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是怎样被毛泽东毁灭的？【9】【10】【11】完

第9单元　艺坛明星

1、石挥：戏剧和电影双栖 ‘皇帝’被逼投水

 

石挥（1915-1957年）著名电影演员、话剧演员、电影导演。原名石毓涛，天津市人，是“津门八大家”之一的石家第二门正廉堂后代,生于杨柳青。出生不久即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北京师大附小毕业又上了两年初中，因父亲失业生活困难，15岁时就独立谋生：先后卖过报、在牙科诊所做过学徒、当过北宁路列车服务员、真光电影院小卖部会计等。1940年赴上海，经幼时同学董世雄(影星蓝马)介绍，参加了“明日剧团”，又来天津演出。几经磨练，演技逐渐提高，由配角到主角。在40年代初，参演了30多个剧目。

石挥才华横溢，戏路宽广，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既注重内心体验，又精于外在表现，是我国演技派表演艺术家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独具风格、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无论正面、反面、青年、老年、喜剧、悲剧，各种角色他都能驾驭自如，演得栩栩如生。特别是他饰演《正气歌》中的文天祥，《大马戏团》中的慕蓉天锡，《秋海棠》中的秋海棠等角色，更是令人叫绝。

他扮演《雷雨》中的鲁贵一角，连曹禺都心悦诚服地说：“石挥演得，比我写的都好。”他饰演《秋海棠》里的秋海棠，当石挥那张贴着口香糖当疤痕的脸，凄然地面对观众落幕时，连台下的梅兰芳都高声叫好。当时《秋海棠》在上海连续上演四个半月，共计一百八十场，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上海人吃了晚饭去看话剧，相互打招呼时不是说“看话剧去”，而是说“看石挥去”！石挥替代了剧名。当时生活在上海的张爱玲，观看了石挥的演出，并在她的文章中这样记述：《秋海棠》一剧风靡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味气氛的浓，石挥身上的京味或是痞气都让上海滩的观众感到新颖。

此外他还写过话剧剧本《云南起义》，导演过《福尔摩斯》等话剧，因此，1942年，石挥被报刊与观众舆论一致评为“话剧皇帝”。

1941年开始进入电影界。他第一部影片是在金星影片公司拍摄的《乱世风光》中担任主要角色。1947年到1951年石挥在文华影片公司先后主演了12部影片，导演了3部。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抗战期间，在敌伪监视下，他竟大胆地把苏联文艺“夜店”改编为电影拍摄。其勇可嘉、可敬！电影《我这一辈子》是根据老舍的原著自编、自导、自演的优秀作品，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经典影片，曾获文化部1949－1955私营制片厂优秀影片二等奖。1954年石挥导演的影片《鸡毛信》，荣获1955年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这是最早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1955年导演的戏曲艺术片《天仙配》，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并引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黄梅戏热潮。由于他在电影事业的突出成就，和赵丹一起被评为“电影皇帝”；而石挥则是戏剧和电影的‘双栖皇帝’。

反右运动中，恰好刚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个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就说他‘污蔑党的干部’；他平时爱说笑话，如指电影管理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等。这些玩笑话都作为罪证，遭到连续的批判和斗争。

两天之后，石挥登上了他拍最后一部电影《雾海夜航》所使用的道具船“民主三号轮”。在甲板上久久徘徊、痛苦地思索，终于下定决心，以死了之。终年仅42岁，多么可惜！

石挥是个孝子，临死前几个小时，他仍不忘给远在故乡的老母亲汇出最后一笔赡养费用。

石挥的失踪立即引起官方的高度紧张。当局曾发过一条内参《右派份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说：“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楼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相符，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17个月后，也就是1959年4月间，在一个春雨绵绵的黄昏，上海南汇县的滩涂上，被潮水冲上来一具早已腐烂、面目难辨的尸体。由于被裹在棕灰色的呢大衣里，人们很容易地断定：就是石挥。

几十年后，人们又从黑白胶片和发黄的文字中重新发现了他。1995年，石挥被评为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男演员。研究石挥，已经成了电影学院的必修课。一家收藏旧物的旧书店中，常年高价悬赏收购石挥的旧剧照。

黄宗江在央视的《人物》访谈中，回忆起石挥时很是感慨，黄老说石挥是个天才，我最佩服的人是石挥。赵丹也曾经表示石挥是自己最佩服的演员。李雪健、刘佩琦、张国立、谢园等都曾表示石挥是自己最敬佩的表演艺术家。

2003年电影《我这一辈子》被改编成电视剧，剧组曾邀请葛优来主演，但被葛优婉言谢绝了；2004年崔永元的《电影传奇》栏目请姜文来再现石挥演过的电影，姜文也没有答应，他们都表示尽管石挥离去了50多年，但他的表演至今都是很难超越的。

石挥是中国演艺界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时也是‘中国特色’下的牺牲品。他的死，标志着电影和一切艺术在中共统治下不可避免地衰败的命运。中共要求所有艺术都必须为政治服务，而政治又归结为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党魁的个人独裁。艺术和其它一切上层建筑统统被纳入政治的统帅之下，成为婢女、伺妾。悲夫！

 

【补白】

“我的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之所以能够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像抽彩。”

——前苏联作家爱伦堡回忆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时如是说

 

 

2、郑君里：“演导双绝”病逝在看守所里

 

郑君里（1911—1969年）汉族，原籍广东中山。中国著名影演员、导演。自幼家境贫寒，进义学念书。因酷爱艺术，读到初中二年级，中途毅然辍学，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学习，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南国艺院”是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办的，解放后文化界的很多大家，如塞克、陈白尘、金焰、吴作人著名艺术家等都毕业于此。

1929年夏，郑君里在南国剧社参加《莎乐美》、《卡门》等剧的演出，与陈白尘等创办《摩登》戏剧半月刊。1931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起草《最近行动纲领——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同时，他还加入摩登剧社、大道剧社，演出《乞丐与国王》、《血衣》、《乱钟》等剧。1932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为基本演员，先后在《火山情血》、《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20部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并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娜拉》、《大雷雨》等舞台剧。在银幕和舞台上，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和表达角色内在情绪，富于艺术魅力而逐渐成名。

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救亡演剧第三队队长。带领队员辗转沪宁铁路各站，溯江而上。武汉失陷后，又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重庆，接着在桂林、宁夏、青海、兰州、西康、西昌、兰州以及缅甸的密支那、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地，都留下他的足迹。他所主演的《民族万岁》、《野人》等剧在当时都有很大影响。他还曾导演过《求婚》、《狂欢之夜》等话剧。1940年，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历时两年，亲赴西北、西南地区拍摄各兄弟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1943年，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了《戏剧春秋》、《祖国》等剧。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委员。

1947年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虽是在老艺术家指导下的导演习作，却已显露出他非凡的禀赋与才华。翌年，他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了该片。据说剧本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郑君里与赵丹、陈鲤庭、陈白尘等人一起吃饭聊天，大家兴趣盎然，便开始酝酿该剧本。这部影片的创作最终跨越了两个时代，它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感。在人物刻画、场面调度、镜头处理，以至细节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郑君里对电影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影片于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从此，郑君里凭借此片当之无愧进入中国一流导演的行列。

50年代后期，他的电影导演艺术步入鼎盛时期，影片《宋景诗》（与孙瑜合导）场面宏伟，气势磅礴，反映了当时鲁西农民起义的真实面貌。他执导的《林则徐》和《聂耳》，获得广泛的好评。现在看来，这两部影片在艺术上有很高成就。它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经典，也是郑君里艺术人生辉煌的一页。这两个人物都是由赵丹主演的；特别是“林则徐”，是赵丹所创造最为成功的银幕形象之一。

1949年后，郑君里很快创作了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乡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枪毙”了。

长期以来，他还致力于电影、戏剧的翻译和著述。据其子的回忆文章写道：现在有文章称父亲“演与导双绝”，但父亲却认为自己演戏比较僵，对自己的表演不太满意，所以他下决心在表演理论方面下工夫。他先是试着翻译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技》。由于自己只有初中肄业水平，英文并不好，只能靠着刻苦用功。先是对照英文字典“啃”下来，再拿俄英字典对照原本，发现差错再改过来，这样一遍下来英文也有很大进步了。

郑君里也是第一个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他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语转译俄语，这种难度简直超乎想象。他与章泯合译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话剧表演艺术的著作。郑君里另一部重要著作——《世界电影艺术史》。当时还没有人把世界电影和苏俄电影融合在一起，打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从世界电影的角度来编写世界电影的编年史，这是他的一大贡献。对国外的表演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总结，对他自己后来转做导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准备。

他的《论抗战戏剧运动》1939年曾以单行本出版。进入40年代后，即已开始《角色的诞生》的构思和撰稿。在人生的艺术道路上，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已经出版的论着有《角色的诞生》、《画外音》，译着有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讲六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等。郑君里是一位擅长驾驭“重头戏”着称，以拍摄人物传记片见长的电影艺术家。

‘文革’开始，作为“反动艺术权威”、“资产阶级黑线人物”，郑君里和一大批演员、导演都被打入牛棚，受到非人的虐待。据其子的回忆：好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我到药房买红花油帮他涂，一边涂，一边哭。父亲只是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他还有一句话：“小弟，如果以后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自杀的！我不是那种人。如果我死了，那是他们害死的。”

还有一次父亲被打得很严重，回家后他情绪有些低落。我问他，他说：“如果是造反派打我，我能接受，可他不是造反派。”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另一个著名导演，冲上去打了父亲两个耳光。那位导演还是父亲带出来的左翼电影导演，也是父亲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父亲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件事。”可悲亦复可叹的是，此人虽然打了父亲，也未能减轻自己的“罪责”。真是何苦来哉？

“关于父亲之死，公认的说法是：因为父亲熟知江青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滩的底细”——他儿子如是说。

郑君里、赵丹和蓝苹(江青)，都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演艺圈里的好朋友。蓝苹在上海出演《大雷雨》女主角，郑君里与赵丹、舒绣文都曾给她配过戏。1936年4月26日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恋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隆重的婚礼，曾经轰动一时。这场婚礼就是由郑君里主持、沈钧儒证婚的。郑君里与黄晨结婚，伴娘也是蓝苹。蓝苹不辞而别唐纳，后来又给唐纳写信，也是由郑君里转交的。

50年代初期，郑君里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知道郑君里爱抽烟，有一次还曾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但随着江青日益走红，逐渐步入政坛，这种朋友关系很快变成了仇敌。对于郑君里来说，就成为一种灾难。当年那场轰动一时的婚礼整整30年之后，摧毁一切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上海文艺界中，导演郑君里、演员赵丹二人首当其冲。

据郑君里之子郑大里回忆：某日忽然来了几个身份不明的人进行抄家。那些人把家里抄得乱七八糟，但该拿什么东西、不拿什么东西，他们显得非常专业。同时被抄的还有赵丹、周信芳、童芷苓、陈鲤庭等几家，其中我们家被抄得最厉害，足足抄走了两卡车文字材料。被抄家后，父亲心情一落千丈，他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事后证明，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来抄家的都是空军第四军的人。但究竟谁是“导演”，现在还是个谜。有一种说法是幕后的操控者实际为叶群，我看到一份资料上说得很详细：这些材料被送到中南海的锅炉房里，叶群把江青叫去，当着她的面全部烧毁。据说还有一部分材料，被带到林彪叛逃的飞机上，或者被烧毁，或者失落在俄罗斯的某个地方，至今仍然是个谜。我曾经托人设法把这批材料要回来，但没有下文。

