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是怎樣被毛澤東毀滅的？【6】

第6單元　史學泰斗

1、陳寅恪：‘三百年來唯一人’ 被折磨致死

 

陳寅恪（1890—1969年）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陳三立；其祖父曾任湖南巡撫、是支持變法的開明派領袖人物陳寶箴。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薰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廣泛閱讀歷史、哲學典籍。

1905年就讀於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自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被迫回國。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博覽群書，積蓄了廣博的知識。能夠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因此，陳寅恪的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可謂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1925年陳寅恪回國。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特地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為導師，時人稱‘清華國學四大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陳，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啓超也很尊重他，謙虛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曾極力向校方舉薦。1926年6月，只有36歲的陳寅恪，就與梁啓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

陳寅恪在1929年為王國維而作的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脫口而出。其引文出處，無不準確。進一步的闡發更是精當、深刻，令人嘆服！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繼承了清代干嘉學派治史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繫考察歷史），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繫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疑難問題，求得歷史的本來面目。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大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獨到見解的史學家。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憤而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陳寅恪隨校南遷，過着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亦隨之。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斷然拒絕，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又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陳寅恪深感痛心，卻又無能為力，只好獨善其身。恰逢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力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不幸的是，經英國醫生診治，幾近失明。陳寅恪懷着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後又遷至廣州，是時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懇切邀請他赴台灣、香港等地，被陳拒絕。從此，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後，移教於中山大學。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陳寅恪堅決辭謝，並舉薦陳垣代之。1956年以來，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共權要先後看望。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1962年，其右腿又骨折。陶鑄派多名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繼而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而作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着《柳如是傳》，最後撰寫《寒柳堂記夢》。特別是在失明、腿折之後，仍能堅苦卓絕，鍥而不捨，窮十年歲月，寫出《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多部巨著。其毅力與精神，極其令人佩服和敬仰。其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他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我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其舊體詩詞亦是卓然大家。傅斯年對他的評價只有一句話：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陳寅恪在上個世紀的20年代即倡導：為人治學當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官方決定任命他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他於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裡，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紙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接受我的意見。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陳師之風骨如此，昭昭可鑑。

陳寅恪治學面廣，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揚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因此，陳寅恪的課，學生雲集，甚至許多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都風雨無阻地聽他的課。

‘文革’驟起，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手稿，多被洗劫。加之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籛自殺，好友向達之死，“論交三世”的俞大襟魂歸西天，世侄傅樂煥沉入湖底……,眾多友好人士先後告別人世。而自己則躺在南方的病床上輾轉呻吟，雖奄奄一息，仍然難逃一劫。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等。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污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名。隨着原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被江青等“文革”新貴打倒在地，一直頗受陶氏關懷的陳寅恪更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助手黃萱被趕走，當年陶鑄命令委派到陳家的三名護士被撤除，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陳家居住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於樹木叢生的校園一隅，望之令人恐怖驚悚。接下來，大字報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甚至陳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報復蓋。面對此情，陳的老伴唐篔無限感慨地嘆息曰：“人還沒死，已先開弔了”。

造反派更是變本加厲，索性進行抄家。陳寅恪後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篔先祖遺留的一點紀念性首飾及陳寅恪歷盡千難萬險，歷經十幾年戰火僥倖保存下來的二十餘封祖父往來手札亦被劫走。經過幾次“戰鬥洗禮”，陳家財物喪失殆盡。“革命者”還別開生面，把幾只大號的高音喇叭吊到陳宅的窗前屋後，讓其聽取革命群眾的怒吼批判。雙目失明且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陳寅恪，突聞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嚎叫不止，惶惶不可終日。後來更將高音喇叭乾脆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每當“革命者”呼聲響起，整個陳宅如狂飆突至，風雷激盪。陳氏夫婦未聞幾聲，頓感天旋地轉，雙雙心臟病復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又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體極度衰弱，已不能進食，只能進湯水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看到他僵臥病榻，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流淚而已，望者無不悽然。身處困厄絕望的陳寅恪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但面對幾次被登門的“革命者”亂拳打倒、心臟病日趨嚴重、幾乎癱瘓的唐篔，陳認為愛妻可能將先於自己命赴黃泉，悲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奄奄一息的陳寅恪憐夫人之悲苦，嘆命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輓歌《挽曉瑩》：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命如懸絲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於淒風苦雨中溘然長逝。11月21日，唐篔也撒手人寰，追隨陳寅恪而去。

陳師生命中最後一段時光是怎麼度過的？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寫道：“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這位‘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史學大師死得何其慘烈！他的死預示着中華民族的大悲劇尚未有終期，中國人民仍將承受無盡的災禍、無窮的苦難。

 

 

2、吳晗：因緊跟而榮、因緊跟而亡

 

吳晗（1909～1969年）浙江省義烏人，著名歷史學家。原名吳春晗，字辰伯。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之江大學。一年後之江停辦，考入上海吳淞的中國公學。吳晗用一根竹扁擔挑着書箱和衣被，邁進了上海中國公學校的大門，如願以償在該校讀書。後來其父因病臥床不起，經濟條件日益惡化，不得不依靠親友接濟，再加上他的勤奮做學問，寫稿賣錢來維持學業。在快要畢業的時候，他寫了一篇《西漢的經濟狀況》的長文，深為時任校長的胡適所賞識，並推薦給《大公報》發表，因此收到80元稿費。按照當時的物價水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開支，每月只需要4~5元就可以維持。這80元稿費，實在很可觀。他便用來做旅費，隻身北上，投奔中國文化中心的北平。按照他自己的計劃，打算直接轉學到燕京大學歷史系。但是，燕京大學非常重視英語水平，而吳晗在中國公學的英語成績僅為丙等；更為難辦的是：經過考試，他的數學成績為零。因此，燕京大學拒絕了他的轉學請求。在上學無望的情況下，80元旅費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不得不考慮生計問題。經過上海中國公學教授的介紹，他找到了燕京大學中國史教授顧頡剛。在顧老師的推薦下，在該校圖書館謀到了一份工作。在圖書館工作中，他充分利用了該校豐富的藏書資料，苦心研究，終於完成了《胡應麟年譜》。在這項成果中，他勇敢地糾正了顧頡剛的一項考證錯誤，並證實了胡適原來的學術假定。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轟動，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好評，才促使清華大學在第二年破格錄取了這位以文史見長的偏才學生。

