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是怎樣被毛澤東毀滅的？【9】【10】【11】完

第9單元　藝壇明星

1、石揮：戲劇和電影雙棲 ‘皇帝’被逼投水

 

石揮（1915-1957年）著名電影演員、話劇演員、電影導演。原名石毓濤，天津市人，是“津門八大家”之一的石家第二門正廉堂後代,生於楊柳青。出生不久即隨父母遷居北京，在北京師大附小畢業又上了兩年初中，因父親失業生活困難，15歲時就獨立謀生：先後賣過報、在牙科診所做過學徒、當過北寧路列車服務員、真光電影院小賣部會計等。1940年赴上海，經幼時同學董世雄(影星藍馬)介紹，參加了“明日劇團”，又來天津演出。幾經磨練，演技逐漸提高，由配角到主角。在40年代初，參演了30多個劇目。

石揮才華橫溢，戲路寬廣，善於刻畫人物性格，既注重內心體驗，又精於外在表現，是我國演技派表演藝術家的代表人物，成為中國獨具風格、成就卓著的表演藝術家。無論正面、反面、青年、老年、喜劇、悲劇，各種角色他都能駕馭自如，演得栩栩如生。特別是他飾演《正氣歌》中的文天祥，《大馬戲團》中的慕蓉天錫，《秋海棠》中的秋海棠等角色，更是令人叫絕。

他扮演《雷雨》中的魯貴一角，連曹禺都心悅誠服地說：“石揮演得，比我寫的都好。”他飾演《秋海棠》裡的秋海棠，當石揮那張貼着口香糖當疤痕的臉，悽然地面對觀眾落幕時，連台下的梅蘭芳都高聲叫好。當時《秋海棠》在上海連續上演四個半月，共計一百八十場，可以說是盛況空前。上海人吃了晚飯去看話劇，相互打招呼時不是說“看話劇去”，而是說“看石揮去”！石揮替代了劇名。當時生活在上海的張愛玲，觀看了石揮的演出，並在她的文章中這樣記述：《秋海棠》一劇風靡上海，不能不歸功於故事裡京味氣氛的濃，石揮身上的京味或是痞氣都讓上海灘的觀眾感到新穎。

此外他還寫過話劇劇本《雲南起義》，導演過《福爾摩斯》等話劇，因此，1942年，石揮被報刊與觀眾輿論一致評為“話劇皇帝”。

1941年開始進入電影界。他第一部影片是在金星影片公司拍攝的《亂世風光》中擔任主要角色。1947年到1951年石揮在文華影片公司先後主演了12部影片，導演了3部。特別值得稱道的是，抗戰期間，在敵偽監視下，他竟大膽地把蘇聯文藝“夜店”改編為電影拍攝。其勇可嘉、可敬！電影《我這一輩子》是根據老舍的原著自編、自導、自演的優秀作品，也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優秀經典影片，曾獲文化部1949－1955私營製片廠優秀影片二等獎。1954年石揮導演的影片《雞毛信》，榮獲1955年第九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優勝獎。這是最早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中國兒童故事片。1955年導演的戲曲藝術片《天仙配》，深受廣大觀眾的歡迎和喜愛，並引起香港、台灣及東南亞地區的黃梅戲熱潮。由於他在電影事業的突出成就，和趙丹一起被評為“電影皇帝”；而石揮則是戲劇和電影的‘雙棲皇帝’。

反右運動中，恰好剛剛完成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霧海夜航》。由於片中有個幹部是個自私自利的傢伙，就說他‘污衊黨的幹部’；他平時愛說笑話，如指電影管理局的人為“警察局派來的警察”、“咱們拍鏡頭都要經過警察局批准”等。這些玩笑話都作為罪證，遭到連續的批判和鬥爭。

兩天之後，石揮登上了他拍最後一部電影《霧海夜航》所使用的道具船“民主三號輪”。在甲板上久久徘徊、痛苦地思索，終於下定決心，以死了之。終年僅42歲，多麼可惜！

石揮是個孝子，臨死前幾個小時，他仍不忘給遠在故鄉的老母親匯出最後一筆贍養費用。

石揮的失蹤立即引起官方的高度緊張。當局曾發過一條內參《右派份子石揮不知去向》，其中說：“有人懷疑石揮是否會跳樓自殺，但經查對上海碼頭售出的船票和寧波收回的船票數相符，估計石揮已在寧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17個月後，也就是1959年4月間，在一個春雨綿綿的黃昏，上海南匯縣的灘涂上，被潮水衝上來一具早已腐爛、面目難辨的屍體。由於被裹在棕灰色的呢大衣里，人們很容易地斷定：就是石揮。

幾十年後，人們又從黑白膠片和發黃的文字中重新發現了他。1995年，石揮被評為中國電影世紀獎最佳男演員。研究石揮，已經成了電影學院的必修課。一家收藏舊物的舊書店中，常年高價懸賞收購石揮的舊劇照。

黃宗江在央視的《人物》訪談中，回憶起石揮時很是感慨，黃老說石揮是個天才，我最佩服的人是石揮。趙丹也曾經表示石揮是自己最佩服的演員。李雪健、劉佩琦、張國立、謝園等都曾表示石揮是自己最敬佩的表演藝術家。

2003年電影《我這一輩子》被改編成電視劇，劇組曾邀請葛優來主演，但被葛優婉言謝絕了；2004年崔永元的《電影傳奇》欄目請姜文來再現石揮演過的電影，姜文也沒有答應，他們都表示儘管石揮離去了50多年，但他的表演至今都是很難超越的。

石揮是中國演藝界裡程碑式的人物，同時也是‘中國特色’下的犧牲品。他的死，標誌着電影和一切藝術在中共統治下不可避免地衰敗的命運。中共要求所有藝術都必須為政治服務，而政治又歸結為黨的領導，實際上就是黨魁的個人獨裁。藝術和其它一切上層建築統統被納入政治的統帥之下，成為婢女、伺妾。悲夫！

 

【補白】

“我的同齡人都陷在時代的車輪下了，我之所以能夠倖免，並非由於我比較堅強，或是有遠見，而是因為常有這種時候：人的命運並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像抽彩。”

——前蘇聯作家愛倫堡回憶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時如是說

 

 

2、鄭君里：“演導雙絕”病逝在看守所里

 

鄭君里（1911—1969年）漢族，原籍廣東中山。中國著名影演員、導演。自幼家境貧寒，進義學念書。因酷愛藝術，讀到初中二年級，中途毅然輟學，考入南國藝術學院戲劇科學習，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南國藝院”是田漢先生在上海創辦的，解放後文化界的很多大家，如塞克、陳白塵、金焰、吳作人著名藝術家等都畢業於此。

1929年夏，鄭君里在南國劇社參加《莎樂美》、《卡門》等劇的演出，與陳白塵等創辦《摩登》戲劇半月刊。1931年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起草《最近行動綱領——現階段對於白色區域戲劇運動的領導綱領》。同時，他還加入摩登劇社、大道劇社，演出《乞丐與國王》、《血衣》、《亂鍾》等劇。1932年，加入聯華影業公司為基本演員，先後在《火山情血》、《奮鬥》、《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20部影片中擔任重要角色，並參加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演出《娜拉》、《大雷雨》等舞台劇。在銀幕和舞台上，以形體動作灑脫自如，並善於把握和表達角色內在情緒，富於藝術魅力而逐漸成名。

抗戰爆發後，任上海救亡演劇第三隊隊長。帶領隊員輾轉滬寧鐵路各站，溯江而上。武漢失陷後，又歷盡千辛萬苦到了重慶，接着在桂林、寧夏、青海、蘭州、西康、西昌、蘭州以及緬甸的密支那、印度的加爾各答等地，都留下他的足跡。他所主演的《民族萬歲》、《野人》等劇在當時都有很大影響。他還曾導演過《求婚》、《狂歡之夜》等話劇。1940年，在重慶加入中國電影製片廠，任新聞影片部主任。歷時兩年，親赴西北、西南地區拍攝各兄弟民族團結抗戰的長紀錄片《民族萬歲》。1943年，參加中國藝術劇社，導演了《戲劇春秋》、《祖國》等劇。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任崑崙影業公司編導委員會委員。

1947年與蔡楚生合作編導《一江春水向東流》。這雖是在老藝術家指導下的導演習作，卻已顯露出他非凡的稟賦與才華。翌年，他參加了電影劇本《烏鴉與麻雀》的集體創作，並單獨執導了該片。據說劇本是一夜之間完成的。當時鄭君里與趙丹、陳鯉庭、陳白塵等人一起吃飯聊天，大家興趣盎然，便開始醞釀該劇本。這部影片的創作最終跨越了兩個時代，它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鮮明的時代感。在人物刻畫、場面調度、鏡頭處理，以至細節運用等方面，都體現出鄭君里對電影的深刻理解和表現能力。影片於1957年榮獲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一等獎。從此，鄭君里憑藉此片當之無愧進入中國一流導演的行列。

50年代後期，他的電影導演藝術步入鼎盛時期，影片《宋景詩》（與孫瑜合導）場面宏偉，氣勢磅礴，反映了當時魯西農民起義的真實面貌。他執導的《林則徐》和《聶耳》，獲得廣泛的好評。現在看來，這兩部影片在藝術上有很高成就。它是刻在一代人記憶里的經典，也是鄭君里藝術人生輝煌的一頁。這兩個人物都是由趙丹主演的；特別是“林則徐”，是趙丹所創造最為成功的銀幕形象之一。

1949年後，鄭君里很快創作了電影《我們夫婦之間》，由趙丹和蔣天流主演，寫幹部進城後被“糖衣炮彈”擊倒，拋棄鄉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結婚的故事。但這部片子沒公映就被“槍斃”了。

長期以來，他還致力於電影、戲劇的翻譯和著述。據其子的回憶文章寫道：現在有文章稱父親“演與導雙絕”，但父親卻認為自己演戲比較僵，對自己的表演不太滿意，所以他下決心在表演理論方面下工夫。他先是試着翻譯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講六技》。由於自己只有初中肄業水平，英文並不好，只能靠着刻苦用功。先是對照英文字典“啃”下來，再拿俄英字典對照原本，發現差錯再改過來，這樣一遍下來英文也有很大進步了。

鄭君里也是第一個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引進中國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他就找來一本英俄互譯字典，通過英語轉譯俄語，這種難度簡直超乎想象。他與章泯合譯的《演員的自我修養》，也是中國第一部系統論述話劇表演藝術的著作。鄭君里另一部重要著作——《世界電影藝術史》。當時還沒有人把世界電影和蘇俄電影融合在一起，打破意識形態的桎梏，從世界電影的角度來編寫世界電影的編年史，這是他的一大貢獻。對國外的表演理論進行中國化的總結，對他自己後來轉做導演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準備。

他的《論抗戰戲劇運動》1939年曾以單行本出版。進入40年代後，即已開始《角色的誕生》的構思和撰稿。在人生的藝術道路上，理論研究與藝術實踐，兩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已經出版的論着有《角色的誕生》、《畫外音》，譯着有波里斯拉夫斯基的《演講六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等。鄭君里是一位擅長駕馭“重頭戲”着稱，以拍攝人物傳記片見長的電影藝術家。

‘文革’開始，作為“反動藝術權威”、“資產階級黑線人物”，鄭君里和一大批演員、導演都被打入牛棚，受到非人的虐待。據其子的回憶：好幾次被打得鼻青臉腫回家，我到藥房買紅花油幫他塗，一邊塗，一邊哭。父親只是說：“小弟，你不要哭，不要問是誰打的，也不要問為什麼。你就幫我把藥抹上就好了。”他還有一句話：“小弟，如果以後有人說我自殺了，你千萬不要相信，我絕對不會自殺的！我不是那種人。如果我死了，那是他們害死的。”

還有一次父親被打得很嚴重，回家後他情緒有些低落。我問他，他說：“如果是造反派打我，我能接受，可他不是造反派。”我後來才知道，那是另一個著名導演，衝上去打了父親兩個耳光。那位導演還是父親帶出來的左翼電影導演，也是父親最親近的朋友之一。父親說：“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這件事。”可悲亦復可嘆的是，此人雖然打了父親，也未能減輕自己的“罪責”。真是何苦來哉？

“關於父親之死，公認的說法是：因為父親熟知江青上個世紀30年代在上海灘的底細”——他兒子如是說。

鄭君里、趙丹和藍苹(江青)，都是上世紀30年代上海演藝圈裡的好朋友。藍苹在上海出演《大雷雨》女主角，鄭君里與趙丹、舒繡文都曾給她配過戲。1936年4月26日趙丹與葉露茜、唐納與藍苹、顧而已與杜小鵑三對戀人在杭州六和塔下舉行隆重的婚禮，曾經轟動一時。這場婚禮就是由鄭君里主持、沈鈞儒證婚的。鄭君里與黃晨結婚，伴娘也是藍苹。藍苹不辭而別唐納，後來又給唐納寫信，也是由鄭君里轉交的。

50年代初期，鄭君里還與江青保持着比較密切的聯繫。

毛澤東知道鄭君里愛抽煙，有一次還曾對江青說：“你拿幾包我的煙給君里！這都是美國‘茄里克’香煙！”。但隨着江青日益走紅，逐漸步入政壇，這種朋友關係很快變成了仇敵。對於鄭君里來說，就成為一種災難。當年那場轟動一時的婚禮整整30年之後，摧毀一切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上海文藝界中，導演鄭君里、演員趙丹二人首當其衝。

據鄭君里之子鄭大里回憶：某日忽然來了幾個身份不明的人進行抄家。那些人把家裡抄得亂七八糟，但該拿什麼東西、不拿什麼東西，他們顯得非常專業。同時被抄的還有趙丹、周信芳、童芷苓、陳鯉庭等幾家，其中我們家被抄得最厲害，足足抄走了兩卡車文字材料。被抄家後，父親心情一落千丈，他說：“這些人雖然戴的是紅衛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專業，他們肯定不是紅衛兵。”事後證明，父親的判斷是正確的。來抄家的都是空軍第四軍的人。但究竟誰是“導演”，現在還是個謎。有一種說法是幕後的操控者實際為葉群，我看到一份資料上說得很詳細：這些材料被送到中南海的鍋爐房裡，葉群把江青叫去，當着她的面全部燒毀。據說還有一部分材料，被帶到林彪叛逃的飛機上，或者被燒毀，或者失落在俄羅斯的某個地方，至今仍然是個謎。我曾經托人設法把這批材料要回來，但沒有下文。