郑君里与赵丹先后入狱，赵丹在黑暗的牢房里关了足足5年，总算有幸被“解放”出来。但郑君里却一直没有“出来”。郑君里被隔离审查后，曾先后被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少管所等数处。其夫人黄晨不能与之见面，只有他17岁的儿子郑大里偶尔前往探视。在看守所，郑君里患上肝癌晚期，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他的亲属前往道别，只有匆匆10分钟时间。

1984年郑氏族人及家乡父老建亭纪念。该亭位于三乡镇下杨村，亭为六柱四角黄色玻璃瓦攒尖顶，亭额刻有“郑君里纪念亭”，由吴作人题额。

（附注：当年那场婚礼的参加者中，除了杜小娟病逝，唐纳、叶露茜远在海外，凡是留在大陆的无一幸免。其中顾而已在屡遭迫害之后，终于不堪其辱，于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的门梁上自缢身亡，时年55岁。同在五七干校的其父顾也鲁，当时正在烧锅炉，闻此噩耗，顿时痛彻心扉。）

 

 

3、冯喆：一代才子死因十分可疑

冯喆（1921—1969年）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原籍广东南海（佛山），生于天津。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年级辍学，后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主修大提琴。曾参加美艺、华艺、同茂等文艺团体，先后演出了《家》、《风雪夜归人》、《上海屋檐下》、《大明英烈传》等40余部话剧。1946年入上海国泰影片公司，主演了《裙带风》、《忆江南》等多部影片。1948年到香港，在《恋爱之道》、《结亲》等影片中扮演多种角色。1950年回上海，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后调入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在《羊城暗哨》、《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桃花扇》、《金沙江畔》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只要一提到《南征北战》中的有勇有谋的解放军“高营长”、《金沙江畔》中英勇果敢、斗志昂扬的“指导员”、《羊城暗哨》中的虎胆英雄“侦察员”、《铁道游击队》中睿智老练的游击队政委、《沙漠追匪记》中为革命献身的“骑兵班长”，还有《桃花扇》中那位多情却又变节的一代名士“侯公子”，热心的观众定会对这些中国著名影片中的著名角色记忆犹新，津津乐道。这些使我们一代又一代影迷朋友熟知的银幕形象的扮演者，正是鲜为人知的冯喆。不难看出，冯喆的戏路非常宽广，且人物反差极大，既能演文人，又能演武将；既能演现代革命青年，又能演古代多情公子，可以说是古今纵横，工农商学兵都能演，而且演得十分逼真。“性格演员”之誉当之无愧。根据冯喆唯一在世的亲人——他的胞妹——香港前凤凰影业公司演员、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前副会长冯琳女士的回忆：早在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带来的后遗症，空前大灾难的无情袭来，国家重新调整经济方针，开始压缩、改建、合并和撤销在“大跃进”中纷纷上马、遍地开花的各省已成立的地方电影制片厂。上影的天马厂决定与四川的峨眉厂合并，厂址仍定在成都。冯喆被列入第一批入川援助峨影厂建设者的名单中，但美其名曰是‘照顾夫妻两地分居’。因为在此之前1957年，他的妻子张光茹为了重新找回失去的川剧事业，已经调往四川成都川剧院。冯喆在峨影厂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无片可拍，只能全身心投入新厂的各项建设之中。仅在本厂参加《人民公社万岁》等纪录片解说的幕后工作，倒是在上影厂来四川外景地拍《金沙江畔》时，临时借用他主演了‘指导员’这一角色；同一年的1963年又被西影厂盛情特邀主演《桃花扇》。

来势凶猛的“文革”风暴，彻底改变了冯喆的命运，使他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中。‘文革’刚开始，峨影厂紧跟形势，全厂上下开始深入揭批“文艺黑线”。冯喆遵照厂里的决定，对这场触及灵魂、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匆匆告别当时借调工作的珠影，返回峨影，参加运动闹革命。然而，等待冯喆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刚一回厂即被戴上“夏衍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黑干将”、“特嫌分子”等莫须有的大帽子，遭到厂里造反派的围攻和批斗。这场来势凶猛的打击，给冯喆猝不及防，当头一捧。他解放前参加由党的“左翼”文化运动领导的“同茂”剧团演出，还有解放前夕赴香港拍片的经历，本是他一生都引以为荣、感到自豪的历史，却在当时是非颠倒，成为其罪证。对这些强加的罪名，冯喆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并且极力申明、表白、解释、辩护，然而这一切都是无济于事。他的每一次申辨，换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的批斗、游街，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拳打脚踢。冯喆身陷囹圄，随时都可能被失去人性的造反派招之即来，进行肉体摧残和人身凌辱。这是冯喆一生中最为沉重而悲凉、凄惨而恐惧的日子。

此时，冯喆的妻子张光茹自然也是被作为“专演才子佳人的旧戏子”，强行送进了成都市文艺系统学习班，整天就是不断地反省自己。其实她与冯喆早在上海就已情感破裂，早已分居。她还向峨影厂造反派密报了冯喆和一些同事从前谈论形势的言论。结果，冯喆被装进麻袋里毒打。在遭受肉体摧残的同时，他的内心更在默默地流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倾情恩爱过的妻子，竟会如此无情无义地检举、揭发自己那些早已淡忘、无关大局的闲谈。

从1966年到1969年，是“文革”风暴最为猛烈之时。

1969年新春刚开始，省“革委会”就迅速做出决定：把整个省级文化系统单位的人员全部驱赶到著名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所在地——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也就是所谓“刘文彩庄园”（“收租院”就在这里）去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全班人马一千多人进驻安仁镇中学，当时名称叫“四川省级文化系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千余人全部按连队编制，集体居住在各大教室内，室内安置上下铺木床，仅留过道通行。而对那些重点管制的“专政对象”，则集中在与一般人员居住区相隔不远处的大教室里，后来被称为“红色牛棚”。当时，“专政对象”共分为三类，即“走资派”、“当权派”、“黑线人物”和“三名三高”，冯喆被列为最后一类。这个学习班的活动首要任务是“天天读”，然后是没完没了的“大批判”，以及折磨人的苦役惩罚。在学习班里，冯喆对造反派强迫自己所干的重体力劳动，只能默默地干，而且干好。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对自己的精神折磨。《桃花扇》作为“大毒草”，在“集中营”的大操场上放映。造反派们边看电影边振臂高呼“打倒”口号。随后，又把从剧团抄来的戏服强行给冯喆穿上，拉到街上对着高音喇叭，又是一通响彻云天的批斗口号，使冯喆的身心再一次遭受严重的摧残。

1969年的初夏悄悄地来到，“集中营”里对“重点管制对象”的历史问题和现行表现正在进行综合定论，令人倍感恐怖的“大逼供”全线铺开。这些“重点管制对象”，一个个被单独带走，重新提审，令其交待以前所谓的历史问题。过去的批斗、游街和毒打，现在升级到更加残酷的严刑逼供。

6月2日这一天，“集中营”里的高音喇叭传出凶神恶煞般的声音：“冯喆，你在哪里？赶快回来！如不回来，后果自负……”这种声音反复叫嚷了十几遍，十几个专政队员来回奔跑，像是在上天入地般地搜查“逃犯”。第二天下午，造反派把大家全部集中到操场大草坪上，口气生硬地宣布说：冯喆已畏罪自杀。就这样，一代著名影星自此永远消失。他死亡的时间是1969年的6月2日，年仅48岁。

对于冯喆自杀的说法，人们一直怀疑。据知情人揭露：冯喆在死亡的头天下午还被造反派几个头目叫去训话有人亲眼见到冯喆与造反派头目发生争执，被这个小头目用一个三条腿的板凳猛击后脑勺。因而很可能是被打死的；而且在他死后当天下午立刻送火葬场火化，实际上就是焚尸灭迹。

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辰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冯喆被国家文化部列为126名“中华影星”之一。2005年，冯喆又被评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星”之一。然而这一切对于冯喆来说，已毫无意义了。

有位哲人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中死去，而死人却可以在活人心中复活”。细品此话，很有道理，而且含义非常深刻。

 

 

4、王莹：中华女杰瘐死狱中

 

王莹（1913—1974年）安徽芜湖人，中国电影女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1928年秋天，为了躲避军阀的追捕，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阿英等人的帮助下，她从南京逃到上海。最初在浦东的一所小学任教，同年十月，王莹加入了由阿英、夏衍等人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这是中共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剧社。王莹跟随剧社参加了不少演出，最早是在复旦剧社里充当配角。但因她有一定的表演基础又有艺术爱好，胆子也比较大，所以在演出中渐渐地展露出独特的表演天赋。后来就逐步由配角而主角，最后终于成为名闻遐迩的表演艺术家。

在艺术上日益精进的同时，她还参加了共青团，并于1930年加入中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此曾经4次被捕。

1932年参加左翼话剧运动，与袁牧之等著名演员同台演出。同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女性的呐喊》（1932）、《铁板红泪录》(1933)、《同仇》(1934)等影片。这三部影片是当时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经典之作。

因对当时、当地的电影界腐败现象极为不满，1934年发表《冲出黑暗的电影圈》一文后去日本留学。1935年回国后进入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在夏衍编剧的《自由神》中成功地饰演冲出封建家庭的‘五四’新女性陈行素。电影艺术家赵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观看王莹演出时的情景——“我当时去看她演出的时候，演完以后整个静场。过了很快，底下掌声像暴风雨般响起。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1936年主演夏衍创作的国防戏剧《赛金花》，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的奇迹。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组织救亡演剧二队，到15个省区巡回演出抗战戏剧。1939年任新中国剧社副团长兼主要演员。1939年，根据周恩来指示，王莹和金山带领文艺工作者赴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募捐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深受当地侨胞欢迎。在陈嘉庚的协助下，购买药品，支援抗日。在新加坡，徐悲鸿在为王莹作题为《放下你的鞭子》的画上题词：“中华女杰——王莹”，此画由陈嘉庚珍藏，现存台北博物馆。1940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在日本压力下，将王莹等人驱逐出境。1941年，在香港参加“旅港剧人协会”，为配合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宣传，王莹参加《马门教授》（又名《希特勒的杰作》）的演出，并得到香港“保卫中国大同盟”领导人宋庆龄和外国友人的帮助。不久，港督向日军投降，他们被迫撤离香港。王莹、夏衍、金山、蔡楚生、司徒慧敏等辗转至重庆。1942年，王莹准备离开重庆去美国，周恩来单独接见并叮嘱她要不断求艺，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同年7月，王莹和丈夫谢和庚一起，在中共的协助下，以国民党政府“选派留学生”的名义，前往美国学习。王莹开始在耶鲁大学攻读文学，后去邓肯舞蹈学校，常与美国文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赛珍珠、美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以及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名流交往，并帮助史沫特莱校订朱德将军传记。王莹还担任了美国民间组织“东西文化协会”的董事兼中国戏剧部主任，组织在美国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到美国各地演出抗战戏剧，介绍中国抗战情况。1943年，王莹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以纯正、流利的英语在白宫表演了话剧《元配》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当时身已瘫痪、坐着轮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携妻子、子女等前来观看，副总统华莱士以及白宫高级官员、各国驻美使节等也看了演出。赛珍珠女士报幕，王莹用英语介绍节目，接着演出《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和其它民歌，当王莹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时，观众深受感染，全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后，王莹与罗斯福总统合影留念。她的这次演出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在白宫演出的中国演员。”多年以后，人们仍然津津乐道、回味无穷。1946年，王莹开始自传体小说《宝姑》的创作。为了写作这部30多万字的小说，整整用了两年多时间。这部小说当中，她以细腻而温情的笔触详尽地描述了故乡芜湖的风土人情，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和祖母、母亲三代女人各自不同的故事，其间，她还将这部小说翻译成英文。