但是問題接着又來了：清華大學好是好，可學費從何而來？又是胡適幫了大忙。胡適出於愛才之心，於1931年8月19日給清華大學代理校長翁文灝和教務長張子高寫信，請求給以特殊照顧；為了證明這位得意弟子的學力和潛在能力，還隨信附上吳晗的研究成果《胡應麟年譜》。就是憑藉着胡適的地位和影響力，再加上信中對吳晗的高度讚揚，翁、張二位立即照辦。8天以後，吳晗就被安排做‘大內檔案’的整理工作，月薪為25塊大洋，除了繳納學費以外，維持日常生活還綽綽有餘。這樣，吳晗才可以安心地從事學術研究，並在胡適的指導下，走上了專治明史之路，成為中國有名的明史專家。可以這樣說：沒有胡適、顧頡剛等許多大學者的慧眼相識、破格照顧，就不會有吳晗日後的一切成就，也就沒有這位明史專家輝煌的學術生涯。

在大學期間，吳晗就寫下四十多篇學術文章，其中《胡惟庸黨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明代之農民》等文，頗受當時史界名流的青睞。因此，畢業後順理成章地留在清華大學專門講授明史。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吳晗應聘到雲南大學任教授，隨後轉入西南聯大任教。吳晗因對國民黨統治下的現狀日益不滿，逐步投入抗日民主運動。1943年7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這一時期寫下許多歷史雜文，以辛辣的筆鋒揭露了國民黨的黑暗統治。

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需要羅致大批人才。特別是像吳晗這樣具有較高聲譽和影響力的高級知識分子，更被新政權視為珍寶。這一年吳晗正好40歲，恰是年富力強、風華正茂，雄心勃勃、意氣風發的年紀。當他以一個知名的愛國、進步人士步入新政權統治下的北平時，立即受到熱情歡迎，並委以重任——北平市的副市長。早在解放戰爭末期，吳晗就以中共軍代表的身份派人與其恩師胡適接觸並希望恩師能留下來迎接解放，留在大陸。而胡適的態度很堅決，並且他也希望吳晗能夠堅定立場，不要左右搖擺不定。胡適表示自己所嚮往的是“麵包與自由皆有”的國度。吳晗數次勸說不成，隨着解放軍駐進北平，吳晗接管了北大與清華，一個新的時期開始了。

除了行政職務之外，吳晗還熱心從事各項文化事業，如主持出版明清之際傑出的歷史學家談遷的名著《國榷》、標點《資治通鑑》等等。他滿以為：在新中國可以大展宏圖、大顯身手。但是，出乎他的預料，有一個嚴峻的考驗在等待着他。

1954年，毛澤東從支持兩位青年（李希凡、藍翎）對於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批評文章開始，又進一步開展了一場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廣泛批判。因為胡適是“五四”以來思想文化領域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最具有影響力的領軍人物，向來擁有“百科全書式學者”之譽。所以這次對他的批判，已經大大超出了《紅樓夢》研究的範圍，而是要從文、史、哲、社會、政治等全方位進行有系統、有計劃的全面圍剿。為了組織這次圍剿，動員了幾乎所有的著名學者，如胡繩、艾思奇、任繼愈、羅爾綱、周汝昌、李達、向達、侯外廬、范文瀾、何其芳……等等，當然也需要吳晗這樣的人才來參加。但是，吳晗和他們都不同，因為他是受過胡適大恩的人，也可以說是胡適的得意門生。

這時，擺在吳晗面前有兩種選擇：

或者緊跟形勢——也就是緊跟領袖的意圖，參加到大批判的行列里來。如果這樣做，他就可以飛黃騰達、青雲直上，享不盡榮華富貴。同時，大批判的組織者也可以收穫到特別的宣傳效果：瞧！連胡適曾經施恩的吳晗都反戈一擊了，可見其不得人心云云。

或者是牢記師恩，牢記“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道德信條。這個道德信條乃是中國人傳統文化中最重要、最有價值、最廣泛認同的道德底線。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忘恩負義”四個字向來是最為人不齒的品格。如果他做如此選擇，起碼可以這樣：拒絕參加大批判，用沉默來表示對恩師的懷念和報答。但是，其後果卻是不言而喻，肯定要被領袖視為“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而失去一切，包括顯赫的名聲、重要的職位、豐厚的收入……

以吳晗的為人、治學，應該說都是一流的水平。他的勤奮、刻苦，都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學術造詣，更為舉世公認。但是，在這一嚴峻的考驗面前，他卻選擇了前者。他做出如此選擇，在當時可能有一千條理由，一萬個原因，有他的難言之隱，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據最近所出版的《禪機：1957年》一書的作者胡平所記載，吳晗“曾在朋友中多次流露，胡適的仁愛之心，如同他在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樣，都是難以抹殺的”（見該書第223頁）。

從今天的眼光看來，我們不得不認為是一種背叛。他所背叛的，不僅僅是早年的恩師，還有自己的道德良知，和中國人傳統道德中最有價值、最珍貴的核心價值觀。

吳晗的選擇的確收到了豐厚的回報：1957年春天，被接受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隨後的日子裡，也曾風光了好幾年。有人研究稱：吳晗是學者從政而地位僅次於郭沫若者。