鄭君里與趙丹先後入獄，趙丹在黑暗的牢房裡關了足足5年，總算有幸被“解放”出來。但鄭君里卻一直沒有“出來”。鄭君里被隔離審查後，曾先後被關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少管所等數處。其夫人黃晨不能與之見面，只有他17歲的兒子鄭大里偶爾前往探視。在看守所，鄭君里患上肝癌晚期，1969年4月23日，鄭君里在上海中山醫院病逝。他的親屬前往道別，只有匆匆10分鐘時間。

1984年鄭氏族人及家鄉父老建亭紀念。該亭位於三鄉鎮下楊村，亭為六柱四角黃色玻璃瓦攢尖頂，亭額刻有“鄭君里紀念亭”，由吳作人題額。

（附註：當年那場婚禮的參加者中，除了杜小娟病逝，唐納、葉露茜遠在海外，凡是留在大陸的無一倖免。其中顧而已在屢遭迫害之後，終於不堪其辱，於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幹校一個工具棚的門梁上自縊身亡，時年55歲。同在五七幹校的其父顧也魯，當時正在燒鍋爐，聞此噩耗，頓時痛徹心扉。）

 

 

3、馮喆：一代才子死因十分可疑

馮喆（1921—1969年）中國著名電影演員，原籍廣東南海（佛山），生於天津。上海聖約翰大學一年級輟學，後考入上海國立音專主修大提琴。曾參加美藝、華藝、同茂等文藝團體，先後演出了《家》、《風雪夜歸人》、《上海屋檐下》、《大明英烈傳》等40餘部話劇。1946年入上海國泰影片公司，主演了《裙帶風》、《憶江南》等多部影片。1948年到香港，在《戀愛之道》、《結親》等影片中扮演多種角色。1950年回上海，入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後調入四川峨嵋電影製片廠，在《羊城暗哨》、《南征北戰》、《鐵道游擊隊》、《桃花扇》、《金沙江畔》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只要一提到《南征北戰》中的有勇有謀的解放軍“高營長”、《金沙江畔》中英勇果敢、鬥志昂揚的“指導員”、《羊城暗哨》中的虎膽英雄“偵察員”、《鐵道游擊隊》中睿智老練的游擊隊政委、《沙漠追匪記》中為革命獻身的“騎兵班長”，還有《桃花扇》中那位多情卻又變節的一代名士“侯公子”，熱心的觀眾定會對這些中國著名影片中的著名角色記憶猶新，津津樂道。這些使我們一代又一代影迷朋友熟知的銀幕形象的扮演者，正是鮮為人知的馮喆。不難看出，馮喆的戲路非常寬廣，且人物反差極大，既能演文人，又能演武將；既能演現代革命青年，又能演古代多情公子，可以說是古今縱橫，工農商學兵都能演，而且演得十分逼真。“性格演員”之譽當之無愧。根據馮喆唯一在世的親人——他的胞妹——香港前鳳凰影業公司演員、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前副會長馮琳女士的回憶：早在1961年，由於“大躍進”運動帶來的後遺症，空前大災難的無情襲來，國家重新調整經濟方針，開始壓縮、改建、合併和撤銷在“大躍進”中紛紛上馬、遍地開花的各省已成立的地方電影製片廠。上影的天馬廠決定與四川的峨眉廠合併，廠址仍定在成都。馮喆被列入第一批入川援助峨影廠建設者的名單中，但美其名曰是‘照顧夫妻兩地分居’。因為在此之前1957年，他的妻子張光茹為了重新找回失去的川劇事業，已經調往四川成都川劇院。馮喆在峨影廠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無片可拍，只能全身心投入新廠的各項建設之中。僅在本廠參加《人民公社萬歲》等紀錄片解說的幕後工作，倒是在上影廠來四川外景地拍《金沙江畔》時，臨時借用他主演了‘指導員’這一角色；同一年的1963年又被西影廠盛情特邀主演《桃花扇》。

來勢兇猛的“文革”風暴，徹底改變了馮喆的命運，使他陷於萬劫不復的深淵中。‘文革’剛開始，峨影廠緊跟形勢，全廠上下開始深入揭批“文藝黑線”。馮喆遵照廠里的決定，對這場觸及靈魂、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自然是不敢有絲毫怠慢。他匆匆告別當時借調工作的珠影，返回峨影，參加運動鬧革命。然而，等待馮喆的卻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剛一回廠即被戴上“夏衍黑線人物”、“文藝黑線的黑幹將”、“特嫌分子”等莫須有的大帽子，遭到廠里造反派的圍攻和批鬥。這場來勢兇猛的打擊，給馮喆猝不及防，當頭一捧。他解放前參加由黨的“左翼”文化運動領導的“同茂”劇團演出，還有解放前夕赴香港拍片的經歷，本是他一生都引以為榮、感到自豪的歷史，卻在當時是非顛倒，成為其罪證。對這些強加的罪名，馮喆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並且極力申明、表白、解釋、辯護，然而這一切都是無濟於事。他的每一次申辨，換來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厲害的批鬥、遊街，一次比一次更殘酷的拳打腳踢。馮喆身陷囹圄，隨時都可能被失去人性的造反派招之即來，進行肉體摧殘和人身凌辱。這是馮喆一生中最為沉重而悲涼、悽慘而恐懼的日子。

此時，馮喆的妻子張光茹自然也是被作為“專演才子佳人的舊戲子”，強行送進了成都市文藝系統學習班，整天就是不斷地反省自己。其實她與馮喆早在上海就已情感破裂，早已分居。她還向峨影廠造反派密報了馮喆和一些同事從前談論形勢的言論。結果，馮喆被裝進麻袋裡毒打。在遭受肉體摧殘的同時，他的內心更在默默地流血。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曾經傾情恩愛過的妻子，竟會如此無情無義地檢舉、揭發自己那些早已淡忘、無關大局的閒談。

從1966年到1969年，是“文革”風暴最為猛烈之時。

1969年新春剛開始，省“革委會”就迅速做出決定：把整個省級文化系統單位的人員全部驅趕到著名的“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所在地——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也就是所謂“劉文彩莊園”（“收租院”就在這裡）去接受階級鬥爭再教育。全班人馬一千多人進駐安仁鎮中學，當時名稱叫“四川省級文化系統幹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千餘人全部按連隊編制，集體居住在各大教室內，室內安置上下鋪木床，僅留過道通行。而對那些重點管制的“專政對象”，則集中在與一般人員居住區相隔不遠處的大教室里，後來被稱為“紅色牛棚”。當時，“專政對象”共分為三類，即“走資派”、“當權派”、“黑線人物”和“三名三高”，馮喆被列為最後一類。這個學習班的活動首要任務是“天天讀”，然後是沒完沒了的“大批判”，以及折磨人的苦役懲罰。在學習班裡，馮喆對造反派強迫自己所干的重體力勞動，只能默默地干，而且干好。但這絲毫沒有減輕對自己的精神折磨。《桃花扇》作為“大毒草”，在“集中營”的大操場上放映。造反派們邊看電影邊振臂高呼“打倒”口號。隨後，又把從劇團抄來的戲服強行給馮喆穿上，拉到街上對着高音喇叭，又是一通響徹雲天的批鬥口號，使馮喆的身心再一次遭受嚴重的摧殘。

1969年的初夏悄悄地來到，“集中營”里對“重點管制對象”的歷史問題和現行表現正在進行綜合定論，令人倍感恐怖的“大逼供”全線鋪開。這些“重點管制對象”，一個個被單獨帶走，重新提審，令其交待以前所謂的歷史問題。過去的批鬥、遊街和毒打，現在升級到更加殘酷的嚴刑逼供。

6月2日這一天，“集中營”里的高音喇叭傳出凶神惡煞般的聲音：“馮喆，你在哪裡？趕快回來！如不回來，後果自負……”這種聲音反覆叫嚷了十幾遍，十幾個專政隊員來回奔跑，像是在上天入地般地搜查“逃犯”。第二天下午，造反派把大家全部集中到操場大草坪上，口氣生硬地宣布說：馮喆已畏罪自殺。就這樣，一代著名影星自此永遠消失。他死亡的時間是1969年的6月2日，年僅48歲。

對於馮喆自殺的說法，人們一直懷疑。據知情人揭露：馮喆在死亡的頭天下午還被造反派幾個頭目叫去訓話有人親眼見到馮喆與造反派頭目發生爭執，被這個小頭目用一個三條腿的板凳猛擊後腦勺。因而很可能是被打死的；而且在他死後當天下午立刻送火葬場火化，實際上就是焚屍滅跡。

1995年在紀念世界電影誕辰100周年、中國電影誕生90周年之際，馮喆被國家文化部列為126名“中華影星”之一。2005年，馮喆又被評選為“中國電影百年百星”之一。然而這一切對於馮喆來說，已毫無意義了。

有位哲人說過：“活人可以在活人心中死去，而死人卻可以在活人心中復活”。細品此話，很有道理，而且含義非常深刻。

 

 

4、王瑩：中華女傑瘐死獄中

 

王瑩（1913—1974年）安徽蕪湖人，中國電影女演員，著名表演藝術家、作家。1928年秋天，為了躲避軍閥的追捕，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阿英等人的幫助下，她從南京逃到上海。最初在浦東的一所小學任教，同年十月，王瑩加入了由阿英、夏衍等人領導的“上海藝術劇社”。這是中共在上海成立的第一個劇社。王瑩跟隨劇社參加了不少演出，最早是在復旦劇社裡充當配角。但因她有一定的表演基礎又有藝術愛好，膽子也比較大，所以在演出中漸漸地展露出獨特的表演天賦。後來就逐步由配角而主角，最後終於成為名聞遐邇的表演藝術家。

在藝術上日益精進的同時，她還參加了共青團，並於1930年加入中共，積極從事革命活動，為此曾經4次被捕。

1932年參加左翼話劇運動，與袁牧之等著名演員同台演出。同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女性的吶喊》（1932）、《鐵板紅淚錄》(1933)、《同仇》(1934)等影片。這三部影片是當時上海“明星電影公司”的經典之作。

因對當時、當地的電影界腐敗現象極為不滿，1934年發表《衝出黑暗的電影圈》一文後去日本留學。1935年回國後進入電通股份有限公司，在夏衍編劇的《自由神》中成功地飾演衝出封建家庭的‘五四’新女性陳行素。電影藝術家趙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講述了觀看王瑩演出時的情景——“我當時去看她演出的時候，演完以後整個靜場。過了很快，底下掌聲像暴風雨般響起。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1936年主演夏衍創作的國防戲劇《賽金花》，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話劇的奇蹟。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組織救亡演劇二隊，到15個省區巡迴演出抗戰戲劇。1939年任新中國劇社副團長兼主要演員。1939年，根據周恩來指示，王瑩和金山帶領文藝工作者赴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募捐演出，宣傳抗日救國，深受當地僑胞歡迎。在陳嘉庚的協助下，購買藥品，支援抗日。在新加坡，徐悲鴻在為王瑩作題為《放下你的鞭子》的畫上題詞：“中華女傑——王瑩”，此畫由陳嘉庚珍藏，現存台北博物館。1940年，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政府在日本壓力下，將王瑩等人驅逐出境。1941年，在香港參加“旅港劇人協會”，為配合全世界反法西斯鬥爭宣傳，王瑩參加《馬門教授》（又名《希特勒的傑作》）的演出，並得到香港“保衛中國大同盟”領導人宋慶齡和外國友人的幫助。不久，港督向日軍投降，他們被迫撤離香港。王瑩、夏衍、金山、蔡楚生、司徒慧敏等輾轉至重慶。1942年，王瑩準備離開重慶去美國，周恩來單獨接見並叮囑她要不斷求藝，向美國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同年7月，王瑩和丈夫謝和庚一起，在中共的協助下，以國民黨政府“選派留學生”的名義，前往美國學習。王瑩開始在耶魯大學攻讀文學，後去鄧肯舞蹈學校，常與美國文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賽珍珠、美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以及美國作家史沫特萊等名流交往，並幫助史沫特萊校訂朱德將軍傳記。王瑩還擔任了美國民間組織“東西文化協會”的董事兼中國戲劇部主任，組織在美國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到美國各地演出抗戰戲劇，介紹中國抗戰情況。1943年，王瑩應美國政府的邀請，以純正、流利的英語在白宮表演了話劇《元配》和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當時身已癱瘓、坐着輪椅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攜妻子、子女等前來觀看，副總統華萊士以及白宮高級官員、各國駐美使節等也看了演出。賽珍珠女士報幕，王瑩用英語介紹節目，接着演出《到敵人後方去》、《義勇軍進行曲》和其它民歌，當王瑩演出話劇《放下你的鞭子》時，觀眾深受感染，全場爆發雷鳴般的掌聲。演出結束後，王瑩與羅斯福總統合影留念。她的這次演出被稱為“中國第一個在白宮演出的中國演員。”多年以後，人們仍然津津樂道、回味無窮。1946年，王瑩開始自傳體小說《寶姑》的創作。為了寫作這部30多萬字的小說，整整用了兩年多時間。這部小說當中，她以細膩而溫情的筆觸詳盡地描述了故鄉蕪湖的風土人情，生動地講述了自己和祖母、母親三代女人各自不同的故事，其間，她還將這部小說翻譯成英文。

1949年後，為了阻止王瑩夫婦回國，當時的美國移民局將他們逮捕入獄。經過中國政府的嚴正交涉，他們才於1955年元旦之夜回到北京，受到董必武的親切接見。周恩來說：“你們夫婦倆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你們的使命，對革命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回國後調北京電影製片廠，旋遷居北京西郊香山從事小說創作。這期間完成了《兩種美國人》的寫作，這是王瑩留給這個世界最後的作品。60年代全國文代會在香山召開時，周恩來發現王瑩沒有到會，就叫人把王瑩找來參加會議，而且當着那麼多與會代表的面對王瑩說：“你在美國做的事情我們都是知道的，你做了不少工作”。

王瑩學識廣博，多才多藝，從30年代初起就在文壇上享有盛譽。她以清新雋永的文筆撰寫了許多散文、遊記和影評，頗受知音者的賞識，故有“文藝明星”之稱。夏衍讚譽王瑩“耽於閱讀，好學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細膩，敘事委婉多情”。王瑩與陳波兒等人被認為是電影圈內的女作家。

‘文革’風暴襲來，王瑩的命運頓時逆轉。由於當年和她爭演“賽金花”一角而失敗的江青已經成為“偉大的旗手”，其勢炙手可熱、權傾天下。在江青的指使下，王瑩夫婦被誣為“30年代的黑明星”、“美國特務”。於1967年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在獄中遭受了長達7年的非人的折磨，1970年後，她全身癱瘓，失去說話能力。

