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是怎样被毛泽东毁灭的？【7】【8】

第7单元　乐坛名师

1、杨嘉仁及程卓如：音乐指挥家夫妻双自尽

 

杨嘉仁（1912-1966年）音乐指挥家，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出生于南京。193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教育系。1937年赴美留学，193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院研究部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在上海之江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圣约翰大学、沪江书院音乐系及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教育局音乐中心站主任。1947年起在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音乐理论及指挥法教授，并兼任沪江大学音乐系教授。1948年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组主任。

1949年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合唱队指挥。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创设指挥系时，他负责建系工作，并任该系主任。

杨嘉仁有较高的音乐秉赋和坚实的钢琴与音乐理论基础。他的指挥能抓住整个乐曲的情绪，对乐曲风格的处理细致入微，独具特色。1953年在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指挥的无伴奏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获得合唱银质奖章，后又应波、德、苏等国邀请访问演出，均获好评。1957年9月被邀请为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艺术竞赛评委会评委。他听觉敏锐，排练风格细致而又生动有趣，对作品有独特的理解和丰富的指挥经验，常被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邀请担任指挥。1956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指挥家樊承武、卞祖善、陈燮阳、夏飞云，钢琴家顾圣婴等均曾受教于他。

杨嘉仁教授和其夫人程卓如合编的《曲式学大纲》，于1952年由上海音乐公司出版。

“文革”狂飙骤起，上海市各界人心浮动，人人自危。天天有可怕的坏消息：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双双自裁；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楼。在上海当权的张春桥屡屡发狠话，并组织力量整闻捷，他感到无路可走。在那个心如刀绞、惊心动魄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用纸糊牢，然后打开煤气……死时才48岁。

那时的自杀，有个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例如：来自延安，拍摄过“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著名文学史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可见他们内心的痛苦之甚，必须夫妻相携才得以解脱。

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在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后，这所学校竟有17名教师先后死于非命。其中最为著名的教授就有5位：杨嘉仁，这位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在被批斗得无路可逃时，于1966年9月6日与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时打开煤气自杀。此外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教授、系主任陈又新、著名的音乐史学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沈知白教授、钢琴演奏家顾圣婴、著名的音乐指挥家黎国莶先生等。

 

 

2、李翠贞：以高雅的方式结束生命的音乐大师

 

李翠贞(1910—1966年)上海郊区南汇县人。1929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她的钢琴入学考试是按老师随机要求演奏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的某个乐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她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学业提前毕业。1934年李翠贞远赴海外，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又以突出的成绩提前结束学业，并于1936年9月被吸收为英国皇家音乐协会会员。1942年后，曾先后在重庆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钢琴系任教。

最近，上海的艺术人文频道连续播放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贺绿汀的纪录片，其中说到李翠贞是贺绿汀院长力邀而来的杰出钢琴人才。据前院长办公室主任的现身说法：当年整理档案时，还发现三封贺绿汀写给李翠贞的信，在信中情真意切地邀请她回国执教。他还说李翠贞的琴艺如何如何了得，能背谱演奏所有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云云。

李翠贞终于被说服了，毅然回到国内，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后因和丈夫两地分居（丈夫在香港）多有不便。丈夫劝其留在香港，她又放不下学院的教学工作，为此而苦恼。1959年曾经写信给她所信任的好友傅雷，征询他的意见。傅雷力劝李翠贞留在上海为国效力，李翠贞听从了傅的建议，继续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文革’期间，这封信在红卫兵抄家时被发现，并作为“反革命罪证”用来批判傅雷，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在1966年9月2日晚上自杀身亡。

【编者按：傅雷劝李翠贞留在上海为国效力，这本来是爱国行为，怎么能够成为‘反革命罪证’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看来，这些娃娃们连一封很普通的信都读不懂，最多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吧？小小年纪，能判断是非吗？毛泽东恰恰是利用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们的无知，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仅仅相隔一周，李翠贞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但方式很特别。据李翠贞的邻居事后回忆：1966年9月9日，他父亲忽然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愈来愈浓的煤气味，顿生疑窦。于是，从一楼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煤气是否关好。唯独李翠贞家敲门不开。他父亲更觉得事态严重，立刻报告居委会。居委会又与房管所联系。他们派了两个师傅来撬门。李翠贞所住的那个单元的后门与厨房相通。他们撬开门以后，看到李翠贞面朝门坐在沙发上，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看起来她做了最后一次化妆，目瞪门外，把那两个师傅当场吓晕。李翠贞自杀前把门窗都用报纸密封，所以她自杀时没有被立即发现。

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呢？一般人很难理解。“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人所遵奉的信条。但是，李翠贞曾经留学和生活在英国，接受那个国度绅士风度和做派的熏陶和影响。在绅士们看来：没有尊严的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苟活。到了那种境地，就是‘生不如死’了。

在国外有一部纪录片，谨慎小心、很有分寸地显示：李翠贞在‘文革’中遭受了极大的污辱，红卫兵强迫她趴在地上爬过桌椅，还用墨水涂黑她的脸。对于视人格与尊严高于生命的李翠贞来说，这种污辱比死亡更不能忍受。这位高贵的女士不堪屈辱，毅然选择了高雅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并且精心的化了妆，然后才拧开煤气……

她的生命定格在那个化了妆的、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面门而坐、死不瞑目的美丽形象中。壮哉，斯人！她活着时，无限风光；她的死同样庄严、凛然、神圣，不可侵犯，不许污辱。

仅仅在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中就有5位自杀的。在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之后，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其中有几位还是贺绿汀老先生千方百计从国外请回来的。

当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时，这所学校有17名教师先后死于非命。

 

【补白】

2010年秋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印度尼西亚说：

“没有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贫困”。

 

法国17世纪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也说过：

“缺乏正义的武力就是暴政。”

 

 

3、顾圣婴：最年轻的钢琴演奏家一家三口同时自尽

 

顾圣婴（1937－1967年）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原籍无锡，生于上海。她从小具有音乐天赋，3岁学琴，5岁进中西女中附小钢琴科学习，9岁时受到中西小学琴科主任印贞蔼的亲自辅导，琴艺大进。学琴之外，喜好书法、绘画，并广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籍此扩展自己的感情世界，以促进钢琴演奏艺术的提高。她文学方面的素养则较多受惠于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

1949年就读中西女中（后为上海市第三女中）初二，并从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学钢琴。1953年5月又得著名钢琴家李嘉禄教授指导，掌握欧洲各种流派和风格作品的演奏技能，并从马荣顺、沈知白教授学音乐理论和音乐史。

在那个政治冲击一切、艺术沙漠化的荒谬年代，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系统性和纯洁性都是绝无仅有的，同辈中自学成才为主的其它钢琴家更无法与其相比。

1953年，16岁的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美丽娴静的她和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合作，演出取得了极大成功。在顾圣婴面前展开的是灿烂而又前途无量的道路。第二年，17岁的顾圣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钢琴独奏演员。同年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首次演出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荣获盛誉。1955年2月26日在沪举行首次独奏音乐会又大获成功。1956年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后又去莫斯科学习。

其父顾高地先生是爱国将领，曾任19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因受“潘汉年冤案”的株连，被判处无期徒刑。当顾高地突然被抓走的时候，顾圣婴只说了一句话：“我爱祖国……更爱爸爸！”。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能够在危急关头说出这样的话来，说明她具有最起码的良知和勇气。实在令人敬佩！

家庭的不幸和变故并没有影响她事业上的成功。1957年，这个20岁的小姑娘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上荣获钢琴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夺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章。40多位评委认为这位中国小姑娘的演奏“是一个奇迹”、“那种快速的触键技巧令人赞赏……”

1958年，这位中国小姑娘又在日内瓦引起了轰动，她在第14届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

获奖后，顾圣婴应波兰政府的邀请在波兰举行巡回演出，在美丽的国度波兰，顾圣婴得到了她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一件礼物：肖邦的石膏手模。——她曾以弹肖邦的名曲而震动世界琴坛，被她视为生命的、由波兰政府赠送的“肖邦手模”，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摔得粉碎。什么叫‘野蛮’？什么叫‘疯狂’？这就是！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用刘诗昆的话说：顾圣婴的钢琴风格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

她的人品，更是有口皆碑。无论老师或同学，同事或朋友，提起她的为人都是众口一词的称赞：优雅的家教，谦逊的品格，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朴实的衣着，拼命三郎似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这一切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理由’。

1967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昔日学院的老师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

‘阶级斗争’的火焰终于无情地向她袭来。造反派们在一次批斗会中将她拽了上去，声色俱厉地要她第二天交代自己的罪行，明确告诉她：明天的批斗会主角就是她，就是她这个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的苗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那一顶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向她飞来。

一个只知道音乐，不知阶级斗争的弱女子，如何能够应对这一切？

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天黑了，顾圣婴踽踽回家，昏暗的路灯映着她那孤独的身影，路边贴满了大字报，那些“火烧”、“炮打”的字迹触目惊心地映入她眼帘，风吹着大字报破损的边沿，发出轻微的声音……她踽踽而行，那样纤弱又那样迟缓……顾圣婴此时的内心感受，也许是愤懑；也许是悲怆；也许是麻木…….