1949年后，为了阻止王莹夫妇回国，当时的美国移民局将他们逮捕入狱。经过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他们才于1955年元旦之夜回到北京，受到董必武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说：“你们夫妇俩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你们的使命，对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国后调北京电影制片厂，旋迁居北京西郊香山从事小说创作。这期间完成了《两种美国人》的写作，这是王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作品。60年代全国文代会在香山召开时，周恩来发现王莹没有到会，就叫人把王莹找来参加会议，而且当着那么多与会代表的面对王莹说：“你在美国做的事情我们都是知道的，你做了不少工作”。

王莹学识广博，多才多艺，从30年代初起就在文坛上享有盛誉。她以清新隽永的文笔撰写了许多散文、游记和影评，颇受知音者的赏识，故有“文艺明星”之称。夏衍赞誉王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细腻，叙事委婉多情”。王莹与陈波儿等人被认为是电影圈内的女作家。

‘文革’风暴袭来，王莹的命运顿时逆转。由于当年和她争演“赛金花”一角而失败的江青已经成为“伟大的旗手”，其势炙手可热、权倾天下。在江青的指使下，王莹夫妇被诬为“30年代的黑明星”、“美国特务”。于1967年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狱中遭受了长达7年的非人的折磨，1970年后，她全身瘫痪，失去说话能力。

1974年3月3日不幸含冤瘐死狱中。在她的死亡书上，留下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一个‘6742’代号。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此情况后，马上下令放人。被关8年的谢和赓终于出狱，此时两耳失聪，甚至丧失语言能力，也丧失了思维能力。

一代名伶，瘐死于‘文革’中。聊以告慰于亡灵的是：她所写的《宝姑》、《两种美国人》等书已由夏衍、阳翰笙等作序，公开出版。她的传记《洁白的明星──王莹》也已出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5、孙维世：烈士遗孤惨死狱中

 

孙维世（1922—1968年）是烈士孙炳文之女，孙炳文牺牲后，被周恩来收养为义女。1934年在北平贝满女中上学。

1936年随母亲到上海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的进步演剧活动。1937年随兄长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6岁加入中共。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队，后至延安学习。1939年被周恩来从延安带到莫斯科留学，攻读戏剧。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1946年回国，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陕、晋、冀一带活动。当时的延安，有冯风鸣、张醒芳、郭兰英等女性比较活跃，一时被称为“延安四大美女”。

1949年12月，随同毛泽东出访苏联，担任翻译组组长。

1950年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先后执导了《保尔·柯察金》、《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先后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兼副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中国剧协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她还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4～1956年间翻译了大量苏联戏剧理论教材，还翻译了哥尔多尼的名剧《女店主》、《一仆二主》。1956年夏与欧阳予倩合作组建中央实验话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导演了《黑奴恨》、《叶尔绍夫兄弟》等。她是新中国的杰出导演之一，曾系统地传播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并联系中国的戏剧界的实践，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舞台艺术形象。1954年编导童话片《小白兔》。着有话剧剧本《初升的太阳》。

1950年在导演《保尔·柯察金》时，与饰演‘保尔’一角的金山相恋，并随之结婚。在婚礼上，周恩来送来一件礼品，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义父的良苦用心俱在这本小书中。

像孙维世这样根红苗正、又很有才华的艺术家，其人生道路本来应该是一帆风顺、直上青云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狂飙骤起，她的命运也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大逆转。

早在苏联学习期间，当时也在苏联养病的林彪曾经狂热地追求过这位绝代美人。虽然遭到婉拒，但仍然贼心不死。作为林彪的现任妻子叶群心里非常清楚，当然视为潜在的情敌。此其一；其二是江青曾经多次提议和她合作搞出点艺术成果，又被婉拒了。因此不免怀恨在心。另外，江青之所以迫害孙维世，还有一个更阴险的政治目的，那是企图通过孙维世，栽赃诬告，揪出她的义父周恩来。

“她是我的仇人。现在趁着乱，你去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这是叶群对江青的一段悄悄话。这段话雄辩地证明：两个野心家同心、合谋，再借助于‘文革’的狂潮，孙维世的悲剧命运就成为必然了。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哥哥的无辜死亡，引起孙维世满腔悲愤。她当即写信给江青，要求中央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但其结果如泥牛入海。

第二步棋是：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资料、照片。最后一步直奔主题：1968年3月1日深夜，孙维世家里的房门被敲响。一群人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孙维世就朝外面走。汽车在外面转了不知多少圈才停下，孙维世被关进一间黑屋子里，并连夜审讯。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里，只有司法机关或公安部门才有权对公民实行逮捕法办。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里。抓捕孙维世的，并非公安机关，而是一批空军部队的现役军人。他们是根据叶群的指示将孙维世抓走的。为了阻止周恩来的营救，他们没有将孙维世关进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看管”，而是关入北京市公安局一个秘密的看守所，并将她的名字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从被关押那一天，孙维世就注定了将被磨至死。

孙维世被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投入监狱中，即时就戴上手铐。在随后的日子里，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仅仅7个月后，1968年10月14号，孙维世就被活活打死。死后浑身布满伤痕，冰冷的手铐脚镣仍紧紧地锁着她的四肢，据说头颅中还被插进一根长长的钉子。据同狱人讲，她的尸体赤裸着，遍体鳞伤，让人惨不忍睹，可怜！可叹！新中国第一代著名女导演，年仅46岁，竟这样死于非命！

三天后，即1968年10月17日，周恩来得知孙维世死亡的消息后，大为震怒。这位在“文革”中为了维护大局，对许多事情一贯隐忍的国家总理终于愤怒了。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挥笔批示：“（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可是江青一伙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强行将尸体火化，不留骨灰……

40年前，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被蒋介石密令腰斩于上海，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他的妻子任锐忍着悲痛嘱咐孩子：“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40年后，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在烈士的女儿身上重演。只是凶手不再是国民党、蒋介石，而是…….。

如今又是40多年过去了。可还有几人记得这“血”、这“恨”？也许真的已经付与“秋风”了？

 

第10单元　杏林高手

1、傅连璋：毛泽东的救命恩人 却无人救他一命

 

傅连璋（1894--1968年）著名医生，福建长汀县人。青年时代就读于汀州亚盛顿天主教医学专科学院，后留在长汀天主教医院执业行医。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激于义愤而参加签名，通电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并被推举为福音医院院长。1927年9月南昌起义军途经汀州时，傅连璋基于人道主义关怀而发动汀州所有医务人员成立“合组医院”，无偿医治徐特立、陈庆等300多名红军的伤病员。此后，以其社会职业作为掩护，积极从事革命事业。1929年3月，红四军入闽再度夺取汀州城后，他领导福音医院积极收治红军伤病员。1931年后，在汀州先后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并任校长，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培训了一大批医护人员。

1933年，毛泽东患恶性痢疾赴长汀求治，经傅连璋救治后病愈。从此，傅放弃每月400大洋的优厚待遇，连同自己的整个福音医院和多年的积蓄，迁往红色之都——瑞金，全部捐献给中共，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叶坪洋岗下村创立了苏区最大的医院——中央红色医院。后又创办了红军卫校。1934年红军长征的前夕，毛泽东连续两次患恶性虐疾高烧昏迷，生命垂危，均由傅连璋抢救后，妙手回春。因此毛泽东称誉傅连璋医生为“活扁鹊”，三次救其性命。随后，傅连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中央总卫生处处长，中央医院院长，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局局长。1938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历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首长保健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学会会长，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获颁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像傅连璋这样的高级干部，又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怎么也会遭受迫害呢？说来话长。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早在1950年准备“抗美援朝”时，毛泽东首先点的将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令人大感意外的是：林彪竟然拒不从命，还提出反对出兵的异见。他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举。美国又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为此，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毛泽东专门找林彪谈话。恰在此时，林彪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了。什么病？答曰：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怕……竟到了“见风感冒，见水拉稀”的地步。因此，林彪在北戴河的别墅是经过反复选择才确定下来的。要求是一定要看不到海水、听不到浪声，但又有着海边新鲜空气的地方。他住室的窗户，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光、挡住风，空气还要进行过滤。外人进去，必须经过紫外线消毒后方可进入室内。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一副疲倦、瘦弱的病态。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也不好勉强了，才改派彭德怀率兵前往赴朝。

由于林彪是毛泽东的爱将，这次虽然违命，毛泽东对林彪仍然十分器重和偏爱。不但没有批评他抗拒赴朝的行为，反而更关心他，让医术高超的傅连璋组织专家为他全面检查身体。傅连璋奉命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专家给林彪会诊，萧华将军还代表党中央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林彪特意让叶群出面找傅连璋，暗示他最好先给林彪开一个疾病证明。秉性正直的傅连璋当然不能苟同。经过专家们对林彪身体各系统的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主要器官有什么严重的病变，只是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更与他吸毒成瘾有关。会诊后，傅连璋将林彪健康情况向叶群做了交代，要她注意让林彪多晒太阳，多散步，多呼吸室外新鲜空气，并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多喝茶水。傅连璋还亲自劝告林彪：“若要长寿，请戒吗啡！”事后，傅连璋把会诊结果如实地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婉转地告诉毛泽东：林彪钻进“白粉”里怕是不能自拔了。其实，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有吸毒的恶习。借此机会，毛泽东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送林彪，要他自重，引以为戒。

从此，林彪便怀恨在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恰好在10年后即1960年，林彪全面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遂开始找岔儿整他。再过了6年，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已是炙手可热，乃进一步迫害傅连璋：殴打、游斗、抄家。林彪的死党邱会作一伙组织人批斗傅连璋所谓的“三反言论”。在军委卫生部机关和宿舍大院内，揭露他“罪行”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在遭受迫害后，傅连璋于9月3日写信向毛泽东求救。信中云：“我在长汀、瑞金救过您的命，现在请您也救我一命”。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

在那个荒谬的年代，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而且‘一句顶一万句’。可是他这句话却丝毫不起作用，等于废话。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他这个批示既不交代应该由谁来贯彻执行，更没有追究责任。看来这个批示纯是敷衍而已。部下那些走狗们当然心领神会，知道领袖的真实意图何在，也就没有当真了。

因此，林彪才敢于无视毛泽东那个‘最高指示’，仍不放过傅连璋这个‘宿敌’。1968年3月14日清晨，邱会作根据林彪“把他抓起来”的旨意，在京西宾馆坐镇指挥，将傅连璋及其妻子陈真仁秘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