1974年3月3日不幸含冤瘐死獄中。在她的死亡書上，留下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一個‘6742’代號。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此情況後，馬上下令放人。被關8年的謝和賡終於出獄，此時兩耳失聰，甚至喪失語言能力，也喪失了思維能力。

一代名伶，瘐死於‘文革’中。聊以告慰於亡靈的是：她所寫的《寶姑》、《兩種美國人》等書已由夏衍、陽翰笙等作序，公開出版。她的傳記《潔白的明星──王瑩》也已出版。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錢學森之問”是關於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個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

舉例說：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20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就有15位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

 

 

5、孫維世：烈士遺孤慘死獄中

 

孫維世（1922—1968年）是烈士孫炳文之女，孫炳文犧牲後，被周恩來收養為義女。1934年在北平貝滿女中上學。

1936年隨母親到上海參加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和東方劇社的進步演劇活動。1937年隨兄長孫泱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1938年16歲加入中共。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上海戲劇界救亡演劇隊，後至延安學習。1939年被周恩來從延安帶到莫斯科留學，攻讀戲劇。先後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大學、莫斯科戲劇學院。1946年回國，參加華北聯合大學文工團工作，隨軍在陝、晉、冀一帶活動。當時的延安，有馮風鳴、張醒芳、郭蘭英等女性比較活躍，一時被稱為“延安四大美女”。

1949年12月，隨同毛澤東出訪蘇聯，擔任翻譯組組長。

1950年擔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導演，先後執導了《保爾·柯察金》、《欽差大臣》、《萬尼亞舅舅》，均獲成功。先後擔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導演兼副院長，中央戲劇學院導演幹部訓練班主任，中央實驗話劇院總導演、副院長，中國劇協第一屆常務理事、第二屆理事，她還是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4～1956年間翻譯了大量蘇聯戲劇理論教材，還翻譯了哥爾多尼的名劇《女店主》、《一仆二主》。1956年夏與歐陽予倩合作組建中央實驗話劇院，任副院長兼總導演，導演了《黑奴恨》、《葉爾紹夫兄弟》等。她是新中國的傑出導演之一，曾系統地傳播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理論，並聯繫中國的戲劇界的實踐，創造了豐富多彩的舞台藝術形象。1954年編導童話片《小白兔》。着有話劇劇本《初升的太陽》。

1950年在導演《保爾·柯察金》時，與飾演‘保爾’一角的金山相戀，並隨之結婚。在婚禮上，周恩來送來一件禮品，打開一看，原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作為義父的良苦用心俱在這本小書中。

像孫維世這樣根紅苗正、又很有才華的藝術家，其人生道路本來應該是一帆風順、直上青雲的。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狂飆驟起，她的命運也發生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大逆轉。

早在蘇聯學習期間，當時也在蘇聯養病的林彪曾經狂熱地追求過這位絕代美人。雖然遭到婉拒，但仍然賊心不死。作為林彪的現任妻子葉群心裡非常清楚，當然視為潛在的情敵。此其一；其二是江青曾經多次提議和她合作搞出點藝術成果，又被婉拒了。因此不免懷恨在心。另外，江青之所以迫害孫維世，還有一個更陰險的政治目的，那是企圖通過孫維世，栽贓誣告，揪出她的義父周恩來。

“她是我的仇人。現在趁着亂，你去給我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這是葉群對江青的一段悄悄話。這段話雄辯地證明：兩個野心家同心、合謀，再藉助於‘文革’的狂潮，孫維世的悲劇命運就成為必然了。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候，兩人異口同聲地說：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孫維世之兄）是壞人，是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幾天后，孫泱就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里。

哥哥的無辜死亡，引起孫維世滿腔悲憤。她當即寫信給江青，要求中央派人去調查；又給周恩來寫信。但其結果如泥牛入海。

第二步棋是：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資料、照片。最後一步直奔主題：1968年3月1日深夜，孫維世家裡的房門被敲響。一群人衝進屋來，什麼話也不說，拉着孫維世就朝外面走。汽車在外面轉了不知多少圈才停下，孫維世被關進一間黑屋子裡，並連夜審訊。

在一個法制健全的社會裡，只有司法機關或公安部門才有權對公民實行逮捕法辦。但在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裡。抓捕孫維世的，並非公安機關，而是一批空軍部隊的現役軍人。他們是根據葉群的指示將孫維世抓走的。為了阻止周恩來的營救，他們沒有將孫維世關進秦城監獄，也沒有送到軍隊“看管”，而是關入北京市公安局一個秘密的看守所，並將她的名字改為“孫偽士”，並定為“關死對象”——從被關押那一天，孫維世就註定了將被磨至死。

孫維世被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投入監獄中，即時就戴上手銬。在隨後的日子裡，孫維世被打得遍體鱗傷。僅僅7個月後，1968年10月14號，孫維世就被活活打死。死後渾身布滿傷痕，冰冷的手銬腳鐐仍緊緊地鎖着她的四肢，據說頭顱中還被插進一根長長的釘子。據同獄人講，她的屍體赤裸着，遍體鱗傷，讓人慘不忍睹，可憐！可嘆！新中國第一代著名女導演，年僅46歲，竟這樣死於非命！

三天后，即1968年10月17日，周恩來得知孫維世死亡的消息後，大為震怒。這位在“文革”中為了維護大局，對許多事情一貫隱忍的國家總理終於憤怒了。他強忍着心中的悲痛，揮筆批示：“（孫維世）自殺或滅口，值得調查。”“應進行解剖化驗，以證實死因。”可是江青一夥根本就不買他的賬，強行將屍體火化，不留骨灰……

40年前，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被蔣介石密令腰斬於上海，臨刑前高呼“我今就義亦從容”。他的妻子任銳忍着悲痛囑咐孩子：“寄語天涯小兒女，莫將血恨付秋風！”40年後，慘絕人寰的悲劇再次在烈士的女兒身上重演。只是兇手不再是國民黨、蔣介石，而是…….。

如今又是40多年過去了。可還有幾人記得這“血”、這“恨”？也許真的已經付與“秋風”了？

 

第10單元　杏林高手

1、傅連璋：毛澤東的救命恩人 卻無人救他一命

 

傅連璋（1894--1968年）著名醫生，福建長汀縣人。青年時代就讀於汀州亞盛頓天主教醫學專科學院，後留在長汀天主教醫院執業行醫。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激於義憤而參加簽名，通電反對英、日帝國主義，並被推舉為福音醫院院長。1927年9月南昌起義軍途經汀州時，傅連璋基於人道主義關懷而發動汀州所有醫務人員成立“合組醫院”，無償醫治徐特立、陳慶等300多名紅軍的傷病員。此後，以其社會職業作為掩護，積極從事革命事業。1929年3月，紅四軍入閩再度奪取汀州城後，他領導福音醫院積極收治紅軍傷病員。1931年後，在汀州先後創辦中國工農紅軍中央看護學校、中央紅色醫務學校，並任校長，為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培訓了一大批醫護人員。

1933年，毛澤東患惡性痢疾赴長汀求治，經傅連璋救治後病癒。從此，傅放棄每月400大洋的優厚待遇，連同自己的整個福音醫院和多年的積蓄，遷往紅色之都——瑞金，全部捐獻給中共，並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葉坪洋崗下村創立了蘇區最大的醫院——中央紅色醫院。後又創辦了紅軍衛校。1934年紅軍長征的前夕，毛澤東連續兩次患惡性虐疾高燒昏迷，生命垂危，均由傅連璋搶救後，妙手回春。因此毛澤東稱譽傅連璋醫生為“活扁鵲”，三次救其性命。隨後，傅連璋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陝北後，任陝甘寧邊區醫院院長、中央總衛生處處長，中央醫院院長，中央領導人醫療保健局局長。1938年加入中共。1949年後，歷任衛生部副部長，中央首長保健局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中華醫學學會會長，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1955年獲頒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

像傅連璋這樣的高級幹部，又是毛澤東的救命恩人，怎麼也會遭受迫害呢？說來話長。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早在1950年準備“抗美援朝”時，毛澤東首先點的將不是彭德懷，而是林彪。令人大感意外的是：林彪竟然拒不從命，還提出反對出兵的異見。他認為：我們國內戰爭剛剛結束，百廢待舉。美國又是最大的工業強國，軍隊裝備高度現代化：1個軍就有各種火炮1500門，而我們1個軍只有36門；美軍有強大的空軍和海軍艦艇，而我們海、空軍才剛剛開始組建；我軍入朝作戰，既無空軍掩護，又無海軍支援。為此，他認為在敵我裝備極為懸殊的情況下，如若貿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燒身”，其嚴重後果不堪設想。為此毛澤東專門找林彪談話。恰在此時，林彪的“病”卻越來越“嚴重”了。什麼病？答曰：怕光、怕風、怕水、怕聲音、怕……竟到了“見風感冒，見水拉稀”的地步。因此，林彪在北戴河的別墅是經過反覆選擇才確定下來的。要求是一定要看不到海水、聽不到浪聲，但又有着海邊新鮮空氣的地方。他住室的窗戶，要用三層厚窗簾嚴嚴實實地遮住光、擋住風，空氣還要進行過濾。外人進去，必須經過紫外線消毒後方可進入室內。他出現在人們面前時，總是一副疲倦、瘦弱的病態。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毛澤東也不好勉強了，才改派彭德懷率兵前往赴朝。

由於林彪是毛澤東的愛將，這次雖然違命，毛澤東對林彪仍然十分器重和偏愛。不但沒有批評他抗拒赴朝的行為，反而更關心他，讓醫術高超的傅連璋組織專家為他全面檢查身體。傅連璋奉命組織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專家給林彪會診，蕭華將軍還代表黨中央參加了會診小組。會診前，林彪特意讓葉群出面找傅連璋，暗示他最好先給林彪開一個疾病證明。秉性正直的傅連璋當然不能苟同。經過專家們對林彪身體各系統的全面檢查，沒有發現主要器官有什麼嚴重的病變，只是許多症狀與精神因素有關，更與他吸毒成癮有關。會診後，傅連璋將林彪健康情況向葉群做了交代，要她注意讓林彪多曬太陽，多散步，多呼吸室外新鮮空氣，並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多喝茶水。傅連璋還親自勸告林彪：“若要長壽，請戒嗎啡！”事後，傅連璋把會診結果如實地向中央做了匯報，並婉轉地告訴毛澤東：林彪鑽進“白粉”里怕是不能自拔了。其實，毛澤東早就知道林彪有吸毒的惡習。藉此機會，毛澤東特地抄錄了一首曹操的詩《龜雖壽》贈送林彪，要他自重，引以為戒。

從此，林彪便懷恨在心。“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恰好在10年後即1960年，林彪全面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遂開始找岔兒整他。再過了6年，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已是炙手可熱，乃進一步迫害傅連璋：毆打、游斗、抄家。林彪的死黨邱會作一夥組織人批鬥傅連璋所謂的“三反言論”。在軍委衛生部機關和宿舍大院內，揭露他“罪行”的大字報更是鋪天蓋地。在遭受迫害後，傅連璋於9月3日寫信向毛澤東求救。信中雲：“我在長汀、瑞金救過您的命，現在請您也救我一命”。毛澤東在信上批示：“此非當權派，又無大罪，應予以保護。”

在那個荒謬的年代，毛澤東的話就是‘最高指示’，而且‘一句頂一萬句’。可是他這句話卻絲毫不起作用，等於廢話。這又是為什麼？原因就在於：他這個批示既不交代應該由誰來貫徹執行，更沒有追究責任。看來這個批示純是敷衍而已。部下那些走狗們當然心領神會，知道領袖的真實意圖何在，也就沒有當真了。

因此，林彪才敢於無視毛澤東那個‘最高指示’，仍不放過傅連璋這個‘宿敵’。1968年3月14日清晨，邱會作根據林彪“把他抓起來”的旨意，在京西賓館坐鎮指揮，將傅連璋及其妻子陳真仁秘密逮捕，關入秦城監獄。

他被單獨關押在201監區16室，囚號為6847（囚號是監獄當局為被押者所編的代號，即1968年被關入秦城監獄的第47位高級幹部）。其夫人陳真仁則被關入另一間囚室。無休止的審訊逼供，讓他交待“罪行”，他堅決抗拒，並說，“我的情況毛主席了解，你們去問他”。生活上的折磨很快就摧殘了他的身體。他的體質本來就虛弱多病，管理人員卻奉命只給他涼窩窩頭和蘿蔔白菜。他只能喝幾口菜湯。在審訊時他“拒不交待問題”，因此被打斷了3根肋骨。此時傅連璋已是74歲高齡，拖着斷了3根肋骨的身體，又有胃病，不能吃窩窩頭，要求吃稀飯，監管人員不給。3月18日，他敲門要求出去，再次遭到看守人員訓斥，當晚被換到33室看押。3月19日至、21日接連3天，由於極度的痛苦和失望，他進食很少，吃了一點也都吐出來。由於營養不良，老將軍臥床不起。3月22日開始他不再進食。看守人員怕人死了不好向‘上面’交代，才答應給他開“病號飯”。可是，這“病號飯”來得太晚了。3月23日他“兩頓未飯”，又被換到27室關押。3月28日，他拒絕吃飯，拒絕吃藥。晚上，牢房外慘澹而昏暗的路燈光，透過窗子射進屋子裡來，老將軍無法入睡。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氣。有時又從床上爬起來，倒在地板上，翻來覆去地在地上打滾，痛苦地呻吟着，一會兒又在屋子裡四處亂爬，將身子鑽進床下。3月29日早晨7時，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動不動。等到8點多鐘打開牢房時，這位中將、高幹渾身冰冷，早已魂歸西天矣。傅連璋將軍從入獄到死，只有半個月時間。死時手上還戴着沉重的手銬，兩腕及肘部表皮脫落，結着黑紫色的血疤。死後當天便被火化，骨灰也沒有保留。火化登記表上沒有姓名，只有一個囚犯的號碼。傅連璋臨死前仍然頑強地要求見毛澤東。他哪裡知道：今日的毛澤東不再是那個重病纏身、奄奄一息的時候了，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神已不再需要他這個老醫生了。當然不會屈尊來見這位昔日的救命恩人。在迷惑與悲憤中，傅連璋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是“文化大革命”中關押在秦城監獄中第一個含冤而死的高級幹部。

