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英國猶太裔思想家以賽亞 伯林的生平簡評

常常有華人同胞對猶太人表示很大好奇心。如果說世界上有誰能夠很好地保留三四千年來的民族文化傳統，猶太人肯定是佼佼者。她在1948年復國之前，已經經歷了兩千餘年的亡國後的顛沛流離史。猶太人口只有世界總人口的0.2%。可是這個民族對人類宗教，自然和社會科學，經濟等領域的巨大影響，幾乎難以估量。以賽亞伯林就是其中的一位思想巨人。讀過山哥拙作《自由的真諦：我的一點感想》的博友，應該還記得正是由於伯林揭示自由有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兩者概念，才使我們對真自由有更清晰的了解。伯林關於普世價值的定義也令人讚嘆。《伯林傳》伊格納季耶夫，1997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傳記著作。國內外文界權威陸建德（劍橋大學博士，社科院外文所所長）的這篇評論，也非常有學術價值。

以色列的以賽亞——伯林的猶太認同（下）

作者：陸建德　　

　　五

　　既然伯林用這種口氣說到俄羅斯農民，我們不妨再舉一個關於俄國農民利益的例子，並由此看一看伯林的錫安主義立場如何暗中決定了他公共生活中的姿態。

　　多年任牛津貝利奧爾學院院長的克里斯托弗•希爾在《列寧與俄國革命》（1947）一書中指出，布爾什維克在1918年1月強行停止社會革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正確的，該黨是俄國農民的傳統代言人，但他們並沒有真正代表普通農民的利益。伯林和希爾早在30年代初就在牛津相識，他們（以及很多牛津人）當時都支持左翼，只是希爾走得比他更遠。到了二戰後，伯林的政治觀起了微妙的變化。他對希爾在那本書中表述的觀點不以為然。伯林認為，希爾的觀點假定，廣大俄羅斯農民實際上並不知道什麼對自己最為有利。看來伯林是在為“長着亞麻色頭髮和藍眼睛的農民”說話。

　　伊格納季耶夫在提及美國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時說，他和伯林都愛好社交，都熱衷於閒話和耍手腕，“不耐煩學術界那一套，而對權勢十分着迷”。伯林崇拜馬基雅維利，崇拜他的愛國之心和對權力（甚至暴力）的成熟理解。馬基雅維利為拯救自己的國家不惜一切手段，他說：“當人們的祖國成了絕對的問題時，那就絕不能再去考慮什麼義或不義、仁慈或殘忍、值得稱道還是無恥之尤。”伯林論馬基雅維利的文章收入文集《友潮流》，馮克利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伯林把馬基雅維利與基督教倫理對立起來，並認為前者更為現實、強大。伯林二戰時的美國經歷給他上了一堂實踐政治課。他整天與政客、工會領袖、國會議員、媒體和遊說集團相處，深知形式民主運作的秘密。伊格納季耶夫寫道，美國使他見識大長，明白“生活中各種營生是如何完成的；交易是如何談妥的；幻象是如何被製造出來並加以利用的，輿論是如何可以引導和轉變的”。在這權力的遊戲中，名義上自由的、握有選舉權的普通百姓只是被動的看客。伯林在1947年關心的，與其說是俄國農民的利益，不如說是冷戰的需要，否定執政的工黨政策的需要。而這一切背後起決定性的因素，還是他的耶路撒冷、他的錫安主義。

