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一條世故變色龍(zt3)？

• 　　錢既給蔣介石英譯過《中國之命運》，又擔任過《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委員。

錢鍾書批判之六：口許桃源，志在終南 （淺談錢先生的“養譽”）

在《小聰明還是大智慧》一文中我曾提到錢先生的善於“養譽”，在此我們就着重討論一下錢先生善於“養譽” 的有關問題。所謂“養譽”，從字面理解就是鞠養護持自己的聲譽，它有兩個方向上的潛在含義，換而言之，也可以說有兩種實現的途徑：其一是“養正”，即修養正道；其二是“養望”，即矯飾招名。“養正”一詞出自《易~蒙》中的“蒙以養正”，意指以蒙昧隱默自養正道；而“養望”一詞則多次見於《晉書》，是當時人對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的士林末流的通謂。那麼錢先生的“養譽”究竟是屬於“養正”還是“養望”呢？這要從錢先生一向的行止進行判斷，而不能僅僅通過錢先生的言論判斷，否則恐怕就從根本上違背了孔子的“聽其言，觀其行” 的告誡。

錢先生關于謙退守拙的言論有很多，比如他曾贈詩給一位名叫舒展的後學：“凋疏親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謗增。”再比如接受彥火的訪談時，錢先生表示：“回憶，是最靠不住的，一個人在創作時的想象往往貧薄可憐，到回憶時，他的想象力常常豐富離奇得驚人。”在這段話的前面，錢先生還表示：“一個作家不是一隻狗，一隻狗拉了屎，撒了尿後，走回頭路時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的痕跡的地點聞一聞、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樣做。”凡此種種，均從各個側面表現了錢先生的淡薄名利的隱士氣，而且其中還夾雜一些對種種爭名奪利、自我標榜等陋風的書生氣的憤慨。僅從這些言語中，我們見到了一個栩栩如生的清高典雅、潔身自好、淡薄名利、勤於進取的錢鍾書先生。

但是錢先生的作為都是怎樣的呢？錢先生在世時，已有傳記行世，並且還有人在傳記中很不理智地譽之為“學界崑崙”，直接冒犯甚至違背了錢先生“落索身名”的主張，但錢先生這一次卻遠比追究盜版那次顯得大度，就象什麼也沒發生一樣坦然地接受了。並且，錢先生生前將《管錐編》、《談藝錄》等著述一再增補，難道錢先生對舊作的增補不是——借用錢先生的那個刻薄得有些出格的比喻——循着自己以前留下的痕跡邊聞邊嗅邊增補的嗎？至於自傳，錢先生倒是言出必踐地果真沒有寫，可偏偏《圍城》“火爆”不久，楊絳先生卻寫了《寫〈圍城〉的錢鍾書》一文，及時填補了這一空白，同時還特別輕易地將人引到“夫妻店兒”之類聯想上來。如果錢先生竟會斷言自己的生活伴侶筆下的自己與他所譏刺的自傳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麼恐怕錢先生不是在指鹿為馬，就是在掩耳盜鈴。

由此看來，至少在上面三個方向上，錢先生均完全沒有做到言行相符，而且是特別消極的意義上的言行不符。

遺憾的是，凡此種種均被據錢先生自己講與其初衷甚相背離的錢先生越來越大的名聲遮蔽了，以至於得了錢先生贈詩的舒展竟對“落索身名免謗增”信以為真並在以該句為題的署名文章中表示：“他（指錢先生）是我國最甘寂寞的大學者之一。”錢先生自己恐怕也在此方向上做了努力，以至於不接受《東方之子》的採訪，記者排照時將頭蒙住等等軼事象晚春的柳絮一樣漫天飛舞，遺憾的是為時太晚了，當時的錢先生已聲名鵲起，似這等舉措只能令錢先生特別“不情願”地在“落索身名”的相反方向上越走越遠。此時，我們回想一下《圍城》中對翰學愈、陸子瀟等人沽名釣譽、欺世盜名之種種伎倆的入木三分的刻劃，我們不難想象，以錢先生對人心的洞察力，絕不會不清楚自己的不接受《東方之子》的採訪，記者排照時將頭蒙住等行為勢必使自己走得離“落索身名”的境界越來越遠；我們其實也不難想象，最甘寂寞的錢先生既然知道自己的行為勢將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為什麼還不及時和光同塵，隨遇而安，反倒堅持以近乎粗魯的強硬姿態堅持特立獨行，特別絕望地使自己的聲名越來越大。但錢先生已辭世一載，在先生身後，我們又能說什麼呢？我們只能說，錢先生一生的“養譽”可概括為八個字：口許桃源，志在終南。