傅連璋以仁術濟世，行醫數十年，挽救過無數生命，包括中共權貴、要員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彪、李富春、陳雲、鄧小平等。最後卻慘死在毛澤東的極權制度的迫害下。終年74歲。

傅連璋生前的遺着有《肺結核病的療養》、《養身之道》(後更名為《健康漫談》)、《我熱愛自己的醫生職業》、《中央紅色醫院的創立》等。

 

 

“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等於沒有肉的香腸”

——1990年2月4日莫斯科20萬人在市中心廣場舉行集會向將於次日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示威口號之一。

 

 

2、王藥雨：國醫巨子一門三右派

 

王藥雨（1904--1979年）出生在天津桃源沽。其父是老中醫，因此王藥雨跟着父親學醫。但因家道貧寒，不得不到天津學銀匠。這活兒又苦又累。

由於自幼受父親的薰陶，矢志於濟世救人的醫學，有“不做良相，便為良醫”的遠大抱負。他一邊敲打着銀活，一邊自學中醫，只要有時間就閱讀、背誦《黃帝內經》、《金匱要略》和張仲景的《傷寒論》等名著。後來經人推薦，轉入天津南開大學任職，並半工半讀選學中醫藥。

又一個機會降臨了：美國植物考察團來華，準備在中國境內考察中草藥物的分布情況。王藥雨有幸隨團而行，再次上演了神農嘗百草的一幕。1928年，又師從近現代中國中醫學界的泰斗張錫純。（張錫純是中西醫學匯通派代表人物，1909年完成《醫學折衷參西錄》巨著，是提倡並實踐中西醫相結合的先行者，1920年譽為中國四大名醫之一）。這期間，他還結識了北京四大名醫中的孔伯華、施今墨等國手。

名師出高徒，高徒緣名師。在張、孔、施等名師指導下，再加上個人的拼搏奮鬥和聰明過人的智慧，王藥雨奠定了高深紮實的醫學造詣。1930年，他應恩師孔伯華之邀，到北京“北國醫學院”任教。1932年又轉入施今墨為院長的“華北國醫學院”任教，主講《傷寒論》，同時還主編了《明日醫藥》雜誌。這本雜誌是專門宣傳提倡中西醫相結合和中藥西制的刊物。一時名揚神州，影響遍及海內外。不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為支持抗戰，他來到陪都重慶的羅家壩籌辦藥廠，專門研究、試製中西醫結合的中成藥。其中最成功的方劑是《健胃靈》，商標註冊圖形為“射箭”。此藥效果靈驗，深受民間和軍隊好評。中共方面聞訊也來購買，出面的人物竟是康生。沒有想到藥廠成了日本飛機攻擊的目標，很快被炸彈蕩平。負債一身的王藥雨，只好跑到昆明去行醫，當坐堂郎中。雲南是中草藥最大的出產地和集散地，也為王藥雨的‘中藥西制’思路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實驗基地。那些馳名中外的中成藥就是在這裡陸續誕生的。1954年，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請施今墨主持組建中國中醫研究院，聲名遠播的王藥雨當然也被召回北京，從事中西醫研究工作。此項研究得到時為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的支持，親自批文在安定門內前肖家胡同三號撥出三間北房作為王藥雨的宅居。今天為國人所熟知的小兒金丹片、牛黃解毒片、銀翹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氣水……等中成藥方，就是王藥雨在此時此地源源推出的。

王藥雨的人生信條是：作為醫生就要“敬事愛人，醫德為先”。就是這麼一個“敬事愛人，醫德為先”的國醫巨子，竟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也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在那個荒唐的時代，你不過問政治，政治卻要來過問你。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也是政治壓倒一切的必然。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1957年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大鳴大放”給共產黨提意見，王藥雨卻一言不發、一字未寫，拖到最後，黨委書記找到他談話，再一次進行動員。這時老王擔心落個‘抵制運動’罪名，萬般無奈之下決定寫一篇自以為萬無一失的大字報。內容先是歌頌黨的中西醫結合的政策，然後建議主管業務的領導應選用多少懂點醫學或學歷高的人來學習中醫。自覺謹言慎行的他，做夢也不會想到禍從天降：大字報內容屬於惡攻擊共產黨“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反社會主義毒草”。這年年底被打成“中右”，降三級，發配青海省人民醫院當醫生。與此同時，“農工民主黨”竟然為此開除了其黨籍。

是真金，到哪裡都會閃光。王藥雨是個以行醫為己任、敬業守道之人，到了青海省醫院不久，竟然門庭若市，求治者常常排隊候診。凡經他把脈處方的病人，無一不是藥到病除，霍然而愈。一時王藥雨被譽為神醫。

1960年時值“大饑荒”年代，全國一盤棋，青海省少數民族牧區肝炎、黃膽病、浮腫病迅速漫延。基於少數民族政策，新上任的西北局書記劉瀾濤授意青海省委書記高鋒進行調查，任務落實到省人民醫院。以院黨委書記李子彬掛帥、王藥雨為考察團技術顧問，一行幾十人奔赴牧區。

他們以馬代步，進行了認真細緻的調查訪問和診治（1961年電影新聞紀錄片有報道）。費時半個月，歷盡艱辛，考察結束回到西寧市，在寫考察報告時，王藥雨與黨委書記李子彬產生了分歧：李子彬讓王藥雨執筆，如實呈報，不回避死亡是飢餓造成。但王藥雨不從，堅持從純醫學角度就事論事，絕口不提“飢餓所致”四個字。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為不滿，理直氣壯地大談共產黨人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無私無畏，敢說敢為。王藥雨被逼無奈，誠懇地說出心裡話：李書記，我為什麼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黨委書記，你比我更清楚“反右鬥爭”。我吸取教訓了，不想再犯“錯誤”。

通情達理的李書記妥協了，決定同時寫兩份考察報告：一份由李子彬執筆：開門見山，直來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飢餓造成，而且大量非正常死亡也是因為飢餓！

另一份報告則由王藥雨撰寫。內容卻諱莫如深，全篇報告不提“飢餓”二字，只是說‘缺乏營養所致’。考察報告轉呈到蘭州時，不經意間被來此採訪的《人民日報》兩位記者看到，一下捅到了北京。

“廬山會議”後全國各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大批特批“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各省、市也在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事情鬧到中央，劉瀾濤只好責令批判李子彬。不久，李子彬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留黨查看，貶黜到黑龍江省雙鴨山礦務局當總務處長。與此同時，王藥雨卻因避重就輕的“圓滑”報告，得到省委書記的賞識而受到表揚。兩種做法，得到兩種不同的結果：說真話者，自討苦吃；說假話者，有功受賞。他們二人的試驗，再一次證明了：在極權制度下，通行的規則就是如此。

在李子彬舉家搬遷的前幾天，特邀請王藥雨去家中吃晚飯，兩人一邊喝酒，一邊傾訴，破例地喝光了一瓶茅台酒。李子彬酒後吐真言，坦率地說：“王醫生啊，看來我們共產黨是不讓人講真話了！你說了真話成‘右派分子’，我說了真話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唉，今後還有誰敢講真話啊？這樣下去，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如何得了喲！”王藥雨含蓄地深沉一笑說道：“李書記，喝酒，國家大事我們就管不了啊！”

自此，一個黨委書記，一個右派知識分子，成為了莫逆之交。1972年5月，李子彬把已經退休的王藥雨請到雙鴨山礦務局邊休養邊給幹部、職工義診。分開十一年的老朋友在異地它鄉重聚，‘別有一翻滋味在心頭’，往事、今事、後來事，一直談了幾天幾夜。1973年，李子彬調到北戴河煤礦工人療養院任黨委書記，再次邀請王藥雨到療養院義診和療養。他們倆互訴衷曲。但談了什麼？二位都先後作古，我們無法得知。王藥雨不但自已是“右派”，兩個兒子也都成了“右派”。

三兒王唯，少年報國，投筆從戎，是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解放前夕隨部隊起義，加入解放軍進軍西藏。因為有文化，幾年後提升為副營級幹部。在後藏日喀則擔任班禪活佛的機要秘書，實際上是西南公安部門安插在班禪身邊的眼線，負責監控任務。但他不履行職責，不去監控班禪。由於所謂“思想右傾”，被調到重慶北陪軍事幹部學校進修。1957年毛澤東號召“向黨提意見”，他極積響應號召，本着赤誠愛黨之心，向學校高層領導林鐵開炮：批評林鐵重用曾是三青團骨幹的小舅子。有領導勸他懸崖勒馬認錯，他不聽規勸，堅持已見，後來被打成極右分子，發配到峨邊沙坪勞改農場改造，後又轉到“415”勞教築路支隊修築內昆鐵路。1959年因私下說毛澤東先後有過四個老婆，江青是與毛先懷孕後成婚，不是元配夫人等等，被人揭發檢舉，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9年。後一再申訴，改判為4年徒刑。刑滿後留場勞動（實為“二勞改”）。“文化大革命”期間留場單位又以‘莫須有’的罪名說他“叛國投敵”被判刑7年。1979年“平反”，時年己52歲，恢復18級幹部待遇。因軍校編制早已撤消，故就地安置，至今一直生活在雲南一個邊遠小縣。讓人慾哭無淚的是7年冤獄的‘刑事判決書’，竟然是就業勞改單位偽造的，沒有存檔底案。據此，政法部門不予受理賠償事宜。

四兒王古白，1949年初中畢業即參加解放軍公安部隊，任連級文化教員。復員後任北京一中心小學體育教師。1957年“大鳴大放”，也是響應毛澤東號召，將1955年“機關肅反”所目睹的刑訊逼供、草菅人命之類事例揭露出來，因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所幸能及時“認識錯誤”，才下放農場“監督勞動”。爾後又調回學校燒鍋爐。1979年“改正”復職，至今未獲分文賠償。

在王藥雨的兒子中，只有六兒王六橋幸運。1957年秋季剛考入北大地球物理系，因涉世不深，又臨近反右運動的尾聲，因而平安渡過6年大學生涯，是王家最幸運者。大兒王譽虎雖未當右派，卻捲入“6·4”政治風波，同情並支持學生，因而被關押了七個月，所幸未判刑。

今天，誰還知道國手王藥雨其人呢？只有他研製出的那些療效顯着的中成藥片劑、丹劑、水劑仍在被人們廣泛地服用，並且療效顯着。他的醫着《實用中藥學》也在被廣大醫務工作者不斷地學習、引用。他的藥在、書在，在人們不斷地運用中，王藥雨是不朽的！

王藥雨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濟世救人，服務公眾，造福社會，傳諸後代”。

 

 

3、李宗恩：醫學博士晚年抑鬱而終

 

李宗恩（1894－1962年），江蘇武進人（今常州市），熱帶病學醫學家及醫學教育家。幼時就讀於其父所辦的新式小學，後來進入上海震旦大學學習法文。1911年夏季赴英國留學，初入預備學校，繼而進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1920年畢業；1921年參加英國皇家絲蟲病委員會赴西印度考察熱帶病，1923年回國至1937年任職於北京協和醫學院，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其間並定期赴江南考察熱帶病疫情，進行防治和研究。李宗恩所任職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是由美國洛克菲勒財團所屬中華醫學基金會開辦的私立北平協和醫學院附屬醫院，建成於1921年。

1918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在投資興建協和醫院的同時，還在當地建立了專家別墅區（另一處別墅區建立在北極閣胡同，稱“南院”），歷時三年完工。這片建築，被當時的北京人稱為“洋樓”。至今，整個院落仍完整保留了西洋風格，國內罕見。現為“協和”的家屬宿舍。

1937年秋開始，李宗恩南下籌辦貴陽醫學院，擔任院長職務。1947年5月回到北平擔任協和醫學院院長；1948年獲格拉斯哥大學醫科博士學位。

李宗恩在20、30年代主要研究寄生蟲病，尤其是絲蟲病、血吸蟲病、瘧疾和黑熱病。先後在國內外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共18篇。他曾在華北、華中地區設立血吸蟲病及其它多發性熱帶病的病情觀察站，是中國熱帶病學研究的創始人。後期投入醫學教育事業，造就無數醫學界人才。畢生從事醫學教育、科研工作，對血絲蟲病、血吸蟲病、瘧疾和黑熱病等有較深研究，在領導黑熱病流行病學研究工作中尤有建樹。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據其弟回憶：在貴陽醫學院期間，一天早晨，一輛汽車開到陽明路本部，跳下兩個大漢，要求馬上見李院長。一聽說院長還未上班，就要了地址飛馳而去。李宗恩所乘坐的人力車正好與他們相遇而錯過。他一到學院，聽說有這樣的人找他，心中十分狐疑。等那兩個不速之客再次折返貴陽醫學院，才知道他們是來求援的。原來當時關押在貴州修文縣的張學良將軍患急性盲腸炎，要李宗恩派人去做做手術。在東北軍的餘部中，少帥的威信很高；東北軍當時軍心不穩，搶救張學良就成了當務之急。李宗恩當即向紅十字會借了一輛救護車，配備了必要的器械藥品，派學院的外科主任楊靜波率一個醫療小組前往修文縣，是就地手術，還是帶回學院手術，全由楊靜波視病情決定。他事先與中央醫院聯繫，安排了“保密”病區——非醫護人員，不得進入該病區。手術後來由楊靜波在中央醫院完成。張住進病房以後，消息層層封鎖。病區有人把守，趙四小姐是當時唯一準許留在張身邊的非醫護人員。這些都是軍方提出的要求，非接受不可。李宗恩在緊急時刻作了周密安排之後，就再也不過問此事。院中有人對這樣興師動眾頗有非議，李宗恩說：“醫生要創造條件，盡力搶救病人，其它的事就不是醫生能夠過問的了。”

在李宗恩的默許下，貴陽醫學院的學生們自發組織起來，搞些課外活動。例如：成立一個“陽明學社”，而且召集二三十位同學和貴陽師範學院的部分學生聯合開了一次座談會。討論的題目為：什麼是最完美的大學訓育方針？絕大多數發言者一致主張國民黨應退出大學，大學應該是獨立的，和政治、政黨保持距離。後來有位發言的同學林敦英被捕，李宗恩又親自出馬，多方活動，並“以身家性命，力保林敦英”，才使林獲釋。但擔保人必須保證把林羈留在學院內，不准外出活動。李宗恩把林敦英安排在生物教研室當實驗員，為他創造了完成醫科學業的條件。這位林敦英後來從事生化研究，成為一名藥學家。由於當年被捕而又獲釋的這段歷史，給他帶來了無法承受的災難和致命打擊。終於在十年動亂中，林敦英不堪受辱、投水自盡。