　　根據1917年11月9日公布的《貝爾福宣言》，英國“贊成猶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一個民族家園”，條件是“只要不發生任何可能侵害巴勒斯坦現有非猶太人的公民權和宗教權的事情”。伊格納季耶夫稱這條件“後來變得臭名昭著”，這措辭交代了作者和伯林的一致立場。當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時，當地阿拉伯人的公民權和宗教權一再受到侵害。例如照錫安主義有關規定，由猶太民族基金會在巴勒斯坦購置的土地系猶太共同體的不可轉讓的財產，非猶太人不得耕種。錫安主義者從貝魯特的蘇爾薩克家族買到五萬英畝土地，散居在那片平原上分屬21個村莊的約八千阿拉伯人被迫背井離鄉。當時英國政府官員往往同情當地的弱勢群體阿拉伯人。英國猶太裔政治家兼哲學家赫伯特•塞繆爾是第一位建議英政府支持錫安主義的內閣官員，後成為巴勒斯坦英國文官託管政府第一任高級專員（1920—1925）。塞繆爾履新後第一個安息日從官邸步行到耶路撒冷舊城的猶太教堂，用希伯來語宣讀律法，此舉大得猶太移民人心。但是塞繆爾並不同意將巴勒斯坦的多數阿拉伯人置於少數猶太人統治之下，於是錫安主義者就不再把他當成“自家人”。一直到40年代，英國的託管政府都希望猶太移民接受阿拉伯人統治。二戰時，錫安主義運動領袖、後來成為第一任以色列總統的魏茨曼告訴伯林，要讓猶太人這樣一個“進步的少數民族”接受巴勒斯坦“落後的多數人”的領導是不可能的，伯林將魏茨曼的意見反映在他給外交部的匯報中。伯林名義上為英國情報部門服務，然而他真正的雇主卻是錫安主義。

　　30年代，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點日益增多。有幾年每年合法和不合法的猶太移民達六萬之多。本-古里安（後來成為以色列第一任總理兼國防部長）在1937年11月的一封信里承認：“如果我是一個有民族主義政治覺悟的阿拉伯人，我會站出來反對一種將導致把這土地和阿拉伯居民拱手交由猶太人統治的政策。”他甚至還嘲笑阿拉伯人算術基礎太差，不明白這些移民數字（一年六萬）意味着巴勒斯坦全境都將變成一個猶太國家。轉引自考納•克魯茲•奧布萊恩：《激情與靈巧》（倫敦，1990），第345頁。己所不欲，巧施於人。這是錫安主義者在特殊歷史環境下民族自救自保的策略。1938年發生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伯林傳》有意迴避的。那年4月21日，以本•尤瑟夫為首的三個猶太極端民族主義者（屬“國民軍組織”）在沙發德（Safad）一條山路轉彎處伏擊一輛滿載阿拉伯平民的公共汽車，打算摧毀汽車引擎，引起汽車翻落山谷。汽車駛近時他們開槍，但扔出的手榴彈未爆炸。三位襲擊者被捕，本•尤瑟夫與另一同犯被英國託管當局判處絞刑?宣判後兩案犯高呼“約旦河兩岸的以?列王國萬歲！”從此本•尤瑟夫成為當地猶太青少年崇拜的英雄。關於這次恐怖襲擊事件的文字是2005年2月增補的。英國學者傑奎琳•羅思在《倫敦書評》（2004年11月4日）撰《死亡擁抱》一文談巴勒斯坦自殺襲擊問題，她的主要論點是以色列如從占領地區撤出，襲擊自然會停止。她還以本•尤瑟夫事件說明，以色列立國前，也常使用恐怖手段。猶太裔學者、從小在巴勒斯坦長大的阿維•施拉伊姆致《倫敦書評》的信（載該刊2005年1月6日《來信》欄）最有說服力。電影《流亡》猶太裔製片人特拉立姆還回憶小時候在巴勒斯坦所受的反阿拉伯教育。英國政府為防止阿拉伯人與猶太移民的暴力衝突加劇，在1939年5月17日白皮書中規定，在隨後5年中遷入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不得超過75 000人。《伯林傳》稱白皮書禁止繼續移民，與事實不符。從此英國人成為恐怖襲擊對象。

　　1943年4月，同盟國在百慕大商議如何處置戰後歐洲猶太移民，魏茨曼在一份備忘錄中估計，屆時猶太移民將多達四五百萬。魏茨曼過了一個月後改變主意，他告訴伯林，將可能的移民數減到100萬，所缺的三四百萬人就假定被德國人滅絕了，實際上他們當時對“大屠殺”還沒有清楚的意識。數字的變化是猶太復國的需要，這變化是不是會影響後來對“大屠殺”的揭露和數字統計是人們自然會想到的問題：