1959年4月，鑑於大躍進期間出現的各級官員虛報成績的現象，毛澤東提出要學習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當然要聞風而動、星夜勞作，立即跟風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海瑞罷官》等作品。毛澤東對於這些作品大加讚許，並贈送自己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給吳晗。吳晗也因此成為當時中國政壇上風頭最旺、知名度最高的文化人。

可惜好景不長，風雲突變。偉人畢竟是偉人，不甘平庸，總要不斷推出新的劇目，拿到政治舞台來上演，再熱鬧一番、風光一番。這就是‘文化大革命’。而拿來為“文化大革命”祭旗的，不是別人，正是剛剛風光沒幾年的吳晗。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突然對多年來受到肯定的《海瑞罷官》進行批判，並進一步指責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株毒草”，是在“為彭德懷翻案”。誣陷吳晗“攻擊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等。文章最後斷言：《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三家村札記》也遭到批判。後來又給他扣上“叛徒”“特務”等莫須有的罪名。

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繫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從此，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被拉開了。

1968年3月吳晗被捕入獄，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早就於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養女吳小彥於1976年9月23日在獄中自殺身亡，真是家破人亡。慘矣，悲夫！

我們看到：50年代的吳晗，由於緊跟形勢、緊跟領袖的意圖，因而嘗到了甜頭。可是到了60年代，還是這個吳晗，還是因為緊跟形勢、緊跟領袖意圖，卻大吃苦頭。其中的玄機和奧妙，真是深不可測、妙不可言！

 

【我們從吳晗一生的為人和治學當中，看到的是一個大悲劇，一個大知識分子如何被政治運動所裹脅、所扭曲，最後又被埋葬的慘劇。

如果我們以歷史眼光來回顧和觀察一下現實，就不難發現：被20多年政治運動所裹脅、所扭曲，最後又被埋葬的人，何只一個吳晗？】

 

 

3、翦伯贊：著名歷史學家夫婦服毒自殺

翦伯贊（1898－1968年）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維吾爾族，原籍湖南省桃源縣楓樹鄉。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不久轉入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於1919年畢業。1924年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回國後卻改而研究史學和歷史哲學。1937年5月加入中共。抗日戰爭期間，他撰寫大量文章抨擊國民黨對內獨裁、對外實行親日的賣國政策。中共建政後，長期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2年至1968年）併兼歷史系主任。歷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文化大革命前，他是歷史學界歷史主義派的主帥，研究了古代的許多歷史事件，著作等身。但其所持的歷史觀點與毛澤東的歷史觀點相左。這可以說是遠因，也是宿怨。近因則是：1965年底，他對到訪的《文匯報》記者公開批評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認為姚文純是“打棍子”、“扣政治帽子”，並指出吳晗“在政治上沒有問題。如果這樣整吳晗，所有正直的知識分子都會寒心”。這些話當然和偉人的“戰略部署”相衝突。因此，從60年代後期即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初，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被扣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備受肉體摧殘，人格凌辱。毛澤東曾於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發出“最高指示”特別提到：“對北京大學的翦伯贊、馮友蘭，可能還有某種用途，所以要批，也要保，要給出路”。

歷史的發展也真是變幻莫測，即使是專門研究歷史學的權威如翦伯贊者，也未必能夠看透、看清楚。就在毛澤東那個“最高指示”發表兩個月後，他所要‘保’的翦伯贊卻突然自殺了。人們自然應該問一問：是誰有這麼大的膽子，把毛澤東指名要‘保’的翦伯贊逼到非死不可的絕境？說起來還真是詭譎（音guijue）。

江青為了徹底搞倒劉少奇，千方百計、絞盡腦汁、搜索枯腸，無所不用其極。竟然派人專門找到曾經和劉少奇有過工作聯繫的翦伯贊，要他交代與劉少奇的關係，並揭發劉的叛徒罪證。此人名字叫巫中。

巫中本來是“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又和軍方有過密切來往。他可以繞過所有看管人員，直接接觸翦伯贊本人。巫中來到歷史系，對“翦伯贊專案組”亮出身份：“我是劉少奇專案組的”，“有緊急情況要調查翦伯贊”。歷史系幾名造反派自發組織的“翦伯贊專案組”，沒有向指揮部報告就批准巫中和翦伯贊接觸。而且從此以後，對巫中的一系列行徑一直沒有向指揮部透露一點風聲。那年翦伯贊已是70高齡，雖然瘦削，但身體尚好，頭腦清醒。

巫中一見到翦伯贊就板起臉孔宣布：“翦伯贊你聽着：劉少奇的罪行，已經查清楚，中央已經做了結論，他是叛徒、內奸、工賊，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還是站在劉少奇一邊，現在就看你的表現了！”

翦伯贊站着，一聲不響地等待下文。巫中說：“好吧！你想想吧，這是給你的一個機會。我等着！”

過了20來分鐘，翦伯贊說：“時間太久了，我一下子回憶不起來！”巫中立定身子，即喝道：“回憶不起來？那不行！必須回憶起來！”又沉默了半個小時，巫中說：“好，我給你3天時間，這該夠了吧？我3天后再來！”說完就走了。

第三天，巫中果真來了。一聽翦伯贊還是“回憶不起來”那句話，頓時暴跳如雷。他指着翦伯贊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條！”

從這時起近兩個月內，巫中每隔三兩天就來一次。但對方的態度卻非常明確而堅定：翦伯贊絕不說半句假話。連續幾天裡，翦伯贊與夫人相對無言，默默地相對而坐，通宵未眠。在這幾天時間裡，他夫婦倆的心態如何，他們所思所想，都沒有人知道。但可以從當時北大的政治氛圍看出一點眉目來：歷史進入1968年，“文化大革命”需要深入、再深入，深入幹什麼？深挖走資派！而頭號走資派就是劉少奇。在是政治鬥爭的大方向，任何人都不能違反、干擾。