1957年李宗恩被打成“右派”。據毛澤東的御醫李志綏先生的回憶：反右運動開始後，毛澤東派他去協和醫院“看看那裡的大字報。那裡有你的老師和同學，和他們談談，回來告訴我。”李醫生去了兩次，回來匯報說：在批判李宗恩的時候，大家批判的重點是說，他要向黨爭奪‘三權’，其中包括人事調動權。

在聽了李志綏的匯報後，毛澤東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這三權是黨的領導具體表現，將這三權交出來，黨還領導什麼？”，稍後又說：“打了這麼多年的仗，死了這麼多人，共產黨才從國民黨手裡奪得這三權。他們要爭這三權，談何容易。”（見《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201~203頁）從此，李宗恩和另一位醫生李克鴻二人同時被劃為右派分子。隨後被“放逐”到雲南，任職於昆明醫學院。由於心情抑鬱，1962年病逝於昆明。

 

【編者按：我們今天重新回味當年毛澤東那幾句話，心情倍感沉重。

辛亥革命後，有位思想家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換得假共和”。100年過去了，我們今天看來，這兩句詩仍然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意義。當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志士們拋頭顱、灑熱血所追求的就是為了消滅愛新覺羅氏一家一姓、專制獨裁的家天下制度，建立“天下為公”的共和國。可是結果如何？換來的卻不是真正的共和國，而是軍閥混戰“城頭變幻大王旗”。孫先生的理想仍然是“山在虛無縹緲間”。此後幾十年，中共為了動員民眾以奪取全國政權，也是以‘建立共和國’相號召。但結果又復如何？不過是以‘毛氏王朝’來代替‘蔣家王朝’而已。‘共和國’仍然只存在於善良人們的幻想中。原因何在？就是毛所說：“打了這麼多年的仗，死了這麼多人，共產黨才從國民黨手裡奪得這三權”。據說在1989年大鎮壓、大屠殺前夕，鄧小平也說過類似的話：“我們花了幾十萬人頭，才奪得這個政權；現在有人想要，那就請先拿人頭來換”。瞧！毛、鄧二人說的都是同一個意思：天下是我們用武力打下來的，只能由我們來‘坐天下’。他們的思維永遠停留在‘家天下’的範疇。在這種‘家天下’思維里，天下是‘我們的’，而且永遠是‘我們的’不允許其它人染指。全國人民千呼萬喚、日夜盼望的社會轉型，根本就不可能實現。至於那些‘打天下’的後人們，理所當然地仍然保持這種‘家天下’思維，不敢、也不願實行社會轉型。一來是害怕失去原來享受的大量特權，二來也是為了保住先輩們用‘人頭’換來的江山。否則，將有愧於列祖列宗吧？如此說來，近年來某些海內外的學者着文指望，到了第N代當權人物時有可能主動實現社會轉型、學習蔣經國云云。這類預測，恐怕是一廂情願罷了。】

 

一個由暴力，而不是由自由、正義和真理建築起來的國家，

一個人們只能服從、馴服、被剝削的國家，個人不受尊重的國家，是不會勝利的。

——引自19世紀德國著名作家亨利希·曼《論佐拉》

 

第11單元　體壇名將

1、傅其芳：中國乒壇三傑之一 自縊身亡

 

傅其芳（1923-1968年）浙江寧波鄞縣人，中國著名乒乓球運動員、乒乓球教練員。曾擔任中國國家隊乒乓球總教練，對中國乒乓球運動的發展和奪魁都做出了突出貢獻。與容國團、姜永寧並稱為當代中國乒壇的三傑。

1953年春天，傅其芳從香港回到中國大陸，賀龍（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特批其月薪為200元，在當時屬於相當高的水平。1954年，在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上，傅其芳獲乒乓球男子單打第三名，並與王傳耀合作獲男子雙打第三名。1957年3月在斯德哥爾摩第24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中國男隊獲團體第三名，他是主力隊員之一，他在團體分組賽中獲全勝。傅其芳原是打削球的，到香港後轉為進攻型，發球搶攻、滑板、放短球是他技術上的“三絕”。他精心鑽研乒乓球技術，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創新。1957年，有些運動員學習外國的打法失利，中國乒乓球正處在“十字路口”。如何走出困境，眾說紛紜。傅其芳則明確提議：堅持走自己的路，發展中國傳統的直拍快攻打法。從1958年起，他開始擔任國家乒乓球男隊教練。

1959年4月5日，是中國體育史上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日子。這一天，在傅其芳的指導下，22歲的容國團一飛沖天，在德國多特蒙德第25屆世乒賽上勇奪男子單打冠軍，為中國捧回了有史以來第一座世界冠軍獎盃，打開了中國乒乓球登上世界頂峰的大門。為此，世界體壇對中國也另眼相看。國際乒聯決定，將1961年第26屆世乒賽的舉辦地點選在中國的北京。這是新中國第一次承辦大型國際體育比賽。國家體委提前一年就從全國各地抽調精兵良將108人，在北京開始大規模集訓，準備人才；傅其芳率領國家隊日夜苦練，志在必得。1961年4月4日，第26屆北京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萬眾矚目中開幕了。特地為世乒賽新建的、能容納15000名觀眾的北京工人體育館座無虛席。中共政要全都出席了開幕式。全世界關注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北京，集中在北京的工人體育館。中國男隊憑藉威力無窮的快攻打法，一路過關斬將，在半決賽中以5∶1橫掃世界強隊匈牙利，殺入決賽。決賽的對手是如日中天、氣焰萬丈、五次蟬聯男團冠軍的世界乒壇霸主日本隊。而且他們還帶來了新發明的“魔法球”——弧圈上旋球，揚言要用這一新式武器打垮中國隊，實現六連冠的夢想。誰知雙方過招後，日本人驚奇地發現：中國人居然不怕弧圈球！他們刁鑽古怪的“魔法球”沒起什麼作用，中國人疾如閃電的快攻卻大發神威，速度之快常常令他們措手不及，顧此失彼。

日本人大惑不解：這種一碰就飛、又飄又轉的怪球，曾將歐洲強隊打得暈頭轉向，不知所措，怎麼在中國人身上卻失靈了？

他們哪裡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國隊足智多謀的總教練傅其芳，早就作好了對付他們的準備。

原來，第26屆世乒賽前，傅其芳得悉強敵日本隊發明了弧圈球，使歐洲人談“弧”色變。咱們中國隊誰也沒見過弧圈球，更談不到如何對付。傅其芳一面設法從日本媒體的相關體育報導中尋找蛛絲馬跡，一面通過同日本隊關係很熟的香港乒壇老朋友“刺探軍情”。然後讓幾名經驗豐富的老將模仿弧圈球的打法，讓主力隊員逐漸適應。這種“陪練”方法後來成了中國隊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乒乓球隊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不久，日本隊去香港熱身，傅其芳又不失時機，派莊家富教練到香港去進行火線偵察，帶回第一手情報……

通過精心的分析研究和刻苦的模仿試驗，中國隊員終於對弧圈球摸到了門道，制定了以“快”制“弧”的方案。傅其芳仍然十分低調，不露聲色，任憑日本隊去渲染、鼓譟。

最後，當容國團經過激戰擊敗弧圈高手星野，中國隊終於以5∶3擊敗世界乒壇“天皇”，第一次把代表世界乒乓球運動最高獎項的斯韋思林杯高高舉起時，整個中國沸騰了！全世界驚奇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中國運動員身上。

接着，莊則棟和邱鍾惠相繼將男單、女單獎盃收入囊中，加上4項亞軍、8項第三名，中國乒乓球隊在第26屆世乒賽上一鳴驚人，世界為之震驚。

沒有什麼比賽能像第26屆世乒賽那樣對中國體壇乃至中國社會產生如此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傅其芳率領的中國乒壇健兒所展示的風采，使全國男女老少幾乎人人都成了乒乓球迷。人們見面談的是乒乓球，學校里最普及的運動是乒乓球，最耀眼的明星是乒乓球運動員……

當時正值困難年代，乒乓健兒取得的重大勝利，極大地振奮了民族精神，也令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

在第26屆世乒賽上失去五連冠寶座的日本隊，發誓要重新奪回斯韋思林杯。他們積蓄力量，等待與中國隊進行決戰。1963年4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的第27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拉開了戰幕。幾番激戰後，中日兩隊在男團決賽中再次狹路相逢。

日本隊教練剛拿到決賽的排陣名單時，不禁傻了眼。賽前，他預料中國隊必將安排實力最強、有“小老虎”之稱的莊則棟打第一主力。而日本隊的頭號選手荻村因在上一屆決賽中被莊則棟以2∶0擊敗，從心理上畏懼莊則棟，所以排陣時讓荻村避開莊則棟，先與張燮林對陣。誰知中國隊教練傅其芳棋高一着，他摸准了日本教練的心態，出其不意，偏偏把莊則棟排到第三號位置，而讓“秘密武器”張燮林出任頭號主力。這個陣容使日本隊還未開戰先輸謀略，導致陣腳大亂。

誰都知道，乒乓球的技巧多種多樣，打法五花八門，選手之間往往有“相剋”的現象，就像“石頭、剪刀、布”的關係。教練的用兵排陣、鬥智鬥勇，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再說張燮林，為什麼說他是“秘密武器”呢？因為他曾經在上屆世乒賽的單打賽中，以變幻莫測的削球淘汰過日本選手。此後，他就被傅其芳當作“秘密武器”雪藏起來。訪日不去，日本隊來訪也不上場，就是為了在此刻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果然，張燮林施展神削的絕技，接連削掉日本隊的三木和木村兩員大將。

中國隊一鼓作氣，最後以5∶1大敗日本隊。

傅其芳知己知彼，用兵如神，中國隊高奏凱歌，再度捧回斯韋思林杯。

在第27屆世乒賽上，中國隊囊括男子項目全部錦標，共獲得三金、兩銀、兩銅。

1965年4月，在原南斯拉夫盧布爾雅那舉行的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傅其芳又帶領中國隊第三次蟬聯男子團體和男子單打冠軍；他還配合已經當上女隊教練的容國團，首次攻下分量很重的女子團體冠軍。神勇的中國隊總共攬得五金、四銀、七銅，取得了參加世乒賽以來的空前大豐收，使原來懷疑中國人奪魁只是如流星一樣、瞬間即逝的論調一掃而空。可以說，傅其芳、容國團這一代人創造的業績，不僅是乒壇的輝煌，而且真正代表中國體育走向世界的標誌。

可惜的是，正當中國乒乓球隊挾“三連冠”之餘威，信心百倍地準備迎戰兩年後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第29屆世乒賽，總教練傅其芳準備再接再厲、大展宏圖之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暴發了。國家體委癱瘓了，乒乓隊的訓練也中斷了。造反派造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反”，中國隊被迫滯留國內，無法參賽。傅其芳則被扣上“莫須有”罪名，遭到迫害，不幸於1968年4月16日自縊身亡、含冤去世。

為了緬懷這三位乒壇英傑，由中國乒協牽頭，北京、上海、廣東、香港（後加入澳門）等五地乒協發起，每年輪流舉辦“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請賽。“三英杯”賽發起人是當年應賀龍元帥之邀，從澳門回到內地的王錫添。據乒壇名宿張燮林介紹，王錫添當年是繼容國團等三名香港青年之後從澳門來到北京的。“文革”期間，他同樣遭到了迫害，但他頑強地活了下來。雖然他從國家隊被下放到了什剎海業餘體校當教練，但他仍毫無怨言地默默耕耘，並培養出了王濤這樣的世界冠軍。1985年，王錫添建議舉辦“三英杯”賽，以緬懷當年與他同時回到內地的三位英傑。王錫添的提議得到了當時國家體委的支持，並正式批准於當年創辦該項賽事。王錫添老人雖然已於數年前身患癌症去世，然而他發起的“三英杯”將繼續在我國5省市及地區輪流舉辦下去。

在擔任中國男子乒乓球隊主教練期間，傅其芳探索出一條近台快攻的路子，培養出莊則棟、徐寅生、李富榮、張燮林等一批名聞遐邇的世界級乒壇名將。因此1961年、1963年，兩次被中國國家體委授予體育運動榮譽獎章。1964年起，他擔任了中國乒乓球協會副主席一職，同年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作為一名優秀乒乓球教練員，傅其芳強調實事求是，有的放矢，他提出的“練為戰，不為看”的原則已成為我國乒乓球隊的優良傳統。他注重研究，曾與我國第一位乒乓球教練、著名的乒乓球專家梁焯輝合着了十萬字的《乒乓球訓練法》一書。他對中國乒乓球運動發展所做的貢獻必將彪炳史冊。

 

在人民完全無權參加政府事務的國家中，人民變成冷血動物，他們迷戀金錢，不再熱衷於國事。

人民只會為某位演員而狂熱。他們並不為政府分憂，也不關心政府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着領薪金。

——孟德斯鳩

 

 

2、姜永寧：乒壇健將自縊身亡

姜永寧(1927～1968年)廣東省番禺縣人。1952年獲香港乒乓球賽男子單打冠軍後，即應邀代表廣東省參加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全國乒乓球比賽，獲男子單打冠軍，並成為國家隊隊員。此後，他多次參加國內外重大乒乓球比賽，均獲得好成績。1954年，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乒乓球賽獲男子單打第三名；1955年，參加第五屆世界青年友誼聯歡節運動會乒乓球賽獲男子單打第二名，並於1956年榮獲中國乒乓球運動健將的稱號。他曾代表中國隊先後參加過第20屆、23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表現出色。特別在23屆乒乓球比賽中，中國男隊與美國、南朝鮮、南越等隊比賽時，姜每場都是連勝三局，被國際乒聯評為世界十佳運動員之一。

姜永寧球藝獨特，他是中國式直拍削球防守型選手，特別是步法敏捷，削球穩健，動作準確，比賽時鬥志頑強，每球必爭，素有“拼命三郎”之稱。

削球技術的特點是把對方攻過來的球，穩穩地削回去，一個比一個削得更近網，使對方越打越費力，逐漸產生急躁情緒而失誤。往往一個球要打上十幾個、二十幾個回合。當對手放小球時，只見他一個箭步沖向球檯一個快攻打得對手措手不及。這種以守代攻、以柔克剛的打法，在當時是極為少見的，開創了‘以削為主’的球技之先河。

1957年至1965年，任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後擔任北京隊總教練。60年代初退役，任國家女隊教練，培養出許多優秀運動員。還曾受國際乒聯委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國任教。