他被单独关押在201监区16室，囚号为6847（囚号是监狱当局为被押者所编的代号，即1968年被关入秦城监狱的第47位高级干部）。其夫人陈真仁则被关入另一间囚室。无休止的审讯逼供，让他交待“罪行”，他坚决抗拒，并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生活上的折磨很快就摧残了他的身体。他的体质本来就虚弱多病，管理人员却奉命只给他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他只能喝几口菜汤。在审讯时他“拒不交待问题”，因此被打断了3根肋骨。此时傅连璋已是74岁高龄，拖着断了3根肋骨的身体，又有胃病，不能吃窝窝头，要求吃稀饭，监管人员不给。3月18日，他敲门要求出去，再次遭到看守人员训斥，当晚被换到33室看押。3月19日至、21日接连3天，由于极度的痛苦和失望，他进食很少，吃了一点也都吐出来。由于营养不良，老将军卧床不起。3月22日开始他不再进食。看守人员怕人死了不好向‘上面’交代，才答应给他开“病号饭”。可是，这“病号饭”来得太晚了。3月23日他“两顿未饭”，又被换到27室关押。3月28日，他拒绝吃饭，拒绝吃药。晚上，牢房外惨淡而昏暗的路灯光，透过窗子射进屋子里来，老将军无法入睡。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气。有时又从床上爬起来，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着，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床下。3月29日早晨7时，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等到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这位中将、高干浑身冰冷，早已魂归西天矣。傅连璋将军从入狱到死，只有半个月时间。死时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两腕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死后当天便被火化，骨灰也没有保留。火化登记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囚犯的号码。傅连璋临死前仍然顽强地要求见毛泽东。他哪里知道：今日的毛泽东不再是那个重病缠身、奄奄一息的时候了，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神已不再需要他这个老医生了。当然不会屈尊来见这位昔日的救命恩人。在迷惑与悲愤中，傅连璋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关押在秦城监狱中第一个含冤而死的高级干部。

傅连璋以仁术济世，行医数十年，挽救过无数生命，包括中共权贵、要员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彪、李富春、陈云、邓小平等。最后却惨死在毛泽东的极权制度的迫害下。终年74岁。

傅连璋生前的遗着有《肺结核病的疗养》、《养身之道》(后更名为《健康漫谈》)、《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等。

 

 

“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于没有肉的香肠”

——1990年2月4日莫斯科20万人在市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向将于次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示威口号之一。

 

 

2、王药雨：国医巨子一门三右派

 

王药雨（1904--1979年）出生在天津桃源沽。其父是老中医，因此王药雨跟着父亲学医。但因家道贫寒，不得不到天津学银匠。这活儿又苦又累。

由于自幼受父亲的熏陶，矢志于济世救人的医学，有“不做良相，便为良医”的远大抱负。他一边敲打着银活，一边自学中医，只要有时间就阅读、背诵《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和张仲景的《伤寒论》等名著。后来经人推荐，转入天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

又一个机会降临了：美国植物考察团来华，准备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王药雨有幸随团而行，再次上演了神农尝百草的一幕。1928年，又师从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泰斗张锡纯。（张锡纯是中西医学汇通派代表人物，1909年完成《医学折衷参西录》巨著，是提倡并实践中西医相结合的先行者，1920年誉为中国四大名医之一）。这期间，他还结识了北京四大名医中的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名师出高徒，高徒缘名师。在张、孔、施等名师指导下，再加上个人的拼搏奋斗和聪明过人的智慧，王药雨奠定了高深扎实的医学造诣。1930年，他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年又转入施今墨为院长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还主编了《明日医药》杂志。这本杂志是专门宣传提倡中西医相结合和中药西制的刊物。一时名扬神州，影响遍及海内外。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支持抗战，他来到陪都重庆的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究、试制中西医结合的中成药。其中最成功的方剂是《健胃灵》，商标注册图形为“射箭”。此药效果灵验，深受民间和军队好评。中共方面闻讯也来购买，出面的人物竟是康生。没有想到药厂成了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很快被炸弹荡平。负债一身的王药雨，只好跑到昆明去行医，当坐堂郎中。云南是中草药最大的出产地和集散地，也为王药雨的‘中药西制’思路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实验基地。那些驰名中外的中成药就是在这里陆续诞生的。195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声名远播的王药雨当然也被召回北京，从事中西医研究工作。此项研究得到时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支持，亲自批文在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三间北房作为王药雨的宅居。今天为国人所熟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中成药方，就是王药雨在此时此地源源推出的。

王药雨的人生信条是：作为医生就要“敬事爱人，医德为先”。就是这么一个“敬事爱人，医德为先”的国医巨子，竟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却要来过问你。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也是政治压倒一切的必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1957年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王药雨却一言不发、一字未写，拖到最后，党委书记找到他谈话，再一次进行动员。这时老王担心落个‘抵制运动’罪名，万般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内容先是歌颂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然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应选用多少懂点医学或学历高的人来学习中医。自觉谨言慎行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祸从天降：大字报内容属于恶攻击共产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社会主义毒草”。这年年底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与此同时，“农工民主党”竟然为此开除了其党籍。

是真金，到哪里都会闪光。王药雨是个以行医为己任、敬业守道之人，到了青海省医院不久，竟然门庭若市，求治者常常排队候诊。凡经他把脉处方的病人，无一不是药到病除，霍然而愈。一时王药雨被誉为神医。

1960年时值“大饥荒”年代，全国一盘棋，青海省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胆病、浮肿病迅速漫延。基于少数民族政策，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以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奔赴牧区。

他们以马代步，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访问和诊治（1961年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费时半个月，历尽艰辛，考察结束回到西宁市，在写考察报告时，王药雨与党委书记李子彬产生了分歧：李子彬让王药雨执笔，如实呈报，不回避死亡是饥饿造成。但王药雨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就事论事，绝口不提“饥饿所致”四个字。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为不满，理直气壮地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王药雨被逼无奈，诚恳地说出心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

通情达理的李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报告：一份由李子彬执笔：开门见山，直来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饥饿造成，而且大量非正常死亡也是因为饥饿！

另一份报告则由王药雨撰写。内容却讳莫如深，全篇报告不提“饥饿”二字，只是说‘缺乏营养所致’。考察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不经意间被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两位记者看到，一下捅到了北京。

“庐山会议”后全国各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批特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各省、市也在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事情闹到中央，刘澜涛只好责令批判李子彬。不久，李子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查看，贬黜到黑龙江省双鸭山矿务局当总务处长。与此同时，王药雨却因避重就轻的“圆滑”报告，得到省委书记的赏识而受到表扬。两种做法，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说真话者，自讨苦吃；说假话者，有功受赏。他们二人的试验，再一次证明了：在极权制度下，通行的规则就是如此。

在李子彬举家搬迁的前几天，特邀请王药雨去家中吃晚饭，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倾诉，破例地喝光了一瓶茅台酒。李子彬酒后吐真言，坦率地说：“王医生啊，看来我们共产党是不让人讲真话了！你说了真话成‘右派分子’，我说了真话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唉，今后还有谁敢讲真话啊？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如何得了哟！”王药雨含蓄地深沉一笑说道：“李书记，喝酒，国家大事我们就管不了啊！”

自此，一个党委书记，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成为了莫逆之交。1972年5月，李子彬把已经退休的王药雨请到双鸭山矿务局边休养边给干部、职工义诊。分开十一年的老朋友在异地它乡重聚，‘别有一翻滋味在心头’，往事、今事、后来事，一直谈了几天几夜。1973年，李子彬调到北戴河煤矿工人疗养院任党委书记，再次邀请王药雨到疗养院义诊和疗养。他们俩互诉衷曲。但谈了什么？二位都先后作古，我们无法得知。王药雨不但自已是“右派”，两个儿子也都成了“右派”。

三儿王唯，少年报国，投笔从戎，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解放前夕随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进军西藏。因为有文化，几年后提升为副营级干部。在后藏日喀则担任班禅活佛的机要秘书，实际上是西南公安部门安插在班禅身边的眼线，负责监控任务。但他不履行职责，不去监控班禅。由于所谓“思想右倾”，被调到重庆北陪军事干部学校进修。1957年毛泽东号召“向党提意见”，他极积响应号召，本着赤诚爱党之心，向学校高层领导林铁开炮：批评林铁重用曾是三青团骨干的小舅子。有领导劝他悬崖勒马认错，他不听规劝，坚持已见，后来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到峨边沙坪劳改农场改造，后又转到“415”劳教筑路支队修筑内昆铁路。1959年因私下说毛泽东先后有过四个老婆，江青是与毛先怀孕后成婚，不是元配夫人等等，被人揭发检举，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9年。后一再申诉，改判为4年徒刑。刑满后留场劳动（实为“二劳改”）。“文化大革命”期间留场单位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说他“叛国投敌”被判刑7年。1979年“平反”，时年己52岁，恢复18级干部待遇。因军校编制早已撤消，故就地安置，至今一直生活在云南一个边远小县。让人欲哭无泪的是7年冤狱的‘刑事判决书’，竟然是就业劳改单位伪造的，没有存档底案。据此，政法部门不予受理赔偿事宜。

四儿王古白，1949年初中毕业即参加解放军公安部队，任连级文化教员。复员后任北京一中心小学体育教师。1957年“大鸣大放”，也是响应毛泽东号召，将1955年“机关肃反”所目睹的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之类事例揭露出来，因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所幸能及时“认识错误”，才下放农场“监督劳动”。尔后又调回学校烧锅炉。1979年“改正”复职，至今未获分文赔偿。

在王药雨的儿子中，只有六儿王六桥幸运。1957年秋季刚考入北大地球物理系，因涉世不深，又临近反右运动的尾声，因而平安渡过6年大学生涯，是王家最幸运者。大儿王誉虎虽未当右派，却卷入“6·4”政治风波，同情并支持学生，因而被关押了七个月，所幸未判刑。

今天，谁还知道国手王药雨其人呢？只有他研制出的那些疗效显着的中成药片剂、丹剂、水剂仍在被人们广泛地服用，并且疗效显着。他的医着《实用中药学》也在被广大医务工作者不断地学习、引用。他的药在、书在，在人们不断地运用中，王药雨是不朽的！

王药雨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济世救人，服务公众，造福社会，传诸后代”。

 

 

3、李宗恩：医学博士晚年抑郁而终

 

李宗恩（1894－1962年），江苏武进人（今常州市），热带病学医学家及医学教育家。幼时就读于其父所办的新式小学，后来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1911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继而进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毕业；1921年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1923年回国至1937年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其间并定期赴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李宗恩所任职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所属中华医学基金会开办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建成于1921年。

191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投资兴建协和医院的同时，还在当地建立了专家别墅区（另一处别墅区建立在北极阁胡同，称“南院”），历时三年完工。这片建筑，被当时的北京人称为“洋楼”。至今，整个院落仍完整保留了西洋风格，国内罕见。现为“协和”的家属宿舍。