她终于回到了家，母亲已经不安地等待许久了……。

后来的一切，我们都只能猜测了，因为死亡将所有的秘密都带走了。没有人知道当天晚上，母亲和女儿、儿子具体交谈了什么？以至于他们做出了如此决绝的决定……

1967年，顾圣婴快到30岁，还没有品尝过爱情的甜蜜。她是那样端庄秀丽，像荷花一般散发着宁静优雅的芬芳。她的弟弟顾握奇，正是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刚刚踏入大学的大门……也许，他们想躲避，躲避这个令他们迷惑，令他们不解也令他们恐惧的社会，于是他们选择了死亡这一极端的方式。也许，他们是出于向邪恶势力的抗争，用最昂贵的代价——生命的付出来表达出内心的愤懑和抗争……

1967年2月1日凌晨3点，一辆救护车朝着愚园路749弄中心医院呼啸而来。从担架上抬下来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被推进太平间。这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本人。尸体火化后，没有亲属保留骨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关于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只能成为永远的谜。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还不足30岁。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罪加一等。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

其父亲顾高地先生于1975年被释放出狱，并恢复名誉，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然而，这一切对于顾老先生已经毫无意义了，他没有了家，没有了老伴、爱女、爱子。凄风苦雨伴随着这位老人走完了一生，1990年在上海去世。

《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于2000年出版，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发行了《珍藏顾圣婴》的唱片专辑。算是这位才女留给这个世界一点点贡献吧！任何人都只是、只能是历史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什么也带不走，但应该留下些什么？有的人留下了罪恶、仇恨、诟骂；而有的人却留下业绩、贡献，让后人长久地缅怀、纪念、崇敬…….顾圣婴显然属于后者。

 

 

4、陆洪恩：优秀的音乐指挥家被公开枪杀

 

陆洪恩（1919--1968年）出生在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所以有“洪恩”之名。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50年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手，1954年起任乐团指挥。

1965年1月，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人一起到上海附近的奉贤县农村参加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运动又被称作“四清运动”。在奉贤乡下，陆洪恩突然行为失常。他的同事把他绑到县医院打了一针，使他镇静下来，把他送回上海。上海交响乐团派了一辆中型汽车，该团中共支部书记陈彦龙、陆洪恩妻子的弟弟胡国安等五人一起陪陆洪恩到了上海精神病医院。上海精神病医院最好的医生和陆洪恩谈话并观察之后，诊断陆洪恩患“精神分裂症”。陆洪恩在上海精神病院住院两个多月，病情大为缓解，于是出院，回团上班，但不再担任指挥而已。

1966年春天，陆洪恩再度发病。晚上不睡觉，总是怀疑有人迫害他。他给在北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上万字的长信诉苦，写后又撕掉。他的妻子胡国美告诉弟弟胡国安，要他帮助把陆洪恩再次送进精神病院。胡国安是上海外语学院的俄语教师。他立即给上海交响乐团打了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对陆洪恩，不能送医院，不用你们管。

原来陆洪恩曾公开表示：反对批海瑞，反对批三家村，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没有错。说得激动时，他甚至高呼“修正主义万岁”等等口号。这样一来，他不仅没有被送医院治病，而是在5月28日，被送进了监狱。罪名就是“现行反革命”。

曾经和陆洪恩关在同一监房的刘文忠先生（即被中共政权枪杀的刘文辉之弟）在《风雨人生路》一书中回忆：由于陆洪恩“被揪斗频繁，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前次老伤未好，后面又添新伤。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脚步，被打得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造反派看守还要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背铐是很重的惩罚，血液循环受阻，长期血管又肿又胀，疼痛刺骨钻心。看守还在牢房中狠狠地训斥：‘1598每次批斗，每次不老实，还继续放毒，非得反铐不可！’（在监狱里，每个犯人都有一个代号，而不叫名字。1598，就是陆洪恩的代号）

批斗，毒打，反铐，几个月下来，这位文弱书生背已弯驼，头发全白、脱落。”“这位音乐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耳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呆木般的比一个九十岁老翁还衰老。”书中还说，和陆洪恩在同一监房的人多次劝他隐忍一时之辱，不要公开抨击文革，以后还能有机会出去。陆洪恩总是苦笑着摇头。后来，他发高烧，讲胡话，精神意识失控了。并且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见到有“毛”的东西就咬，毛巾，毛衣，毛裤……。

终于有一天，监狱当局把他们监房里14个囚犯叫到“训导室”坐在地上，“接受教育”。他们厉声训斥陆洪恩“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最后，审讯员凶狠地问：“1598号，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训导室内静默了大约一两分钟之后，这位铁骨铮铮的音乐家像一个临死之人回光返照，骤然精神抖擞，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始“表态”。他毫无顾忌、滔滔不绝地直抒胸臆，一口气演说了二十多分钟，发表了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他最后表态说：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见《风雨人生路》第136页）

陆洪恩口若悬河，激昂慷慨，句句惊心，不仅震撼了在座的所有罪犯，连主持审问他的三个人也听得目瞪口呆。他们在仔细地倾听，其中一个沙沙不停地记录，谁也没有打断他的话头。可以断言：这几位身为审讯者，实际上心中也非常佩服和赞同陆洪恩的演说，只是由于身份所限，不能公开表示支持罢了。刘文忠先生看了墙上的挂钟，陆洪恩足足演讲了25分钟。

狱方记录了他的全部谈话，并叫三四个囚犯签字作证。这个演讲一个星期之后，陆洪恩被带出了他们的监房。四天以后，难友们看到了《解放日报》头版陆洪恩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消息。

枪毙一个精神病患者，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在‘文革’期间非常多，不足为奇。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当时的背景。1968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红卫兵们把“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张春桥在震怒之余，决心揪出几个所谓“幕后的老家伙”来杀一儆百。张春桥从当时“公检法造反派”报送上来的黑名单里，看到了陆洪恩的名字，眼睛一亮。但有人说陆洪恩关在监狱里已经近两年了，恐怕与“炮打张春桥”的事件无关吧？张春桥却说怎么会联系不上？社会上的那根黑线又粗又黑，根子就在那些死不悔改的老家伙身上，陆洪恩这样的罪大恶极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浪费人民的粮食，你们的屁股坐到谁的板凳上去了？杀陆洪恩就是杀一儆百。于是陆洪恩就在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中成为了替罪羊。

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宣判大会，宣布对陆洪恩的死刑判决。上海电视台还转播了宣判大会的现场实况。枪决他的布告贴在上海街头。和他一起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共计三十多个。

陆洪恩被枪决后，公检法方面的代表到陆家通知陆洪恩的妻子胡国美，并向其索取‘子弹费’。这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段小插曲，是古今中外不曾有过先例的创举！

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曾是文化界的名人。他们都应该听过陆洪恩所指挥演奏的音乐，或者至少知道作为著名音乐指挥陆洪恩的大名。当他们挥笔批准陆洪恩的死刑判决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斥着的是“革命”的狂热，还是残忍的快意？

在‘文革’年代，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说了几句和当时主流意识相违背的言论，就被枪杀。这种处罚实在是太荒谬。甚至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1979年的春天，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有专家指出：他们查找资料，发现希特勒时代的规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文革’时代，许多人只是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根本远未达到“侮辱”程度，就被枪毙。可见‘文革’时期刑法残酷到何种程度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捍卫毛泽东思想”和“继续无产阶级革命”冠冕堂皇的目标下进行的，就更显其荒谬了。

 

【补白】

我们的优越性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危险性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坏事。

——著名文物收藏家、‘文革’博物馆馆长樊建川

 

 

第8单元　梨园名角

1、周信芳、马连良：京剧大师 “南麒北马”双殒命

 

周信芳（1895—1975年）著名表演艺术家，艺名麒麟童。原籍浙江慈溪，出生于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市）。其父周慰堂、母许桂仙均为春仙班的演员。

