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學者的鬱悶

H是日本某國立研究機構的一位研究員。他讀研期間與中國留學生D女士相識，後戀愛結婚。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化和與岳父岳母溝通，他積極學習漢語，會話和閱讀能力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H原本有些親華情感,然而,十幾年前他去北京搞過為期一年的學術調研,這期間發生的事情卻徹底改變了他對中國的印象。什麼事呢?原來那一年正好趕上中華世紀壇落成,國內電視和報紙上頻繁出現相關報道,居然刺激了這位老兄。他發給親朋好友同事同學的賀年片裡傾泄了鬱悶和焦躁:“中華、中華，又是中華,沒完沒了啊!”

為什麼日本人對“中華”有如此強烈的牴觸情緒呢?其原因主要在於他們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認識:所有中國人都有“中華思想”。 所謂“中華思想”即我們所說的 “華夷觀念”。在綿綿幾千年的東亞文明史上，中國始終居於整個文明的領袖地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華夏文化一直是最先進文化的代表,並深刻地影響着周邊各族的文化和歷史發展進程。“華夷觀念”就是以中國先進的生產方式、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的人文思想來構築東亞國際秩序的觀念。“中華思想”在日本人看來是中國領導東亞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國人在文化上有自豪感和優越感的根源所在。所以,“中華”這個字眼一直令日本人耿耿於懷。

            室町幕府的臣服與豐臣秀吉的“征明”                 

同為中國的鄰邦,日本和朝鮮在對待華夷觀念上態度有着根本的差異。朝鮮始終如一地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甘心情願地接受冊封,位居屬國。而日本則較早地萌發了與中國對等的意識。

早在公元607年和614年,聖德太子就借兩次向隋朝派使節之機,強調與中國在政治上的對等。他改變了以往向中國請封和朝貢的慣例,第一次出使時遞交的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無恙”, 第二次遞交的國書則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日本以“日出處天子”和“東天皇”自居,試圖跟中國平起平坐。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後向高麗、日本、安南、爪哇等國派出使節,以圖重建以中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到了明朝第三代永樂皇帝時，前來朝貢的已有30余國。高麗是最積極的響應者。1392年,李氏王朝的開創者李成桂在得到明王朝批准後,改國號為朝鮮。1401年, 李氏王朝的第三代太宗正式被明朝皇帝冊封為朝鮮國王。差不多同一時期,日本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以“源道義”的別名從明朝那裡得到“日本國王”的冊封。這是日本統治者首次正式從中國皇帝那裡得到冊封。1403年, 足利義滿向明永樂帝上表稱“日本國王臣源表”,公開向明朝稱臣。不過, 足利義滿並不是象朝鮮那樣真心臣服明王朝,而是為了經濟利益。他拿到名為“勘合符”的貿易許可證,以進貢和接受賞賜的方式開展與明朝的貿易。

    到了16世紀末, 豐臣秀吉結束戰國時代實現了日本統一之後,居然異想天開地要征服明朝。他逼迫朝鮮做“征明嚮導”,遭拒後發動了侵朝戰爭。占領漢城後,他發表了下一步戰爭計劃:征服明朝後,讓天皇遷居北京君臨東亞;同時讓自己的兒子分別成為日本、中國、朝鮮的實際統治者。不過, 豐臣秀吉的大膽是因為他的無知,他不了解當時日本與明朝在國力上的差距。

     滿清是不是“中國”?    

如果說豐臣秀吉的莽撞僅僅是出於不自量力,那麼明朝的滅亡則真正使日本開始懷疑中國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優越地位。滿清王朝統一天下後,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對“中國”或“中華”提出質疑:蠻夷統治下的中國還是“中國”嗎?

當時一位叫山鹿素行的學者寫了一本《中朝事實》,公然提出了日本才是“中國”的論點。他說的“中朝”就是“位於世界中心的王朝”之意。山鹿更進一步把“中華”和“中國”的稱號加到日本頭上,而將中國貶為“外朝”。

“愚生於中華文明之土,未知其美,專嗜外朝經典,愛慕其人物。何其愚鈍,何其喪志!”

大意是我自己就生於中華文明之地(即日本),卻不知其優越,反倒攻讀外國(即中國)的文獻,敬仰其人物。這是多麼愚鈍和沒有志氣啊!

    山鹿素行把“中華”和“中國”的稱號從中國頭上摘下來,改扣到日本頭上。這一做法給後來的日本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甲午戰爭後,日本人無視中國的再三抗議,把“支那”這個蔑稱用了長達半個世紀, 山鹿素行可以說是元兇。

江戶時代,更有學者把矛頭直接指向了中國思想本身。被譽為日本國學大師的本居宣長曾批評山鹿素行說:“稱日本為中國,無非是跟漢國人把自己尊稱為中國或中華一樣,是羨慕漢國人的一種表現。”他把中國思想貶低得一無是處:“唐國的所謂‘道’歸根到底不過是兩點,一個是怎樣篡奪別人的國家,再一個就是怎樣不被人家篡奪。”

江戶時代對中國尚存敬意

在江戶時代,儘管出現了與儒家思想針鋒相對的“國學”,但德川幕府始終把儒教作為官學,諸藩也是一樣。武士的基本修養也是儒教。對他們來說,儒教不是多種文化中的一種,而是文化本身。中國就是創造了這種文化並嚴守聖人君子的先王之道和禮樂制度的“中華”,所以是最值得尊崇的對象。

1751年,一艘中國船飄流到八丈島,幕府官員前往救助。官員見到中國船長抑制不住興奮心情:“此方人士無不欣慕貴邦文物,今天賜良緣有幸為君接風,真是喜出望外。”對中國的崇拜不僅局限於武士階級。1854年,一個叫菅野八郎的農民到靠海的神奈川旅遊,當時正趕上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率艦4艘前來逼日本開國。菅野八郎聽到當地人把美國人稱為“唐人”,便大聲指責說:“唐土是日本之師國,值得尊敬。怎麼能把美國逆賊稱作‘唐人’,愚蠢!”