1937年秋开始，李宗恩南下筹办贵阳医学院，担任院长职务。1947年5月回到北平担任协和医学院院长；1948年获格拉斯哥大学医科博士学位。

李宗恩在20、30年代主要研究寄生虫病，尤其是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先后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共18篇。他曾在华北、华中地区设立血吸虫病及其它多发性热带病的病情观察站，是中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创始人。后期投入医学教育事业，造就无数医学界人才。毕生从事医学教育、科研工作，对血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有较深研究，在领导黑热病流行病学研究工作中尤有建树。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据其弟回忆：在贵阳医学院期间，一天早晨，一辆汽车开到阳明路本部，跳下两个大汉，要求马上见李院长。一听说院长还未上班，就要了地址飞驰而去。李宗恩所乘坐的人力车正好与他们相遇而错过。他一到学院，听说有这样的人找他，心中十分狐疑。等那两个不速之客再次折返贵阳医学院，才知道他们是来求援的。原来当时关押在贵州修文县的张学良将军患急性盲肠炎，要李宗恩派人去做做手术。在东北军的余部中，少帅的威信很高；东北军当时军心不稳，抢救张学良就成了当务之急。李宗恩当即向红十字会借了一辆救护车，配备了必要的器械药品，派学院的外科主任杨静波率一个医疗小组前往修文县，是就地手术，还是带回学院手术，全由杨静波视病情决定。他事先与中央医院联系，安排了“保密”病区——非医护人员，不得进入该病区。手术后来由杨静波在中央医院完成。张住进病房以后，消息层层封锁。病区有人把守，赵四小姐是当时唯一准许留在张身边的非医护人员。这些都是军方提出的要求，非接受不可。李宗恩在紧急时刻作了周密安排之后，就再也不过问此事。院中有人对这样兴师动众颇有非议，李宗恩说：“医生要创造条件，尽力抢救病人，其它的事就不是医生能够过问的了。”

在李宗恩的默许下，贵阳医学院的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搞些课外活动。例如：成立一个“阳明学社”，而且召集二三十位同学和贵阳师范学院的部分学生联合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的题目为：什么是最完美的大学训育方针？绝大多数发言者一致主张国民党应退出大学，大学应该是独立的，和政治、政党保持距离。后来有位发言的同学林敦英被捕，李宗恩又亲自出马，多方活动，并“以身家性命，力保林敦英”，才使林获释。但担保人必须保证把林羁留在学院内，不准外出活动。李宗恩把林敦英安排在生物教研室当实验员，为他创造了完成医科学业的条件。这位林敦英后来从事生化研究，成为一名药学家。由于当年被捕而又获释的这段历史，给他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灾难和致命打击。终于在十年动乱中，林敦英不堪受辱、投水自尽。

1957年李宗恩被打成“右派”。据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派他去协和医院“看看那里的大字报。那里有你的老师和同学，和他们谈谈，回来告诉我。”李医生去了两次，回来汇报说：在批判李宗恩的时候，大家批判的重点是说，他要向党争夺‘三权’，其中包括人事调动权。

在听了李志绥的汇报后，毛泽东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三权是党的领导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来，党还领导什么？”，稍后又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得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见《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01~203页）从此，李宗恩和另一位医生李克鸿二人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随后被“放逐”到云南，任职于昆明医学院。由于心情抑郁，1962年病逝于昆明。

 

【编者按：我们今天重新回味当年毛泽东那几句话，心情倍感沉重。

辛亥革命后，有位思想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10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看来，这两句诗仍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当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就是为了消灭爱新觉罗氏一家一姓、专制独裁的家天下制度，建立“天下为公”的共和国。可是结果如何？换来的却不是真正的共和国，而是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孙先生的理想仍然是“山在虚无缥缈间”。此后几十年，中共为了动员民众以夺取全国政权，也是以‘建立共和国’相号召。但结果又复如何？不过是以‘毛氏王朝’来代替‘蒋家王朝’而已。‘共和国’仍然只存在于善良人们的幻想中。原因何在？就是毛所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得这三权”。据说在1989年大镇压、大屠杀前夕，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花了几十万人头，才夺得这个政权；现在有人想要，那就请先拿人头来换”。瞧！毛、邓二人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天下是我们用武力打下来的，只能由我们来‘坐天下’。他们的思维永远停留在‘家天下’的范畴。在这种‘家天下’思维里，天下是‘我们的’，而且永远是‘我们的’不允许其它人染指。全国人民千呼万唤、日夜盼望的社会转型，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至于那些‘打天下’的后人们，理所当然地仍然保持这种‘家天下’思维，不敢、也不愿实行社会转型。一来是害怕失去原来享受的大量特权，二来也是为了保住先辈们用‘人头’换来的江山。否则，将有愧于列祖列宗吧？如此说来，近年来某些海内外的学者着文指望，到了第N代当权人物时有可能主动实现社会转型、学习蒋经国云云。这类预测，恐怕是一厢情愿罢了。】

 

一个由暴力，而不是由自由、正义和真理建筑起来的国家，

一个人们只能服从、驯服、被剥削的国家，个人不受尊重的国家，是不会胜利的。

——引自19世纪德国著名作家亨利希·曼《论佐拉》

 

第11单元　体坛名将

1、傅其芳：中国乒坛三杰之一 自缢身亡

 

傅其芳（1923-1968年）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总教练，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和夺魁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与容国团、姜永宁并称为当代中国乒坛的三杰。

1953年春天，傅其芳从香港回到中国大陆，贺龙（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特批其月薪为200元，在当时属于相当高的水平。1954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上，傅其芳获乒乓球男子单打第三名，并与王传耀合作获男子双打第三名。1957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第2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获团体第三名，他是主力队员之一，他在团体分组赛中获全胜。傅其芳原是打削球的，到香港后转为进攻型，发球抢攻、滑板、放短球是他技术上的“三绝”。他精心钻研乒乓球技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创新。1957年，有些运动员学习外国的打法失利，中国乒乓球正处在“十字路口”。如何走出困境，众说纷纭。傅其芳则明确提议：坚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传统的直拍快攻打法。从1958年起，他开始担任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

1959年4月5日，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在傅其芳的指导下，22岁的容国团一飞冲天，在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乒赛上勇夺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捧回了有史以来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打开了中国乒乓球登上世界顶峰的大门。为此，世界体坛对中国也另眼相看。国际乒联决定，将1961年第26届世乒赛的举办地点选在中国的北京。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体育比赛。国家体委提前一年就从全国各地抽调精兵良将108人，在北京开始大规模集训，准备人才；傅其芳率领国家队日夜苦练，志在必得。1961年4月4日，第26届北京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万众瞩目中开幕了。特地为世乒赛新建的、能容纳15000名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中共政要全都出席了开幕式。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北京，集中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中国男队凭借威力无穷的快攻打法，一路过关斩将，在半决赛中以5∶1横扫世界强队匈牙利，杀入决赛。决赛的对手是如日中天、气焰万丈、五次蝉联男团冠军的世界乒坛霸主日本队。而且他们还带来了新发明的“魔法球”——弧圈上旋球，扬言要用这一新式武器打垮中国队，实现六连冠的梦想。谁知双方过招后，日本人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居然不怕弧圈球！他们刁钻古怪的“魔法球”没起什么作用，中国人疾如闪电的快攻却大发神威，速度之快常常令他们措手不及，顾此失彼。

日本人大惑不解：这种一碰就飞、又飘又转的怪球，曾将欧洲强队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怎么在中国人身上却失灵了？

他们哪里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国队足智多谋的总教练傅其芳，早就作好了对付他们的准备。

原来，第26届世乒赛前，傅其芳得悉强敌日本队发明了弧圈球，使欧洲人谈“弧”色变。咱们中国队谁也没见过弧圈球，更谈不到如何对付。傅其芳一面设法从日本媒体的相关体育报导中寻找蛛丝马迹，一面通过同日本队关系很熟的香港乒坛老朋友“刺探军情”。然后让几名经验丰富的老将模仿弧圈球的打法，让主力队员逐渐适应。这种“陪练”方法后来成了中国队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不久，日本队去香港热身，傅其芳又不失时机，派庄家富教练到香港去进行火线侦察，带回第一手情报……

通过精心的分析研究和刻苦的模仿试验，中国队员终于对弧圈球摸到了门道，制定了以“快”制“弧”的方案。傅其芳仍然十分低调，不露声色，任凭日本队去渲染、鼓噪。

最后，当容国团经过激战击败弧圈高手星野，中国队终于以5∶3击败世界乒坛“天皇”，第一次把代表世界乒乓球运动最高奖项的斯韦思林杯高高举起时，整个中国沸腾了！全世界惊奇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中国运动员身上。

接着，庄则栋和邱钟惠相继将男单、女单奖杯收入囊中，加上4项亚军、8项第三名，中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世乒赛上一鸣惊人，世界为之震惊。

没有什么比赛能像第26届世乒赛那样对中国体坛乃至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傅其芳率领的中国乒坛健儿所展示的风采，使全国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成了乒乓球迷。人们见面谈的是乒乓球，学校里最普及的运动是乒乓球，最耀眼的明星是乒乓球运动员……

当时正值困难年代，乒乓健儿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也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在第26届世乒赛上失去五连冠宝座的日本队，发誓要重新夺回斯韦思林杯。他们积蓄力量，等待与中国队进行决战。1963年4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拉开了战幕。几番激战后，中日两队在男团决赛中再次狭路相逢。

日本队教练刚拿到决赛的排阵名单时，不禁傻了眼。赛前，他预料中国队必将安排实力最强、有“小老虎”之称的庄则栋打第一主力。而日本队的头号选手荻村因在上一届决赛中被庄则栋以2∶0击败，从心理上畏惧庄则栋，所以排阵时让荻村避开庄则栋，先与张燮林对阵。谁知中国队教练傅其芳棋高一着，他摸准了日本教练的心态，出其不意，偏偏把庄则栋排到第三号位置，而让“秘密武器”张燮林出任头号主力。这个阵容使日本队还未开战先输谋略，导致阵脚大乱。

谁都知道，乒乓球的技巧多种多样，打法五花八门，选手之间往往有“相克”的现象，就像“石头、剪刀、布”的关系。教练的用兵排阵、斗智斗勇，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再说张燮林，为什么说他是“秘密武器”呢？因为他曾经在上届世乒赛的单打赛中，以变幻莫测的削球淘汰过日本选手。此后，他就被傅其芳当作“秘密武器”雪藏起来。访日不去，日本队来访也不上场，就是为了在此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果然，张燮林施展神削的绝技，接连削掉日本队的三木和木村两员大将。

中国队一鼓作气，最后以5∶1大败日本队。

傅其芳知己知彼，用兵如神，中国队高奏凯歌，再度捧回斯韦思林杯。

在第27届世乒赛上，中国队囊括男子项目全部锦标，共获得三金、两银、两铜。

1965年4月，在原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的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傅其芳又带领中国队第三次蝉联男子团体和男子单打冠军；他还配合已经当上女队教练的容国团，首次攻下分量很重的女子团体冠军。神勇的中国队总共揽得五金、四银、七铜，取得了参加世乒赛以来的空前大丰收，使原来怀疑中国人夺魁只是如流星一样、瞬间即逝的论调一扫而空。可以说，傅其芳、容国团这一代人创造的业绩，不仅是乒坛的辉煌，而且真正代表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标志。