所謂“口許桃源，志在終南”其實是自陶潛以來的一種相當普遍現象。桃源作為陶潛對世外的真誠深切之嚮往的寄託，是真超俗、真隱逸的象徵，它是建立在對自然的摯愛之上的，而非建立在對俗世的厭惡之上的，當然也就更不是建立在對俗世的嚮往與躁競的隱晦而巧妙的寄託之上的，它代表着“養正”一脈的傳統；而終南山，則是唐代盧藏用避世隱居，沽養高名之地，並且這避世隱居，沽養高名是直接以日後的徵辟台閣，尊名崇位為目的的，正因為此，盧藏用的隱居當時即被司馬承禎刺為“終南捷徑”，並由此成為 “養望”的另一個代名詞。陶潛身後，想象其高致，追慕其遺風，爭相仿效者前仆後繼，但大多對陶潛生前的際遇心存忌憚，因此只好在嘴上大大的推許桃源，（其實盧藏用自己也是傾向於把終南山說成桃源的）而心中卻念念不忘何時得踐終南捷徑得脫貧寂，顯耀聲名，這在一個很低的層次上恐怕也可以名為“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吧”？

當然，我們不能苛責錢先生以“養望”的方式“養譽”，我們也沒有必要苛責錢先生志在終南卻偏偏要口許桃源的口是心非，一介書生，天付聰明，百無一用，名利心重，我們不妨設身處地地想象，如果換了我們。又能怎麼樣呢？

錢鍾書批判之七：飛揚跋扈為“錢”雄? (淺談錢先生的狂)

“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是杜甫對李白的善意勸告，同時也是對李白其人的真實寫照。“為誰雄”一問秉心質樸、寄意委婉，並且直指“狂”的關鍵所在——狂的前提與方向。我們通常所謂的“狂”是指“縱情任性或放蕩驕恣的態度”，因此雖然其表現萬殊，但根本上講狂是一種特別自我的狀態，其共同的前提便是自我中心，唯其如此，狂者很難具備自我克制的能力而使自己不淪入傲慢的淵藪，熊十力先生是近現代的狂勇之士，猶有“流於我慢而不自知”之嫌。正因為此，孔子才取狂之際，復界以狷，以“有所不為”限制“進取”的有可能的濫觴，“有所不為”的狷就是自我中心的最良好的解毒劑之一——自我克制。當然，傲慢只是真誠的狂者的流弊，因此“狷”也只能成為真誠的狂者的自我中心的解毒劑，對於那種更大程度上把狂當作一種性格點綴的人而言，我們倒正可以從他的“不為”中洞見他的“狂”的本質。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錢鍾書先生的“狂”。

錢先生的狂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兩件事。其一是他在清華畢業之際，譽他為“人中之龍”的吳宓先生曾挽留他繼續在校深造，據後來的傳記作者講，當時錢先生表示全國之內沒有人配做“錢某人”的老師，並為此毅然遊學海外；其二是前些年適逢錢先生誕辰，錢先生的一個學生寫文章慶賀老師壽辰，文中提到錢先生不為重金所動拒絕了赴英國講學的邀請，當時錢先生表示那些英國人不配做“錢某人”的學生。這兩組文字行世之時錢先生尚在人世，且正在堅持《管錐編》後半部分的著述，因此應該是可以看到這兩組文字的，既然錢先生未予反駁，我們至少可以大體上斷定這兩件事是真實的。並且由於這兩件是一出自早年，一出自晚年，因此也恰可成為錢先生的“狂”在一個動態過程中的完滿寫照。

錢先生早年橫掃清華圖書館，被譽為年輕一輩的“人中之龍”，加之少年人恃才傲物，認為全國之內沒有人配做“錢某人”的老師實在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錢先生年逾古稀，功成名就，海內宗仰，聲聞異域，自己已成了權威宗師，卻又轉而認為有人不配做“錢某人”的學生，恐怕就有些不倫不類了。從孔子的“有教無類”的意義上講，任何人也不配認為別人不配做他的學生，特別是那種聽講學的而非耳提面命的學生，因為講學畢竟不是武林高手收徒弟，文化傳播也沒有武林高手之間那撕扯不脫的狹隘的門戶觀念。如果說錢先生早年的“沒有人配做‘錢某人’的老師”的狂言只是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反權威意識；（別說當時國內比錢先生高明者大有人在，即便錢先生已獨領風騷，海內一人，但聞道先後，術業專功，恐怕放言無人配為老師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吧？）那麼錢先生晚年的“有人不配做‘錢某人’的學生”卻充分說明了錢先生因缺乏最基本的情懷的蒼白冷漠而突現出的最具破壞性的傲慢。

