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为了生存，必须抓住每一次挣扎的机会。柳州的局面果然如造反派所期盼，当各地联指在区革筹、军区指挥下大肆屠杀的时候，全广西只有柳州没有发 生。因为农民不敢进城，而且联指不敢过江。等他们在军队的保护下过江时，柳州、柳铁造反派五个头（白鉴平、廖伟然、王反修、李振岭、钱文军）全部在北京被 关押，住进功德林去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周恩来命令野战军开进柳州，接管柳州铁路局。这些野战部队完全不像韦国清控制的广西军区那样，至少显示了 比较公正的立场。当然啰，这不是为了照顾造反派，而是为了照顾援越铁路畅通。
   
   拼死抗争的"柳州经验" ，对于今天的民运仍有借鉴之效。无疑，它是射向无边黑夜的响箭，四十五年前柳州造反民众敢于向专制政权叫板亮剑“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概，以及“反迫害、 谋平反、争人权、求生存”的诉求，不应掩埋在茫茫的历史尘埃之中。当专制镇压的屠刀已高高举起，是引颈就戮地默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七字真经，跪求 政府“改良”，还是象当年柳州草根造反民众拼死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
   
   文革中的造反民众反抗运动虽被镇压，但它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共产党绝对权威的式微、共产党神圣光环的暗淡正始于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故此共产党 对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深恶痛绝。四十几年来不遗余力地诬蔑它、抹黑它、把它妖魔化。同时，共产党把当今维权斗争、民主斗争都扣上搞文革动乱的帽子。故 此，当今我们为文革时期的造反民众反抗运动正名除了有框正历史的意义外，还有为当今维权斗争、民主斗争取得正义性的作用。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因“官逼民”、“官轻民”、“官贱民”而导致的大规模群体性恶性事件，使执政者不得不正视“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句古训。一万八千贪官外逃，卷走八千亿财富，百万计的裸官已经作好了随时闪的准备。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激烈的官民矛盾，说明了中共已经到了穷途末 路，还是恩格斯说的对：“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 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2011年岁末，广东发生了陆丰乌坎民众维权抗暴的大事件，乌坎过万村民，用砖头、木棍击退上千警察，村民的行动迫使该村最后一名官员在12月12 日逃离，写下中共建政以来，地方首度完全脱离当局掌控的纪录。尤其是他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是维权运动的过去所缺乏的。从中可看到当年柳州造反民 众拼死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相似精神。但不要因为当局在乌坎的暂时退让，就此认为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中共放了“乌坎”一马，却因土地纠纷问题于12月24日凌晨四点多（人们正熟睡之际），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县穿山镇新兴屯村突放照明弹，调集三千余军 警尤如日军悄悄进村，闯进农户家就大喊：跪下，并抓捕30多人；同时利用西方圣诞节之际，异议人士西南二陈（四川陈卫、贵州陈西）被判重刑；却得了便宜还 卖乖地抛出韩寒三论！
   
   柳州、柳铁造反派五个领袖：白鉴平、廖伟然、王反修、李振岭、钱文军，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眼中不足道的“小人物”。是的，他们本来就“人微言轻”，更 不要説还正被强大的专政机器所施加的遏制力所粗暴压制，但正是這些小人物看似微不足道的一言一行，正是他们孤立乏援中的固执坚持，绝地反击，正是他们在血 雨腥风中勇敢迈出武装反抗暴政第一步后的孤身而行，正是滄海一粟般的他们在大时代浪奔浪湧中的不甘沉沦，让我们从未如此理智、从未如此清晰地看清这真正的 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四十五年过去，回望首，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今安在？独领风骚的政坛领袖们今安在？近半个世 纪的岁月流水淘去无数风云豪杰，而这些“小人物”悲剧英雄的身影却以从没有过的真实在我们的视野中越来越具体。柳州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精神却依然鲜灵灵地 活着，时代意义，愈久弥新。
   
   韦国清到底杀了多少人？
   
   广西造反派的反抗运动经历了反迫害、遭抛弃、被屠戮的过程。十五万造反民众和无辜的“黑五类”惨遭中共当局的无情镇压（官方结论八万九千多。十五万是根据八十年代任中顾委副主任的严佑民先生取各种统计数字作折中估计）。
   
   1983年，中共中央派以周一峰为组长，毛铎、王浩为副组长率领40人来广西，帮助经过重大调整的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简称“处遗”） 查明，韦国清在“文革”中制造全区性的冤假错案的有：“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清查五·一六”、“清查地下党”、 “批资批修总体战”等。制造冤假错案的目的是为杀人找借口，其中，以“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和《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杀人最多，最为惨烈。
   
