派教堂舉行，英國學界耆宿如羅伊•詹金斯和尼爾•安南等在儀式上帶上猶太男子專用的亞莫克帽（yarmulke）以示對死者猶太身份的尊重。見《伏爾泰的椰子》最後一章。這一章寫的是伯林，作者布魯馬稱他為“最後一個英國人”。

　　從宗教信仰上講，伯林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猶太教徒，但他遵守猶太人的宗教習慣。每到贖罪日，無論在世界上哪一個地方，他都會注意齋戒並上猶太教堂；母親在世時，他每年到漢普斯泰德的家中慶祝逾越節，母親辭世後，慶祝儀式在牛津海丁頓宅或猶太友人彼得•奧本海默家舉行。伯林尊重宗教感情，稱無神論者像石頭一般冰冷，不明白人是靠什麼活着的。

　　三

　　伯林的“赫爾德式信仰”是與他對母親的眷戀相通的。他的個人生活是否因此受到影響？

在基督聖體學院伯林讀的是古典文學、偉大人物（Greats）和PPE（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1932年10月，經過三天考試，23歲的伯林獲選進入英國學術界的精英俱樂部萬靈學院。牛津這所學院不招大學生和研究生，向以選拔傑出學者著稱。伯林是首位被該院聘為院士（Fellow）的猶太人，他在英國的猶太社會頓時成為知名人物。

　　萬靈學院這位年輕的院士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其他學院的女生不斷前來請教，與他不免有點感情上的牽纏。伊格納季耶夫在這部傳記中說，伯林與女弟子的關係就像某位“機智迷人但沒有性別可言的鄉村牧師與他那些年輕美麗的女教民之間的關係”。羅素在美國教書時，很多家長生怕女兒被他自由主義的言行玷污了，伯林則是一位無比安全可靠的角色，即使面對誘惑也像石佛一樣。這位矮胖的猶太奇才是生活的參與者，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參與者。也許是局外人不經意的親密誤導了哲學學生蕾切爾•沃克。蕾切爾1934年從牛津畢業，數次去巴黎遊學。伯林與她書信往還頻繁，1935年10月還隻身專程去巴黎看她。在巴黎動物園蕾切爾提出要和他結婚，傳記作者轉述伯林的話：“我不可能和她結婚。她卻以為我可以。……最後我強迫自己做個明智的普通人，冷靜地分析了一下形勢，然後對她說我必須到此為止，那一幕之可怕簡直無法形容。”

　　這位英國姑娘從此情緒低落，直至神經錯亂，繼電休克療法後又接受了前腦葉白質切除術（當時治療精神分裂症的手術，現已不用），變為半植物人狀態，在醫院度過殘生，1992年去世。

　　伯林承認對她一生的不幸負有責任。蕾切爾的遭遇使人想到詩人艾略特的第一任夫人維芬，不過對蕾切爾我們還知道得太少。為什麼她對伯林如此失望、氣憤？僅僅是因為伯林不愛她嗎？動物園裡兩人交談的內容不可復得，伊格納季耶夫的敘述躲躲閃閃，也許他避諱一個不那麼開明自由的話題？