可惜的是，正当中国乒乓球队挟“三连冠”之余威，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战两年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29届世乒赛，总教练傅其芳准备再接再厉、大展宏图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暴发了。国家体委瘫痪了，乒乓队的训练也中断了。造反派造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反”，中国队被迫滞留国内，无法参赛。傅其芳则被扣上“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不幸于1968年4月16日自缢身亡、含冤去世。

为了缅怀这三位乒坛英杰，由中国乒协牵头，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后加入澳门）等五地乒协发起，每年轮流举办“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三英杯”赛发起人是当年应贺龙元帅之邀，从澳门回到内地的王锡添。据乒坛名宿张燮林介绍，王锡添当年是继容国团等三名香港青年之后从澳门来到北京的。“文革”期间，他同样遭到了迫害，但他顽强地活了下来。虽然他从国家队被下放到了什刹海业余体校当教练，但他仍毫无怨言地默默耕耘，并培养出了王涛这样的世界冠军。1985年，王锡添建议举办“三英杯”赛，以缅怀当年与他同时回到内地的三位英杰。王锡添的提议得到了当时国家体委的支持，并正式批准于当年创办该项赛事。王锡添老人虽然已于数年前身患癌症去世，然而他发起的“三英杯”将继续在我国5省市及地区轮流举办下去。

在担任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主教练期间，傅其芳探索出一条近台快攻的路子，培养出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等一批名闻遐迩的世界级乒坛名将。因此1961年、1963年，两次被中国国家体委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起，他担任了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一职，同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名优秀乒乓球教练员，傅其芳强调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他提出的“练为战，不为看”的原则已成为我国乒乓球队的优良传统。他注重研究，曾与我国第一位乒乓球教练、著名的乒乓球专家梁焯辉合着了十万字的《乒乓球训练法》一书。他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所做的贡献必将彪炳史册。

 

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变成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

人民只会为某位演员而狂热。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政府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着领薪金。

——孟德斯鸠

 

 

2、姜永宁：乒坛健将自缢身亡

姜永宁(1927～1968年)广东省番禺县人。1952年获香港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后，即应邀代表广东省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获男子单打冠军，并成为国家队队员。此后，他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乒乓球比赛，均获得好成绩。1954年，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获男子单打第三名；1955年，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友谊联欢节运动会乒乓球赛获男子单打第二名，并于1956年荣获中国乒乓球运动健将的称号。他曾代表中国队先后参加过第20届、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表现出色。特别在23届乒乓球比赛中，中国男队与美国、南朝鲜、南越等队比赛时，姜每场都是连胜三局，被国际乒联评为世界十佳运动员之一。

姜永宁球艺独特，他是中国式直拍削球防守型选手，特别是步法敏捷，削球稳健，动作准确，比赛时斗志顽强，每球必争，素有“拼命三郎”之称。

削球技术的特点是把对方攻过来的球，稳稳地削回去，一个比一个削得更近网，使对方越打越费力，逐渐产生急躁情绪而失误。往往一个球要打上十几个、二十几个回合。当对手放小球时，只见他一个箭步冲向球台一个快攻打得对手措手不及。这种以守代攻、以柔克刚的打法，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开创了‘以削为主’的球技之先河。

1957年至1965年，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后担任北京队总教练。60年代初退役，任国家女队教练，培养出许多优秀运动员。还曾受国际乒联委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任教。

姜永宁为人诚恳、老实、厚道，从不与人争执。生活方面更是非常刻苦，但对各项工作任务则干劲十足，十分执着。这些优点在国家体委内部早已有口皆碑。即使担任教练期间，也堪称表率。60年代中期，他已经40岁了，为了带好队，他干脆住在先农坛，每天五点半准时起床，六点半便来到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队员当陪练，他都干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每天训练下来，已是疲惫不堪，但他仍然拉着小队员回到球台旁，说：“我再遛你一遍。”他沉默寡言，但内心却非常热情，待人和善。观众来信向他询问球技，他有信必覆；边防战士希望要好球拍，他花钱买来后认认真真地钉在木箱内寄出。

1968年春，文革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殃及许多无辜。姜永宁自然也无法幸免。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先农坛体育馆，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姜永宁看见这几个扎眼的大字，一下惊呆了。当晚回到家中，他把大字报的事告诉了妻子孙梅英，这位打球向来泼辣的乒坛女将比丈夫豁达得多，她说：“让他们写去，现在的大字报有几张是真的？”

其实事情的起因非常可笑：

姜永宁为人向来小心谨慎。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往事足可为证：有次收音机正唱山西梆子，孙梅英说：“咱们也听不懂，关掉它”。姜永宁说：“没唱完怎么能关掉，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语录。”由此可见一斑。尤其在‘文革’大潮中，更生怕惹事。他仔细反思，是不是说错过话，平日的书信中有没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他觉得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于是，翻箱倒柜地整理带文字的东西。他把所有带文字的纸一张张地烧，弄得屋内烟熏火燎。妻子孙梅英开门让空气对流一下，哪料隔墙有耳，却被邻居汇报上去，又添了一条“销赃灭迹”的罪状，更大的迫害向他步步紧逼！

1968年5月10日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从先农坛出发闯进了姜永宁家，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专案人员在姜永宁家中乱抄一气，并拿走了一包照片。从那一包照片里，专案人员发现姜永宁少年时代拍的一张照片，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专案人员如获至宝。他们逼迫姜永宁承认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心平气和地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但专案人员根本不予理睬，几个彪形大汉干脆抄起棍棒，朝姜永宁劈头盖脸乱揍。

5月16日清晨，在先农坛和他一起被专政的王锡添看着姜永宁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他不敢说挨打了。在先农坛宿舍楼，队员们都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独自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后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寻找。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着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才发现姜永宁已经吊死在窗口，早已断了气……

姜永宁去世后，妻子孙梅英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这位50年代中国最出色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员陷入了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不久，周恩来问起孙梅英的情况，国家体委军宣队的人回答：“她还有问题。”周恩来说：“她一个学生出身的运动员能有什么问题？”这才使得孙梅英彻底摆脱了被审查的境遇。1993年孙梅英因脑溢血猝然去世。

 

 

3、容国团：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自缢身亡

 

容国团（1937年－1968年）杰出的乒乓球运动员，出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

容国团从小喜爱乒乓球运动。十五岁时即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957年他刚满20岁，怀着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毅然回到中国大陆，即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8年被选入广东省乒乓球队，首次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就获得男子单打冠军。随后被选为国家集训队队员。他采取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变化多，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而且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他运用的战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技术，就是在总结了他的经验后，由原来的“快、准、狠”，发展为“快、准、狠、变”。最后加上这个‘变’字意义非凡。因为多变，使对手无法设防，难以适应，十分被动。而自己则处于主动地位，稳操胜券。

1959年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在落后一局的不利形势下，容国团奇迹般地连扳三局。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页被掀开了！他的对手匈牙利老将西多在比赛结束后对记者说：“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容国团的胜利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评价。容国团，这个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被镌刻在圣·勃莱德杯上。1961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面临3∶4失利的情况。容国团振奋精神、激昂慷慨地说：“人生难得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于是精神抖擞，挥拍上阵，力挫素有“凶猛雄狮”之称的日本队员星野，以5∶3战胜日本队而首次问鼎斯韦思林杯，从而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从此“人生难得几回搏”这句名言便广为流传，成为激励运动员以及各行各业有志之士发愤图强、力争上游的座右铭。

1964年，他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在他和其它教练员的配合指导下，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容国团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火相传，直到今天仍然光耀世界乒乓球坛。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不断地缅怀这位乒坛老将。

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于1958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1961年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就是这样一位曾经为祖国体育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乒坛闯将，却不幸死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狂飙骤起，容国团即遭受诬陷，被扣上“特务嫌疑”等帽子。一颗善良而又正直的心灵如何能够承受如此冤屈？从此，生活中没有了目标──世界比赛不许参加了，甚至成了他的罪恶；生活中没有了乐趣──书籍、电影、音乐、美术几乎都成了罪恶的渊薮；生活中没有了友谊──朋友之间不能倾吐真情，人人要互相防范。最使他难受的是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一个好人可以随时被叫到台上被批判、凌辱、殴打，动不动就可以抄家。乒乓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队”，国家体委领导人荣高棠被打倒、游斗；他视为引路人的贺龙成了“大土匪”；同是从香港回来的傅其芳以及姜永宁，竟被逼得悬梁自尽；众多的优秀运动员进了单位私设的班房、拘留所。这一切事情太刺激他了，他经常为这些领导人和许多昔日的战友遭受不白之冤而伤心落泪，然而却又无可奈何、忧心如焚。

然而，“人生能有几次搏”，这个经典箴言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人！也成为他一贯信奉的信条。今天，即使是鸡蛋碰石头，他也在所不惜。1968年5月初，面对邪恶势力，受战友们的委托，他奋笔写下要求继续参加世界比赛的建议书，写下那个年代最为犯忌的“为祖国争取荣誉”的誓言。

【编者按：由于极左势力的干扰，中国当局决定不参加1967年举办的第29届世界乒乓球比赛。第30届也未参加。】

容国团和他的战友们热切希望中共当局能理解他们的热血衷肠，他们盼啊盼着……1968年5月12日，被称为《5.12通知》的中央文件下来了。该文件十分武断地认为：国家体委是所谓贺龙的独立王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容国团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震惊和痛心。有《5.12通知》这个尚方宝剑，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体育界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乒乓球队每次开会都有一连串人被点名批判，一些教练员紧张到这种程度：每听到一个名字，都会下意识地动一下，他们随时准备被叫上台。容国团也被通知要揭发被批斗者的种种错误，但他依然公正地评价自己的战友：“他们都是好人”。

自这一天起，容国团神情大变：沉默寡言，眼神中经常透露出凄婉、无奈。他似乎感到已经走进了毫无指望的绝境。他发自内心地爱党、爱国家，而自己却被认为是掉进了反革命的泥潭，被怀疑成‘颠覆祖国的特务’。《5.12通知》是中央文件，‘中央文件大概是永远不会错的真理吧？’他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理解形势的诡谲：过去的欢乐与今天的困境，过去的喜悦与今天的痛苦，如此巨大的落差，令他无法释怀。他终于离开家，走到体委训练局后面的龙潭湖畔。在月色下，不断地徘徊着。过去训练时，他常在这里跑步，今天他却感到无比压抑：成荫的柳树好似压在头顶，微波不起的湖水更像是深不见底的黑洞，凝聚着数不尽的哀愁，周围象死一般的寂静……。晚上9点，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没有。11点多钟，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事态不妙，她找到几位朋友，商量如何去寻找容国团。郭仲恭焦急地说：“他思绪肯定很乱，我们必须到龙潭湖大声呼唤他的名字，让他在喊声中惊醒。”

“容国团！容国团！……”几个人不停地喊叫着，湖畔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音。凌晨四点半，体委接到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可能是容国团。

整个体委都震惊了。大家赶到吊着容国团的槐树下，默默地看着他那清瘦的遗体，人们能说什么呢？一代球星，竟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心里淌着悲伤的泪。可以想见，容国团从晚饭后到凌晨两点半，一直在这一带不停地走，生与死的搏斗，不停息地在他脑海里翻滚。最后，终于让死的念头占了上风。郭仲恭走到树下，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这个扣子系得非常结实，最后不得不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向来做事精细、周密，他留给人世间最后一件“作品”，也展示着如此性格。