那麼錢先生的傲慢是否是“狂”而不“狷”的躁進所致呢？事實恐怕令人遺憾地並非如此，至少我們有證據表明，錢先生的“狂”並非恣意胡為，不知謙退。錢先生在《宋詩選注》的港版前言的末尾寫道：“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象在兩個登子的間隙里坐了個落空，……我個人的學識和偏狹也產生了許多過錯，都不能歸咎於那時候意識形態的嚴峻戒律，……”言外之意，似乎《宋詩選注》的不盡如人意與錢先生自己的一屁股坐空總是或多或少與當時的時勢有關。但是楊絳先生在《寫〈圍城〉的錢鍾書》中寫道：“一九五七年春，‘大鳴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詩選注》剛脫稿，……”也就是說，錢先生一再強調的“大氣壓”竟是大鳴大放、百花齊放時期，是知識分子暢所欲言、勵精圖治的“早春”季節，從氣候上看並不存在必須讓錢先生坐到凳子間隙間的外在壓力。

這種時間上的細微的但卻至關重要的出入正可使我們對錢先生的“狂”有個較為清醒理智的認識。如果錢先生的《宋詩選注》脫稿於六七年，那麼他的坐空我們可以理解為身不由己；如果錢先生的《宋詩選注》脫稿於七七年，那麼他的坐空我們可以理解為心有餘悸；如果錢先生的《宋詩選注》脫稿於八七年，那麼他的坐空我們可以理解為力不從心。可錢先生的坐空恰恰是在全國上下的知識分子均以飽滿的熱情各抒己見的五七年初，對此，既然我們不能說錢先生心機深邃，狡猾異常，在繁榮的熱情中發現時運的危機而堅持未卜先知地“識時務、守規矩”，那麼我們就只能認為錢先生的性情如此。但無論是見機頗早還是性情如此，恐怕與狂者之氣都是從根本上相悖相左的吧？！熊十力先生臨終之際（1968年）曾向天哭號：“國學亡了！”才是那個特定時代一個狂者“不識時務”的心聲，恐怕從意願上看，熊十力先生未必不願意象錢先生那樣“識時務”，而是同樣由於性情如此吧？

坦率地講，正是由於錢先生性情上習慣於坐在凳子間隙，因而錢先生的“狂”便失去了真誠的支撐而成為性格點綴，於是，錢先生既沒有老師也不要學生的“飛揚跋扈”恐怕也就只是為“錢某人”自己而雄了。

錢鍾書批判之八：為了忘卻的批判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斷言：“我們的時代在特別程度上是一個批判的時代，一切都必須受到批判。……只有受得起自由和公開的考察與考驗的東西，理性才給以真誠的尊敬。”在前文中，我們對錢鍾書先生展開了系統的批判，或者更客觀地說是對錢先生的“自由和公開的考察與考驗”，結論是：錢先生很難得到理性的真誠的尊敬。現在，當我們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的認識惰性之後，我們終於可以嘗試着對錢先生落實更為理智、更為中肯的認識了吧？

儘管楊絳先生在文字中一再着力刻劃錢鍾書先生的“痴”，但錢先生的確相當聰明，我們在此前上萬字的批判中，歸根結底我們的落腳點就是錢先生的聰明。說到錢先生的聰明，錢先生自己的一段文字最說明問題，在《讀伊索寓言》一文中，錢先生有這樣一段話：“蝙蝠碰見鳥就充作鳥，碰見獸就充作獸。人比蝙蝠就聰明多了。他會把蝙蝠的方法反過來施用：在鳥類里偏要充獸，表示腳踏實地；在獸類里偏要充鳥，表示高超出世。”僅就“聰明”這一角度來看，錢先生的這段文字幾乎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錢先生不正是向讀國學的人講外語，再向說外語的人談國學，在小說家中是“博大精深”的學者，在學者當中又是妙喻層出的小說家，忽而腳踏實地，忽而高超出世。在這一起一伏，一出一進之間，錢先生獨特的“熱潮”便蔚然而興了。