　　伯林另一次情感經歷發生在40年代。

　　二戰時伯林像許多優秀的英國人文學者一樣為英國情報部門效勞。用吉卜林小說《吉姆》（1901）里的話來說，從事秘密工作是參與“最了不起的遊戲”。戰爭期間他在美國結識各種關鍵人物；不時給英國有關部門撰寫形勢估計報告。1942年冬，他在華盛頓的一次社交活動中遇到24歲的帕特里夏•德•本德恩伯爵夫人。她是第10任昆斯伯里侯爵的女兒，王爾德的密友道格拉斯勳爵的侄女。本德恩伯爵在北非被德軍俘虜，她則遠渡大西洋到坎布里奇的拉德克利夫學院註冊讀書。帕特里夏聰明過人，極富幽默感，她除了聽著名學者麥蒂森論亨利•詹姆斯和學大提琴之外，還在自己寓所招待哈佛教授。這位情感世界的女冒險家在一次次令人目眩的羅曼史中進進出出，被她捕獲的大都為成熟機智的男子。伯林想必是用他的口才搭上了這位聲名狼藉的蕩婦，但僅靠談吐和學識難以使她滿足，於是“她訂下約會，然後又取消；她聲稱自己是屬於他的，然後卻一連幾個月不見蹤影，不知在跟誰秘密戀愛”。1944年她在丈夫獲釋後回英國，但婚姻很快破裂。1945年7月伯林?英與帕特里夏共度周末，她提出結婚，遭到婉拒。兩個月後伯林由英國外交部派往蘇聯收集情報。至於他在列寧格勒與女詩人阿赫?托娃的徹夜長談，近年來經常有人提及，伯林本人似乎也津津樂道，無需筆者再浪費筆墨。並無愛情的波瀾，只有遲暮美人充滿詩情的意淫。

　　1950年夏天的一次感冒打開了伯林情慾的閘門。一位同事的夫人去照顧躺在床上的伯林，結果病人把她拉上了床。那位同事是“富有才華、心不在焉的專注於精神世界的牛津學者”，他夫人與伯林無所顧忌地在牛津周圍的草地上或教堂墓園裡尋求人類原始的歡樂。這次經歷使伯林更尊重情感的力量，並消除了他身上的道學氣，不再迅速對別人作出評價，加以責難。《馬太福音》第7章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舊約》的風格要嚴峻得多。伯林也許是半開玩笑地告訴那位形而上的同事，自己愛上了他夫人，不料同事回家說：“以賽亞在發神經。”

　　讀者不知道伯林是否明確表示要娶那位英國女子。如果他真想這樣做，那也不是什麼難以想像之事，因為後來成為伯林夫人的艾琳也是有夫之婦，且有三個兒子。與伯林其他幾位女友不同的是，艾琳是猶太人。她從小在巴黎的猶太社區長大，她的祖父就是聖彼得堡的銀行家、《猶太百科全書》編者京茨堡男爵。

　　伯林二戰時就在紐約的猶太巨富羅斯柴爾德家見過這位高挑優雅的猶太女子。戰後艾琳隨丈夫、奧地利裔物理學家漢斯•哈爾本到牛津，時常與伯林見面。她在1953年協助伯林完成《刺蝟與狐狸》的法文翻譯，第二年早春伯林在搭她的車去倫敦途上碰了碰她的手，表示了愛意。她一言不發，心裡想的是：“該死。”不久哈爾本到巴黎領導一個新成立的核物理實驗室，他與艾琳的婚姻到此結束。1956年2月7日，伯林與艾琳到漢普斯泰德地區的猶太教堂照猶太習俗結婚，艾琳數年前購置的喬治國王時代風格的海丁頓宅成了伯林在牛津新的住處。伯林父親已於1953年年底死於白血病，她母親看到孝子與同族女子結婚，想必感到莫大的安慰。

　　《舊約•申命記》記載了古代猶太人的誡命與律例。第7章有這樣的文字：耶和華將赫人、革迦撒人等七國之民交給猶太人擊殺，規定“不可與他們立約，也不憐恤他們，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因為他［她］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以致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速速的將你們滅絕。不與外族通婚——這是幾千年來猶太民族抵制同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儘管思想自由的猶太裔知識分子會說這是保護血統純潔性的陋俗。在伯林生長的環境裡，長大必須與猶太女子結婚對於他就和過逾越節一樣自然，不然就是對父母不忠不孝，就是背叛耶路撒冷，就是猶太民族的頑梗悖逆之子。伊格納季耶夫曾說伯林不宜結婚，是否暗示他母親對他的關愛阻礙了他的成長？在一個真正崇尚“消極自由”的地方，人們或許會用另一種語言（如“控制狂”，control freak）來形容伯林母親的性格。傳記作者有意略去伯林婚戀史與伯林自由觀之間的矛盾不談，這不僅是“為尊者諱”，也許那方面的探討會牽扯出一些更難解的問題（如種族與血緣）來。伊格納季耶夫是媒體知識分子，曾主持過不錯的電視節（BBC的“大聲地思想”），也寫過幾部有關20世紀政治與民族衝突的著作，現在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卡爾（講座名）教授，他知道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何處該繁，何處該簡，但是這種政治家的分寸感是傳記作者的致命弱點。