遗体被放在地上，他的头上和身上被蒙上了白布，一双穿白球鞋的脚露在外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他们听到这是容国团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叹息：“哎……天哪……”。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大限度的抗议了。他没有白白地死去，他留下了他浩气长存的精神，留下了血淋淋的控诉，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惨烈记录。

周恩来得知后极为震怒，他再一次向极左势力发出警告：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允许批斗关押！几天以后，一批著名运动员、教练员被释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容国团的死，才换来了众多战友的生。国家总理的指示，使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容国团的死因未经详细调查，遗体在几天后火化。

【编者按：周恩来在‘文革’中的确保护过一批知名人士（大知识分子、高级统战对象、著名艺术家、功勋运动员、与中共要员有特殊关系者……）。这些事迹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被认为是周的大功劳。却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这些举措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对中共自己有功，还是对于整个中国人民有益？其实，周这样做仅仅是从中共本身的利益出发，因为这些人将来还有用（发展科技事业、统战工作需要等等）。所以其出发点仍然离不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而不是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普世价值观念出发。难道说：知名人士应该保护，而普通民众就不需要保护，就可以任意折磨、蹂躏、摧残吗？当人们在颂扬其功德时，千万莫忘记进一步的思考：何功何德？】

但是极左势力依然强大，他们居然在容国团死后到其家进行了再次抄家洗劫，对死去的和活着的都不饶恕。人们屈指一算，容国团死时恰好30岁，从拿到世界冠军之后仅仅9年……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着文回忆和容国团早年的交往时，颇为感慨地写道：“1989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覆没!30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成为乒乓球的王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到今天为止，整整30年。”抚今追昔，不胜唏嘘！张教授还回忆说：当时朋友们都力劝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因此，容国团决定北上大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编者按：当然这并不是张教授和朋友们的错，谁能够未卜先知，谁又能看透大陆极权制度的本质和凶险，以至于预测到大陆当局竟然如此迫害一个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乒坛老将？】

文章末尾，张教授无限感慨地写道：“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柔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还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

1987年11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50周年纪念会，规格甚为隆重。当局特地邀请容国团生前友好人士参会，这位张教授欣然赴会。期间见到容国团的遗孀和唯一的女儿，会后，三人相约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死的，张先生冲口而出：“写得不好!”。为什么如此掩盖真相呢？

真相并不会因为人为的掩盖而消失，相反，只能证明当年迫害他的势力仍然阴魂不散，或者心中有鬼、惧怕人们知道真相。

著名女作家张抗抗曾经写道：“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不会有‘明天’的”。为什么他们不敢认真’拷问’昨天？因为这些人对于‘昨天’所发生的一切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心中有鬼，他们害怕。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普利策

【约瑟夫·普利策（1847年－1911年），匈牙利裔美国人，美国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

 

 

附录：青年才俊

1、遇罗克：人权思想家死在不讲人权的国度

 

【编者按：被收入本单元者都是青年人，当然算不上是“精英”人物。但他们的事迹证明：这些人肯定是未来的精英人物，是精英的幼苗。只是由于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暴行而过早地夭折了。其次，他们都不是自杀，而是被当局枪杀的。张闻天在庐山会议期间那篇著名的长篇讲话中说：“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是要遗臭万年的”。错了！错就错在大前提。此话的大前提是：共产党永远是正确的、光荣的、伟大的，被这样的党杀头当然是要遗臭万年。但是，几十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共产党自己所谓的“伟、光、正”完全是虚构的宣传，是自我吹嘘。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党做了许多错事、蠢事、坏事，那么被这个党所杀害的青年人绝不会遗臭万年，恰恰相反，他们应该被纪念，而且一定会流芳千古。明朝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于慎行在其遗着中有句话说得很好：“是古人之所为辱，乃今之所为荣也，岂盛世所宜有哉！……夫使上之刑赏不足为荣辱，而士之荣辱制于下之毁誉，则国是将日非矣。”这段话说得非常到位，也非常切合我们所收录的这几位青年才俊，更值得中共当局认真反思和抉择：是继续坚持‘原教旨主义’的是非观、荣辱观，还是深入解放思想、顺应民意，转变价值判断标准呢？正因为如此，本书才把他们的事迹一一收入，留垂后世。】

遇罗克（1942年——1970年）出生于北京。自幼聪明好学，父亲遇崇基曾以公费留学生身份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王秋琳亦曾自费赴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父母1957年均被打成“右派”，遇罗克高中毕业后，于1959年、1960年先后两次参加高考，虽然成绩优秀，但仍未录取。为了从事社会实践，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县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在农村，遇罗克亲眼目睹“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更为残酷：一些地主的小孩子都被斗死，行凶者们用形象的语言表述为“连根拔”。1964年，患严重神经衰弱的遇罗克回到城里。曾在小学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从自己所受的不公，再扩展到整个社会，遇罗克通过观察和阅读大量书籍，并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于1966年7月，写成了《出身论》。

文章首先揭露了当局赋予不同阶级以不同权利的事实，并进一步分析了根据血缘标准将社会区分为‘人民’和‘敌人’两个截然对立阶级的荒谬性。作者认为：个人权利不能因为其社会出身和其它外在因素而被否定或扭曲。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遇罗克还没有提出‘人权’这个概念，但在文章中所说的‘个人权利’实际上就是指代‘人权’一词。同时文章还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作者坚定地写道：“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文章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该文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购一空，不得不临时加印六万份。因为《出身论》在当时触动了整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所以在社会上引发极大的轰动。旅美华裔学者宋永毅先生认为：《出身论》是一份“黑暗王国中催人惊醒的人权宣言书”。这个评价是非常精当的。

此外，遇罗克批判的矛头所向，还直指那个善于迎合上意的金棍子姚文元。针对姚文元批吴晗的御用文章，遇罗克写出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的继承》。文章先后投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当然不可能发表。但遇罗克仍然毫不气馁、坚毅而执着地继续写了《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这次是寄给《文汇报》,结果总算是摘要刊登了大约3000字。事后他长舒一口气说：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

1967年初，许多‘老红卫兵’头头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其成员必须是13级以上高级干部的子弟。这些人大肆搞‘打、砸、抢、杀’等违法活动，十分猖狂。在‘联动’如此猖獗之时，又是这位惯于冲锋陷阵的遇罗克第一个写出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3期头条。

群众所喜爱的东西，却被自称“代表群众利益”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是反动的。于是，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惨遭杀害。从逮捕到杀害，当局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的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借口。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

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一书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的‘理由’之一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这可是震惊全国的天大罪名。但事实真相如何呢？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恰逢长春车站向‘革命群众’发武器，遇罗克领到了一颗手榴弹，并带回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就想到香山去埋到地下。恰好被公安局发现。于是就被扣上‘暗杀’的罪名。暗杀谁呢？为了扩大‘罪行’的分量以耸动听闻，在“死刑判决书”上写着：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大罪，应该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吧？于是就加上：“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十分空洞的、莫须有的罪名，最后判处遇罗克死刑。

遇罗克的不朽贡献在于：当“血统论”风行全国的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指出了现在看来已成为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

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欢呼声中的最后审判，用诗的语言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神州大地上竟然出现了比西方种族歧视和印度种姓制度更黑暗、更残酷的人权歧视现象。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它同龄人同等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

人权歧视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在当时公安部长谢富治的纵容下，先是北京郊区大兴县，再是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爆发了滥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受害者唯有听天由命，像弱小动物一般孤苦无告。在高举的屠刀下，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血腥的大屠杀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

遇罗克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这句话可谓经典式的名言，也成为遇罗克自己所实践的人生信条。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牢房里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

遇罗克毫不犹豫地回答：“值！”

历史终于翻过去沉重的一页。遇罗克死后9年，1979年11月21日被宣告无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一文。此后全国各种媒体纷纷刊载关于遇罗克的文章。但令人遗憾的是，遇罗克并未获得烈士的称号，发给他父母的是遇罗克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官方不予承认‘烈士’称号，但民间却自发地、百倍地予以补偿了。2009年清明节，遇罗克的雕像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落成。学者于建嵘曾陪同一位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前去参观。这位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雕像问于建嵘：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这一问，令于建嵘无限感慨。为此，他撰写文章《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序言中，学者徐友渔把思想者分成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的理论；另一种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敢于道出常识般的真理。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他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却是生命。

 

 

2、林昭：宁为玉碎浩气长存

 

林昭（1932—1968年）原名彭令昭，林昭乃其笔名。苏州人，其父彭国彦曾做过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很早就受到其舅舅的影响，思想左倾，并参与中共夺权的事业。大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处决。

由于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年幼的林昭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很大的敬仰和热情。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不顾母亲的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毅然投身革命。稍后，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这期间林昭深入工人群众中，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导。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转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同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参加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并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的主编就是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则是林昭和张元勋。

1957年5月19日，为了响应毛泽东的鸣放号召，张元勋等同学联名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开除张元勋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右派刊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什么话？》,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右派分子的狂潮。林昭在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当然地被划为右派。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被认定她“态度恶劣”、“负隅顽抗”而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共青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曾勇敢地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他们的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因此，林昭和另外两位也同时进入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

1958年6月起，在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在此期间，林昭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了爱情，并提出结婚申请。但学校当局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结婚。

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

1960年春，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当林昭病情渐有好转时，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和兰大学生张春元等人，共同酝酿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不久，《星火》杂志的全体人员都被捕。1960年10月，林昭也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保外就医期间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手稿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被收监。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先后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没有笔和纸，竟然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有二十万字之多），内容是控诉中国当局的对她残酷政治迫害，表达自己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坚定信念和坚定意志。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监狱里的那套规矩，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更残酷的虐待。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作《告人类》。

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

1965年下半年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学张元勋来到上海，同林昭母亲许宪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她。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死刑判决书，随即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36岁。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家，向其母索取5分钱的子弹费。

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林昭的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享年59岁。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现居美国。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林昭被平反后，在北大举行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此联绝妙：未着一字，内涵隽永；可谓‘无声胜有声’。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但只是“衣冠冢”，尸骨无存。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上个世纪的80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封存。其舅许觉民有一本书叫《林昭，不再被遗忘》，可时至今日，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个殒灭的英灵？

林昭的墓碑，在苏州木渎镇灵岩山安息公墓，碑后有诗：

“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补白】

包括林昭在内，……只是出于本能的正义感，发表了当权者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更没有自己的自觉的“阶级立场”。

他们的真正“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建立，是在成为右派以后。也就是说，是反右运动把他们造就成了具有阶级自觉的反抗者。

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我们也可以说，专制体制发动的反右运动也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喜欢说的“历史辩证法”吧。

——《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纪实》序·钱理群

 

 

3、沈元：史学天才难逃一死

 

沈元（1938--1970年）浙江桐乡人，出生于上海。其父沈鹏，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生，后来从政。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沈鹏就曾担任镇江县长。抗战时期又曾主持修建滇缅公路，担任铁路总工程师，后来因公殉职，其时沈元只有7岁。他的姑妈则是美籍科学家，也很有名气。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1957年沈元正在读大二时，就曾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加以评论。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斯大林问题的性质是“个人崇拜”。但沈元却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深层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上，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个观点在当时真是惊世骇俗之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深刻的。

