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燭殘年的陳獨秀

朱 洪

    他是中共的創建人之一和早期領導者，被中共開除後又以“中共領袖”的身份遭國民黨逮捕；他是一個蓋棺而不論定的人物，毛澤東曾說：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

    商議回黨

    1937年9月12日，陳獨秀、潘蘭珍拎着大包小箱，擠在逃難的人群中登上開往漢口的輪船。在船上，陳獨秀思考寫一本抗戰的小冊子。

    不久，羅漢風塵僕僕地找上門來。

    羅漢8月底離開南京，作為陳獨秀的信使，在南京傅厚崗葉劍英、李克農手中領了路費及到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信，和李俠公於9月2日到西安後宰門旁邊的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黨代表是林伯渠，認識羅和李。羅漢北伐時任四軍政治部主任，打南昌時四、六軍配合過。李俠公1899年生，這年39歲，貴陽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1930年在上海被捕，出獄後與黨失去聯繫而脫黨。

    經過長征，林伯渠頭髮鬍子幾乎全白了，但身體很硬朗。林伯渠說，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見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只是脾氣太倔。如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希望他站在大時代的前面，過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無需再費筆墨唇舌去爭辯。 

    林伯渠即給延安拍電報，請示中央，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獄，願意回到黨的領導下工作。弟意中央為集中整個力量着眼，可聯合他們回黨工作。

    七賢莊旅館，有幾座西式庭院，又寬敞又安靜，羅漢便和李俠公住了下來，等候回電。當晚，剛從太原來陝的王若飛來看羅漢。談到陳獨秀，王若飛非常關心，說：“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則可隨同南下去晤獨秀一次。”王若飛在中共六大上提名陳獨秀為中央委員，被否決，自己差點兒被打成反革命。1931年夏，王若飛回國，任中共西北特別委員會特派員，同年11月在包頭被捕入獄，直至1937年4月才被黨組織營救出獄，此時任陝甘寧邊區宣傳部部長。

    9月10日，接到林伯渠電報後，毛澤東和張聞天商量，給林伯渠發了一個電報，提出陳獨秀回黨工作的三個條件：“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的全部理論和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見到中共中央電報後，羅漢不虛此行，急忙趕回南京。到南京後，才知道陳獨秀去了武漢。在傅厚崗，羅漢見到了博古、葉劍英。他們告訴羅漢，陳獨秀去武漢前，和葉劍英、博古談過一次話，以後又和葉劍英單獨談過一次，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博古說：  “本想和陳獨秀談一次，但因為自己黨齡太淺，與獨秀個人沒有私人接觸，恐難於談出任何具體結果。如果由潤之來談也不適宜，因為他們兩人的個性都很強，都有鬧翻的危險。不如候周恩來南下後，約他一同去談，成績或者會圓滿些。且不久必武會回武漢，他自然和獨秀先行交換意見。”

    博古三十來歲，自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至遵義會議，任中共中央總負責。

    聽了羅漢的前後敘述，陳獨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項條件”，說：  “前一條我已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說着，陳獨秀找出一份手稿，上面寫道：“陳獨秀，字仲甫，亦號實庵，安徽懷寧人。中國有無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陳獨秀曾請包惠僧將聲明交《中央日報》總編輯程滄波，他答應幫忙，但沒有刊登。

    一天，羅漢偕董必武來見陳獨秀。談到“三個條件”，董必武說：“我勸你還是以國家民族為重，拋棄固執和偏見，寫一書面檢討，回黨工作。”陳獨秀說：“回黨固我所願，唯書面檢討，礙難從命。”董必武見陳獨秀任性，不好再勸。事後，陳獨秀寫了關於抗戰的七條綱領交給羅漢，請他去南京找博古和葉劍英。博古對羅漢說，陳獨秀的抗戰七條綱領和中央路線並無大的分歧，但根據中央電報，陳獨秀還要有一個書面檢查。

    毛澤東見陳獨秀遲遲不寫檢討，11月12日發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時，說：“1927年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於失敗。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

    武漢演講

    1937年10月2日，星期六，陳獨秀寫了一篇短文《從第一雙十到第二十六雙十》，由《宇宙風》雜誌刊出。

    一日，華中大學學生會的許俊千和同學焦傳統找到陳獨秀住的四合院，請陳獨秀演講。陳獨秀低頭沉思了一下，點頭答應了。記得1920年年初，自己二月在武漢演講，回去為了躲避抓捕，逃到上海，接着創立中國共產黨。說起來，那次武漢演講，是自己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因為離學校只有幾百米，約定了演講的日期後，客人告辭出門。