　　比伯林大兩歲的英籍猶太姑娘奎妮•多蘿西•羅思於1929年與“外邦人”、劍橋批評家弗•雷•利維斯結婚，為此被逐出家門，據說她母親把女兒的外嫁視為她的死亡，守喪七日（Shiva）。伯林的苦衷無法用自由主義的觀念來解釋，他令人尊敬，甚至感動，但卻使蕾切爾憤怒、絕望。

　　四

　　伯林愛說一個並不可笑的笑話：

　　美國著名電機工程師、發明家施泰因梅茨是猶太人，而且是駝背。有一次他與有猶太血統但已徹底變成美國人的金融家奧托•卡恩一起走過紐約第五大街上的猶太教堂，卡恩抬頭看着這所教堂說：“我以前曾經在那裡做過禮拜。”施泰因梅茨回他一句：“而我以前曾經是個駝背。”

　　伯林在《猶太人的奴役和解放》（1951年發表於《猶太紀事》）一文里將猶太人的身份比為駝背，並分析了駝背心理的幾種表現形式。曾在撒切爾內閣擔任要職的牛津猶太裔學者基斯•約瑟夫因伯林用這比喻而責備他，他認為把猶太人這種想法說出來就是對宗族的背叛。伯林大為尷尬，生前不許這篇文章再版，但伯林作品的編輯、牛津大學沃夫森學院的亨利•哈代博士已將此文稍加修刪收入伯林文集《觀念的力量》（2000）。

　　這則笑話妙在哪裡？筆者以為可以這樣理解施泰因梅茨的反擊或諷刺：卡恩相信他自己同化後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實際上他背棄了猶太教，是精神上真正的駝背；施泰因梅茨在卡恩面前倒可以挺直腰杆，雖有殘疾還高卡恩一等。這位猶太天才並不是為駝背而驕傲，他為自己的猶太文化傳統驕傲，為自己對這傳統的忠誠驕傲。他不在乎身體的畸形，猶太精神賜予他力量與自信。施泰因梅茨的驕傲也是伯林的驕傲。

　　伯林是錫安主義者，他對那些重個人選擇或認同所在國文化的猶太人不免會流露出譏嘲之意。英籍猶太史學家劉易斯•內米埃曾把底氣不足、想歸化所在國的猶太人笑罵為“戰戰兢兢的業餘外邦人”。伯林和他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猶太朋友查爾斯•博倫佩服內米埃的骨氣，將那罵人的綽號稍加改動組成首字母縮略詞OTAG（Order of Trembling Amateur Gentiles）。《伯林傳》，第139頁。“Order”在此意為“兄弟會”、“騎士團”、“品級”。小說《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在1945年見到伯林時不知道來訪者的複雜背景，他是猶太裔，但在伯林面前表示想做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真正的俄羅斯愛國者，與斯拉夫主義者打成一片。經歷了三四十年代的動盪，他和不少蘇聯作家一樣，拒絕移民國外，拒絕流亡之路（如阿赫瑪托娃說她將永遠與俄語和說俄語的人呆在一起）。帕斯捷爾納克贊成猶太人同化，引起伯林不快。伯林奚落說，這位小說家“寧願自己生為一個長着亞麻色頭髮和藍眼睛的農民的兒子”。伯林心裡已把他打入OTAG的類別了。他頗帶優越感的評論使帕斯捷爾納克深感苦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