小環境則是：北京大學內風聲越來越緊。陳伯達、康生等人先後在全校大會上不斷地重複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北京大學“池淺王八多”。到7月份，全校已被關的“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人還在扯起嗓子喊：“這僅僅是鬥爭的序幕！”對“叛徒”、“黑幫”等的批判實際上不存在理論的批判了，而是“脫胎換骨”的肉體‘批判’。每當夜幕降臨，北大十幾個審訊室就開始“工作”，年輕的工人、軍人、造反派們將提審對象拉進去嚴刑逼供。問不了三兩句就開始打，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細的銅棍，據說這種東西遠比皮鞭打下去紮實，傷其筋骨而又不傷皮膚。打的時候，常常是剝光衣服，不論男女。有一次打一個40歲左右的女教員，打手幾棍下去，被打者居然不叫一聲，這使打手極為惱怒。幾把將她的衣服扯光，劈頭蓋腦地一陣亂棍，女教員倒在地上仍然不叫喊，並且兩隻血眼直直地看着打手，打手被這雙眼睛嚇了一跳，於是抓起她的衣服包住她的頭再打。

現在可以斷言：在翦伯贊頭頂上日夜懸着的那根利劍說不定那天就要劈下來，那將是無情的、殘酷的、無限痛苦的……。在面臨死亡考驗時，他以一個學者的良知，決不允許說假話、誣陷別人；那就只有走別人所不願走而又不得不走的那條路了。經過幾個日日夜夜的痛苦思索和反覆權衡，他終於做出了一個十分無奈、十分痛苦的決定。

次日，翦伯贊向管理人員說：由於睡眠不好，要點安眠藥。管理人員給了他一次的用量，但沒有監督翦伯贊當場服下。此後十多天，翦伯贊天天都要安眠藥。

瞧！他以一個學者的慎密，竟然籌劃了十多天……夠了，十多天安眠藥的劑量足夠夫婦兩個人走上黃泉路。

1968年12月19日晚上，他們夫婦倆穿上自己認為最好的衣服，安安靜靜地、坦然地安臥下，而且是永遠地臥下了。

第二天，毛澤東得知翦伯贊的死訊後，龍顏大驚。震怒之下，把公安部長謝富治叫來臭罵了一頓。他為什麼要震怒呢？難道是為痛惜一位學者的死亡嗎？人們如果這樣猜測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這位一世梟雄，向來不在乎幾個、幾百、甚至幾萬、幾百萬人命的殞滅。他甚至說過：即使中國人死了一半，還剩3個億，仍然可以搞革命嘛！如此嗜血狂徒會在乎某個人生命的消失嗎？不會的，絕對不會！那麼他的震怒所為何來？前面說得非常清楚、非常到位：要保翦伯贊、馮友蘭這樣的人，是因為他們還會“有用”！“可能有某種用途”。什麼用途？老謀深算的毛澤東沒有，也不會明說。但人們可以心領神會：翦伯贊的唯一用途已不再是研究歷史學了，而是從他的口中挖出有用的材料，作為炮彈，用來轟擊政敵。

毛澤東這個十足的功利主義者，在他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什麼人道主義，一切都是為了‘實用’。當這件有用之物被部下損毀了，失去了一個“活口”，能不震怒嗎？

人們開始對翦伯贊夫婦搜身。很快，在翦伯贊的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裡，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展開一看，只見一張上寫着：“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麼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上寫着：“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在那個人妖顛倒的年代，許多人自殺時都有這個動作：或高喊，或書寫“毛主席萬歲”。這樣做究竟是為什麼？難道是發自內心的、衷心祝願嗎？顯然不是、決不可能是。那又是為了什麼呢？封建專制統治下，皇帝處死大臣或任何人，都必須三呼萬歲，還要“叩謝聖恩”。怕的是連累親屬、子女，以免追究無辜。那麼，沒有子女或親屬的，也如此這般，又為什麼？恐怕是一種習慣、一種傳統。至於當事者出於何種心態，許多學者曾經做過多種研究，但都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我們只好期待未來的學問家了。

 

【補白】

“不可無休止地利用人民的信任。我們好像是布道的神父，許諾說天上有個天國，可是眼下卻沒有土豆吃。

我當過工人，那時候沒有社會主義，可有土豆；

如今社會主義建成了，土豆卻沒有了。”

——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

 

 

4、向達：博古通今著作等身在‘文革’中慘死

向達（1900－1966年）字覺明，湖南省淑涌人，土家族。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4年後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員、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兼北京大學講師；1930年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着重於敦煌俗文學寫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領域的研究，完成力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該文向人們展示了一幅盛唐時代色彩斑斕的歷史畫卷。在這篇被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稱譽為“論述唐代長安西方人的卓越論文”里，通過長安這個當年的國際大都會，展示了東西文化交相輝映和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開放心態。該文於1933年刊於《燕京學報》專號，轟動一時，從此奠定其在學術界的地位。在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卓然成家，為中外學界所矚目。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1935年向達因在“本館服務五年成績卓著，並對於經典素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國“影印及研究英倫博物館所藏敦煌寫經”。於是遠赴歐洲，到牛津大學鮑德利（Bodley）圖書館工作；在英國博物館檢索敦煌寫卷和漢文典籍。獲得豐富的中外交通史、敦煌寫卷、漢籍及俗文學寫卷等重要資料。1937年赴德國考察從中國劫掠而去的壁畫寫卷。1938年秋，向達攜帶數百萬字的資料回國。回國後，先在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不久轉任昆明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導師。