周信芳6岁随父旅居杭州，从陈长兴练功学戏。7岁登台演出。1907年在上海演出时改用“麒麟童”的艺名，并一直沿用下来他曾两度赴北京、天津演出，将《鸿门宴》、《鹿台恨》、《反五关》等戏介绍给北方观众，人称“麒派”。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沦陷之前，周信芳编演了《明末遗恨》和《徽钦二帝》等表现亡国惨痛的戏，并在自己演出的舞台两边墙上挂出演出预告《文天祥》、《史可法》（明知其不可能演出，却要以此来显示民族抗战的精神，以激励广大观众的斗志。上海解放前夕，还曾保护过中共地下工作者姜椿芳。50年代初期，热情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的演出。1959年加入中共。

 

马连良（1901—1966年）字温如。回族，北京人。8岁入喜连成科班学戏。先从茹莱卿学武小生，后从叶春善、蔡荣桂、萧长华等学老生，一年后即登台演出。17岁时，学艺十年期满出科，应邀去福州担任主演。18岁北返，声誉鹊起。21岁，即以谭x派须生初演于上海。当时变声尚未恢复，嗓音较低，但已赞声四起，灌制唱片数张，风行各地。后离开富连成社，自己搭班演出期间，为追慕谭派艺术，时常登门求教于王瑶卿。

艰辛的广征博采与不断的舞台实践，使他的表演艺术不断精进，24岁演出《打登州》、《白蟒台》等戏，被观众誉为独树一帜。25岁开始整理改编、演出传统剧目。1927年26岁时挑班演出，名挂头牌。1930年组成扶风社。翌年与周信芳同台演于天津，技艺精湛，各具风采，被誉为“南麒北马”。

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多次参加义演。受周恩来劝导，于1951年10月1日从香港回到内地。离开香港前，曾请著名星象家袁树珊算命卜卦，结论是：你还有15年大运（不料真的被言中）。1952年8月建立“马连良京剧团”。1955年，马连良京剧团与谭富英、裘盛戎之北京市京剧二团合并成为‘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任团长。次年底，张君秋领衔之北京市京剧三团并入。此后，该团与中国京剧院合作排演《赤壁之战》，与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等人合演《秦香莲》、《赵氏孤儿》、《青霞丹雪》、《官渡之战》、《海瑞罢官》、《状元媒》等戏，广受好评。

周信芳和马连良是我国京剧界久负盛名的两位大师，时称“南麒北马”。马连良被称为“四大须生”之一，而周信芳一直被誉为“海派”京剧的领军人物。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南麒北马”不约而同地排演海瑞戏，被人们誉为舞台上的两位“活海瑞”。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出戏，在“文革”中，两位大师同遭厄运，被迫害致死，成为中国京剧史上最大的冤案。

响应号召周信芳编演“海瑞戏”

周信芳的《海瑞上疏》编演于1959年。那年年初中央及地方一些报刊根据毛泽东提倡‘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话’的民主风气，发表了不少颂扬海瑞、魏征等历史人物的文章，有人称之为“海瑞精神”。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来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他通过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约见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他建议周信芳编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他说，从反右之后，许多人都不敢说话了，写海瑞戏，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他还送给周信芳《海刚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两本书，供他编戏时参考。

海瑞是历史上有名人物，为人刚正不阿，敢讲真话，甚至冒死直谏的行为非常感人。再则，周信芳演海瑞这样的角色又十分“对工”，故而周信芳欣然接受了周扬的建议。

周信芳把这一创作任务带回来，立即得到文化局与京剧院的支持。京剧院领导集体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全力以赴把这出戏作为重点剧目搞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同时决定由周信芳和陶雄副院长负责，立即成立创作组。剧本采取集体讨论的方法，由编剧许思言执笔。文化局李太成副局长和刘厚生处长都亲自过问，参加讨论，对明史素有研究的蒋星煜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有关海瑞的资料。

创作组很快就开始工作，他们认真阅读、研究了《海刚峰奇案》、《治安疏》、《丘海二公合集》和其它有关海瑞的史料，以及传统戏曲中的海瑞戏。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主要以历史素材为依据，兼采用传说和戏曲传统剧目中现成的形象，来丰富这一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4月到5月，创作组编写出剧本提纲。就在同年4月间，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在会上针对反右以后不少人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提倡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有解放思想、坚持真理、敢想敢说的勇气。他强调指出，实行正确的工作方法的根本保证就是敢于坚持真理，而真理又往往“是在少数人那里，所以坚持真理就必须有反潮流的精神”。

会上，毛泽东又作了关于《工作方法十六条》的讲话，再一次提出“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有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号召“干部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他看了湖南花鼓戏《生死牌》以后，又大大称赞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受到领袖讲话的鼓舞，他们更加积极投入。创作组先后搞了三个提纲。经过大家讨论最后选择第三个提纲，即以海瑞上本“直言天下第一事”为中心事件，描写海瑞冒死直言诤谏，突出他的“五不怕”精神。

周信芳不仅是这出戏的导演和主演，而且自始至终参与了剧本的创作活动。他埋头书斋，翻阅研读大量史籍，并综合大家的意见、点子，酝酿完整的方案。剧本既然以海瑞上本作为中心事件描写，以此表现海瑞的不畏权势、不顾安危、敢于为民请命讲真话的崇高精神，那么就必须写好海瑞为什么要上疏、海瑞如何上疏、海瑞上疏引出了怎样的后果——这三个重要的环节。周信芳认为必须充分揭示当时的时代背景，戏要从海瑞离开兴国县调任京师写起，先写海瑞沿途目击老百姓遭受外患兵祸的荼毒，流离失所、四处逃亡的悲惨情景；接着再写大臣们面对外侮内患纷纷议论而束手无策。这样就为海瑞进京后的为民请命，埋下了伏线，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初稿得到了各级领导和京剧院的肯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文汇报》负责人陈虞孙和李太成、刘厚生等人都认为基础较好，给予肯定。同时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要求把海瑞的形象塑造得更突出一些，海瑞的忠心与皇帝的昏庸对比应表现得更尖锐一些，并希望能更多地从发挥周信芳的演技上考虑，如上殿奏本时不必乘轿，可让其夫人紧追其后，这样不仅有戏，而且可以发挥类似《徐策跑城》中的身段演技。

为了集中精力搞好剧本，在京剧院二团去青岛演出时，周信芳与许思言也带了初稿去修改加工。周信芳与许思言逐场逐段、逐字逐句详细讨论，推敲修改，有些地方还亲自动笔修改。8月，《海瑞上疏》剧本二稿在青岛完成。定稿后，他们立即赶回上海，投入排演。

为了确保这一重点剧目，京剧院调集了强大的演出阵容。经过全体演职员的紧张工作和通力协作，只花了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海瑞上疏》已经排演就绪了。当局安排国庆十周年演出重点剧目和参加国庆游行彩车时，都将《海瑞上疏》列入其中。

《海瑞上疏》“南麒”尽显麒派风采

1959年国庆前夕，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展览演出拉开了帷幕。9月30日，上海京剧院的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隆重首演于天蟾舞台。这次献礼演出有十六个剧种，一百多个剧目参加。《海瑞上疏》独树一帜。周信芳虽然年逾花甲，但老当益壮。他再次以其独特的麒派风采和魅力倾倒了全场的观众，引起轰动。

剧本围绕海瑞冒死上书一事，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剧情发展跌宕起伏，人物感情波澜不断，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中国封建社会是极端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皇帝一言九鼎，他的决策关系到广大黎民百姓的生死安危。历代有不少忠臣贤相，他们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犯颜直谏，为民请命。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需要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因此仍然需要提倡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潮流的精神。

其次，共产党一贯主张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为坚持真理而献身，也应该是共产党人的本色。1957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浮夸风；1958年反右扩大化，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空气。在有些人当中形成了只讲大话、空话、假话，上骄、下谄之风。在这样的情况下，写这出海瑞戏，歌颂海瑞的坚持真理、敢做敢为的精神，古为今用，很有现实意义。因此《海瑞上疏》的主题是积极的。这出戏对主人公海瑞形象的塑造也是成功的。戏中海瑞刚正不阿、敢作敢为的性格十分生动突出，同时又刻画得有血有肉。周信芳所塑造的海瑞形象生动，充分发挥了麒派艺术的长处与特色。周信芳以其特有的幽默乐观的精神气质和饱满的感情，富于生活气息的语言和细节，以及节奏强烈的表演动作和唱腔、念白，使海瑞的舞台形象显得活龙活现。

《海瑞上疏》正式公演后，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京、沪两地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分析《海瑞上疏》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称赞该剧的创作和演出获得成功。

《海瑞上疏》公演不久，其剧本便在《上海戏剧》上公开发表，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这个戏到北京演出，陈毅、周扬等领导人观看了演出，都给以了肯定的评价。