姜永寧為人誠懇、老實、厚道，從不與人爭執。生活方面更是非常刻苦，但對各項工作任務則幹勁十足，十分執着。這些優點在國家體委內部早已有口皆碑。即使擔任教練期間，也堪稱表率。60年代中期，他已經40歲了，為了帶好隊，他干脆住在先農壇，每天五點半準時起床，六點半便來到訓練館，從輔導隊員到打掃衛生，從示範動作到給小隊員當陪練，他都幹得非常認真、一絲不苟。每天訓練下來，已是疲憊不堪，但他仍然拉着小隊員回到球檯旁，說：“我再遛你一遍。”他沉默寡言，但內心卻非常熱情，待人和善。觀眾來信向他詢問球技，他有信必覆；邊防戰士希望要好球拍，他花錢買來後認認真真地釘在木箱內寄出。

1968年春，文革的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殃及許多無辜。姜永寧自然也無法倖免。一張爆炸性的大字報出現在先農壇體育館，標題是“揪出日本大漢奸姜永寧”。姜永寧看見這幾個扎眼的大字，一下驚呆了。當晚回到家中，他把大字報的事告訴了妻子孫梅英，這位打球向來潑辣的乒壇女將比丈夫豁達得多，她說：“讓他們寫去，現在的大字報有幾張是真的？”

其實事情的起因非常可笑：

姜永寧為人向來小心謹慎。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往事足可為證：有次收音機正唱山西梆子，孫梅英說：“咱們也聽不懂，關掉它”。姜永寧說：“沒唱完怎麼能關掉，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語錄。”由此可見一斑。尤其在‘文革’大潮中，更生怕惹事。他仔細反思，是不是說錯過話，平日的書信中有沒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地方。他覺得應該認真清理一下。於是，翻箱倒櫃地整理帶文字的東西。他把所有帶文字的紙一張張地燒，弄得屋內煙熏火燎。妻子孫梅英開門讓空氣對流一下，哪料隔牆有耳，卻被鄰居匯報上去，又添了一條“銷贓滅跡”的罪狀，更大的迫害向他步步緊逼！

1968年5月10日下午5點，北京市體委專案組七八個人從先農壇出發闖進了姜永寧家，先是大念“什麼人站在反革命立場就是反革命派”的語錄，接着向孫梅英宣布姜永寧已被專政。專案人員在姜永寧家中亂抄一氣，並拿走了一包照片。從那一包照片裡，專案人員發現姜永寧少年時代拍的一張照片，衣服上有個小小的太陽旗。專案人員如獲至寶。他們逼迫姜永寧承認是“日本狗特務”，姜永寧一再心平氣和地解釋：“那時賣的衣服常有太陽旗，我和日本人沒有任何往來。”但專案人員根本不予理睬，幾個彪形大漢乾脆抄起棍棒，朝姜永寧劈頭蓋臉亂揍。

5月16日清晨，在先農壇和他一起被專政的王錫添看着姜永寧腫脹的臉，小聲問他：“他們打你了？”姜永寧搖搖頭，他不敢說挨打了。在先農壇宿舍樓，隊員們都出操去了。姜永寧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掃的廁所擦得乾乾淨淨，然後獨自走到四樓的一個房間裡。人們回來後發現姜永寧失蹤了，便到各個房間尋找。王錫添看見他站在窗口，以為他要跳樓，便含着淚大喊：“姜永寧，你不要想不開，不要做糊塗事。”但姜永寧仍紋絲不動。人們打破玻璃跳了進去，才發現姜永寧已經吊死在窗口，早已斷了氣……

姜永寧去世後，妻子孫梅英獨自帶着兩個年幼的女兒。這位50年代中國最出色的女子乒乓球運動員陷入了政治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不久，周恩來問起孫梅英的情況，國家體委軍宣隊的人回答：“她還有問題。”周恩來說：“她一個學生出身的運動員能有什麼問題？”這才使得孫梅英徹底擺脫了被審查的境遇。1993年孫梅英因腦溢血猝然去世。

 

 

3、容國團：中國第一位世界冠軍自縊身亡

 

容國團（1937年－1968年）傑出的乒乓球運動員，出生於香港，原籍廣東省中山縣(今屬廣東省珠海市南屏鎮)。

容國團從小喜愛乒乓球運動。十五歲時即代表香港工聯乒乓球隊參加比賽。1957年他剛滿20歲，懷着報效祖國、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毅然回到中國大陸，即進入廣州體育學院學習。1958年被選入廣東省乒乓球隊，首次參加全國乒乓球錦標賽，就獲得男子單打冠軍。隨後被選為國家集訓隊隊員。他採取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廣，變化多，尤精於發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術均佳。他不僅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左推右攻打法，而且創造了發轉與不轉球，搓轉與不轉球的新技術。在比賽中，他運用的戰術靈活多變，獨具特色。中國乒乓球近台快攻技術，就是在總結了他的經驗後，由原來的“快、准、狠”，發展為“快、准、狠、變”。最後加上這個‘變’字意義非凡。因為多變，使對手無法設防，難以適應，十分被動。而自己則處於主動地位，穩操勝券。

1959年在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在落後一局的不利形勢下，容國團奇蹟般地連扳三局。中國體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頁被掀開了！他的對手匈牙利老將西多在比賽結束後對記者說：“只有鋼鐵般的意志，才能經受住嚴峻的考驗，容國團的勝利證實了這一點。”這是多麼恰如其分的評價。容國團，這個中國人的名字第一次被鐫刻在聖·勃萊德杯上。1961年在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中國隊面臨3∶4失利的情況。容國團振奮精神、激昂慷慨地說：“人生難得幾回搏，此時不搏更待何時！”於是精神抖擻，揮拍上陣，力挫素有“兇猛雄獅”之稱的日本隊員星野，以5∶3戰勝日本隊而首次問鼎斯韋思林杯，從而為中國隊第一次奪得男子團體冠軍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從此“人生難得幾回搏”這句名言便廣為流傳，成為激勵運動員以及各行各業有志之士發憤圖強、力爭上游的座右銘。

1964年，他擔任中國乒乓球女隊教練，在他和其它教練員的配合指導下，中國女隊在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了女子團體冠軍。容國團親手訓練出來的女子隊，薪火相傳，直到今天仍然光耀世界乒乓球壇。其影響力竟然歷久不衰。直到今天，人們仍然在不斷地緬懷這位乒壇老將。

由於他的傑出貢獻，於1958年獲運動健將稱號。1959年、1961年兩次獲國家體委頒發的體育運動榮譽獎章。

就是這樣一位曾經為祖國體育事業立下赫赫戰功的乒壇闖將，卻不幸死在那個令人詛咒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狂飆驟起，容國團即遭受誣陷，被扣上“特務嫌疑”等帽子。一顆善良而又正直的心靈如何能夠承受如此冤屈？從此，生活中沒有了目標──世界比賽不許參加了，甚至成了他的罪惡；生活中沒有了樂趣──書籍、電影、音樂、美術幾乎都成了罪惡的淵藪；生活中沒有了友誼──朋友之間不能傾吐真情，人人要互相防範。最使他難受的是失去了做人的尊嚴，一個好人可以隨時被叫到台上被批判、凌辱、毆打，動不動就可以抄家。乒乓球隊成了名副其實的“運動隊”，國家體委領導人榮高棠被打倒、游斗；他視為引路人的賀龍成了“大土匪”；同是從香港回來的傅其芳以及姜永寧，竟被逼得懸梁自盡；眾多的優秀運動員進了單位私設的班房、拘留所。這一切事情太刺激他了，他經常為這些領導人和許多昔日的戰友遭受不白之冤而傷心落淚，然而卻又無可奈何、憂心如焚。

然而，“人生能有幾次搏”，這個經典箴言至今仍在激勵着中國人！也成為他一貫信奉的信條。今天，即使是雞蛋碰石頭，他也在所不惜。1968年5月初，面對邪惡勢力，受戰友們的委託，他奮筆寫下要求繼續參加世界比賽的建議書，寫下那個年代最為犯忌的“為祖國爭取榮譽”的誓言。

【編者按：由於極左勢力的干擾，中國當局決定不參加1967年舉辦的第29屆世界乒乓球比賽。第30屆也未參加。】

容國團和他的戰友們熱切希望中共當局能理解他們的熱血衷腸，他們盼啊盼着……1968年5月12日，被稱為《5.12通知》的中央文件下來了。該文件十分武斷地認為：國家體委是所謂賀龍的獨立王國，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容國團聽到這個消息，感到無比的震驚和痛心。有《5.12通知》這個尚方寶劍，造反派更加有恃無恐。體育界被批鬥的人越來越多。乒乓球隊每次開會都有一連串人被點名批判，一些教練員緊張到這種程度：每聽到一個名字，都會下意識地動一下，他們隨時準備被叫上台。容國團也被通知要揭發被批鬥者的種種錯誤，但他依然公正地評價自己的戰友：“他們都是好人”。

自這一天起，容國團神情大變：沉默寡言，眼神中經常透露出淒婉、無奈。他似乎感到已經走進了毫無指望的絕境。他發自內心地愛黨、愛國家，而自己卻被認為是掉進了反革命的泥潭，被懷疑成‘顛覆祖國的特務’。《5.12通知》是中央文件，‘中央文件大概是永遠不會錯的真理吧？’他不能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更無法理解形勢的詭譎：過去的歡樂與今天的困境，過去的喜悅與今天的痛苦，如此巨大的落差，令他無法釋懷。他終於離開家，走到體委訓練局後面的龍潭湖畔。在月色下，不斷地徘徊着。過去訓練時，他常在這裡跑步，今天他卻感到無比壓抑：成蔭的柳樹好似壓在頭頂，微波不起的湖水更像是深不見底的黑洞，凝聚着數不盡的哀愁，周圍象死一般的寂靜……。晚上9點，黃秀珍看丈夫還沒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隊找他，沒有。11點多鐘，容國團仍舊沒有回家。黃秀珍預感到事態不妙，她找到幾位朋友，商量如何去尋找容國團。郭仲恭焦急地說：“他思緒肯定很亂，我們必須到龍潭湖大聲呼喚他的名字，讓他在喊聲中驚醒。”

“容國團！容國團！……”幾個人不停地喊叫着，湖畔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回音。凌晨四點半，體委接到派出所的電話，通知他們在離龍潭湖幾里遠的養鴨房旁，發現了一具懸掛的屍體，可能是容國團。

整個體委都震驚了。大家趕到吊着容國團的槐樹下，默默地看着他那清瘦的遺體，人們能說什麼呢？一代球星，竟落得如此悲慘的結局！心裡淌着悲傷的淚。可以想見，容國團從晚飯後到凌晨兩點半，一直在這一帶不停地走，生與死的搏鬥，不停息地在他腦海里翻滾。最後，終於讓死的念頭占了上風。郭仲恭走到樹下，去解容國團脖子上的尼龍繩。這個扣子系得非常結實，最後不得不用刀子割開。容國團向來做事精細、周密，他留給人世間最後一件“作品”，也展示着如此性格。

遺體被放在地上，他的頭上和身上被蒙上了白布，一雙穿白球鞋的腳露在外面。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當他們聽到這是容國團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嘆息：“哎……天哪……”。這在當時已經是最大限度的抗議了。他沒有白白地死去，他留下了他浩氣長存的精神，留下了血淋淋的控訴，留下了對“文化大革命”的慘烈記錄。

周恩來得知後極為震怒，他再一次向極左勢力發出警告：對有名的運動員、教練員不允許批鬥關押！幾天以後，一批著名運動員、教練員被釋放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容國團的死，才換來了眾多戰友的生。國家總理的指示，使有關部門不得不重視。容國團的死因未經詳細調查，遺體在幾天后火化。

【編者按：周恩來在‘文革’中的確保護過一批知名人士（大知識分子、高級統戰對象、著名藝術家、功勳運動員、與中共要員有特殊關係者……）。這些事跡經常為人們所津津樂道，被認為是周的大功勞。卻很少有人進一步追問：這些舉措究竟是出於什麼動機？對中共自己有功，還是對於整個中國人民有益？其實，周這樣做僅僅是從中共本身的利益出發，因為這些人將來還有用（發展科技事業、統戰工作需要等等）。所以其出發點仍然離不開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而不是從人道主義、人文關懷的普世價值觀念出發。難道說：知名人士應該保護，而普通民眾就不需要保護，就可以任意折磨、蹂躪、摧殘嗎？當人們在頌揚其功德時，千萬莫忘記進一步的思考：何功何德？】

但是極左勢力依然強大，他們居然在容國團死後到其家進行了再次抄家洗劫，對死去的和活着的都不饒恕。人們屈指一算，容國團死時恰好30歲，從拿到世界冠軍之後僅僅9年……

香港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着文回憶和容國團早年的交往時，頗為感慨地寫道：“1989年世界乒乓球賽在西德舉行，中國大陸的男子選手全軍覆沒!30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國團在世界男子單打的決賽中，左推右掃，把匈牙利名將西多殺得片甲不留。中國成為乒乓球的王國是從那一天開始的，到今天為止，整整30年。”撫今追昔，不勝唏噓！張教授還回憶說：當時朋友們都力勸他“要進入大陸才有機會闖天下”。因此，容國團決定北上大陸。想不到，昔日我們的好意勸勉、支持，到後來反而害了他。

【編者按：當然這並不是張教授和朋友們的錯，誰能夠未卜先知，誰又能看透大陸極權制度的本質和兇險，以至於預測到大陸當局竟然如此迫害一個曾經立下赫赫戰功的乒壇老將？】

文章末尾，張教授無限感慨地寫道：“我也知道容國團熱愛生命，外柔內剛，決不會輕易地自殺。他的死，使我深深地體會到‘文革’的恐怖。後來我還知道，從香港到大陸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將——姜永寧、傅其芳、容國團——都自殺了，而阿團是最後一個”。

1987年11月中旬，珠海舉辦一個容國團誕辰50周年紀念會，規格甚為隆重。當局特地邀請容國團生前友好人士參會，這位張教授欣然赴會。期間見到容國團的遺孀和唯一的女兒，會後，三人相約去參觀珠海市為紀念容國團而建立的銅像，見到銅像下邊所刻的銘文竟然沒有提到容國團是怎樣死的，張先生衝口而出：“寫得不好!”。為什麼如此掩蓋真相呢？

真相併不會因為人為的掩蓋而消失，相反，只能證明當年迫害他的勢力仍然陰魂不散，或者心中有鬼、懼怕人們知道真相。

著名女作家張抗抗曾經寫道：“一個不善於在‘今天’拷問‘昨天’的民族，是不會有‘明天’的”。為什麼他們不敢認真’拷問’昨天？因為這些人對於‘昨天’所發生的一切仍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心中有鬼，他們害怕。

