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為了生存，必須抓住每一次掙扎的機會。柳州的局面果然如造反派所期盼，當各地聯指在區革籌、軍區指揮下大肆屠殺的時候，全廣西只有柳州沒有發 生。因為農民不敢進城，而且聯指不敢過江。等他們在軍隊的保護下過江時，柳州、柳鐵造反派五個頭（白鑒平、廖偉然、王反修、李振嶺、錢文軍）全部在北京被 關押，住進功德林去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周恩來命令野戰軍開進柳州，接管柳州鐵路局。這些野戰部隊完全不像韋國清控制的廣西軍區那樣，至少顯示了 比較公正的立場。當然囉，這不是為了照顧造反派，而是為了照顧援越鐵路暢通。
   
   拼死抗爭的"柳州經驗" ，對於今天的民運仍有借鑑之效。無疑，它是射向無邊黑夜的響箭，四十五年前柳州造反民眾敢於向專制政權叫板亮劍“不自由，毋寧死”的氣概，以及“反迫害、 謀平反、爭人權、求生存”的訴求，不應掩埋在茫茫的歷史塵埃之中。當專制鎮壓的屠刀已高高舉起，是引頸就戮地默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七字真經，跪求 政府“改良”，還是象當年柳州草根造反民眾拼死一搏，置之死地而後生？
   
   文革中的造反民眾反抗運動雖被鎮壓，但它的作用是不可抹殺的。共產黨絕對權威的式微、共產黨神聖光環的暗淡正始於文革造反民眾反抗運動。故此共產黨 對文革造反民眾反抗運動深惡痛絕。四十幾年來不遺餘力地誣衊它、抹黑它、把它妖魔化。同時，共產黨把當今維權鬥爭、民主鬥爭都扣上搞文革動亂的帽子。故 此，當今我們為文革時期的造反民眾反抗運動正名除了有框正歷史的意義外，還有為當今維權鬥爭、民主鬥爭取得正義性的作用。
   
   近幾年來，一些地方發生的因“官逼民”、“官輕民”、“官賤民”而導致的大規模群體性惡性事件，使執政者不得不正視“民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這句古訓。一萬八千貪官外逃，捲走八千億財富，百萬計的裸官已經作好了隨時閃的準備。每年十幾萬起的群體事件，激烈的官民矛盾，說明了中共已經到了窮途末 路，還是恩格斯說的對：“老的政黨註定要滅亡，老的套語變得沒有意義了，老的口號已被推翻，老的萬應靈藥已經失效了。各個階級的有思想的人，開始看到必須 開闢一條新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2011年歲末，廣東發生了陸豐烏坎民眾維權抗暴的大事件，烏坎過萬村民，用磚頭、木棍擊退上千警察，村民的行動迫使該村最後一名官員在12月12 日逃離，寫下中共建政以來，地方首度完全脫離當局掌控的紀錄。尤其是他們團結一心，眾志成城的精神，是維權運動的過去所缺乏的。從中可看到當年柳州造反民 眾拼死一搏，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相似精神。但不要因為當局在烏坎的暫時退讓，就此認為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中共放了“烏坎”一馬，卻因土地糾紛問題於12月24日凌晨四點多（人們正熟睡之際），在廣西柳州市柳江縣穿山鎮新興屯村突放照明彈，調集三千餘軍 警尤如日軍悄悄進村，闖進農戶家就大喊：跪下，並抓捕30多人；同時利用西方聖誕節之際，異議人士西南二陳（四川陳衛、貴州陳西）被判重刑；卻得了便宜還 賣乖地拋出韓寒三論！
   
   柳州、柳鐵造反派五個領袖：白鑒平、廖偉然、王反修、李振嶺、錢文軍，是這個時代很多人眼中不足道的“小人物”。是的，他們本來就“人微言輕”，更 不要説還正被強大的專政機器所施加的遏制力所粗暴壓制，但正是這些小人物看似微不足道的一言一行，正是他們孤立乏援中的固執堅持，絕地反擊，正是他們在血 雨腥風中勇敢邁出武裝反抗暴政第一步後的孤身而行，正是滄海一粟般的他們在大時代浪奔浪湧中的不甘沉淪，讓我們從未如此理智、從未如此清晰地看清這真正的 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四十五年過去，回望首，當年叱咤風雲的“五大紅衛兵造反派領袖”今安在？獨領風騷的政壇領袖們今安在？近半個世 紀的歲月流水淘去無數風雲豪傑，而這些“小人物”悲劇英雄的身影卻以從沒有過的真實在我們的視野中越來越具體。柳州造反民眾反抗運動的精神卻依然鮮靈靈地 活着，時代意義，愈久彌新。
   