马连良在北京排演《海瑞罢官》

就在《海瑞上疏》上演不久，在北京的马连良也开始了海瑞戏的编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在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一向敬重海瑞，对吴晗这些作品也十分喜爱。

1959年冬天，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马连良和吴晗相遇，两人谈到了海瑞。马连良先是问吴晗：为什么报刊上连续发表多篇宣扬海瑞的文章？

吴晗告诉他：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曾称赞海瑞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不畏权势的精神，号召大家要学习这种精神。后来钱俊瑞、胡乔木来找他，要他写些关于海瑞的文章。于是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对吴晗说：“我在富连成科班学戏时曾演出过《大红袍》，对海瑞十分佩服。我看了您写的那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更有兴趣。您能不能给我写一出描写海瑞的新的京戏？”吴晗有点为难地说：“我是搞史学的，写书、写文章还行，戏可不会写啊！因为我不熟悉京剧，又没有写过剧本。”马连良说：“不要紧，您先拉一个初稿，剧团帮着一起搞。至于戏词好办，您先按古诗写就行！”于是吴晗答应试试看。

过了不久，吴晗果真写出了《海瑞》剧本初稿，给马连良送来了，并希望剧团加以修改。大家觉着内容很好，就是剧本有点像昆曲传奇，戏剧性也不够强，平了一些。马连良与大家共同研究，作了修改，于1960年夏天进行了排练。彩排时特地请几位专家、学者来提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吴晗又修改了一稿。原来海瑞被罢官后，百姓为他饯行，以此结束。这样海瑞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灰溜溜一走了之，马连良的表演技巧也难以施展，后改为罢官作为戏的结尾，剧名也改成《海瑞罢官》。

1960年底《海瑞罢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由王雁担任导演，马连良饰演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李毓芳饰海夫人，周和桐饰戴凤翔，郭元祥饰徐瑛。这个戏主要写罢官，海瑞上任应天府巡抚，察访民情时得知：告老还乡的太师徐阶，霸占了洪阿兰家的民田，纵子（徐瑛）行凶，强抢了洪阿兰的女儿赵小兰。海瑞秉公而断，判徐瑛死刑，徐阶退田。徐阶买通朝官，诬告海瑞鱼肉乡里，罢了海瑞的官。海瑞毅然在交印之前处死徐瑛，为民除害。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了某些情节，以揭示明代社会阶级对立的状况，生动地刻画了海瑞不畏强暴，为民伸冤的刚直不阿的精神。戏中的海瑞已经54岁，官至应天府巡抚。马连良在表演中突出他的阅历已深，强项未改。采用安详的神情、稳健的动作，浑厚的声音表现他内涵热情而外表沉着镇静，并注意刻画海瑞复杂的思想活动。

最后“罢官”一场尤其精彩，在前几场稳练沉着中又加进了从容不迫、豪迈果敢的特征。他命令中军：先斩囚犯，再交印信。马连良在此处特别提高声调，加重语气，一字一句如斩钉截铁。海瑞杀了徐瑛、王明友，徐阶昏倒下去，新巡抚戴凤翔也呆若木鸡，此时海瑞举着巡抚大印，昂然屹立，岿然不动。至此，才徐徐落幕。

《海瑞罢官》演出非常成功，好评如潮，人们称它为马派艺术又一杰作。吴晗原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副市长，他跑到京剧行当写剧本，因此廖沫沙称赞吴晗“破门而出”。

风云突变，惨遭厄运

上海和北京两地分别由两位京剧大师编排、演出海瑞戏，相映成趣，成为京剧界一时之盛事，也是广大戏迷朋友一饱耳福的绝好机会，更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历史上清官的热切希望和呼唤。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有谁能够未卜先知，顷刻间就来了一个180度急转弯。“文革”狂飙袭来，一切都变了：原先被各界极力推崇和赞美的海瑞戏，突然变成了向党进攻的大毒草。而两位京剧大师也在顷刻间被打成黑帮分子，无情地揪斗和折磨，终于惨死在他们曾经是那么热爱过的祖国大地上。

周信芳与马连良在舞台上塑造的海瑞形象特别成功，除了精湛的表演艺术外，还因为二位都是正直的艺术家。他们热爱海瑞，是用赤诚的心来拥抱角色，人们看到的是两个活海瑞。可以说《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分别是周信芳、马连良在晚年推出的两出极具光彩的巅峰之作。

《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前者是奉命创作，后者是有感而发。当时的初衷是为了配合宣传发扬‘敢说敢为’的精神。此外，海瑞作为一个历史上的杰出的政治家，在舞台上高扬他的斗争精神，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这两个海瑞戏竟成为“文革”首先开刀的对象！心怀叵测的江青早就对《海瑞罢官》虎视眈眈。

1964年下半年，她找北京的评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对方没同意。1965年2月，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活动非常秘密，文章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此时毛泽东正在酝酿发动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对文章表示了肯定，意图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

这样，1965年11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先向《海瑞罢官》发难。文章一开始就给《海瑞罢官》下了政治结论，说它“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分“《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一个假海瑞”、“《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四个小标题进行了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分析批判”。

文章指责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美化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歌颂海瑞刚直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黑文一出，一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随之而起。

在关键的时候，一切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同一个毛泽东几年前还喋喋不休地号召文艺界应该“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这时却转换了话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在肯定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指出：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已经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更加升温，完全从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调子也越来越高：从刮单干风到替彭德怀鸣冤叫屈，一直到‘骂皇帝就是骂毛主席’等等。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海瑞上疏》当然也不能幸免。这场批判运动一开始，姚文元的文章就是一箭双雕。他在文章中特别点出：“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接着江青、张春桥等又把枪口对准了《海瑞上疏》。1966年2月、5月，先后又在《解放日报》上抛出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和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两篇黑文。文章诬称“《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他们硬把《海瑞上疏》的写作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海瑞上疏》就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还抓住这个戏是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戏中海瑞抬了棺材上台，便是对无产阶级的诅咒和示威。文章还公开点了周扬、周信芳的名。

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欲置人于死地。文章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可是《海瑞上疏》写作时，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文章诬称1960年演出的《海瑞罢官》支持单干风、翻案风，然而批单干风、翻案风，都是1962年的事。作者岂能未卜先知？

对《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的批判，完全是“四人帮”为了政治斗争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在这场冤案中，吴晗、周信芳、马连良、许思言以及一批领导干部、著名艺术家被牵扯了进去，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吴晗被投入监狱，遭受种种摧残和迫害。其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夫妻二人于1969年先后含冤而死。他们的女儿吴小彦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后被抓进监狱，也于1976年去世。吴晗一家四口，竟死了三个，仅有儿子吴彰得以幸存。

马连良从1966年8月开始，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属遭株连。在半年多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忧愤成疾，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终年65岁。马连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强迫将他火化了。

周信芳先是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其夫人受到株连，被毒打致死。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孙女被逼疯。周信芳本人由于长期被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于1975年3月8日去世。这两位艺术大师的悲惨命运竟是如此相似！

 

 

2、盖叫天：江南活武松惨死于文革

 

盖叫天（1888－1971年）著名京剧演员，原名张英杰，号燕南，直隶高阳（今河北省）人。幼时入天津隆庆和科班，习武生，后改习老生。倒嗓后仍演武生，以短打武生为主。他10岁开始登台，13岁在杭州演出时开始用“盖叫天”之名。长期在上海等地演出，宗法李春来并且有所发展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时称“盖派”。代表剧目有《武松》、《十字坡》、《三岔口》、《一箭仇》等。1949年后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

1954年，给他拍摄《盖叫天的舞台艺术》京剧电影（由白沉导演，黑白片），涵盖《白水滩》、《七雄聚义》、《茂州庙》、《劈山救母》、《英雄义》、《武松》等8出戏的精彩片段，由上海京剧院的前身上海市人民京剧团联演，王燮元打鼓（鼓师是京剧乐队的总指挥）。

1963年，又给他拍了《武松》，这是他第2部京剧电影，也是他第1部彩色京剧电影，琴师郝德泉、黎秋觉，高明亮打鼓。周恩来原来邀请崔嵬执导，后来在应云卫和俞仲英两位导演手里完成。