 

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

——普利策

【約瑟夫·普利策（1847年－1911年），匈牙利裔美國人，美國大眾報刊的標誌性人物、普利策獎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創辦人】

 

 

附錄：青年才俊

1、遇羅克：人權思想家死在不講人權的國度

 

【編者按：被收入本單元者都是青年人，當然算不上是“精英”人物。但他們的事跡證明：這些人肯定是未來的精英人物，是精英的幼苗。只是由於毛澤東極權統治下的暴行而過早地夭折了。其次，他們都不是自殺，而是被當局槍殺的。張聞天在廬山會議期間那篇著名的長篇講話中說：“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是要遺臭萬年的”。錯了！錯就錯在大前提。此話的大前提是：共產黨永遠是正確的、光榮的、偉大的，被這樣的黨殺頭當然是要遺臭萬年。但是，幾十年的實踐雄辯地證明：共產黨自己所謂的“偉、光、正”完全是虛構的宣傳，是自我吹噓。事實恰恰相反：這個黨做了許多錯事、蠢事、壞事，那麼被這個黨所殺害的青年人絕不會遺臭萬年，恰恰相反，他們應該被紀念，而且一定會流芳千古。明朝萬曆年間的禮部尚書于慎行在其遺着中有句話說得很好：“是古人之所為辱，乃今之所為榮也，豈盛世所宜有哉！……夫使上之刑賞不足為榮辱，而士之榮辱制於下之毀譽，則國是將日非矣。”這段話說得非常到位，也非常切合我們所收錄的這幾位青年才俊，更值得中共當局認真反思和抉擇：是繼續堅持‘原教旨主義’的是非觀、榮辱觀，還是深入解放思想、順應民意，轉變價值判斷標準呢？正因為如此，本書才把他們的事跡一一收入，留垂後世。】

遇羅克（1942年——1970年）出生於北京。自幼聰明好學，父親遇崇基曾以公費留學生身份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就讀，母親王秋琳亦曾自費赴東京女子高等商科學校讀書。父母1957年均被打成“右派”，遇羅克高中畢業後，於1959年、1960年先後兩次參加高考，雖然成績優秀，但仍未錄取。為了從事社會實踐，遇羅克報名到南郊農村當農民。1961年春節前，街道批准遇羅克去大興縣紅星公社舊宮大隊菜園小隊插隊。在農村，遇羅克親眼目睹“血統論”的現象更為嚴重、更為殘酷：一些地主的小孩子都被斗死，行兇者們用形象的語言表述為“連根拔”。1964年，患嚴重神經衰弱的遇羅克回到城裡。曾在小學做過一段時間的代課老師，又因出身問題被辭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機器廠當學徒工。從自己所受的不公，再擴展到整個社會，遇羅克通過觀察和閱讀大量書籍，並進行深入思考的結果，於1966年7月，寫成了《出身論》。

文章首先揭露了當局賦予不同階級以不同權利的事實，並進一步分析了根據血緣標準將社會區分為‘人民’和‘敵人’兩個截然對立階級的荒謬性。作者認為：個人權利不能因為其社會出身和其它外在因素而被否定或扭曲。雖然在當時的條件下，遇羅克還沒有提出‘人權’這個概念，但在文章中所說的‘個人權利’實際上就是指代‘人權’一詞。同時文章還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作者堅定地寫道：“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文章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刊載。該文發表後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原本印刷的三萬份報紙在北京街頭被搶購一空，不得不臨時加印六萬份。因為《出身論》在當時觸動了整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為當時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論依據，所以在社會上引發極大的轟動。旅美華裔學者宋永毅先生認為：《出身論》是一份“黑暗王國中催人驚醒的人權宣言書”。這個評價是非常精當的。

此外，遇羅克批判的矛頭所向，還直指那個善於迎合上意的金棍子姚文元。針對姚文元批吳晗的御用文章，遇羅克寫出了《從“海瑞罷官”談歷史遺產的繼承》。文章先後投給《紅旗》雜誌和《北京日報》，當然不可能發表。但遇羅克仍然毫不氣餒、堅毅而執着地繼續寫了《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與姚文元同志商榷》。這次是寄給《文匯報》,結果總算是摘要刊登了大約3000字。事後他長舒一口氣說：總算替吳晗還擊了幾下，出了一口悶氣。

1967年初，許多‘老紅衛兵’頭頭組織了“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其成員必須是13級以上高級幹部的子弟。這些人大肆搞‘打、砸、搶、殺’等違法活動，十分猖狂。在‘聯動’如此猖獗之時，又是這位慣於衝鋒陷陣的遇羅克第一個寫出了《‘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發表在《中學文革報》第3期頭條。

群眾所喜愛的東西，卻被自稱“代表群眾利益”的中共最高領導層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中央文革表態：《出身論》是反動的。於是，1968年1月1日，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慘遭殺害。從逮捕到殺害，當局對遇羅克進行了八十多次的“預審”，想從他的口中找到所謂“惡毒攻擊”以及“組織反革命集團”的事實，作為殺害這個無辜青年的藉口。但是他們沒有撈到半點證據。

根據《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徐曉、丁東、徐友漁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一書記載：遇羅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的‘理由’之一是：私藏手榴彈，預謀暗殺毛澤東。這可是震驚全國的天大罪名。但事實真相如何呢？1967年夏天，《中學文革報》大部分成員到東北去看武鬥的熱鬧，恰逢長春車站向‘革命群眾’發武器，遇羅克領到了一顆手榴彈，並帶回北京。後來又害怕被查出來，就想到香山去埋到地下。恰好被公安局發現。於是就被扣上‘暗殺’的罪名。暗殺誰呢？為了擴大‘罪行’的分量以聳動聽聞，在“死刑判決書”上寫着：陰謀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如此大罪，應該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吧？於是就加上：“思想反動透頂”、“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等十分空洞的、莫須有的罪名，最後判處遇羅剋死刑。

遇羅克的不朽貢獻在於：當“血統論”風行全國的時候，他勇敢地站出來，指出了現在看來已成為基本常識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

青年詩人北島目睹了北京工人體育場裡萬人歡呼聲中的最後審判，用詩的語言記錄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

我只想做一個人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是，神州大地上竟然出現了比西方種族歧視和印度種姓制度更黑暗、更殘酷的人權歧視現象。數以千萬計的青少年從一出生就註定不能享受與其它同齡人同等的權利，僅僅因為他們的父輩或祖輩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和右派，他們天生就沒有資格和別人一樣去升學、參軍和就業。

人權歧視在文革中發展到登峰造極，在當時公安部長謝富治的縱容下，先是北京郊區大興縣，再是湖南省道縣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各地爆發了濫殺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受害者唯有聽天由命，像弱小動物一般孤苦無告。在高舉的屠刀下，連襁褓中的嬰兒也不能倖免。血腥的大屠殺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留下永遠無法洗刷的恥辱。

遇羅克進監獄後對難友說：“何為不朽？不朽在於引起後人的共鳴。”這句話可謂經典式的名言，也成為遇羅克自己所實踐的人生信條。他深知為真理而獻身的代價，但其中並不包括自己的尊嚴。他說：“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

牢房裡有個名叫張郎郎的幹部子弟，很佩服遇羅克的才學和膽識，問他：“你為一篇《出身論》去死，值得嗎？”

遇羅克毫不猶豫地回答：“值！”

歷史終於翻過去沉重的一頁。遇羅剋死後9年，1979年11月21日被宣告無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報》發表《劃破夜幕的隕星》一文。此後全國各種媒體紛紛刊載關於遇羅克的文章。但令人遺憾的是，遇羅克並未獲得烈士的稱號，發給他父母的是遇羅克被關押兩年多期間學徒工的工資。

官方不予承認‘烈士’稱號，但民間卻自發地、百倍地予以補償了。2009年清明節，遇羅克的雕像在北京通州宋莊美術館落成。學者于建嶸曾陪同一位名校畢業的年輕法學博士前去參觀。這位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雕像問于建嶸：遇羅克是什麼人，人們為什麼要為他獻花？這一問，令于建嶸無限感慨。為此，他撰寫文章《請記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

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的序言中，學者徐友漁把思想者分成兩類：一種人提出復雜、精深，甚至高度抽象的理論；另一種則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蒙昧和謊言時代，敢於道出常識般的真理。遇羅克是後者的代表，他捍衛的是常識，付出的卻是生命。

 

 

2、林昭：寧為玉碎浩氣長存

 

林昭（1932—1968年）原名彭令昭，林昭乃其筆名。蘇州人，其父彭國彥曾做過吳縣縣長，母親許憲民很早就受到其舅舅的影響，思想左傾，並參與中共奪權的事業。大舅許金元曾任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四·一二事變中，被國民黨處決。

由於家庭的影響和薰陶，年幼的林昭對中國共產黨抱有很大的敬仰和熱情。景海中學高中畢業後，不顧母親的反對，於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搖籃”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決心“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弔孝”，毅然投身革命。稍後，隨蘇南農村工作團參加蘇南農村土改。1952年開始在《常州民報》、常州文聯工作，這期間林昭深入工人群眾中，撰寫了許多有價值的報導。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由於林昭勤學多思，受到游國恩教授的讚賞，建議林昭轉入文學專業，未果。林昭與另一位才女張玲同任校刊編輯，負責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參加北大詩社，任《北大詩刊》編輯。1956年秋，《北大詩刊》停辦後，林昭成為綜合性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的編委會成員，並被稱為“紅樓里的林姑娘”。該刊的主編就是後來成為知名學者的樂黛雲。《紅樓》第2期的責任編輯則是林昭和張元勛。

1957年5月19日，為了響應毛澤東的鳴放號召，張元勛等同學聯名貼出大字報《是時候了!》。隨後幾天，北大的大字報越來越多，學生互相辯論，有人認為大字報中的右傾言論是反革命煽動。5月22日，林昭在辯論中，公開反對那些上綱上線的批評，並說：“我料到一旦說話也就會遭到像今晚這樣的討伐！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着”。5月29日，《紅樓》編輯部舉行會議，宣布開除張元勛與李任出《紅樓》編委會，原因是他們參加了右派刊物。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什麼話？》,由此，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反對右派分子的狂潮。林昭在運動中因公開支持北京大學學生張元勛的大字報“是時候了”當然地被劃為右派。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藥企圖自殺，但被及時搶救過來。於是被認定她“態度惡劣”、“負隅頑抗”而被加重處分：勞動教養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共青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長時，曾勇敢地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他們的良知何在？”後因新聞專業副系主任羅列憐其體弱多病，冒險為之說情，林昭得以留在新聞專業資料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合併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因此，林昭和另外兩位也同時進入人大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

1958年6月起，在人大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在此期間，林昭與同在資料室“勞動考察”的人大學生、“右派分子”甘粹產生了愛情，並提出結婚申請。但學校當局批評他們談情說愛是抗拒改造，不准結婚。

1959年9月，甘粹被發配到新疆進行勞動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劇，請假要求回上海休養。

1960年春，人大校長吳玉章先生批示准假，林昭由母親接回上海。當林昭病情漸有好轉時，認識了蘭州大學的研究生顧雁、徐誠，和蘭大學生張春元等人，共同醞釀籌辦針砭時弊的《星火》雜誌。隨後林昭的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發表。不久，《星火》雜誌的全體人員都被捕。1960年10月，林昭也被逮捕入獄。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醫。保外就醫期間曾要求上海的無國籍僑民阿諾，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手稿帶到海外發表。

1962年12月，林昭被收監。在獄中，林昭曾多次絕食自殺，並先後兩次給當時的上海市長柯慶施、《人民日報》寫信，反映案情並表達政治見解，都沒有回音。林昭在獄中，沒有筆和紙，竟然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單上寫作（有二十萬字之多），內容是控訴中國當局的對她殘酷政治迫害，表達自己追求人權、自由和平等的堅定信念和堅定意志。由於林昭拒絕違心地服從監獄裡的那套規矩，被獄卒視為表現惡劣，遭受更殘酷的虐待。

1965年3月23日，林昭開始寫作《告人類》。

1965年5月31日，開庭審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隨後血書《判決後的申明》.

1965年下半年第三次給《人民日報》寫信。

1966年5月6日，北大同學張元勛來到上海，同林昭母親許憲民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她。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死刑判決書，隨即在上海龍華被槍決，年僅36歲。5月1日，公安人員來到林昭家，向其母索取5分錢的子彈費。

林昭父親在女兒被捕後，服藥自殺。林昭母親則精神失常，後死於上海街頭。林昭的弟弟彭恩華，2004年8月3日逝世於美國，享年59歲。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現居美國。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級法院“滬高刑復字435號判決書”，宣布林昭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林昭被平反後，在北大舉行的追悼會上，有一副輓聯：上聯是“？”，下聯是“！”。此聯絕妙：未着一字，內涵雋永；可謂‘無聲勝有聲’。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蘇州靈岩山，但只是“衣冠冢”，屍骨無存。林昭的檔案，包括在獄中寫的大量血書，上個世紀的80年代曾一度開放，但不久又被封存。其舅許覺民有一本書叫《林昭，不再被遺忘》，可時至今日，究竟還有多少人記得那個殞滅的英靈？

林昭的墓碑，在蘇州木瀆鎮靈岩山安息公墓，碑後有詩：

“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

 

【補白】

包括林昭在內，……只是出於本能的正義感，發表了當權者不願意聽到的意見，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階級利益”所在，更沒有自己的自覺的“階級立場”。

他們的真正“階級意識”的形成和建立，是在成為右派以後。也就是說，是反右運動把他們造就成了具有階級自覺的反抗者。

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主義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我們也可以說，專制體製發動的反右運動也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

這大概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喜歡說的“歷史辯證法”吧。

——《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紀實》序·錢理群

 

 

3、沈元：史學天才難逃一死

 

沈元（1938--1970年）浙江桐鄉人，出生於上海。其父沈鵬，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科畢業生，後來從政。南京政府成立後，江蘇省政府設在鎮江，沈鵬就曾擔任鎮江縣長。抗戰時期又曾主持修建滇緬公路，擔任鐵路總工程師，後來因公殉職，其時沈元只有7歲。他的姑媽則是美籍科學家，也很有名氣。1955年，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有志於中國古代史，專攻秦漢史。1957年沈元正在讀大二時，就曾翻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並加以評論。當時一般人都認為：斯大林問題的性質是“個人崇拜”。但沈元卻認為不僅僅是個人崇拜，深層的、根本的原因在於制度上，應當追究“個人崇拜”得以產生和盛行的社會、政治制度。這個觀點在當時真是驚世駭俗之論，在今天看來仍然是非常深刻的。