   韋國清到底殺了多少人？
   
   廣西造反派的反抗運動經歷了反迫害、遭拋棄、被屠戮的過程。十五萬造反民眾和無辜的“黑五類”慘遭中共當局的無情鎮壓（官方結論八萬九千多。十五萬是根據八十年代任中顧委副主任的嚴佑民先生取各種統計數字作折中估計）。
   
   1983年，中共中央派以周一峰為組長，毛鐸、王浩為副組長率領40人來廣西，幫助經過重大調整的廣西區黨委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簡稱“處遺”） 查明，韋國清在“文革”中製造全區性的冤假錯案的有：“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級颱風”、“清查五·一六”、“清查地下黨”、 “批資批修總體戰”等。製造冤假錯案的目的是為殺人找藉口，其中，以“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和《七三布告》“刮十二級颱風”殺人最多，最為慘烈。
   
   韋國清到底殺了多少人？
   
   官出數字，數字出官。中共官場，效益數字均是水漲船高，甚至“放衛星”作假。大躍進如此，追求GDP政績的今天亦然；而牽涉屠殺數字，則是避重就 輕，不斷縮水，官方版本，前後矛盾。中國有句老話：謊話說不圓，行家們的經驗之談是謊話的內容越豐富，細節越多，漏洞、自身矛盾也越多。
   
   歷史正被人有意的掩埋，當所有驚心動魄的往事都焚毀於心爐之後，一切確如昆德拉所說――萬劫不復了，仿佛從未發生過一樣。
   
   有人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有人說勝者為王敗者賊。(然而歷史的波濤，時間的潮水，同樣能夠衝掉歷史真相上面的污泥和沙塵。將真實的歷史展現在天地之間。
   
   廣西文革是個重災區，在1992年公開出版的《當代中國的廣西》一書中承認：文革非正常死亡大約83，000人。但是在1987年1月21日廣西清 查小組負責人韋純束在區黨委工作會議上所做的提名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十個月工作初步小結”的講話中承認，剛開始的調查就證實死了“八萬六千多人”。
   
   據官方的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記載，1968年5月11日，廣西各地、市、縣成立革命委員會後，“聯指”掌握了政權，不少 地方颳起了亂殺人的歪風，截至到5月11日止，全廣西慘遭殺害的“四.二二”的幹部、群眾和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共救國團”以及 “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共18000多人。（2）據文革後不完全統計，中央頒布“七.三”布告”後僅1968年7月至8月短短一個月內，廣西 共殺害和迫害致死八萬四千多人。官方調查的數據：廣西文革被屠殺總數為18000+84000=102000多人。十萬零兩千人。（3）
   
   這些死難者95%以上是韋國清擔任廣西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負責人（簡稱“革籌”）以後殺的，有名有姓有時間有地點。所謂“失蹤”等未計算在內。
   
   而單單是韋國清動用軍隊及廣西“聯指”武裝製造的南寧屠城的“四二二”慘案，死亡人數就達十萬一千多人。
   1968年4月－7月，廣西南寧地區兩派群眾組織130多萬人參與武鬥和自衛反擊，軍區5間武器庫的槍支彈藥被廣西“聯指”搶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 抗美戰爭的武器在鐵路線上就被搶掠。4個月時間，發生規模性武鬥22起，有175000多人傷亡，其中死亡人數101000多人，報失蹤33115人。周 恩來總理派去的調查組中，也有3人被槍殺。據說，韋國清南寧屠城是文革中死傷最嚴重的。
   
   “處遺”時，廣西“處遺”辦公室負責人去北京找韋國清。韋問：廣西“文革”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答：8萬9千人；公安部門統計是30多萬。 問：都是些地、富、反、壞、右吧？答：地富反壞右只有1萬6千多人。韋國清嘆一口氣，不再談下去了。他把被他們殺害的人叫做所謂的“非正常死亡”。韋國清 嘆氣是嘆殺多了，還是殺得不夠，對於城府甚深的壯王韋國清，筆者不敢忘自猜測。地富反壞右有全家殺絕的。
   
   1983年1月張雄飛（文革大名鼎鼎的桂林“張雄飛反革命集團”案主角）平反回桂林時，桂林造反民眾遊行舉的標語牌有兩句口號：廣西在文革中死難的 六十萬男女老少屍骨未寒！韋國清一身是血！“六十萬”，是民間傳聞的數字。其實加上大躍進廣西餓死的人數，“六十萬”於韋國清當之無愧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廣西在“大躍進”中共死了多少人？據一九六七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發表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是三十多萬， 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4）（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
   
