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英国犹太裔思想家以赛亚 伯林的生平简评

常常有华人同胞对犹太人表示很大好奇心。如果说世界上有谁能够很好地保留三四千年来的民族文化传统，犹太人肯定是佼佼者。她在1948年复国之前，已经经历了两千余年的亡国后的颠沛流离史。犹太人口只有世界总人口的0.2%。可是这个民族对人类宗教，自然和社会科学，经济等领域的巨大影响，几乎难以估量。以赛亚伯林就是其中的一位思想巨人。读过山哥拙作《自由的真谛：我的一点感想》的博友，应该还记得正是由于伯林揭示自由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者概念，才使我们对真自由有更清晰的了解。伯林关于普世价值的定义也令人赞叹。《伯林传》伊格纳季耶夫，1997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传记著作。国内外文界权威陆建德（剑桥大学博士，社科院外文所所长）的这篇评论，也非常有学术价值。

以色列的以赛亚——伯林的犹太认同（下）

作者：陆建德　　

　　五

　　既然伯林用这种口气说到俄罗斯农民，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关于俄国农民利益的例子，并由此看一看伯林的锡安主义立场如何暗中决定了他公共生活中的姿态。

　　多年任牛津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克里斯托弗•希尔在《列宁与俄国革命》（1947）一书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1月强行停止社会革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正确的，该党是俄国农民的传统代言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代表普通农民的利益。伯林和希尔早在30年代初就在牛津相识，他们（以及很多牛津人）当时都支持左翼，只是希尔走得比他更远。到了二战后，伯林的政治观起了微妙的变化。他对希尔在那本书中表述的观点不以为然。伯林认为，希尔的观点假定，广大俄罗斯农民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为有利。看来伯林是在为“长着亚麻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农民”说话。

　　伊格纳季耶夫在提及美国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时说，他和伯林都爱好社交，都热衷于闲话和耍手腕，“不耐烦学术界那一套，而对权势十分着迷”。伯林崇拜马基雅维利，崇拜他的爱国之心和对权力（甚至暴力）的成熟理解。马基雅维利为拯救自己的国家不惜一切手段，他说：“当人们的祖国成了绝对的问题时，那就绝不能再去考虑什么义或不义、仁慈或残忍、值得称道还是无耻之尤。”伯林论马基雅维利的文章收入文集《友潮流》，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伯林把马基雅维利与基督教伦理对立起来，并认为前者更为现实、强大。伯林二战时的美国经历给他上了一堂实践政治课。他整天与政客、工会领袖、国会议员、媒体和游说集团相处，深知形式民主运作的秘密。伊格纳季耶夫写道，美国使他见识大长，明白“生活中各种营生是如何完成的；交易是如何谈妥的；幻象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并加以利用的，舆论是如何可以引导和转变的”。在这权力的游戏中，名义上自由的、握有选举权的普通百姓只是被动的看客。伯林在1947年关心的，与其说是俄国农民的利益，不如说是冷战的需要，否定执政的工党政策的需要。而这一切背后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他的耶路撒冷、他的锡安主义。

　　根据1917年11月9日公布的《贝尔福宣言》，英国“赞成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民族家园”，条件是“只要不发生任何可能侵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和宗教权的事情”。伊格纳季耶夫称这条件“后来变得臭名昭著”，这措辞交代了作者和伯林的一致立场。当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时，当地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和宗教权一再受到侵害。例如照锡安主义有关规定，由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购置的土地系犹太共同体的不可转让的财产，非犹太人不得耕种。锡安主义者从贝鲁特的苏尔萨克家族买到五万英亩土地，散居在那片平原上分属21个村庄的约八千阿拉伯人被迫背井离乡。当时英国政府官员往往同情当地的弱势群体阿拉伯人。英国犹太裔政治家兼哲学家赫伯特•塞缪尔是第一位建议英政府支持锡安主义的内阁官员，后成为巴勒斯坦英国文官托管政府第一任高级专员（1920—1925）。塞缪尔履新后第一个安息日从官邸步行到耶路撒冷旧城的犹太教堂，用希伯来语宣读律法，此举大得犹太移民人心。但是塞缪尔并不同意将巴勒斯坦的多数阿拉伯人置于少数犹太人统治之下，于是锡安主义者就不再把他当成“自家人”。一直到40年代，英国的托管政府都希望犹太移民接受阿拉伯人统治。二战时，锡安主义运动领袖、后来成为第一任以色列总统的魏茨曼告诉伯林，要让犹太人这样一个“进步的少数民族”接受巴勒斯坦“落后的多数人”的领导是不可能的，伯林将魏茨曼的意见反映在他给外交部的汇报中。伯林名义上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然而他真正的雇主却是锡安主义。