由於這件事情，沈元被定為‘極右分子’，翌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這期間又得了肝炎，但未得到及時的治療，始終未曾痊癒，此病伴隨他短暫的一生。1961年，“摘帽”之後，沈元回到北京。幸好當時沈元有高級知識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別疼他，允許他住到他們在北京東城的家裡。也是沈元特別與眾不同之處——他閉門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潛心研究歷史，居然做出人們意想不到的成績。

由於他在北大和在家閒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聘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給黎澍當助手。那些比較‘左’的調干生對此很不服氣。質疑道：一個歷史系沒畢業的學生，還是右派，憑啥來中國最高級的研究機構任職？他們告狀，一直告到中宣部和康生那裡。據說，由於歷史系黨總支書記郭羅基的保護，才勉強維持下來。在近代史研究所期間，是沈元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他的許多著作先後在專業雜誌上刊出。

從1962－1964年間沈曾在《歷史研究》和《考古》兩大全國權威性史學研究雜誌上發表了六篇論文，其中兩篇轉載在《人民日報》整幅版面上。後三篇鑑於輿論壓力是用筆名發表的。其中一篇《中國歷代尺度概述》被一日本老史學家讀後，以為是一老學者寫的，欽佩萬分。

1963年第1期《歷史研究》發表了沈元的〈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長篇學術論文，2月12日的《人民日報》用一整版篇幅轉載此文，題目改為〈論洪秀全〉（即前文的壓縮版）。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人民日報》從未以如此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竟然獲得如此優遇，博得滿堂喝彩。據說郭沫若讀了此文後，譽之為‘神童’；翦伯贊、黎澍則認為‘他是北大50年才出一個的人才’。沈元文章的衝擊波從學術界擴展到政界。甚至得到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的賞識。於是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的說法。一時間，‘沈元道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運似乎也有了轉機。　　

但所謂“轉機”背後有殺機。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來自北京大學。北大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告狀：沈元是右派，報刊以如此規格發表一個右派分子的文章，顯然是公開宣揚“白專”道路（即不是毛澤東提倡的“又紅又專”），對抗黨的教育方針。這“沈元道路”的說法傳開，反響強烈。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他“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黎澍說：“近代史研究所要有10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但是由於形勢所迫，有關領導不得不建議沈元改用筆名發表文章。不久，沈元寫成《馬克思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署名為“張玉樓”，仍然在《歷史研究》發表，《人民日報》又一次全文轉載。可有些人在得知沈元仍在用筆名發表文章後，又再次告狀，仍然不依不饒。這次直接告到毛澤東那裡，指責《歷史研究》主編黎澍“吹捧右派”（按照當時的邏輯，‘脫帽右派’還是右派）。這封告狀信落到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手中，田打電話給黎澍說：“有人給毛主席寄來了油印材料，揭發‘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裡，要是讓毛看見了不知會怎麼批。你趕快來一趟！”田家英當面告誡黎澍：“你們千萬要注意！”黎澍回答說：“和沈元同一輩的人，到研究所來了好幾年，寫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來了一年，就發表了好幾篇文章，而且屢有轟動效應。這些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這番話揭示了一個非常明顯的道理：樹大招風，才高招忌。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黎澍必然首當其衝。罪名就是“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批鬥黎澍時，一定要沈元陪斗。沈元成了當時要打倒的“白專”道路的樣板。陪斗、批鬥成了他的家常便飯。最初，他還能忍着不與親友聯繫，怕更加連累他們。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打電話給他姐姐，她是他唯一最親近、可以聯絡的親人。說想要來她家避一避，這可把他姐嚇壞了。她和媽媽住在一起，原已是被嚴格監控的對象，如果沈元一來，三人就會一起被抓進去。於是只得硬起心腸表示婉拒。沈元苦苦哀求也無效，最後只得在電話里說句：“好吧，那我走了！”。

他真的走了。他既然覺得在中國無望，就想跑到國外去。沈元瘦高、圓臉，頭小。他根據自己的體型特點，心生一計：把自己的臉用鞋油塗黑，化裝成黑人，跑到一個非洲國家的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如此富有戲劇性的一幕，也充分體現了沈元的智慧和聰明。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他應該知道：‘文革’期間非洲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是友好的，怎麼會收容一個友好國家的人來‘政治避難’？大使館馬上給外交部打了電話，把沈元帶走了。第二年初，碰上“一打三反”，就按照‘叛國罪’被槍斃了。

1970年4月，北京街頭張貼了公安局的布告。內容是：沈元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後來又化裝成黑人，逃進某非洲國家大使館被截獲，犯了反革命叛國罪，被判死刑、立即執行。

在執行過程中，又一次發生戲劇性的場景：到了刑場，人頭馬上就要落地之際，沈元突然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當其它處死者都倒在血泊中之後，沈元被押了回去。其實，他哪裡有什麼重大問題交代？他只是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所以死到臨頭，還在繼續運用超人的智慧，以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他多麼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的生命，等待來人喊：“刀下留人！”的奇蹟。然而奇蹟沒有出現，第二天仍然被押赴刑場。他再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來延續自己那無限寶貴、只有一次的生命了。

至於他的家人，一年多後才接到通知。

‘文革’過去，沈元的姐姐和80歲的老母赴京上訪，要求複查平反。1980年春天，她們終於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

“原審被告沈元…….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1968年9月1日被逮捕…….1970年4月18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1970年4月18日…….判決書。二，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

收到判決書的剎那，他母親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呀！”是啊，80歲的老母要的不是那張已毫無意義的紙，而是要人，要活生生的、會思考、會說話的人。

人，是不可能復生了。但人們都在思考着：用什麼更好的方式來紀念這位才華橫溢的青年才俊？他的‘伯樂’——黎澍先生逝世前曾與朋友們商量如何紀念沈元？他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沈元有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員拿走，不肯歸還。黎澍說，還有沈元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字寫滿了批註，很有價值，可以用以補校前人的注。因無人識寶，故倖存下來。這就是出版《漢書》批註的最初動議。沈元的兄長沈荃、姐姐沈蓓，心懷對小弟的深情，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元（人民幣），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漢書補註〉批註》，以慰沈元的在天之靈，也是為了搶救文化遺產，免遭淹沒。該書出版時，沈元的表兄、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先生為之作序。

一個人是生命可以有好幾種衡量的指標：長度、高度、厚度。從長度來看，沈元僅僅活了32年，可以說“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是個遺憾。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他生命的高度與厚度，卻是非常了不起：大學剛剛畢業，就在全中國最高級的專業性雜誌《歷史研究》上發表長篇大論，而且得到最具有權威的《人民日報》的青睞，特地破例為他提供版面，轉載他的長文。半個多世紀以來，全中國能有幾人？沒有，只有他一個，他是唯一的，也就是不可複製的。當許多人都認為斯大林的問題在於‘個人崇拜’時，他卻慧眼獨具，看到了‘個人崇拜’背後、更深層次的病根所在。

沈元，我們時代的驕子，當代青年人的楷模。

可惜的是：中國少了一位具有無限潛力的、未來的歷史學大家。

 

 

後記

當編者整理完最後一位被毀滅精英的資料時，已近午夜。萬籟俱寂，但心潮難平，多日接觸這類材料引發的憤怒情緒不能自已。想當初接手這個項目時，就感到是對自己精力、智力和體力的嚴峻考驗，對晚年悠閒生活、慢節奏的一種挑戰。人生苦短，年近耄耋，以老邁病弱之軀，能否順利完成？心裡沒有十足的把握。深恐力不從心、半途而廢。可是一想到那些屈死的亡靈，仍然被當局千方百計地掩蓋、隱瞞，不為人知，心中頓時湧起一股莫名的憤怒。作為一個略通文字、具有起碼的良知的人，有責任獻出自己一份光和熱，為這些亡靈做些什麼。編輯這本書正是對於那些冤死的亡靈一種真誠的紀念，一種遲到的安撫，也是為這些死難者及其家屬將來追討正義時必要的一環。曾經為中共政權奪得第一塊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金牌的容國團生前有句名言：“人生能有幾回搏？”那麼，這本書的完成也可以算作是編者人生中的最後一搏吧！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書中的材料大多來自網絡。一方面，我們向有關作者表達由衷的謝意，以示不敢掠美。而另一方面，根據個人的年齡、精力及資料條件，都不可能對材料進行比對和核實，如有的材料存在時間、地點、人物及個別細節等不準確處，亦請親屬和諸位讀者不吝賜教。

還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捨棄了幾位死難精英的資料，未予收入。理由是這樣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寫道：“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不僅是分析經濟形式，研究其它社會現象何嘗不是如此？何謂‘抽象力’？就是排除一切其它因素，專門從單一的、純粹的要素中分析事件的本質。馬克思本人的巨著《資本論》就是恰當地運用‘抽象力’的成功典範。他在研究勞動價值理論時，不僅排除了一切非經濟因素，甚至在第一卷中還排除了商品的交換和流通過程，把關注的目光專門集中於生產過程，才能在深入分析勞動二重性的基礎上，論證商品的二要素，從而為自己的勞動價值理論，進而對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分析打下堅實的基礎。今天看來，這位先哲對資本主義必將滅亡的結論當然可以繼續探討，但其在研究中的認真精神和科學態度無疑是值得借鑑的。

在借鑑馬克思這一方法的前提下，對所搜集到的原始材料進行甄別的過程中，發現有好幾位精英人士，雖然也是死於‘文革’期間，但死亡的原因並非完全出於政治迫害，而是另有其它因素。例如：華東師大歷史系的某教授，因為夫妻感情不和再加上政治上被批鬥，以至於精神萎靡、悲觀厭世。兒子又背叛他、揭發他和香港的某位女郎有不正當關係。這恐怕正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吧。由於多箭齊發，在心理承受力不足以抵禦的情況下自殺了。又例如：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某教授，也是因為妻子琵琶別抱、改嫁他人（恰恰是嫁給他的老師，又同在一個系裡，低頭不見抬頭見）大失顏面；再加上政治上又被批鬥，里外夾攻，精神崩潰，只好一死了之。第三個例子是一位曾經紅遍大江南北的坤伶，也是死於‘文革’期間，但其原因同樣是政治迫害與夫妻感情破裂交織，使她感到生不如死，才毅然訣別人間。最後再舉一例：有位知名度非常高的作家（他的文學作品被多次搬上銀幕和熒屏，其故事情節幾乎婦孺皆知）雖然也是死於‘文革’期間，但不是直接死於被迫害，而是由於他所參加的‘派’失寵，被得勢的那一派打倒了，在關押期間跳樓自殺。這種情況就很難歸入‘被毀滅’的名單中。以上幾例，雖然死於‘文革’期間，也遭受到來自政治方面的迫害，但其直接的死因比較複雜，是多種因素交迫的結果。經過權衡，最終都未收入本書。

像這類人和事，雖然網上很多關於“文革期間死亡者名單”中都曾列入，但卻很難把當事人的死因完全歸罪於政治迫害，因此只得割愛。排除那些非政治原因造成的自殺事件，剩下來的就全部是政治迫害的惡果，是極權政治制度下的犧牲品。這樣，才具有無可爭辯的、經得起質疑和辯難的說服力。

 

本書在出版的過程中，又因為篇幅太大，無法容納。不得不刪略幾位精英人物。

現將被刪章節的標題列後：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件祭品——張霖之的死

開國上將閻紅彥被逼猝死

“糾左”干將、青海省長汪昭之慘死

張學良之弟、海軍少將張學思之死

海歸學者王均慘死至今無法追究責任

海歸化學家肖光琰一家三口同歸於盡

海歸的化學教授陳天池之慘死

選擇在圓明園廢墟上自縊的——陳祖東教授

我國早期的生化學家和營養學家——陳同度服毒自殺

反右運動中第一個自殺的科技精英——武兆發教授

長期默默無聞的曹亨聞死在文革中

上官雲珠不堪羞辱憤而跳樓自殺

“《星火》案”首犯張春元被槍殺

 

在整理成書的過程中，為了慎重起見，曾將部分內容分別發送給幾位朋友，請他們協助把關，並且得到他們的熱情回應，提出許多寶貴意見，使本書得以避免許多錯訛。他們是：某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w先生、專門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史的zh女士、長期從事黨史研究頗具心得的x先生等，特此致謝。古人云：“秀才人情一紙書”，無以為報，特地贈送本書一冊，作為紀念。

被毀滅的各界人士多矣，我們只能選擇精英人物來先做起。但就是這份被選入的精英名單，也是很不完備的。被遺漏者多有：就在本書稿殺青之時，編者又讀到《五七動態》第四期第31頁：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董堅毅1952年投奔新中國回到上海，在惠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持大西北建設到蘭州，在省人民醫院工作。1957年因為給領導提意見被定為右派，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1960年大批勞改和勞教人員餓死。11月某日，董博士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死在這裡。死後數日，其妻顧曉穎（同為留美生）前來探望，得知丈夫死訊，痛哭一陣。後要求去丈夫的墳墓祭拜。才發現屍體早已被活人割肉吃掉，空餘那顆肉少的頭顱。當時當地，飢餓之狀，可見一斑。真是慘絕人寰！

特錄以聞。

 

 

本書參考書目

《三十萬言書》胡風着　湖北人民出版社

《我的父親胡風》曉風、曉山、曉谷合着　春風文藝出版社

《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戴煌着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文化大革命名人之思》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名人之獄》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名人之死》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我所親歷的政治運動》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五七右派列傳》（一、二卷）申淵編着　五七學社出版公司

《往事並不如煙》章詒和着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年的夏季》朱正着　河南人民出版社

《禪機：苦難的祭壇》胡平着　廣東旅遊出版社

《夾邊溝慘案訪談錄》趙旭着　黑色文庫第23集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李志綏着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反叛的御醫》　開放雜誌社編　新世紀出版社

《千秋功罪毛澤東》辛子陵着　書作坊出版

《50年後重評‘反右’》丁抒主編　田園書屋出版

《“陽謀”下的北師大之難》（上、下兩冊）　真相出版社

《北大精神五七綻放》　五七學社出版公司

《炎黃春秋》（北京出版）月刊

《隨筆》（廣州出版）雙月刊

《往事微痕》（民辦刊物、北京出版）月刊

《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文革死亡檔案（1967—1968年）楊英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