錢先生的聰明並非是自作聰明，但坦率地講，錢先生的聰明由於其頑固的自我狀況而永遠地告別了智慧、勇氣等更為優秀的東西。無論如何，錢先生在學術氣氛比較寬鬆的五七年春在《宋詩選注》中完全自主地在兩個凳子的間隙里坐了個落空，事後又企圖暗示凡此種種或多或少與當時的時勢有關，這件事現在看來應該算是錢先生人格上的恥辱。我們不妨追想一下錢先生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的《中國文學史》，在白話文已風起雲湧的時代，錢老先生敢于堅持自己的主張，在書中對白話作家一字不提，雖所守非道，但這種敢于堅持自己的主張——歷史地看哪怕這主張是錯的——的勇氣不更使人欽佩嗎？儘管面對別人時錢先生可以用種種詼諧機智的比喻解嘲消窘，但面對他的父親錢老先生的執着的愚痴，錢先生的商人一樣的靈活與精明難道不正是對自己人格乃至於錢老先生遺風的一種誣衊嗎？孔子曾說：“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這可及與不可及之間，不正摹畫出父子二人人格、學格、品格，以及對學術、對人生、對自我的態度的迥異嗎？

恐怕也正是由於錢先生的聰明派生的活躍，錢先生很多時候顯得不是一個很嚴肅的人，至少是一個不夠嚴肅的人。從學術上講，將不相干的資料草率地羅列在一處、將良莠不齊的內容排列在一起均屬此類；從生活上講，楊絳先生在文字中給我們提供了相當詳實的資料，例如和自己女兒弄的一些頑童把戲等，其中最說明問題的還是錢先生幫自己家的貓與林徽因女士家的貓打架的事，據楊絳先生講：“鍾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裡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楊絳先生恐怕是把這件事作為錢先生的情趣公諸於世的，但我們看到的只是錢先生志趣的無聊以及由此表現出的精神狀況的蒼白。試想，那一時期應該是與錢先生“迫於”學術界的大氣壓而“不得不”在兩個凳子的間隙里坐了個落空相前後的時期，可錢先生在深受學術界大氣壓的“壓迫” 而不能一抒胸臆之餘，竟每天忙於幫貓打架，其專心致志的程度不象是消遣，恐怕我們只能名之為生活上的不嚴肅——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沒正形兒吧？只是我們無從知道，錢先生在著述治學之際，是否也會在聽到貓兒叫鬧之後，馬上放下寫了半句話的筆衝出去幫自己的貓打架。如果是這樣，那麼與貓相比錢先生把學術放到什麼位置上了呢？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錢先生何以就不能等被窩涼了再出去幫貓打架呢？

所有這一切，均是關於錢鍾書先生的神話的有力註腳，也是“錢鍾書熱”當中錢先生本人燦爛光環的盲點。這些盲點，公平地講，倒不能完全歸咎於錢先生，因為我們在《小聰明與大智慧》一文中已經談到，所謂的“錢鍾書熱”其實是人們的認識水平在某些關節點上的停滯，是由理智的休眠引發的偶像意識，它不但是對“自明” 的遮蔽，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不經他人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的蒙昧狀態，總而言之它是人之認識惰性萌生的幻覺與夢境。因此這些盲點絕不僅僅是錢先生的能動性造成的，它們還是一些“文化追星族”在主觀上將對錢先生的認識與主觀意願相連接的必然結果，這些盲點充分說明錢先生絲毫沒有得到理性的真誠的尊敬，反倒得到不少非理性的崇拜。如果我們現在的批判還有一個現實目的的話，那就是希望能藉此忘卻被崇拜的錢鍾書先生。

可是這漫長的批判終於可以結束時，我們將對此寄予怎樣的期望呢？平心而論，這樣的批判並非想揪起錢先生的紕漏不放，而是為了忘卻錢先生的紕漏以及對這些紕漏的遮蔽引發的幻覺與夢境，為了擺脫禁錮我們的蒙昧狀態，為了揭示“自明”。可面對歷史，我們的努力恐怕終將是徒勞的，因為任何努力也不可能象歷史自身的規律一樣強有力。如果錢先生註定將成為歷史上的巨人，那麼這次為了忘卻的批判就無非蟬噪蛙鳴，輕薄為文而已，不能損錢先生於萬一；如果錢先生註定要以他本來的面目在歷史上回歸自己的恰當位置，那麼即便沒有這樣一次為了忘卻的批判，歷史也將忘記所有它應該忘記的東西。面對歷史，具體人的批判顯得太脆弱了。

但我還是要把這批判進行下去，倒不是出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着，而的確只是想不惴淺見，鈎沉發微，僅以我鄉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