他的艺术心得集成《粉墨春秋》、《盖叫天表演艺术》、《燕南寄庐杂谈》等书。

盖叫天是一位艺德双馨的京剧演员，非常敬业。15岁在杭州演《花蝴蝶》时曾不幸折断左臂。1934年，他在上海大舞台，用当时流行的机关布景演出《狮子楼》时，按照传统戏的一般演法，舞台上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足矣，既可代山代城，又可代楼代墙，根本不必搭制机关布景。可是，当时剧场老板为了招徕观众，竟搭了满台硬景，还别出心裁地在舞台上搭了个“酒楼”。演到武松替兄报仇，到“酒楼”上追杀西门庆时，“酒楼”就开始摇晃。西门庆见武松追上楼，吓得从窗上跳了出去，落在台面上。武松在楼上追到窗口，自然也应往下跳。可是，脚下是一排窗栏，上面又是屋檐，中间只剩下几尺高的一个窗洞。跳高了头碰着屋檐，跳低了又跃不过去。尽管这样艰难，也难不倒演技高超的盖叫天。按照戏路，他纵身一跳，一个“燕子掠水”动作，便从两丈多高的“酒楼”上跳了出去。

可是，当他跳到半空中的一刹那，忽见西门庆还躺在地上（按演出要求，西门庆跳下楼后，应迅速滚到一边，给马上跳下楼的武松腾地方）。盖叫天考虑到如果按原来的戏路跳下去，可能压伤扮演西门庆的陈鹤峰。在紧要关头，他急中生智，在空中一闪身。由于这一闪已非原来的戏路，又用力过大，落地时折断了右腿。当局，强忍疼痛，直到幕布被拉上。其艺德情操之高尚，由此可见。

在医院，不幸又碰上庸医接错了断骨；盖叫天一听说有可能无法登台，便毅然在床架上撞断自己的腿骨，要求医生重接。为此，陈毅曾题诗云：“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当他腿伤痊愈后，又在更新舞台演出了头二本《武松》，从“打虎”一直演到“逃亡”，先后演了三个半月。由于他在武松戏方面的突出创造，因此被世人誉为“活武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也受到残酷的批斗和迫害，被扣上“反动艺术权威”、“反对样板戏”等罪名。1966年夏天，杭州气温高达三十八度，盖叫天被拉去游街，并且要戴上高帽子，穿上武松的戏衣，装在一辆垃圾车上。他老伴也被拉出来，光着脚，不穿鞋袜，跟随在车后，走不多久，她的双脚就磨出血来。盖叫天年近八十，怎经得起这般羞辱与折磨，他愤然从车中跃出，摔在地上，以致腰椎骨摔断。他们再把他扔回车上，继续游斗。但“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并不就此罢休，而是不断举行批斗会，将盖叫天拉去批斗。最残酷的一次是1968年在杭州青年路灯光球场，省委省政府的“大小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押进场地，共有五百多人，每人颈下挂一块牌子。盖叫天也被押来了，他已经蓄发留须，长长的直披到肩上，双目紧闭，闭口不语。造反派要他跪倒，盖叫天却坚决不跪。上去几个特意挑选、会武术的壮汉，强行要他下跪。他虽年近八十，但都不能动他分毫。他们要扭折盖叫天的手臂，都被他用巧劲避过。他们用一根粗木杠，将他背朝天掀倒在地，用木杠压住他的双腿，两个壮汉踩在杠的两头，强行把他上身拉起来。只听“咔嚓”一声，盖叫天的腿被压断了。这位在舞台上为艺术累次断肢折臂，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伤残，重新站立起来的艺术家，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自己的腿竟然被这些娃娃们彻底折断了。这还不算完，接下来是扫地出门，盖叫天和老伴、孙女被从金沙港的燕南寄庐中赶了出来。他数十年珍藏的那些罗汉、塑像、绘画、古玩以及全部衣物、家具被洗劫一空。

往年过生日，盖叫天的习惯是吃一碗有特制浇头的“长寿面”。当他83岁生日来到时，他对老伴说，能不能再给他做一碗面。这个要求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可在‘文革’期间却难住了老伴。她只得想方设法，东借西挪，才借到几个钱，做成一碗面端给盖叫天。盖叫天接过面，愉快地吃完。吃完面，他又提出要洗浴。11月的天气，小木屋四处透风，穿着棉袍都嫌冷，怎么洗浴？但他坚持要洗，老伴只好依他。把门窗堵上，把室外的煤球炉移进屋内，勉强提高些温度，帮他洗了个澡。吃了面，洗了澡，盖叫天睡下了。过一会儿，他把老伴叫到身边，对她说：“剑鸣娘，平白无辜地遭到这份罪，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如果我先走了，你一定要活下去。”他要求老伴重复回答他三遍：“要活下去，要活下去，要活下去。”于是他才闭眼睛，不再说话，安心地睡去。

这以后，盖叫天的身体更为虚弱。过了年，由于天气严寒，他抵抗不住，感冒发烧。老伴要送他上医院，但家中只有十五块钱。去文化局请求，造反派不理。她只得叫了一辆三轮车，送他到医院。三轮车夫听说老人是盖叫天，坚决不要车钱，义务将他送到医院。但他是“牛鬼蛇神”，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于是再回到小木屋，经过漫长的黑夜，在天将黎明之前，他却溘然去世。身边还放着那对代替双鞭的木棍，时为1971年1月15日清晨，终年83岁。

一代名伶，在被折磨5年、受尽凌辱的晚年生活后，终于魂归天外。他能闭目吗？不能，不能啊！因为他的死完全是人为的，是被‘文革’黑手所毁灭的，盖叫天死不瞑目。

他期待什么？期待着当局给个说法：是谁导致这场灾难？谁是罪魁祸首？……

他的期待何时能实现？

 

【补白】

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导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被判处死刑，受刑前如是说

 

 

3、荀慧生：四大名旦之一被折磨致死

荀慧生（1900—1968年）初名秉超，1925年起，才改名荀慧生。出生于河北省东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由于家境贫寒，从小被卖给天津一个梆子戏班学戏，后被转卖给一位花旦为私房徒弟。自此，荀慧生沦为家奴，吃尽苦头。但他仍以巨大的毅力坚持每天练功。夏穿棉袄，冬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苦功练出了硬本领：唱、念、做、打无一不精。8岁登台表演，11岁跟师父入北京三乐班。后从陈桐云、乔惠兰、曹心泉、陈德琳、吴菱仙、孙逸云、路三宝等名师改学京剧。与侯喜瑞、刘鸿声合演《胭脂虎》《霓虹关》等戏，又同杨小楼、余叔岩、王凤卿、高庆奎、朱桂芳等合作，并拜王瑶卿门下学青衣。同年杨小楼应上海天蟾舞台之邀，会同尚小云、谭小培等合作演出。请荀慧生担任“刀马旦”，公演引起轰动。荀慧生的表演生动活泼，扮相俊俏，使上海观众耳目一新，被赞为“誉满春申”。后又与周信芳、冯子和、盖叫天等人合作，演出《赵五娘》、《劈山救母》、《九曲桥》、《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戏，名震沪上。上海国画大师吴昌硕同知名人士严独鹤、舒舍予也为宣传和扩大荀慧生的艺术影响而积极宣传。荀慧生喜欢作画，1924年正式拜吴昌硕为师，他又向齐白石、陈半丁、傅抱石、李苦禅、王雪涛等名师求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境界，提高了艺术素养。1927年北京报界举办京剧旦角评选活动，他与梅、尚、程等三位一起被评为“四大名旦”。从此标志着他的艺术走向成熟，得到社会的肯定，赢得了观众的赞赏。1931年再次当选为“四大名旦”。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荀慧生对于剧本、唱腔、表演、念白、直到服饰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与探索。他演出的剧目有三百多出，主要包括《红娘》、《红楼二尤》、《杜十娘》、《荀灌娘》、《钗头凤》、《十三妹》、《玉堂春》、《金玉奴》、《得意缘》、《卓文君》等。在唱腔艺术方面，荀慧生大胆破除传统局限，发挥个人嗓音特长，吸取昆、梆、汉、川等曲调旋律，大胆创新。这不是简单的一曲多用，而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感情与心境出发，字正腔圆，腔随情出，令人着迷。他善于使用上滑、下滑的装饰音，听来俏丽、轻盈、谐趣，具有特殊的韵味。他还十分注重道白艺术，吐字清晰，声情并茂。他创造出融韵白、京白为一体的念白，韵调别致，具有特殊的表现力。表演方面他强调“演人不演行”，不受行当限制，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突破。他塑造的许多少女、少妇的艺术形象，具有大众化、生活化的特点。娇柔妩媚、清秀俊美、风格各异。

在京剧四大名旦中，荀慧生的唱念做打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其唱腔委婉动听，俏丽多姿，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在传统唱腔、唱法的基础上，他结合剧中人物的需要，根据自己的天赋条件大胆创造。如《勘玉钏》中的“二黄快板”、《红娘》中反汉调“听琴吟”、反四平调“佳期颂”、《还珠吟》中的四平调“节妇吟”等等，都成为学习荀派的必修课内容。