    10月6日早晨，許俊千和焦傳統到了雙柏廟后街26號，接陳獨秀去演講。陳獨秀為了演講，特地穿了新的長袍、布鞋。潘蘭珍整理了一下陳獨秀的衣領，客氣地對許俊千兩人說：“同學們慢走。”怕其他人圍觀，許俊千和焦傳統帶陳獨秀走女生宿舍後側進了武昌華中大學大禮堂。這天，武漢文化界也想邀請陳獨秀去演講，因和華中大學事先約好，陳獨秀推辭了。

    陳獨秀上了講台，掌聲不絕，窗前門後，擠滿了人。陳獨秀說了一聲“大家好”，便開始了《抗日戰爭之意義》的演講：“全國要求的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了。為什麼要抗戰?一般的說法，是因為日本欺壓我們太厲害。這話固然不錯，可是，未免過於膚淺了，一般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應該明了更深的一點的意義，抗戰不是基於一時的感情，而有深長的歷史意義。”

    陳獨秀的講話，不斷地引起熱烈的掌聲。結束時，許俊千等人請陳獨秀走後門回家。在校園，陳獨秀精神很好，流連忘返。四處觀望，想到了自己在北大的日子。

    到了家，潘蘭珍請許俊千等進去坐，許俊千見陳獨秀的書桌上有紙筆，想請陳獨秀題字，但又不好開口。出門時，還是忍不住說了。陳獨秀滿口答應，因家裡沒有現成的紙，說：“你去弄點宣紙來。”許、焦二人在外面買了幾張宣紙，並在小紙上寫了“敬求大筆，賜許俊千”字樣。陳獨秀囑他過兩天來取。焦傳統也留下了名字。陳獨秀給許俊千題了“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給焦傳統題了四字橫聯。他們來拿書法作品時，陳獨秀和他們說了幾句話，其中說，中國的歷史書太少，只有夏曾佑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上下冊可讀。

    畢竟坐牢久虧，從華中大學演講回來，陳獨秀就病倒了。雙十節前一日，淅淅瀝瀝下起雨來，雨水順着屋檐往下淋，天空灰暗一片。這時一位陌生的年輕人撐着雨傘敲門，見潘蘭珍開門，忙拿出名片。原來是《抗戰》周刊記者，他站在門口，打着傘說，因為明天是國慶節，所以今天冒雨來採訪陳先生。陳獨秀見記者上門，忙穿衣起床了。記者問了一些集中現金、徵集壯丁的問題後，問：“聽說陳先生要辦一個刊物，確否?”陳獨秀說：“沒有這個意思，現在各派雜誌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辦刊物呢?”  “報紙上說，陳先生今後要去做文化運動，不做政治運動了，是不是呢?”  “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做官，但政治運動則每個人都應該參加的。”“明天是國慶日了，陳先生準備發表一點東西嗎?”陳獨秀說：  “武漢日報約我寫一篇國慶論文。打算只寫幾百千把字就夠了，這個時候，沒有人願意看長文章。”說了一會兒話，記者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六點鐘，便起身告辭。他還要過江呢!

    閒時，陳獨秀給濮德治寫了一封信，說：“我無時不念兄，而兄忘念我耶?……故鄉非久留之地，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也。”

    11月中旬，濮德治來到武漢，在武昌雙柏巷找到了陳獨秀。陳獨秀見濮德治來了，十分高興，遞了《宇宙風》第49期給他看，上面有《實庵自傳》廣告，稱之為：“傳記文學之瑰寶。”陶亢德來信催陳獨秀按時寫下文，但陳獨秀只打算寫到北伐以前。因為以後，涉及共產黨內的意見分歧，屬於黨內機密。而且，不能每期連載，需要慢慢寫，如果陶亢德逼自己每日寫多少字，一定要粗製濫造，他就情願不寫。

    這個時期，陳獨秀在武漢到處演講，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掃蕩報》刊登了陳獨秀在華中的講演稿後，因為內容和國民黨當局的政策有偏差，有關方面下令“暫緩登載”。陳獨秀知道後，很不愉快，演講的熱情冷淡了下來。

    12月24日，吳甲原到陳獨秀家，看同鄉王凡西。吳甲原是個畫家，喜歡名人字畫，請陳獨秀題字。陳獨秀正在氣頭上，寫了“公理沒有強權，便是無力的廢物；強權不講公理，終於崩潰。題贈甲原先生”。