　　30年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日益增多。有几年每年合法和不合法的犹太移民达六万之多。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在1937年11月的一封信里承认：“如果我是一个有民族主义政治觉悟的阿拉伯人，我会站出来反对一种将导致把这土地和阿拉伯居民拱手交由犹太人统治的政策。”他甚至还嘲笑阿拉伯人算术基础太差，不明白这些移民数字（一年六万）意味着巴勒斯坦全境都将变成一个犹太国家。转引自考纳•克鲁兹•奥布莱恩：《激情与灵巧》（伦敦，1990），第345页。己所不欲，巧施于人。这是锡安主义者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民族自救自保的策略。1938年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伯林传》有意回避的。那年4月21日，以本•尤瑟夫为首的三个犹太极端民族主义者（属“国民军组织”）在沙发德（Safad）一条山路转弯处伏击一辆满载阿拉伯平民的公共汽车，打算摧毁汽车引擎，引起汽车翻落山谷。汽车驶近时他们开枪，但扔出的手榴弹未爆炸。三位袭击者被捕，本•尤瑟夫与另一同犯被英国托管当局判处绞刑?宣判后两案犯高呼“约旦河两岸的以?列王国万岁！”从此本•尤瑟夫成为当地犹太青少年崇拜的英雄。关于这次恐怖袭击事件的文字是2005年2月增补的。英国学者杰奎琳•罗思在《伦敦书评》（2004年11月4日）撰《死亡拥抱》一文谈巴勒斯坦自杀袭击问题，她的主要论点是以色列如从占领地区撤出，袭击自然会停止。她还以本•尤瑟夫事件说明，以色列立国前，也常使用恐怖手段。犹太裔学者、从小在巴勒斯坦长大的阿维•施拉伊姆致《伦敦书评》的信（载该刊2005年1月6日《来信》栏）最有说服力。电影《流亡》犹太裔制片人特拉立姆还回忆小时候在巴勒斯坦所受的反阿拉伯教育。英国政府为防止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的暴力冲突加剧，在1939年5月17日白皮书中规定，在随后5年中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不得超过75 000人。《伯林传》称白皮书禁止继续移民，与事实不符。从此英国人成为恐怖袭击对象。

　　1943年4月，同盟国在百慕大商议如何处置战后欧洲犹太移民，魏茨曼在一份备忘录中估计，届时犹太移民将多达四五百万。魏茨曼过了一个月后改变主意，他告诉伯林，将可能的移民数减到100万，所缺的三四百万人就假定被德国人灭绝了，实际上他们当时对“大屠杀”还没有清楚的意识。数字的变化是犹太复国的需要，这变化是不是会影响后来对“大屠杀”的揭露和数字统计是人们自然会想到的问题：

　　虽然这件事本身在魏茨曼看来是一场悲剧，不过这似乎使犹太人问题更容易沿着复国主义路线得到解决。因为这样一来，以前那种认为无论巴勒斯坦门户如何开放，单单这一个地区不可能吸纳四五百万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说法就不复成立了。一百万是一个可以承受的数目。《伯林传》，第160页至162页。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动引起英国方面的担心。1943年5月，外交大臣艾登在向内阁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警告说，假如二战胜利的结果就是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国家，那么阿拉伯国家可能中止在战争中对同盟国的支持。同年6月，美国驻英国大使表示了同样的担心，建议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锡安主义在巴勒斯坦的非法活动。至于巴勒斯坦问题可以到同盟国获胜后再予以解决。伯林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向美国犹太院外流说集团通报，然后又向他的上司、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汇报，有关英美联合声明之事已走漏风声。经过伯林巧妙运筹，美国犹太人团体掀起大规模抗议活动，8月8日，美国国务院通知英方，美国已取消发联合声明的打算。哈利法克斯大惊，命令伯林查清谁该为泄密负责以及犹太游说集团如何在美国政府内挑起反对意见。伯林照例应付，隐瞒了自己在破坏这一方案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要他在英国与犹太民族之间作一选择的话，他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伯林在30年代和二战期间在政治倾向同情工党。在英国1945年的大选中他投了工党一票，当他得知工党候选人艾德礼以压倒优势击败丘吉尔时，他还和帕特里夏在草坪上跳了一曲快步舞以示庆祝。在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他站在凯恩斯一边。他曾讽刺说，华尔街将哈耶克视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品味最高的金矿。但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迫使他在英国政界另觅盟友。

　　1946年7月，贝京指挥犹太地下组织在耶路撒冷英国行政机关驻地大卫王宾馆制造了一起恐怖主义爆炸事件，致使91人遇害。伯林让魏茨曼谴责这一暴力行为，但他自己一年后去巴勒斯坦时还秘密见了他的姨父，一个正被英国政府通缉的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宣布独立后，伯林在致新任总统的魏茨曼信上大骂不支持以色列的英国工党政府，他主动表示要去接近保守党即当时反对党领袖丘吉尔，鼓动他对工党发动新一轮攻击。伯林憎恨工党完全是由于工党政府拒绝允许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锡安主义——这是他判断敌我的标准。