1941年，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其所屬的歷史考古組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與國立北京大學聯合組成，向達代表北京大學參與其事。他於1942年春經河西走廊到達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萬佛峽等。返重慶後，針對某些名流隨意剝離洞窟壁畫的行為，發表《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連帶的幾個問題》，提出將千佛洞收歸國有，由學術機關進行管理，開展研究工作等建議。這一建議對促進“敦煌藝術研究所”的設立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7月～1944年，向達作為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長，再赴河西。他兩到敦煌，除對敦煌地區諸石窟留下了重要記述外，寫成多篇有關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論文初稿，後來陸續發表。1947年，他與王重民教授等學者大力促成在北大設立圖書館學專修科（附設在中文系）、博物館學專修科（附設在史學系）。現在這兩個專修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已成為海內外聞名的信息管理系和考古與文博學院。

中共政權建立後，向達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併兼任歷史所第二所副所長等職。在其主持下，不斷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資料。他個人發表有關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學方面論文多篇，出版了《蠻書校注》。

向達是一個近乎純粹的學者，他用童真般的激情，踐行着一個學者的良知，追逐着學術夢想。這種理想與性格顯然與當局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向達還深受北大“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影響，又“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寬假”。他甚至公開倡言：“我們現在要監督執政黨，使他做得好，不讓他變壞。”如此天真，焉有不碰壁之理？

1957年大鳴大放時，他提出史學界要百花齊放，不能只開“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及民族問題這5個方面的學術爭論）。在學術觀點上，也應百家爭鳴。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個別結論，不能代替具體的歷史研究方法。他說：比如考古發掘，怎麼說得清這一鋤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而那一鋤是馬列主義的？當時北大歷史系僅有的一級教授翦伯贊起而怒斥向達，揭發向達“對黨的領導攻擊性言論”，具體說來就是向達曾把中國科學院的一些行政幹部比喻為“張宗昌帶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以及形容某些“科學家是街頭流浪者，呼之則來，揮之即去”，又如“現在的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等等。

【編者按：耐人尋味是：這位黨員、著名的左派歷史學家，僅僅過了9年，自己也扮演了被批判的角色，而且被整死了。走筆至此，令人想起夏衍的打油詩，有這樣兩句：“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妙哉此句！】

他出言無忌的後果可想而知：而最嚴重、也是最具有殺傷力的說法是誣衊他‘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長的野心’。於是，新賬、舊賬一齊算，向達被劃為史學界五大右派（黃現璠、向達、雷海宗、王重民、陳夢家，按出生年序排名）中的第二號“大右派”。從此，這位熱心公益事業和關心國家大事的愛國者，不得不銷聲匿跡，“躲進小樓成一統”，潛心研究學問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歷史系鄒衡教授記下了向達慘遭批鬥的一幕：“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時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檐瓦上‘坐飛機’，一跪就是幾個小時……向先生已是66歲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

此時的向達，儘管還暗中囑咐友人“不必耿耿”，將如“鳳凰涅盤，獲得新生”。無奈事與願違，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時治療，在“坐飛機”之後，還要接受無休止的勞改、批鬥和折磨，終於未能闖過棍棒林立、群獸叫囂的鬼門關，1966年11月24日，一個寒冷的冬日，一代歷史學巨匠向達先生含冤離世。

章詒和回憶說：向達是右派，算是有‘前科’，因此受罪挨罰最多。他早有思想準備，曾對家人交代：如有三長兩短，不要意外和驚恐。果然，於數月後，死在勞動場所。發病時，北大革命師生無人為其呼救。一代學界宗師，竟然是以這樣慘烈的方式告別了多舛的人生！

向達先生為人忠厚、性格剛烈，平日好直言，放言無忌。在那個是非顛倒、人妖顛倒的年代，必然為當局所不容。同時他又是一位勤奮好學的學者，畢生從事學術研究，成果頗豐：計有學術譯、着共計30種，學術文章百餘篇。這是他給後人所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產。

 

【補白】

“當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但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達到。

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

——前蘇聯最後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

 

 

5、丁則良：自沉於未名湖的北大教授

 

翻開大陸出版的任何一部辭書、詞典，根本就看不到‘丁則良’這個名字。如果去問一問大學歷史系在讀的大學生或研究生，恐怕絕大多數人都會感到茫然，無可奉告。一個桀驁不馴的靈魂，就這樣淹沒在歷史的煙雲里，默默無聞，銷聲匿跡。可悲亦復可嘆！

如果要問楊振寧是誰，那恐怕婦孺皆知、如雷貫耳。因為他是譽滿天下、名震中外的大科學家、1957年諾貝爾獎的得主。但如果要說：丁則良曾經是楊振寧的老師，那恐怕更沒有人相信。因為楊博士是物理學大師；而丁則良是歷史學的教授，兩者隔行如隔山，何來師生關係？

但這卻是事實，有書為證：

根據《楊振寧教授談教育》一書中楊博士自己的回憶：其父楊武之先生是頗有成就的數學家，他非常注意對子女教育的科學性、全面性，尤其重視‘平衡兒子的知識結構’，所以“他沒有找一個人來教我數學，也沒有找一個人來教我的物理。他去找雷海宗教授，那個時候雷是清華大學的歷史系教授，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他跟雷先生說，你可不可以找一個學生，來教振寧《孟子》。雷先生就介紹他一位得意學生，叫丁則良。丁後來是一個很有名的歷史學家”。楊先生還回憶說：那一個暑假的家教使自己終生受益。因為“《孟子》裡頭有很多關於儒家哲學，你可以了解整個中國的思想方式”，這“對於我整個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響，遠比我父親那個時候找一個人來教我微積分要有用得多。”

後來楊博士功成名就、載譽歸來之時，在當局刻意安排的鮮花和掌聲包圍中，未必還能記得起這位半個多世紀以前就被政治運動無情扼殺了的老師吧!不過，即使記得起來又如何？聰明絕頂的楊博士總不至於甘冒得罪當局的風險，哪壺不開提哪壺，令當局感到尷尬、無奈，如此不識時務、自討沒趣吧？

丁則良（1915—1957年），祖籍福建閩侯（今福州），出生於北京。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1938年轉入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後任聯大師院史地系助教，不久，改任西南聯大、雲南大學歷史系講師。1947年以中英庚款留學生身份進入倫敦大學斯拉夫學院專攻蘇聯史。