50年代后，历任中国戏曲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河北省梆子剧院院长等领导职务。荀慧生一生收徒之众，不计其数。他指导和亲自传授的后人、学生、徒弟有：吴纪敏、金淑华、李薇华、荀令莱、宋德珠、毛世来、童芷苓、李玉茹、李玉芝、吴素秋、赵燕侠、小王玉蓉、张正芳、尚明珠、厉慧敏、陆正梅、宋长荣、李妙春等。还有许多人虽未拜师，但得其亲授者多矣。

1966年的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荀慧生还没有弄明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会事的时候，他就成了“牛鬼蛇神”、“反动艺术权威”、“残渣余孽”、“反党分子”，被揪了出来。其妻张伟君、儿子荀令香、荀令文，女儿荀令莱都被隔离审查，一家人失去了自由。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明明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一下子却成了“反党分子”呢？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和审讯，他只有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但他认定一点，“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所以他倒没有什么担惊害怕。他扪心自问，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的事，他一生都是“老老实实唱戏，清清白白做人。”至于“反动权威”的那些头衔，不管有多少，说白了我只是一个唱戏的，又不是我讨来的，是党和组织上给的呀！荀慧生实在不懂得，唱戏和政治有什么关系，这回怎么会扯到一块儿呢？

8月23日，“造反派”打着“破四旧”的旗号，拥着威风凛凛的军代表来了，把北京市京剧团所有戏箱集中起来，全部烧毁。他们还勒令荀慧生、老舍、萧军等文化界名人及一批著名演员，全部跪在地上接受教育。八月的北京，骄阳似火，空中呼啸着口号声、皮鞭和漫骂声。面前熊熊的大火，烧毁了唱戏用的行头，更烤痛了荀慧生和许多艺术家的心。

后来荀慧生被押到沙河农场监督劳动。12月的一天，荀慧生的腿和脚都肿了，身子虚弱得上气不接下气。他才开始感到自己的体力实在不行了，但仍然坚持着下地劳动。在下地的途中，实在支持不住沉重的身躯，倒在瑟瑟的北风中。却听到有人骂他“装死”，说他是逃避劳动，根本就无动于衷。

在冰冷的泥地上，荀慧生足足躺了四个多小时。当他的女儿荀令莱赶到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她叫着、哀求着，才允许她把父亲送进医院。

荀慧生正在发高烧，迷迷糊糊，医生诊断是老年性肺炎。医生抱怨家属送医院太晚了，生命危在旦夕。病床前只有女儿一人，她对爸爸说：“我到单位去请个假，一会儿就回来”。女儿一走，荀慧生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妻子张伟君、儿子令香、令文都是管制对象，失去了自由。女儿虽然解除了管制，但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中，其处境也可想而知。

荀慧生没有等到亲人的到来，就默默地离开了人世。这天是1968年12月26日。12月29日，张伟君得到通知，让她去见荀慧生。她还梦想着元旦的时候，也许一家人可能团聚，过上一个新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见到自己的丈夫，竟是在医院的太平间。当她揭开蒙在荀慧生脸上的白被单时，她实在接受不了这一残酷的现实。她看到丈夫削瘦的脸上发青、发乌，她紧紧地抱着冰冷发硬的丈夫，泣不成声。深情地看着这张熟悉的脸，她摸他的脸，摸他的手臂，手是粗的，手臂上还留有被打过的鞭痕。此时，她是被“造反派”押着来与丈夫见最后一面的。她流着泪，解下脖子上的纱巾，盖在丈夫的脸上，让带着她体温的纱巾，伴随荀慧生一路远行。

四大名旦中，梅兰芳、程砚秋二位先后走了，都走得隆重、风光，当局为他们召开了追悼会。荀慧生之死，属于“反动艺术权威”焉敢奢望？此后只剩下尚小云了。但尚小云也在挨批斗、被管制，自身难保。

以后还会有新的、观众票选的‘四大名旦’吗？不会有了。只会有官方指定的、御批的货色，没有观众的发言权。自然，观众也不会买账。

 

 

4、小白玉霜：评剧皇后惨死于文革

 

李再雯（1922—1968年）祖籍山东，5岁随父亲从天津逃荒到北京。父母无力抚养，不得不把她卖给著名评剧演员、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做养女。白玉霜特地请了天津有名的评剧彩旦李文质做她的启蒙老师。李文质讲究演唱技巧，板、字、气、腔，都很有功夫。李再雯聪明好学，刻苦用心，打下了坚实的唱功基础。后来李再雯随同白玉霜演出，在艺术上又受师傅的熏陶，逐步掌握了白玉霜的唱腔和表演技巧，继承了白玉霜的演唱风格。

李再雯14岁登台演戏。两年后，白玉霜却不辞而别，戏班为了维持生计，让她接替母亲担任主演，挂出了“小白玉霜”的牌子。她的演出，意外地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几年之后，白玉霜在北京病故，小白玉霜正式挑起了母亲的班子，在京津一带颇享盛名。

她的代表剧目古装戏有：《朱痕记》、《闹严府》、《杜十娘》、《秦香莲》、《桃花庵》、《玉堂春》、《临江驿》、《打狗劝夫》、《劝爱宝》、《珍珠衫》、《红娘》、《小借年》等。50年代初期，按照中共官方的要求，又主演革命现代戏《兄妹开荒》、《农民泪》、《九尾狐》、《千年冰河开了冻》、《小女婿》、《罗汉钱》等。1953年中国评剧团建立后，排了《秦香莲》一剧，在剧中她塑造的秦香莲形象是她表演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1956年《秦香莲》拍成电影，她获得金质奖章，蜚声海内外。六十年代后，塑造了《金沙江畔》中的金秀，《苦菜花》中的母亲，《朱痕记》中的赵锦棠，《闹严府》中的严兰贞，《李双双》中的李双双等。在演出中，她努力塑造出一批风格各异、性格生动的新妇女艺术形象。特别是在《小女婿》中扮演的杨香草，堪称脍炙人口，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小白玉霜音色纯正，音域宽广，她的行腔柔润平稳，深沉流畅，演唱圆润隽永、低回婉转，讲究节奏的变化及快慢、轻重的对比，形成了韵味醇厚、朴素大方的演唱特色。小白玉霜扮相大方，善用眼睛传神，表演风格轻淡素雅，细腻含蓄，不浮不泛。无论是演唱技巧的运用，还是唱腔的设计安排，她都能从刻画人物需要出发，细腻而真切地表达人物感情，塑造准确的人物形象。

1953年小白玉霜加入了国营剧团，在艺术上更加努力，不断追求创新。在演出剧目上，她一直坚持古装戏和现代戏同时并举。在传统戏里扮演过许多古代妇女角色，如《朱痕记》中赵锦棠、《闹严府》中的严兰珍、《杜十娘》中的杜十娘和《秦香莲》中的秦香莲等。这些性格鲜明、形象各异的舞台艺术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她的代表作《秦香莲》，在表演上吸收并借鉴京剧、梆子、曲艺等兄弟剧种的长处，丰富自己的表演艺术。在电影《秦香莲》的拍摄过程中，她尊重导演对剧中人物造型的需要，毫不犹豫地剃掉自己的双眉，卸装后蒙着头纱回家。此后被传为戏剧界的佳话。

在跟师傅学戏的过程中，小白玉霜明白：自己既要高举白派的旗帜，又必须和白玉霜的唱腔有所区别。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发现自己和白玉霜在声音素质方面的异同。她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白玉霜的嗓音宽亮，底气没有白玉霜足，但却可以在“膛音”和发音厚实上挖掘潜力，发挥白玉霜咬字狠、字音准的长处，并使自己的演唱吐字清楚。其次，她不能像白玉霜那样放开喉咙唱，以免招致白玉霜吃“戏醋”。她必须悠着劲儿来，使暗劲，要以情感人，不必争亮嗓音。她尝试着提着气唱，既用丹田气，又不让声音完全打出去，而是让声音保持不炸不喊，又能送远，形成另一种劲儿。因而创立了自身的唱腔风格。可见对于她来说，创新真的不易，也可以说她的创新完全是在内外压力下逼出来的。