   圖1：廣西在文革中死難的六十萬男女老少屍骨未寒！韋國清一身是血！
   
   但這都不是真實的數據！1960年，據官方人口資料，廣西是全國12個人口副增長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過20‰的縣市有72個，環江縣的死亡率為131.66‰。三年期間整個廣西非正常死亡，為93.1萬人。（5）
   
   當時，連駐桂部隊也吃不飽，地方挨餓的現象更嚴重。周恩來讓邱會作（總後勤部部長）參與過幾件救災的事。１９６０年５月，廣西橫縣駐軍給邱發了一個 電報，稱政府機關因飢餓不能工作了，要求借軍糧。周恩來讓邱去秘密調查。邱到橫縣一看，縣委書記躺到床上起不來了，有氣無力，作揖流淚，伸出四個手指，意 思是四五天沒吃飯了。原來這個縣為了保“衛星縣”的名譽，斷糧也不敢報災情，已經餓死一千多人，每天還在死人。（6）
   
   這幾個數字是權威的：有人根據區民政廳“死者家屬補貼”和公安廳“非正常死亡”的統計評估為20萬人； 1983年“處遺”後官方統計的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是8萬9千多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嚴佑民，1983年率整黨巡視組來廣西視察後說：“有人說廣西 殺了20萬人，‘處遺’得出的數字是8萬多，我走了21個縣，認為取兩方面的中間數15萬比較真實。”
   
   廣西全省76個縣市，嚴佑民才走了21個縣，就得出15萬的死亡數字，如深入調查走完廣西全省76個縣市，韋國清的屠殺數字豈不翻番？！
   
   集體屠殺和國家機器的責任
   
   廣西文革集體屠殺大致分為三類：（1）針對“四類分子”的政治歧視性的屠殺；（2）政治迫害型屠殺。不同於針對“四類分子”的殺戮，政治迫害型屠殺 中的受害人的身份是在政治運動里新羅織的罪名，如他們被控參與所謂的陰謀集團，如“反革命集團”和“反共救國團”；（3）被俘人員的集體處決。這些受害人 在派系武鬥之後被解除了武裝，已經不再是武裝的戰鬥人員。這種殺戮發生在“聯指”圍剿打敗“4.22”之時。


   
   “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
   
   1983年廣西“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時，在“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的總方針下，成了走過場的運動，比如全自治區被殺害的人（戰場上被打死 的“422”及“桂林老多”不計在內），哪止八萬九千多？但是“處遺”時，全廣西只判處了“聯指”殺人兇手們10人的死刑。這樣，當時很多有血債的“三種 人”，都在韋國清的親信喬曉光（廣西區黨委書記）的巧妙掩護下，滑過去了！
   
   比如：1986年夏，作家鄭義第一次到廣西調查“人吃人事件”.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上午，鄭義與廣西自治區政法委員會主持工作的副書記王冠玉見 面。一提起廣西文革，王冠玉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他從桌上拿起一分材料，重重地一摔，說某縣人武部長親自指揮，策劃殺害了大量無辜群眾，被判死刑緩期執 行。現在下面送來材料，稱是定案時的根據是殺害了五十餘人，現落實下來只有二十六人，要求重新量刑，王冠玉簡直哭笑不得：“中央一再強調，歷史問題宜寬不 宜嚴，宜粗不宜細， 廣西文革遺案，本來已經是該殺的沒殺，該判的沒判，簡直是寬大到了無邊了，但你越寬，他們越覺得冤枉！全區文革期間被殺害的無辜群眾九萬（註：此數一般認 為十分保守，實際數字可能大大超過），只判了十個死刑！就算他殺害五十餘人不確，殺二十六個人才判他個死緩還要喊冤！天下有這樣的事嗎？ 笑話！（7）
   
   “殺戮之慘，歷史罕見”
   
   官方的內部機密文件對此概括：“殺人之多，全國之冠；殺戮之慘，歷史罕見”。全區的殺人兇手，殺人手段殘忍至極，成批殺人到處有之，成批敲死有之， 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擲下礦井有之，成批丟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頭示眾有之，吊割陰莖有之，先奸後殺有之，殺夫奸 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廣西大地，腥風血雨，冤案如山，悲慘狀況，史無前例。”（8）
   