    和吳甲原同來的一位青年，也請陳獨秀賜墨寶。陳獨秀寫了“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漢奸”風波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錶王明與康生、陳雲等自蘇聯同機飛抵延安。王明到延安後第五天，在《解放》日報發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鬥爭的新時期》一文，稱“日寇偵探機關……首先是從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當中，吸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幹部”。半個月前，《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希望他“重振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中來”。於今，《解放》的調子突然轉了180度。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談到毛澤東、張聞天代表中央提的與陳獨秀合作抗日的三項條件，王明反對說：“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針對會上“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駁，王明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他們是領取日本津貼的漢奸、殺人犯……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當時，蘇聯正在審判布哈林、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反蘇聯聯盟案”。當時，毛澤東提出的抗日十大綱領，明確除了漢奸，都是團結聯合的對象。所以，王明一口咬定陳獨秀就是漢奸。

    政治局會議結束後，王明當上了書記處書記，毛澤東雖然仍然是書記處書記，但沒有明確誰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王明到武漢主持長江局後，1938年新年伊始，剛創刊的《新華日報》及《群眾》 《解放》雜誌突然登出許多文章，說陳獨秀是“托匪漢奸”、  “托洛茨基匪首”、“日寇偵探”等。其中，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第30期上發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陳獨秀當日寇偵探的“事實”：

    1931年“3·18”事變，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 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貼，待有成就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  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了……

    1938年3月16日，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錫朋、梁寒操、周佛海等人在《大公報》《武漢日報》發表信函，為陳獨秀鳴不平。信上說，“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特此為表白。”《新華日報》發表短評，針對王星拱等人來信，謂“此風不可長”。

    民主人士沈鈞儒也在漢口《大公報》上發表文章，不贊成給陳獨秀扣上漢奸的帽子。  《新華日報》發表短評《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說這個問題“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為為斷”。

    陳獨秀看了這個評論，很生氣，寫了一封《給??新華日報??的信》，說：“我如果發現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嚴重問題，絕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當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失；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着你們牽着鼻子走，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是這樣嗎?!”後一句話借用了1936年魯迅批評托派的話。

    《新華日報》未發表陳獨秀給《新華日報》的信，3月20日《掃蕩報》將該信刊登。

    次日，《新華日報》寫短評說：“以曾經是中國托派首領身份的陳獨秀，聲明他今天未參加漢奸黨派……在托派漢奸已經成為全國人民公敵時，陳獨秀有這種表示，足見其尚有羞恥之心，這是值得贊同的事……可是，他仍然不願意起來反對他過去的夥伴和部屬，不願意起來反對那些喪盡天良的托派漢奸，而且還力為洗刷辯護……不能掩飾陳獨秀的不願反對日本間諜的托派漢奸的本意，這首先是因為陳獨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與托派漢奸聯結在一起不是沒有理由的。”

    同時，《新華日報》刊出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敘述了他們三次和陳獨秀會見的經過，重點說明陳獨秀始終不願公開表示脫離和反對托派的情況。

    陳獨秀將1937年11月21日給陳其昌的信公開發表後，關於陳獨秀是否漢奸的問題，終於安靜了。周恩來深感這次風波不利於團結民主人士一道抗日，多次托人到陳獨秀寓所，勸他“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徐特立4月約何之瑜(何資深)從長沙到漢口，調解這場筆墨官司。徐特立本人也見了陳獨秀，勸他說：“事情是解決了的。”

    4月8日，陳獨秀給長沙化名賀松生的何資深去信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一日，他們自己既然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在漢口及香港的外圍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誣衊……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賬。”

    何之瑜2月初寫信邀陳獨秀避住長沙，陳獨秀擔心鄉間土匪多，寫信稱“湖南非樂土”，沒有答應。

    因為康生的文章中幾次提到羅漢有漢奸行為，羅漢寫了一封《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4月24日在漢口《正報》發表，他在信上說：“康生君一文，真可謂極盡誣衊造謠之能事……以這樣嚴重的賣國談判，參加者又有當時政府要人在內，而其結果，乃以300元成交。真可謂廉價之高峰……康生君說去年六七月間我和獨秀曾與美國偵探接洽，先生們，你們只管造謠高興，竟連陳彭那時尚在南京獄中的事實也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此事後來傳到晉察冀阜平聶榮臻的司令部，蕭克說：“康生在延安發表過一篇文章，說陳獨秀是漢奸，每月從日本人那裡領取300塊大洋。”聶榮臻沉默了一下，說：“陳獨秀是300塊大洋能買到的嗎?”