小白玉霜与新凤霞，都是上个世纪40年代，在天津评剧舞台上升起的耀眼新星。小白玉霜出道较早，1937年年仅15岁就在天津代替养母白玉霜挑班并开始走红。但在同龄演员中却从不摆架子，一直关照着比她小七岁的后起之秀新凤霞。当时新凤霞家庭较为贫困，刚加入戏班时，虽然从师傅小五珠处学了不少戏，也显露出艺术天赋，但却无力购置行头（戏装）。而当时戏班是不为女演员准备行头的，完全得自备。为此，新凤霞终日愁锁眉尖。小白玉霜就主动把自己的行头和头饰借给她用，有很长一段时间，新凤霞就是穿着小白玉霜的行头演戏。这在人情淡漠、“同行是冤家”的旧时代，此等义举实在难得，值得称道。

小白玉霜对新凤霞不仅生活上关心，在艺术上也给予了很大帮助。1943年3月，新凤霞在河东天宝戏院首演白派代表剧目《潇湘夜雨》。小白玉霜与她并不在一个戏班，唯恐新凤霞演出不熟练，便专程从南市庆云戏院赶往河东给新凤霞把场，使新凤霞的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此后，她们还多次共同参加全市性义演活动。小白玉霜总是为新凤霞配演二路旦角，以此来提携这位小妹妹，为她成名铺路。姊妹在共同的艺术生涯中休戚与共，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由此可见，其艺德之高尚，非同寻常。

1952年，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战地慰问，小白玉霜参加了慰问团。跟评剧团一起乘坐大卡车入朝，冒着美机的轰炸，到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前线部队驻地。小白玉霜不辞劳苦，冒着极大危险，一会儿在山洞里为志愿军机关演出，一会儿又在山坡上给战士们演出。有时，还到伙房给炊事班十几个人演出，甚至爬上高山哨所给防空值勤的两个战士清唱。指战员们都非常希望看到她的代表剧目《秦香莲》，因此她一天早、中、晚连轴转演出两、三场全本《秦香莲》。有一天竟然演出4场。在第四场演出前，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演员们吃夜宵。这时小白玉霜的声带疲劳至极，几乎难以发声，怎么办？唱不出来，还要演出，她又不愿意让别人代替。无奈之下，她一面用小茶壶喝水，一面对后台管理说：“这场，咱们卖字儿吧！”

“卖字儿”是怎么回事儿？小白玉霜见领导有点疑虑，笑着对大家解释：“卖字儿”是评剧界的行话，指的是演员的嗓子突然出现问题时，还照样演出。但在演唱时，不用拖腔，用吟诵的办法表现唱词，而琴师则采用特殊的伴奏手段，烘托演员的吟诵。观众听起来，仍然像演唱一般。啊！原来“卖字儿”是这么回事。小白玉霜还特意谈到英年早逝的评剧名旦爱莲君的故事。她说爱莲君不但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还是位作曲家，有时能即兴在演出中临时设计新腔新调。比如评剧迷非常喜爱的《八月中秋雁往南飞》这段唱，就在某次演出中，爱莲君上场之前忽然来了灵感。对她的琴师说：“这场咱们把调改一改，你注意兜着点。”琴师和爱莲君配合得珠联壁合，一炮打响，这段唱腔便流传下来……

小白玉霜说：请领导放心，有琴师的巧妙配合，第四场《秦香莲》我一定能演好。上场之前，小白玉霜又用化妆笔在手心上写“卖字”二字。为了让声带休息，她尽量不说话，把手上的字举给琴师和乐队看，大家心领神会地点头。果然第四场演出圆满成功，大家纷纷上前和演员们握手致谢，久久不愿离去……

1957年，新凤霞的爱人吴祖光被划为右派，并流放外地改造。新凤霞被迫搬到了单位去住，单位给她安排了一间阴冷的小屋。后来新凤霞因居室潮湿患了关节炎。当时新凤霞属于监管、批判对象，谁也不敢接近她。小白玉霜发现新凤霞经常在院子里晒被子，便到她的居室看了看。看后既震惊又难过，便不顾众人非议，找到单位领导据理力争，才给新凤霞调换了一处条件较好的住处。由此，新凤霞更由衷地感激她。

1967年12月21日，在红卫兵造反派的迫害下，遭受毒打以后，悲愤难抑，愤而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一代坤伶，竟然惨死，时年45岁。英年早逝，身后并无子女。作为50、60年代的评剧泰斗和领头羊，也没有嫡传弟子，但她的唱腔却广为流传。

当小白玉霜因遭受“文革”政治风暴摧残而自杀身亡时，新凤霞闻讯悲痛欲绝，但处于当时情况，自身难保，未能给情谊笃厚的姐姐送葬，一直成为新凤霞的一块心病。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一。

 

在美国，你说了100句话，只要有1句是对的，他就肯定你这一句的价值。在中国则相反，你说了100句话，如果有一句错了，他们就追究这一句话，而忘了其余99句好话。

——旅居美国学者刘再复《阅读美国》

 

 

5、严凤英：著名黄梅戏演员死后竟被剖腹

严凤英（1930—1968年），祖籍安徽桐城罗岭。原名黛峰，艺名凤英。幼时即喜唱山歌和黄梅调。12岁拜桐城艺人严云高学唱黄梅戏，为族人、家庭所不容，后离家出走正式搭班，改艺名为凤英。1946年在群乐剧场演出，以《小辞店》、《游春》轰动安庆，也因盛名而招致灾祸，严凤英不得不离安庆去南京。后又得著名老艺人丁永泉指点，辗转演出于贵池、青阳农村和安庆、皖南等地区。1947年曾随胡金涛、刘凤云学唱京戏。1949年后又拜北昆名演员白云生为师，不断汲取兄弟剧种之长，以丰富自己的表演技艺。1951年重返安庆。1953年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历任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员、副团长，中国剧协第二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1960年，严凤英加入中共。于1954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获演员一等奖。

在23年的艺术实践中，严凤英在唱腔和表演方面都有新的创造，为黄梅戏艺术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她嗓音清脆甜美，唱腔朴实圆润，演唱明快真挚，吐字清晰，韵味醇厚，并注重从人物感情出发，力求达到声情并茂、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表演质朴细腻、塑造过许多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如《打猪草》中的陶金花、《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女驸马》中的冯素贞、《牛郎织女》中的织女，以及现代戏《丰收之后》中的赵五婶等。其中《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均摄制成影片。

她特别注意广为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等艺术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时称‘严派’。

严凤英的艺术人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5年春天以前，是第一个阶段。由于父亲严司明和母亲离异，她在四五岁时就回到祖父母居住的罗家岭。田园风光陶冶她幼小的心灵，与姑、姐们挖野菜、放牛的同时，她学唱了流传于当地的不少民歌，艺术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中悄然播下。不久，因为抗战爆发，其父严司明也回到家乡，闲居无聊时，教她唱京剧，这使她与戏剧艺术有了接触。在十来岁时，同族中曾参加戏班的严云高将黄梅戏带回了罗家岭，他一面开铺谋生，一面收徒授艺，严凤英由此与黄梅戏结下缘分。她始而偷偷学戏，继而拜严云高为师，正式成为他的女弟子，并学会了《送香茶》、《春香闹学》等传统戏中的单折。从学唱民歌小调，到学唱学演黄梅戏，从四五岁到十五岁，严凤英度过了从艺准备期。

1945年春至1951年初，是第二个阶段。1945年春天，严凤英在桐城练潭张家祠堂第一次登台演出《二龙山》。虽然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并不重要的角色-女寨主畲素贞的丫环，但却是她黄梅戏舞台表演的起点。为此，她触犯了当时、当地的族规，差点被捆起来淹死，可她却没有放弃，继续参加黄梅戏班的演出活动，终至离开家庭，从桐城唱到怀宁、枞阳等外县，唱到当时的省会安庆。

随着舞台实践的不断丰富，严凤英的表演艺术水平迅速提高。她本来就有较好的演唱天赋，又虚心向前辈艺术家学习，她回忆道：“我到安庆想把戏演好，就努力学习。那时学表演，主要靠观摩，看老前辈在台上一举一动怎么做，我就一点一滴记在心里，然后照葫芦画瓢搬上舞台。因为我是女性，演旦角戏的动作要细腻些，像是那么回事，观众看得很有味”。正是凭着这种学习精神，严凤英在表演艺术上崭露头角。据老艺人回忆，《二龙山》一剧的主角是女寨主畲素贞，严凤英扮丫环表演竟使剧名改为《丫环挂帅》。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社会，艺术上崭露头角的严凤英非但没有得到扶助，反而遭到摧残，她被迫一次次地离开她钟爱的舞台，其间，她又学唱过京剧。