為數不多的民間往來也使一些日本人親身感受到中國和中國人的仁慈和大度。據日本學者的研究結果顯示,德川幕府實施了二百年的閉關鎖國,其間有119起船民飄流海外的事故。飄流到菲律賓的船民大多遭到當地居民的襲擊,衣物和金銀被搶走,本人遭受奴役驅使。與此相比,漂到中國本土的日本人則受到官府的保護和民眾的熱情接待。日本學者分析其原因,認為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人作為大國國民的寬容和儒家同情弱者的惻隱之心,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開拓中日貿易。這些船民回國後,傳遞了不少有關中國的信息。比如,有個叫岡野的農民用船運米遭遇大風,飄流幾個月後被中國船營救,在廣州住了四五個月。他讚揚了廣東的富裕和繁榮，說廣州“諸事自由,”是過日子的好地方。還形容當時的中國“眼下年號康熙，天下太平。”

鴉片戰爭與“中華”之命運

    鴉片戰爭以前,日本的有識人士大多認為清朝是世界少有的大強國。這種認識鴉片戰爭前後逐漸發生了變化。

當知道大清輕易地敗在英國手下,薩摩藩主島津齊彬感嘆到:大清“真柔弱之國,”“早已病入膏肓,無方可醫。”

日本國內很多人認為日本難以獨擋歐美列強,應該利用中國、朝鮮的土地和人口資源來對抗。但對利用的方式卻意見不同。有的主張聯盟，有的主張侵略。

明治維新6年前的1862年,日本派了51人的調查團乘“千歲號”前往上海,目的是能否建立兩國間的正式關係以對抗西方。

一行人最感到震驚的是連孔廟都成了英軍的兵營。“清人盡為外國人驅使。英法人走在街上,清人皆迴避讓路。”租界內歐美各國的商館林立,上海港停泊着數千艘軍艦和商船,一幅繁榮景象。舊城區卻到處是垃圾和糞便,臭氣熏天,幾乎無法落腳。

清軍已經墮落到“軍中皆食鴉片”的地步,這讓日本人看到了可乘之機:“我一人可敵彼五人。若率一萬騎兵征彼,則可縱橫清國。”

明治維新成功前後,福澤諭吉、澀澤榮一、岩倉具視、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久米邦武等著名人士分別到上海和香港等地考察。這些人後來在明治政府的政治、思想、實業和學術各領域成為領袖人物。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極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的對華政策。

後來成為著名實業家的澀澤榮一這樣記錄了他在上海見聞:黃浦江沿岸外國館舍毗鄰接次,拉電線設了瓦斯燈,栽花種樹,道路平坦,歐洲風格可略見一斑。城內則臭氣刺鼻,路兩旁淌着污水,乞丐們成群結幫地叫討,商人坐轎從中穿過。古玩店裡也看不到像樣的珍品,窮人穿着滿身污垢的衣服。歐洲人對中國人如對待牛馬一樣,呵叱加棍棒。我等在街上漫步,當地人聚集在一起喧譁並堵塞了道路。英法兵一來驅趕便一鬨而散,不一會兒又聚攏過來。東洋享譽盛名的古國,其人民眾多土地肥沃非歐亞各國所能比,卻因循舊政,日陷貧困,實在可惜!

久米邦武也對上海寫下了類似的印象。

   城隍廟一帶的繁華與東京的淺草相似。賣盆景的店很多,中國人跟日本人一樣喜歡花卉。然而,沒有人清掃,到處都被塵埃覆蓋。湖心亭四周的池水腐敗發臭,顯出中國人不愛清潔。日本人以為中國人都喜好文墨,崇尚古董書畫,京都和大阪的商人陸續前來採購。然而購得的卻多是偽劣次品。清國學風低迷已久,雖高名之士,其才藝也未必值得敬重,更何況商家的庸俗書畫古董呢?

看到中國如此敗落,日本國內要取代中國成為亞洲霸主的情緒急劇膨脹。他們不再滿足於僅僅停留在對華夷秩序的拒絕上，而是要徹底破壞這個秩序，建立一個日本當盟主的新秩序。

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實現了宿願。1895年4月簽署的下關條約第一條便規定廢絕中朝宗藩關係:“清國確認朝鮮國為完整無缺的獨立自主國家”，“將來完全廢除朝鮮國對清國的貢獻典禮。”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就此徹底瓦解。

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曾經說過:“日本人有個特點,一旦發現了自己所尊敬的人有缺點,就會加倍地輕蔑。”甲午戰爭後的中國正是這樣一個被日本人蔑視的對象。他們拿到巨額賠款並獲取了新的殖民地－台灣。興奮之餘,日本也回贈了中國人一個“大禮”,即“支那”的稱呼。而且,一叫就是五十年。對日本人來說,“支那”的最大意義就在於它標誌着“中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時過境遷,中國重新跨入世界大國的行列。有些日本人自然要恐慌了。“莫非‘中華’真的要重現?”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心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位日本學者才會對中華世紀壇的鐘聲感到難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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