1950年，丁則良放棄赴美深造的機會回國，本來是希望以自己的專業成就為新中國培養更多的人才。開始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同時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2年院系調整，響應號召遠赴東北高寒地區，在當時的東北人民大學（即今吉林大學）歷史系任教，曾任歷史系副主任、主任，民盟東北人大分部副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等。

1957年5月，丁則良出席在蘇聯境內塔什干召開的東方學國際會議，8月回國，暫時住在北京大學。當他聽說自己被劃為“余瑞璜、丁則良、徐利治三人右派反黨集團”時如五雷轟頂。隨後又接到電話，校方嚴厲地要求他立刻返校接受批判。一介書生，對於來勢兇猛的政治運動猝不及防，毫無思想準備。但“士可殺而不可辱”乃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信條，在無理可講的形勢下，毅然決然地縱身一跳，躍入北大未名湖，時在8月8日，年僅42歲。消息傳來，全校震驚、愕然，暗中浩嘆不已，全校師生深感惋惜。

丁教授的主要著作被收入《丁則良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還有譯着《朝鮮近代史》、《東方各國近代史》等。

丁則良教授是才華橫溢的歷史學家，早年受業於陳寅恪、張蔭麟、雷海宗、姚從吾等，被史學界寄予厚望。他性格豪邁飄逸，對祖國和學術有虔誠的熱愛；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有敏銳的洞察力，文筆優美，議論精闢，在宋史、中國近代史、蘇聯史、印度史等領域都有獨到的見解。他積極參加新中國建設特別是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籌建工作，為吉林大學歷史學科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早在西南聯大時期，丁則良還只是史學新秀，但已初露崢嶸。他和一些老師同學組織了“十一學會”，進行自由演講和討論。他與大多數聯大知識分子一樣，一方面從事專門學科的教學和研究，另方面也關注現實，以自覺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發表對現實問題的看法，指點江山，品評人物，發表了一些思想、政治和文化評論，如《顧亭林》、《緘默的尊嚴》、《近代化與現代化》、《論現實外交》、《政治出路與文化前途》等。這些評論顯示出作者深邃的目光、卓異的見解和熾熱的情感，是非常可貴的思想遺產。

尤其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是，最具有時代意義的《緘默的尊嚴》一文。該文可以說是丁則良的代表作。該文就抗戰時期淪陷區人們怎樣對待入侵者而發的議論。文章認為：在淪陷區，人們對待入侵的敵人，無非是三種態度：反抗、投降和沉默。反抗的人是民族的脊梁和英雄，最為可貴可敬。投降的人是民族的敗類，為人不齒。三類人中，沉默的人可能占了極大的比重。沉默本身就是一種不合作態度，守住了民族大節的底線。丁則良希望淪陷區“日寇鐵蹄之下的人們”，至少要保持緘默，“為中華民族留下一些孤芳高潔的氣概”。抗戰時期的知識界，一大批精英分子逃離敵占區，從事抗戰建國的事業；一些人如周作人、錢稻蓀等則親日附日，為虎作倀，受到正義人士的同聲譴責；還有一大批傑出人物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不得不留在敵占區，如陳垣、齊白石等，但他們始終與日偽政府採取不合作態度，不與對方發生任何關係，以緘默維護了尊嚴。這類人怎樣自處、國家和社會公眾怎樣看待他們，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丁則良的建議是合情合理的。“沉默的大多數”也是應該得到理解、受到尊重和保護的。

丁則良在文章中議論風生。他指出，“到了一個特殊環境之中，站立在冷酷的事實面前，眼看着暴力橫行、巧取豪奪的現象不斷發生，正義消沉，自由飲泣。這時，又沒有力量去糾正這些亂像，我們除了保持緘默，還有什麼辦法？在一個一切都違反人性的世界中，不得已而為之的緘默反而是一種可取的態度。”這段議論就使文章的思想得到擴展和升華，成為該文的最核心的內容。

在1949年以後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猜忌、告密和傾軋層出不窮，就因為很多人沒有保持緘默——沒有守住底線，因而所有人最後都失去了尊嚴。丁則良畢生都以‘忠於黨、忠於國家’自許，如今卻被劃為右派分子（實際上也就是反革命）。聽到這個消息後，義無反顧地跳入未名湖，既是一種剛烈的行為，也踐行了他的思想——以緘默捍衛尊嚴。“為中華民族留下一些孤芳高潔的氣概”。據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書中回憶，其父伯鈞先生在世時曾經說過：死是一種摧折，也是一種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證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過死亡，我們可以看到生命的另一種存在。

是的，人們從其死亡中，看到了丁則良那“士可殺而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意志和存在。這種意志正是中華民族可貴的精神財富，是任何權勢、淫威都永遠壓不彎、砸不斷、摧不跨的脊梁骨。

偉哉，丁則良！

 

真正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

是敢於說‘不’的人。

——當代著名作家沙葉新

 

 

6、李季谷：著名的清史專家文革中慘死

 

李季谷(1895——1968年)，原名宗武，著名歷史學家，清末會稽縣(今紹興縣)人，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1917年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因成績優異，得到時任校長的上虞籍教育家經亨頤的賞識和器重。1920年，與瞿秋白等赴蘇聯考察。次年又以官費生赴日本留學，入東京高等師範學習外國史。1924年回國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講師。一年後轉任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並加入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1927年，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翌年，赴英國留學，初入布列斯多大學，後入倫敦劍橋大學研究院，專攻近代史，獲碩士學位。1930年遊學西歐諸國。歸國後仍任北京大學教授。時紹興籍教育家許壽棠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特聘他兼任該校文史系主任。在此期間，李季谷與同校任教的魯迅關係密切。魯迅曾在雜文《“尋開心”》一文中提到過他。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只身南行。1938年，赴蘭州西北聯合大學任教授兼歷史系主任。1939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1940年，與顧頡剛等共同發起創辦《史學季刊》。1941年任成都四川大學教授。1943年後，任國民政府招訓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籌辦魯蘇皖豫邊區學院，招收戰區失學、失業青年。1946年，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在台北成立，李季谷為首任院長。1948年6月任浙江省教育廳長。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從杭州撤退到寧波後，趁機滯留下來並轉移到上海。中共政權建立後，李季谷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生平著述頗豐，主要有《西洋近百年史》、《日本通史》、《高中外國史》等。1955年，在“肅反運動”中被定為“不戴帽子的歷史反革命”，撤銷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職務。