   韦国清到底杀了多少人？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中共官场，效益数字均是水涨船高，甚至“放卫星”作假。大跃进如此，追求GDP政绩的今天亦然；而牵涉屠杀数字，则是避重就 轻，不断缩水，官方版本，前后矛盾。中国有句老话：谎话说不圆，行家们的经验之谈是谎话的内容越丰富，细节越多，漏洞、自身矛盾也越多。
   
   历史正被人有意的掩埋，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一切确如昆德拉所说――万劫不复了，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有人说胜者为王败者贼。(然而历史的波涛，时间的潮水，同样能够冲掉历史真相上面的污泥和沙尘。将真实的历史展现在天地之间。
   
   广西文革是个重灾区，在1992年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中承认：文革非正常死亡大约83，000人。但是在1987年1月21日广西清 查小组负责人韦纯束在区党委工作会议上所做的提名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十个月工作初步小结”的讲话中承认，刚开始的调查就证实死了“八万六千多人”。
   
   据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记载，1968年5月11日，广西各地、市、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联指”掌握了政权，不少 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截至到5月11日止，全广西惨遭杀害的“四.二二”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以及 “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共18000多人。（2）据文革后不完全统计，中央颁布“七.三”布告”后仅1968年7月至8月短短一个月内，广西 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八万四千多人。官方调查的数据：广西文革被屠杀总数为18000+84000=102000多人。十万零两千人。（3）
   
   这些死难者95%以上是韦国清担任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简称“革筹”）以后杀的，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所谓“失踪”等未计算在内。
   
   而单单是韦国清动用军队及广西“联指”武装制造的南宁屠城的“四二二”惨案，死亡人数就达十万一千多人。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130多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5间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广西“联指”抢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 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上就被抢掠。4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22起，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报失踪33115人。周 恩来总理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3人被枪杀。据说，韦国清南宁屠城是文革中死伤最严重的。
   
   “处遗”时，广西“处遗”办公室负责人去北京找韦国清。韦问：广西“文革”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答：8万9千人；公安部门统计是30多万。 问：都是些地、富、反、坏、右吧？答：地富反坏右只有1万6千多人。韦国清叹一口气，不再谈下去了。他把被他们杀害的人叫做所谓的“非正常死亡”。韦国清 叹气是叹杀多了，还是杀得不够，对于城府甚深的壮王韦国清，笔者不敢忘自猜测。地富反坏右有全家杀绝的。
   
   1983年1月张雄飞（文革大名鼎鼎的桂林“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主角）平反回桂林时，桂林造反民众游行举的标语牌有两句口号：广西在文革中死难的 六十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六十万”，是民间传闻的数字。其实加上大跃进广西饿死的人数，“六十万”于韦国清当之无愧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广西在“大跃进”中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 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4）（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
   
   图1：广西在文革中死难的六十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
   
   但这都不是真实的数据！1960年，据官方人口资料，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副增长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5）
   
   当时，连驻桂部队也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１９６０年５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发了一个 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去秘密调查。邱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 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6）
   
   这几个数字是权威的：有人根据区民政厅“死者家属补贴”和公安厅“非正常死亡”的统计评估为20万人； 1983年“处遗”后官方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是8万9千多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1983年率整党巡视组来广西视察后说：“有人说广西 杀了20万人，‘处遗’得出的数字是8万多，我走了21个县，认为取两方面的中间数15万比较真实。”
   
   广西全省76个县市，严佑民才走了21个县，就得出15万的死亡数字，如深入调查走完广西全省76个县市，韦国清的屠杀数字岂不翻番？！
   
   集体屠杀和国家机器的责任
   
   广西文革集体屠杀大致分为三类：（1）针对“四类分子”的政治歧视性的屠杀；（2）政治迫害型屠杀。不同于针对“四类分子”的杀戮，政治迫害型屠杀 中的受害人的身份是在政治运动里新罗织的罪名，如他们被控参与所谓的阴谋集团，如“反革命集团”和“反共救国团”；（3）被俘人员的集体处决。这些受害人 在派系武斗之后被解除了武装，已经不再是武装的战斗人员。这种杀戮发生在“联指”围剿打败“4.22”之时。


   
   “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
   
   1983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在“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总方针下，成了走过场的运动，比如全自治区被杀害的人（战场上被打死 的“422”及“桂林老多”不计在内），哪止八万九千多？但是“处遗”时，全广西只判处了“联指”杀人凶手们10人的死刑。这样，当时很多有血债的“三种 人”，都在韦国清的亲信乔晓光（广西区党委书记）的巧妙掩护下，滑过去了！
   