   僅舉兩例：
   
   黃鳴皋被活體爆炸碎屍案。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上午，“柳州鋼鐵廠革委會”，為在六月份武鬥中被打死的蒙志恆、譚尚才開追悼會。追悼會由“廠革委” 第一副主任譚銳主持，“革委會”委員吳美江、張盛坤分別講話。“柳州聯指”群眾約一萬人參加了追悼會。會後，為死者送葬，在歐陽嶺即將下葬時，放槍鳴炮， 主要決策者、策劃者劉目忠（柳州“聯指”常委、柳鋼廠革委會副主任）把“造反大軍”觀點的本廠群眾黃鳴皋用炸藥包綁在身上引爆，作為陪葬，並將黃的屍體剖 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駭人聽聞。（9）
   
   五個人頭示眾案。在富川，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大概不會忘記，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在紅星台前的電線杆上，懸掛着五個人頭示眾。
   
   死者分別是：毛明昭，男，24歲，富川縣古城區人，生前是富川縣拖拉機站駕駛員；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歲，富川鎮陽壽街人，生前是農民； 鍾永芳，女，35歲，蒙山縣文圩區人，中共黨員。生前是富川縣總工會秘書；黃　璋，男，25歲，蒼梧縣夏郢區人，生前是富川縣苗圃工人；黃　琇，男，23 歲，是黃　璋的弟弟。生前是富川縣拖拉機站工人。
   
   他們五人在“文革”中都是群眾組織“富川縣‘4·22’造反大軍”的骨幹，毛明昭是主要負責人之一，一九六八年兩派鬥爭激烈時，他們五人跑到平桂礦 務局去避難。被富川縣“聯指”派殺害後砍下人頭示眾，就這樣，在同一根電杆上掛了五個人頭，示眾兩晚一天，其景狀之悲慘，令人目不忍睹。（10）
   
   1980年5、6月份，由原交通部副部長、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劉漢章，率領中央調查組來到桂林了解桂林文革的情況 (這是中央為了廣西文革問題派出的第一個工作組) 。
   
   這樣調查組就詳盡地了解了“廣西其他地區的文革慘況，例如當聽到造反派冤民賓光國匯報說：黃鼎在平桂礦務局工作的兩個弟弟黃璋、黃琇，在文革中被富 川縣“聯指”派殺害後砍下人頭示眾，並把兩個人頭丟進關押他母親的牢房中去的慘狀，富川“聯指”還喪心病狂地勒令他母親一手抱着一個兒子的頭顱遊街時，劉 漢章吃驚激動得跳起來，叫賓光國“馬上叫黃鼎來!馬上叫黃鼎來!”（11）
   
   濫施暴力，血腥殺戮的兇手大都是軍隊官兵、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團骨幹組成的保皇派“聯指”所為，這些人無疑是國家機器的代表，而他們的屠殺和暴力行 動，則可視為國家機器的行為。如果說毛澤東犧牲造反派，韋國清屠殺廣西“4.22”是為了造成一種發動文革絞肉機所必需的恐怖氣氛的話，那麼廣西“聯指” 的上述野蠻暴行，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這種恐怖氣氛，推動了文革絞肉機的轟然啟動。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筆者接觸一些歷次政治運動被整得灰頭土臉的造反派頭頭，走訪了無數原廣西“4.22”的造反民眾。尤其是看到一些八十年代中後期 廣西整黨辦的文革內部機密檔案，聳人聽聞的文革吃人慘劇史料，白紙黑字記載韋國清屠殺十多萬廣西造反派民眾和無辜的“黑五類”及其子女的史實，並非兩派 （廣西“四.二二”和廣西“聯指”）武鬥，而都是在廣西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後，廣西當局以韋國清為首，利用“反共救國團”、貫徹“七三布告”等冤案， 搞的“階級大屠殺”。
   
   再加上我獨特的卡車司機、記者的經歷，八十年代初，我已是柳州汽運公司一名卡車司機，使我誤打誤撞地踏上遍訪廣西民間、調查廣西文革大屠殺的荊棘之 途。而長途司機的工作便利，八十年代初、中期在廣西，我實地走訪了當年發生文革大屠殺的城市、地區和縣份：南寧、柳州、桂林、梧州、北海、賓陽、容縣、武 宣、柳江、融安、武鳴、鳳山、欽州、玉林、河池、百色……足跡遍及全廣西七十六個縣市及地區。
   
   八十年代中期，在柳州還採訪了剛出獄的柳州造反派領袖廖偉然，獲取大量第一手廣西造反民眾反抗運動的鮮活資料。後遇高人點撥，才得以窺見那見不得光、血淋淋歷史的中共文革密檔廣西各地的《文革大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