　　于是他利用在美国的朋友在1949年的一期《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丘吉尔先生》一文。这篇文章1964年在伦敦出单行本，题目改为《丘吉尔先生在1940年》。该文收入亨利•哈代编辑的伯林文集《个人印象》，扩充版（普林斯顿，2001），标题同单行本。伯林突然用圣徒传的笔法来描写这位被他在1945年抛弃的人物，美国的丘吉尔神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一位锡安主义者的生花妙笔。丘吉尔在40年代英国开明知识分子眼里是反动残余。1949年，大选即将进行，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又跃跃欲试。伯林这篇文章不啻于对工党政府背上捅了一刀。学者拉斯基读了文章后批评伯林，说他不能无视丘吉尔有仇必报的狭小肚量以及“粗暴的、常常称得上邪恶的残忍”。伯林在伦敦的精神导师、犹太人拉什米利耶维奇也说把丘吉尔英雄化不是伯林应做之事。丘吉尔在1944年2月曾设午宴招待临时回伦敦的伯林，大概是因为他的情报分析写得好，外交部给他的一种赏赐。但是丘吉尔一时忘了客人的身份，还把他错当成美国通俗作曲家欧文•伯林。丘吉尔自己读了伯林捧他的文章，很有风度地说：“好得离谱。”伯林出于锡安主义的考虑在为丘吉尔的大选造声势，这是他那些相信“正派”的朋友料不到的。也许是为了给自己留点面子，伯林说那年大选他没支持丘吉尔，而是投了无望取胜的自由党一票?他究竟投谁的票是次要的，他已经给丘吉尔的上台在美国作了?论准备。

　　那?他还做了一件让他朋友不快的事。他在名为《英美困境》的演讲里敦促英国人认识到，能保证英国利益的既非大英帝国，亦非欧洲。与美国结合，这才是英国唯一的出路。当时的英国人不论从感情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难以同意此说，伯林自己也承认这一讲话是“通敌内奸式的”。伯林的战略眼光或对政治利益的敏感性确实令人佩服，他清楚认识到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锡安主义新的含义。他要使英国的外交政策与已由犹太势力掌控的美国外交政策趋于一致，倘使成功，新成立 的以色列国就能利用英国在中东的影响谋取更大利益。伯林对锡安主义的绝对忠诚赢得了以色列最高决策层对他的高度信任。1951年，本-古里安想让伯林暗中与执政的丘吉尔接触，商量以色列和英国联合从埃及手中夺取西奈。以色列立国前，本-古里安是魏茨曼的对手，他希望锡安主义者立即动手自己建立犹太国，魏茨曼想接受英国立场，拟二战后成立一个在英托管下或在共和国内犹太民族统一体，他相信可以在英国权力机构内部施展各种手腕，达到锡安主义目标。本-古里安坚持应由美国犹太人牵头，在世界范围内向英国施压，迫使英国背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这两种对立意见一度趋向白热化，伯林却两边都得到信任。

　　在漫长的冷战期间，伯林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身份著称，但他对麦卡锡主义和越南战争的态度完全不同于英美自由派人士，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右翼鹰派的政策有利于以色列实现其战略目标。

　　六

　　在伯林的思想史研究中，被研究者对犹太问题的态度往往是他关注的焦点。他一再说到维柯肯定犹太人神启的知识；并颇自豪地介绍，赫尔德将犹太人视为最有代表性的、特色鲜明的Volk（民族）。赫尔德说，摩西将他的人民的心系在出生地上；他把犹太人在大离散后依然保有民族认同归因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传统、共同的律法、本初共同的家园（耶路撒冷）和《圣经》文学所锻造出来的持久的凝聚力伯林：《维柯和赫尔德》（伦敦，1976），第159页至160页。。伯林在赫尔德的民族学说里发现了可为锡安主义服务的理论。他写道，赫尔德热爱犹太人的古老传统，但为犹太人的状况忧伤；如果犹太人的集体荣誉感还没有丧失，那么他们就应该返回巴勒斯坦故乡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有在巴勒斯坦，他们才能繁荣昌盛，发展为一个民族国家。”《维柯和赫尔德》，第182页。伯林的过人之处是善于在转述别人思想的时候说自己的话。在论摩西•赫斯（锡安主义创始人）的长文里，他引述赫斯的文字道出了他自己的心声：

　　现代自由主义的犹太人是可鄙的，他说着一些关于人类和启蒙的中听的话，实际上是想掩盖他对自己兄弟的不忠。伯林：《摩西•赫斯的生平与观点》，载菲立浦•里也夫编：《知识分子》（纽约，1970），第160页。这篇文章现已收入哈代编伯林文集《反潮流》，译林出版社已于2002年出中译本，译者冯克利。

　　赞成同化的人谴责所谓宗教愚昧主义，只想彻底根除这些迷信。但要打破犹太教拉比制度的外壳，犹太教的内核也必然会被砸碎。它所需的不是破坏，而是生长发芽的土地。同上，第165页。

　　伯林和赫斯一样厌恶那条美国早期移民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