　　雖然這件事本身在魏茨曼看來是一場悲劇，不過這似乎使猶太人問題更容易沿着復國主義路線得到解決。因為這樣一來，以前那種認為無論巴勒斯坦門戶如何開放，單單這一個地區不可能吸納四五百萬流離失所的猶太人的說法就不復成立了。一百萬是一個可以承受的數目。《伯林傳》，第160頁至162頁。

　　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動引起英國方面的擔心。1943年5月，外交大臣艾登在向內閣提交的一份備忘錄中警告說，假如二戰勝利的結果就是在巴勒斯坦成立一個猶太國家，那麼阿拉伯國家可能中止在戰爭中對同盟國的支持。同年6月，美國駐英國大使表示了同樣的擔心，建議羅斯福與丘吉爾發表一份聯合聲明，譴責錫安主義在巴勒斯坦的非法活動。至於巴勒斯坦問題可以到同盟國獲勝後再予以解決。伯林得知這消息後立即向美國猶太院外流說集團通報，然後又向他的上司、英國駐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匯報，有關英美聯合聲明之事已走漏風聲。經過伯林巧妙運籌，美國猶太人團體掀起大規模抗議活動，8月8日，美國國務院通知英方，美國已取消發聯合聲明的打算。哈利法克斯大驚，命令伯林查清誰該為泄密負責以及猶太遊說集團如何在美國政府內挑起反對意見。伯林照例應付，隱瞞了自己在破壞這一方案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要他在英國與猶太民族之間作一選擇的話，他當然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伯林在30年代和二戰期間在政治傾向同情工黨。在英國1945年的大選中他投了工黨一票，當他得知工黨候選人艾德禮以壓倒優勢擊敗丘吉爾時，他還和帕特里夏在草坪上跳了一曲快步舞以示慶祝。在凱恩斯與哈耶克之間，他站在凱恩斯一邊。他曾諷刺說，華爾街將哈耶克視為迄今為止發現的品味最高的金礦。但在巴勒斯坦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迫使他在英國政界另覓盟友。

　　1946年7月，貝京指揮猶太地下組織在耶路撒冷英國行政機關駐地大衛王賓館製造了一起恐怖主義爆炸事件，致使91人遇害。伯林讓魏茨曼譴責這一暴力行為，但他自己一年後去巴勒斯坦時還秘密見了他的姨父，一個正被英國政府通緝的恐怖分子。以色列國於1948年5月宣布獨立後，伯林在致新任總統的魏茨曼信上大罵不支持以色列的英國工黨政府，他主動表示要去接近保守黨即當時反對黨領袖丘吉爾，鼓動他對工黨發動新一輪攻擊。伯林憎恨工黨完全是由於工黨政府拒絕允許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錫安主義——這是他判斷敵我的標準。

　　於是他利用在美國的朋友在1949年的一期《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丘吉爾先生》一文。這篇文章1964年在倫敦出單行本，題目改為《丘吉爾先生在1940年》。該文收入亨利•哈代編輯的伯林文集《個人印象》，擴充版（普林斯頓，2001），標題同單行本。伯林突然用聖徒傳的筆法來描寫這位被他在1945年拋棄的人物，美國的丘吉爾神話在某種程度上來自一位錫安主義者的生花妙筆。丘吉爾在40年代英國開明知識分子眼裡是反動殘餘。1949年，大選即將進行，丘吉爾領導的保守黨又躍躍欲試。伯林這篇文章不啻於對工黨政府背上捅了一刀。學者拉斯基讀了文章後批評伯林，說他不能無視丘吉爾有仇必報的狹小肚量以及“粗暴的、常常稱得上邪惡的殘忍”。伯林在倫敦的精神導師、猶太人拉什米利耶維奇也說把丘吉爾英雄化不是伯林應做之事。丘吉爾在1944年2月曾設午宴招待臨時回倫敦的伯林，大概是因為他的情報分析寫得好，外交部給他的一種賞賜。但是丘吉爾一時忘了客人的身份，還把他錯當成美國通俗作曲家歐文•伯林。丘吉爾自己讀了伯林捧他的文章，很有風度地說：“好得離譜。”伯林出於錫安主義的考慮在為丘吉爾的大選造聲勢，這是他那些相信“正派”的朋友料不到的。也許是為了給自己留點面子，伯林說那年大選他沒支持丘吉爾，而是投了無望取勝的自由黨一票?他究竟投誰的票是次要的，他已經給丘吉爾的上台在美國作了?論準備。