‘文革’中長期遭到“批判鬥爭”並被關入“牛棚”。1966年8月4日，在華東師範大學有100多名教師和幹部被戴高帽、掛黑牌“遊街”。“遊街”後全部跪在該校的“共青操場”接受“批鬥”。李季谷是其中之一。後來這些人都進了校園“專政隊”中“勞動改造”。據曾經和李季谷一起在校園裡“勞改”的一位歷史老師回憶：給他們劃定了任務，輕的是搞衛生、拔草，重的是挑糞、挑水。有的人還必須掛着寫有“罪名”的牌子勞動。任何人都可以打罵侮辱。不但華師大的大學生常來訓人罵人，附中和附小的學生，也成群結隊地來，往他們身上吐口水，扔石頭，有的人還動手打。在“專政隊”里的人，有人往你吐口水，只能唾面自乾。另外，他們還得“耳聽六路，眼觀八方”，看到有紅衛兵在附近訓人或者打人，趁早設法走開。華東師大的旁邊是“南海中學”。那裡的紅衛兵學生每天早上命令該校老師爬到樓頂上，一個一個把頭伸到煙囪上被煙熏黑，然後命令老師一起念《毛主席語錄》裡的一段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行為的一句俗語。各國反動派也就是這樣的一些蠢人。”念完了這段語錄，紅衛兵命令這些‘分子’們用石頭砸自己的腳，砸得鮮血直流。

戴稼祥先生是古文字專家，1957年就被劃成了“右派分子”（華東師大歷史系在1957年有九名教員被劃成“右派分子”）。1966年時，隨便怎麼被罵、被羞辱，他都不反應：目無表情，也不說話。和他一起被“專政”的同事說：他不懂紅衛兵的心理。紅衛兵期待有反應，要聽到被打被罵的人表現恐懼和屈從，要這些人說“我有罪”“我該死”，以顯示紅衛兵的威風。看到戴家祥沒有反應，紅衛兵大發火，對他大喊“老混蛋”、“老牛鬼”，威脅說要把他丟到河裡去。這時他才哀告說：“小將，請別。”紅衛兵從中才得到了滿足。

教授中國近代史的陳旭麓先生身體不好。有一天下雨，地上有積水。“勞改”的時候他帶了個塑料片子放在地上，跪在塑料片子上面拔草。紅衛兵發現後，沒收了塑料片子，把他訓斥了一頓。1967年，學校裡面建立了巨型毛澤東塑像。因為華東師大的紅衛兵在1966年9月15日到北京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他們把這個有毛澤東塑像的地方命名為“915廣場”。他們命令“牛鬼蛇神”每天早上必須到毛澤東塑像前“早請罪”。（當時一般人則在毛澤東畫像或者塑像前每天“早請示”和“晚匯報”，用詞不同。）因為怕見人，“牛鬼蛇神”們越來越去得早。早到天剛剛亮，他們就到“915廣場”毛澤東塑像前，低頭“認罪”，再念一段毛澤東的語錄。那時候，紅衛兵還沒有起床，不會來騷擾他們。

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設立了“牛棚”三個，按“問題”性質分類。“大牛棚”26人，除了三個幹部，其它全部是教師，他們是“問題最嚴重”的。“問題”次等“嚴重”的，則在“中牛棚”，有12人，大多是比較年輕的教員和幾個學生。第三個叫“學習班”，有10人。這個系96名教職員中竟有40多人入了“牛棚”。所謂“牛棚”，實際上就是原來的教室。稱之為“牛棚”，是因為其中關押的人都不再被當人，而被叫做“牛鬼蛇神”。

在“牛棚”里，毒打和侮辱時常發生。有一次，該校原負責人常溪萍被抓到歷史系的“牛棚”來毒打一頓，說他是歷史系“牛鬼蛇神”的“大黑傘”。打完後，常溪萍出了文史樓就倒在地上，走不了路。該校另一個負責人被抓來打的時候，緊緊抱着自己的頭。第二天，他貼了一張條子在牆上。上面寫道：“被打是應該的，但是要求別打他的頭，讓他能去農村勞動改造”。該校數學系主任曹錫華的妻子是歷史系的中共總支書記。看到妻子被打時，他說了一句“流氓”，因此曹錫華被抓到歷史系來打。紅衛兵第一棍就把他的手錶打飛了。他則被打得在地上亂滾。打他的拖把木柄都被打斷了，他的耳膜也被打破，臉腫得很高。

‘文革’期間，確定了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同時，當時每天每人都必須多次呼喊“毛主席萬歲”。林彪是開創時時、處處呼喊“毛主席萬歲”的人物，也因此高升到最高權力圈子中第二的位置。歷史系的一名教員，私下卻說：林彪說毛主席萬歲，那麼他還怎麼接班？

【編者按：這句話還真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看來‘牛鬼蛇神’當中還真有能人啊，能想出這句話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能人。】