由于这件事情，沈元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期间又得了肝炎，但未得到及时的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伴随他短暂的一生。1961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

由于他在北大和在家闲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聘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给黎澍当助手。那些比较‘左’的调干生对此很不服气。质疑道：一个历史系没毕业的学生，还是右派，凭啥来中国最高级的研究机构任职？他们告状，一直告到中宣部和康生那里。据说，由于历史系党总支书记郭罗基的保护，才勉强维持下来。在近代史研究所期间，是沈元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许多著作先后在专业杂志上刊出。

从1962－1964年间沈曾在《历史研究》和《考古》两大全国权威性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中两篇转载在《人民日报》整幅版面上。后三篇鉴于舆论压力是用笔名发表的。其中一篇《中国历代尺度概述》被一日本老史学家读后，以为是一老学者写的，钦佩万分。

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沈元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学术论文，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篇幅转载此文，题目改为〈论洪秀全〉（即前文的压缩版）。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从未以如此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竟然获得如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据说郭沫若读了此文后，誉之为‘神童’；翦伯赞、黎澍则认为‘他是北大50年才出一个的人才’。沈元文章的冲击波从学术界扩展到政界。甚至得到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的说法。一时间，‘沈元道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也有了转机。　　

但所谓“转机”背后有杀机。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告状：沈元是右派，报刊以如此规格发表一个右派分子的文章，显然是公开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传开，反响强烈。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所要有10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形势所迫，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改用笔名发表文章。不久，沈元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署名为“张玉楼”，仍然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又一次全文转载。可有些人在得知沈元仍在用笔名发表文章后，又再次告状，仍然不依不饶。这次直接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按照当时的逻辑，‘脱帽右派’还是右派）。这封告状信落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手中，田打电话给黎澍说：“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要是让毛看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当面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意！”黎澍回答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好几年，写不出一篇文章。沈元来了一年，就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这些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这番话揭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树大招风，才高招忌。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黎澍必然首当其冲。罪名就是“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批斗黎澍时，一定要沈元陪斗。沈元成了当时要打倒的“白专”道路的样板。陪斗、批斗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最初，他还能忍着不与亲友联系，怕更加连累他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打电话给他姐姐，她是他唯一最亲近、可以联络的亲人。说想要来她家避一避，这可把他姐吓坏了。她和妈妈住在一起，原已是被严格监控的对象，如果沈元一来，三人就会一起被抓进去。于是只得硬起心肠表示婉拒。沈元苦苦哀求也无效，最后只得在电话里说句：“好吧，那我走了！”。

他真的走了。他既然觉得在中国无望，就想跑到国外去。沈元瘦高、圆脸，头小。他根据自己的体型特点，心生一计：把自己的脸用鞋油涂黑，化装成黑人，跑到一个非洲国家的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也充分体现了沈元的智慧和聪明。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应该知道：‘文革’期间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是友好的，怎么会收容一个友好国家的人来‘政治避难’？大使馆马上给外交部打了电话，把沈元带走了。第二年初，碰上“一打三反”，就按照‘叛国罪’被枪毙了。

1970年4月，北京街头张贴了公安局的布告。内容是：沈元工作期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后来又化装成黑人，逃进某非洲国家大使馆被截获，犯了反革命叛国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又一次发生戏剧性的场景：到了刑场，人头马上就要落地之际，沈元突然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当其它处死者都倒在血泊中之后，沈元被押了回去。其实，他哪里有什么重大问题交代？他只是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所以死到临头，还在继续运用超人的智慧，以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多么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的生命，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的奇迹。然而奇迹没有出现，第二天仍然被押赴刑场。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延续自己那无限宝贵、只有一次的生命了。

至于他的家人，一年多后才接到通知。

‘文革’过去，沈元的姐姐和80岁的老母赴京上访，要求复查平反。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

“原审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1968年9月1日被逮捕…….1970年4月18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1970年4月18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收到判决书的刹那，他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是啊，80岁的老母要的不是那张已毫无意义的纸，而是要人，要活生生的、会思考、会说话的人。

人，是不可能复生了。但人们都在思考着：用什么更好的方式来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他的‘伯乐’——黎澍先生逝世前曾与朋友们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沈元有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心怀对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元（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免遭淹没。该书出版时，沈元的表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先生为之作序。

一个人是生命可以有好几种衡量的指标：长度、高度、厚度。从长度来看，沈元仅仅活了32年，可以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是个遗憾。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他生命的高度与厚度，却是非常了不起：大学刚刚毕业，就在全中国最高级的专业性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长篇大论，而且得到最具有权威的《人民日报》的青睐，特地破例为他提供版面，转载他的长文。半个多世纪以来，全中国能有几人？没有，只有他一个，他是唯一的，也就是不可复制的。当许多人都认为斯大林的问题在于‘个人崇拜’时，他却慧眼独具，看到了‘个人崇拜’背后、更深层次的病根所在。

沈元，我们时代的骄子，当代青年人的楷模。

可惜的是：中国少了一位具有无限潜力的、未来的历史学大家。

 

 

后记

当编者整理完最后一位被毁灭精英的资料时，已近午夜。万籁俱寂，但心潮难平，多日接触这类材料引发的愤怒情绪不能自已。想当初接手这个项目时，就感到是对自己精力、智力和体力的严峻考验，对晚年悠闲生活、慢节奏的一种挑战。人生苦短，年近耄耋，以老迈病弱之躯，能否顺利完成？心里没有十足的把握。深恐力不从心、半途而废。可是一想到那些屈死的亡灵，仍然被当局千方百计地掩盖、隐瞒，不为人知，心中顿时涌起一股莫名的愤怒。作为一个略通文字、具有起码的良知的人，有责任献出自己一份光和热，为这些亡灵做些什么。编辑这本书正是对于那些冤死的亡灵一种真诚的纪念，一种迟到的安抚，也是为这些死难者及其家属将来追讨正义时必要的一环。曾经为中共政权夺得第一块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金牌的容国团生前有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那么，这本书的完成也可以算作是编者人生中的最后一搏吧！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的材料大多来自网络。一方面，我们向有关作者表达由衷的谢意，以示不敢掠美。而另一方面，根据个人的年龄、精力及资料条件，都不可能对材料进行比对和核实，如有的材料存在时间、地点、人物及个别细节等不准确处，亦请亲属和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舍弃了几位死难精英的资料，未予收入。理由是这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写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不仅是分析经济形式，研究其它社会现象何尝不是如此？何谓‘抽象力’？就是排除一切其它因素，专门从单一的、纯粹的要素中分析事件的本质。马克思本人的巨著《资本论》就是恰当地运用‘抽象力’的成功典范。他在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时，不仅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甚至在第一卷中还排除了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过程，把关注的目光专门集中于生产过程，才能在深入分析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论证商品的二要素，从而为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而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天看来，这位先哲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结论当然可以继续探讨，但其在研究中的认真精神和科学态度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在借鉴马克思这一方法的前提下，对所搜集到的原始材料进行甄别的过程中，发现有好几位精英人士，虽然也是死于‘文革’期间，但死亡的原因并非完全出于政治迫害，而是另有其它因素。例如：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某教授，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再加上政治上被批斗，以至于精神萎靡、悲观厌世。儿子又背叛他、揭发他和香港的某位女郎有不正当关系。这恐怕正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由于多箭齐发，在心理承受力不足以抵御的情况下自杀了。又例如：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某教授，也是因为妻子琵琶别抱、改嫁他人（恰恰是嫁给他的老师，又同在一个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失颜面；再加上政治上又被批斗，里外夹攻，精神崩溃，只好一死了之。第三个例子是一位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坤伶，也是死于‘文革’期间，但其原因同样是政治迫害与夫妻感情破裂交织，使她感到生不如死，才毅然诀别人间。最后再举一例：有位知名度非常高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被多次搬上银幕和荧屏，其故事情节几乎妇孺皆知）虽然也是死于‘文革’期间，但不是直接死于被迫害，而是由于他所参加的‘派’失宠，被得势的那一派打倒了，在关押期间跳楼自杀。这种情况就很难归入‘被毁灭’的名单中。以上几例，虽然死于‘文革’期间，也遭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迫害，但其直接的死因比较复杂，是多种因素交迫的结果。经过权衡，最终都未收入本书。

像这类人和事，虽然网上很多关于“文革期间死亡者名单”中都曾列入，但却很难把当事人的死因完全归罪于政治迫害，因此只得割爱。排除那些非政治原因造成的自杀事件，剩下来的就全部是政治迫害的恶果，是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牺牲品。这样，才具有无可争辩的、经得起质疑和辩难的说服力。

 

本书在出版的过程中，又因为篇幅太大，无法容纳。不得不删略几位精英人物。

现将被删章节的标题列后：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件祭品——张霖之的死

开国上将阎红彦被逼猝死

“纠左”干将、青海省长汪昭之惨死

张学良之弟、海军少将张学思之死

海归学者王均惨死至今无法追究责任

海归化学家肖光琰一家三口同归于尽

海归的化学教授陈天池之惨死

选择在圆明园废墟上自缢的——陈祖东教授

我国早期的生化学家和营养学家——陈同度服毒自杀

反右运动中第一个自杀的科技精英——武兆发教授

长期默默无闻的曹亨闻死在文革中

上官云珠不堪羞辱愤而跳楼自杀

“《星火》案”首犯张春元被枪杀

 

在整理成书的过程中，为了慎重起见，曾将部分内容分别发送给几位朋友，请他们协助把关，并且得到他们的热情回应，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使本书得以避免许多错讹。他们是：某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w先生、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zh女士、长期从事党史研究颇具心得的x先生等，特此致谢。古人云：“秀才人情一纸书”，无以为报，特地赠送本书一册，作为纪念。

被毁灭的各界人士多矣，我们只能选择精英人物来先做起。但就是这份被选入的精英名单，也是很不完备的。被遗漏者多有：就在本书稿杀青之时，编者又读到《五七动态》第四期第31页：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持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1957年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大批劳改和劳教人员饿死。11月某日，董博士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死在这里。死后数日，其妻顾晓颖（同为留美生）前来探望，得知丈夫死讯，痛哭一阵。后要求去丈夫的坟墓祭拜。才发现尸体早已被活人割肉吃掉，空余那颗肉少的头颅。当时当地，饥饿之状，可见一斑。真是惨绝人寰！

特录以闻。

 

 

本书参考书目

《三十万言书》胡风着　湖北人民出版社

《我的父亲胡风》晓风、晓山、晓谷合着　春风文艺出版社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着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文化大革命名人之思》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名人之狱》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名人之死》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我所亲历的政治运动》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五七右派列传》（一、二卷）申渊编着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着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的夏季》朱正着　河南人民出版社

《禅机：苦难的祭坛》胡平着　广东旅游出版社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赵旭着　黑色文库第23集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着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反叛的御医》　开放杂志社编　新世纪出版社

《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着　书作坊出版

《50年后重评‘反右’》丁抒主编　田园书屋出版

《“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上、下两册）　真相出版社

《北大精神五七绽放》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炎黄春秋》（北京出版）月刊

《随笔》（广州出版）双月刊

《往事微痕》（民办刊物、北京出版）月刊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文革死亡档案（1967—1968年）杨英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