   比如：1986年夏，作家郑义第一次到广西调查“人吃人事件”.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上午，郑义与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员会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王冠玉见 面。一提起广西文革，王冠玉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从桌上拿起一分材料，重重地一摔，说某县人武部长亲自指挥，策划杀害了大量无辜群众，被判死刑缓期执 行。现在下面送来材料，称是定案时的根据是杀害了五十余人，现落实下来只有二十六人，要求重新量刑，王冠玉简直哭笑不得：“中央一再强调，历史问题宜宽不 宜严，宜粗不宜细， 广西文革遗案，本来已经是该杀的没杀，该判的没判，简直是宽大到了无边了，但你越宽，他们越觉得冤枉！全区文革期间被杀害的无辜群众九万（注：此数一般认 为十分保守，实际数字可能大大超过），只判了十个死刑！就算他杀害五十余人不确，杀二十六个人才判他个死缓还要喊冤！天下有这样的事吗？ 笑话！（7）
   
   “杀戮之惨，历史罕见”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对此概括：“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全区的杀人凶手，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 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 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8）
   
   仅举两例：
   
   黄鸣皋被活体爆炸碎尸案。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上午，“柳州钢铁厂革委会”，为在六月份武斗中被打死的蒙志恒、谭尚才开追悼会。追悼会由“厂革委” 第一副主任谭锐主持，“革委会”委员吴美江、张盛坤分别讲话。“柳州联指”群众约一万人参加了追悼会。会后，为死者送葬，在欧阳岭即将下葬时，放枪鸣炮， 主要决策者、策划者刘目忠（柳州“联指”常委、柳钢厂革委会副主任）把“造反大军”观点的本厂群众黄鸣皋用炸药包绑在身上引爆，作为陪葬，并将黄的尸体剖 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骇人听闻。（9）
   
   五个人头示众案。在富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悬挂着五个人头示众。
   
   死者分别是：毛明昭，男，24岁，富川县古城区人，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驾驶员；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岁，富川镇阳寿街人，生前是农民； 钟永芳，女，35岁，蒙山县文圩区人，中共党员。生前是富川县总工会秘书；黄　璋，男，25岁，苍梧县夏郢区人，生前是富川县苗圃工人；黄　琇，男，23 岁，是黄　璋的弟弟。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工人。
   
   他们五人在“文革”中都是群众组织“富川县‘4·22’造反大军”的骨干，毛明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六八年两派斗争激烈时，他们五人跑到平桂矿 务局去避难。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就这样，在同一根电杆上挂了五个人头，示众两晚一天，其景状之悲惨，令人目不忍睹。（10）
   
   1980年5、6月份，由原交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汉章，率领中央调查组来到桂林了解桂林文革的情况 (这是中央为了广西文革问题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 。
   
   这样调查组就详尽地了解了“广西其他地区的文革惨况，例如当听到造反派冤民宾光国汇报说：黄鼎在平桂矿务局工作的两个弟弟黄璋、黄琇，在文革中被富 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并把两个人头丢进关押他母亲的牢房中去的惨状，富川“联指”还丧心病狂地勒令他母亲一手抱着一个儿子的头颅游街时，刘 汉章吃惊激动得跳起来，叫宾光国“马上叫黄鼎来!马上叫黄鼎来!”（11）
   
   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都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团骨干组成的保皇派“联指”所为，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 动，则可视为国家机器的行为。如果说毛泽东牺牲造反派，韦国清屠杀广西“4.22”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的话，那么广西“联指” 的上述野蛮暴行，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革绞肉机的轰然启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接触一些历次政治运动被整得灰头土脸的造反派头头，走访了无数原广西“4.22”的造反民众。尤其是看到一些八十年代中后期 广西整党办的文革内部机密档案，耸人听闻的文革吃人惨剧史料，白纸黑字记载韦国清屠杀十多万广西造反派民众和无辜的“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史实，并非两派 （广西“四.二二”和广西“联指”）武斗，而都是在广西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广西当局以韦国清为首，利用“反共救国团”、贯彻“七三布告”等冤案， 搞的“阶级大屠杀”。
   
   再加上我独特的卡车司机、记者的经历，八十年代初，我已是柳州汽运公司一名卡车司机，使我误打误撞地踏上遍访广西民间、调查广西文革大屠杀的荆棘之 途。而长途司机的工作便利，八十年代初、中期在广西，我实地走访了当年发生文革大屠杀的城市、地区和县份：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宾阳、容县、武 宣、柳江、融安、武鸣、凤山、钦州、玉林、河池、百色……足迹遍及全广西七十六个县市及地区。
   
   八十年代中期，在柳州还采访了刚出狱的柳州造反派领袖廖伟然，获取大量第一手广西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鲜活资料。后遇高人点拨，才得以窥见那见不得光、血淋淋历史的中共文革密档广西各地的《文革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