這句話被告發，他為此被“鬥爭”。紅衛兵命令每個“牛鬼蛇神”每天必須寫一篇“勞改日記”。每人有一個本子，掛在牆上，紅衛兵隨時來檢查。怎麼勞動，怎麼受“批鬥”，都必須寫清楚。開始，大家買的練習本都不一樣。有一天一個紅衛兵下了命令，讓他們把本子的封面都用墨塗黑。“牛棚”的牆上掛了一長排黑色封面的“改造日記”。在“牛棚”中，“牛鬼蛇神”們排隊到大食堂去吃飯，要先在毛澤東像前“請罪”，完畢以後，才能吃飯。普通人不用“請罪”，但當時也要先揮揮《毛主席語錄》本“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之後才能吃飯。1968年6月30日，也就是共產黨生日7月1日前夕，紅衛兵命令“牛棚”里每人寫一份“認罪書”，回家貼在家門上。那時候，每天從早到晚在“牛棚”，晚上七八點鐘才能回家。那天晚上七點多鐘時候，有紅衛兵踢開門進來。紅衛兵團長說：“你們寫的什麼認罪書？你們一個個都想變天。現在要對你們實行制裁。”有四個學生用棍棒和電線編成的鞭子，輪流毆打“大牛棚”中的26個人。他們打過一個，就命令那人“滾開”，跪到毛澤東畫像前面去，再叫下一個過來。他們一個一個地打，打到深夜才結束。被打的老師，有的臉腫得眼鏡都戴不上了，有的衣服都被打成一條一條的，有的被打得走不了路，只得用手扶着牆，才能慢慢地蹭回去。一位被打的教師說：那一天深夜他回到家中，已經兩三點鐘了，他的妻子沒有睡覺，坐着等他。他進門後，仰天大笑說：今天是“滿堂紅”，全部挨打。“仰天大笑”似乎難以理解。但設身處地一想，這未嘗不是一種自我解脫的方式嗎？

在“牛棚”里，李季谷曾和一位比他年輕30歲的教員坐一張桌子。那位教員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紅衛兵要他倆每天背誦毛澤東語錄，而且規定同桌的兩個人互相檢查。你背我檢查，我背你檢查。在李季谷死前的幾天中，“專案組”天天來“提審”他。（“提審”就是當時用的詞。“提審”他的人是學生紅衛兵。他們很為這樣的事情感到驕傲與滿足，因為這意味着掌握權力，以及使用權力、甚至暴力的機會。）有一天李季谷問他的“同桌”：“我今天思想混亂，頭昏，能不能不背？”又說：“我73歲了，眼睛有白內障，醫生說兩三年就失明了。”他的“牛棚同桌”無奈地說：那就儘量多念幾遍吧。1968年7月25日那天，“專案組”又一次“提審”李季谷。他從早到晚，跪了一天。一個二年級的學生，用燃燒的香煙頭，燙他的頭頸和後背。直到深夜，才准許李季谷回家。

可是，李季谷並沒有回家，卻在校園裡麗娃河投河自盡。他死後，他的一把傘和一個水杯還放在“牛棚”的桌子上，但是不見人。如此三四天，“牛棚”中人知道他一定出事了。華東師大校園裡的河裡面撈出一具屍體，大家都聽到了，但是“牛棚”中沒有人敢談，大家都不作聲。後來，紅衛兵來了。紅衛兵進“牛棚”，總是用腳把門踢開，高聲吼叫。而這些“牛鬼蛇神”都得站起來，作恭敬樣。紅衛兵開始訓話：“你們都是頑固不化的死硬分子。”“李季谷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這就是死硬分子的下場。”然後他們宣布要開“批鬥會”，“批鬥”李季谷。李季谷已經死了，怎麼“批鬥”呢？紅衛兵自然有辦法：他們畫了一張李季谷的漫畫像，上面還打上紅色的大叉子。“批鬥會”上，命令歷史系的兩名前負責人、那時的“牛鬼蛇神”手拿着那張漫畫像，站在會場前面。歷史系其它所有的“牛鬼蛇神”都站在李季谷的漫畫像旁邊，給死去的李季谷“陪斗”。這種“批鬥”死人的場景，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和別的地方，也都發生過。為李季谷的死，“牛棚”中的一位教授說了一聲“慘”。被別人聽見報告了上去。因此“鬥爭”他。他不承認。被斥罵和體罰之後，他承認了，但是繼續被折磨。因為他們強迫他承認他說的是“慘慘慘”，一連說了三聲“慘”，而不只是一聲。‘文革’後他說到這件事情，確實僅僅說了一聲。當人像李季谷這樣被整死的時候，說一聲“慘”都要受到這樣大的折磨。多少個“慘”字才能描述這種血腥的‘文革’歷史呢？歷史系教員謝天佑，當時還很年輕，被指控為“漏網右派分子”。他投河自盡，幸好未死。好幾名歷史系的教師都在文革時期患癌症死亡，長期生活在恐怖和壓抑中，顯然是他們患癌症的重要原因。歷史系的一位老師說，華東師大在1957年把400多人劃成了“右派分子”。但是‘文革’後“改正”的時候，院方說只有100多個。實際上，歷史系的教師就有9個，中文系也是9個，這還不包括學生中的“右派分子”在內。南林越原來是光華大學總務長，隨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大。他成了“右派分子”以後，被送到青海酒泉勞改。當他平反回來後，他的華東師大同事去看他。他們看了電影《天雲山傳奇》，據他說：哪裡有電影上那樣的好事啊。他去的地方，上海去了176人，回來的只剩3個。“右派分子”們在那裡，在鐵道兵的監督下修鐵路。那裡一片沙漠，每隔十里八里就是一個勞改營。他運氣好，沒有叫他修鐵路，叫他放羊。因此總算活了下來。這位老師還說，華東師大在‘文革’中被害死了70多人。可是文革後學校的一個報告中說30多人。不知他們是怎麼統計的。他說，壞人可以做壞事，但是只能一時一事一地一人地做。如此長久地大規模地進行迫害和虐殺，只有掌握大權的‘文革’領導人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