1951年初，她终于重返黄梅戏舞台，是她生活上备受磨难、艺术上得以丰富提高的时期，也为她艺术创造的辉煌作了铺垫。

从此，严凤英进入了艺术道路的第三阶段。回到安庆后，她在“群乐”剧场演出，这时，中共派干部帮助改戏、改人、改制，使她“接触新文艺思想”。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演出过《江汉渔歌》、《两朵大红花》、《木兰从军》、《柳金妹翻身》等剧目。从1953年到1965年，她先后主演了《天仙配》、《女驸马》、《打猪草》、《闹花灯》、《牛郎织女》、《红色宣传员》、《江姐》等近50个大小剧目。其演艺水平也不断提高，既形成了独自的风格特色，又代表着当时黄梅戏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并对该剧种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严凤英的唱腔，首先贯穿着一个“情”字，在深入把握人物性格、测度具体戏剧情境后，以声传情，以情带声。《天仙配》是她演唱十分成功的一部作品，她曾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谈过自己的演唱体会，充分表明了她对七仙女在特定情境中情感的把握，并介绍了自己在演唱中的处理方法。

严凤英除了在唱腔艺术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外，在舞台上乃至银幕的表演上，同样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界。她所塑造的陶金花、七仙女、冯素珍、江姐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令人难忘。她在表演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可用“细腻”、“传神”四个字来概括。

严凤英虽然只活了38岁，但她对黄梅戏的发展做出了影响极为深远的贡献。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严凤英，黄梅戏或许仍然能够发展，但不可能在全国众多剧种中迅速崛起，更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观众群。

文革中，她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生性要强的严凤英不堪其辱，毅然服用大量安眠药。当其家属发现后，要求立即送医院抢救。但是，不行。因为她是‘敌人’。随后，许多人簇拥着威风凛凛的军代表来了。此时严凤英神智还算清醒，如果及时抢救，应该不会死亡。但军代表不是立刻抢救，而是对命悬一线的严凤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床头审问：“你怎么回事？你装病！你想自绝于人民！”据其子回忆：“我爸爸跟一个要好的老演员借了板车，老演员实在看不下去，求军代表，你让她去看病吧”送到医院，医生说这没办法，要送到住院部去。从门诊部送到住院部又耽误了很长时间，住院部的医生看了却说：“你服毒活该，你是反革命。要我们抢救的话，需要有证明文件，没有文件我们怎么抢救？像这种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等证明开出来以后，病人已经连呼吸都没有了。这时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严凤英死后，军代表刘万泉仍不放过她，说她是国民党特务，肚子里有国民党的密电和发报机。于是，他叫来了医生，命令医生给死者当众开膛剖肚。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Ｘ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颤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人把死者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出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医生还发现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这一天是1968年的4月8日，距离严凤英38岁的生日还差5天。

 

【编者按：这个军代表刘万泉，1967年底作为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支左”。从肉体上消灭了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刘万泉对严凤英的虐杀不是一般的政治迫害，而是所有刑事罪中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什么是‘危害人类罪’呢？例如：那个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人、那些用皮带把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的人、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等等，还有本文中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就是典型的危害人类罪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指示不能重用‘三种人’。但是他却忽略了第四种人。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谬。】

 

 

6、杨宝忠：戏曲大师囚于斗室冻饿而死

 

杨宝忠（1899～1968年）安徽合肥人。出身梨园世家，京剧余派老生演员。其祖、父两辈都是著名的花旦演员。其姑丈王瑶卿，乃京剧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大名旦”皆出其门下，人称通天教主者。在王瑶卿的亲自指点、教授之下，杨宝忠11岁时便以“小小朵”艺名登台演出于北京、天津等地，颇受欢迎。21岁，拜著名老生余叔岩为师。

上个世纪20~30年代是杨宝忠舞台生涯最活跃的黄金时代，虽然没有挑班唱头牌，但他在京剧舞台上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老生演员。常与杨小楼、尚小云、小翠花、章遏云等著名演员合作，颇为一时名流所重。

后因变声，改工操琴。又因自幼酷爱音乐，与琴师陈彦衡过从甚久，对谭腔和胡琴演奏技巧有深湛的研究。他嗜爱西乐，师从朱蛛隐学习小提琴，并将小提琴的某些弓法融于胡琴演奏中。他的指法灵活，弓法顺畅，独具一格。

某次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举办音乐会，其中有老志诚的钢琴独奏，也有他的小提琴独奏。杨宝忠用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乐曲《梅花三弄》，令听众与同行惊叹不已。“意悠扬，气轩昂，天风鹤背三千丈。”中国古人的乐思被他的西洋技法演绎得细腻流畅，绽放出异样光彩。杨氏“三弄”像春风吹遍了京城。不久这支曲子由美国胜利唱片公司以优厚的酬金请他录制成唱片，刚上市即畅销全国。

尚小云与他合作演出的新戏《摩登伽女》里，最后一场叫“斩断情丝”。尚小云以西洋踢踏舞蹈场面作为结尾，特请杨宝忠小提琴伴奏。当杨宝忠手握提琴，身着西服，风度翩翩地走上舞台，频频向观众躬身致意时，那个自发的、热烈轰动场景，实为现时舞台上靠“掌声有请”才有稀稀落落的掌声所望尘莫及。

中年以后，正式拜奚子刚为师，专业操琴。先后与言菊朋、马连良、杨宝森等合作，配合默契。他与杨宝森和鼓师杭子和的合作，被观众称为三绝。着有《杨宝忠京胡经验谈》一书。

杨宝忠在当演员的时候，以《击鼓骂曹》最受欢迎。这是杨宝忠享名最早的拿手戏之一。这出戏有三段西皮二六唱段，第一段“丞相委用恩非小，区区鼓吏怎敢辞劳……”，转快板“罢、罢、罢暂且忍下了，明日自有我的巧妙高”时，“罢、罢、罢”三字，嘎然叠起，令人精神一振。每当唱到此处，全场必报以热烈掌声。演到击鼓时，[夜深沉]曲牌的鼓套子音色之美有如“敲金击玉”，铮铮有声，听之令人陶醉。与曹操对话时唱的“鼓打一通天地响，鼓打二通振朝纲……鼓发一阵为雷响”的“一阵”鼓，如单皮鼓的“丝边”，落点铿锵，快而不乱，确是不同凡响。

50年代以后，杨宝忠出任天津市戏曲学校副校长并兼任课教师，积极培养戏曲人才，为京剧事业贡献甚伟。

北京京剧院的青年老生安云武，毕业于北京戏校。云武的父亲安延年是杨宝忠的弟子，宝忠很喜爱云武，曾教过他《碰碑》、《文昭关》、《击鼓骂曹》等戏。为了让云武在家中练习鼓套子，杨宝忠把他早年演《骂曹》使用的南堂鼓送给了云武，以鼓励他学好、演好这出戏。云武对杨宝忠先生的栽培教育总是感念不忘。

今天，闻名京剧舞台的很多位中年琴师如王鹤文、万瑞兴、魏国勇等皆为杨宝忠的学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菊圃百花开，杨派琴艺，后继有人。　　

“文革”开始，杨宝忠立即被他的学生、红卫兵以“反动权威”罪名打入牛棚，成了天津市最早的“牛鬼蛇神”。后来杨宝忠身患重病，回北京家中就医。在此期间，他常去梅（兰芳）家和姜（妙香）家串门。杨宝忠管梅夫人（福芝芳）叫舅妈，管姜妙香夫人（冯金芙）也叫舅妈。姜夫人给他包饺子吃，梅夫人则请厨师给他做红菜汤、色拉。他每周三天去梅宅吃饭，三天去姜家就餐。所以杨宝忠自己说：“我肚子里的油水，就靠俩舅妈了。”

【编者按：今天的青年人未必理解当时的情景。由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物资极度匮乏。当局不得不规定：每人每月配给几两油、几斤米。除非过年，根本就没有猪肉供应。因此偶尔有机会吃一点荤菜，那就好比过年一般。】

在北京，他还常去西单一家乐器行闲坐聊天。冬季某日，被天津市戏曲学校红卫兵发现，劫持回天津，囚于斗室，无人管理，无人过问。几日后，冻饿而死。

‘文革’固然是毛泽东发动的，他无疑是罪魁祸首。但那些把杨宝忠劫持回天津，囚于斗室，无人过问,终至冻饿而死的红卫兵们，难道就没有任何责任吗？今天有谁能勇敢地挺身站出来承认、忏悔的？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些娃娃们今天的生活过得特美好，票子、房子……什么都不缺，唯一缺乏的就是：良知。而良知才是做为人最根本的品行啊。

夕阳十里，西风一叶。一个极具才情的艺术家，拯救自己的能力一般都很弱、很弱。杨宝忠广结人缘，最后却孤立无援。杨宝忠生性乐观，而离世的那一刻，不知心上可滴血，眼中可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