　　那?他還做了一件讓他朋友不快的事。他在名為《英美困境》的演講里敦促英國人認識到，能保證英國利益的既非大英帝國，亦非歐洲。與美國結合，這才是英國唯一的出路。當時的英國人不論從感情上還是意識形態上都難以同意此說，伯林自己也承認這一講話是“通敵內奸式的”。伯林的戰略眼光或對政治利益的敏感性確實令人佩服，他清楚認識到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錫安主義新的含義。他要使英國的外交政策與已由猶太勢力掌控的美國外交政策趨於一致，倘使成功，新成立 的以色列國就能利用英國在中東的影響謀取更大利益。伯林對錫安主義的絕對忠誠贏得了以色列最高決策層對他的高度信任。1951年，本-古里安想讓伯林暗中與執政的丘吉爾接觸，商量以色列和英國聯合從埃及手中奪取西奈。以色列立國前，本-古里安是魏茨曼的對手，他希望錫安主義者立即動手自己建立猶太國，魏茨曼想接受英國立場，擬二戰後成立一個在英託管下或在共和國內猶太民族統一體，他相信可以在英國權力機構內部施展各種手腕，達到錫安主義目標。本-古里安堅持應由美國猶太人牽頭，在世界範圍內向英國施壓，迫使英國背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這兩種對立意見一度趨向白熱化，伯林卻兩邊都得到信任。

　　在漫長的冷戰期間，伯林以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身份著稱，但他對麥卡錫主義和越南戰爭的態度完全不同於英美自由派人士，原因之一是美國的右翼鷹派的政策有利於以色列實現其戰略目標。

　　六

　　在伯林的思想史研究中，被研究者對猶太問題的態度往往是他關注的焦點。他一再說到維柯肯定猶太人神啟的知識；並頗自豪地介紹，赫爾德將猶太人視為最有代表性的、特色鮮明的Volk（民族）。赫爾德說，摩西將他的人民的心繫在出生地上；他把猶太人在大離散後依然保有民族認同歸因於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傳統、共同的律法、本初共同的家園（耶路撒冷）和《聖經》文學所鍛造出來的持久的凝聚力伯林：《維柯和赫爾德》（倫敦，1976），第159頁至160頁。。伯林在赫爾德的民族學說里發現了可為錫安主義服務的理論。他寫道，赫爾德熱愛猶太人的古老傳統，但為猶太人的狀況憂傷；如果猶太人的集體榮譽感還沒有喪失，那麼他們就應該返回巴勒斯坦故鄉建立自己的國家。“只有在巴勒斯坦，他們才能繁榮昌盛，發展為一個民族國家。”《維柯和赫爾德》，第182頁。伯林的過人之處是善於在轉述別人思想的時候說自己的話。在論摩西•赫斯（錫安主義創始人）的長文里，他引述赫斯的文字道出了他自己的心聲：

　　現代自由主義的猶太人是可鄙的，他說着一些關於人類和啟蒙的中聽的話，實際上是想掩蓋他對自己兄弟的不忠。伯林：《摩西•赫斯的生平與觀點》，載菲立浦•里也夫編：《知識分子》（紐約，1970），第160頁。這篇文章現已收入哈代編伯林文集《反潮流》，譯林出版社已於2002年出中譯本，譯者馮克利。

　　贊成同化的人譴責所謂宗教愚昧主義，只想徹底根除這些迷信。但要打破猶太教拉比制度的外殼，猶太教的內核也必然會被砸碎。它所需的不是破壞，而是生長發芽的土地。同上，第165頁。

　　伯林和赫斯一樣厭惡那條美國早期移民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